yingyinc 2017-5-10 07:30
致命的上瘾文化：放纵、孤单、缺乏爱
致命的上瘾文化：放纵、孤单、缺乏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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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侯士庭
在一个拒绝痛苦的社会，广义的鸦片盛行：咖啡瘾、烟瘾、酒瘾、性瘾…人们认同可以对一些娱乐产生“依赖”，例如打牌、看球、运动或吸毒。“放纵”、“孤单”、“缺乏爱”，是现今吸毒文化的肇因。越专注个人幸福，它越容易消失；可靠的幸福处方就是为别人活。
“上瘾”已经变成这个时代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其中毒品滥用对健康危害尤巨。但是，有关成瘾和治疗瘾癖的整个领域却充满了困惑。若要认真讨论如何追求幸福快乐，却不尝试了解毒品议题，是行不通的。
虽然这在与幸福相关的议题上占有中心位置，但令人感到希奇的是，只有极少数的教会关注毒品成瘾与滥用的问题。在大学里也是一样，虽然哲学界在传统上很注重幸福的意义与幸福人生的重要性，但对这时代的毒品危机居然也默不作声。这样的静默显露出成瘾的真正问题所在，那就是我们拒绝面对人类的真实光景——充斥着各种需要和恐惧。
现今世界在毒品使用上的混乱，源于我们在这冷漠、爱算计和科技挂帅的社会中，压抑自己的情感。除了毒瘾最为严重之外，我们也使用着广义的鸦片，例如茶瘾、咖啡瘾、烟瘾、酒瘾、性瘾、赌瘾等各种瘾头。我们的社会变成了一个抑制痛苦的社会，人人都认为自己“有权利不受痛楚而拥有健康、享受快乐”。整个社会都认同人可以对一些活动或娱乐产生“依赖”，诸如填字游戏、打牌、看球赛、做运动、开派对、看电视、买彩票、服用止痛药、饮酒、使用安非他命，以及冒更大的风险尝试迷幻药和麻醉毒品等等。
追求快乐是人类行为的基本动力之一，而且是完全正常的；享乐能帮助人抵抗无聊、沮丧和冷漠；不过，如果过度追寻享乐，将此当作每日行为的一部分，享乐本身就会扭曲人的情绪。就像其他任何事物一样，享乐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人们假设享乐是一项权利，那就很容易滥用它。

许多艺人在毒品中沉溺
梦想被苟活的忧惧推到一边
如果我们开始在当代世界追寻幸福，流行歌曲的歌词可以提供不少内容帮助我们了解大众文化。爱情，向来很容易成为流行歌曲的主题，它经常被“放大”，甚至让人以为能胜过实际的问题。流行歌曲也不经意地传达了大众文化中的一些信息，例如性滥用、对女人的性剥削，或是描绘如何耗尽人生去追求虚无缥缈的东西等等。
浪漫音乐创造出属于它自己的扭曲幻觉，使人进入梦想，再经历挫折，最后感受到绝望。因为将生活理想化，对生活作了不切实际的期待，这些要求无法满足就会产生挫折感，最后导致堕落、绝望。所以，我们透过这些追求幸福的歌词进入日常生活，将会看见许多的追求往往是一场自我挫败的游戏。
美国摇滚歌星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是20世纪最受欢迎的歌手之一，他的歌传达出一种信念：平凡人也能为自己找到真实的东西。对许多人来说，他代表一种“真实”，代表许多人渴望拥有的重要价值。他不满资本主义在这个不幸福的世界里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他称颂“平凡”而非“特殊”，他歌唱的都是平凡的生活，以及普通人对生活的厌倦和疲乏。
人们追求幸福的普遍经验是，起初爱情与自由好像很相容，但后来的现实却不是这样：如果我的女朋友也拥有自由与爱情，那么，她对自由的追寻就可能使她从我身边飞走，我便失去了爱情与自由。斯普林斯汀的歌继续听下去，就会发现更深的迷惘。他先是看见发生在他父亲身上的一切而感到深恶痛绝，说：“父亲一生经历了太多挫败，他失望透顶，完全不能接受我有梦想、有机会；父亲认为我想要的东西都愚不可及。”
在《雷霆路》（Thunder Road）这首歌里，他说：“答案就是走出去，走到街上，走到人群中，最后驾一部马力十足的汽车扬长而去。”这个行动是奔向自由的象征。在20世纪60年代，对许多人来说，僻静的巷弄、汽车的后座，都象征着性自由的开始。
但是，“当美梦幻灭”、“遥望星空”的时候，跑车飞驰的快感，来得容易，失去也容易，最后陷入绝望的危险。斯普林斯汀下了一个结论：“人，生来就要奔跑。”他唱道：“白天，我们在街头汗流浃背，为了疯狂的美国梦；夜晚，我们在自我毁灭的机器中，穿过壮丽的高楼大厦。”但是，“公路上挤满虚弱的英雄，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因为，“你穷己一生，等待一个从未到来的时刻。那么，就别再浪费时间等待了。”人的决定会影响他们的人生道路，但他们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你自行决定，你随意尝试。至终却要为之付上代价。”
这种“平凡人缺乏生活意义”的印象，在斯普林斯汀后来的专辑中表现得更加深刻。但它们还是神秘地抓住一个信念：也许在某个地方，还是有什么东西可以相信。然而，在生活的压力下，崇高的希望被摧毁殆尽，梦想被苟活的忧惧推到一边。最终，暴力、罪行、监狱、破碎的人生，变成了他歌曲中最突出的主题。
这样的信息越来越清楚，起初是将性爱解释成个人自由的表达，接下来是对性爱的渴望到了成瘾的地步，但彼此之间却毫无承诺，这就导致对肉体的需求更加渴望，最后变成一种脱不开的捆绑，变成不自由了。人在绝望无助的心境下，很容易陷入滥用药物或毒品的景况。

鼓励吸毒的文化
吸毒者一开始为什么会接触毒品呢？他们说，主要理由是尝尝看、过一下瘾，或是出于好奇，或是因为朋友都会；还有一些原因可能在一开始甚少被提及，那就是一旦上了瘾，所引起的痛苦和伤害逐渐浮现之后，所有的人生悲惨就倾巢而出，诸如自身的孤单感和疏离感、失去家人的支持、对别人失去信任等等，这些都是使人愈陷愈深的开端。
吸毒者为满足毒瘾，常被迫从事犯罪行业，带来更大的问题；随着时间过去，服用毒品的快感会慢慢消褪，最后，吸毒者就要面对毒品对情绪造成的严重副作用，以及想努力除瘾的挣扎痛苦。吸毒者通常不了解，这种需索强烈快感的欲望，是因为他自己原有的性格失调而导致的。人很自然地会把自己的家庭背景“正常化”，却未体认到自己可能因为缺乏爱、与父母不亲近、没有情感上的庇护和安全感，而对自己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很多人也不了解，电视和各种大众媒体如何运用大量的刺激天天轰炸我们、影响我们。
吸毒文化是对更广文化的一种直接响应。人们学会了不加批判地接受一种观念——“做你自己的事”，并且用宝贵的生命去做实验以开发自己的私人世界。这种观念直接导致文化的转变——大多数人生存于其中的一般的、与道德无关的文化，变成一种令人难以自拔的吸毒文化。
我们渴望接触到“真实的”东西，我们渴求能更多意识到自己的良知，我们坚持有更大的自由，我们对这个“喜欢速成”的社会感到不耐烦，我们认为自己有更深的潜能……这种种的想法也是间接促成近代吸毒文化的因素。
如果吸毒文化是从更广的文化中萌芽的，那么，这个更广的文化必须改变，才能让人们对毒品的依赖性逐渐消失。如果我们想看见毒品充斥的现象消失，就必须切实地检视商业广告、电视和政治宣传的整个气候，因为吸毒成瘾也是人们对整个社会、思想和生活的一个控诉方式，甚至也是对世俗化、肤浅的信仰生活所产生的另类控诉。
可惜，西方文化一直不去做根本上的改变，反而以一种典型的方式来回应毒品的问题，就是寻找“正确的工具”来解决问题。政府自然是选择从政治上来解决，最明显的方法就是打击毒品的制作与流通系统。这在20世纪60年代的土耳其发生过，也在70年代东南亚的金三角和80年代的哥伦比亚、秘鲁、玻利维亚发生过。许多机构呼吁大众要注意家庭破碎、家庭丧失社会角色等问题，还有一些机构已挑起更艰巨的担子，试图消除人们的烟瘾和不当的饮食，并传递健康、正确的观念与态度。
当代困境：“放纵”、“孤单”、“缺乏爱”
不过，许多方法都没有掌握到成瘾的根本原因，也没有正视城市化、科技的力量、攀比心态对大众造成的可怕影响。只要人们继续追求享乐、继续相信自我陶醉的自由、继续缺乏对弱势群体的关怀，社会上的各种成瘾现象就会有增无减。
当代困境中最致命的因素是“放纵”、“孤单”、“缺乏爱”，它们形成了一份有毒的混合物，这是现今吸毒文化的直接肇因。放纵的意思是“没什么不能做的”，而在一个缺乏人性的世界里作宇宙孤儿的感觉，则会引致强烈的绝望，这时，所有标示人类正常行为的界线（刹车线）就会开始消失。
最先消失的是“个人行为的界线”，随着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冲动，界限被一一破除；本来饶富意义的讨论及其依据的界线一旦消失，人便无所依附，好像航天员那样，整个人漂浮在无重力状态中。接下来被冲击的是“人格的界线”，人经历到身、心、灵的分隔，好似自己真的被挤出界，使理性认知不再连贯，自己与内在的情感也脱了节；而别人看起来又真又假，彼此的承诺显得空洞。
格洛丽亚就有过这种经历，她深深感到自己变成了一个陌生人，对周遭的人更是如此：“我被自己的情况弄得很糊涂，也被自己弄得很糊涂。到底是谁和谁在那里冲突？自己和自己，成了两个不同的身份，这怎么解释呢？哪一个自己是真正的我？这两个自己不停地对话、辩论、彼此争权，一个提议一件事，另一个就企图拦阻；一个显然是良善的，另一个则不是。最恼人的是，虽然这种争斗都是在我里面进行的，都与我有关，但我却无法控制。我怎样才能达到自我合一呢？我如何应付同一个身体中两个相争的心意呢？
然后，我感觉自己毫无价值的这种痛苦，淹没了我，泪水流到干涸，而我瞧不起我的眼泪。别人应得的，远远超过我能提供给他们的。有时候，我好想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渴望到一个地步，连我的心都感到疼痛了。其他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即使阳光普照、事情顺利，我却仍然一味沉溺在自省中，于是，我再次坠入那种难以表达、侵蚀人心的情感里面。我感觉烦躁焦虑、不满足、受羞辱，觉得自己像个贸然闯进人类生存领域的入侵者，活得力有未逮、一无是处，简直无药可救了，因为我不管做什么都弄得一团糟。
即使是很珍惜的爱情经验，也都一个个化成灰烬，亲密的关系反而变成了一种侵犯。我挣扎在追求纯洁和公义之中，也挣扎在享受罪中之乐的诱惑之间，充满了挫折感。为什么我必须一直被不完美所捆绑呢？”
像这样的思绪，大部分人是不敢这么清楚表白的，也不会写进日记里。然而，这些都是存在于内心的真实状态（尽管人们并未认识到），以混乱、愤怒、渴望、绝望的各种姿态出现。但是他们仍然不断地微笑和装腔作势，表现得好像这些感受并没有在他们身上发生过；他们对别人耍手段，知道别人也在与他玩花样，偶尔，面具裂开了，再换上一副新的面具。

1960年代纵欲和吸毒成为流行文化
吸毒是通往灵性世界的冒牌钥匙
在20世纪60年代，那副新面具就是“任意的爱”。那时代到处喷发着“爱”，好似喷洒芳香剂一样，有“做爱派对”，无节制的纵欲，也有以延伸家庭或以社团之名而出现的集体式爱情。与这种“任意的爱”并行的是“绝对的自由”——“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随时、随地与自己喜欢的任何人，做自己喜欢的任何事。任意的爱与绝对的自由，会产生绝对的怠惰，完全不依时钟作息，想睡的时候睡、想吃的时候吃，随便嗜啃零食，紧随而来的，就是经历完全的贫困缺乏，在离开老爸的信用卡所筑成的安全网之后，靠自己挣扎着活下去。
这种抛弃界线的生活方式，替那些寻求绝对享乐的行径大开方便之门，使教育被丢在一边、道德完全销声匿迹，而新的感官能力却被“化学奇迹”开启了，并导向一个所谓“极乐的境界”。毒品所引发的“奇迹”让人发现了“第六感”，反倒让原本正常的知觉被视为“盲目”了。
这好像是另一个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这场革命被现代人称为“意识的扩张”，但可悲的是，吸毒者不知道这其实只是“意识的移位”，而非真正的扩张，它早晚会将人引向萎缩与死亡，一场由过量所带来的毁灭。
凯文就是在这种吸毒文化中走上了这条道路，他不像前面所形容的嬉皮士那样吸食过量，他只使用少许毒品。凯文在主日学里听过耶稣基督，十二岁信主，但他目睹过的基督教模式令他很失望。他过着沉闷的中产阶级生活，又肤浅不知反省；这种生活方式是比他“更行”的人已经安排好的，非常表面化，禁不起一点检视。结果，凯文开始探讨其他的宗教，因为那些宗教似乎比他在教会和家里接触的基督教“更有深度”，于是他沉浸在存在主义文学中。
德国作家黑塞所著的《流浪者之歌：悉达多求道记》（Siddharta）引起了凯文对佛教的巨大好奇心。辞掉了工程师职位后，凯文远赴东方求道。在阿富汗，他成了吸毒文化的一分子；在印度教的一处修行所，他学习瑜珈和冥想。“他们给我开启了一个我前所未知的精神方面的现实世界。许多旅伴都在追求生命的灵性意义，而这正是我的背景中付之阙如的。我记得，当看见一些聪明的年轻人坐在大师脚前，吸收所谓的‘属灵真理’、聆听着《薄伽梵歌》那种故事，却完全拒绝看圣经，认为圣经不过是神话时，我不禁大感讶异，因为那些大师所说的故事虽然引人入胜，却只是前科学时代的作品，并非完全能信的内容。”这让凯文警觉到，有一些界线是他不愿意跨越的。他又补充道：“当时那些不设任何界线的人，现今已不在人世了。”
LSD迷幻药曾让凯文得到一些灵性方面的经历，即所谓的“意识到神”，这是当时他与一些朋友共同关注的事。但即使在那时刻，“我知道这也许是一个不该用的冒牌钥匙；或许是因为我还没准备要领受这种经历，又或许是因为灵性上还没预备好要进入内在世界。”
后来，凯文开始看到，从正常用药转变成滥用，这个转变本身其实就是把药物从感觉的门径，变成了逃避现实的方法。在一些委身与上帝同行的基督徒朋友帮助之下，他终于明白，借着日常生活中的真实友谊之助来走这条通往上帝的朝圣旅程，远比经由那充满自毁危险的吸毒路径可靠得多。当他回到教会过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之后，就有了更新和更高的敏感度，对生命也有更深的体会，他的信仰也更为整全了。

幸福何时停落在你身上？
愈专注于追求快乐，它愈容易消失
有人曾用老鼠做实验，将电极放在老鼠大脑中刺激快乐知觉的部位，然后把老鼠放在三根杠杆前，如果老鼠压第一根，食物会滑出来；如果压第二根，会有饮料出来；如果压第三根，则会启动电极，令它得到短暂的快感。老鼠很快就学会区分这三根杠杆，然后，它们就只不断地压那一根带给它们快乐的杆子，直到自己饿死、渴死。
快乐的刺激法实际上杀害了它们！因为这种方式能让它们直接得到强烈快感，所以就不处理饥渴之苦。这是“直接索取快乐”背后的根本错误！一心只想追求快乐，等于是忽略了人性中本来拥有的丰富与层次。
单单以寻求快乐作为目的，会错失作为一个人的各种意义。患有性神经官能症的病人，他们无法得到性快感的原因，就是只想直接获得快感。这也正是现今把“性”商品化的结果，它剥夺和污辱了人类的荣美。人一味地为自己制造快乐，最终只导致了自我挫败，真是自相矛盾啊！
这种矛盾是现代文化产生出来的幻觉，使人相信“自我满足”是一件可以推销的产品，可以和“恰到好处的芳香剂”、“合适的职业”、“对味的配偶”、“合用的汽车”等产品一起购买！这样一来，反而加速造成了前面提到格洛丽亚所经历过的那种虚空。如果专注于追求快乐这件事，那么，它就愈容易消失或不真实；只有当人摆脱这种专注于自己的控制时，才会得着真正的幸福，也只有在这时候，人才能享有真正的存在形式。
“只做自己的事”至终会导致绝望，因为人无法掌握自己究竟是谁。“只做自己的事”这句劝告很模糊、漫无目的，好像那些长期住在赡养院或疯人院里的人一样，那里至少还有门卫看守着，确保大门紧关；然而，当你大肆挥霍金钱，包养情妇，驾着保时捷跑车“做你自己的事”时，你可是为社会增添了疯狂啊！
幸福并不是人可以掌握和持有的一种商品，幸福也绝不会变成人可以拥有的财产。美国伟大的作家霍桑将幸福比喻为蝴蝶，你追它的时候，它就飞走了；但是你若只是静静地坐着，专心做别的事，它反而会飞来，停在你手上。幸福不是自然就具有的恒常状态；幸福是件额外的礼物，我们从自己的身体、情绪运作的方式，都能体会到为什么这样说是正确的。如果我们一直相信，幸福系于拥有越来越多的东西，就只会助长当今毒品成瘾的社会气候，而长久以来的历史足已让我们看见，奢华风气终必导致衰败，甚至死亡，这是罗马帝国败亡的主因，而现代西方世界如果仍然持续奢华的愚行，也将难逃同样的命运。
这样说来，我们没有幸福的权利；但若我们将注意力转向外在关系时，反而会找到自己的价值。这些外在的关系，包括我们对别人应尽的义务，我们自己擅长的任务，我们为了别人而承担的责任，以及为别人（群体）的福祉而付出和投入情感等等。很多年轻人往往在人际关系上出现困扰时，容易被毒品吸引，以减轻他们疏离感的痛苦。然而，全神地关注自我只会加深孤寂感，把人变成孤单群体中的孤单个人。这样看来，可靠的幸福处方就是为别人活，而不是专为自己活。
（本文摘编自《幸福真谛——寻找人生真满足》，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12月，橡树文字工作室出品，有删减，标题为《境界》编辑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