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6-7-5 08:33
燕京大学的最后两年
燕京大学的最后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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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的最后两年
2016-07-04 杨奎松 米格尔街
从1919年司徒雷登出任首任校长算起，由美国人在中国办的燕京大学存在了33年。
1948年底，解放军尚未攻入北平。美国基督教大学联合托事部就致信陆志韦，要求他把燕京大学迁走，但陆志韦和大多数燕京教授，还是选择了留下。
他在回复美国基督教会的信中说，他之所以愿意冒险留下来，除了他天生是一个中国人外，还“希望能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找到有效的沟通，如果成功则有助于人道和自由在中国的存在。”
事实上，解放军攻入北平前后，共产党向燕京大学释放了友好的信号。解放军准备攻城时，毛泽东亲自嘱咐四野要注意保护西郊清华、燕京等校园的安全。周恩来当时还有过一个很著名的观点：盗泉之水，可以养田。认为只要美国不干涉燕京的事情，我们还是可以接受美国托事部的钱来办我们的教育。中共对于教会大学的灵活政策，让燕京人相信前途一片光明。
然而，这一切随着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戛然而止。
严格来说，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后，燕京大学的未来还看得不是那么清楚。
新政府仍旧顾不上处理教会学校的问题，故迟迟没有流露出任何想要改变这些学校地位的设想，它对基督教的态度也还较为宽松。在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宣告将召开全国基督教会议、准备讨论中国人独立办教事宜同时，政府依旧宣布，会坚持信仰自由和传教自由的原则。
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通过与中央政府的互动，这时对维持燕京大学的前途也还是信心满满。哪怕是1950年6月27日美国出兵朝鲜并介入台湾海峡的消息传来，一些美籍教师高度紧张，要求学校吁请董事会向美国国务院申请派船来接他们离开中国，陆志韦仍旧出面鼓励他们坚持下去。甚至在得知美国出兵朝鲜的消息的第二天，他还热情洋溢地去信给设在纽约的美国基督教大学联合托事部的执行秘书麦默伦，明确表示将会继续按照燕京大学既定的办学方针，把学校办好。
陆志韦的信心，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教育部对燕京大学聘任美国人葛维廉、包贵思以及法国人邵可侣回校执教申请的批准。6月8日，他刚刚为此给全校教职员写过一封公开信，宣布说：由此可以看出，“私立高等学校将被积极地维持，稳步地前进，财政上由政府补贴，以直接为人民服务”。在他看来，即使朝鲜打起来，只要教育部不收回成命，就说明政府对学校的政策没有变，全国性反美运动的兴起，并不等于受到美国基督教会资助的燕京大学的前途就会因此而终结。
他的信心也来自于一个月前美国资助方的决定。燕京大学是美国基督教各差会通过纽约联合托事部主管和资助的。1948年以来，托事部一直对要不要继续资助包括燕京大学在内的北平基督教文教事业持犹疑态度，但经过了一年多的观察后它显然改变了看法。1950年5月，它正式通过了《纽约联合托事部关于燕京大学委员会的决议》，提出：“在一个共产党的国家里，基督教学校可以自由地存在”，主张美国的基督徒们应该继续支持“在燕京的基督徒同志”。
但随后的事态发展，却大大出乎陆志韦等人的预料和期望。
反美动员的冲击
1950年11月初，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的消息传出，
情况迅速开始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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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出兵朝鲜并宣布介入台湾海峡后不足一个月，中共中央就于1950年7月23日发出了关于天主教、基督教问题的党内指示，明确肯定天主教、基督教在中国的教会是帝国主义用来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要求发动教徒成立中国人自己的教会，“自治、自传、自养”，以切断与外国教会的关系。
7月28日，吴宗耀等领头发表了题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三自”革新宣言，号召全国基督教徒割断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肃清基督教内部的帝国主义影响。9月23日，他们再度发表题为《防止帝国主义利用教会危害中国人民》的宣言。
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和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也都在这些宣言上签了名。他们内心里未必完全认同这种作法，但他们却同样赞同“自治、自传、自养”的改革方针。
中国基督教会的自治宣言，极大地刺激了美国的基督教组织。9月29日，纽约联合托事部副秘书长来信，要求陆志韦“限期答复”燕大还有无可能继续保持与美国教会的关系、燕大的西籍教师还能否受到尊重和保护等问题。
拖了一个月时间，陆志韦经多方了解情况后回信表示，他相信，新政府目前对国外经济援助，尤其是用在办教育上，还是欢迎的。他的根据是，周恩来在头一年的高教会议上曾经讲过，“盗泉之水，可以灌田”。教育部长马叙伦也曾明确表示，在新民主主义的条件下，政府决不会反对私人办教育。
不过，1950年11月初，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的消息传出，情况迅速开始改变了。
11月15日，根据上级要求，燕大正式组成“保卫世界和平反美侵略委员会燕大工会分会委员会”，要求彻底解决教职员及学生中存在的对美国的错误认识，尤其要揭露美国之音的欺骗和危害，绝不允许美国的反动宣传在中国继续存在。
第二天上午，“保卫世界和平反美侵略委员会燕大工会分会委员会”召集各小组长会议，部署并分配工作任务。下午，新闻系主任蒋荫恩主持部分教职员在临湖轩开会，讨论“美国的民主”和“美国在华办学校是否文化侵略”等问题。社会学系教授雷洁琼首先讲述了自己在美国留学时深感中国人受歧视的情况。
历史系教授聂崇歧等接着介绍了英美经济上如何不民主，大资本家如何操纵政府和议员为自己服务。政治学系教授陈芳芝则批评美国文官制度只是表面上很文明，实际上还是一种分赃制度。蒋荫恩、严景耀、郑林庄等教授也发言揭露美国之音和美国的报纸杂志如何造谣，为美国侵略政策做思想战工具。
第二天上午，会议继续举行，有更多的教师发言。具体涉及到燕大与美国的关系问题时，教师们的发言都比较谨慎。但是，会议组织者显然希望教师们能够端正对有“燕大之父”之誉的前校长司徒雷登的态度。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教师们的看法很难达成一致。
在紧接着举办的第三次教职员座谈会上，聂崇歧根据学校党总支宣传组的安排，按照预先准备好的发言提纲，做了主导性的发言。他虽力求对司徒雷登做出基本否定的评价，但除了谈到司徒雷登做大使的那段经历以外，对司徒雷登其他时期活动的政治背景及目的的判断，仍旧显得不那么有底气。
这个时候最感到痛苦的无疑是陆志韦了。司徒雷登早在1921年就做了他的主婚牧师，1927年在他最感困难的时刻把他礼聘到燕京，1934年更放手让他接掌了代理校长的职务，使他和燕大结下了20多年的情缘，亲眼见证了燕大成长的艰难，也成就了他一生最主要的事业。
他之所以苦心孤诣、委曲求全，必欲维持燕大的地位，很大程度上也有一种感恩的情感在作用。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中美会兵戎相见，更想不到这场冲突还会伤害到燕京大学的创办人司徒雷登，会伤害到那些一直在帮助中国教育事业的普通的美国人。
12月9日，作为受美国基督教会资助的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不得不在《人民日报》上领衔发表了《打碎美帝的文化侵略》的声明，以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但在私下里，他却还是在做范天祥等美籍教师的工作，希望他们能够尽可能留下来。
10天后，陆志韦最害怕看到的一幕还是发生了。中共中央这一天专门发布了《中央对教会学校外籍教职员处理办法的指示》，明确提出：除了有目的地留下少数政治上积极反美或确有学问技术专长者外，外籍教职员一般都应令其回国，或调离教育岗位。这意味着，燕大里的外籍教师基本上都必须走人了。
由私立改公办
不论在名义上、实际上、经费来源上、教学的观点与方法上，
燕京都完全而且永久是中国人民的大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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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1月28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奥斯汀在安理会上发表演说，强调美国100多年来帮助中国文教、卫生、救济和宗教事业方面对中国社会进步所起到的历史作用。紧接着，美国商务部于12月3日宣布对中国实施禁运。12月16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管制中国在美资产。
所有这些，都激起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应。12月28日，政务院也宣布冻结美国在华财产，次日更进一步宣布全面接收美国在华各种文教、卫生、救济事业。
实际上，对于中共中央来说，这一步骤的实行早在计划之中。周恩来明确讲：我们早就准备把美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出去，美国宣布冻结我国在其境内的财产，这正好“给了我们一个很有利的机会”，我们可以“提早”实现这一目标了。
此时，陆志韦对燕大未来仍旧心有不甘。在元旦拜年时，他仍旧告诉范天祥称：不要太担心，即使学校完全由政府资助，估计也仍可保留其私立的地位，不会完全变成公立学校的。
而元旦放假刚刚结束，教育部领导人就召见了陆志韦等人，通知他们，政府已经决定了燕大由私立改公立的步骤和办法。当然，让陆志韦多少还能感到一丝安慰的是，教育部领导人也说明，燕京大学一切维持原状，领导层也暂不做调整。对此，陆志韦等人当场都表示了拥护，并按照教育部的要求，主动致函政务院，代表全体燕大师生表示愿意将燕京大学改为公立。
1951年1月15日，在燕大已经工作了27年之久的美国传教士、音乐系主任范天祥终于下决心去公安局申请办理离境返国的手续去了。其他美籍教员，这时也已先后下决心离开了。
从1月中旬开始，在北京市和教育部的双重安排下，燕大接连请宣讲人员来校进行反美讲演。这些讲演着力于揭露美国政治的民主假相和黑暗内幕，其政治宣传和感染的力度，远大于燕大教师自己的认识水平。与此相配合，燕大各个教工小组和学生也接连举行了揭露美帝文化侵略罪行的漫谈会。
新闻系主任蒋荫恩、化学系主任蔡镏生等开始带头揭批美国人对燕京大学师生的毒害。蒋荫恩并且在《光明日报》上以《一个燕京人的自白》为题公开发表文章，认定过去的燕京大学“不止于宣扬美国物质文明，贩卖美国生活方式，还有更甚于此的，那就是造成青年学生的自卑心理，看不起自己的国家，觉得自己的国家什么都不行，因此也就渐渐地失去热爱自己祖国的心情”。
学生也揭发称，美国人在教会学校教历史不仅不教中国史，而且还不承认中国的四大发明，极力宣扬美国文明，并且说美国教师常常利用各种机会散布反苏反共言论。像西语系美籍教授吴路义就讲过苏联是铁幕国家、共产党来了没有信仰宗教的自由等反动话。
受到这种氛围的影响，西语系干事会出于传统和礼貌向离校回国的美籍教授柯安喜夫妇赠送锦旗的举动，不能不受到了一些学生的强烈质疑。校学生会也认定此举有严重政治错误，甚至马上通知了市公安局，要求警方帮助将两面锦旗在柯安喜夫妇出境前截留下来。由于柯安喜的丈夫已早一步离境，最后公安人员只拦截下来“春风化雨”这一面锦旗（另一面为“惠我孔多”）。
不过，在学生会随后发起的一场大讨论中，学生会的激进做法，还是引起了广泛的争论。这种情况很清楚地显示出，新政权要想迅速改变燕京大学的文化传统，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2月12日，白天，办公楼前新搭起一座牌楼，上面挂着巨大的横幅，红底白字醒目地写着“庆祝燕大新生”。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和副部长钱俊瑞、曾昭伦等亲临燕大，在牌楼下向全校师生正式宣布了政府接管燕京大学的决定。
庆祝燕大新生
当晚，为了庆祝政府接管，学校还组织了篝火晚会上，又是燃放焰火，又是火炬游行，多数燕京大学的师生都相信，学校又获得了新生。
2月20日，政务院正式通过决议，批准了教育部的接管行动，同时向陆志韦颁发了印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签章的任命状。毛泽东还兴致勃勃地亲笔为燕京大学题写了校名。
显然，这一切有理由让陆志韦对把燕大继续办下去抱有期望。因此，他公开表态：今后“不论在名义上、实际上、经费来源上、教学的观点与方法上，燕京都完全而且永久是中国人民的大学了。”
思想改造的风暴
被质问和批判的教授往往心惊胆战，
有人竟至当场痛哭，还有人甚至下跪乞求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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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上半年，新政府全力推行土改、镇反和抗美援朝三大运动，一时还无暇顾及教会大学的进一步改造问题。因此，燕京大学除了按照教育部的部署继续揭批控诉美国教师“反动言行”，并将他们全部逐出大陆外，渡过了两年来最为平静的一个学期。
然而，这不过是山雨欲来前的短暂平静罢了。1951年第二个学期刚开始，针对学校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出人意外地突然发动起来了。
1951年9月24日，基于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等人的建议，中共中央正式部署在重点高校开展学习运动，一方面强化思想批评，分清敌我界限，一方面从组织上展开清理工作。29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京津地区20所高校3000多名教师，以自身经历为例，做了一个关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报告。自此，学习运动事实上变成了思想改造运动。
10月5日，依照上级布置的要求，陆志韦在燕京大学思想改造学习动员会上正式传达了周的报告内容，并宣布成立燕京大学教员学习委员会。该会以陆任主席，翁独健、蒋荫恩、聂崇歧、侯仁之、佟明达，以及谢道渊（党）、阮铭（团）、童晓礼（工会）等为委员。
两个月后，教育部和北京市委委派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蒋南翔任组长，北京市团市委副书记张大中任副组长，率队进驻西郊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张大中率一工作组驻进了燕京大学，并按照当时全国刚刚展开的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部署，另外成立了校节约检查委员会，取代了学习委员会和校务委员会，事实上全面接管了学校的领导权。
像当时各个大学的情况一样，工作组双管齐下，一面着眼于学校里所有掌管钱财的部门，查“贪污”、打“老虎”；一面把矛头指向全体教师，包括各级主任、校长，要求人人下水“洗澡”，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分别检讨思想情况并交待政治历史问题。
按照节约检查委员会的规定，燕大全校教职员工被分为23个小组，每日下午学习讨论。为加强对教师自我检讨的督促和压力，工作组特别选派了党团学生或学生积极分子分别到各个教职工小组去参加会议，点火放炮，促使教师们揭发交待，开展自我批评。同时，校节约检查会组织党团学生每日出版“三反快报”，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宣传通讯，用来向全校师生传递运动消息，帮助引导群众性批判斗争的大方向。
1952年1月24日，校节约检查委员会召开了全校动员大会。随后，各院系运动正式展开。
工作组入校后，已经在教授中建立起一支基本的依靠力量，其中多数都是1948年中共初来北平时被认为表现较好者。如1949年底被推举为北京市教育局局长，随后又被任命为燕大代理教务长的翁独健就是最主要的依靠对象之一。其他如社会学系严景耀、雷洁琼夫妇，新闻系主任蒋荫恩，化学系主任蔡镏生，以及历史系教授侯仁之、中文系教授林庚等，也都成为了工作组用于领导各院系斗争的教师骨干。陆志韦靠边站了。
2月1日上午，由代理教务长翁独健出面，专门召集全校讲师、助教开会，要求大家打破“恩师观点”，开展尖锐批评。下午，再开全校职工大会，由蒋荫恩出面动员，要求大家要敢于深挖燕大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老根。晚上，身为燕大团委书记的阮铭则召集留校同学大会，再做青年教师的动员鼓动工作。
2月3日，学校党团首先召集学生开会，直接点名要对心理系教授沈廼璋、历史系教授聂崇歧、中文系教授阎简弼等展开揭批，并具体部署了实现揭批的准备步骤和斗争策略。这包括分工做好线索资料的查证工作，预先选定斗争依靠对象，在批评大会上又打又拉，使其较早获得群众谅解，从而转为斗争的积极分子。
对于选定的依靠对象，要事先由工作组成员与之谈话，具体帮助设计和修订发言稿，同时要与学生会干部商量好，让他们在大会期间组织学生向大会主持人传递“表扬”“满意”的纸条，由主持会者当场宣读，使他们的检讨能够一次过关。这时，学生应带头鼓掌，并与检讨人热情握手，使之感动，以便鼓舞其参加揭批斗争的热情。
被列为团结对象但属于中间派的教授们，就不能让他们那么容易过关了。与会师生要义愤填膺地大胆揭发、批判，使他们真正在思想深处受到触动。按照这种方法布置的群众会议常常会持续几个小时，被质问和批判的教授往往心惊胆战，有人竟至当场痛哭，还有人甚至下跪乞求宽恕。
就是这样，他们多半也要经历两次以上这种场面才能勉强过关。反复受此刺激，这些教授内心难免会充满自卑感，甚至是罪恶感。一些人因此变得谨小慎微，一些人则为避免被人指为消极抵触，在随后的运动中也可能会变得十分积极亢奋。
被列为斗争对象的少数教授的情况自然最为狼狈。如1946年曾经与18位教授联名公开呼吁美国援助并斥责苏联的历史系教授齐思和与聂崇歧，就因此遭遇了他们人生最初的滑铁卢。
尤其是聂崇歧，因受陆志韦器重，1949年一度得以出任教务长，常常因自信给人盛气凌人的感觉。他被迫深挖思想根源，承认自己是“陆氏参谋”、“陆氏走狗”。但受到组织的听众对此并不领情，当场有人根据预先准备好的材料揭发称：“解放前聂先生出入‘剿总’，给杜聿明办报，为什么这些不谈？”为国民党反动派办报，这样的政治历史问题一旦被揭露出来，就不是思想检查所能解决的了。2月15日，聂崇歧和有类似问题的心理学系主任沈廼璋就因此失去了人身自由，被隔离看管了。
紧接着被斗争的典型，是哲学系主任张东荪。
2月8日，张东荪开始做检讨。他因长期与中共领导人有来往，为和平解放北平立过汗马功劳，此时不仅身兼民盟中央常委，而且还居于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之高位，因此他最初对这场斗争的尖锐程度明显缺少思想准备。他在文学院师生大会上的首次检讨主要只讲了三点：“一是哲学系没有办好；二是自己对校务太不关心；三是个人作风上有很多缺点。”
他不清楚的是，工作组早已将他内定为燕大重点斗争对象，因此与会者一致否定了他的检讨。历史系教授翦伯赞等人当面揭露他的哲学著作是反马列主义的；翁独健、阎简弼等也揭发他不仅与司徒雷登在政治上有关系，而且在沦陷期与汉奸有来往。
2月20日，张东荪被迫在文学院做第二次检讨，他着重说明了自己和美帝国主义分子司徒雷登、汉奸王克敏以及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的接触或交往的情况。他承认沦陷期间受司徒雷登委托，为保护燕京与汉奸王克敏有过往来，“是一生中最大的污点”。但这次检讨仍未能获得与会者的认可。
几天后，张东荪又做了第三度检讨。他就自己过去的哲学著作散布唯心论和反马列主义毒素问题进行自我批判，同时，他全面检讨了自己的中间道路思想和对苏联的恐惧。然而，事先早就做好了功课的与会学生马上就质问他：为什么不交待抗战期间与汉奸市长刘玉书联署提案（主张国社党员可以个人名义参加伪政府）的问题？结果，与会者通过向大会主持人传递“不满意”、“不通过”的纸条，张东荪干脆被轰下了讲台。
事实上，中共高层这时也确实掌握着张东荪没有交待出来的更严重的问题。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后，他曾一度想要缓和中美关系，保持与美国的沟通渠道，通过美国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博向司徒雷登传送重要信息。因此，张虽又做过第四次检讨，但这一问题没有交待出来，工作组还是不会放他过关。
最终，还是中共中央向张所在民盟将此事和盘托出，民盟将张东荪开除盟籍，再以某种形式取消了张原有的政治地位，对张的批判斗争才算告一段落。
陆志韦的遭遇
他已经被坐实了“帝国主义分子”的罪名，
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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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张东荪同样被列为燕京大学重点斗争对象的，还有两位，一是校长陆志韦，一是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
陆志韦
1951年2月23日，身为一校之长的陆志韦第一次检讨。会场最初安排在教学楼的礼堂里，由于听众把会场挤得水泄不通，组织者不得不临时把会场改到办公楼的大礼堂去了。
陆志韦很清楚自己面对的可能是怎样一种局面。为表明态度，他写了很长的稿子，并整整讲了4小时之久。他在检讨中尽量将自己的问题上纲上线，但还是委婉地强调了自己是有“旧民族立场”的，包括与司徒雷登，也是有冲突和斗争的。可以想见，这样的辩解是不可能被接受的。
陆志韦检讨次日，校三反快报即登出工作组组织整理的《陆校长解放前后一些言论摘录》。言论均录自燕京过去发行的刊物，全都是陆志韦表扬燕大美国教师的话。文章并且揭露，1946年司徒雷登70岁生日时，陆写过一篇极尽阿谀奉承之通融的祝词，不仅说司徒雷登像“圣人”，而且说中国人的坏处他什么都知道，可是他用大海般的宽容包容着中国人。
三反快报的引导，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在随后讨论陆此次检讨的群众会上，许多人都表示了对陆的说法的质疑，并列举了种种事例来斥责陆的“虚伪”。
1952年2月29日，由工作组精心组织举办的美帝文化侵略罪行展览会开幕，一时间人潮汹涌。展览中列举的许多事例和展品都旨在证明：美国人早就认识到，“今天的中国学生就是未来中国思想上和生活上的领导者”，因此，他们不惜用一切方法，尤其是主办大学的办法，来改造中国和控制中国。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那些首次披露的信件，划线的文字清楚地说明，美国教会“不支持有利于共产党的学校”，一直在考虑“如何对付共产党政权”，并且处心积虑地想要坚持基督教大学这一影响中国未来的据点。
这些内容如同一枚枚重磅炸弹，在整个燕园引发了强烈的震动。新闻系教授孙瑞芹看了展览后就异常激动地表示了愤慨。他说：“美帝办燕京的目的不但是为了进行文化侵略，并且是为了毒害我们青年，训练他们做美帝的第五纵队，使他们丧失民族立场，做准美国人。”
在这种氛围下，3月11日，已经被视为“美帝国主义代理人”的陆志韦再度做了检讨。
这一次，不仅燕大的全校师生聚集在大礼堂，清华大学的师生也通过广播连线同时听会。陆志韦这一次不再为自己的立场进行辩护，他流着泪承认自己的“亲美已经深入骨髓，自甘自愿的在燕大执行美帝文化侵略”，承认自己因此犯有种种“罪恶”，如今一觉醒来，“彷徨痛苦”，恳求大家能够允许他“重新做人”。
陆志韦并不清楚，无论他上纲上线到什么程度，他都不可能通过“群众”这一关的。为了显示陆的行为已经众叛亲离，他的女儿陆瑶华也被安排上台当面对他进行了严辞批判。她并宣布说，陆志韦实际上已经成了“人民死敌的爪牙”，她决心要像志愿军一样，坚决与之斗争到底。会场的气氛因此急剧高涨，有组织和无组织的质问的纸条一时如雪片般飞到主席台上，竟有近千条之多。
就在陆志韦再做检讨的当天，为找到更能充分“批倒、批臭”陆志韦的证据，一批党团学生和积极分子受命搜查了陆志韦的办公室，抄去了陆志韦与司徒雷登、纽约联合托事部及其他相关美国教会组织的来往信件和其他各种文件。其中的几封信在陆志韦再度检讨后的第三天，就在快报第54期上被翻译成中文登了出来。随后，节约检查委员会挑出更多陆志韦的这类信件印成了宣传批判用的小册子。
这些信件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陆一直尽心尽力并且千方百计地想要把燕京大学这一美国基督教会在中国发生影响的重要据点延续下去。它们所产生的震动，实在不亚于美帝文化侵略展览会的效果。
为避免受到过多牵连，陆志韦的全家及在京亲属，包括保姆在内，都以“家属”的名义，集体发表公开信，向当局表示愿与陆划清界限。陆志韦本人也在见到快报当天就通过工作组致函教育部，要求免去他的校长等职务。
有了这些白纸黑字的罪证，三反快报马上发表文章，把陆志韦和司徒雷登加以对比，断言陆的所作所为显示他不过是个穿着中国衣服的美国人。不用说，再没有人会同情这位曾经为燕京大学呕心沥血、辛勤操劳过的前校长了。他已经被坐实了“帝国主义分子”的罪名，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了。
3月20日下午一点，工作组和节约检查委员会专门组织全校师生，在大礼堂举行了控诉陆志韦问题的群众大会，教育部领导人和北大、清华等在京高校校长等均到会。
就在前一天，校节约检查委员会根据蒋南翔带来的上级指示，专门部署过这次批判大会的调门，即仍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不将陆定性为“帝国主义分子”。虽然会上诸多教授对此难以接受，纷纷表示抗议，但上级方针已定，大家亦只能统一口径。因此，这次批判大会上群众固然情绪激昂，但先后上台发言控诉、批判的各院系代表却没有再去进一步推高批判的调门。
陆志韦虽然没有被打成阶级敌人，但他的家庭还是因此受到严重伤害，在陆家多年的老保姆甚至因难以接受这种情况而自杀。
燕大历史的终结
作为美国在华最重要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最后的堡垒无疑是附属在大学名下的宗教学院。运动组织者用挑选其他系进步学生参与斗争的办法和强势的爱国主义宣传，很快就瓦解了宗教学院师生赖以维系共同情感基础的基督徒情结。院长赵紫宸被迫检讨了五次之多。
整个学院的激烈斗争气氛，还在2月22日晚召开的检讨结果汇报会时就展现无遗了。这次会上，很多人声泪俱下地进行了控诉。会议时间一次次延长，直开到23日上午，还是有许多人争着要求发言。到24日，会议已经举行了三次之多，与会师生依旧群情激昂，并不断高呼口号，最后还用高唱国际歌的形式才告散会。
三反快报通讯员兴奋地报道说：“燕京内部最巩固的文化侵略之一，已由群众自己的革命热情打开了一个缺口，爱国主义的旗帜已开始高高的飘扬在宗教学院的上空。”
这场运动还没有完全结束，陆志韦、赵紫宸、张东荪、聂崇歧、齐思和、陈芳芝、沈廼璋等还被挂在那里没有过关，新的整干运动，即所谓“忠诚老实”运动就又开始了。这一回，矛头不再是只对着学校里的那些大人物了，从老师到学生，人人都要交待自己的历史。
从3月28日动员开始，即按教员、学生、职员、工警各系统分成小组，人人被要求坦白交待自己的历史问题。燕大1723人，有1529人交待了自己各种“历史问题”。其中1071人为隐瞒学历或家庭社会关系之类的一般性问题，但有411人则被查出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及其他反动组织，或被揭发发表过反动言论及著作等。最终被定性为有严重政治问题，即属于反动组织骨干或参加过所谓特务组织、为帝国主义分子进行过情报活动者，有57人。
完成了这一组织清理工作后，教育部即正式宣布了燕京大学新的校务委员会名单。“决定由翁独健、翦伯赞、褚圣麟、侯仁之、严景耀、赵承信、李德滋、蒋荫恩、谢道渊、王一等十人组成新的校务委员会，并由翁独健代理校长职务，主持校政。”
一个多月后，随着院系调整工作在北京全面展开，陆志韦再不可能继续留在学校工作了，他与聂崇歧等都被调去科学院做纯文字工作去了。继续留在学校的张东荪等问题突出的老教授，则被挂了起来。作为一所曾经成绩斐然的教会大学，燕大被一分为八，师生们各奔东西，美丽的校园也易主了。
1952年10月4日，即在迁入燕园的北京大学举行开学典礼的当天，燕大历史系教授邓之诚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从此燕京成为历史名词矣。”
摘编自杨奎松新著《燕大挽歌》
原文刊于《中国新闻周刊》第76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