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7-5-4 18:26
傅国涌|“五四” 的误会
傅国涌|“五四” 的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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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五四” 的误会
原创 2017-05-04 傅国涌 国语2017
【傅国涌按：2008年5月12日，应王东成先生之邀，我在他任教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做过一次回眸“五四”的讲座，那一天正值汶川发生地震。转眼九年过去了，王先生也早已退休，今日“五四”，想起许多前尘往事，念及今日在沙尘暴中的王先生和其他师友。回望“五四”，九十八年后，依然是一笔糊涂账，有多少误会还待一一澄清。此文是根据当时的录音整理，收入去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史想录》中。】
一
以往我们对 “五四”的理解有很多误区，简单地概括一下，至少有这样一些误区，比如：将“五四”单一化，或者一元化的理解为全盘反传统、反儒家的运动；将 “五四”政治化，把“五四”和后来发生的各种政治思潮、政治运动、政治斗争捆绑在起来；将“五四”狭隘化，限定在1919年5月4日学生上街游行以及由此引发的学生和民众运动。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误解，比如说，“五四”是不主张私有制的，“五四”只讲思想、不讲制度，那一代知识分子没有对制度进行讨论……诸如此类，实际上跟“五四”的真实面貌都有差距。
我所理解的 “五四”不仅仅是1919年5月4日发生的“五四”街头运动，而是1919年前后“五四”那个时代，在我看来，“五四”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它只是一个较好的时代，一个次好的时代。而在整个人类的追求当中，大凡追求最好的，它收获的很可能是最坏。这个世界上从来不存在最好的，永远只存在更好的、较好的、次好的，如果这么看，“五四”就是一个值得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时代。我所了解的“五四”不是一个政治的 “五四”，也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的“五四”，而是一个社会的 “五四”、经济的 “五四”，是一个全面的、多元化的 “五四”。我留意过“五四”时代的经济史，发现我们今天追求的民营经济或者说市场经济，在 “五四”那个时代早已是天经地义、不言而喻的，仿佛人生下来就拥有那些权利：可以办企业、办银行。直到今天我们要办一家私营银行，恐怕还有制度的障碍。但在“五四”时代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你有能力、有勇气，甚至不需要巨额的资本，就可以去注册一家民营的银行。民营银行在中国出现是在晚清，进入民国以后，特别是“五四”时代，从1915到1925这十年间，中国出现了大量的民营银行。这些银行有许多是个人创办的。1915年，最早的海归派之一陈光甫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这家银行为标志，中国从南到北有很多类似的民营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最初的本金只有七万元，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小型的银行，但它在很短时间内就发展成了上海举足轻重的大银行。后来陈光甫被称为“中国的摩根”，在美国、欧洲享有很高的声望。所以，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才会派他和胡适到美国去借款，因为他在美国金融界有信誉。作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留学生，他没有资本，也没有显赫的家世，白手起家创办一家银行，而且做得非常成功，创造了很多开金融业先河的做法，包括一元起存，这个在今天看来十分平常的事情，在九十多年前的中国却是一个创举。“五四”时代不仅可以自由办银行，当然更可以自由创立自己的企业。另一个海归派，一代“棉纱大王”穆藕初，回国以后就创办了一系列纺织企业。荣德生、荣宗敬号称“纺织大王”、“面粉大王”，尽管他们创业的起点在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时候，但是他们的企业真正做大、起飞也是在 “五四”时代。那一代民营企业家几乎都是在“五四”时代发扬光大，成为各自领域的大佬，当时很多称“王”的企业家几乎都是民营的。他们在创办企业时不存在任何制度的障碍，好像天生就拥有那样的权利。其实，私有制、股份制、民营企业、民营银行都不是新生事物，在那个时代早已是稀松平常的事情。谈论“五四”不能离开这个经济背景，那确乎是一个社会经济多元化的时代，经济的多元化导致了思想的多元化。
我们现在提起 “五四”时代，往往只看到学生、知识分子，好像那个时代只有这些人似的，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那个时代企业家的声音一点都不亚于知识分子，他们的声音大得很，而且更有实力。那个时代的企业家本质上还是读书人，无论是留学归来还是没有什么学历的，无论什么出身，他们都有共同的特点，对国家和故土都怀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深刻感情，这种感情绝不是今天抵制家乐福的那种感情，它是一种刻骨铭心的与这块土地的连带感，这块土地是他们祖祖辈辈生老病死的地方，他们跟这块土地之间有一种特殊的神秘的联系，他们愿意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这块土地。这种爱国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画一颗五角星在QQ上。今天看来，这些企业家更像读书人，他们的业余时间都爱看书。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当时消遣方式比较单一，虽然那时也有歌厅、舞厅、俱乐部等娱乐场所，但我发现那些成功的企业家，他们的休息时间，特别是晚上常常在做跟国家命运有关、跟文化有关的事，而不是跟娱乐有关的事。我们不能只看那个时代北大的教授们怎么想、怎么做，而应该把那个时代企业家想什么、做什么和北大的师生做什么放在一起，才可以看出那个时代更完整的面貌。
此外，我们不能只看北京这个政治中心在做什么，还要看看省会城市，甚至更偏远的地方人们在做什么。“文学研究会”是在北大发起的，在江苏苏州一个叫甪直的小镇，一个叫叶圣陶的小学教师虽然生活在小地方，他跟北大师生的精神生活却是同步的，他也是“文学研究会”11个发起人之一。因为他有中学同学在北大读书，他们就可以这样连在一起，而北大学生也绝对不会认为叶圣陶只是个小学老师，没有读过大学，只是个中学生跟他们混在一起做发起人有什么不得体。那个时代的人们对这一切都感到很正常。言论自由对“五四”时代的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你想创办报纸、刊物，就可以创办，当然那个时代也有压制言论自由、关闭报刊的事，但是关了可以再开，在法律上没有限制。结社自由在那时也是稀松平常的，如果几个人喜欢谈论某方面的事，想结个社，就可以宣布结社。周恩来们在南开有“觉悟社”，毛泽东们在长沙有“新民学会”。那个时代结社、办报、办刊都是很随意的事情。如果我们过多地把目光局限在“五四”时代军阀统治的维度上，只看到军阀混战，只说外国压迫中国，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包括上海的租界本身也是个悖论，租界在带来治外法权，带来国中之国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加先进的文明，带来了很多新事物，比如说律师这些制度都是在租界里面先示范，甚至是一些非常细小的事，比如街道、道路的整齐，自来水的出现、电灯的出现都是模仿租界，租界有的，就可以克隆过来。包括中华民国作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之所以在中国诞生，租界也是有贡献的，上海的租界保护了革命党人。
“五四”时当政的徐世昌恰好是一个文人总统，而不是一个武人，在他之前，黎元洪也好，袁世凯也好，后面的冯国璋、段祺瑞、曹锟、张作霖这些人，确实都是军阀。虽然徐世昌是从袁世凯的幕府里走出来的，幕僚出身，但是与拿枪的总是有所不同。在徐世昌当总统期间，正好是“五四”的黄金时代。就因为是文人政府，比张作霖这些人要收敛一些，要更为节制。我们知道，“五四”学生运动的手段是很激烈的，把赵家楼烧掉了，把章宗祥打了。这些事在法律上都是可以讨论的问题，并不一定都是爱国行为。而且曹、陆、章是“卖国贼”的这种说法也可以进一步商榷。学生运动本身，就是“五四”上街这件事也是值得反思的。当时在天安门广场集会之后，一部分比较激进的学生直接往赵家楼去了，然后放火、打人，当时北大老师梁漱溟就写文章说这样做是违法的，不是说你在爱国的旗号下面就可以做任何事。爱国不是一种万能的灵药，不能打着它的旗号做法律之外、人情之外、天理之外的事。“五四”已经是一个符号，如果我们把它狭隘化为1919年5月4日那一天发生的事，“五四”的意义就会大相径庭。那一天仅仅是一个外交事件引发的学生街头运动，甚至有过激行为。参与那件事的学生事后也有反思，反省的那些人都成就了他们的历史地位，不反省的那些人祸害无穷。反省的那些人当中有很多做了大学校长、院长、系主任、教授，在学术上很有建树。不反省的那些人后来做了一些我们记不住或者记得住的事情，但都不怎么样。“五四”学生当中，后来做了大学校长的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校长罗家伦、傅斯年，还有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这些人都是比较理性的，在学生当中属于读书多、有头脑的人。罗家伦出国留学，这又回到了刚才讲到过的，当时不仅知识分子关心中国的命运，很多做企业的人也同样关心这个国家。美国留学回来的穆藕初在创业不久、赚的钱不是很多的情况下，竟然计划拿出一笔巨款，一年一万大洋，这在当初是笔很大的数目，建立一个民间的助学基金会，要在经过“五四”洗礼的北大学生当中选五个人，委托蔡元培（胡适、蒋梦麟、陶孟和这些人辅助）物色候选人，最后选出来的人包括罗家伦，还有周炳琳后来是著名的法学家，长期做北大法学院院长，还有康白情……。这五个学生回国后在学术上都有建树。这完全就是企业家发自内心的无偿捐助，不求回报，不是说要借这个事炒作自己，给企业做免费广告。现在很多企业家也会做一些公益事业，但在做的时候会让新闻媒体大肆炒作一番，这个钱化得比广告费的效果好得多，事实上起到了广告起不到的效果。在“五四”时代，企业家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非常默契。穆藕初到北京来，都是跟蒋梦麟这些人游玩，而不是去跟商场上的人或达官贵人往来，企业家心中有一种对知识的敬畏，对精神的敬畏。他们虽然在从事工商业，但在他们的心中文化有更高的位置。那个时代，传统的东西没有失落，中国几千年以来的文化传承到1919年前后的那几年，不仅没有被反掉，而是有非常好的传承。在知识分子和企业家的心中，中国文化温情、美好的一面在他们身上仍保留着，西方文化中进取、向上的一面他们身上也有了。也只有那个时代才有可能产生真正算得上学贯中西的人。他们不仅有很深的中国文化的造诣，而且呼吸到了西方文明的空气。
林毓生先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中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观点，“五四”是全盘的反传统，是要打倒中国的传统文化，从“五四”思想界代表人物的一些片言只语中，我们确实可以找到到一些相关的表述，比如说鲁迅讲的“不读中国书”，胡适讲的“中国百事不如人”，钱玄同讲的“废除汉字”……这是老师一辈的言论，学生一辈的傅斯年、罗家伦也有类似说法，但在这些片言只语的后面，我们仔细去看“五四”的代表人物，老师一辈的胡适，甚至是只手打孔家店的吴虞，恰恰都是熟悉传统文化的人，而且一辈子都没有离开传统文化。我们知道胡适晚年致力于《水经注》的版本研究。鲁迅虽然叫别人不要读中国书，尽量读外国书，但是他自己读得最多的还是中国书，外国书只读过一些德国的、俄国的、日本的，英美的基本没读。他弟弟周作人说他读得最多的是野史，所以鲁迅的精神资源很大一部分还是来自中国文化，代表他学术建树的就是《中国小说史略》。我们不能只看这些人说过几句否定传统文化、貌似很激烈的话，然后就凭这几句话来论断他们是全盘反传统的。当时，林纾写公开信攻击蔡元培把北大搞得乌烟瘴气，仿佛都在搞白话文，否定文言文。事实上，北大的学生有主张白话文、办《新潮》的，也有主张文言文、办《国故》的，校方都给予了支持。在北大，马克思主义者可以搞自己的小社团，甚至在北大校刊上公开发表马克思主义社团的宣言，但北大讲其他主义的更多。不同的主义，不同的思想、主张都可以同时在北大并存。这就是蔡元培讲的“兼容并包”，它在当时不是一句空话，也不只是北大这么做。杭州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也办了类似《新潮》的杂志《钱江》、《双十》，同时又有一个反对新思潮的学生凌荣宝一个人办了一份针锋相对的杂志，就叫《独见》，背后也有一些老师支持。赞成白话文、新思潮的，和极力主张文言文、信奉中国古老文化的同时并存，在学生中各有读者，这在当时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这才是真实的“五四”。新旧之间有冲突，也是非常正常的。 “五四”时代更重要的不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学生可以上街游行、集会，这是当时的人们天然拥有的权利，那时也没有游行示威法，那个时代真正是“大社会”、“小政府”，北洋政府比较弱，政府越弱，社会的空间越大，所以才会产生一个相对开放、相对宽松的时代。政府是不是要变得强大，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政府强大了，可能社会就弱小了。
后世的人们回眸那个时代，总感觉隐藏着什么不同的东西。其中一个不同就是中国文化的根还没有被切断。胡适他们虽然在美国留学多年，但骨子里还是传统的中国人，他们身上有非常中国的一面。我们不能狭隘地把中国文化理解为儒家文化、四书五经那一套。中国文化有很多的侧面，特别是我们现在忽略的东西，比如说中国文化非常强调地域文化，每个地方的文化都具有个性魅力，非常有独特性。胡适就是典型的徽州文化的产儿，再加上西方文化给他的滋养。鲁迅身上带有江浙文化特别是绍兴文化给他的影响，包括一些负面的因素也是绍兴文化带给他的，但是他最有魅力的一面也正是地域文化带给他的。抗战，“文革”，不同的时代一轮一轮对文化的毁灭，对文化的伤害，到最后不但切断了几千年精英文化的根，也切断了草根文化的根，切断了地域文化的根。而地域文化中恰恰包含了一个人安身立命最需要的东西。四川人就是四川人，陕西人就是陕西人，浙江人就是浙江人。今天四川人、陕西人的差异可能都不大了，但在五十年前、一百年前，这种差异是非常大的。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提到台州的方孝孺时，概括了一个词“迂”，还有“硬气”，两者合二为一是台州文化的象征。他认为柔石身上就有这些因素。今年88岁的许良英先生是台州临海人，他一生也可以为“硬气”和“迂”做见证。这就是地域文化的魅力。这样的地方就可能出这样的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如果地域文化传承、延续下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抗大一统王朝的压榨，因为这个地方有它自己的文化体系，有自己的相对独立的文化，连换王朝也换不了的一套文化、习俗，等等。
如果说 “五四”是全盘的反传统，乃至导致了后面的“文化大革命”，在历史的链条上很难找到这个论证。“五四”和“文革”之间并不存在一条神秘的通道，没有可以链接的地方。“五四”最强调的核心词之一就是独立的个人主义，即胡适讲的易卜生主义，学生一辈、老师一辈普遍认同。无论你主张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是其他什么主义，“五四”时最流行的主义是无政府主义，这是政府打压的对象。可能任何政府都不喜欢无政府主义。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人品好，一辈子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巴金，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合是他的偶像。十七岁的少年巴金在四川信仰上了无政府主义，还办了杂志，被军阀查封，后来漂流出川。他仅仅是无政府主义中的小字辈，无政府主义者当中有很多大字辈，比如只活了三十几岁就病故的辛亥革命元老刘师复，他不要政府，干脆连姓也不要了，就叫师复。他也是“五四”的一个代表人物，无政府主义的狂热信仰者，人品非常好，非常纯洁、高贵。 无政府主义在当时还是一股非常向上的思潮，所以有很多人追求这个信仰，青年毛泽东也曾被吸引。无政府主义这股思潮光开花不结果，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它曾经的意义和价值。追求无政府主义的本身也是一种社会公正的诉求，不是简单的要去建立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天堂，那是建不起来的，从来就没有一个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但是看看那些人的人品、人性就知道了。我们说专制政治跟人性是天然对立的，而非专制政治跟人性是相吻合的。“五四”时代，看上去政治甚至有点边缘，因为社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人们就不太把政府说的话当回事，价值评判体系并不掌握在北洋军阀手里，不掌握在徐世昌手里，总统、总理、总长不代表真理。真理和权力是分离的，这是“五四”的又一个特征。“五四”的魅力，最深的魅力就在这里——权力中心和真理中心不是合一的。“五四”时代，人们跟政府之间，跟权力之间保持着一种相对游离的状态。我们还不能说那时已有了非常成熟的公民社会，但至少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个人空间，有一个相对独立的民间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从经济上看是这样，文化上看是这样，政治上看也是这样。不幸的是这样一个多元的、有各种可能性的时代很快就结束了。
我概括一下 “五四”的几个特征，第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是社会的解放。我们平时讲思想解放、个性解放，但最本质上的解放应该是社会的解放。只有社会解放了，思想解放、个性解放才不至于成为空话。如果社会不解放，思想解放就没有地方可以安置，无法在大地上落实。真正的解放是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是某个救世主来为你做主，来解放你，这是社会自我解放的前提。“五四”的社会解放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一方面，长期的君权统治时代，地方本来就保持着一定的乡绅自治，另一方面晚晴新政自上而下地推行地方自治，举行了省咨议局的选举，从晚晴到民初没有断裂，王权解体给了社会进一步的解放。第二个特征是语言的转换。长期以来使用文言文，一直到“五四”时代白话文才成为主流语言、教科书通用的语言，新式标点开始进入所有的读物。我这里讲一个细节，当年，一批留学美国的学生，大部分是读理工科的人，组织了一个“中国科学社”，他们在美国创办了可以跟《新青年》比翼双飞的《科学》杂志，正是这本民刊首次使用新式标点，而且采用横排的版式，《新青年》在国内一直是竖排的。可以说，为中国引入现代科学的那批人也是最早引入新的表达方式的人。《新青年》后来慢慢也加了标点，以白话文替代文言文，一切都发生了质的变化。虽然文字只是一个符号，一个表面的东西，但是它的背后是思维方式的转换，文言思维和白话思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思维，文言相对更具有贵族性，是少数人才拥有的权利，而白话就是口头随意说的话，一个时代使用哪一种语言作为主要语言，人的思维方式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第三个特征是价值评判体系的多元化。“五四”之前，中国已废除科举，出现了新式学堂。中国最早的几所大学大致上都是十九世纪末出现的，京师大学堂1898年，还有北洋大学堂、求是书院等。但那时进学堂的学生多是有科举功名的，最后还是要回去做官的。事实上，在科举废除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整个的价值评判体系还是科举时代的评判体系，还是学而优则仕，还是读书当官一条路。只有到了“五四”时代，我们的价值评判体系才开始多元化，一个人上了新式学堂，留洋回来可以有不同的出路，或去银行当职员，或去工厂做工程师，做工厂的管理人员，也可以去学校做老师，可以做编辑、记者……出路的多元化就导致整个社会价值评判体系的多元化，社会开始出现一些新的因素。几千年来“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的单一模式开始解体。正是这样一个时代才会产生出新文学、新思潮。
整个 “五四”时代，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很有代表性，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新青年》之外的其它刊物，比如1917年创刊、1925年停刊的《太平洋》杂志。这个杂志非常重要，如果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太平洋》在我看来不亚于《新青年》。《新青年》所缺乏的在《太平洋》上就有。以往讲到“五四”时的代表性刊物，像《新潮》、《新青年》不讨论制度性的大问题，只关注思想文化层面的东西。如果从《新潮》、《新青年》上的文章来看确实是这样。但是《太平洋》恰恰是以制度讨论为主要内容的一本政论性杂志，在这上面发表文章的学者，包括北大教授王世杰、陶孟和、周鲠生、杨端六、李大钊、胡适、李四光以及李剑农等人。1919年之后，特别是1921年到1922年，《太平洋》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走什么道路的文章，尤为突出的是关于联省自治的讨论，当时在中国曾成为一个热潮。《太平洋》赞成浙江、湖南、四川等地制定省宪法，推行省自治。学者们认为中国应该实现联省自治，中国太大了，搞成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很难。如果说这些省都自治了，省搞好了，各省之间签定一个契约，就可以走向联省自治。关于分治还是统一，联省自治还是中央集权制的讨论，当时非常热闹，《太平洋》上几乎每期都有这样的文章。《太平洋》讨论的问题恰好可以补充《新青年》的欠缺。《新青年》上的随感，那些关于文化、思想的讨论和《太平洋》杂志上关于制度的讨论放在一起才构成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完整的思想图景，他们到底想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
如果我们单独把《新青年》拿出来说这就是 “五四”，“五四”一切的资源都在这里了，那我们看到的“五四”就是片面的。要还原历史真相，一个重要方法就是让它不同的侧面都呈现出来，而不仅仅刻意地强调某一个侧面。我个人有一个猜测，1949年以后我们对《新青年》顶礼膜拜，把它放大到足以遮掩当时所有报刊的程度，应该跟它后来的转变有关。它到了1920年以后变成了一本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杂志，所以它身上就天然地罩上了政治正确性的光环，以后的人们就只看到它身上笼罩的光环，而《太平洋》等就被慢慢地淹没、遗忘了，很少有人去提，去研究。而对于我们理解历史来说，只有看到历史的许多不同侧面，我们才知道当时究竟是怎么样的状况。
历史的遗憾是，“五四”时代那种多元的、各种思潮并存、人们可以坐下来讨论、对话的社会气氛，在“五卅”之后激荡的民族浪潮中不可能幸存下来，一种比较片面、激烈的思潮逐渐开始占了上风，加上国际上的两大背景：一个是红色思潮崛起，另一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中国来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占据青岛开始，不用等到“九·一八”，在这样一种民族危机下面，“五四”那种生活方式很难再维持下去了。所以，在“九·一八”之前胡适在学生当中的影响要比鲁迅大得多，而“九·一八”之后鲁迅受到的欢迎就日趋上升。鲁迅其实从来没有抗日言论，没有写过什么抗日的文章，他跟有些日本人关系非常密切，也是留日出身，但是他杂文里面民粹主义夹杂着一点民族主义的因素，对政府、精英的冷嘲热讽，加上他出色的文学才华，似乎代底层、边缘、弱势立言的平民立场，要比代表精英文化的胡适更能吸引中下层的青年学生。慢慢地在民族危亡当中，理性的声音就失去了主导权。“五四”那种多元的、开放的，试图通过和平、渐进的方式来推动中国的路径就慢慢处于了下风。如果放在1919年前后的中国来看，有各种可能性，既可能走上一条通往宪政民主的道路，比如说，那个时候的总统是国会选出来的，虽然总统候选人是各个实力派进行博弈、较量、反复权衡推出来的，但是他毕竟要通过选举的形式。1923年，布贩子出身的曹锟要贿选，今天我们觉得贿选是一个大丑闻，但贿选本身就说明了他承认宪政框架，承认国会才能选他做总统，他为什么不把国会解散了，自己任命自己为大总统？那不更简单吗？一分钱也不用花。贿选代价是很高的，五千块大洋一票，国会议员是八百人。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派一个连包围国会，刺刀一架，不选他的不准出去。他为什么不这么干？那至少说明这个选票还值钱，这个宪政体制他是承认的，总统、国会、内阁这一套制度安排他是承认的。假如这套架构继续玩下去，一轮、两轮……不断地按这个路子玩下去，哪怕前面有很多丑闻，这条路到后面也是能走通的。一个制度能不能健康地运作，最终是靠选民，是公民，而不是政党，不是职业政治人物。
“五四”当时确实有军阀混战，有各种不同的力量，但那套宪法、国会、内阁的框架已经搭起来了，也是事实。“五四”学生为什么烧了赵家楼也没事，蔡元培还可以去保释学生，老师还可以堂堂正正地去给学生送饭、送水、送棉被。那个时候，人们并没有觉得在政府面前矮了一截，而是觉得我和你是对等的。“五四”虽然有很多不足，任何时代都会有不足，但他至少提供了给每个人追求自己梦想的可能性。你想追求什么梦想，你就可以去追求。蔡元培去世之后，陈独秀写了一篇文章说，“五四”没有领导人，但在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是他和蔡元培、胡适三个人。这三个人基本上代表了三个不同的方向。胡适代表一条渐进的变革之路，蔡元培更大度一些，他是讲兼容并包的，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甚至能兼容左右。陈独秀是胡适的另一面，代表了以激进的革命来改造社会的道路，当然，他到晚年也反思了，回到了没有踏上激进之路前的“五四”状态。中国最后选的是陈独秀的激进之路，陈独秀反思了，但别的人沿着他的路走下去了。历史有很多的峰回路转，有很多的“之”字形，走来走去，这个历史又走回来了。
李慎之先生曾说过一句话：“21世纪将是胡适的世纪”，我不知道这句话是否会应验，但我们可以拭目以待。这个时代是我们生活的时代，我想这个时代应该比“五四”时代更好，当然，更好的前提是我们愿意付出多少的努力。这里，我想借用米奇尼克的两个说法，米奇尼克是波兰的思想家，曾经是团结工会的顾问，他有个非常好的说法，用来定位“五四”也是准确的。他说，我们不是为完美的明天而奋斗，而是为不完美的今天而奋斗! 这个说法对今天的国人来说多么新颖，但是放在 “五四”时代，他们的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都是可以追求的。在九十年前，他们“为不完美的今天而奋斗”早就是一个现实。乌托邦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东西，但完美的苍蝇也只是苍蝇。宁愿为一个不完美的社会奋斗，也要比为一个虚无缥缈的完美的天堂而奋斗更好。地上建不起天堂，我们只能建设人间，生而为人注定了只能做人间的平凡事。“五四”那一代人没有为天堂而奋斗，他们只是在实践他们自己的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