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7-4-13 18:30
民国有本男子奇书，叫《管理妻子法》
庄秋水：民国有本男子奇书，叫《管理妻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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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庄秋水
▍一
无意中发现治妇女史的学者游鉴明介绍一本有趣的小书，此书藏于中研院近代史所的郭廷以图书馆，于是托一位小友帮忙借出复印，可惜已被人借走。好在游的文章介绍极详尽，大概面目一览无遗。这本小书出版方是上海大通图书社，出版年代不详，根据文本分析，当是1930年代，由惕庵主人编辑。这本名叫《管理妻子法》的奇书，在卷首开宗明义针对新时代妇女：
现在好了，女子是从束缚中解放中解放出来了……，女子往往施出她们的报复手段，对于丈夫，使他难堪，试看新时代的女子，哪一个瞧得起男子的。她们心中差不多是女权高于一切了。
鉴于此，惕庵主人深感危机，“若不设法自救，丈夫踏在皮鞋的高跟下，永远没得翻身”，因为“现在的丈夫，几乎完全不知管理妻子的方法”。通观这本有趣的小书，简直就是一个民国版“驯悍记”。在“卷头语”之外有八个单元，作者挥斥方遒，与“敌”（妻子）周旋，总结下来，不外四大主题：敌人的弱点所在；敌人为何强大；变敌为友之管理之道；变敌为友之管理之术。
在论及妻子的弱点时，作者直指都市摩登女性。因为女人“意志是薄弱的，好胜心是特重的”，因此容易沾染坏风气，“金钱的需索，衣饰的供应，也不管你的经济力的够得上够不上，总是伸着手的要”。此种环境下，妻子轻者轻视丈夫，使丈夫难堪，重者甚至于离婚。至于造成妻强夫弱的原因，作者认为“惧内”是一个主因，造成惧内又有两种可能，一是妻子天生“悍泼”，一是妻子挟爱情以令丈夫。用惕庵主人的话说，如果“做丈夫的对于妻子漫无限止的施用爱情，被她窥破了你的心理，这要挟便是第一步的手段”。
可以想见，这位惕庵主人以“意志薄弱”、“悍泼”、“善妒”等负面特质批评人妻，如果是置身于21世纪的网络社会，将会收获暴风骤雨般的板砖。尽管他摆出不敢“擅自侮辱女性”的姿态，但他把妻子当做需要管教的对象，丈夫应该像“管理机器的技师”，或马戏团的驯兽师，懂得如何操控机器或猛狮，无疑还是套用了传统两性之间家长-附属这样的结构模式。
至于他献给男性们的锦囊妙计，也大有如今时尚杂志“十招教你搞定另一半”的意趣。第一就是“养成对方的信仰心”，也就是说让妻子以丈夫为信仰。“如其不信仰，那一定不会服从；信仰不深，服从心也一定不坚”。他当然还会提醒一下，丈夫作为中心人物，必须要修身律己，否则难以服人。
此外，他提出了对丈夫的“十诫”：1.在妻子面前对于女友的交际；2.在外交际对于妻子应取的适当态度；3.在妻子面前勿绳友妻及其他女子的贤淑和美丽；4.优礼妻党足以增加对你的爱情；5.房帷中的戏谑有时亦足以使爱情破裂；6.体贴入微是增加爱情最好的办法；7.妻子的行动不宜用强力去干涉；8.对妻子宜用真诚的态度；9.丈夫做客外在宜使家居的妻子时时得到安慰；10.酗酒狂醉也足使妻子的爱情减退。惕庵主人的指导不可谓不细致，譬如他告诫丈夫外出旅行，应该定期寄信：通信须定期，按期寄发，那就可以免除她的疑念。但所定的期间，不可离开得过久，大约每星期发信一次，最为适当，如每月寄两次，已嫌太迟。
这些技能不能说全没道理，不过作者谈论的方式和风格，令人感觉除了被崇拜做主人的快乐，他对幸福其实所知不多。作者为“世风日下”焦虑，可视作男性面对女性“扩张”油然而生的紧张感和失落感。那么，这种当头棒喝的效用究竟如何呢？
▍二
事实上，有人早在实践某种程度上的“管理妻子法”。有趣的是，这桩婚姻里的妻子不是摩登女性，而是旧式女子，或者说半新半旧的女性。
1923年，《妇女杂志》刊发了一篇文章，东南大学教授郑振壎自述婚史。这篇《我自己的婚姻史》是本期杂志主题“现代的男女争斗”的重头文章。在杂志专题的开篇文章里，《我自己的婚姻史》以“叙述事实的忠实”和“抒写感情的详尽”被视作“最可注意”的文字。
▲ 胡适江东秀夫妇
作者郑振壎自述他十六岁时，由父母代定了终身大事，他提出结婚条件是女方要放足，在习俗和双方家长的漠视下，并没有被重视。新婚时，在生理需求和心理热情的双重作用下，两人有过一段甜蜜期。可是当他要求妻子“听他的话”，放足、不抹粉等要求，妻子并不以为然。屡次失败后，他开始对妻子离心，期间又不断提出“都听他的话”，作为两人感情复合的条件。每次争斗，妻子的脚放大一些，然而，他总觉得妻子“没有透彻的改良”，总是令他失望。此后，郑振壎到北大教书，听从朋友的劝告，将妻子接到北平，期望将她改造为具有独立精神的新女性，逼着她自己上街，自己去医院，并为她取了一个新名字“启如”。但是两人的沟通一再失败，他最后只得放弃，决心离婚，并表示倘若妻子不答应，则将实行逃婚，即放弃全部遗产转给妻子，来获取自由。
当代读者读这个婚变故事，很容易对郑振壎生出同情之心，他所求不过是一份精神相通的爱情婚姻生活。这在当年可谓新思潮影响下男性的普遍想法。据陈鹤琴《学生婚姻问题之研究》的调查，在已婚的男学生中，不满意妻子缺乏知识的最多，约计57.71%，而未婚的男学生不愿未婚妻不学无术的也高达43.95%。事实上，当郑振壎的婚姻故事刊出后，《妇女杂志》连着两期，刊登数十份读者来信，开放讨论，颇能反映这在当时是较普遍的社会问题。
与郑振壎境遇相似的男性读者，多半表示认同，持两性平等的男性读者则认为他对妻子的要求太过分，而女性读者则不认同他对女性的看法和行为，称之为“妇女的非人时代”。郑振壎居于优势地位，一力决定婚姻的去留。他那位“除生儿外别无人生的目的”（郑对旧式女子的观感）的妻子，完全是这桩婚姻里的失语者。
▲ 鲁迅许广平夫妇一家
最低程度上，可以说郑振壎本身就是“改造计划”的失败者。在惕庵主人的“管理大法”里，具有时代特征的一条是灌注新知，使妻子改变思想。他建议作丈夫的应当用心研究，“如何能使对方感动，如何方能使对方提起兴趣，如何方能使对方向来不感到兴味的事物，也感觉有趣”，如此可以令妻子对新知津津有味。反观郑振壎，只知以劝喻或恐吓的方式，要求生长在旧式家庭中的妻子，一跃而为新女性，不如意则甩脸，甚至以离婚威胁。
如果说历史上，男性用暴力来征服和改造女性，（比如束胸、裹足等手段）民国男性则试图用观念和理想来改造、绳束出自己的完美女性。
三
自诩时代之子的青年们，把女性这个群体简单划分为“新女性”与“旧式女子”，无视居于过渡时代，女性在新思潮和旧环境之间的依违两难。以郑振壎的妻子为例，丈夫要求她的和环境（至少在老家）要求她的，是相互对立的标准。当他指责她不肯改头换面的时候，忘记自己也会屈从于父母和乡党的要求。
可以说，在道德上矮化旧式女子和攻击时髦轻佻的新女性，是一体两面。理想女性，大概得兼具新旧女性的优势，“她虽则身体与心肠的温柔都给了她的郎、她的天才她的能力却得贡献给社会与人类”。（徐志摩：《关于女子》）
▲ 徐志摩张幼仪夫妇
“早去黄昏却便回，行行一里一徘徊。等闲敢作骄人语，女校生徒个个才。”民初年轻女学生的清新、自信的形象，犹如共和甫建、百废待举的国家形象。不过二、三十年时间，女学生人数从 13万多急剧上升到约440万人。即便以现代女性的眼光，对前辈新女性的理想预期也太高昂。一般期望，经过现代学校教育的新女性，要身兼数职，既是“国民”妻，又是“国民”母，以及本身作为“国民”的重要职责。
按照1918年的一篇文章所期许，置之家庭，“挥翰墨而为信札”、“簿记而演珠算”、“经纪出入而无谬误”，“动作起居、饮食服饰无不勤俭有序，整洁可风。以之相夫则为良妻，以之教子则为良母”；放之社会，能“独立自营生活”；放之未来，则是能为社会生利之人。（胡宗瑗：《敬告实施女子职业教育者》，《妇女杂志》，1918）简而言之，就是智慧与学识兼具，德性和能力齐飞。一位女作家陈学昭总结为：“新女性是有思想有追求，具有谋生一技之长的新一代，而且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衣食住行很具时尚，与传统家庭妇女有着明显的角色差异。”（《我所理想的新女性》，《时报》，1923）
这一度是媒介热衷表现的内容，也作为一种时尚趋好，确立着女性价值，以及身份建构。这样一种角色想象，一旦溢出规定动作，并且和消费主义结合，很容易就遭到狙击。在1920余1930年代，“现代的摩登女性”与都市新女性，就成为被激烈批评的对象，甚至有吁请政府规定女子制服这样荒谬之事。1933 年，中国布衣会请求制定女子制服：“至吾国今日女子之服装，奇邪已极矣。夏不能蔽体，冬不能御寒，试在马路上一望而知。则请规定一种制服，长短尺寸，毋许违反。凡摩登女子，设遇强暴，法律不为保护。否则礼仪廉耻之谓何也？”因衣着“暴露”，被强暴活该！这样的强盗逻辑当代人倒也并不陌生。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惕庵主人的“管理妻子”和郑振壎的“改造妻子”，皆有了深一层的意蕴。从19世纪末开始，女性开始进入男性世界，并由此步入社会公共空间，释放出巨大的信息能量，自然会触及作为历史无意识的社会心理。从这个角度观察民国两性之间的互动，极为有趣。因为权力的不同和利益的分殊，几乎难以不带性别偏见地探讨问题。但长久来看，两性间的对立，譬如攻击对方是“直男癌”或“直女癌”，于事无补，女性的自我建设和男性的观念、心理建设应该互为犄角。
▲ 丁玲，1948年摄
在今年三八节，重读一篇妇女运动的历史文献，深有感触。1942年3月9日，《解放日报》副刊“文艺”刊发丁玲《三八节有感》。在这篇给她带来祸端的文章中，丁玲表达了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怀和探索。
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人都要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不管是升起的或沉落的，不管有幸与不幸，不管仍在孤苦奋斗或卷入庸俗。）
她的见解到今天也不算过时：制度并不能真正解决女性所面临的附属地位，两性之间的不平等，是一种被内化的社会深层心理结构，女性除了在公共领域争取合法权利，在私人领域也要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女性的真正解放则仰赖于社会文明意识的进步。
本文原标题：《民国男子驯悍记与两性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