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6-7-22 22:35
边云波：艰难时期的家庭教会
边云波：艰难时期的家庭教会
[url]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NTE5NzQyNA==&mid=2650622581&idx=1&sn=8754bed016fc94120e37d8fb294856cf&scene=1&srcid=0722DE6F1GKeo9DElMfb7QTw&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wechat_redirect[/url]
边云波：艰难时期的家庭教会
2016-07-21 边云波 麦琪的礼物
本文选自边云波弟兄《残年忆史》，通过阅读本文我们可以了解中国教会的部分历史。本文长约一万字，愿有耐心阅读完毕。
边云波弟兄是华人教会界非常资深的传道人，河北省人。 边云波弟兄是华人教会界非常资深的传道人，河北省人。 1944 年高中毕业时重生得救， 1945 年进南京中央大学读教育系；大学期间加入基督团契，在团契中奉献了自己作传道人。 1944 年高中毕业时重生得救， 1945 年进南京中央大学读教育系；大学期间加入基督团契，在团契中奉献了自己作传道人。 1948 年大学毕业时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叙事诗《 献给无名的传道人 》，激励了不少的基督徒在困境中重新站起，在主面前坚定不移的走十字架的道路，为主牺牲，忠心传道。
艰难时期的家庭教会
◆ 圣经中的家庭教会
教会建立初期，耶路撒冷圣城的教会曾经在多人的家里面聚会。从使徒行传的记载我们看到，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一次传道三千人悔改；再有一次传道，悔改的男丁数目是五千人；后来，神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这样加起来耶路撒冷的信徒总得有一万人以上。使徒行传2:46-47提到，他们在殿中且在家中聚会。“且在家中”原文的意思是“挨家挨户”聚会。当时的一个住家，若能容纳五十个人就不少了，一万多的信徒在家里面聚会，最少得有二百处家庭的聚会。
在使徒行传12:5中也提到，当彼得被希律捉拿起来的时候，关在监狱里面，教会为他切切地祷告。当彼得被天使救出监狱之后，他往哪里去呢？他想了想，就往马利亚家里去了。在使徒行传12:12说那里有许多人聚集祷告。前面说教会为他祷告，后来说有许多的人聚集为他祷告，可见那“许多聚集祷告的人”就是“教会”。他们在哪里聚会呢？当时的教会就在马利亚的家里面聚会，也就是说，马利亚的家里有家庭聚会，有教会的会众聚会。
在歌罗西书4:15中可以看到，老底嘉教会曾经在宁法的家里面聚会。在腓利门书2节中可以看到，保罗问在腓利门家里面的教会安，可见歌罗西的教会也是在腓利门家中聚会的。从哥林多前书16:19中可见以弗所教会曾经在亚居拉和百基拉的家里面聚会，而从罗马书16:3-5中可见罗马的教会也曾在他们的家里面聚会。
教会就是圣徒，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就是在基督里蒙召做圣徒的（林前1:2），我们信主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就是教会。教会是信主的会众，聚会的房子绝不是教会。所以说，大陆家庭教会无意之中延续了使徒时代的家庭教会，但这实在是神的恩典。
◆ 大陆家庭教会的源起
大陆家庭教会的源起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以前。当时有些人为了方便而在家庭里聚会，比如1924年王明道先生起初就在北京甘雨胡同他自己的家里聚会，第二年成为一个正式的家庭聚会，并且形成了教会。以后在史家胡同买了房子，建立了基督徒会堂，他们的教会便在那里聚会。
1951年三自会成立后，教会就日益冷落。因为三自会的控诉，有一些人被批判，有的被逮捕。信徒软弱，教会聚会人数锐减。在1950年代中期，因为很多的教会都加入了三自会，有一些弟兄姊妹持守圣洁，只有在家里面聚会。
在1954年冬天，我也在天津自己的家里开始了一个家庭聚会。我给公安部门写了一个报告，等于是公开的通知，说我的母亲年纪太大，大哥又因大嫂去世，精神和身体不好，所以想要和一些邻居信主的人，礼拜日早晨在我的家里有主日崇拜，从十点到十二点。当时公安部门也没有说不许可，所以我就在家里面聚会一段时间。王明道先生被捕以后，我就自动地把家里的聚会停下来了。我被捕以后，这就成为我的一个罪状，说我组织反革命家庭聚会。我说我在聚会以前写过书面的报告交给了当地的公安部门，他们不会把这么一个重要的报告扔掉，你一定能够查出来。那个审问我的人，冷冷地一笑，说不在于你报告不报告，因为你这个人是个反革命，所以在你家庭里面的聚会，就是反革命家庭聚会。你不报告，是反革命家庭聚会；你报告，也是反革命家庭聚会。
三反、五反政治运动时期，被捕的传道人或者是被劳动改造，或者是被送到五教联合的工厂里面做工。当时政府认为所有的宗教职业者，都是迷信职业者，是不劳而获的，必须加以改造。所以许多地方就设立了专门的工厂来改造教育这些人。前文提到的天津飞跃塑料厂，就是这样一个工厂。
牧人都已被监禁或劳动改造，信徒只好在家里聚会了。也曾有好多人到了三自会的礼拜堂，以后觉得得不到供应，也就只好在家里聚会。1950年代末三自会强迫许多教会大联合，这样的批判、联合，造成了混乱。末了，到了文化大革命以前，几乎所有的礼拜堂都关闭或改作他用。文革中期以后，因为已经没有公众聚会的地方，很多虔诚的弟兄姊妹只有在家里聚会。起初聚会的就是自己的直系亲属，后来连亲戚也可以参加，慢慢地，有一些朋友也就参加了。人数不多，暗暗地聚会。唱诗的时候声音也很小，往往就是两个人小声唱诗，另外的人都是默默地用心灵来唱和。大家聚会时经常流泪认罪祷告，不但为自己认罪也是为万民求告，求主赦免我们这个世代的罪。虽然没有华丽的礼拜堂，不能大声唱诗，也没有固定的仪式，但觉得和神特别地亲近，弟兄姊妹之间也觉得特别亲切，而且有属灵的得着。我想大家向着神的心，神是悦纳的。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家庭聚会就一点一点地兴旺起来了
◆ 艰难时期的聚会地点
文化大革命当中有些被严重地监视注意的人，以及某些地区也很难在家庭里聚会，因此当时也出现了一些特别的聚会地点：
※山洞
1960年代末，就是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两三年间，在温州有一些弟兄姊妹在山洞里祷告。这个祷告会，是一个曾在北京恩典院进修过的老姊妹发起的，她在温州一直默默地侍奉主。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位老年的姊妹也遭受到冲击和苦难，但是因为她很有爱心，平素群众关系很好，那些街坊邻居不好对她怎么样，所以慢慢地也就放松了。这个老姊妹就对几个二十岁左右的弟兄姊妹说，现在应当恢复祷告，应当很好地祷告。所以这几个年轻人就开始在山洞里祷告。
当时参加这个祷告会的一位吴秀聪姊妹（那时她只有十八九岁），1990年代亲自和我说过，当年她们都是在一个山洞里祷告，而且只能一两个人或两三个人分着去，不能四五个人成群结队地一起去，被通知去聚会的也是少数的人。但是，不久之后，慢慢地就有些爱主的人知道了她们的祷告聚会。有一个小弟兄就质问他们：“为什么你们去祷告，不叫着我去？”弟兄姊妹只好和他解释说：“因为那个山洞很小，人太多了不相宜，所以没有通知你。”那个小弟兄非常地难过，说：“不对，不是因为那个地方小，你们怕人多。你们是不信任我！”说到那里他更加难过。后来，那个小弟兄也一起参加了祷告。从那以后，祷告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处境稍微改善后，他们就不再在山洞里面聚会了，而是在信徒的家里，甚至是在一个比较大的房子里祷告聚会。
这是1960年代末在浙江温州，一些年轻人在一个老姊妹的帮助、带领、鼓励之下，在山洞里开始的祷告会。现在，温州各地都有教会，而在中国国内甚至海外也有很多温州人建立的教会。有人说温州是中国的耶路撒冷，我说，温州应当成为中国的安提阿。而温州地区的复兴，是从祷告开始的。
※ 地穴
河南的一些地方，当年弟兄姊妹们曾在地穴里聚会。有一位姊妹亲自对我说过：挖地穴需要费很多的时间、精力和心力。有一个家庭决定在他的家里挖一个地穴作为聚会的场所。那家人先把房角的一个橱柜挪开，开始往下挖土（他们住的房子都是直接建在泥土上的）。挖出来的土又要想办法丢掉，不能留在自己家门口，也不能堆在村外，只有运到田野平铺在田间，才不会引人注意。挖土只能在晚上挖，还得趁天未亮时，将挖出来的土运出去。就这样，一铲一铲地挖，一筐一筐地把土偷偷送出去，经过很长的时间，终于把地穴挖好了。等到晚上聚会的时候，先用一个梯子下到地穴里，下去之后上面的人就把橱柜再放到墙角上把它盖起来。如果外面有人来了，就敲一敲橱柜，或者用别的暗号，下面唱诗、祷告的声音会马上停下来。
※ 地道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为了便于作战，挖了一些地道。这些地道在抗战胜利以后并没有填封起来，也没有人使用，空在那里。在某一段时期，有一些弟兄姊妹就在地道里面举行两三天的聚会。他们住在地道里，吃在地道里，从早到晚地聚会。
这件事情在1980年代初期，被一个海外的基督徒知道了。他觉得这是个新闻，就在海外说了，甚至在海外的一个刊物上刊登出来。这个弟兄没有想到，这篇报导传回了中国。幸亏当时聚会的那些人有警觉性，及时从地道撤走了，所以当公安人员追查到地道的时候，看到的只是少许的碗筷，证实这里有人活动过而已。
※ 船上
还有些人是在船上聚会的，例如在较大的湖泊里面找一个大船，那个船可以住上十几个人，在船上可以有几天的聚会。
※ 海岛、荒山、森林、草原
那时的舟山群岛是一片荒岛，杳无人踪，所以弟兄姊妹就开船到荒岛上，几个或者是十几个人在那里禁食祷告一整天，甚至可以放声歌唱，大声祷告。现在的舟山群岛中，有的岛已经建立了比较大的礼拜堂聚会。当年那样的艰苦，现在却有那么多的人一起聚会，我们应当感谢赞美我们的父神。
南方有些弟兄姊妹上到没有人迹的荒山上，一起祷告唱诗。有时，他们带着一些干粮，在山上聚会一整天。如果山上有山洞，他们也会在山洞里过夜，这样可以在山上聚会两三天。
东北有些弟兄姊妹有时候在大森林的深处聚会一天。因为森林地带比较荒僻，从早到晚聚会，甚至于到深夜，也没有什么关系。
还有些弟兄姊妹在内蒙的大草原聚会。那里的草比人高，如果他们在野草里坐下，或跪在那里祷告，外面的人根本不知道，所以在荒野的草丛当中也有过聚会。
※ 其他地点
也有一些其他的地点，不一定是普遍的，我亲自参加过的聚会地点有：
（1）一位南方的弟兄，在半山腰的竹林里（就在大马路旁边）盖了一所房子聚会，并且可以开培训班。那位弟兄说，南方的竹林大概是三年砍一次，我可以以保护竹林免遭偷砍为名，盖一所房子住在这里，实际是在这里聚会。感谢主，很安全，从来没有什么问题。
（2）在安徽的南部，有一段时间参加家庭聚会的人很多。到了主日崇拜的时候，他们也是分别在各个家庭里面聚会，后来每个月一次大家一起在集市聚会。农村五天一个集市，不赶场的时候那个地方是个空地。礼拜六下午通知，礼拜日在某个集市上集合，几点到几点是主日崇拜，准时开会，准时散会。到了礼拜日早晨大家都来了，马上就唱诗，马上就聚会，聚会完了以后赶快就散去了，扩音的设备也很快撤走了。这个月在这个地方，下个月在另外一个地方。这样的聚会一直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3）我在上海还参加过一次饭馆中的聚会。大概是2001年的时候，复旦大学的一个团契租了一个餐馆，那里下午两点半到四点半没有吃饭的客人，或者是那时停止营业。那天聚会有七八十个人，在那个餐馆里面甚至可以放声唱诗。证道后，大家是像在崇拜聚会结束时那样散会的。
（4）甚至还有人包租一个招待所，三天完全包下来，一百七八十个人就住在那个招待所里面连续两三天的聚会，后来也是平安无事。2001年我就曾在这样的一个招待所里聚会了几天，大蒙主恩！
（5）还有一些弟兄姊妹特意买凶宅，凶宅别人不敢买，他们就买下来在那里聚会。
（6）上个世纪末，海内很少电梯，所以一般最高的楼是六层楼，往往一座楼一层是四个单元。有的弟兄姊妹就把六楼的这四个单元都买下来或者租下来，对外说是教计算机或其他课程的学校，实际上是培训传道人的地方，一聚会就是一个礼拜。十多年来非常安全。我有幸在那里讲课两次，同蒙主恩。
（7）还有弟兄姊妹借用一些学校的教室，用开校友会的名义聚会。在门口有一个黑板，上面写着校友会在某某教室开会，去参加聚会的弟兄姊妹就都知道了，当然其中确实也有几个校友，也算是校友开会。还有更多的弟兄姊妹在学校的小礼堂、小饭厅聚会。有一次我被邀去讲道一天，会众约近一百人。讲到下午最后一堂还没讲完的时候，负责的弟兄慢慢地走到我的身边，态度安详地小声对我说，有人注意了我们的聚会，请您尽早结束讲道。感谢主，我靠主平静地用少许几句话结束了证道。负责的弟兄向会众说：谢谢主，今天的聚会就到此结束了，请大家一两个人、两三个人地离开，隔开距离，安静散会。
写到这里，顺便一提，有人说海内信仰不能够公开、不大自由，在海外信仰是能够公开自由的。但是我知道海内一个地方，在2011年的暑假期间，有些青年基督徒学生就留在学校散发福音单张，给还没有信主的学生传福音。仅仅一个暑假，就带领一百几十个人信主。听说前两年信主的人更多，一个暑假就有二百多人决志信主。海外有广大的禾场，有广大传扬福音的空间，但有多少弟兄姊妹肯于上街去散发福音单张？有多少弟兄姊妹肯于利用学校假期的时候传扬福音？在海外哪一个校区，能够在一个暑假带领一百几十个人信主？请弟兄姊妹原谅我说这样的话，我们既得了神儿子的位分，焉知不是为了今天呢？愿我们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多被神的爱激励，尽力向我们周边的人传扬福音。
但愿以上的见证事迹，能够激励今天海内海外的众多弟兄姊妹，不要忽略了主日的敬拜，也不要忘记我们平时应该参加聚会。圣经上说不要停止聚会，好像停止惯了的人。现在聚会自由多了，但愿我们海内海外众多的弟兄姊妹珍惜这样的机会。请原谅我再重复说一下：教会是圣徒，教会不是礼拜堂，不是建筑物，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就是教会。所以如果有个华丽的礼拜堂，但是会众冷冷淡淡，还不如礼拜堂简陋而会众一团火热，彼此相爱，高举基督，传扬福音。即便聚会的地方不宽阔，不理想，即便在空场上聚会，我们也是教会，也是蒙恩的。求神多赐福我们的教会，也赐福每一位弟兄姊妹。
◆ 艰难时期属灵的供应
※ 圣经
文化大革命前已经只剩下少许的残旧圣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找圣经更加困难。许多圣经被红卫兵烧毁，而有些信徒软弱了，不敢看圣经甚至不爱惜圣经，自己把圣经毁掉。但也有少数基督徒冒着危险暗暗地藏起圣经。有人把圣经藏在阁楼上，有人把圣经藏在天花板上面的暗室里，有人把砖地撬开（那时不是水泥地而是砖砌成的地），用隔水的油纸把圣经包好放进去。还有个别基督徒在田野埋存圣经，用防水的东西把圣经包好放在坛子里，再用当时的一种方法把坛子密封起来埋在田地里。在安徽省的无为县有个林大珍姊妹，我们通过信也见过面，这个姊妹就曾经把自己的圣经埋藏在田地里。后来红卫兵来找她。红卫兵问她：“你还信耶稣吗？”
她说：“我还信耶稣！”
红卫兵就拍着桌子威吓她：“你还敢信耶稣？你有圣经吗？”
她说：“我有。”
“你的圣经在哪里？”
“我的圣经埋起来了。”
“好大的胆子，你敢把圣经埋起来！埋在什么地方了？”
“这就不能告诉你了。”
红卫兵气急了：“好，你不把埋圣经的地方告诉我们，你就别想吃饭！”
他们把林大珍姊妹关在“牛棚”里。一天过去了，红卫兵来找林大珍姊妹，就问：“你告诉不告诉我们，你的圣经埋在什么地方了？”
她说：“不能告诉你们。”
第二天，又问：“你告诉不告诉我们，你的圣经埋在什么地方了？”
林大珍姊妹仍是回答说：“不告诉。”
这样过了近十天，毕竟在农村，都有邻里之情，有些和林大珍姊妹感情不错的妇女和乡亲就劝这几个红卫兵：“大家都在一个村庄，早晚都要见面，你们这样对待林大珍将来怎么好见面呢？”于是红卫兵就让她吃饭了。后来文化大革命后期，这件事过去了，林大珍姊妹就把她那本圣经从田地里挖出来，放在家里继续读圣经。
1988年，我被平反（就是取消了我的反政府罪名）以后，我和妻子耀轩姊妹去看望林大珍姊妹，就住在她的家里。第二天早晨我们各自读经，一会儿我就听见林大姐不时地问我的妻子：这个字怎么念？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起初我心里想，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知道，圣经知识也太少了。但是我马上就意识到，她手中的圣经就是她埋起来的那本圣经！她的圣经知识虽然较少，但是她的灵命可比我要丰盛得多！！当时我心中非常惭愧。在这里请原谅我提醒一些同工们：千万不要自以为圣经知识丰富而骄傲，将来见主的时候，也许我们会惭愧自己的灵命贫穷，甚至贫穷得还不如一位农村的识字很少的姊妹！！
文化大革命之后只剩下了极少的圣经，所以往往是几家基督徒读一本圣经，今天你们家读，明天我们家读，或者上午你们家读，下午我们家读。因此有些信徒索性把圣经拆成好几份，分成摩西五经、先知书、诗歌书、四福音书、保罗书信、其他书信和启示录等等，这样好几家人可以一起来读圣经了。那时弟兄姊妹虽然看到文化大革命的患难过去了，但总担心再有类似的患难，所以不仅读圣经，而且背圣经，不仅是一个人背，而且是全家共同背诵几卷的圣经。有位夏威卿弟兄父子婆媳四人，就是共同把好几卷新约经文全部背诵了下来。后来有些地方开始培训工人，参加培训班的条件中有一条是需要有老弟兄姊妹介绍，但有些老弟兄姊妹确实对中年、青年的弟兄姊妹不十分了解，怎么办呢？有些培训班就定了这样的条件：必须要背诵下来全卷的以弗所书或全卷的腓立比书。在陕西北部窑洞里有一次这样的培训，有一个年纪较大的姊妹实在背不出来全部的以弗所书，她又很渴慕要参加，后来就在负责的弟兄面前哭，抹着眼泪要参加，哭到最后负责人只好让她参加了。那时弟兄姊妹就是这样热爱神的话，高举神的话，而且以是否能熟读、背诵圣经为标准来衡量爱主的心态。
那个时候，还有部分弟兄姊妹传抄各卷的圣经。因为纵使拆开圣经毕竟也只有少数弟兄姊妹才能看到，那时也没有复印机，想要更多的人看到圣经，只能传抄。有些弟兄姊妹是传抄一卷，比如说腓利门书，提摩太前后书，比较容易抄，用复写纸一次可以复写三四份，这样大家可以分着看。也有的人用油印，就是铁笔刻钢板、用蜡纸来印，印完以后就传给大家。我听说海外展览过当时用手抄的圣经，用复写纸复写的圣经，油印的圣经，看的人很受感动。
改革开放以后，海外的弟兄姊妹带来少许圣经，大家知道过海关不能多带，带两三本已经很不容易，听说有一次带的数量多，结果被阻截只好丢在海滩上了。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时候，我得到过一本海外带来的圣经。封面是艺术绘画，标题叫《活水》，但是打开以后是全部的约翰福音。我得到“活水”后，就分开来，给很多信主的弟兄姊妹的家人看，当时就觉得非常宝贵。感谢主，也有人有这样的智慧。
1995年，我刚刚到海外的时候，问过澳大利亚的弟兄姊妹：“咱们这里圣经多少钱一本哪？”他们说：“很便宜的，比起其他的书便宜多了，我家有好几本呢！”我就问了他们一句话：“你们知道，当年在大陆一本圣经是多少钱吗？”他们说不上来，觉得应该很贵重。我说：“当时在大陆圣经不是用金钱可以买到的，是多少人，冒着危险甚至舍了生命才保留下来的。”我就劝勉海外的弟兄姊妹：“珍惜你的圣经、珍贵你的圣经吧，不要再把神的话当做平常！弟兄姊妹，你的圣经放在书架上是不是已经有灰尘了？如果这样的话，希望把它拿出来，擦拭干净，好好读神的话，不要到了一天你想读，却是没有办法读，没有圣经可读了。”我说这些话不是故作惊人之语，主耶稣再来之前一定有很多的患难，世界末了一定有很多的难处，弟兄姊妹，让我们珍惜现在手边的圣经，热爱手边的圣经吧！
※ 属灵书籍
像《荒漠甘泉》《失乐园》《天路历程》这些属灵书籍，由于红卫兵不懂，就留存在一些弟兄姊妹的手中，成为宝贵的参考用书。除此之外，还有人油印属灵的文稿，例如：
（1）苗树滋老先生的“邮包短文”
苗树滋老先生在山东烟台成立过基督徒查经处，对圣经非常熟，很多都能够背下来。查经的时候，他让弟兄姊妹读经，他自己的圣经却摆在那里不看，弟兄姊妹读的时候，突然他说：“停一停，你再细看一下。”那弟兄一看，呀，读错了一个字。苗树滋老弟兄能够把圣经熟读到那个地步。文化大革命时期，苗树滋老弟兄被红卫兵赶出家门，赶去农村。当时是开批斗会，批斗会结束后打着他走，那些年轻的十七八岁的孩子打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年人，左一个巴掌右一个巴掌，打完之后就让他带着很少的行李去农村了。后来有人问他：“你被打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苗树滋老弟兄说：“我心里面感谢主呀，我不配啊，我不配啊！”
问的人很惊讶：“您怎么会这么想呢？”
苗老弟兄说：“圣经当中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我被逼迫，我有福了。但是我不配啊！”
苗树滋弟兄到了农村以后，想办法把一些山东的土产品，花生、黄豆、绿豆之类的东西，分寄给很多的弟兄姊妹。弟兄姊妹收到的是很小的邮包，好像一本词典这么大的邮包，打开邮包一看，花生米或者黄豆、绿豆里面夹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几句感恩的经文，或者是劝勉我们的话语，或者是一首大家都能够唱的诗歌。这位老弟兄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和弟兄姊妹交通。感谢主，我吃过苗树滋老弟兄寄来的农产品，我也见到过他所写的经句。
（2）以巴弗的公开信
以巴弗弟兄原名吴维僔。他出监以后，从1980年代中期就用铁笔、钢板和蜡纸来写公开信。信的内容是系统地讲救恩，讲主的栽培，怎样在主的道路上过得胜的生活，等等。他把这些信寄给或转发给他所知道的弟兄姊妹。后来，有人也根据他的事迹出了书，来帮助弟兄姊妹。我所见到的他的公开信有一个特点：就是所有的字体都是倾斜而工整的。
（3）宋天真的手抄见证
还有，我所知道的，就是宋尚节的女儿宋天真姊妹用复写纸抄写一些经文，或是见证，赠送给其他的弟兄姊妹。我的妻子和宋天真姊妹是很要好的朋友，所以就从她那里得到了好多这样抄写的经文、讲道或见证。
（4）《怀念的心愿》
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我很想念、怀念过去的一些弟兄姊妹，他们曾经和我在同一所学校，甚至同一间宿舍，或同一个福音工场服侍过，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不知道他们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到底在哪里。这些弟兄姊妹，有的有消息，有的没有消息。所以，我就默默为他们祷告。1980年代初在圣灵的感动中写下一首几百行的长诗，叫《怀念的心愿》。那首诗原来是手抄，后来就用复写纸来复写，再后来就通过打印社打字、印制成册。最后传到饶孝辑牧师手中，由校园出版社公开出版了。只是写作时文化大革命刚刚过去，不得不特别慎重。许多动心的话、动人的事，遣词用句只能适可而止。所以不敢提起人名，对某些见证事迹表述得过于含蓄，回想起来，常觉亏欠。
（5）解经的传道卡片
一些弟兄姊妹的儿女看圣经的时候有些地方不容易看得明白，比如这里一个约翰，那里一个约翰，是不是同一个人？好几处提到马利亚，到底有几个马利亚？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妻子耀轩姊妹就按着我们所知道的，或者海外的弟兄姊妹给我们带来的少量参考书，用一个个的卡片介绍说明到底有几个约翰，有几个马利亚。那些东西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对当时那些青年的弟兄姊妹读约翰福音有很大的帮助，那些卡片我现在手边还存有一些。
（6）录音证道
那时候已经有了录音机。有一位为主坐过监的陈本伟弟兄，被释放之后继续服侍主，在1980年代中期或者更早一段时间，每个礼拜他都将自己的讲道录下来，再翻录给其他的弟兄姊妹。这样，一些没有人讲道的聚会或主日崇拜就可以听这些磁带。以上是当年国内的一些弟兄姊妹常做的几件事。
（7）海外的广播
在1980年代初，收音机刚刚开始流行的时候，就有人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海外的福音广播，并且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因此听到了福音，甚至组成了教会。
我听到过一件发生在河北省中部的事。有两个亲姊妹由于脾气习惯不合，长时间不来往了，姐姐住在城里，妹妹住在农村。后来妹妹因为听到福音广播信主了，信主以后她就觉得应该与姐姐和好，所以特地到城里来看望姐姐。刚一见面，姐妹俩觉得既惊喜又难得。住下来后，妹妹向姐姐道歉，姐姐也向妹妹道歉。一起吃饭的时候，姐姐发现妹妹饭前常低头闭眼一会儿。几次之后，姐姐就问她：“你每次吃饭都低头闭眼睛干什么啊？”妹妹回答说：“既然姐姐这样问我，我就告诉你吧，我信耶稣了，所以每次吃饭的时候要感谢天父啊！”姐姐说：“哎呀，你信耶稣了，我也信耶稣了！你是怎么信耶稣的？”妹妹说：“我听福音广播信耶稣的。你是怎么信耶稣的？”姐姐说：“我是有人对我传了福音，有时候也听福音广播信耶稣的。”这是当时一些弟兄姊妹作的见证。
在1980年代中期的时候，两位农村的姊妹从河北省中部来到天津我的家里，先是谈福音的道理，然后就约请我到她们村里的教会去讲道。那时候我还没有平反（就是还有“反政府罪名”），也要做一些文字工作，恐怕自己不能去，我就问她们：“既然你们那里建立了教会，为什么没有人能够讲道呢？”两个姊妹就笑了，她们就告诉我那里的福音是怎么传开的。原来有一位比较年长的姊妹，身体很不好，偶然听到了福音广播，她觉得很得益处，就继续听，后来就信耶稣了。
信耶稣之后她把家里的偶像丢掉了，原来她的身体很不好，丢掉偶像之后身体竟好起来了。村里的街坊邻居们觉得奇怪，做了得罪菩萨的事，身体怎么反倒好了呢？那个姊妹就和她们说：“我听福音信耶稣了。”街坊们请她讲一讲信耶稣是怎么一回事。她就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到世界上来拯救我们，我们信耶稣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天堂！街坊们问：“那怎么能够上天堂呢？”那个姊妹觉得讲不清楚，就说：“你要是想信的话，就和我一起来听广播吧。”于是那村里的一些妇女也开始听福音广播。
后来慢慢地信主的人就多了，土炕坐不下了。没法来听广播的人就问那位姊妹说：“怎么办？”姊妹说：“你有没有收音机？”她说：“我有。”“你有就好了，你把它拿来我给你拨一拨电台，到了时间你在自己的家里听电台广播就行了。”
所以，这个姊妹就是借着给人拨福音电台的方式传福音。那里信主的弟兄姊妹越来越多甚至于将近百人，他们看见天主教有教堂，就说：“天主教有教堂，我们这里为什么没有礼拜堂呢？我们向县政府申请一下，我们也盖一个礼拜堂。”他们就跑到县城里面申请盖礼拜堂。结果过几天公安人员来了，不是许可他们盖礼拜堂，而是问他们：“你们是怎么信耶稣的？”
他们就实话实说：“我们是因为听广播信耶稣的。”
公安人员说：“这个不行，收听海外的广播是违法的，不许听了！”
有些人信心软弱就退去了，但是信心坚定的照样听广播。由于这几个信心坚定的弟兄姊妹在那里坚持真道，慢慢那里根基更稳固，弟兄姊妹在灵里更长进，人数就更多了。那时候她们就找我去讲道。但是我那时候实在不便去讲道，就推荐了其他人过去。我一直知道那个地方的教会是很蒙恩、很蒙福的。
神让中国的教会经历了一些苦难，但是经过水火，却进入丰盛之地。之前提到的陈善理老姊妹，原来是一位有名的大夫，后来奉献做了传道人。她在监狱里，意外地见到了一位姊妹，当时四外无人，陈大夫就小声地对那位姊妹说：“大患难以后，必定有大的复兴。”后来，陈善理大夫在监狱里面殉道被主接去了，和她谈话的那位姊妹以后被释放出来，把陈善理大夫所讲的这句话告诉了我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