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6-6-27 21:11
英雄失路的晚年陈独秀
英雄失路的晚年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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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纯钩
英雄失路的晚年陈独秀
2016-06-27
导读
一方面是对政治有厌倦之心，一方面又对退出有不甘之意，一个行将告别历史舞台的主角，走到台口频频回望，希望有人跑出来挽留他，再将他拉回舞台中心位置去。
彭述之是中共早期重要的活动家之一，与陈独秀同为“托洛茨基派” 代表人物。在最近出版的《彭述之回忆录》里，披露了不少他亲身经历的资料。他的回忆脉络清楚，细节丰富，如全部可靠，真是记忆力惊人，即使相对存疑，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看这本书最感兴趣的是彭述之与陈独秀的交往，两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共事（同时担任第四届中央常委），后来又同时遭受排挤，他们一起组织左派反对派，几乎同时被开除党籍，又几乎同时被国民党逮捕。坐牢期间，两个人被关在同一个院子里，朝夕相处，一起探讨理论问题，后来思想发生分歧，以至私交断绝。出狱后不相往来，但思想上仍不断交锋，直至陈独秀去世，彭述之还写了悼念文章。可以说，对陈独秀了解最深的，可能就是彭述之。
陈独秀（左）和彭述之在上海陈独秀（左）和彭述之在上海
在被开除党籍之前，陈独秀已经被边缘化了，当时中央负责人中唯一与他有来往的只有周恩来，瞿秋白、李维汉等都根本不和他见面。正好那时苏共党内也发生了托洛茨基派与斯大林派的斗争，中国留学生给彭述之带来托洛茨基的两个文件，都与中国革命问题相关。彭述之看了文件后，深受打动，便推荐给陈独秀，陈看后也觉得有价值，两人商量后将文件交给部分党内干部传阅，后来就在这些人的基础上，成立左派反对派。
陈独秀一直被动执行苏共的中国革命方针政策，他尤其不赞同派共产党员到国民党内部工作的安排，但苏共是无产阶级革命“大佬”和领路人，也是经济和物资来源。陈独秀在历史上一直被称为“右倾机会主义者”，但实际上，他一直都有自己的主张和看法，只是迫于形势，他只有勉为其难接受。组织左派反对派，其实是他最后一次挣扎，他希望托派主张得到多数人支持，使他有机会重回中央。
可惜，他最终被自己创立的党开除，这对于一个曾经呼风唤雨、一言而动天下的人来说，其打击可以说是毁灭性的。
按彭述之的回忆，陈独秀也没怎么积极投入托派的活动，对外依托于失势的托洛茨基，对内又在党内失去发言权，群众基础乏乏，在国共夹缝中很难有生存空间。终于，随着陈独秀与彭述之等一大批托派骨干被捕，基本上大势已去。
陈独秀与彭述之被捕后，一直受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友善”对待。在国民党当局看来，陈独秀已经是没有多少政治能量的名士了，被共产党开除，自己组织的托派也不成气候，把他像瞿秋白那样处死，只是让当局白白担了恶名而已。因此尽管陈独秀做了必死的准备，可是国民党仍待他如“上宾”。
陈独秀（左）与彭述之在江宁地方法院候审室门前，1932年陈独秀（左）与彭述之在江宁地方法院候审室门前，1932年
他和彭述之被关在一个院子里，有庭院和三间房，第一天看守就替他们从外面叫西餐来吃，还买香烟奉送。他们有任何需要，看守也基本上都尽量满足，以致陈独秀也开玩笑说：这里的吃住比我们在上海时好得多了，住得宽敞，又吃大餐。法院宣布他们的案子为民事案，劝他们不必担心，随后来探监的军政学界名人包括：何应钦、蔡元培、陈公博、傅斯年、杨杏佛、胡适、王星拱、潘玉良等，杨杏佛还代表蔡元培给了一笔钱。因为来送钱的人不少，以致看守所所长都眼红了，想敲竹杠，彭述之居然还能联合看守所里的其他人，写控告状寄到司法部，上面来人一查，把所长倒关起来了。
彭述之和陈独秀商量，准备在监禁期间做点研究，陈独秀计划研究语言问题，彭述之则希望他写点“历史性的文章”，另外也继续与外面托派同志联络，提供政治意见。但陈独秀对看书研究有兴趣，对于运动则表示消极。大概那时候，他也明白托派不可能成气候了。
但陈独秀和彭述之的关系慢慢恶化了，一方面是思想上有了距离，两人对民主主义和国民会议的主张不同，另一方面陈独秀的性格也慢慢让彭述之受不了。陈的儿子陈哲民与有夫之妇相好，闹了一场风波，陈哲民来探监，陈独秀让彭述之批评他，彭也照做了，但第二次来，陈独秀却“用脚把他踢出去”，彭述之替年轻人说几句，陈独秀就发火说，你不要来管我家里的事。
后来发展到陈把外边送来的钱都管控起来，连彭述之买肥皂的钱都不给，虽然住在一个屋子里，但不再交谈，有事用笔商量，外面来人一起见面，但私人间再没有交集。彭发现陈独秀思想和为人都开始往后退，不想再干运动，对左派反对派完全失望。陈独秀也慢慢对思想研究失去兴趣，反而研究一些“莫名其妙、嗜好性的东西，一步一步地脱离思想和运动”。
陈独秀（1932年摄于南京第一监狱）陈独秀（1932年摄于南京第一监狱）
因抗日战争爆发，再加上胡适等人保释，陈独秀和彭述之都被释放了，但释放前陈独秀居然交代：“你们保释我和彭述之要分开”，意思是不想和彭一起释放，两人关系恶劣至此，也可看出陈独秀个性中的偏执和孤傲。他出狱时带走一个三十岁左右的潘姓女工，这个女人后来一直跟在他身边。共产党方面，秦邦宪和叶剑英去看过他，大概也只属于礼节性，并没有导致什么积极的结果。他在南京住了几天，经芜湖到武汉，没有去上海，从此表示与托派分道扬镳，走自己的路。
这个时期陈独秀的思想有一些变化。张国焘脱党后到汉口，见到陈独秀，陈独秀说“这样很好”；他又公开声明与任何党派没有关系，他也不再是托派，变成超党派；他公开号召要相信国民党政府有抗日决心，主张“共产党及其他党派都应该以在野党的资格拥护抗日战争，一致承认国民党一党的政权及其对抗日战争的最高统帅权这一事实，不要把开放党权与开放政权混为一谈”。
其时陈独秀认识一位国民军系统的军官，因对方崇拜他，他就提出想派一些人到军队内部去做政治工作，事情当然不了了之，但也显示他对政治还有一线希望的心态。与此同时，陈独秀又派罗汉到延安，希望和毛泽东谈合作，罗汉只见到王若飞和林伯渠，王若飞请示延安后，延安要求陈独秀要做一个公开声明，对托洛茨基主义要作出批评攻击，要悔过，事情最终也没有结果。
一方面是对政治有厌倦之心，一方面又对退出有不甘之意，一个行将告别历史舞台的主角，走到台口频频回望，希望有人跑出来挽留他，再将他拉回舞台中心位置去，然而，人家正干得如火如荼，把你请去搅场子，那不是自讨苦吃吗?
因为日军逼近，陈独秀又迁居到重庆，在那里他给托派写了四封信，那大概是他对自己思想的最后陈述。前三封信论述二次大战，认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性质上不同，一次大战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瓜分世界，二次大战是民主主义国家同法西斯国家之间的斗争。第四封信谈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
陈独秀在四川生活很困难，在重庆找不到居处，就迁居江津，门庭冷落，只有姓潘的女士和他在一起，终于急病而逝。他死后，彭述之写了一篇《悼陈独秀》的文章，为他一生做了评论。
今日看来，陈独秀后期的思想变化，并不完全如彭述之所说的，是一种思想上的倒退，反而可能是，从当时纷纷扰扰的政治角斗场上退出来后，他终于可以更中立地客观地去看待思想政治问题。比如，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性质的分析就很中肯，对后来历史的发展，也有一定预见性，关于斯大林的看法，也被日后大量披露出来的秘密档案所佐证。
陈独秀有一次心血来潮，打趣地对彭述之说：“当我掌握了正确的思想时，我无法做到坚持不放，一抓到底；当我掌握的是错误思想时，我常常力图把这错误推向比谁都更远。” 这真是夫子自道，但何为正确何为错误，这才是问题的要害吧。人的悲剧通常是，自己认为正确的，往往反而错了，而自己认为错误的，又不幸地恰恰是正确。
政治历来分两个层面，一个是思想层面，一个是操作层面。没有思想，政治是胡来，没有操作，政治是空谈。有的人有思想又能操作，有的人有思想而不能操作，有的人能操作却缺乏思想。我想陈独秀是属于有思想而缺乏操作能力的。性格既孤傲偏执，不能容人，又稍遇挫折就退缩放弃，他的思想有时走在现实前面，因为走得太前，得不到多数人的认同，他会变得孤独而苦闷，以致失望迷茫，最后门徒散尽，一生事业成空谈，“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便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本文原标题：《陈独秀晚年二三事》）
【责任编辑：陈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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