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7-2-1 22:24
杨奎松：“边缘人”纪事
年度历史图书选摘｜杨奎松：“边缘人”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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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30 东方历史评论
《东方历史评论》编辑部评选出13部作品为“2016年度历史图书”。我们在春节假期前后陆续刊登获奖作品选摘。祝各位读者新春愉快！
《“边缘人”纪事》
杨奎松 著
成功改造的旧警察、身败名裂的团支书、提心吊胆的大夫、疗养院里的“反革命”、自甘“堕落”的青年教师、爱讲怪话的文化教员、“搞关系”的业务员、“特嫌”缠身的技师……
本书关注的是让人印象深刻的“边缘人”群体，他们很普通，人数很多，经历大多坎坷而复杂。杨奎松教授以八个出身、地域、职业、经历各不相同的“问题人物”为个案，重构他们的人生经历，从最贴近的距离，观察和体验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态对普通人的影响。
以下文字摘自该书代序。
一
我已经记不得他的名字了，但是他那刚过了而立之年就已显出苍老的面孔和略带佝偻的身躯，却总是会浮现到我的眼前来。
记得我头一次看见他的时候，只觉得他又矮又小又老又瘦，一副猥琐的样子。当时狱警拉开牢门，他毕恭毕敬地弓背低首，面对牢门，满脸堆笑，活脱脱一个油头滑脑的老犯人。
那天我刚刚从北京炮局看守所被拉回工厂去，挂上“现行反革命”的大牌子，在全厂职工大会上被批斗过，才给拉到这个新的地方来，连东南西北都没弄清楚。看到他，马上就联想到革命电影里见过的那些坏人。因此，当狱警在我身后把牢门“哐当”一声锁上后，摸不清状况的我完全没有想要搭理他。
没想到，狱警的脚步声刚从门口离开，他就一步踏上用十几根高低不平的光溜溜的半圆木拼成的床铺上，从我手里夺过狱警给我的一床薄薄的、里面棉絮满是窟窿的被子，帮我叠好放在床的里头。然后告诉我：我刚进来，肯定还不习惯这个高低不平的床板，他已经习惯了，因此他把稍微平一点的中间让给我睡。同时压低嗓门告诉我牢房里“政府”—他总是把这两个字挂在嘴边—定的各种规矩。如早上看守所的电铃一响就要起床；起床后要叠好被子放在床的里头；犯人白天不能站在床上或床头地上，必须要下床面对门坐在床头；床头的塑料桶是马桶，用后一定要盖严；每天上午饭后会放人出去倒马桶，必须跑步去甬道尽头的厕所倒净冲洗后返回号里；一周有两次放风，每次放风半小时，一个号一个号地放人出去，同样要跑步前进，进至指定的放风间，不许和其他号的犯人接触；等等。
同屋还有一个比我稍小些的犯人，只有十八九岁。当天我就知道了他和我都是因1976年“tian'an门事件”进来的。他是在4月4日当晚下夜班后没事干，陪着师傅到tian'an门广场看热闹，意外赶上了清场，被抓了进来。尽管他只不过看个热闹，大概因为他师傅当晚帮抄诗的人大声念诗，因为要查他师傅的关系，他竟然也被陪关到现在。他进来后只被审了两三次，就再也没人理他了。一提到师傅和家里人，他就会扑簌簌地掉眼泪。
我刚进来的那些日子，几乎天天被押去审问，一审就几个小时。每次被提出牢房后，他们两人都会偷偷地上床扒着窗户，透过油漆剥落的玻璃缝隙，看我被着便衣的警察从一楼侧门押着去了什么方向。每次回来，牢门刚一关上，老犯人就会马上把已经凉了的饭菜递到我的手上，催着我把饭吃完。
监狱里的饭千篇一律。每顿一个窝头（每周日会给吃一个馒头），一碗“菜汤”。那汤不过是开水煮几片小菜叶，再加水面上浮着星星点点的明油罢了。我的饭量不大，关在狱里又不运动，一个窝头也还凑合。但那个才十几岁的徒工就不行了。我进来后发现，老犯人常常会把自己的窝头分一小半给他，似乎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老犯人在牢房里最拿手的余兴节目是唱歌。他的嗓音不错，虽然不敢让狱警听到，声音放得很小，但是他小声哼唱的那些我听也没听过的各种中外歌曲，还是会让我觉得即使在牢里，日子有时候过得也还算得上心旷神怡。我也因此从他那里学到了上百首中外名曲。
其实，还在被关进这里几天后，我就知道了老犯人的大致经历。先是小犯人告诉我他是小偷，然后是他主动告诉了我他从十几岁开始，因偷窃几次被教养，到被判刑的经过。说起来，我和父亲去干校前夕，曾全家一同去前门大栅栏逛街，带买下乡用的棉大衣等。可就在公共汽车上，父亲被小偷偷去了全部准备用来逛街、吃饭和买衣服的钱，包括全家人好不容易积攒了将近一年的布票、棉票。结果，一家人街也没逛，东西也没买，就扫兴而归了。因此，对小偷，我是十分反感和愤恨的。当年看到街上愤怒的人们围殴从公共汽车上抓到的小偷时，总是觉得该打。可是，当这位称得上是惯偷的老犯人把他的经历讲给我听之后，对他我却无论如何也恨不起来了。
说来奇怪，我过去印象中的小偷，一定是家境很差、缺吃少穿的穷人子弟。然而，老犯人的家竟是书香门第，其父母都受过高等教育，母亲还是B市某名牌小学的校长。家里既不愁吃，也不愁穿，他从小还学过弹琴，会识五线谱，很喜欢音乐，而且看了很多闲书。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只因为有一次挨打躲出去，连着两天没回家，跟一个大些的孩子去偷人家的东西被抓，从此就走上了偷窃的道路。导致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其家教过严。他被抓后，母亲因自尊心过强，觉得有辱家门，坚持不去领他。后来父母坚持，经派出所同意，把他送进了工读学校。在那里，他有了更多的坏朋友，并且学会了更专业的偷窃手法，出来后真的成了小偷了。
当然，每次被抓到后，他都想过要改掉偷窃的毛病。但他告诉我说，染上这个毛病，来钱太容易，人就像是吸了鸦片上了瘾似的，一有机会在眼前，手就痒得不行。终于，他在十五岁时赶上“严打”，被送去劳教了几年。出来后，生活无着，也无家可回，只能再度偷窃，再度被抓。后来又赶上新的“严打”，作为屡犯，又超过了少年劳教的法定年龄，因此被判了七年刑。再出来的时候，他已经将近三十岁了，还是既无工作经历，又没有单位接收，城里无处立脚，又赶上战备疏散，街道上一纸报告，就把他定为“四类分子”，直接送去延庆山村里交给贫下中农实行管制劳动去了。
二
这个时候，我已经大致弄清了关押我的这个地方。这是北京第一监狱看守所，靠近陶然亭半步桥，因而又叫半步桥监狱看守所。这里有两座过去日本人留下来的关押犯人的旧牢房，一座从空中看上去是个K字形，因此叫“K字楼”，有四个甬道，上下四层；一座从空中看上去是五个爪形，像个王八，故犯人们都叫它“王八楼”，有五个甬道，上下两层。据说“K字楼”里主要关一些刑事犯人，而“王八楼”里主要关的是“反革命犯”。因此，老犯人的自述还是让我多少有些纳闷：他怎么会住到这个主要关押“反革命犯”的地方来了呢？
1976年7月，我入狱两三周后的一天后半夜，突然间天摇地动，把我们全都从睡梦中惊醒过来。满楼道里犯人们大呼小叫，砸门哭闹，恐慌至极。但是，因为监狱把牢房的门统统换了包有厚厚铁皮的沉重木门，只在齐眉高的地方为方便狱警监视犯人的动静，从外面开了一扇小铁窗，必须从外面才能打开。对外的窗户，又全部刷上了厚厚的油漆。因此，犯人们几乎无法得知外面的任何情况。尽管所有人马上意识到这是极剧烈的地震，但因狱警全不知去了哪里，甬道里完全没有人回应，故犯人们声音再大，也无能为力，只好听天由命。
我们那个号里的小犯人也吓得喊哑了嗓子，兀自坐在床铺边哭泣。老犯人虽然搂着小犯人的肩头未吭一声，但是牢房每震颤一次，他都会神经质地嘟囔一次“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直到余震消失。
记得在那天白天一整天，老犯人一反往常嬉皮笑脸的轻松相，一声不吭地坐在床上，眼睛发呆。我每次试图和他讲话，他都只是心不在焉地“嗯嗯”两声而已。直到晚上熄灯之后，他才突然在我耳边小声地问我：“你想你家里人吗？”我记得我应了一声，没有回答什么。又过了一会儿，就听他长叹了一口气，说：“我妈今年六十岁了。”
整整一个晚上，他把自己的头包在被子里面没有出来。我分明听到他在暗暗抽泣。
又过了一个多月，因为没有报纸，没有广播，除了白天黑夜，我们谁都搞不清楚过到哪一天了。只知道有一天清晨突然间听到外面有大喇叭持续不断地响起震耳的哀乐声，我们当即猜测是毛主席去世了。
毛主席去世一周多，小犯人意外地被释放了。那天老犯人显得十分激动。他悄悄地告诉我，按照他所了解的各国的惯例，他估计新的领导人应该会实行大赦。但是，他似乎对自己得到特赦的可能性有些担心。他问我：“如果实行大赦，是不是应该所有犯人都能赦免呢？”我当时有点不以为然。因为小犯人的释放，并不像是得到了特赦令的样子，也听不到甬道里有更多犯人被释放的声音。但我还是告诉他，如果真有什么大赦，他这种小偷小摸的犯罪，应该都会被赦免。
直到这个时候，他才对我讲了实话。原来，他这次被捕并不是因为偷东西进来的，而是因为犯了“反革命”罪！
一个小偷成了“反革命”，这听起来有点像天方夜谭，但却是真的。
他的变化原因很简单。他被送去农村管制劳动，作为上面交下来的“四类分子”，在农村中就是劣等种姓，像麻风病人一样，所有的人都唯恐避之不及。他们每天清晨四点钟就被赶起来打扫村里的街道，天亮以后再被赶去做最苦最累的工作，直到晚上回来，白天大部分时间都被人看管着。他们所得工分值最低，房子住得最烂，经常吃不饱饭，离村还要打报告，节假日别人放假他们照样要劳动。至于年轻人想娶媳妇，则连门儿也没有。被管制了几年之后，他和另外一个年轻的“四类分子”终于觉得生不如死，下决心逃跑了。没想到，两人没经验，以为只要回到城里就行了，想着一路沿着交通线南下跑出境去。却不料城里的革命群众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更紧，几天后就给抓了回来。这回更惨，两个人被接二连三地斗争不说，还被吊在房梁上打得死去活来。
此事之后，两人老实了一段时间。但不知道他们从什么渠道听到了台湾“自由中国”电台的广播，里面说得天花乱坠，说是只要给香港某信箱写信，就可以得到经费，反抗压迫。于是，这两个走火入魔的人竟然信以为真，想着写封信就能拿到钱，然后再往境外跑。老犯人于是自封为什么“燕北支队参谋长”，然后按照广播中的地址给香港这个信箱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自然落到了公安机关的手里，他们两人也就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
听了老犯人讲的情况，我半晌没说话。我怀疑他们这种人根本不会得到宽宥。虽然当时我并不清楚我有没有得到特赦的可能，也没有把握认定他的罪状会比我的轻，但他却明显地充满了幻想。他始终认为，他并没有反对政府的意思，是因为在农村作为“四类分子”，实在活不下去，想用这个办法逃到境外去而已。并且他认为他实际上也没有做过任何事情，他会吸取这次的教训，政府应当能够宽恕他。
我在一个月后被换到另一个号子，然后在1977年1月初被无罪释放了。以后，随着“tian'an门事件”平反而得到彻底平反，自那以后很长时间我再也没有听到老犯人的消息。
直到1977年5月1日前夕，我鬼使神差地在一条胡同里偶然留意了一下街道上的法院布告，赫然看到被打上了红×的他的名字。尽管我这还是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字是怎么写的，但他名下的罪状，分明可以锁定是他无疑。罪状的大意是讲他阴谋勾结国民党反动派，蓄谋秘密组织反革命武装，自封燕北支队参谋长，企图推翻共产党，最后是“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几个字。布告张贴出来之际，他已经被处决了。
他再度赶上了“严打”，也因此再度被“严判”。虽然，这已经是“文革”结束之后了。
三
当时的我，和被捕之前一样，不过是个工人。我的确不能从法律的角度来判断他该不该杀。但他的被杀，还是让我感到悲哀和困惑。
和这个“反革命分子”相处几个月的直觉告诉我，他在本质上并不是个坏人。至少，他和那些造成严重破坏、思想极端对抗的所谓“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有很大的不同。即使不考虑他投靠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动机，只从其投靠的事实来看，其罪充其量也只是未遂的反革命意图而已。既是意图，且行动未遂，自然也就没有和不可能造成严重后果。有行动固然可以定罪，但无严重后果则罪不至死，当属至理。
这位不过三十多岁的“老犯人”的悲剧命运，让我产生了很多疑问。为什么像他这样一个好人家出身的孩子，那样轻易地就被他的家庭抛弃了？为什么一个犯了错误的少年一定要用那样的方法来惩治，以至于近朱近墨，愈陷愈深，无以自拔？为什么当时要制定什么“四类分子”的政策，而将有过这种那种犯罪经历者逐出城市，送去农村管制劳动，从而造成被管制者的悲惨命运呢？为什么新中国建立几十年，始终没有严格的法律制度与法律标准，动辄要靠脱离法律程序的所谓“严打”来惩治犯罪？为什么《惩治反革命条例》不区分意图与行动、已遂与未遂，仅凭思想言论即可入罪，仅凭意图不管有无造成严重后果，即可判处无期或死刑？更重要的是，和他的相处，使我彻底动摇了过去从书本和电影里得来的那种观念，即凡是“反革命”就一定是坏人。因此，我不能不开始质疑，有没有可能有些“反革命”是被这个社会不合理的制度或其他形式的迫害行为所逼出来的呢？如果一个本质上不坏的好人同时又是“反革命”的，我们又应当怎样来对待呢？
实际上，自1980年代以后，这个社会上许多情况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四类分子”全部被摘了帽子，甚至连“反革命”也已经不能入人以罪了。过去被视为反动的“人性”“人道”以及“人权”等观念和意识，也开始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官方语言当中了。换言之，如果老犯人能够活到1980年代，特别是1990年代以后，他应当不会为他当年冲动和愚蠢的行为付出生命的代价了。甚至，如果他再晚生十年、二十年，他可能根本就不会因为偷窃而被“严打”去劳改，不会被定为“四类分子”，不会被送去农村管制劳动，因而也就不会因无法忍受非人的待遇铤而走险，去做逃亡的尝试，以至惹上杀身之祸。
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问：为什么在那个特殊年代里，我们的社会会以那样一种轻视人的生命、人的权利和人的尊严的方式运行呢？为什么我们当年一定要根据人们对特定的阶级、政党、民族、国家等态度的不同，把人简单地分为“革命”和“反革命”，或划成三六九等，并决定人的贵贱生死呢？
我是幸运的，赶上“四人帮”被打倒，“tian'an门事件”被平反，因而不仅没有成为当年政治斗争和所谓阶级斗争的牺牲品，还有幸读了大学，甚至能够从事起非政治的学术研究工作。如果“四人帮”没有被打倒，如果“tian'an门事件”没有被平反，如果没有改革开放……谁又知道我的命运将会如何呢？即使有了如此机会，又有多少人因为过去时代所刻下的烙印而不能像我这样幸运呢？当年那些共同在干校、在工厂劳动的兄弟，有不少比我聪明能干，他们理当接受更好的教育，找得更好的出路，却未能如愿。以至于改革开放之后，反而因文化程度和所在企业效益差下岗或早退，经济窘困，生活大不如前。每想及此，又怎能不让人感叹世道的不公呢？
因此，我很庆幸能有机会从事现代历史的研究，它让我能够利用我所学的专业，回过头去努力澄清我内心中多得不可胜数的疑问，去替许许多多蒙冤者找到一个他们一生都想得到的解释，去思考这个社会用什么方法才能避免重蹈历史覆辙，让所有人都能享有平等的权利，而不再被恐惧的阴霾所笼罩，过上平静的生活。
不错，对于众多学者来说，这可能有点不务正业。因为他们更喜欢把自己关在象牙塔内，更认同高雅和专业。但是，面对历史上和社会上所存在的种种问题，我却无论如何也高雅不起来。这不仅是因为我的学养问题，而且是因为我的经历、性格和对所剩时间的紧迫感，因为我无法脱离现实社会、脱离构成这个社会的芸芸众生的命运来思考问题。
而且，在我看来，研究历史，必以人为本。换言之，我从不认为，学问之道，求的是研究怎样学术，学识如何广博。我不相信，人类社会之所以需要有人做学问，是因为学问家必须要不食人间烟火。恰恰相反，我认为，学问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它必定会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有益。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用德国哲学家费希特讲过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我们的一切研究都必须以达到人类的最高目标，即达到人类的改善为归宿。”
如果我们的研究，不能让每一个关注历史的读者了解“人生而平等”的道理，懂得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权利和尊严，学会因关注他人的命运而养成对生命的敬畏之心，进而达到改善人类生存状况和质量的目标；如果我们的研究反而会因为基于这样或那样的立场，造成更多的仇恨、对立，甚或伤害，那我说，这种学问不要也罢。
学问有道，求仁义而已。“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心而不知求，哀哉！”吾既认定此道，“虽千万人，吾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