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6-7-5 21:48
一朵善意与童真之花
一朵善意与童真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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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克飞
写于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去世之日
一朵善意与童真之花
2016-07-05我要分享 4
还有一个年轻人在搭电视天线，准备晚上看球，阿巴斯问他，为什么刚刚失去众多亲人就要看球，年轻人说，世界杯四年才一次，而地震已经夺走他太多东西。
你是否相信，哪怕是最封闭的社会空间、最灰暗的政治气候、最恶劣的极权土壤，也能生出善意与童真之花？
我信。
1979年的伊朗，那场虽有诸多暗面，但始终试图拥抱现代文明的“白色革命”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在此之前的60年代和70年代，伊朗虽然仍未摆脱特务统治和腐败，但已是最富庶的亚洲国家之一，人均收入和社会福利远超其他阿拉伯国家，妇女解放程度也首屈一指。如果现在翻看当时的伊朗女性照片，你会发现她们衣着入时，女孩子们笑容满面地在课堂读书，女大学生们在实验室里学习，女性们穿着短裙在街上购物，女明星的照片如今观之仍不过时……而在此之后，中产以上阶级被疯狂屠杀或被迫出逃，女性只能蒙上黑纱穿上长袍。这个国家突然逆向而驰，变得无比封闭，与现代文明渐行渐远。
当年的我甚至从未想过，这样一个国家会有好电影。持此观念者绝非我一人，当《樱桃的滋味》等伊朗电影流入碟市时，许多影迷发出了惊呼。我清晰记得，在自己的淘碟经历中，每次与阿巴斯相遇，都可算是惊喜——因为意识形态原因，尽管阿巴斯早已享有世界声誉，但在伊朗本土却长期遭遇打压，电影无法公开上映，伊朗影迷同样需要以淘碟和地下放映等途径来接触阿巴斯。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是幸运的。1940年出生的他，尽管长期因不按学校规定修习课程而无法毕业，只能靠设计平面广告和拍摄广告短片谋生，但他毕竟在伊朗最开放的时代成长，并终于在1969年将自己的命运与伊朗电影工业热潮交织在一起。
那年，他为卡伦青少年教育学院创建电影系，并于此后二十余年里在这里拍片。1970年完成首部短片《面包与小巷》，影评人认为：“从中我们已可洞见他日后集大成作品的艺术风格：纪录片式的框架，即兴式的表演，真实生活的节奏，和现实主义的主题。而这一切都被他舒缓自然地融合在一起。”
多年前酷爱彻夜煲碟，总喜欢把一些短片穿插其中作为调剂。这部只有10分钟的短片便是在这种境况下得见：一个小男孩拿着一条法式面包回家，途中见到一只流浪小狗将他拦住，小男孩经过思考后，掰了一块面包给小狗吃，小狗陪着他一直走到家门口。影像虽平平无奇，但确实有着他日后的舒缓。
他的第一部长片（虽然仅有60分钟）也有隽永意味。那是1973年的《经历》（有人将1974年的《过客》视为他的首部长片，实则有误），一个14岁的男孩在摄影器材店做勤杂工，晚上住在店里。他对一个富人区小姑娘产生爱意，并终于在某日得到机会去她家中维修相机，但也正是这样，使得他意识到这是一场无望的爱。
相比日后那些备受追捧的片子，我对《经历》更为着迷。尽管题材老套，但那种成长中的青涩印记和卑微之爱，以日复一日甚至机械的平淡时光为背景，总能释放出比忧郁更让人有所触动的情怀。而这部片子里隐含着的阶级差异，并非是为几年后的血腥对立提供佐证，而是一种超越阶层乃至宗教的人性之问。只是，阿巴斯不会预见，几年之后，富人区的小姑娘会成为被打压的对象，甚至连生命都无法自主，而摄影器材店里的小勤杂工也不会“翻身”，因为这个国家的经济一溃千里，战争如影随形。当一个国家选择逆时代而行时，没有谁会是受益者。
被误认为是首部长片的《过客》，也有迷人之处。它讲述一个不爱上学的问题儿童热爱足球，不惜偷家里的钱、骗其他小孩的零用钱，然后坐上夜班车前往德黑兰看足球比赛的故事。他历尽艰难抵达足球场，但距离比赛还有几个小时，于是他四处闲逛，然后在一片树荫下躺倒，准备睡个小觉迎接比赛的到来。结果当他醒来，赶到球场时，现场只剩下零星垃圾，比赛已然结束。
资料图：《过客》海报
阿巴斯用了一个长镜头，于是，一个小黑点出现在空空的看台上，你可以想象小男孩的表情，并为他心疼。不过我第一次看这部片子时，最先联想的反倒是伊朗的富庶。此片拍摄于1974年，恰恰是德黑兰亚运会举办的年份。据说当时的中国运动员都被伊朗人吓到了，因为看台上的观众一激动就往场地里扔钞票、手表和首饰，富庶程度让当时还在贫困中挣扎的中国人咋舌。
阿巴斯的另一个幸运或许在于，从1969年到1979年，他有十年时间可以自由创作，直抵这个国家的暗面。《经历》中的阶级差异固然存在于任何时代任何国家，1977年的《报告》则揭露了这个国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腐败。在那之后，当伊朗经过革命成为政教合一国家后，腐败并非不存，但审查制度已让人不敢说、不能说。
但不幸并不意味着创作的枯竭，无论是阿巴斯还是整个伊朗电影都印证了这一点。也许正因为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的窒息，使得阿巴斯更充分地发挥自己电影哲学中隽永的那一面。
1979年后的阿巴斯电影中，我最喜欢的是1987年的《何处是我朋友的家》。这是阿巴斯第一次得到西方世界的认同，片子的质朴情怀和平淡叙事，恰恰与那个时代的欧洲电影有所契合。
资料图：《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海报
它的剧情似曾相识，很容易让我想起自己的年少时光。一个小学生穆罕德总是没把作业写在作业本上，老师说如果继续如此，就让他退学。可是就在当晚，他的作业本被同桌阿穆德误带回了自己家。为避免穆罕德被退学，阿穆德决定去归还作业本。他几经波折仍未如愿，于是他替穆罕德做了作业，以另一种方式避免其被开除。
在这个类似探险的简单故事里，有孩子的坚持，也有大人的自以为是，以及剥夺孩子思考权利的霸道。这是最常见的成长片基调。但阿巴斯并未到此为止，而是让孩子的坚持与信仰在蜿蜒道路上闪闪发光。那夕阳下的青翠山岭、曲折的坡道，以及近乎静默的长镜头，都是一个孩子的背景。
你可以在这部片子寻找自己的童年痕迹，比如阿穆德的爷爷会回忆自己的父亲如何管教自己，“一个星期给一次零用钱，每四天却要挨一次打……拿零用钱的事也许会忘记，挨打的事一定忘不了”。然后便分享这样的“教育心得”：可以忘记每周给孩子零花钱，但每四天一定要找个理由把孩子教训一顿。其他的大人们则忙于工作，甚至为此不择手段。
阿巴斯以两个门匠为意象，记录着工业化与传统的种种矛盾。一个是唯一肯帮助阿穆德的老门匠，不甘心精美木门被铁门代替；另一个是霸道的年轻门匠，热衷制作铁门，并粗暴地撕掉阿穆德手中作业本的一页用来记价。前者温情但落寞，后者冷漠。
所以，阿穆德到底在寻找什么？穿着蓝色裤子加红色背心的他，在小路间穿行，在孤零零的树下张望，世界突然变得很大，而他要只身面对。可是，大人呢？他们除了提各种要求之外，只会回答“我不知道”。
阿穆德寻找的是自己，也是阿巴斯心目中那个应有的伊朗。当他以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时，不明就里的老师表扬了他和蒙在鼓里的穆罕德。而老门匠所送的那朵夹在作业本里的小花，有着纯洁朴素之美，一如回不去的旧时光。
《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与《生活在继续》、《橄榄树下的情人》并称为阿巴斯的村庄三部曲。有意思的是，《橄榄树下的情人》恰恰可以和前文提到的《经历》相观照。
《橄榄树下的情人》的剧情依然简单，讲述地震过后，一个摄制组深入山村拍摄影片，并启用非职业演员，也就是村民。饰演男主角的侯赛因出身贫寒，但一直暗恋家境富裕、饰演女主角的塔赫莉。地震摧毁了塔赫莉的家，使得她变得一无所有，借着拍戏的机会，侯赛因开始追求塔赫莉。
这种男贫女富的爱情故事，在《经历》中是戛然而止、黯然神伤，但在《橄榄树下的情人》中则带有喜剧意味。影片最后，仍然是阿巴斯惯用的长镜头，大片橄榄树林边是两个小点般的人影，分分合合，你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在做什么，结局如何。但伴随着欢快旋律，你就是会一厢情愿地相信：他成功了。就像每个人曾经的初恋那般，从心有所感到惴惴不安，从窃喜到放怀，从患得患失到热泪盈眶。
这部片子中的质朴情怀，与《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别无二致。尽管主角由童年变为成年，但阿巴斯并没有改变自己的视角。多年前对阶级差异的感叹，在他所捍卫的传统面前似乎不再那么有力。
1990年，伊朗西北部发生大地震，《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的拍摄地点也在这一地区，阿巴斯驱车前往灾区寻找《何处是我朋友的家》里的小演员，并记录途中所见，拍成三部曲中的另一部《生活在继续》。遗憾的是，在片子中，他们并没有找到要找的人。
就在片子开头，《何处是我朋友的家》里那个“之”字形山坡再现。人们在灾难中损失惨重，但仍能冷静面对。阿巴斯继续着自己的寻找主题，但他找的并非只是小演员，还有他念念不忘的传统精神。在另一个版本中，这部片子被译作“生生长流”，取生生不息之意。换言之，与过往的片子一样，阿巴斯最终找到的往往不是他最初想找的，但从这场寻找的开始，一切已经注定。
资料图：《生生长流》海报
这部片子总能让我想起《过客》，因为孩子们对足球的热爱。《过客》里的孩子独自前往德黑兰看球，《生活在继续》里的孩子念念不忘的是1990年世界杯。还有一个年轻人在搭电视天线，准备晚上看球，阿巴斯问他，为什么刚刚失去众多亲人就要看球，年轻人说，世界杯四年才一次，而地震已经夺走他太多东西。所谓“生活在继续”，就是这个意思吧？
曾有人批判这部片子，认为它回避了地震的残酷，从头到尾见不到一具尸体。但阿巴斯所做的从来都不是控诉，而是寻找生命的意义。而且，他的寻找永远基于他所理解的伊朗传统。
也正因为这样，他才会不离开伊朗吧。1997年戛纳国际电影节上，阿巴斯获得了金棕榈奖，但因为他亲吻了颁奖嘉宾的脸，在伊朗国内遭封杀，因为1979年后的伊朗，早已禁止男性在公共场合亲吻妻子以外的女人。他的创作也始终受限，他的巨大声名甚至都是负累，被伊朗政府视为敌人的阴谋，他的电影被视为抹黑伊朗的坏电影。但阿巴斯并未选择离开，他说，自己最好的电影都是在伊朗拍出来的。他知道，自己有能力在最贫瘠的土壤上，种出那朵善意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