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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逝世五十周年纪念｜傅雷在1966

傅雷逝世五十周年纪念｜傅雷在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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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逝世五十周年纪念｜傅雷在1966
原创 2016-09-03 王丹阳 三联生活周刊
1966年9月3日凌晨，义无再辱的傅雷夫妇，对自己的生命做出了决绝选择。


傅雷（1961年春）

江苏路284弄安定坊的跟前如今新造了条地铁，从地铁口上来，这座小小入口的花园里弄就在手边，一拐进去，5号的黑色铁门就赫然在眼。总共是5幢18单元的联列式洋房，5号稍显不同，不仅装了大铁门，还有一块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的石牌贴在门边，寥寥几字，任你心照不宣。

出入铁门的人对门口逡巡的人都目光警觉，很快地把门一锁。听说，很多知情者想来参谒，有爬墙进来拍照的，居民很反感，反映道“这都是私人的房子啊”，确实，这房子在文革时“大换血”，他们都是70年代搬入的，没一个见过之前的男主人傅雷。

为了不让这房子抛头露面，极其讲究私密性的老上海人跟政府讨价还价，只能把“傅雷故居”的介绍牌贴在里面，于是你需要有机会走进铁门，凑上那座假三层、褐色粘卵石铺面的德式别墅，才看见一块失色的铜牌按在一根方柱挑空的门廊底下，因为门廊朝西洞开，檐下光照黯淡。


上海江苏路284弄安定坊5号，曾被傅雷命名为“疾风迅雨楼”

岐山居委会一个姓李的主任说，按傅雷的知名度，这房子该做成故居对外开放的，但这里的居民很怕烦，傅家的后人更是没见过一个，同个里弄里钱学森的故居就已经“谈好了”可参观，但傅雷的房子有点特殊，“毕竟对他两个儿子来说，这也是伤心地，人家也是有点忌讳的。”她这样说，带着点同情地揣测。江苏路、愚园路这带文风炽盛，解放后，这里是弄堂、棚户区和老洋房首尾相接、交杂分布，但在工人阶级的“掩映”下，傅雷、施蛰存、顾圣婴、杜重远、钱学森等在此撑出另一番世界。50年来，这带的劳动群众对傅雷多少有点耳闻，并不因为他的翻译，而是夫妇俩的自缢和傅聪的“叛逃”，这在文革时都是典型的反面教材，也是最极端的悲剧。


1966年9月3日
如今的5号住着四户人家，1936年造的房子，一律朱漆木门，格局至今未动。房子L型站在小院西南角，方方正正、棱角分明，狭长的钢窗冷落地开在山墙上，让房子显得像碉楼。傅雷一家曾住的底楼如今大门紧闭，其实朝南的阳台外有个100平的大花园，66年前是傅家整个租了这宅子，花园就是独享的，所以抄家时花园里被掘地三尺的英国月季都是傅家协同里弄里的文化人精心研究嫁接的。66年后，这花园随宅子变集体所有。

二楼的王炳贞71年时住进来，如今89岁耳背地厉害，他记得当时四户人家都属三军，这房子是军产，跟我反复嘀咕着当年是四人帮指示三军复员缺住房，而这边是“自杀的自杀，坐牢的坐牢”，房子空出来……因为底楼有150平，慢慢演变成三家，终日鸡犬不宁，最后被一家独占，后来这家也另有住房，底楼被走马灯般地出租出去，现在底楼开了个私人会所，“做了饭店吵得不行”。


底楼的花园，傅家曾经在这里种满月季，如今是一个私人会所

50年暌违，回到1966年8月30日，傅家迎来最后的风声鹤唳。下午，区房管局先来搜家，晚上7点多离开。11点多，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来了，领头人是上音钢琴系教师、后升上音副院长的李名强，他曾是傅聪的琴友，50年代时他还是傅家的座上宾，常去他家听傅聪从波兰寄回来的音乐会唱片。进门就呵道“傅雷，你的问题很严重”，“你混蛋”，傅雷回敬。抄家持续四天三夜，也让义无再辱的傅雷走上绝路。多年后，李名强曾在香港告诉过媒体记者，红卫兵把袖章给他戴上，“我能不去吗？谁会愿当反革命？”

9月2日中午抄家队离开时，傅雷和朱梅馥三晚没有合眼，花园被捣翻、地板被撬开，四周贴上大字报。即使陷入人生最后的绝境，夫妇俩以闭门隔绝的方式阻挡住来自外界的关切，8月30日深夜，好友周朝桢听见他家一片嘈杂声，屋里灯火通明，去敲了门，朱梅馥站在门前与他对视片刻，默默把门关上。31号，朱梅馥之弟朱人秀致电傅家，被朱梅馥换做陌生人的声音挂断……

那天晚上，他们和保姆周菊娣照样三人对角坐在书房里，傅雷伏案写东西，“两个人还有商有量”，周菊娣事后这样告诉过朱家的人。8点的时候，朱梅馥叫她早点休息去，“明天小菜少买点”。翌日早8点半，周菊娣一直没有等到主人的卧室门开，按照傅雷刻板的作息，他们是七点就起床的。一直到九点半，她在敲门无人应后紧张地推门而入，眼前的惨状轰然撞碎入傅家11年来的斯文印象，1985年，在报告文学作家叶永烈的回访后，当年是自缢还是服毒的谜团渐渐明朗。

按照《傅雷之死》的考证，长宁区派出所的户籍警左安民是第一个进入现场的人，“夫妇俩一左一右吊在钢窗的横档上”，他进门时劲儿太大，傅雷头上的绳子断裂，整个人掉在了藤椅上。他们的绳索是那年代才有的蓝格土布床单，撕成长条打个结，地上的棉花毯亦被后世称道为临死的优雅和尊严而流传不休，这是为了不在深更半夜惊扰外人。屋内台灯昏昏，暗示着发生在天亮前。

可以想象，两人一个是穿着短裤汗衫、另一个穿着睡衣被车送走的，送他们最后一程的只是周菊娣的哭天抢地，这位45岁的浙江镇海农妇和傅先生、傅太太情如至亲，去谁家都没有在他们家干得那么长。因为傅雷是有争议的名人，当天车是开到上海市公安局法医处进行尸检，在他的颈下发现了马蹄状索沟，傅雷在圈子里出了名的清高孤傲，死后的斯文体面便身不由己了，周菊娣念在他俩是光着脚上车的，翌日买了两双黑布软底鞋给送去殡仪馆。

左安民在《傅雷之死》里有段自述，“当时，我管的地段，文化界的人很多，五百多户中有二百多户被抄家。一开始，遇上抄家，我就赶去查看有没有抄家证明，著名影星祝希娟也住在那地段。当一些中学的红卫兵抄她家的时候，我赶去了，一问，他们没有证明，我就不许他们抄。后来，抄家的越来越多，后来，抄家的越来越多，根本不跟派出所打招呼，社会上越来越乱，我也顾不上。”

“傅雷家，本来我以为不会有什么单位来抄家的，因为他不属于什么单位。上海音乐学院跟他们家没什么关系。他们的红卫兵来抄家，没跟我打招呼。所以一直到傅雷夫妇死了，我才知道。”

傅家本可逃过一劫，傅雷在1958年被划入右派后，彻底成了个无职无衔的自由派文字，靠人民文学出版社预支的翻译稿费养活一家四口。音乐学院的造访另有其因，那是因为傅雷写给上音钢琴系主任李翠珍的一封私人之信，后者是朱梅馥在晏摩氏女中的同学，后因丈夫在香港曾几度赴港团聚又不肯返沪，非常时期被划入特务，上音的红卫兵在抄家时发现傅雷一封信，信里劝说她返沪，于是一并有了特务之嫌。但以傅雷直如竹筒、口无遮拦的刚硬脾气，也许因李翠珍被抄家是偶然，但趋于决绝是特殊时期的必然。


悲剧的诞生
“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傅雷留给朱人秀的遗书中说道。”在夫妻俩精心列就包裹的遗物清单里，这封写给朱人秀的遗书格外悲切却沉静。因为两人曾在夜深时去花园里观察月季生长习性，这座花园就被怀疑埋藏着“变天罪证”，变天罪证没有挖到，却找到新的反革命线索。

那是朱梅馥三姐朱纯寄放在傅家阁楼的一只箱子，里面有一个印蒋介石头像的圆镜和一幅宋美龄的旧画报，“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朱梅馥的亲侄女、朱人烈之女朱佛容向我回忆起那两件把柄至今难以心绪难平，她告诉我，那是朱纯夫妇在解放前曾在安庆某银行任职，一直想调来上海工作，便曾在傅家寄存过物品，不料正值上海解放，旧系统无法存续，两人就一直没能落脚上海。这个寄存的箱子，也让朱纯在亲戚的怪责中抱恨终身。


傅雷

在2013年重编版《傅雷家书》里，瞩目处之一是一封1966年8也12日寄去英国的信“对于一个在旧社会中生活逾四十年，满脑子‘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反动思潮’的人来说，他(毛泽东)的‘自我改造’自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我们正在竭尽所能、出尽全力去满足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加诸身上的种种要求。”这是他写给在英国的傅聪的最后一封信，曾因逸散而没有在旧版中出现。但这封信透漏着他最后的心路。

上海傅雷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王树华告诉了我段插曲，傅聪曾经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这封信，“我敦促他一定要找出来，因为它折射傅雷已经有自杀的想法”。最后忆起信是给了一位香港记者，对方却也找不到了，如今面世的只是英文报纸上择段刊出的半封信，由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教授金圣华转译。

“想象我们的孙儿（傅聪之子傅凌霄）在你们的客厅及厨房里望着我们的照片，从而认识了远方的爷爷奶奶，这情景，又是多么叫人感动!尽管如此，对于能否有一天亲眼看见他、拥抱他，把他搂在怀里，我一点不抱希望。妈妈相信有这种可能，我可不信。”傅雷晚年也是多疾缠身，白内障、肾下垂、还间而伴有三叉神经痛，58岁的身体犹如风烛抵抗萧萧暗夜，他在信末已写，每次只能看五分钟书，“报上的长文都是妈妈念给我听的，这封信是我口述由她打出来的。”


傅雷和朱梅馥

决绝的种子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就在他心中酝酿，傅雷常怒发冲冠、横眉竖目的，从不避讳自己近似儒家杀身成仁的念头。1958年4月30日，他被“补划右派”，那时他任上海市作协的书记处书记，也是他生平最后一份“正职”，兼任《文汇报》社外编委。那天深夜他回到家后，灯下曾对朱梅馥对坐而叹:“如果不是因为阿敏（傅雷二子）还太小，今天我就…..”

现年81岁的朱佛容向我回忆起这个姑父，不无对他的悲剧性性格有所喟叹，“他这个人刚正不阿，嫉恶如仇，不怎么懂在现实的人情世故上回转，划右的时候就说要自尽了，我听我妈妈说，我姑姑说不许你自杀，我还有两个小孩呢。”在她印象里，姑父的脾气性格绝对不好伺候，“我姑姑因为他吃了不少苦。”

1966年8月23日，他又说了同样的话，周菊娣曾经在当年事后的公安笔录里提过，那天里弄突击读报回来后，两人就开始整理字画古董，第二天晚上傅雷就在书房讲：“音乐学院可能要来砸，要砸让他们砸，最多大不了两条命”。朱梅馥高中同学张原我的女儿艾方惠曾经叙述过这样的细节，那是在当年8月27日，她和母亲最后一次造访傅家，把寄放傅家的首饰拿了回来，傅雷很坦荡，说这次无论如何不愿再受辱，“他要带着梅馥一起走，我母亲力劝，老傅，如果要走，你能不能把梅馥留下？他说他不能让她一人活着受苦。”


无恒产的弄堂人家
在王炳贞老人家二楼的阳台上俯瞰花园，一片绿荫如盖，已很难想象当初满园月季的景象，最初的竹篱笆围栏也不复踪影，用高墙代替。底楼的会所摆了几件遮阳伞、桌椅在外面，一股适憩的安宁气沁人心田，曾经作为傅家的花园也曾高朋满座，比如，住在愚园路1028号的施蛰存只要折过一街角就来到了他家。


1956年傅雷夫妇在江苏路寓所

这是傅雷在上海最后一个家，从1949年起住了17年。虽然夫妇俩都是上海南汇周浦人，却像多数漂泊沪上的文人家庭，一生无恒产。这房子本是上海的翻译家宋淇的，后者的身份曾是港中大翻译研究中心主任，也是张爱玲后期作品的重要出版人，在解放后移居香港。傅家租下房子的时候，宋母还住在二楼，一楼就做了傅家的客厅、书房和主卧，傅雷是埋头书斋的喜静之人，两个儿子就住在顶上的阁楼。

傅家在那条弄堂里算不上殷实，甚至是拮据的。按照遗书上的说法，房租是55块，据周菊娣透漏，每月的伙食费在48块，还有大笔开销用在傅聪的钢琴学费上。但根据当时上海的社会环境，傅家虽非大富大贵，也算过得小康----60年代上海的双职工家庭月入在百元左右，也有丈夫一人养活一大家的情形，如果工资过百，女方也可赋闲做家务。傅家就是这种情况，傅雷靠非固定的大笔稿费维持家用，朱梅馥虽由教会女中毕业，但15岁订婚后就中止学业，一生操持家务。这个看似并无特殊的家庭，在波澜不惊的集体主义大环境下挑出一个极其不寻常的精神世界。


翻译《人生五大问题》等莫罗阿著作时期的傅雷（1936年）

纵使傅雷因译著丰硕而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绕不开的翻译大家，但纵览他的履历，却从未有过显赫的职业身份。数个任职，都潦草短暂：1931年，刚从巴黎大学艺术理论专业学成归国，他在上海美专教授过两年美术史和法文；1935年作为“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成员去洛阳调研龙门石窟，这个机构是国民政府行政院所属专事文物管理的职能部门，他很快便因账目报销问题与内务部会计起纷争，之后“愤然辞职”；四年后迁往昆明，任国立艺专教务主任，两个月后与介绍人腾固发生口角而辞职，理由是为刘海粟的专业地位问题评价不一，翌年就回了上海。

解放后，他的官方身份复又起色，1952年起任上海作家协会理事、55年到57年曾任市政协委员，直至58年划入右派时，他是上海作协书记处书记，从此断送官职。无论是为哪朝做事，他都没有善终，归根到底跟不事权贵的性格有关。他曾在1937年写给史学家罗香林的一封信上有过一番自省，“实缘弟秉性憨直，不惯作吏”。

施蛰存在一篇《纪念傅雷》的文章里写到他1939年在昆明拂袖而去的情形，“这是我第一次领略到傅雷的‘怒’。后来知道他的别号就叫‘怒庵’，也就不以为奇。从此，和他谈话时，不能不提高警惕。“回上海后的傅雷成为自由人、特约翻译，一家住在今重庆南路的巴黎新村4号，“知道他息影孤岛，专心翻译罗曼罗兰”，《纪念傅雷》一文道。


南汇航头镇王楼村的傅家祖宅，鼎盛时有36间，因为还有四户的搬迁工作没有完成，一直无法开放

在孤岛上海，他蛰居巴黎新村，靠变卖南汇祖宅之地维持一家开销。1948年大陆易帜的当口，这位无党无派的边缘知识分子又开始纠结矛盾，“宋淇知道他的脾气不受官家待见，劝他去昆明躲一躲”，朱佛容告诉我，当时，宋淇帮他出主意以开办进出口行为由迁居昆明。朱人秀曾对叶永烈回忆，他不懂党的政策，以为苏区打土豪分田地，自己也会因南汇的地主家世受牵连，于是变卖剩余土地、典当老宅，来到昆明，差点到了香港又决定“死也要死在自己国土上”，又动身回沪，搬入宋淇在安定坊的房子。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楼适夷的一段描述里，可见50年代初傅家的状况。“全国解放后，傅雷译书最早由平明出版社出版。1952年，我从抗美援朝部队由中共中央宣传部调回北京，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即亲赴上海，与傅雷订约，其译书全归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作为特约译者，预先经常支付优厚稿费，以保证他的生活。他没有工资。直到‘文革’中他逝世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支付他的稿费，是他唯一生活来源。”


怒与刚
1961年，傅雷摘帽，施蛰存折过街角去看他。“他还在译书，而我已不干这一行了，那几年，我在热衷于碑版文物，到他那里去，就谈字画古董。他给我看许多黄宾虹的画，极其赞赏，而我却又有不同意见。我以为黄宾虹晚年的画越来越像个“墨猪”了。这句话又使他“怒”起来，他批评我不懂中国画里的水墨笔法。”

在施蛰存幽默的笔调中，并不隐晦于他干柴烈火般的脾气，“1966年八月下旬，我已经在里弄里被‘示众’过了。想到傅雷，不知他这一次如何‘怒’法，就在一个傍晚，踱到他门口去看看。只见他家门口贴满了大字报，门窗紧闭，真是‘鸦雀无声’。我就踱了回家。大约在九月十日左右，才知道他们两夫妇已撒手西归，这是怒庵的最后一‘怒’。”


傅雷夫人朱梅馥的侄女朱佛容

8月13日，当朱佛容在寓所向我谈及傅雷之怒时，我方始理解为何朱梅馥在一封1961年的家书中这样苦口婆心：“我对你爸爸性情脾气的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都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他一贯的秉性乖戾，嫉恶如仇，是有根源的。”知夫莫若妻，信里所谓的“秉性乖戾”，与朱佛容哭笑不得似的描述隔空暗合。

傅雷的“怒”是一以贯之的，对外对内都显示着种绝对而鲜明的性格特征，孔子说“吾未见刚者”，施蛰存嗅到他身上的一种主调“刚劲”。朱梅馥用“乖戾”形容他，不是没有道理，他曾一度与刘海粟决裂，理由是为画家老朋友张弦打抱不平，那时刘海粟对张弦在创作报酬上做扣压，后者染疴死后刘海粟都不愿为其卖画筹款，傅雷悲愤之下把刘海粟骂个半死，公开交恶。

在家里他象征绝对的威严和父权，“我爸曾想把我寄养在他们家，那我不要吓死的哦，傅雷那个脸不要太凶哦，其实他人蛮好的，就是上海人说‘吃相太难看’（指态度不好）”。朱佛容说着就习惯性调回上海话，就像姑妈姑父在家也说上海话一样，他们的国语说得都不好。

他喜欢安静，却不时在书房里竖着耳朵听傅聪的琴声。住在巴黎新村的时候，朱家人去看望朱梅馥，总在客厅里絮叨家常，这时，坐在门口廊道边琴房里的傅聪开始淘气乱弹，“声音响得盖过你说话”。不料傅雷从三楼书房冲下来，就是一顿打手心。杨绛在《忆傅雷》中也写过类似的场面，两个小孩鬼头鬼脑地偷听大人在客厅谈话，“只听得傅雷厉声呵喝，夹杂着梅馥的调解和责怪；一个孩子想是哭了，另一个还想为自己辩白。我们谁也不敢劝一声，只装作不闻不知，坐着扯谈。傅雷回客厅来，脸都气青了。”

傅雷在家中一上火气，有什么扔什么，花瓶、蚊香盘、鞋子，朱佛容都亲眼见过或是听大人描述过。在知识分子的斯文外壳下，其实这就是个典型的望子成龙的父亲、为自己树立权威的家长，虽然也喝过洋墨水，但身上有根深蒂固的江南乡绅望族的儒家文化传统，指引其不自觉地缔造一种严正威仪的家风。

所以朱佛容记得，他家规矩太多，各种讲究，中饭是11点半吃，晚饭是7点，吃点心也有时间，都是铁律。有次她去傅家吃饭，他家是分餐制的，每种菜都在自己的盘子里夹好，饭桌上的格局是夫妇俩在长桌的两头对坐，两个儿子靠着母亲坐在一边，朱佛容坐在表哥和表弟的对面。“他远远看见我这没菜了，梅馥，给阿洁（南汇人在家中各取小名）添点菜。两个儿子没菜了是把盘子往妈妈这里挪一挪，‘妈妈，给我夹点菜’，我想我还是吃了快走吧，哪里敢多要。”


安定坊

60年代初在安定坊，刚生了小孩的朱佛容去姑姑家找她拉家常，无事从不打搅在书房的傅雷。“保姆菊娣走出来跟我说，洁小姐，傅先生叫你进去坐一会儿。他的面孔还是跟我小时候时一样，‘你怎么那么瘦，你不是认识很多医生吗，去验个血不是就决绝了吗’，他就是这种口气，说着在我的通讯录里写上个医生的电话，叫我去看。”但她记得，他对外婆，即自己的岳母是非常尽孝的，那时外婆住在傅家，他每顿药都亲自拿上跟前。


“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朱佛容与傅聪曾先后被送进毗邻巴黎新村的西城小学，校长是朱人烈朋友的太太。傅聪没读一会儿就退学了，原因是他太调皮，经常被老师耳朵拎得哇哇直叫，傅雷对此有意见，“你教育不来我的儿子”，于是就索性将他接回家中请私教上课，很多朋友对这种管教法不以为然，施蛰存说“这种家庭教育是相当危险的，没有几个人能成功，然而傅雷成功了。”



上海傅雷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树华

“他自己就是棍棒之下出来的，所以在那种特定的文化环境下，他相信棍棒之下能出孝子。”傅雷文化研究中心的王树华这样解释。朱梅馥知道他的童年是“清教徒般的生活”，他1908年生于南汇县渔潭乡傅家宅，即在今日的南汇航头镇王楼村，傅家是当地的望族，上世纪80年代时尚有160多户。傅雷祖上曾持田产千亩，后渐家道中落，至他父亲傅鹏飞不图守业济家，飘然在外，被恶人陷害狱中。

他对清贫的看法就颇能说明他的精神底色，“清贫二字为何连在一起，清则贫，亦唯贫而后能清”。这点从他对美国的厌恶里的也可映鉴，1965年，他给在美国旅行的傅聪写“换了我，恐怕比你更受不住二十世纪高度物质文明的生活，和极度贫乏的精神生活的对照，的确是个大悲剧”。更悲剧的是，他从精神上抗拒资本主义式物质生活，又在新中国的集体主义海洋上摸不到精神停靠的边际，政治上天真乐观得很。

“国内文化大革命闹得轰轰烈烈，反党集团事谅你在英有所闻，我们家也为之惊心动魄，万万想不到建国十七年，还有残余资产阶级混进党内的分子敢如此狂妄向党进攻。”这是1966年6月3日的家书，那时他已坦言“工作的苦闷比你厉害得多”，那年的信中总透漏着来日无多的情绪。他自感童年的阴影在心中扎根，“年纪越大越容易人格分化”，像枚宇宙粒子漂浮于尘世。

2013年，傅雷骨灰正式入葬上海福寿园海港陵园，墓志铭上刻的是他在家书中的原话“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王树华觉得，这句话恰好地概括了他孤独和不群的一生。“我们觉得孤独是这个世界难得的品质，傅雷的精神价值就在这里。”他说。2011年，浦东傅雷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后，王树华发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每次他把在北京的傅敏请来南汇开研讨会，会有意识地把傅家在南汇的远亲近邻介绍给他，“他都不认识的，他说从来不知道我们家有那么多亲戚”。朱佛容曾经告诉过我，傅家极少有亲戚走动往来，“感觉他（傅雷）没什么亲戚，所以想想蛮悲惨的。”她指1966年的变故。

说起傅雷骨灰的安葬，王树华也费尽周折，“要反过来去找他们的”，他指傅聪和傅敏。傅雷的骨灰曾因他是“自绝于人民”而流落民间，又差点被销毁，1979年平反后一直寄放在龙华烈士陵园，家中一直没人再提入葬之事。但王树华在南汇筹办傅雷文化研究中心，又兼着南汇博物馆的事，一直想把骨灰的事落实。“我跟傅聪、傅敏说，他不仅仅是你们的爸爸，他现在是公众的傅雷，但傅敏跟我说这不是我爸爸的风格，你们就撒大海吧。”

朱佛容觉得，表哥和表弟在性格上继承了些傅雷的淡泊和不食人间烟火，当时，福寿园的领导通过南汇的同乡也来找过她好几次，希望把傅雷请进福寿园，她去做两兄弟的工作，“你知道傅敏怎么说，他说我爸爸这个人脾气很怪的，葬在旁边的人他不喜欢会合不来的。”目前的傅雷墓中并没有朱梅馥的骨灰盒，只是在1979年追悼会时，傅聪捻取了点母亲的骨灰放入父亲的骨灰盒，后来母亲的骨灰盒在烈士陵园里遗失了，那也是一段人为的疏忽。


《傅雷家书》（三联书店1981年版）

本来，寄放费都是朱佛容一手操办，1999年她去美国定居了一段，关照两兄弟不要忘记续缴费，后来他们果然忘记了，朱梅馥的骨灰被当作无主并处理掉了。“这件事把我气得半死，傅敏反而过来安慰我。我只能托王树华，跟他说你一定要帮我找回来。”在她眼里，姑姑是一个世俗维度上前所未有菩萨心肠的人，她懂得在丈夫面前维护他的威严，也在孩子面前竭尽慈母的慰劝，如果没有她，父子三人的精神世界不可能得以长久的维系，也不会有《傅雷家书》。

朱佛容是从上海交通大学船建学院退下的力学系副教师，朱家的命运曾也一度受到“傅聪叛逃”和傅雷事件的影响，导致在事业上各有插曲。五十年后，她说到这对夫妇还是禁不住失声了，“我娘娘（姑姑）很和气，继爹脾气不好，但他们都是好人”。1966年9月3日之后没两天，她知道了这个消息，在悲痛与惊栗中慌乱地自顾着，她记得她与亲哥哥把家里的《约翰克里斯多夫》精装本封皮面费劲地扯下来，特地走到人民广场找了个垃圾桶扔掉。“路上我和哥哥哭得不行，两个人互问怎么会这样，我哥哥有点神经质了，我还得把他控制住，不要被人发现。”

70年代后期，家中同样被批斗的朱佛容搬到了乌鲁木齐北路上一座电梯式的德式公寓，从安定坊沿着愚园路走一公里路就到了那里，愚园路是条知名的幽静小马路，8月盛夏更是梧桐斑驳洒满一路、和两边洋房的墙头坡顶。我从安定坊走到朱佛容的家，在五十年不变其貌的马路上曾想，如果她的姑姑和姑父挺过了那个年代，也许真的会在一个朗朗乾坤般的午后，走过愚园路去她家，像最普通的家庭那样闲话家常。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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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孤独灵魂
原创 2016-09-03 曾焱 三联生活周刊
纪念傅雷先生，以及那些像他一样“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的灵魂。


傅雷题赠罗曼·罗兰的照片（1934年2月）


一个孤独者

1965年9月12日，傅雷像往常一样，提笔给远在伦敦的长子傅聪写信。第一封是用英文写给傅聪当时的妻子弥拉的。弥拉是世界著名小提琴大师梅纽因的女儿。傅聪在1958年不得已从波兰出走伦敦后，曾给父亲带来精神上沉重的苦痛和压抑，好在两年后他与弥拉相爱结婚，给了父亲少许宽慰。自傅聪婚后，傅雷不再单给儿子写信，有时也会写给儿媳，希望她能多了解一位中国父亲对艺术、对家庭的看法。

那天他几乎以整封信谈论的，是自己正读着的书，查理·卓别林“一本卷帙浩繁的自传”。傅雷向弥拉感慨，自己跟卓别林在许多方面都气质相投，尤其是孤独。“我的生活比他平凡得多，也恬静得多（而且也没有得到真正的成功），我也非常孤独，不慕世俗虚荣，包括虚名。”他读得伤感极了，忆起久远的过去：“我的童年很不愉快，生成悲观的性格，虽然从未忍饥挨饿——人真是无可救药，因为人的痛苦从不局限于物质上的匮缺。”

现在来看，这本传记带给傅雷的心绪震荡显得不太寻常。自1954年，傅雷就一直给在国外学习和生活的傅聪写信，1958年12月底因出走事件中断。后来因了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直接批示，1959年10月后他们父子又获准恢复通信。从1954年1月18日晚第一封，到1966年6月3日最后一封，傅雷写信的间隔通常在一周左右，少则三四天，最繁密时也顶多每日一封。而1965年9月12日这天，白天和晚上，他竟接连写了两封信，分别跟傅聪夫妇深谈读后感受，字里行间，似有难以尽言的心情。

1965年，正是傅雷饱受忧患、处境最艰难的时候。在政治的阴霾之下，埋头译作之外，给孩子们写信是他精神上最大的支撑。有了1957至1961年当“右派”的教训，傅雷把自己工作和生活的空间压缩得更加逼仄，几乎不再出门与人交往。他几十年都是靠稿费生活，从未向国家领取工薪，而现在聊以寄托精神和生活的翻译也由于政治气候的严峻而几乎停止了。前一年交稿了50万字的巴尔扎克《幻灭》三部曲，始终没有能够出版的消息，他收入骤减，终日忧心一旦不能译书，将难以维持自己和妻子的生活。

身体方面的未老先衰也令傅雷哀伤。他的眼神经急剧衰退，医生警告有失明的危险，必须立刻停笔休养。这一年来，傅雷内心在不断挣扎，迟疑着，要不要给认识多年的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写信，请从前曾经维护过自己的这位老领导帮忙，从政府方面申请些钱来治病与生活。


朱梅馥与傅聪在上海中山公园（1954年1月）

在那个晚上，写给傅聪的信里他又一次谈到卓别林的孤独：“他是非常孤独的人，我也非常孤独：这个共同点使我对他感到特别亲切。”他也责备自己：“我越来越觉得自己detached from everything（对一切都疏离脱节），拼命工作其实只是由于机械式的习惯，生理心理的需要（不工作一颗心无可安放），而不是真有什么conviction（信念）。至于嗜好，无论是碑帖、字画、小古董、种月季，尽管不时花费一些精神时间，却也常常暗笑自己，笑自己愚妄、虚空、自欺欺人的混日子！”

从卓别林，他是否想起了三十几年前的《夏洛外传》，信中没有提及。但这本书于他，既和卓别林不可分，也深刻于他自己的生命。卓别林创造了不朽于银幕的小人物夏洛（Chalot），法国记者菲列伯·苏卜（Philippe Soupault）又把他写入“幻想人物列传”，而刚从巴黎回国的傅雷因为深受书中人物的感动，决意将该书译入中国——稿成之后，虽说屡经碰壁，1933年9月他还是以“自己出版社”的名义在上海自费出版了它。

《夏洛外传》为傅雷第一本译著，也是他漫长翻译生涯的起步。当时25岁的傅雷，在译者序中用这样激情的语句，向读者勾勒他钟爱的夏洛：

一个现世所仅有的天真未凿，童心犹在的真人。

他是一个孤独者。

是世间最微贱的生物，最高贵的英雄。

卓别林曾说，他原想由夏洛造成一种“悲怆的哲学”（Philosophie Pathetique）。在辞世前一年的9月12日这个晚上，傅雷是预见到了吗，在这无法自主的浮世里，自己的命运离悲怆又高贵的夏洛竟是那么近？


罗曼·罗兰的奇迹

傅雷赴法那年，不到20岁，正是青春彷徨的年纪。到巴黎后，他最早接触到的是十八九世纪的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如夏多布里昂、卢梭、拉马丁一路，书中那些迷惘而无望的恋爱，罗曼蒂克的热情和幽思，令他更加无可解脱。


傅雷在法国（1930年）

很偶然中有一天，他读到了法国当代作家罗曼·罗兰的一本《贝多芬传》，竟遽然触动：“读罢不禁大哭，如受神光烛照，顿获新生之力，自此奇迹般突然振作。此实余性灵生活中之大事。尔后，又得拜读《弥盖朗琪罗传》与《托尔斯泰传》，受益良多。”

《贝多芬传》和罗曼·罗兰对傅雷人生的影响重大，在他8年后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上的一篇文章还可窥见。1936年，傅雷好友、在上海美专教授西画的留法画家张弦病逝，当时还不到30岁。傅雷长叹中写下悼文——《我们已失去了凭藉》，开头两段，既是对好友遭遇的痛惜，也是他自己最真的人生感悟：

“当我们看到艺术史上任何大家的传记的时候，往往会给他们崇伟高洁的灵光照得惊惶失措，而从含有怨艾性的厌倦中苏醒过来，重新去追求热烈的生命，重新企图去实现‘人的价值’；事实上可并不是因了他们至上的善性与倔强刚健的灵魂，对于命运的抗拒与苦斗的血痕，令我们感到愧悔！……”

当他写下这些字行，几年前在巴黎读到《贝多芬传》的震颤，大概是如在眼前。

1931到1935年期间，回到上海的傅雷先后翻译了《贝多芬传》《托尔斯泰传》和《弥盖朗琪罗传》，并开始译《约翰·克利斯朵夫》。1934年3月3日，他给罗曼·罗兰写了一封信，后者在同年6月30日回了信。商务印书馆在1935年11月初版《托尔斯泰传》的时候，将原信制版印在卷首，傅雷以它为代序，自己加拟了一个小标题：《论无抵抗主义》。1935年8月，傅雷第二次给罗曼·罗兰写信，托付乘船赴欧的友人带到法国马赛港，再寄给旅居在瑞士的罗曼·罗兰。傅雷在信末落款细致，自称“远方之谦逊崇拜者及忠实弟子”，名字是第一次写信时即用的“傅怒安”。他还随信附去了一张自己的照片，在背面也有敬语、落款。罗曼·罗兰收到后，在照片边上标注：“傅怒安，‘三名人传’的中译者。”

傅雷对罗曼·罗兰的热烈崇拜，无论从他信中措辞还是最后落款方式，都显得毫无保留。这位法国作家如艳阳如风暴一般奔泻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对于年轻傅雷，以及傅雷未来全部人生态度的影响，从中可以体味。


罗曼·罗兰（视觉中国 供图）

翻译家戈宝权在他回忆文章中曾提到，在傅雷之前，其实还有一位名叫敬隐渔的中国留学生也译过《约翰·克利斯朵夫》。敬隐渔着手翻译并与罗曼·罗兰通信是1924年，那时他还身在中国。1925年8月，他去往法国，入里昂中法大学，其间曾到瑞士沃德州的新村拜访过罗曼·罗兰。那两年，这个年轻人还将鲁迅的《阿Q正传》《故乡》《孔乙己》等作品译成过法文，经罗曼·罗兰推荐发表在一本《欧罗巴》杂志上。

1926年1月10日，郑振铎在上海主编的《小说月报》自第十七卷第一期开始连载敬隐渔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但发到第三期就中止了，“也就是译到该书的第一卷第二部第五大节为止，并未译完”。没有译完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敬隐渔境遇的剧变。戈宝权不太肯定地提到了敬隐渔的命运，“他后来在法国得了色情狂症，一九三零年初返国”，“传闻他是在一九三一年‘以狂疾蹈海而死的’”。

心愿未竟的敬隐渔，全心付出的傅雷，他们对罗曼·罗兰及《约翰·克利斯朵夫》、“三名人传”的狂热，实际上很大程度上都关联着那个时代。

“周围的空气是窒息的。老旧的欧洲在沉重而汗浊的气氛中呻吟。缺乏宏伟业绩的物质主义压抑着思想，世界在斤斤计较和卖身投靠的利己主义中毁灭。世界已奄奄一息。要打开窗子。要让新鲜的空气进来。要呼吸英雄们的精神。”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中这样写道。

“如何生如何死？”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政权更迭、军阀混战之中，中国的年轻人对个人命运、民族存亡的困惑和彷徨、希望和启示，在这些书里得到了观照，“在其中认出自己”。



《约翰·克利斯朵夫》

今天的法国文坛，能够给予罗曼·罗兰的位置恐怕已经有限。但在20世纪早期，尤其是“一战”前后，他那种理想主义的写作颇具影响。罗曼·罗兰一生写过十几个剧本和数本小说，但10卷本长篇《约翰·克利斯朵夫》显然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这本以贝多芬为原型的传记体在1905年开始连载，1912年出版，小说结构如交响乐一般宏大，里面对欧洲古典音乐作品和音乐家的评论尤受推崇，一时纸贵。罗曼·罗兰虽然没有得过法国最有分量的龚古尔文学奖，但是拿到过另外两个重要奖项——费米娜奖和法兰西学院文学奖。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也给了他最高加冕。

傅雷将《约翰·克利斯朵夫》翻译到国内后，它对中国几代读者的魅力也堪称深远而恒久。“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傅雷这样诗一般的译者序言，多少读者都可以随口背出。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初译三本是在1937～1941年出版的，百万字，译了三年（50年代初，他又花费两年重译了一版）。文坛老人黄苗子80年代初曾撰文回忆，抗战结束后，他们老朋友在上海见面，那时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正是最畅销书之一，“他的译笔不仅流利畅达，并且带着火一样的热情，能够深深地打动中国的读者”。作家叶永烈也向本刊说到，他在80年代写傅雷和傅聪的报告文学时，采访过很多亲历者，其中上海一位学者曾向他讲过自己名字的由来，说是年轻时读了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激情之下把自己的名字都改了，改成“约翰”的一个中文谐音，就这样用了一辈子。


傅雷译罗曼·罗兰《贝多芬传》初版本，封面由庞薰琹装帧设计（骆驼书店1946年版）

而《贝多芬传》，傅雷1928年到法国不久就读到它，早于《约翰·克利斯朵夫》。1932年他将此传译完一稿，但此后十几年间，国内出版界无人接纳他的译稿，理由是之前已经有一个译本（傅雷说他从未见过这个译本）。1942年生活书店在上海的骆驼书店出版《贝多芬传》，用的实际是傅雷因对自己从前翻译不满意而做的重译稿。

“现在，当初生的音乐界只知训练手的技巧，而忘记了培养心灵的神圣工作的时候，这部《贝多芬传》对读者该有更深刻的意义。——由于这个动机，我重译的这本书。”十几年过去，他仍心心念念要重译，《贝多芬传》当年对年轻傅雷的震撼可以想见是如何的刻骨铭心。在译者序的第一段，傅雷写道：

“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浪漫底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可恶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这是我15年前初次读到本书时所得的教训。”

直到50年代末，傅雷有次还说，他回看自己从前的译文，自问最能传神的还是罗曼·罗兰，同时代是个原因，另外也是因为“气质相近”。

不过对这位偶像的文学成就，傅雷的评价到了晚期似乎有些变化。他在1953年写信与宋奇（即宋淇）讨论19世纪西方文学的高低，就说：“至于罗曼·罗兰那一套新浪漫气息，我早已头疼；此次重译，大半是为了吃饭，不是为了爱好。流弊当然很大，一般青年动辄以大而无当的辞藻宣说人生观等等，便是受这种影响。我自己的文字风格，也曾大大的中毒，直到办《新语》才给廓清。”1962年1月21日写给傅聪的信中又说：“巴尔扎克不愧为现实派的大师，他的手笔完全有血有肉，个个人物历历如在目前，决不像罗曼·罗兰那样只有意识形态而近于抽象的漫画。”

绘画也好，文学和音乐也好，傅雷的见地都随时间历练而愈明锐，愈高远。他于己于人也都坦荡，并不遮掩对过去的自己观点的不再认同。


去留之间的命运

从巴黎回国的几个月后，1932年1月，傅雷和表妹朱梅馥结婚成家。他们此后在上海生活三十四年，搬过三处地方，不过距离都极近，生活基本是安稳的。

最早是住在吕班路201弄53号，傅雷1934年给罗曼·罗兰写信那会儿，落的就是这个地址。他们在这里有了傅聪和傅敏。1938年搬到同一条马路上的巴黎新村4号，住到1947年才离开。傅家的最后一个住处是江苏路284弄安定坊，风风雨雨18年，直到他们夫妇相伴弃世。


傅雷夫妇下黄山，途经杭州时合影（1936年8月中旬）

1943年冬到1946年春，还是住在巴黎新村的时候，傅雷、宋淇与十来个朋友发起过两周一次的茶会。据傅敏的回忆文章，茶会每次请一位来客为大家讲座，有时文艺，有时科技，也谈论时局。当时傅雷讲过法国文学，朱滨生医生讲过普希金枪伤可否治愈的问题，宋淇则讲到更为奇怪的题目，关于英国诗歌中的布谷鸟问题。还有一位常客是导演陈西禾。这样的文艺沙龙，应该也让傅雷想起年轻时候在巴黎，和刘抗、刘海粟他们的恣意长谈，“有时在咖啡馆里一坐就是几个钟头，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但归根结底仍回到文学艺术的问题上来”。

茶会在杨绛的《忆傅雷》里，大概就是她所说的不能忘的夜谈。“抗战末期、胜利前夕，钱锺书和我在宋淇先生家初次会见傅雷和朱梅馥夫妇。我们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饭后经常到他家去夜谈。那时候知识分子在沦陷的上海，日子不好过，真不知‘长夜漫漫何时旦’。……我们和其他朋友聚在傅雷家朴素幽雅的客厅里各抒己见，也好比开开窗子，通通空气，破一破日常生活里的沉闷苦恼。到如今，每回顾那一段灰暗的岁月，就会记起傅雷家的夜谈。”


杨绛与钱锺书在40年代曾是傅雷家茶会的常客

傅雷搬到安定坊后，这个茶会就歇了，散了。一位自上海跟随到香港的宋家用人曾向宋以朗讲过安定坊当时的大貌：1、3、5、7栋毗邻一起，除了7号住的是个商人，其他三家都是文化人：1号住着从德国回来的萧乃震和夫人成家和、女儿萧芳芳，3号是傅雷一家，5号是宋淇一家。上海文化圈总千丝万缕地牵连着，成家和在嫁给萧乃震前，曾是刘海粟的第三任妻子，在上海艺专时期也做过傅雷的学生，而傅雷和刘海粟则是巴黎留学时期的密友。萧家的女儿萧芳芳，在香港后来成了著名的影视明星，《傅雷书简》中还有50年代傅雷写给她的一封信。安定坊这四家人，1949年后陆续离散，最后只有傅雷一家留在了大陆。


傅雷致萧芳芳函墨迹（1961年4月）

宋家在1949年5月搬到了香港。傅雷其实离开上海更早。1948年他变卖了老家的一些田地，又将上海的房产抵押，携全家去昆明，住了七八个月旅馆。去昆明的原因，傅雷后来在1957年前后的交代书中写道：“适友人宋奇（淇）拟在昆明办一进出口行，以我为旧游之地，嘱往筹备。”旧游之地，指的是傅雷曾在抗战期间受邀去昆明，短暂参与国立艺专办学的那段经历。但他和昆明好像缺些缘分，这次大概仍然是事情没有进展，1949年6月，傅雷夫妇带着小儿子傅敏飞去香港，而傅聪坚持独自留在昆明入读云南大学外文系。

他们一家三口到香港后住在堡垒山，即现在的炮台山。虽然朋友们都劝傅雷留下，但半年多后，傅雷还是决定回大陆。他们一家从香港搭船到天津，陆路转去北京，和在清华大学任教的钱锺书夫妇等老友见了面。杨绛在80年代初《忆傅雷》一文中写过经过：“傅雷到北京来探望了陈叔通、马叙伦二老，就和梅馥同到我们家来盘桓三四天。当时我们另一位亡友吴晗同志想留傅雷在清华教授法语，央我们夫妇做说客。但傅雷不愿教法语，只愿教美术史。……可是清华当时不开这门课，而傅雷对教学并不热心。尽管他们夫妇对清华园颇有留恋，我们也私心窃愿他们能留下，傅雷决计仍回上海，干他的翻译工作。”

从杨绛的记述看，傅雷从香港到北京，大概也是想从老友处了解一点新政权下的情形，决定何去何从。如果当时他们一家留在北京，命运会不会有另外的方向？以傅雷的刚直性情，恐怕也无分别。

回到上海后，傅雷一家仍住回安定坊，只是从3号搬到了隔壁宋家的5号。这是一幢带花园的洋房，傅家借住一楼，宋淇的母亲和老太爷未离开上海，仍住二楼。

傅雷仍旧闭门译书。他决定继续靠稿费养家，这样才是他心愿中“清白”的生活。1949年后，上海著名文人里面只有他和巴金没有领过工资，在家工作，自食其力，独自“隐遁于精神境域中”。日常生活主要靠稿费维持。


傅雷与傅敏在寓所小花园（1961年冬）

正因为要靠稿费生活，最后5年，他80万字的译稿无法正常出版，眼睛又出了问题，傅雷才会忧心忡忡、内心苦闷，担心一旦翻译停止，生计即无着落。傅敏转述，1961年9月，他父亲写给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石西民的求助信，催人泪下：

“雷不比在大学任教之人，长期病假，即有折扣，仍有薪给可支。万一日后残废，也不能如教授一般，可获退休待遇。故虽停止工作，终日为前途渺茫，忧心忡忡，焦灼不堪，甚难安心静养。……因念吾公历年关怀，爱护备至，故敢据实上达。私衷期望，无非能早日恢复目力，以后即或半日工作，亦尚可为西洋文学研究略尽绵薄。目前如何渡过难关，想吾公及各方领导必有妥善办法赐予协助。”

据傅敏所知，后来石西民会同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商量，每月汇给傅雷200元，作为预支稿费。这也是为什么在上世纪70年代末出版他的遗译《幻灭》和《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时，就不再有稿酬了。


“唯有以爱真理甚于爱友一语自谢耳”

傅雷的脾气刚直、急躁，甚而暴烈，这在他很多老友的回忆文章里都有提及，也包括傅聪和傅敏对父亲在家中的记忆。《傅雷家书》中收入的第二封信中有一段，傅雷说他“自问一生对朋友对社会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的事，就是在家里，对你和你妈妈做了不少有亏良心的事”。傅敏在此句下面注写说，“父亲教子极严，有时近乎不近人情，母亲也因此往往精神上受折磨”。

傅雷也剖白过自己这种脾气的缘由：“……对善恶美丑的爱憎心极强，为了一部坏作品，为了社会上某个不合理现象，会愤怒得大生其气……我执着真理，却又时时抱怀疑态度，觉得死抱一些眼前的真理反而使我们停滞，得不到更高级更进步的真理。”


作家黄苗子（视觉中国 供图）

他经常和朋友争论艺术和社会问题。黄苗子生前回忆，抗战前就通过庞薰琹认识了傅雷，到1948～1949年，他和夫人郁风与傅雷来往较多，时有争论，背地里开玩笑地叫他“老顽固”。但有一次，郁风公然当面说傅雷是“老顽固”，黄苗子正担心他要狂怒了，傅雷却坦然地回答：顽固至少是classic的，它比随波逐流好！黄苗子说：“郁风一直欣赏‘顽固至少是classic的’这句话，它是多么不平凡！”

傅雷性子急躁，但在做学问和一般生活小节上却又极严谨。傅聪前些年回忆他父亲：写字台永远是一尘不染，所有东西都摆得井井有条。他做人也是严谨的，朋友来信一定回，如果朋友信中有什么话令他有感触的话，他会洋洋洒洒像写一本书一样的回一封信。密密麻麻四五页的长信则是常见。

傅聪曾说，他的父亲虽然咄咄逼人，但性格里头有一种Charisma，也就是魅力。这种魅力，来自他做学问和做人的赤子之心。郑振铎却曾叹说，傅雷有一天可真要为这“赤子之心”而受难。

1954年，傅雷就因此惹过一回麻烦。那年8月将举行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傅雷被邀请参加，但没有去，5月写了一篇长1.5万余字的对文学翻译工作的意见书，寄给楼适夷提交筹备会议。可以想见，意见书在会上掀起怎样的轩然大波。杨绛在《忆傅雷》一文中曾提到了当时的场面：

“1954年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时，傅雷未能到会，只提了一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题，而讨论翻译问题必须举出实例，才能说明问题。傅雷信手拈来，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他显然也没料到这份意见书会大量印发给翻译者参考。这样一来，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错来示众了。这就触怒了很多人，很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还有一位老翻译家竟气得大哭。＂

几年后，这种执着的“赤子之心”给他和家人带去了更可怕的连累。1955年，上海政协吸收傅雷当了政协委员。“我父亲是这么一个人，要么不干，要干就非常认真。当了政协委员，从1954到1957年‘反右’运动前，写的总结、意见书达18万字，涉及的到文学、音乐、美术、国画、儿童读物、出版事业、高级知识分子问题等极其广泛的领域；为写这些东西，还做很多调查。”傅敏说，那个时候他上中学，天天看到父亲怎么找人谈话，而大多是他们那个圈子里的高级知识分子，有工程师、教授、医生、律师，当然还有作家。另外政协发言有时间规定，5分钟或10分钟，傅雷就在家里给太太朱梅馥念稿子，让给他掐时间，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才行。写发言稿也是极端认真，往往有一稿、二稿甚至三稿，跟搞翻译一样的认真。“认真到什么程度？父亲把李苹请来，就是李德伦的妹妹，来纠正发音，因为父亲觉得自己是上海人，讲的普通话南腔北调的影响效果。可是恰恰这么一个满腔热情、认认真真、一丝不苟的在为政府为党做工作的人，最后却打成‘右派’，谁能想得通呢？”傅敏说。

1958年4月，经过上海作协的十次批评大会后，他被划成“右派”分子。到了1961年10月，他的“右派”帽子总算摘掉了。亲友纷纷来道贺，他却面无笑容：“当初给我戴帽，本来就是错的！”

在傅雷身上，愈到后期，愈矛盾地融合着西方知识分子和东方儒士品格。傅聪1992年在香港接受学者金圣华的访谈时，就说，他父亲还有另外一面。“他一方面讲西方的人道主义，希腊精神，但我永远不能忘记他在家里慷慨激昂地谈‘死谏’，所谓的‘抬了棺材见皇帝’。他对这中国文化中特殊的悲剧精神，很有感受。我父亲一开始就是martyr（烈士）的典型，这就是他的karma（命运）。”

〔主要参考书目：《傅雷家书》（1981，三联书店）、《傅译传记五种》（1983，三联书店）、《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1998，三联书店彩色插图版）、《傅雷谈艺录》（2010，三联书店）、《傅雷书信选》（2010，三联书店）、《傅雷与他的世界》（金圣华编，1996，三联书店）《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宋以朗著/陈晓勤整理，2015，花城出版社）、《傅雷与傅聪》（叶永烈著，1995，作家出版社）、《永远的傅雷精神》（傅敏著，2016年4月15日修补与增订）。实习记者王琪对本文也有贡献，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 文章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16年第34期《傅雷：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孤独灵魂》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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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祭日：50年前为傅雷收尸的女孩现在哪里
原创 2016-09-02 刘亚伟 刘亚伟



— 刘亚伟
笔名亚子，1953年生于山东曲阜，北师大研究生学历。自由作家，独立学者。著有《我是一个兵》《五十年谋杀》《拾麦女》《旱》《吉他手》《报社》《今夜与谁同眠》等长中短篇小说，历史纪实《孔府大劫难》等，另有散文、随笔、文学评论等散见于各报刊杂志。近期有微讲座《自我启蒙与救赎》系列。

黑暗年代的人性之光



2013年，傅雷先生与夫人朱梅馥终于魂归故里。在贝多芬《命运交响曲》伴随下，在傅雷两个儿子傅聪、傅敏以及众家属的护送下，傅雷及夫人朱梅馥的骨灰，落葬在上海浦东福寿园海港陵园，长眠于浦东故里。

“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镌刻在傅雷、朱梅馥夫妇墓碑上的这句话，由傅雷之子傅敏从《傅雷家书》中选定，作为傅雷夫妇的墓志铭。
 
今年9月3日，是傅雷和他的夫人去世50周年的祭日。

1966年9月3日，50年前的今天，著名翻译家傅雷在遭到红卫兵抄家，受到连续四天三夜批斗，罚跪、戴高帽等各种形式的凌辱之后，保姆周菊娣发现傅雷夫妇已在江苏路284弄5号住所“疾风迅雨楼”双双自杀身亡，傅雷系吞服巨量毒药，在躺椅上自杀，朱梅馥系在窗框上自缢而亡。遗书、遗物都被搜走，遗书上委托傅敏的舅舅朱人秀处理一切后事，“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火葬费”。事发之时，舅舅电话通知了受困北京的傅敏，傅敏当时也在批斗之中曾两度自杀，就只能委托舅舅全权处理。可傅雷是非正常死亡，待遗体在西宝兴路万国殡仪馆解剖后火化时，舅舅朱人秀自身难保也被隔离审查了，一段时间傅雷夫妇的骨灰竟无人敢认领。在那个年月，这叫“自绝于人民”，是不能收留骨灰的。
 
 眼看着就要铸成傅雷一家巨大的遗憾，这时，一位戴着大口罩的姑娘来到万国殡仪馆，声称自己是傅雷的“干女儿”，领取了傅雷夫妇的骨灰，以傅怒安（傅雷的原名）的名字，送到永安公墓存放。之后，她还做了一件更危险的事情——匿名给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反映傅雷夫妇是如何含冤离世的，反映她的身边还发生了许多类似的悲剧。
 
 当造反派按图索骥终于找到她的时候，不相信面前这个病弱的小女子，竟有胆量做出这等事来，他们追问“是谁派你干的？你后面还有谁？” 这位姑娘回答道：“我怎样想，就怎样做，没人指使，没有后台。”“对傅雷的崇敬，对傅聪的爱慕，对他们一家的同情，我完全承认，这是我的全部认识和彻底交代。”
 
 故事中的这位姑娘，名叫江小燕，其实与傅家毫无瓜葛。在那个所谓“群众专政”的黑暗时代，当人们对“自绝于人民”的傅雷一家避之惟恐不及的时候，她默默站出来，收存了傅雷夫妇的骨灰。
 
江小燕一生坎坷，在1958年，她就读的上海第一女子中学，因学校里“右派分子”还“不够数”，便把一位女教师打成“右派分子”。可女教师的“右派言论”仍“不够数”，便一定要与女教师关系密切的江小燕“揭发”。她不愿从命，结果在毕业鉴定中被写上“立场不稳，思想右倾”。这八个大字断送了她的前程。于是，她只得居家从父绘画。
 
文革中她写给周恩来那封信，差点让她被打成反革命，公安局经过反复调查，确定她背后无人“指使”，才没有给她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但是，她却因此在“反革命”的阴影之中生活了12年之久！
1972年，她的父亲去世，她被分配到里弄生产组工作，那时她已经33岁。那“反革命”的可怕名声耗尽她的青春，从此她与爱情无缘，一直独身。
 
文革之后，傅家后人不忘她当年的义举，总想找机会做些报答。她却说：“我与你们傅家毫无关系！” 一再表示，傅家的感谢只会使她“窘迫和难堪”。她说：“并非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必须酬谢或以语言表意，处理某些事情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听其自然。”“我需要什么？我所要的是：自尊，一小女孩子（别管那女孩有多老）应有的自尊。遗憾的是，并非每一个人都懂得这一点。”
 
直到退休时，江小燕还只是“助理研究员”。在物欲横流的今天，70多岁的她安心于过最简朴的日子，绘画、书法、诗词、音乐，她的精神世界格外充实。
 
江小燕说：“我在这块土地上拖过了童年、青春，看尽了尝够了不同的人对我的明嘲暗讽，偏偏我的敏感自尊又是倍于常人。然而，我愿宽恕他们，因为人总是这样的：活在物质的空间中，便以物质的眼光估价别人、估价一切。他们不知道人赤身来到这世界，人的灵魂是等价的：也许大总统的灵魂比倒马桶的更贱价，如果他的心灵丑恶。可惜，不是每一个人能觉察到这一点。如今我已到了这样的年岁：虽非日薄西山，却也桑榆在望，只求平和宁静，此外的一切，我都无所谓了。”
 
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说：“自由不是一套哲学，更不是一个想法，而是我们良知的一种运动，它会发出两个单音节词：是，否。它们即兴的简洁，像闪电的光芒，刻画出人性的矛盾。”
 
 想起北影崔卫平的老师说过的一句话：“你所站立的那个地方，便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再黑暗。” 这句话告诉人们，面对社会的丑恶，我们并非只能无可奈何，无能为力。我们每一个人每天所做的选择，不仅是在塑造自己，也是在塑造这个国家的今天和明天。
 
是的，一个个的个人构成了历史运动的主体，每个人并非无能为力。我们生而为人，人性就在每个人身上，即便是在黑暗时刻，也会有人性在熠熠闪光。
 
常听到有人充满尊严感地大声宣称或强调：“我是人！”意思是说，我不是动物，更不是其他什么东西。是的，人之所以是人，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区别就在于：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拥有一种独特的权利——选择自己生活、按照自己意愿去生活的自由。谁也不会承认自己是一架机器，或是一只猪，一只蚂蚁……只能机械地按照设定的程序运行，服从命定的安排。
 
人因为拥有自由，所以才会高贵。这不是说，自由就等于高贵，而是说，在一个人依愿而行的自由选择中，可以显示出他的高贵。
 
依愿而行——自由这个词蕴含的一个深刻含义，原来是成全自己。

@Ming_the_Great_大明
【顧雁和傅雷的故事】昨天聽顧老師回憶 O网页链接，才知道原來傅雷是他的表叔，當年之所以留法，是顧雁父親留法回國探望傅家時，傅雷聽了介紹表示也要去法國讀書。顧雁被捕後，老父親大病一場，傅雷帶了黃油等特供品探望（正好傅雷被摘除右派帽子，陳丕顯還代表組織探望，傅感激不已）。後顧雁聽他母親回憶，傅雷和顧父在樓上談到毛，顧父指出毛的問題，傅雷大為光火，怒而下樓離去，這離其自殺相隔不遠。顧老師對傅雷的評價是，一輩子是個老實人。

顧雁在被打成右派，做物理無望後，曾決定從事翻譯，自學法語，翻了一篇短篇小說，請顧父帶給傅雷指正。傅雷請顧雁去面談，但顧雁知道自己從事的《星火》活動非常危險，為了不要連累傅雷，堅持只是通信。據顧雁說，他翻的小說才幾頁，傅雷用毛筆修改意見就密密麻麻地寫了十六頁。在顧雁被捕後，果然審訊人員要他交代如何勾結傅雷，幫助其叛逃香港（《星火》案發，是由於外圍人員譚蟬雪偷渡香港，其男友張春元不聽勸告去解救所致）。好在由於只是通信聯繫，後來審訊者也就不提傅雷了。

傅雷的回信還在顧雁案卷里，當年平反時本該還回的，但估計由於和林昭案卷在一起，連同林昭寫給顧雁的幾十封情書，也都無法索回了

[url]http://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015703878404184[/url]
江小燕：我为何保存傅雷的骨灰？

江小燕
余开伟按语：
江南奇女今犹在
金梅先生所著《傅雷传》及拙文《傅雷传编辑札记》均谈到当冒着极大风险收藏傅雷先生骨灰，同时挺身而出上书为其鸣冤乃至招来大祸的一位年轻奇女的义举，对其表示了由衷钦敬。但这位奇女几十年来却淡泊名利，清操自守，长期隐姓埋名，其义举详情鲜为人知，其真名实姓亦不曾向社会披露，这实为一件憾事。一九九七年底，傅雷先生的二公子傅敏先生来信告诉我，他与胞兄傅聪先生相聚回国后，赴上海寻访这位恩人，弄清楚这位江南奇女就是供职于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的江小燕女士，信中谈到了他与江小燕会见的情况，嘱我与她联系。　
今年年初，江女士给我写了一封长信，以冷静平实的心态详细谈述了她因收藏傅雷先生骨灰及上书招祸的经历，同时更正了某些误传的情况，读之令人心动，感叹不已。现征得江女士同意，特将此信借《书屋》一角发表以飨读者，以彰后世，以励后人。
一个人内心的平安是任何名利所换不到的
余开伟先生：
您好！谢谢您寄给我《傅雷传》，迟复为歉！
我已退休，除偶尔去上一些课外，一般不到学校。前些时候那些学生已回国，近期无课。这些天来，因患病去校医室，才从门卫处得知有邮件。
您在文章中对我可是过誉了，不敢当。当初有这举动时，没料到历史会发展到今天的光景，更不敢设想，我的所为能被人们嘉许。
因为这件事已被多次报道，故在某些方面有些出入。愿以其实相告，想能得先生慨允，并冀再版勘正。

第一， 我当时虽已二十九岁，但并非“青年女士”，仅是一名高中毕业后的无业青年，身份依然为学生，这一点在傅雷事件中，很重要，重述于后，至于十九岁高中毕业——二十九岁这期间为何不能升大学，又不能工作，看最后补述。
当时被抓是在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晚十点后（对我的“审讯”是第二天的一整天），到目的地，一个主要人先给我定了一个基调：他看出我不像十八、十九岁，于是说：“你已经走上社会，可以对你一切行为负责了。”但那人没料到我会如此回答：“我还没有走上社会，还没有工作，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家……所以我还是个学生。”他没有立即回话，但我却从这一问一答中似乎悟出了“未走上社会”是一个对我有利的前提。故而我脑子里极力为自己定下一个基调：我是一个头脑简单、心地单纯善良、不懂政治、热爱艺术（我出生于一个不知名的画家家庭，自小从父习书画，学过一些钢琴……），近于书呆子那样的女学生，女青年。并不是说，我在演戏，装样，绝非！当时的我，确也是这种情况。当然，我并未向他们透露，十九岁那年，我已在“右派”问题上，有过一番动作了，这样，对我极不利，他们将视我为……
在这里，不妨举一个“审讯”中的小例，说明我是如何使他们相信一个二十九岁的我的单纯。他们问我，“傅雷是现行反革命，你知道吗？”我说：”我看好像不太像，虽然我从没见过傅雷。不过我小时候一直看《新少年报》，其他书什么的，书上说的反革命都是戴太阳镜，鸭舌帽，在井水里下毒，往大机器里放炸药，搞破坏，那，傅雷做过这种事吗？”他们居然一时语塞，回答不出什么。
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我深感自己还是幸运的，因为遇上了工厂里工人师傅。我看出，“审讯”我的人中，很难找出一个真正的高中生，不少人似乎连初中都没念过，这是我的直觉。因此，许多问题往往是他们一问，我一答，但他们又无法现找出更深一层的东西来反驳我。
我也曾反问他们：“替人家收骨灰，落葬，这总不能算是缺德的事吧？”我之所以突出“缺德”两字，正因我深知中国的工人历来有忠厚善良的美德，我努力从这方面来打动他们的心，尽量离“政治”远一点。我还举出自己的父亲曾在邻居中，为五个募捐买棺，成殓，为无能力的邻居一手包办全部丧事（通过教会帮助，我父是个基督徒）。我向他们举出这些我亲眼所见的事实，无非说明一点：“我出生这样一个家庭里，受到家庭的影响。故为别人收取骨灰，这种举动是不足为怪的，谈不上政治目的。我注意了，我的这番话，在这些工人的心里引起了某种反响。这可以从他们的脸上，眼中的神态上感觉到。
由于我一系列的答词以及我还没有工作，未走上社会这原因，使他们在给我“定性质”这一关键问题上，起了很大作用。
第二， 我并未“入狱”。
后来，得知，虽由工人、民兵等先“审讯”我，但后面是警备司令部。据说这件事当初是被当作大案来抓的。故，第一关的“审讯”至关重要，我是否“入狱”，完全看第一关“审讯”后，对我的结论。由上所述，他们对我的印象，决定了我不至于被押到更“高级”的地方去。
当时关我的地点是正泰橡胶厂民兵营房。四周全是男民兵的宿舍，只一小间空着，专门关那些被抓的要办的人物如走资派、四类分子等等，我就在这小间里。在当时历史实况下，大一些的单位，都设有这种“民办的监狱”，故从某个角度而言，我也总算“入了一次狱”。再者，从事情的实质而言，确可认为被关押，被“审讯”过。之所以我提出这第二点，是要区别于现在意义上的监狱。
如果当时来抓我的，不是工人，而是音乐院的师生，把我关在音乐院某一间房内“审讯”；或者由其他文化单位来抓我，那末，余先生，极可能这个人今天也许已不存在了。因为这种单位的人会从思想竭意识上一层层剥我的根。无论我怎么表现自己的单纯，是一个年轻的书呆子等等，都无法逃过他们尖锐的政治上的攻击。我一张口，万万敌不过一群有文化、不头脑的人的口。今天，我要以自己亲身经历说一句话：工人阶级的的确确是纯厚善良的。
第三， 在傅雷这件事上，日后受到的是一种心理上精神上的压办，而非具体环境上遭遇上的压迫。我境遇上窘困是十九岁那件事带来的（看后述）。
可不要认为，始终是那样和风细雨的，不！真正的“审讯”场面，那种令我感到屈辱的场面不是没有，怎么说我当时的身份是个“犯人”啊！且是一个要案的“犯人”！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一问一答的进行，声调才渐趋于令人不感到痛苦。
今天，当然无此必要再述当时审讯的全过程。总之，由于我自己的努力、我柔和的态度、温和的细语（这原是我的本相，面非造作），在一整天的审讯将近尾声之时，终于逐渐看到了他们较为缓和的脸色以及平和的语调。但就在我认为缓和时，那个主要的人的脸色刹那间变得极其凶狠，双眼露出一种极冷峻、极锐利的表情，一动不动直视着我，一句话也没有！我被这突然的恶变怔住了，心中担心情况也许不可能缓解。脑子当然不停地思索，为什么？突然我想起了，苏联的肃反主任捷尔任斯基，他在审讯犯人时，往往会对犯人说：“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如果真做过对不住国家，对不住民族的事，真要是良心有愧，那往往是经受不住他那如刃的目光的。当时的工人阶级，掌握一切，也常常审讯各种人：走资派……因此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捷尔任斯基那种心理上的威镇法。一联想到这点，我想，如果我的分析没有错，那么，他们这是最后一道对付我的“菜”了。我也必须这样做：以我的双目直视他的双目，而且必须在我的心中不这样的自白：“你看我像个犯罪的人吗？”就这样四目相对。当时我真觉得时间给冻住了，不走了，怎么这么漫长啊！
余先生，我的分析一点都不错，他们用的的确是捷氏的手法。就像他突然扮出了恶煞的脸一样，又忽然收起了这种凶狠的目光，还原到他原来工人的并不凶狠的眼神上。并且，我居然还从那主要审讯者后来的眼光里，看出了一句话：“这个年轻姑娘人真是老实，心地真好，就是脑子简单了点，还会钻牛角尖……没有什么政治背景在指示她干什么事……”那主要的人后来竟向我这么说：“你这个人啊！真是又简单又复杂，你很义气……比我们讲礼貌。”至此，我知道，审讯将结束，我有可能回家了。虽然曾向他们要求过，不要把这件事告诉我所在里弄和派出所（这样，我也完了）；但回家后，以后只要一听到汽车喇叭声（我家楼窗下，是条大弄堂，可容各种汽车经过），我的心便狂跳，因为抓我时，就是坐着汽车离家的。或者，户籍警向我看一眼，我又会整夜睡不着，担心自己的案件被派出所知道了。

如此几年过去后，心理上的压力实在太大，时不时不跳突然加快。最后，我不得不再次到那家厂去，找当时主要审讯我的人，告诉他我的惶惶不可比终日，这样下去，我怕自己精神会垮的。那人看到我如的后怕劲，便说：”我答应过你，不向你里弄派出所去反映的……”他再一次显出了工人阶级厚道的本色，眼睛中出不复有捷尔任斯基的那种目光……但随着当时历史的变迁，工宣队又掌权，一批一批的人物登台，一次次政治运动内容不同，我又担心，管我这件事的人会不会下台，那家厂会不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而间接影响到我以后的命运……总之，从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到一九八二年报上为傅雷平反，这整整十四、五年中，我是在心理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度过的。要说傅雷事件对我的影响，就是这个吧。
有一点不明白，骨灰一事，在我当时的举动中属第二位。我最初的动机就是要写封信给国务院周恩来，反映下边老百姓的遭遇，因当时有几个我有往来的人都走上这自裁的绝路，傅雷是不认识的，是其中之一。为了写这封信，势必要了解情况的过程中，才得知傅雷骨灰无人领取的事，遂动了一个念头：无人领，我冒名冒身份替他们亲戚去领下来，然后交由他们亲戚保管。故处理此事后，立即写了这封小民求告信，希望总理管管这种局面（我很幼稚，很单纯，是吧！），谁知，正是这封求告信，才引来了这么个追查大案。不然，仅仅暗地里收藏人家骨灰，我是何人，至今也不会有人知道。但现在人们传说的不是我为他人申诉求告的信，而是“收骨灰”，在我本人看来，似乎有些本末倒置了。
在此我应当向您提及一点：虽然我当时尽了一切努力为自己开脱以免受到更大的伤害，但真正能帮助、救我脱离这灾难的，是我从小就信靠的神——耶稣基督。被抓的当夜，我当然意识到这是我生死大关，我通夜不眠，跪在地上求告神。求神在暗中控制明日对我的审讯，使之远离政治目的，只倾向于我是个年轻的书呆子，艺术爱好者，头脑简单……求神给我智慧，使我所答的每一言都能证明我这个人。甚至在祷告中，脑海里出现一个又一个场面，一次又一次的对话，就像是按着剧本在逐步的排练着明日的审讯，当然，都是按着我私下的设计，我个的意愿。感谢神，到了明日，审讯的主要方面竟然的的确确就如我晚间设想的一样！！！而我内心的平安镇静，外表的柔和，更是神所赐予的力量在托住我！我甚至向神祈求：对我的关押，最好不超过一整天（24小时），因为时间长了，将引起邻居的怀疑，事情一旦落到里弄干部手中……果然二十四小时左右，我由他们再“护送”回家，并答应不向我所在里弄派出所反映。我一切的恳求神都垂听了。只有神洞察一个人的内心，神知道我所做的一切不是犯罪，不是坏事。我们的《圣经》上有一句话：“……神宣召我们，本是要我们行各样的善事。”
今天，既然有这么一次机会同您在文字上往来，我愿真诚地希望您也信靠这一位又真又活、独一无二、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不妨细细查考《圣经》，现在有许多事实，许多报道都证明《圣经》所记载的全是真的！您若真心寻求这位神，真心不易地认定，他是您个人灵魂的救主，必定会被您寻到，因为《圣经》上有言“……凡寻找的就被他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几年前，叶永烈先生找到我，曾在口头上同他谈起过骨灰之事的过程，但远远不如此信上的详细，我也没有在文字上同人谈此事。向一位从未见过面的朋友，说得这么多，委实是第一次。您看，我列出的三大点，对您的文章，有了些更正，您不在意吧？责任不在您，因为有些内容毕竟不是从我这里得到的。我只有一个想法：使一切保持原来的真正情况。所以，写了这么多。
我记得，也未曾对傅家的人写过什么，这根本没必要。我既然能在他们恶运覆顶之际为之申诉，当然也能对他们今天的家声日隆视若无睹，这往往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看看那变幻如云的世事吧！若不能解决灵魂的归属问题，那么，得到再高的名，再大的财，都是空的！
好了，现在补述我十九岁那年的事，因为这同前述第三点有关。一九五八年七月份，我十九岁，将于上海市一女中高中部毕业。但在五月份发生了一件影响我终身（生）的大事。彼时正值反右后期，学校为了定俄语女教师柴慧敏为右派分子，授意我以书面文字材料“帮助她，拯救她”，因为我学习成绩好，那女教师比较喜欢我，常同我谈心，学校就想利用最接近的学生的检举来打倒她。我不懂政治，但毕竟已十九岁，当然明白被划成右派分子决不是好事。于是一心一意想“救”这教师。故而，非但没有交上学校需要的材料，反在文字上为柴慧敏说话，为她辩护。于是，恶运立即临到我头上。我被罚站在同学面前，由同学一个一个地来批判我。这么一个批判会开过后，马上上纲上线，我被定为这样一个人：因为尚未中学毕业，故只算未走上社会，还是学生，特别宽大，算我为右倾分子。在我高中毕业的毕业鉴定会上有如下判定：“立场不稳，思想右倾”，还加上一个政治品德“差”等。余先生，一九五八年那年月，哪家单位肯收我这么一个在政治运动中表现为“差”等的学生？所以，我无法参加工作。又有哪个大学肯录取我为学生？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大学里，我准是右派无疑，因为大学生就可以算是“走上社会”了。
也就是说，我离开七月份高中毕业还有两个月，我一切的路都被断了，没有一个地方的门为我开着！如此，我只能在家，窘迫困顿十五年！直到一九七二年，我父亲去世，家中无人工作，生活无着，里弄才安排我到生产组，当时社会的底层，那年我已三十四岁！就是说，我三十四岁，才真正走上社会，有了工作（离二十九岁那件事，整五个年头）。十九岁——三十四岁，没有前途没有工作，不能升学，无所事事（在家跟父亲练习书画），就是二十九岁那年管了一次闲事，一个自己吃饭问题都无法解决的一介草民，却想为他人的冤屈一振细臂而呐喊！
我当然不会后悔为女教师辩护，因为我自小便是个小基督徒，《圣经》上告诉：“不可作假见证。”我怎么能在文字上诬告她！这是犯罪！然而并不因为我的辩护，学校就放过她了。她依然被划成了右派分子。“文革”中，她跳楼自尽！我的良心是平安的，因我并未参与她的“被死”；相反，可以说，为了她，受累受影响直到今天！我虽未被他们戴帽，但享受到了比戴帽更多的右派待遇，且是实际遭遇上的影响。
多少年来，我的努力，我的挣扎，真是一言难尽。这以后，我拿到过中文专业的大专文凭，后又专升本，拿到了在一九六二年就应拿到的本科文凭（中文系属上海教育学院系统的）。又直接从小集体所有制的生产组跨入全民制的学府——上海电视大学总部编辑室，任报纸副刊编辑。后又调入现在的单位：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于一九八九年二月份拿到中级职称。
为何说，十九岁那件事影响到今天？因为三十四岁才工作，起步比人家晚了一大截，环环相因，什么都比人家晚，工龄比人家少，影响退休工资。就以职称而言，这次我已作了多种准备向副高职称冲刺！我们美术学院申报高级职称的惯序是，外语考试合格后，拿出自己成绩在本院展览厅开“申职展览会”。
外语合格了，展览会开过了，美院中评委全体通过了，但后来文件精神规定，凡本年度退休者不得申报高级职称！我于一九九四年申报，也将于一九九四年退休！为何不早报？因一九八九年二月份刚评上中级职称，按规定五年后才能报高职，故只能一九九四年提出。为何到一九八九年才评上中职？——如此一环一环推上去，还不是十九岁那件事？

虽然写了这些经过，我仍然说，并未后悔，因为一个人内心的平安是任何名利所换不到的。再者，如果没有十九岁那年为右派老师辩护，二十九岁为傅雷及其他人呐喊，怕就没有胆量了吧！十九岁之事，似乎是先锻炼了一下。故，一个人要做成一件事，成因往往是复杂的决非简单的。
在写这回信时，又因老母手骨折而耽延了几天，直到今天才能完成这信，抱歉！
如此的长信希望不至引起您的烦恼，占用了您不少时间，实在过意不去！
谢谢您寄给我名片，可我从未印过名片，抱歉了！
新春在即，在此向您贺个早年并祝
文祺
　　江小燕
　　1998年1月23日晚11点40分

本文来源：爱思想网
此文由《书屋》发表时，原题为《致余开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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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风骤雨不终期：傅雷之死

编者按
今天是傅雷的忌日。50年前，距老舍投湖的日子只过去了10天，傅雷和他的妻子朱梅馥也选择了“自绝于人民”。
本文来源：爱思想网。
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约翰·克里斯朵夫》译者献词（傅雷）
文｜狄马
（一）
翻译巨匠傅雷的愤然辞世，是在1966年的一个孟秋之夜。9月2日的夜晚或3日的凌晨，58岁的翻译大师因不堪忍受红卫兵的殴打、凌辱，坐在自己的躺椅上吞服了巨量毒药，辗转而亡。两小时后，他的夫人朱梅馥从一块浦东土布做成的被单上撕下两条长结，打圈，系在铁窗横框上，尾随夫君而去。
在一个恐惧四布、人命如蚁的年代里，没有谁会注意到这样一条消息。女佣周菊娣失魂落魄地将二人亡故的消息报告给当地政府，几个片区警察经过匆匆的讯问就决定火化，甚至连近在北京的傅敏（傅雷的次子）也来不及向父母的遗容告别。

傅雷在此前已多次透露过死亡的消息。
1957年，傅雷以“亲美”、“反苏”的罪名被上海市作协开会批判达十次之多，但因拒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无法戴帽。1958年，“反右补课”，傅雷再也无以幸免。在一次专门为他召开的批判大会结束后，傅雷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回家见到夫人的第一句话是：“如果不是阿敏还太小，还在念书，今天我就……”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恐怖浪潮席卷中国。傅雷预感到自己在劫难逃。他对来家探望的周煦良明言：“如果再来一次1957年那样的情况，我是不准备再活的。”“运动”才开始一月，他就向朋友们喃喃自语：“我快要走了，我要走了……”
这只昂首天外的天鹅终于等到了上路的机会。经过从这年8月底开始的四天三夜的查抄、罚跪，变着花样的辱骂、殴打，他觉得已完全失去了逗留的理由。
他不再妥协，头朝天堂，眼望故乡，将一杯有毒的药水吞下。
（二）
第二天上午，女佣周菊娣按时为他打扫卧房，发现平日生活像钟表一样刻板的译匠没有起床。他已经永远地睡了。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户籍警察左安民闻讯赶来，发现书桌上有一个火漆封固的包裹，上面写着：“此包由××路×弄×号朱人秀会同法院开拆　傅、朱。”里面是几个装着钱、物的信封，以及一封由工笔小楷誊写而成的遗书，全文如下：
人秀：
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示后再行处理。
委托数事如下：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附现款）
二，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请交还。
三，故老母余剩遗款，由人秀处理。
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
五，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
六，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存单一纸六百元，请交还。
七，姑母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遍觅不得，很抱歉。
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
九，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她寄存衣箱贰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
十，旧自用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又旧男手表一只，本拟给敏儿与×××，但恐妨碍他们的政治立场，故请人秀自由处理。
十一，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火葬费。
十二，楼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陈叔陶按单收回。
十三，自有家具，由你处理。图书字画听候公家决定。
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傅雷 梅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三）
这是人类历史上只有为数不多的杰出心灵才能作出的超常反应。它清晰、周密，将智慧赋予人的坚忍和冷静发挥到了令人难以企及的程度。
让我们回忆一下他在临终前的最后几天里所受的种种横暴：
为了搜寻“反革命证据”，戴红箍的红卫兵挖地三尺、煞费苦心，甚至把傅家花园里的月季也连根拨掉；震耳欲聋的口号，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傅雷夫妇先是被罚跪在地，继而被人拉到长凳上戴高帽……
这一切丝毫没有影响到这个人有条不紊地书写他的死亡文告，甚至连火葬费，保姆可能需要的生活补助，姑母首饰的赔偿额都一丝不苟地抄出，仿佛这一切在他心中早已酝酿成熟，现在所做的不过是照单誊录。
这和苏格拉底之死完全不同。后者同样是饮鸩而死，但雅典人至死都相信自己的无辜，而恰好是这“无辜”，鼓舞了他赴死的勇气。他坚信神明让他现在死去，不但避免了因年老带来的痛苦，而且雅典会因错勘贤愚而遭到永恒的报复。
但傅雷有什么呢？“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这个谦卑而自渎似的陈述表明，这个东方文人对杀死他的暴政并没有深刻的怀疑。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这个人坦然赴死？
（四）
让我们费一点笔墨谈一谈朱梅馥，谈一谈这个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女主人。
据与傅家有长期交往的朋友回忆，造化在这个女人身上显示了一种极其奇特的矛盾统一。她受的是完全的西式教育，在音乐、书画、英文小说的鉴赏方面都有很高造诣，但这些现代的文化训练并没有磨蚀掉这个女人天然的内在之美。她的性格、气质、应对事物的态度完全是东方古典社会贤妻良母的典型。
在给儿子傅聪的信里，她这样解释自己：“我对你爸爸性情脾气的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都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他）成年后，孤军奋斗，爱真理，恨一切不合理的旧传统和杀人不见血的旧礼教，为人正直不阿，对事业忠心耿耿，我爱她，我原谅他。”
这种发自内心的真诚追随，这种对真理、正义力量的由衷敬畏，恐怕是现在一些半生不熟的女权主义者，自以为是的“知识女性”，张牙舞爪的“女强人”们所无法理解的。她把东方女性的温存与高贵、坚定与自信、仁爱和牺牲发挥到了令上帝为之落泪的程度。
让我们回顾一下她在1966年9月2日的下午，也就是她在辞别这个世界时所留给我们的最后信息。
那时去意已决。面对红卫兵抄家之后满地的狼藉，她对周菊娣说：“菊娣，衣物箱柜都被查封了，我没有替换的衣服，麻烦你到老周（煦良）家给我借身干净的来。”这是一个女人对世界的最后请求。她是要体面地死去。
大约在晚上八点左右的样子，夫妇俩吃晚饭，朱梅馥对周菊娣说：“明天小菜少买点。”这是我们所能知道的，她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
我曾无数次地看过傅雷遗书的影印件，但每次面对结尾的签名时，我都要问自己：这“梅馥”二字究竟是傅雷的代笔，还是朱的亲笔题写？如果是后者，那么，我们可以想见一双女人之手将自己的名字最后一次签在丈夫的后面时那滴血的颤栗。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他们夫妇在赴死前的最后几小时里商量过什么，但验尸报告告诉我们，傅比朱早死两小时。也就是说，在这两小时里，一个女人要亲眼目睹自己相守34年的爱人先是喝下了毒药，继而痛苦地痉挛、抽搐，最后辗转死去。对朱来说，她实际上经历了两次死亡：前一次是心死，后一次是身死；前一次是精神亡命，后一次是灵魂投奔。
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是，朱在投缳自尽前，先将一块棉胎铺在地上，然后才将方凳放上去。她的目的是，不让方凳踢倒时发出声响，影响了别人的休息。
（五）
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傅雷为什么而死？是死于“士可杀，不可辱”的人格悲愤，还是“文死谏，武战死”的道德律令？是死于儒家的入世不得，还是道家的超然解脱？是死于个人奋斗的穷途末路，还是国家信念的分崩离析？
傅雷其实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叛逆”。他当初选择巴尔扎克的翻译，并不是出于个人的兴趣，而考虑更多的是政治的安全。翻译一个被全人类的革命导师高度称赞的作家，理所当然地会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默许和支持。但是，这个具有“了不起的革命辩证法”（恩格斯语）的作家却写了大量的既不“革命”也不“辩证”的东西，这使得傅雷的翻译一时竟难以为继。
他在1964年一封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郑效洵的信里说：“比较适合吾国读者的巴尔扎克的最优秀的作品，可谓遗漏无多，”可是另有一部分，“或宗教意味极重而以宣传旧社会的伦理观念、改良主义、人道主义为基调……或艺术价值极高，开近代心理分析之先河，但内容专谈恋爱，着重男女之间极细微的心理变化……诸如此类名著，对我国现代读者不仅无益，抑且甚难理解。”他的结论是，不宜再译。
一方面，西方进步的思想艺术使他不可能闭目塞听；另一方面，来自某种先天的抗拒，又使他无法放弃对传统意识形态的本能留恋。
果然，1957年，当“阳谋”手段诱使知识分子“陈情进表”时，傅雷竟然较早走出书斋，成为上海市政协的“左拾遗”。在一次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参加完“全国宣传工作会”后，他这样写信告诉远在波兰的儿子：“想想有这样坚强的党、政府与毛主席，时时刻刻作出许多伟大的事业，发出许多伟大的言论，无形中但是有效地鼓励你前进！……照着你的前路，你得不辜负他老人家的领导才好。”
痛切、热烈、天真无邪地为一个国家乌托邦奔走呼号，一切怀才不遇和乖张怪戾的激愤现在都离他而去，他沉浸在了种族的廓大怀抱中。
这种热情洋溢的投奔多少有点出人意料，但对一个有着明显士大夫气质的中国文人来说，一切似乎又是那么顺理成章。

（六）
“和风细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持续不到一个月，暴风雨突然降临。一场全国规模的整肃运动严厉地开展起来后，傅雷以“亲美”、“反苏”的罪名被打成“右派”痛苦回家。他的国家信念第一次遭到了重创。
后来，傅聪的“出逃”宣告了傅式“家国”教育梦的彻底破灭。傅聪，这个被傅雷用棍棒和威吓抚育起来的长子，由于害怕回国后被逼加入到“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的罪恶循环，在波兰学成后驾机出走英国。这个在今天看来不失为明智的举动，却对狷直的傅雷构成了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打击。毫无疑问，一个一心渴望“精忠报国”的旧式父亲无法容忍自己苦心教导的儿子竟然跑到“敌国”深造。
传记资料显示，他有整整两昼夜粒米未进，痛苦，震惊，忧虑，寝食惧废……
读者可能已经看出了傅雷在他的最后几年里精神步步退守的大致轨迹。先是国家信念崩溃，后来又遭到儿子“出逃事件”的沉重打击，他已经不大可能再相信除了个人奋斗（或者说成“消遣”）以外的事情了。他的编年史家告诉我们，大约从1959年起，他基本上闭门不出、埋头著述。在贫困和神经衰弱、关节炎、眼病等多种疾患的折磨中，译竣了丹纳的《艺术哲学》，巴尔扎克的《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和《幻灭》三部曲等多种著作。此外，他开始用大量的时间研习书法，搜求碑帖、字画和各种小古董，并专注于嫁接艺术，酷爱月季、玫瑰，并成功地培育出英国玫瑰达50多种。
这是一个传统士大夫的最后选择。也就是当“治国平天下”甚至是“齐家”的梦想也相继败落以后，正是这些拓片、碑帖和异类花鸟安慰着他。
而最终是红卫兵急骤的敲门声击碎了桃花源主人欲辩忘言的“修身”清梦。也就是当心性高傲的主人一觉醒来，发现温顺的狼毫、宁静的书台、旖旎的玫瑰花丛已不复存在，他已别无退路。圣人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但圣人没有告诉我们，别人不许“独善”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高超的哲人也教我们，“入世”不得就去“出世”，但他们没有告诉我们，无“世”可“出”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傅雷用自己的方式回答了我们，那就是离开。愤世嫉俗的性格决定了他的命运。
（七）
傅雷的愤世嫉俗几乎是天生的。
他取名为"雷"，字"怒安"（取“文王一怒而天下安”之义），把自己的住所叫"疾风迅雨楼"，并赫然印在自用的稿纸上。但他忘了一句来自神秘年代的古老谶言：“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仿佛一切早已注定。据傅聪回忆，从他记事起，父亲就是一个极端愤世嫉俗的人。因而到傅雷出事后，他好像完全理解，仿佛“早已知道他会走上这条路的。他不可能不如此……”，“我永远不能忘记他在家里慷慨激昂地谈‘死谏’，所谓的‘抬了棺材见皇帝’。他对这中国文化中特殊的悲剧精神，很有感受。我父亲一开始就是martry（烈士）的典型，这就是他的karma（命运）"。
因而，如果仅仅把傅雷的死归结为"士可杀，不可辱"的道德律令，那就大错特错了。傅雷是他自己精神世界的王，这是他所有痛苦与愤怒的源流。他不是因为受了辱才去自杀，而是因为要去自杀才觉得受了辱。
愈到后来，这个孤独而庄严的王愈是显示出了一种奇特的混乱统一：拘谨与生动，丰富与单纯，入世与出世，顺民与叛臣，希腊精神与中国式的激愤奇妙而不可思议地集于一身。最后是自杀结束了这种混乱的分裂气质，也避免了一个发疯、投诚、精神严重扭曲的可怕局面的发生。而实际情况是，傅雷即使活着躲过此次劫难，他也无法面对以后十年更为严酷的祸乱。对此，我不想和什么人分担庆幸，我只想以我的文字写出我的悲哀和追思。
（八）
回顾这段往事的时候，有一个不能不提的名字：江小燕。
这个傅译名著的普通爱好者，这个与傅家非亲非故的无名女子，只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在钢琴老师的家里，获悉了傅雷夫妇愤然弃世的消息，就立刻变得内心不安起来。当她从傅家保姆周菊娣那里得知，凡自杀身亡的“黑五类”，一律不准存留尸骨，就毅然决定了自己的营救行动。她瞒过父母，一脸忧戚，冒险来到了寄存骨灰的万国殡仪馆。那里的工作人员被这个从天而降的傅雷"干女儿"的泪水打动，答应把骨灰交给她。可等到一堆鳞片样的尸骨端到她面前时，她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钱为傅雷夫妇买一个骨灰盒。于是从殡仪馆的登记簿上，她查到了朱人秀的地址，在朱的帮助下，她买了一个大塑料袋，将傅、朱的骨灰装好，并以"怒安"为名，寄存于上海永安公墓。
焚香举哀，以礼敬拜，一切安顿就绪，她回到家中，提笔给中央领导写了一封信，详细地报告了傅雷夫妇负屈身亡的经过，希望能昭雪英魂。可信一寄出，她就立即因替“老右派”鸣冤叫屈被打成“反革命”，十几年来，一直过着含辛茹苦、宵衣旰食的悲惨生活。

一个20来岁的姑娘，一个普通的文学爱好者，她知道什么叫“右派”呢？难道她比我们的“学者”、“作家”和“领导”更能明白巴尔扎克以及“资产阶级文学”翻译的价值么？肯定不是。指引她的仅仅是一种内心深处的善良天性。换句话说，在黑暗到来的一瞬，她听从的仅仅是一种良知法庭的命令。
1979年4月，傅雷夫妇的骨灰盒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移入上海革命烈士公墓。一别祖国20多年的傅聪，第一次回国就赶上了父亲的追悼会，百感交集之余，得知父母的遗骨能奇迹般地保存下来，全仰仗于一个陌不相识的“干妹子”，就和胞弟傅敏四处打听。见到江小燕后，他们一再表示要“有所谢意”，但这个婵娟式的女子只是淡然一笑。出于礼貌，她只接受了傅聪音乐会的一张入场券，一俟音乐会结束，她就默默地离去了。像一滴水融入大海，像一片树叶落入深秋的荒原，从此再也没有找过傅氏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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