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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在不美的年代里

朱光潜：在不美的年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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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在不美的年代里

口述：朱世乐  撰文：陈远

走和留之间的矛盾

在别人看来，父亲是更有理由离开大陆选择到台湾去的，很多人都不明白他为什么留下来。

这种选择，我想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

当时，我患骨结核，每天被固定在石膏模型里，病得十分厉害。那时候对于那种病也没有特别好的方法，只是用链霉素来治疗。链霉素都是进口的，很难买到，也很贵，一支链霉素相当于一袋白面的价钱。别人说：也就是在我们这样的家庭里，我才能够存活下来，一般人家，得了这种病都医治不起（作为教授，父亲当时的工资是很高的）。医生认为，我的身体状况不适合移动。

就这样，父亲和母亲想了半天，觉得我的身体不行，受不了旅途的颠簸。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蒋介石派了飞机接一些教授离开北京，其中包括父亲。父亲当时的心情很矛盾：如果不走的话，在共产党的眼里他当然是反动的；但是要走的话，我的身体又是一个问题，同时，他也不愿意做寄居在别的国家的“寓公”，另外，共产党也派了一些地下工作者动员父亲留下来，说他会有很好的前途。当时的很多人都被动员过，包括沈从文伯伯。

就这样，父亲留了下来，留在北京。那时候，父亲经常跟沈伯伯一起从鼓楼旧市买一些小瓶小罐回来，回来的时候，沈伯伯总有礼物给我：“朱世乐啊，我给你带了一个小瓶子回来。”那些上面刻着龙或者别的花纹的小瓶子，给了一个固定在石膏床上不能动弹的小孩子很多的欢欣。后来他们每次回来，我都要问沈伯伯：“给我带了什么东西没有？”

解放之后，父亲成了各次运动当然的“运动员”，我也曾经问过他：“你后悔吗？”他说：“不后悔。对于自己的事情，如果是你应该负责的，那就没有什么后悔的。”

但是我体会到，如果当时他选择去欧洲的一些国家，生活得也许会好一些。1993年，我到德国进修基因诊断，为了更多地了解父亲，我曾经沿着父亲在欧洲走过的足迹去游历。在那些地方，我遇到了一些父亲过去曾经共事过的老学者以及知道他的青年美学家，他们得知我是朱光潜的女儿之后，都热情地招待了我。从他们那里，我得到了对父亲另一方面的印象：一个很好的知识分子。


美学界唯心主义的鼻祖

我1942年出生，解放的时候我七岁，那时候我们家住在沙滩。

父亲在沙滩的灰楼里上班，那里还有一个民主广场。有的晚上，民主广场会演电影：挂一个幕布，两边都可以看的那种。就是这样的电影，也是要票的。到了演电影的时候，哪个小朋友有票，都会让其他的小伙伴羡慕不已。我们在一起议论着谁谁有票了。但是我总是没有票，有一次，小朋友们在议论的时候，我说：“我也想去啊，我爸也没给我拿票！”他们对我说：“你爸还给你拿票呢，他站在四个桌子上呢，他顾不上给你拿票。”


那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站在四个桌子上”呀。后来我大学毕业，在北大生物楼后面的墙根底下接受毕业教育。我们开会的时候，看到造反派正在一片空地上批斗陆平，让陆平在太阳底下晒着，七八月份下午三两点的太阳很毒，我看到陆平的脚下，汗水流了整整一圈。


我想，怎么可以对人这样呢？实在是有点残酷。突然，我想起了小时候我曾经羡慕过的别的小朋友的电影票，还有父亲的“站在四个桌子上呢”！这两件看起来没有联系的事情，那一刻在我的脑子里凸显的十分清晰。不过在那个年代里，我又敢说什么呢。

50年代美学界对父亲大围剿，对他的美学思想进行清算，给我留下的印象并不是十分深刻，在我的脑子，也只有那张没有得到的电影票时隐时现。我也不明白，父亲为什么受到批判，只模模糊糊地知道：父亲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他搞的美学，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是唯心主义的鼻祖。


漏网之鱼

“反右”运动开始的时候，我正在清华附中上中学。当时，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钱伟长一家的遭遇。钱伟长的夫人孔祥英，是我们清华附中的校长。那时候我们家住在北大，当时没有公共汽车，每天走路往返，中午就在学校的食堂吃饭。

有一天，我的同学叫我：“朱世乐，快去看，去看孔校长的家！”吃中午饭的时候，我跑到校长家里，看到墙上贴满了大字报，都是“钱伟长不投降，就让他灭亡”之类的。他们家当时住一个四合院，房子是中式的瓦房，凡是能够贴上大字报的地方：墙上、屋顶的瓦上、门上，都贴满了，就连门口的那两个石狮子，也成了黑白相间的。我问同学：“怎么回事？”她们说：“反右了。”当时就有人问我：“你们家是不是也这样了啊？”我提心吊胆地回到家，一切都没有变化。这让我有点吃惊，父亲说：“这次大概把我漏了吧。”

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父亲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

在“文革”中，关于父亲的大字报，不只是出现在广场的墙上，就是在我们家里，也是被贴得满满的。父亲那时候经常穿一个中式对襟的小褂，上面都被人用毛笔写满了字，恨不得把整瓶墨水都泼在他身上。上面写的都是“打倒朱光潜”、“打倒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之类的话，还有一条，就是“漏网右派”。我们家的旁边住的是翦伯赞，我们住燕东园27号，他住28号，在“文革”中，他也是被批判对象之一。

抄家更是家常便饭，红卫兵就不用说了，就连街道里的老太太也到我们家里抄家，看到什么就拿什么。我们家房子本来挺多的，那时候也住进了很多跟我们根本不相干的人。

有时候，我们吃着晚饭，抄家的人就来了，有些还是七八岁的孩子，其中也包括在我们家住的人。那些七八岁的孩子闯进我们家：“朱光潜，站起来，站着！老实交待你是怎么反党的？”有时候我看不下去：“你们让他吃完饭不行吗？”“不行，我们还没有吃饭呢！”有时候街道的老太太也到我们家来：“你们家还吃这么好？”

那时候，我们的家门是从来不锁的，锁门那就是抗拒革命，罪加一等。我们的邻居翦伯赞家里也是一天到晚遭到抄家，到翦家去的人，总会顺带着到我们家里，我们家遭到抄家的时候，翦家也逃不过去。翦伯赞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很清高，跟我们家是不来往的，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阴差阳错地把两个不相干的家庭和不相干的人的命运连在了一起。在我的印象中，翦伯赞是个特别爱干净的老爷子，他后来无法忍受抄家的痛苦，自杀了。

父亲那时候已经是七十多岁了。我不相信那些批判他的老太太和孩子们懂美学或者黑格尔，他们不过是凭着“革命”的热情，是群众运动中运动群众的一员罢了。但是，我觉得他们之中的有些人一点都不善良，他们对于一些老人，包括我父亲在内，说打就打，说骂就骂，有时候他站在桌子上就把他踹下去。或许，他们以这种方式表明自己的“革命”，但是，这样就是革命了吗？我是迷惑的。有时候他们一进我们家门，张口就是“朱光潜不投降，就让他灭亡。”但是，父亲究竟应该怎么投降呢？到现在我也不明白。


最后的寄托


“文革”中的一段时期，陆平还曾经受到过父亲的“牵连”，据说罪名就是“重用坏人（朱光潜）”。

父亲当教授的时候，陆平还是一个学生，所谓的“重用”也不过是对一位老者应有的尊重。有一次在北大办公楼里开批判会，陆平在台上讲话，看到一个干瘦老头从后门进去了。陆平在台上就说：“朱先生，请上台来坐！”那个老头也没有到前面去，而是在后面随便找了一个地方坐了下来。这个老头，就是父亲。这件事情，便成了陆平投降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证据”。

1976年大地震爆发，好几个年轻教师晚上自动到燕东园我们家的走廊上，轮班来照顾父亲。让他们到家里来，他们也不肯进屋，因为家里的房子都住进了其他的人，我们一家七八个人挤在一个屋子里。这些年轻人给了父亲母亲很多的关怀，让父亲感觉在那个残酷的年代中还有温暖。

“文革”开始之后，妈妈把所有的照片以及父亲和朋友们之间来往的信件，全部烧掉了。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父亲没有任何事情可做，他是个天天看惯了书、上惯了班的人，无所事事是让他最难受的。当时正好有个翻译联合国文件的差事，有的人想到了父亲，就让他去翻译文件。那里的几个年轻教师对父亲比较照顾，给他翻译的量比较少，让他能有时间校正早年翻译的黑格尔文稿。当时翻译联合国文件的人用了两间屋子，他们把父亲安排在靠里面的屋子里面，桌子上摞着一沓草稿，上面是联合国的文件，下面则是父亲翻译的黑格尔文稿。

父亲是这样一个“顽固”的人，虽然历经磨难，可是只要是他认定了是正确的东西，他就会坚持下去。“文革”之后，我劝过他：“不要弄你的美学了，你弄了哪次运动落下你了？！再弄，也不过是运动再次来临的时候让你灭亡的证据。”但是他不听。有一阵子，他把自己搞得很累，每天看很多书，翻译很多的东西。妈妈不解：“你把自己搞得这么累做什么？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处？”父亲说：“有些东西现在看起来没有用，但是将来用得着，搞学术研究总还是有用的。我要趁自己能干的时候干出来。”我说：“你还没有搞够吗？”他说：“我不搞就没人搞了。”我想，这大概是父亲在生命最后的一段时间里的最大寄托了。


连猫都敢欺负他


父亲的晚年，姐姐和姐夫跟他生活在一起。他每天早晨到北大图书馆去散步、打太极拳。

他的太极拳，也没有招式，只是随心所欲地比比划划。我跟他开玩笑：“我看过体育老师打太极拳，不是你这样啊，你这是哪一式的太极拳？”他说：“我这是自己创造的‘自由式’。”

晨练完了之后，他就开始沉浸在他的美学里。吃完中午饭之后，又从他的美学里走出来，每天下午去未名湖边，绕着湖走一走。到了晚上，他跟孩子们在一起聊天、看电视。看电视的时候，他像个孩子一样，嘻嘻哈哈的，看得很开心。

在生活中，他是个善良的老头。我们家保姆曾经说：朱先生在家里谁都可以欺负他，连那两只猫都敢欺负他。父亲不喜欢，但是姐姐的两个孩子喜欢，母亲对孩子比较溺爱，就说，养着吧。俗话说狗仗人势，我们家的猫也仗人势。父亲有一个扶手椅，是父亲写作时坐的，那两只猫也经常去那上面休憩。有时候父亲过去，那两只猫也不躲闪，父亲挥着手：“走开！走开！”但那两只猫，理也不理他。


“当初要是有车，你爸也能多活几年。”


1986年，父亲得了脑出血，当时去的是友谊医院。沈伯母听说之后赶了过去，正好赶上我从医院出来，她看到我：“世乐，世乐，你爸爸怎么样了？”我说：“在抢救了，想找车，但是要不到。”

我们在家里出发父亲发病时，想从校车队找一辆车把他送到医院去，校车队说没有，不给派，那时候也没有出租车。后来，我们家里的人还有邻居的孩子只好跑到校医院去借担架，但是校医院说借担架是要交押金的。

等交完押金，用担架把父亲抬到校医院时，校医院的人都去吃午饭了。姐夫跑到校车队去拦车，正好赶上一辆回车队的车，让姐夫拦了下来，把父亲送到了友谊医院，那时已经是下午了。医院说，没有给他们留下抢救时间，早点来的话还能抢救。听了这话，我跑回家去给父亲取衣服。到火葬场，总要有件衣服啊。我到校车队去要车，校车队说：“死都死了，还要什么车？”我说：“就是因为死了，才要车，活着的时候要不来。”

父亲走了，我感到撕心裂肺。我跟医院的医生说：按说脑出血是可以抢救的。他们说：没有给我们留抢救的时间啊。当天晚上，统战部的一些人到我们家去表示慰问，我按捺不住，把事情的整个经过说了一遍。我说：我们并没有向国家提出过分的要求，不要说他是一个教授，就算是一个乞丐，如果病倒在街头有生命危险，也有坐救护车的资格。我自己也在医院工作，我们从来不问病人是干什么的，该抢救的都会尽力抢救。他现在死了，我们不要求别的，只要求给他一个正确评价。


父亲的追悼会召开的时候，统战部的领导到我们家，说他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表示歉意。我说：谢谢领导们的关心，可是父亲现在什么也不需要了。

多少年后，姐姐家里买了车，母亲总是说：“当初要是有车，你爸也能多活几年。”

唉，北京，其实生活质量真心的不好说，万事依靠组织，组织没的社会也没，思想很僵化的，很多我们看来是小事在官本位下就是大事了，只好叹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