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6-12-29 23:15
我们中间隔断的墙：电影《高度设防地带》
我们中间隔断的墙：电影《高度设防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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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 | 我们中间隔断的墙：电影《高度设防地带》
原创 2016-12-29 王怡 王怡的麦克风
有两种历史观，一种是资治通鉴，意思是历史本身没有意义，记录历史的意义，只是提供前车之鉴。另一种是希伯来人的历史观，历史是一个高于历史的意志的展开。因此记录历史的意义，不是记录人的行为，而是记录透过人类行为得以展现的上帝的作为。换言之，在希伯来人的观念里，一切历史、一切故事，在本质上就是一个寓言。
看这部西班牙电影，忽然对当年詹姆逊说第三世界的文本都是民族寓言，有些新想法。电影是在墨西哥拍的，和我们一样，那里的中产阶级，开始聚居在城外具有某种封闭性的小区。所谓小区，也不小，已类似一座城邦。如广州的碧桂园。就算小，也五腑俱全。医院、学校、影院，和各种类似市政的系统。在电影里，还有教堂和墓地。
其实到底是城邦，还是小区，有点难说。如果你买了一块足够大的地，有房产，有街道，有公共设施，住户们签下公约，修一道墙围起来，拉上电网。那么警察进来，要不要搜查证呢？住户们推选一位负责人，是叫主任呢，还是市长呢。
单从产权理论说，一百平米是私人产业，一千亩也是私人产业。若这一千亩都是一家人的，外头立块牌子，警察就不能进来。一千亩上若有几千户人，理论上也是一样，所以小区门口大多写着，“私人物业，非请勿进”。但人一多了，就不可避免公共性，每家人都有亲朋来往。从住户利益来说，放弃部分的财产权利，来换取公共性，也就是我花钱买地，随便你踩；一般而言也是划得来的。
每家人对小区公共用地和设施都享有权益，只要有一家人不同意向业主以外的人彻底封闭，小区的公共性就不可消除。因为对私有财产，必须适用契约的一致同意原则，而非公法上的多数票原则。但在法律上，小区始终是私人产权，假设住户一致同意，他们能够“宣布独立”，成为一个微型的“城邦共和国”吗？在城门口设立守卫，没有搜查证，政府无权进入，就像无权进入普通的私人住宅一样。
我倾向于认为这在宪法上是成立的。只是你需要坐下来，和政府谈各种公共设施的价格。政府用技术性的理由，就能使这个城邦共和国的乌托邦，因交易成本太高而落空。只是政府不能说，我不准你们这样。
中产阶级小区的兴起，其实在私法与公法、私人自治与国家政治之间，创造了一个微妙的地带。不过这部得到威尼斯新锐导演奖的片子，并不把焦点放在这里。而是说，敦促一群富人们，用高墙电网把自己封闭起来的世代，是一个什么样的世代？
这是一部充满了先知咒诅气息的寓言。它夸大了小区的封闭性，假设一座完全隔绝起来的城邦。住户都是上层的中产阶级，他们签下盟约，从政府那里取得自治权，也就是政府必须视这座小区为一项完整的私人财产。非经正当程序，不得入内。围墙内的幸福生活，与墨西哥城的贫穷凌乱，实在是两个世界。只是一天夜里，狂风吹倒了广告牌，砸在围墙上。几个穷小子爬进这座香格里拉，入室抢劫，杀死了一位老妇。
几声枪响，外面的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住户们召集议会，决定不报警，自己找出藏匿在小区内的最后一名劫匪。因为和政府的协议中说，一旦发生刑事案件，政府将取消小区的自治地位。一个警察想尽办法进来，调查真相。孩子们兴奋地流传着关于劫匪的说法。结果一个孩子16岁生日这天，在地窖中发现了那个和他一样大的少年。
他问父亲，为什么不告诉警方。父亲说，年轻时哥哥被杀，警方腐败，他指证的疑犯被放走，并得知他的地址，跑来打断了他的肋骨。这就和1997年前的香港电影一样，所谓“警察靠得住，母猪也会上树”。这些富人们，对政府和穷人同时怀着深刻的恐惧感。小区议会在另一条路上越走越远，以少数服从多数的理由，闯入议会反对派的家里，收走电话和手机；并试图贿赂警方，不惜代价维持这个中产阶级的乌托邦。
主办警察是个有意思的角色，他先拒绝了贿赂，因他觉得受侮辱。直到最后，上司进入小区谈判，赤裸裸地索贿。那个藏匿的少年追在警车后面，他却最终狠下心来，将少年遗弃在了这座“高尚社区”。大门外，少年的母亲等在那里，指控他“卖我的儿子得了多少钱”？这位曾渴慕正义的警察，实在羞耻难当，就因羞成怒，下车去，疯狂殴打老妇。
一群中产阶级男人，持枪追逐少年小偷的镜头，是电影中最令人羞耻的一幕。甚至比他们在小区街头动用私刑，最后将这位少年群殴致死的那一幕更令人哀伤。
私法和公法，两个世界，两个梦想，都弃绝了这个小偷。那个16岁少年，离开小区，带走了他在地窖认识的朋友的尸体。他母亲翻看纸牌，对丈夫说，我们都要下地狱的。
导演说，从真正的意义上讲，墨西哥是没有法律的。你遇见麻烦，还是要自己想法搞定。他说，电影期望关注贫富分化，和权力腐败在人群中造成的阻隔。
但这不是一个关于墨西哥的民族寓言。而是关于这世代的寓言。
其实好电影都是寓言。有两种历史观，一种是资治通鉴，意思是历史本身没有意义，记录历史的意义，只是提供前车之鉴。另一种是希伯来人的历史观，历史是一个高于历史的意志的展开。因此记录历史的意义，不是记录人的行为，而是记录透过人类行为得以展现的上帝的作为。换言之，在希伯来人的观念里，一切历史、一切故事，在本质上就是一个寓言。
而寓言的意思，差不多就等于预言。在圣经中，当真实的历史具有寓言和预言的双重含义时，就被称为“预表”。
因此在后一种观念里，对一个虚构故事的最高评价，就是接近于一个寓言。
寓言一定是普遍的，而不是民族的。换言之，“民族寓言”的说法本质上是反寓言的。民族寓言的意思，和电影中的小区一样，是人群中一道隔断的墙。民族寓言的实质，就是一座巨大的男根崇拜。这就是所谓“第三世界文本”与经典本文的差异。它们一个是民族寓言，一个是历史寓言。或者说，一个是对寓言的模仿，一个是寓言本身。
这也是我们的奥运开幕式，和多数开幕式的差别。我们最强烈的叙述冲动，始终是关乎民族寓言的；我们对关乎族群的男根崇拜之外的叙事，永远缺乏激情。我们中间，也有隔断的墙。贫富的，官民的，内外的。但我们的墙主要是人墙。在那个晚上，我们看见的阵仗，无论多么陆离，本质上还是人墙。换句话说，对一个民族寓言的叙述，越是浩大，越证明你还是第三世界。
我们这里的小区，其实比墨西哥的更气派。在这世代，我们写不出真正的寓言，我们相互设防，在宏大的叙事中，依然构成彼此的人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