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6-7-5 21:40
沈元家族命运考：被枪决的1955年文科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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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元家族命运考：被枪决的1955年文科状元（续篇）
作者：一夫来源：吹咵咵（公众号）
《冰点：被枪决的1955年文科状元》发表后，或许是冥冥之中的缘分，文章竟传递到了故事主人公沈元的亲人那里。她们一路辗转找来，与“吹咵咵”取得了联系。此文是续篇，来自沈元亲人的讲述，勘误了一些史实。原来，沈元父亲是中国远征军抗日中将司令，其家族故事精彩纷呈，却又令人扼腕叹息。经远程电话采访，现将整理文分享在此。从此文看，一个家族的命运，受时代影响竟无人能左右。喜也，悲也？
讲述人：伍女士，沈元外甥女；时间：2016年7月2日晚
我没想到，舅舅沈元在1970年被枪决46年后的2016年，还能在互联网上读到他的故事。这些年来，我们一家一直在寻找他生命最后两年的生活轨迹，因时过境迁鲜有进展。舅舅的确是在1970年的4月份被枪决的，但直到两年之后，我们家人才收到“枪决通知”。执行枪决的人曾来到家中索要5分钱的子弹费。那时才知，舅舅已为人鬼。（欢迎关注鹏媒体微信公众号：pengmedia）
舅舅枪决后的尸骨在哪里，我们至今不知。这是我们家永远的伤痛，家人也一直不敢、不愿去碰触。我的外公，也就是沈元的父亲，叫沈昌。他在抗战中随中国远征军征战沙场，远赴越南、缅甸主管战时交通。他在38岁时因积劳成疾死于昆明，是国军正面战场中的将领。这些年来，曾想整理家族故事，但受生活之累未曾聚精会神。
我的外婆何宛芳，是上海松江人，跟我外公同龄生于1905年。外公、外婆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时在南京念书认识，当时他们两人都还是中学生，后来结为夫妇。我外公外婆一共育有四个子女，大儿子沈荃生于1929年；接着的女儿即我母亲沈蓓，出生在1936年，今年我刚给她过完80岁生日。中间，我还有一个姑姑，第四个孩子即我小舅舅沈元，出生在1938年。
沈元家族人物关系图谱
1938年，外婆何宛芳刚生下沈元后，因上海、镇江、南京相继沦陷，她带着我母亲沈蓓，艰难转移到西南大后方。当时外公在云南任职，负责滇越铁路、滇缅公路的军管工作。小舅舅沈元那时不到一岁，她奶奶担心避难转移路途颠簸，不允带走。那时交通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就留在她身边抚养，她是个特别爱孩子的老人。因抗战被迫离散，沈元再也未见到他父亲。
提到舅舅沈元之死，或不能单独说他一个人的故事。我外公、外婆是江浙的大户人家，也许是遗传了喜欢“革命”的基因，几代人都与政治沾边，然而各自命运不同。外公沈昌在中学时代投入五四运动，后被学校开除。家里有钱，把他送到美国读书，入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攻机械工程方向。后又到康奈尔大学，是胡适的学弟，获工程学硕士学位。
外公30年代学成回国，先任上海市政府秘书，赈务委员会秘书。后任镇江县县长，国民政府内政部简任技正，卫生部技正，导淮委员会委员。1927年调往北平，任平绥铁路局局长。1928年9月，任赈款委员会秘书长。嗣转任铁道部购料委员会主任委员、总机厂总经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外公任西南运输处副主任。
1938年交通、铁道两部合并，沈昌任材料司司长。后调任川滇铁路公司总经理，兼叙昆铁路工程局局长。洎滇越铁路线区司令部成立，复兼任滇越、川滇两线司令。后复兼任中国远征军随军铁路特派员，授中将司令军衔。外公曾随中国远征军出生入死，以自己的平生所学奉献给了生死存亡之际的中国。
沈昌位于云南小石坝的军官墓，为西式设计风格
1942年4月，中国远征军首次入缅甸因为盟军配合不力，战斗失利。外公受命带领重要物资、工程人员撤离，选择了一条无比凶险的回归之路——穿越野人山原始森林进入国境。密林、毒虫、瘴气……最终，3万多远征军倒在了野人山。
据我母亲沈蓓援引外公当时的回忆，和他同期活着走出缅甸密林野人山的，仅三百余人，衣不蔽体、不成人形。撤离时，为防日军狼犬跟踪，只能晚上在水里、密林行军。走在水淋淋的小径上，无数的蚂蝗从草上、树叶上爬到身上吮血。还有一种毒蚊子，叮咬后伤口无法愈合，只能溃烂至死。这趟“远征”之行，沈昌从150斤左右暴瘦到80余斤。
还没好好休整，外公又马不停蹄赶往重庆汇报战况、视察滇越铁路。1942年中元节那天，他终于要回来了，外婆做了一大桌子菜。按惯例，外公回家吃晚餐是那时一家的快乐时光，可还没来得及听他分享故事，说了句眼睛疼，就因脑溢血倒了下去。那年外公为国捐躯年仅38岁，母亲当时才6岁。当时大舅就沈荃在读中学，小舅沈元在他奶奶身边，时年4岁。
沈昌在抗战中殉国后，云南方面上报何应钦的报告
抗战胜利后，外婆带着母亲回到江浙，那时沈元已经是个小大孩了。那时我的大舅沈荃，即沈元的哥哥，读书天资甚好。沈家历来以“书香世家，绵绵流长。”为荣。沈氏家训，也是“自古三千年，世世代代都是翩翩君子，学识渊博之人，后人不能辱没了先人功德。”就外公家这一支，高祖是运筹（中国古代数学）学家；曾祖留德留法，得法学理学双博士。
外公沈昌，前面说了，留学麻省理工学院，工程师出生后从军。外公大姐是个翻译家；二姐沈骊英，留学美国常春藤大学毕业于康乃尔，得博士于卫斯理女子大学，乃被称为“中国居里夫人”的著名农业发明家。外公的三姐，是儿童医学家-------作为传薪之人，到我舅舅这一辈，第一个寄予厚望的当然是长房长孙大舅沈荃。那时母亲称呼他阿哥。（欢迎关注鹏媒体微信公众号：pengmedia）
母亲眼中的阿哥虽顽皮，但从小聪明绝顶，读书向来名列前茅，而且多才多艺。十六岁沈荃就考上国立中央大学，未满三年，已修满学分。后又考上清华大学，成为钱钟书的得意门生。可是突然一天，这个大有希望的尖子生成了阶下囚。母亲沈蓓回忆，1953年，舅舅获判提前释放（原判是五年）。蹊跷的是原来家人接到的通知，他被捕的原因清清楚楚，是“潜伏的反革命分子”（从未真正见过判决书）。
而在这会儿提前释放的文件上（这份文件我母亲曾亲眼见到），却再找不到所谓“反革命”这三个字了，只说他是三青团员。我外公在抗战中病逝家中没钱，舅舅成绩优异但体谅家中困难，才进了不要学费的中央大学，那是国民党的党校。一入学不需自己申请，就是三青团员。但他有点”纨绔子弟”的感觉，在土改中摆弄枪支所以被铺。后来他在狱中劳动积极，还协助办黑板报等，因表现良好才被提前释放。
因反革命帽子带不上，错判错抓不平反的结果，大舅舅从此终生带上了一顶比孙悟空的紧箍咒还厉害的帽子——“刑满释放分子”。其实，既已查实不是反革命，按政策，清华大学是应重新承认他的学历并分配工作的，至少可以重新复学，可未获准。追问原因，竟又出来了另一番说辞——他有肺病，（实际上早已钙化），总之伟大的清华再也不肯为他打开大门，于是，原清大尖子生沈荃，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带着一顶“刑满释放分子”的帽子，成了一名无业游民。 后来他被遣送■新▲疆■教书30年，一生未婚。
我母亲的兄弟姐妹中，除大舅舅沈荃（又名沈学潜）外，同样被寄以厚望的就数小舅舅沈元了。他的小名叫“牛牛”，1955年他在上海以全国文史类总分第一的成绩考上北大，成为家中的骄傲。其实他理科也很好，尤其物理、化学。可当时他自称相当“当代司马迁”，就跑去北大学历史，这注定了他后来的命运。导致他遭遇第一波命运劫难的，是因他翻译了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这份报告谴责斯大林的暴政，得出的结论是“个人崇拜”。
有些文章考证，说我沈元舅舅是在北大图书馆看到美国的《Daily Worker》，私下翻译了这个报告给同学传阅，其实不是的。当时，报纸阅读是有管制的，什么官阶能读什么报纸有层级和规定，尤其国外报纸。涉及苏共政治的反思，这种东西学生不可能接触得到。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沈元舅舅在北京有个姑姑，就是前面讲的学医的，当时住北京史家胡同。舅舅的姑丈是北京医学院副院长，常给国家领导人看病。
1956年，沈元翻译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原版报纸
沈元舅舅中学时，学过英语，底子很好。他住在姑姑家时，利用姑丈家的借阅证读到了《Daily Worker》，然后就翻译了它们。现在想来，他当时不过还是个19岁的北大学生，不该去碰触这些东西。政治在那个年代对老百姓是非常危险的东西，没想到他偏偏去碰了，导致了一生的劫难。1957年反右运动一来，他就因为被告发被打成“极右派”，开除学籍送劳动教养。这里还要提到一个人，就是他的未婚妻，是他的姨妹。
沈元的姨妹，就是我外婆妹妹何定（音）芳的女儿。他们是表情血缘，从小一起长大。他姨妹长得非常漂亮，伶牙俐齿非常会说。会说到什么程度呢，他这位姨妹大学没读大学，但在火车上自称就读北大，把周围的人都哄了个遍。她无论讲什么，说来头头是道，沈元舅舅估计是被她给迷住了特别喜欢她。所以，他们后来在一起。沈元被打成右派后，他们应该闹过一阵，想分手。有个叫雷光汉的同学，是沈元的大学同学，曾经过很详细的这段恋情。
反正后来，沈元舅舅的命运很曲折。60年代初摘掉右派帽子后，他被中国社科院近代历史研究所看中，破格以未毕业的大学生之身延入当实习研究员。一进去，就接连发表重磅关于秦汉史的研究论文，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转载，那时他不过24、25岁，名满天下以致于北京大学有“沈元道路”的争论。文化大革命中他受苦很多，但跟他姨妹即我表姨妈一直没结婚，是同居状态。直到后来他仍受不了批斗，冒险私闯大使馆想寻求政治庇护被抓，到以反革命罪枪决，他们都没有结婚。
沈元舅舅被处死，两年后家人才得知消息。后来文革结束，家人争取到了平反，可变成了一张单薄的平反通知书。我外婆拿着纸哭着说：不要纸，我要人啊。但人终究是被错误处决了，至今尸骨无存。我大舅，从■新▲疆■遣送30年回来，回到我母亲和外婆身边，他虽然一生有点纨绔子弟，但会说四种语言，一生都没结婚。他60多岁时可能是对我外婆有愧疚感，像个孩子一样对他母亲百依百顺，千依前顺，有孝心得不行。后来我母亲出国他也跟了去，一直跟在家人身边。他死后，骨灰散在了■新▲疆■，那是他被遣送30年的地方。
我母亲沈蓓，是沈元的姐姐，外公的小女儿。她在上海歌剧院工作，后和同样经历了滇西抗战离乱的伍鄂阳（其父在从杭州笕桥搬迁到云南瑞丽垒允的“中央飞机制造厂”工作）结婚……1993年母亲退休，到美国生活。从1994年到2008年，母亲担任明尼苏达州最大的华人艺术团体——中美舞蹈社的艺术总监，举办大型公益演出，探访为中国抗战作过贡献的美国老兵或他们的后裔……20多年来，母亲致力于中华文化的传播……她是明尼苏达州的华人侨领。
1982年，母亲在时隔40年后，第一次回到昆明寻找外公的墓地。她根据外婆提供的信息，在云南小石坝并巧遇儿时同伴鲁忠英，在她的带领下来到外公的坟头。原来，鲁忠英的父亲知晓一些沈昌的事迹，常和家人说“沈昌总经理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故一直在默默守护沈墓。但在那特殊的岁月，沈墓遭到破坏，每年清明冬至，鲁家也只能大清早去悄悄的祭扫……多年以来，寻根之旅的声音一直在母亲心中激荡。要寻找父亲，寻找被枪决的舅舅。
在寻找外公沈昌期间，中国政府和人民给了我母亲很大的荣誉。2015年 9 月，大陆搞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作为国民党中将沈昌的女儿，母亲沈蓓应邀回国在北京参加阅兵观礼，还代父亲领取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给抗战有功人士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周年纪念章”；外事系统也向母亲本人，颁发了纪念牌。民族危难之际，抗战之责不分党派，我外公以身献郭，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沈元姐姐沈蓓，2015年领取中共中央颁发的抗战纪念章（欢迎关注鹏媒体微信公众号：pengmedia）
在我外婆何宛芳还在世时，我曾提出将远隔千山万水的外公遗骨迁回家乡。但我外婆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外公为抗战积劳成疾，为那片土地献出了生命，就在那里入土为安吧！”于是，外公永眠云南小石坝。可惜的是，我们家人至今没找到小舅舅沈元的遗骨。父亲为国牺牲，儿子被国枪决，这让我们一家悲欣交集。这些年来，我也想整理家族故事，因为外公的家族每个具体有血有肉之人，都跟时代、国家命运相连，一直想梳理出来。但是一是生活分心，二是我先生认为还不到时候，就搁浅了。
我想纪念我家人，这纪念不是完全为了家人的纪念，而是为了我们这个民族要反思历史，再也不要悲剧重演。
附记：沈元外甥女之讲述，除本人口述外还参考其母亲沈蓓的回忆，及媒体对沈蓓寻根之旅的新闻报道。另，关于沈元的北大往事、劳教经历、学术历程及爱情故事，请移步本次“吹咵咵”推送的下一篇精彩文章：《雷光汉：关于沈元的一封信》。
yingyinc 2016-7-5 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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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夫：被枪决的1955年文科状元
2016-07-05 10:46:46
来源：吹咵咵 作者：一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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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是历史和人性的双重悲哀。
每年高考放榜时，便是状元“群星闪耀”时。自大陆设立高考招生制度，除文革曾中断过招生，数十年来输出估计上千名状元。他们学成后多数步入学界、政界、商界，成为社会中坚。但并不是所有状元都前程可期，中共建政后的历史上，曾有过一名命运极度悲凉的状元。他叫沈元，系1955年全国文科状元。如果他还活着，今年该有78岁，但今天很少有人知道沈元这个名字。
热闻之下，还有”冰点“。他是旧时学霸，以治学成名。还在北大读书时，沈元就被誉为天才学者，可惜反右运动中被打成极右派。摘帽归来24岁的他，在《历史研究》发表《急就篇研究》，同题研究的论文质量被指高过王国维。25岁，他又在该杂志发表《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后被《人民日报》整版摘录，在《人民日报》的出版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但是，沈元最终因治学命丧黄泉。文革中的1970年“一打三反”，年仅32岁的他被以所谓的投敌叛国“反革命罪”错误枪决，文革后才平反。这期间，和沈元同被枪决的北大同窗还有：中文系林昭，外语系顾文选，哲学系黄中奇，化学系张锡琨。本是“人中龙凤”的他们，可惜生错时代。林昭的名字想必很多人已听闻，但留下著述文字最多的沈元，却鲜见公开出版物披露详情。那么你可能想问：被枪决的沈元，是一个什么水准的文科状元？
被执行“枪决”：行刑时曾想保命
前北京大学教授、毛泽东与江青之女李讷的老师郭罗基，曾撰写过《一个人才，生逢毁灭人才的时代：哀沈元》一文。他以同窗的身份，回忆了1955年全国文科状元沈元最后的生命时光：
1970年4月的一天，北京工人体育场在召开“公审大会”，宣判“反革命分子”。一声吆喝，押上二十多人，在主席台前站了一排。名曰公审，没有公诉，不准辩护，只有判决。一两个是“从宽”的典型，其余皆“从严”。宣判某人死刑，某人立刻瘫倒在地，后面两个解放军战士把他递了起来。
二十来个都瘫倒了，只有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人依然站立。宣判大会结束，所有被判了死刑的人，也只有这个人是自己走出会场，其他的人都是被架着拖出去的。到了刑场上，这个人大喊一声：“我还有重大问题要交待！”行刑人退出了枪膛里的子弹，把他押回去。其他人都倒在血泊里了。实际上这个人并没有交待出什么“重大问题”，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场……
“一打三反”发动群众，破坏法治的程度在文革中登峰造极
这个人就是沈元，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他被执行死刑的罪名为“投敌叛国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文化大革命”前，他发表的几篇历史学论文，轰动史学界。郭罗基回忆，当时他在江西南昌鲤鱼洲北京大学农场劳动。北京来的人一遍又一遍地向他叙述死刑犯沈元行刑的故事，惊叹他在死神面前的镇静。
沈元，是五十年代郭罗基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同班同学，郭称沈元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我了解他。他是想再争取多停留一天、一小时，哪怕一分钟，等待有人喊：“刀下留人！”然而没有等来。别人早已绝望了，他还在运用超人的机智寻求死里逃生的机会。我知道他的脑海里有多少历史学的研究课题，在向他招手，鼓舞着他求生的意志，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
笔者留意到，郭罗基回忆沈元被执行枪决之细节，在张郎郎前几年出版的《宁静的地平线》中有交叉印证，只是枪决时间稍有出入。张郎郎在书中曾写到：我们那批死刑犯是在1970年3月5日宣判。许多人被拉走了，我记得名字的有遇罗克、田树云、孙秀珍、沈元、索家麟、王涛、王文满、朱章涛等。最后两位的下落，我至今不清楚，其他都立即执行了。那个我们还指着他给家人捎口信的孩子也被带走。我被留下了，筒道里死一般地寂静。我预感到他们再也不会回来了-----
张郎郎写到关押沈元、遇罗克和自己等死刑犯的“筒道”，即北京的K字楼监狱。2013年，历史学者王学泰在三联出版社出版《监狱琐记》，就是记叙此地的故事。据他称，前几年他还曾回去探访K字楼监狱现状，结果发现那里已经被开发成了一片昂贵的商品房楼盘。可以确认的是，沈元和遇罗克等人行刑枪决前，一直被关押在那里。
生于书香家：以状元分数考进北大
关在同一个监所，和写出《血统论》的死刑犯遇罗克出生不同，沈元1938年生于上海原籍浙江义乌，是世家子弟。其父沈鹏，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理科毕业，后来从政。南京政府成立后，江苏省政府设在镇江，其父曾任镇江县县长，抗战时期主持修建滇缅公路。他的姑妈美籍科学家，甚有名气。
2009年5月，浙江杭州西冷出版社出版沈元遗著《〈汉书补注〉批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前校长沈君山为其写了序言。这让我们得以知道，原来沈元与家世显赫、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前校长、被称为台湾“四大公子”之一的沈君山为表兄弟。
沈君山称，沈元是他的亲表弟，小他6岁，小时很孤独，“沈元出生不到一岁，中日战争就爆发，父亲是一个出色的铁道工程师，随着政府撤离到西南，接着母亲也带了兄姐两人跟去。他因为太小，就留下来由奶奶带，等到抗战胜利全家归来，沈元已经7岁，父亲也已在后方因公殉职。所以他从未真正地见过父亲，而在稚龄亦未真正享受过父母的亲情。”
而据沈元同窗郭罗基回忆，沈元告诉过他，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礼炮声中参加了少年儿童团（少年先锋队的前身）。那时他刚进初中，是班上的第一个。进入高中，又是最早参加青年团。1955年，沈元以当年高考文史类全国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有志于中国古代史，专攻秦汉史。
沈元9月入校后志趣高远，常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许。他对同学们曾说：“我们就是未来的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上述三人是当时史学界三大权威人物。在提倡做“螺丝钉”的时代，一切雄心壮志都被说成“狂妄自大”、“野心勃勃”，谁出头就会被削平。沈元的放言高论、出色学业，招来异样目光。
郭罗基回忆，当时他是历史系55级党支部书记。全年级分三个斑，沈元在一班，他在三班。一班的党员就常常向他汇报沈元的“问题”，二年级时三班成为考古班，学考古的调进，不学考古的调出。郭罗基被调到一班后，他发觉沈元之所以成为“问题人物”，在于他才华出众遭人妒忌。沈元被指责为“不靠拢党组织”，然而他却对郭罗基个人很“靠拢”，还说“我们班上只有郭罗基是有人性的共产党员”。
五十年代，史学界的热门话题是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中国的封建社会从什么时候开始，主要的意见是三种：西周封建论（以范文澜为代表），战国封建论（以郭沫若为代表），秦汉封建论（以翦伯赞为代表），另外还有一派魏晋封建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说：“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他把三种主要意见都囊括了，但首先是肯定了西周封建论，故此论颇为时髦。
郭罗基回忆，因学生们大多是翦门弟子，受其影响都认为西周封建论最没有道理，战国封建论道理也不充分。按历史分期的主流意见，中国的封建社会都在两千年以上。因而提出：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那么长？这是史学之谜，这个难题激励了研究，史学界开了不少讨论会，发了不少论文。而还是学生的沈元也有志于探索史学之谜，他称从初中开始就思考这个问题，也对秦汉史兴味甚浓。二年级时，写学年论文，沈元的选题是《论汉武帝》。
整风变右派：私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
从现仅存的一张公开照片可以看到，沈元长相清秀：穿灰布中山装，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是一个面皮白净的书生。其北大同学回忆，沈元平时腼腆少语，循规蹈矩，他是那种天才加上勤奋的学生。在北大学习期间，他在给老师的信中写道：几无片刻休息，大批的参考书要看，要做摘录。每次课一完就跑到图书馆去，每餐之后也尽速赶去等馆门之开，否则抢不到座位，“我们进了图书馆，正像饿牛进入水草地。”
沈元年轻时清秀的照片
然而，好奇心害死了这位早慧且勤奋的青年。1956年，国际上发生了大动荡。这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大会闭幕后，召集全体代表连夜开会，作了《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长篇“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问题。国际上对斯大林问题议论纷纷，引起强烈反响。东欧的苏联卫星国蠢蠢欲动，反抗控制。
常进图书馆的沈元并非一味埋首故纸堆，他十分关心现实问题。这年2月，沈元在阅览室里看到一份《工人日报》，上面全文刊载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读后大为吃惊。据郭罗基回忆，当时大学生的外语都是选择地学习俄语，不能阅读英语报纸。沈元在中学学过英语，借助字典摘译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私下供同学们传阅。其中特别惊人的是斯大林在肃反中大开杀戒，受害者达七十万人之多。
看后沈元的“翻译私货”，学历史的北大学生们认为，斯大林是可诅咒的。同时又想到另一方面，要是生活在那个恐怖的年代，如何避免成为屈死的冤魂？郭罗基回忆有一个时期，宿舍里每天晚上议论的都是斯大林问题。沈元比其它人想得多，当时他发表了许多看法，能记住的主要有两点。
一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揭露的事实，为何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联史》中都是看不到？那样的历史是信史？沈元提出：中国封建王朝的史官还能秉笔直书，社会主义时代为什么不能写信史？学习和研究史学的人对于如何书写历史，当然是特别在意的。沈元提出的问题，引起热烈的讨论，大家不能不联想到自己的使命：自己将来做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学家？谁来继承太史公的传统？
第二是斯大林为什么能够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干了坏事为什么能够长期隐瞒？赫鲁晓夫只是谴责个人崇拜。沈元认为，根本上是制度问题。这也是国际舆论对斯大林问题的普遍看法。铁托在普拉的演说也这样讲：这里不仅仅是个人崇拜的问题，而是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问题。长期以来，关于沈元翻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来源，有两种迷糊不定说法：一是英国共产党的《工人日报》，一是美国的《工人日报》。50年代，外文报纸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阅读到。为一探究竟，笔者周一前往中大学图书馆查阅史料，在典藏室里找到了这份报纸，核实为美国的《Daily Worker》，翻译成中文即《工人日报》。
1956年2月14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秘密报告。当时中苏处于蜜月期，中共派出的是以朱德为团长、邓小平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参加了苏共二十大。根据现有史料，笔者暂时无法证明两人是否当场听取了赫鲁晓夫的内部秘密报告。不过据笔者查到的报纸版面，《Daily Worker》在苏共内部会议开完的第三天，即2月16日即以“独家报道”的醒目导读，分2天连续全文刊登了这份报告。
1956年2月16、17日，《Daily Worker》全文披露赫鲁晓夫“秘密报告”
在意识形态尚存的时代，信息管制到今天也有，只是形式稍有不同。据沈元的另一同班同学雷光汉回忆，赫鲁晓夫做二十大报告时，国内是绝对保密的，只传达到高级干部，老百姓不得与闻。但沈元以自己的学识和敏锐度，在图书馆看到了这几张报纸后，将它翻译了出来供人传阅。从这个角度讲，沈元所做之事，超出了一个学生的视野范畴，也极为冒险。
笔者推断，与他同处于一个大学时代的学生比，学历史出身的沈元关注时局，比同龄所有人都走得远。后来反击右派运动中涌现出北大的林昭、张元勋，人大的林希翎，1956年年初当时他们可能什么都还不知道。可以确定国内当时，几乎没有几个人全文阅读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沈元是一个例外，且他还只是一个在校大学生。
1956年，中共正式提出了所谓的“双百”方针（百家争鸣，百家齐放）。这一年，是难得的思想宽松的年头。接着一九五七年春天，毛泽东和中共各级党委千呼万唤鼓励“鸣放”，要求党外提意见。得风气之先的北大学子，用不着等待邀请，自己就鸣放起来。历史系宿舍外的鸣放标语以及墙报《准风月谈》，批评某些党员和党支部压制鸣放，据称就是沈元与四二三号宿舍的同学所写。
北大“五一九”以后（5·19这一天，北大自发鸣放开始），沈元虽然也同意人大林希翎、北大谭天荣的一些观点，却不同意他们“煽动情绪，搞得燕园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他在大饭厅前的辩论台上与他们多次辩论，在老同学眼里沈元是标准的左派。然而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沈元因翻译传播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被定为极右分子。翌年他被开除学籍，遣送农村劳动改造三年。这一年，沈元正读大三，19岁。
社科院收留：连发雄文轰动史学界
1957到1960年，沈元到农村改造，期间得了肝炎。因未受适当治疗，始终未曾痊愈，此病跟了他短暂的一生。据他同学雷光汉著文回忆，雷同被打成右派后，和沈元一起下放到门头沟的斋堂背石头，修水库，很苦很累。当时沈元和他的一个姨表妹谈恋爱，人很漂亮，曾到斋堂看过沈元，但表示要和他这个右派断绝恋爱关系。
沈元大受刺激，痛不欲生。他说：政治上没希望了，爱情上也没希望了，活着没意思了。他甚至想轻生，跳水了断此生，为此雷光汉在北海桥上劝了沈元两小时。1961年沈元返回北京，开始在街道上劳动，摘掉右派帽子后帮助街道办事处做点事。因他在北大和家居时写的一些文章，其才华见识为史学界前辈激赏，被破格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职。
据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志琴2008年回忆，她与沈元并非同事，也与他没有交往，但她比他的同事更早地接触到沈元的问题。上个世纪60年代初，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处工作，协助领导处理学术事务。她回忆，沈元是他的姑母推荐给学部负责人刘导生的，刘导生主管近代史所，就把沈元推荐到历史学者黎澍的门下，他差一个助手。
按那时的人事常规，一个从北京大学历史系三年级被开除的右派学生，即使摘了帽子，也不可能调进最高学术部门，有幸的是，刘导生和黎澍都是有胆识而爱惜人才的领导，那时又正值三年困难的调整时期，对知识分子政策也相对宽松，沈元才得以走进近代史所大门。1962年四五月间，沈元就被分配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思想史组工作，归丁守和管理。
24岁的沈元一到社科院，便展露才华。刘志琴回忆，沈元在1962年第3 期《历史研究》发表了《〈急就篇〉研究》一文。刘志琴回忆，这是一篇对汉代儿童启蒙读物《急救篇》进行社会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文章展现了作者对史学、文字学和音韵学的深厚功底和新颖的视角，这在言必称阶级斗争的论调中是一缕春风，使人耳目一新，尤其是一些老学者对该文备加称赞。笔者周一在中山大学图书馆的防空洞书库，逐一查实了这些资料。
1962年沈元摘帽归来，在《历史研究》发表《急就篇》研究，学术水品被誉超过王国维
来自耿法的撰述称，当时沈元对《急就篇》的考订研究超越了同样关注此问题的大学问家王国维，而从《急就篇》研究汉代社会的性质，更是前无古人，在史学界引起极大轰动。郭沫若读后称赞：“这篇文章写得好。”另一位史学大家范文澜读后也说：“至少比我写得好。”而刘志琴称，给她印象最深的是她老师周予同先生，他一说起沈元就眉飞色舞，兴奋不已。
接着，沈元在1963年第1 期《历史研究》又发表了《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长篇文章。同年2 月12日《人民日报》用一整版刊载他《论洪秀全》一文（改了标题）。笔者查询获悉，中共建政后《人民日报》从未以这样大的版面刊载学术文章。刘志琴称沈元得此优遇后，再次博得满堂喝彩，一时间从南到北的学者，人人争说沈元，由此而派生出“沈元道路”一说。“沈元道路”的说法，据说是来自北京大学。
1962年2月12日，《人民日报》第五版，全文摘选25岁沈元的论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就在此时，北京大学历史系有人向中宣部控告，沈元是右派，报刊这样发表他的文章，公然宣扬白专道路，对抗党的教育方针，这对担任党团工作的学生干部是严重打击。沈元问题有人控告，有人赞叹，沸沸扬扬，这一下引起主管宣传部门的注意。为有一个准确说法，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发话，要学部就此问题调查，就这样刘志琴亲自参与了这项工作。
刘志琴近年在《炎黄春秋》撰文回忆，被调查的对象是近代史所的老中青研究人员对沈元的反映，凡被调查的对象对沈元的为人和治学都有所称道。接纳沈元的历史学家黎澍喜滋滋地说：“ 近代史研究要有十个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观。”对一个小辈作出如此高度的评价，实在是前所未有，而且此人又曾是右派分子，此言一出所引起极大震撼。
调查的结果最后认为：社科院对沈元的使用完全符合党的政策，其人在街道监督劳动期间表现良好，在来所前已摘掉右派帽子，那就不应该以右派论处，文章的检查也没有发现政治错误。刘志琴称，其实这一调查仅限于沈元个人，而对社会反响最激烈、最尖锐的“沈元道路”避而不谈。在当时情况下这是保护沈元，息事宁人的唯一办法。作为参预调查工作的成员，她也乐于保护一个难得的人才。
其时，沈元再度写成《马克思主义与阶级分析方法》一文，但已不用本名而用“张玉楼”的笔名在《历史研究》发表，《人民日报》准备再次加以全文转载。刘志琴回忆，沈元改用笔名发表文章也是有关领导在调查后的建议，可这一举措并未完全平息风波。有些人在得知沈元还用笔名发文后，又再次告状，甚至告到毛泽东那里，不依不饶。一直到田家英向黎澍打招呼，再也不让沈元发表文章为止。此后的几年，想必被剥夺出版自由的沈元有多苦闷。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到来到，为沈元问题不少人遭受折磨。刘志琴回忆，社科院周予同被打得跪在地上认罪，而接纳沈元的刘导生、黎澍不知挨了多少批斗。文革结束后刘志琴调到近代史所，得知沈元已枪决多年。后来她获悉沈元文革中曾结婚，寄居在亲戚家，红卫兵运动一来，将他们一家扫地出门，迫使他们到处躲藏。
当时，文革浪潮席卷中国。治学惹祸的沈元，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竟然有这么一天：夫妻两人走到哪里，红卫兵就追到哪里。曾经接纳他的研究所，也根本不可能再度接纳他，两个年青人连栖身之地也找不到。期间，沈元曾向住在杭州的姐姐求救，但姐姐早已自顾不暇，不可能再接受一个“反革命”。
绝处未“逢生”：已成枯骨埋青山
上面讲述了这么多，大家可能最关心的还是：沈元在文革中，究竟怎么会有“投递叛国”的罪名？据保护过沈元的郭罗基称：文革中，沈元实在忍受不住批斗和躲藏，居然异想天开，用鞋油涂黑脸面，于1968年4月化妆成黑人，闯进非洲国家马里驻华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
当时马里是和中共极为友好的国家，大使哪里敢收留他？于是立刻通报中国政府把他逮捕。这一回，抓捕机构斗沈元，黎澍陪斗。1970年4月18日，沈元在北京被枪决。北京市“公检法”（公安、检察院、法院简称，“文革”时合并为一，由军队管制）军事管制委员会签发了一份布告，行文如下：
现行反革命叛国犯沈元，男，三十二岁，浙江省人。伪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其母系右派分子，其兄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备注：关于其兄的内容后来在第二次布告中被删除）。
沈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书写大量反动文章，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化妆成黑人，闯入了外国驻华使馆，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诬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据学者王锐的考证，沈元是1970年北京市“一打三反”运动中第三批遇难者。1月27日处决的“文革思想者”有王佩英、马正秀等19人，是第一批遇难者。第二批是3月5日被处决的遇罗克、顾文选等19人。第三批就是沈元等10余至20余人。北京市当局在不到三个月时间，连续三次公开成批处决“反革命”犯，其密度甚至超过1950年初的“大镇反”（处决人数不及当年）。
文革过去，许多人获得平反。沈元的姐姐沈蓓和八十岁的老母上访北京，追究事件始末。1980年春天她们终于拿到一张正式平反的通知，内容为：被告沈元……因现行反革命叛国罪……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被逮捕……一九七Ｏ年四月十八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经本院再审查明：……原判以反革命罪处其死刑是错误的，应予以纠正。据此判决如下：一，撤销一九七零年四月十八日……判决书。二，对沈元同志宣告无罪。”
郭罗基回忆，一位八十岁的老母千辛万苦地争得了这张纸，沈元正式宣告无罪了。但是收到判决书的刹那，母亲失声痛哭：“我不要纸，我要人呀！”，但那人再也争不回来了。“平反”怎能抚慰沈元的冤魂？怎能平息母亲的悲愤？”郭罗基回忆称，黎澍逝世前曾与其商量如何纪念沈元。他认为，最好的方式是出版他的遗稿。
沈元的一包文稿，文革中被研究所的行政人员拿走，不肯归还。黎澍说，辛亏还有沈元读过的一部《汉书》，上下左右都用蝇头小字写满了批注很有价值，可以用以补校前人的注。因无人识宝，故幸存下来。之后沈元的兄长沈荃、姐姐沈蓓，怀有对偏怜小弟的深情，奔走数年出资数十万，由杭州西冷印社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汉书补注〉批注》，以慰沈元的在天之灵。
关于沈元的最后死亡，何与怀也写过一篇《一个天才青年的悲剧》。其文称，在他看来沈元根本不是犯了什么滔天大罪。被捕之后，他夫人仍抱着企望。她对一起挖防空洞（当时全民挖洞，落实毛泽东关于“深挖洞”的最高指示）劳动的老大妈说：“我决心再等他个七年八年，总会出来团聚的。”没想到有一天，她被叫去开群众宣判大会，在大会上沈元和其它“反革命分子”一起被押上台，并被宣布以叛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在万众口号齐呼之下，沈元这位夫人也是表妹，当场晕了过去。沈元被执行死刑距今46年，其人已成枯骨埋青山。笔者不知道，在平和安定的年代，人们会怎么看待这位1955年被执行枪决的全国文科状元。中国有句俗话，叫做“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是历史和人性的双重悲哀。每年高考放榜，群星闪耀的状元们，可了解下他们这位因优秀而丧命的学长。也要记得在书店里，在同龄人的出版物里，并不是只有《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这样让人尴尬得脸红的历史著述。如果，那也称得上著述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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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民族要反思历史，再也不要悲剧重演”
I agree on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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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的一个长辈当时考上中央大学， 国民党当时敲锣打鼓送行的， 读了一年而后重新考到西南联大。
这种文字翻译的工作看来很容易被别人抓到把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