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6-8-31 05:21
钱穆，二十六年犹记风吹
钱穆，二十六年犹记风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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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二十六年犹记风吹
原创 2016-08-30 徐文齐 三联生活周刊
1990年8月30日，钱穆在台北去世，至今26年矣。他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通儒和国学大师、国史大师（李木妙语）、“一生为中国文化续命的史家”（江湄语）、“一生为故国招魂”（余英时语）的学者，盛誉空前，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光环愈发耀眼，诚应了顾颉刚所谓的“层累地造成了中国古史”之说，人的声誉也是层累地造成的。
钱穆生命的最后三个月在台湾并不平静。此前，他作为国学大师、国史大师曾安稳地待在台北市阳明山素书楼里著述，有二十三年时光。
钱穆
1949年可谓钱穆生命的转折，在这之前，他没有接到北大的续聘，便在无锡江南大学当教授、文学院院长，后又去广州私立华侨大学，随即迁往香港。在香港这个当时的英国殖民地，钱穆有感于中文教育的重要，便与徐复观等人创办了新亚书院。新亚书院给流亡学子很多照顾，余英时即其中毕业的学生。
草创时期的新亚书院出现财政危机，校长钱穆不得不到台湾寻找资助，贴补学校。在台湾他受到蒋介石接见，解了燃眉之急。他写道：“总统府秘书长王雪艇先生发言，奉总统面谕，新亚津贴，可由总统府办公费中划出与政府所给对等之数。今所定按月港币三千元，行政院方面须待立法院通过，总统府方面即可按月支给。此后新亚经费，几乎专仰总统府之办公费救济。直待数年后获得美国耶鲁哈佛两大学援助，始由新亚自动请总统府停拨。”
在台湾，他成为蒋介石座上宾，并且名义上是蒋经国的老师。1966年，“文革”爆发，香港左派运动激烈，名列毛泽东钦点的三大“反动文人”之一的钱穆感到不安。其时，蒋介石邀请他来台，他便于1967年与妻子钱胡美琦到达台湾。夫妻二人初到台湾没有房子，租房住，拟修建一所房子，图纸已经画好，资金也已经备齐。蒋经国闻知后，索去图纸，修建好后请钱穆夫妇搬去居住，未收分文。此即素书楼。
素书楼
“素书楼”之名原是钱穆故乡无锡的一处地名，此可见他的故国情怀。素书楼本是蒋氏父子优待“海内知识分子”的一份象征性礼物，然而却在时移世易之际，风云变幻之时，成为政党斗争工具。
1989年，民进党开始以素书楼原为蒋经国委托阳明山管理局所建，产权当属阳明山管理局，就是当时的台北市“市产”，而钱穆则以“霸占市产”的罪名受到岛内炮轰。李敖称其为“用公帑建宾馆”，不花费一文而住豪宅，并称“请钱穆不要霸占公产、请他迁出白住二十二年的豪华住宅，正是大家所以尊重他。”
钱穆老来受到此等扫地出门的羞辱性“尊重”，自然心气难以平复。尤其吊诡的是，政党竟主张，待钱穆搬出后，可建钱穆纪念馆。哪有这样的道理——生前不让人住，人还活着的时候就赶出去却建纪念馆？
1990年6月1日，钱穆搬出素书楼。三个月后，1990年8月30日，钱穆去世。
素书楼内
力主钱穆搬出素书楼的陈水扁在1994年当选台北市长，为此道歉。2010年，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于钱穆逝世20周年纪念日上再次道歉。
钱穆死后，遵照遗嘱，于1992年，由夫人钱胡美琦携其骨灰，归葬于江苏太湖西山之俞家渡石皮山，此亦可见这一位文化民族主义者的家国情思。
钱穆1895年生于无锡七房桥，家为书香门第，本可以走上一条平顺之路，奈何幼年丧父，家道中落。在其《八十忆双亲》中，开头第一句话就是：“余乃一孤儿，年十二，先父辞世，余尚童騃无知。”读之使人泪下。此后钱穆未能完成高中学业，也不能上大学，只得另谋出路。1911年十六岁的钱穆在无锡开始了教书生涯，从此一生以教学为业，从小学一路教到大学，是名副其实的教育家。
在课堂上的钱穆
1930年，35岁的钱穆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而得顾颉刚青睐，二人学术观点并不契合，但钱穆的治学方法特异、成果具有说服力，而为顾颉刚所看重。钱穆以此文结束了晚清以来以廖平开始并在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中发挥到极致的经今古文之争，他的贡献在于考证出那些所谓刘向、刘歆父子为帮助王莽篡位而伪造的“经典”，其实并非伪经。因为此文，顾颉刚将他推荐到燕京大学担任国文系讲师。叶永烈曾经说，他在北大读了六年书，日日在未名湖畔徘徊，但不知道未名湖是谁命名。实际上，未名湖的命名者就是钱穆，据说当时燕京大学有这一片湖，人们纷纷取名，各执一词，钱穆主张叫“未名湖”，遂得大家一致赞成。
后钱穆从燕京大学辞职，顾颉刚又向胡适推荐其到北大任教。杨向奎（拱辰）回忆他在北大读书的情况：“当时北大的老师都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先秦史的，如顾颉刚、钱穆、傅斯年、胡适、徐中舒、唐兰等……。”1930年代，钱穆在北大讲的是先秦诸子系年。钱穆得以到北大，在于他的《先秦诸子系年》一书的书写和出版，这本书得到广泛赞誉，其中不乏陈寅恪的美誉，顾颉刚虽同为研究先秦的大家，亦甘拜下风。在这本书里，钱穆根据《竹书纪年》佚文,校订《史记·六国年表》之误达二百余处——以前的学者研究先秦诸子，主要是不加考校地参考司马迁的《六国年表》。《先秦诸子系年》上通孔子生年，下达李斯卒岁，将这前后二百年历史连贯起来，前无人能做到这样的全面和贯通。
钱穆
钱穆在民国学术界另外一本使人侧目的著作是与梁启超之书同名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出版于1937年。这部作品钱穆以汉学的考据方法，对明末清初以来三百余年学术发展进行概括和总结。他得出结论，明清学术源于宋学，由此建立新宋学谱系，成为其中关键人物。他在此书中摒弃门户之见，将考据、辞章、义理融为一体，而能成一家之言。此书是研究明清思想史不能绕开的大作。
抗战期间，钱穆任教于西南联大，与陈寅恪不同，前者一生所积资料卡片运抵长沙时毁于战火，钱穆的学术资料在颠沛流离中却丝毫未损，他得以埋头于学术著作，并写成《国史大纲》（1940）一书。此书乃现今钱穆在大陆印刷量最大的书，至今仍是一些历史学专业的必读书甚至教材。这本书展示了钱穆的通史之才——这是每一个做历史研究的人都想具备的才能，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此书使人看到他与自己的老师吕思勉的某种传承关系。有人将他的通史与张荫麟的做比较；后者可惜的是英年早逝，未能完成大作。
钱穆一生涉足的领域很多，主要是史学——尤其是中国史，七十余年,出版著作八十二种以上，著文七百余篇，虽并非全部与国史有关，但大部分著作都能看见他的“史才”，可谓著作等身。他在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以及清代学术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政治史、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等方面，都有研究，都有著作，都有创见，都能传世而不衰。
钱穆
作为那一代的前辈学人，他身上并没有那么多现有学科界限的条条框框，他是真正实现了传统社会对此种技术型知识分子的全面要求，即成为通才，做到文史不分家，经、史、子、集四部统统都能游刃有余。
要做到这一点，极为重要的是首先对于这种文化知识体系有一种皈依性认知，有一种沉潜于其中的感情乃至于自信和自豪感。余英时在乃师去世之后，回顾其一生，寻找钱穆思想的起点，找到了梁启超提出的一个问题，即“中国会不会亡”。钱穆的答案是中国不会亡，他一生的学术就是为自己的国家招魂，但这并不是一种复古主义，而是由“旧魂引生新魂”。因此，钱穆的学术并不是传统的朴学或者小学的路子。他的工作远远没有完成，但他的成就则已能使他不朽，“其魂虽散如未散，故亦谓之神”。
（图片来自网络）
yingyinc 2016-8-31 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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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为什么不喜欢钱穆？
原创 2016-08-30 徐文齐 三联生活周刊
好像全世界所有人都喜欢、尊重、赞美钱穆。有没有人不喜欢钱穆？有。这个世界上最不喜欢钱穆的恐怕并不是称他为“反动文人”的毛泽东，也不是批判过钱穆的《国史大纲》和《刘向歆父子年谱》的徐光烈、白寿彝等人，而是李敖。
钱穆
李敖一生都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批判态度，他是一个彻底西化的人——他很小就开始不过春节等传统节日。这一点使得他更倾向于胡适，而与将中国传统文化视为精神财富的钱穆有天然嫌隙。
如果李敖没有在青少年时期就接触过钱穆，如果他没有看到过钱穆本人（他对钱穆本尊的印象是“个子很小，满口无锡土音，乍看起来，长相与声名不大相符”），如果二人不曾有过不多的交谈和唯一的书信往来，他可能不会这么讨厌钱穆。
李敖上高中的时候就见过钱穆，那一年他只有十八岁。钱穆与徐复观在江南大学时期就一见如故，二人在香港共同创办新亚书院，后钱穆于台湾讲学不幸受伤，就住进了徐宅。恰好李敖与徐复观之子是同学，且友好。李敖得由这位同学引见认识了钱穆。
李敖
《李敖回忆录》中记载，他带着《李敖札记》（自编文集）第二卷给钱穆看。钱穆看到第一篇《梁任公上南皮张尚书书》问及出处，李敖的感觉是二分的，一则觉得他这么大的学问家竟然下问，二则觉得他这样大的学问家竟不知有这封信。后来二人有书信往来，李敖以疑问见询，钱穆为之解答，并告诫：“学问之事，首贵有恒心，其次则防骄气，小有所成，志得意满，中道而止，虽有聪秀之质，犯此二病，终不能有远到之望，唯立志高远，始克免此，君尚在青年，向学伊始，故特以此相勉。”李敖以狂狷为人格特质，自然不吃这一套。
他后来再也没有去看过钱穆，再也没有给他写过信，甚至有一次远远看见也没有打招呼。当李敖以文星为阵地，文名大盛之际，他则开始“攻击”钱穆。这种攻击，主要是政治上的，李敖写道：“历史上，真正‘一代儒宗’是不会倒在统治者的怀里的”。李敖说：“对钱穆这样的人，蒋介石是皇帝。”
真正令李敖厌恶的不是别的，正是钱穆与统治者的关系，尤其是与当时的极权统治者蒋介石的关系。钱穆为蒋介石写贺寿文章称其为“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就钱穆本人而言，这不过是一个普通人对于自己国家统治者的个人见解，他没有因此而获得更大好处，也不会因为不说这样的话而如临深渊，他的发言是由衷的，就如他学生余英时形容的，他是容易感情激动的人。包括当蒋介石逝世时，他的哀痛之感，也是真实的。但在外人看来，这就成了他作为一个读书人、知识分子的肉麻之处，成了可耻之尤。李敖尤其这样看。
青年时期的李敖
钱穆过九十大寿的时候，李敖写文章道：“钱穆本人，却愈老‘自缠’得愈紧了。如今他过九十岁生日，五代弟子，冠盖云集，人人称庆，我却别有志哀，——我为钱穆惜，他有做成真正‘一代儒宗’的机会，可是他却做成个假的。”
当钱穆死后，李敖用一枝毫无感情之笔为他过早地盖棺定论，大体来说，李敖认为钱穆在学术上小有成绩，但并不是没有错误，而且他一人而身跨多门学科，终不免贪多务得；尤其，在政治上，他是可耻的。
平心而论，李敖之视蒋家为仇雠，而将一切接近权力、臣服于权力的人都作为口诛笔伐对象，有点过犹不及，以至于在评价钱穆的学术成就时，难免失之偏颇。如他所说：“真正的历史家是不可以这样感情用事的。钱穆的史学却是搅成一团的产品，他似乎对‘本国已往历史’太‘满意’了，结果做了太多太多的曲解与巧辩。”而实际上，在傅斯年“史学就是史料学”的实证主义史学一统天下之际，钱穆的治学方法不啻为一股清流，他经史结合的路子，由史解经，由经入史，都成为研究中国古史不可多得的门径。
钱穆
无论如何，钱穆学术研究在诸多方面有廓清之效、开创之功，不容抹杀。钱穆之著作，在白话文学之外，有一种衔接文言白话之美，即就文学而言，也有价值。
钱穆最高学历仅是高中肄业，他有天纵之姿，学术人生可谓传奇。开始他只是小学教员，不久就教到大学——且是当时最高学府，最后南避香港开办新亚书院，更成为院长（校长），收教流亡学生，亲定校规、校歌。教书与著书是钱穆一生的两大主题，舍此而论钱穆，都有偏题之嫌。
但钱穆作为教师，其实并不出彩，就如同顾颉刚，确实学富五车，一肚皮知识和创见，讲课却并没有吸引力。钱穆讲课的主要障碍是他的方言问题，他的一位学生王大智记载：“说钱先生因为著作而望重士林，是一句内行话。因为钱先生一口浓重的无锡话，在台湾能听懂的人少之又少。上课时候，大部分同学都表示无法理解。我因为家庭里各地长辈来往多，听懂虽然不是问题，却也吃力。钱先生可能也知道这个情况，所以他的上课内容，可以说和课程题目皆无关联；而是信手拈来，随意发挥。很有点听讲归听讲，读书归读书的味道。”
钱穆
至于钱穆的学术著作，分为两个层面，一则重，一则轻。钱穆重量级的作品，如《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等，使得他名动学界，虽未读大学不是博士，而不敢为人所轻忽，赢得士林普遍尊重与追随。
钱穆轻量级的作品，则使得他在普及中国传统文化——有人称为“国学”，有人称为“旧学”——上，居功至伟，而能为一般读者所熟知。李敖亦曾说：“我在小学时代就知道钱穆，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开明文史丛刊》，其中收有《孟子研究》，就是我最早知道的钱穆的著作。”
此外，钱穆还有第三部分著作，这部分著作被称为“人生”方面的写作，是关于人生的见解以及个人生命史的回忆。其中最为动人的无疑是《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朱学勤说：“未及开卷，就让人体味到儒家的生命观照，是那样亲切自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精神生命则发育于师友，两种生命皆不偏废。”第三类作品更为流行，进一步扩充了钱穆的知名度。
一般人对钱穆的学术感到隔阂、陌生，甚至觉得高深莫测。他们无法理解，为何钱穆可以凭借一篇论文（《刘向歆父子年谱》）就得到顾颉刚、胡适的赏识，成为学术界的新秀，备受尊重。也不理解，他为何就凭借一本书（《先秦诸子系年》）或几本书，就可以得到北京大学这样今天看来难比登天的教席。
钱穆
这是因为，现在所谓“国学”，或者中国传统文化，从20世纪初期开始就与我们的生活发生了断裂，断裂是彻底的，长时段的——以至于今。这种断裂使得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学问成为象牙塔里的精英之学，成为中国式的“古典学”（classics）。《钱穆评传》开章就说：“20世纪是我国传统精神资源饱受摧残的世纪。无论是西化派还是苏化派，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激进主义，都把民族的文化视为现代化的绊脚石，不加分析地毁辱传统，极大地伤害了民族精神之根。”
钱穆的著书立说一开始就有一种道德使命，其绝类于孔子的“天之将丧斯文，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匡人其如予何”。这种道义与使命，使得钱穆的思想与学术走出来一条中西方对比的道路，而最终他走到了“文化民族主义”的尽头。以至于在生命的最后，他上的最后一课还在强调：“你们是中国人，不要忘了中国。”他说：“不要一笔抹杀、全盘否定自己的文化。做人要从历史里探求本源，要在时代的变迁中肩负起维护中国历史文化的责任。”
（参考：王大智《做人与做少数人》；朱学勤《想起了鲁迅、胡适与钱穆》，朱维铮等《钱穆：最后一位国学大师》，江湄《一生为中国文化续命的史家》、周良发《钱穆文化民族主义探微》、郭齐勇和汪学群《钱穆评传》、李敖《李敖回忆录》、李敖《我最难忘的一位学者：为钱穆定为》，李敖《蒋介石和钱穆之间的一些臭史》等；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