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6-5-31 20:20
我准备好了坐牢，但那个男人改变了我的一生
我准备好了坐牢，但那个男人改变了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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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准备好了坐牢，但那个男人改变了我的一生 | 短故事
原创 2016-05-31 Horrigan 牛一雯 人物
一次意想不到的判决，以及判决后的人生。
文 | Jeremiah Horrigan
编译 | 牛一雯
来源 | NARRATIVELY
1
44年前，1972年一个早春的上午，我和四位朋友一起站在联邦法官面前，对犯下的罪行供认不讳。那年，我留着嬉皮士的长发，是一个22岁辍学了的大学生同时也是反战的激进左派。但现在，我成了一个被判有罪的重刑犯。9个月前，我们五个人——三个男人两个女人，在我家乡威斯康辛州水牛县的联邦办公大楼被逮捕，而被指控的罪名足以让我们坐12年的牢。
我们并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从1968年起，在美国发生过上百次类似的事件。闯入负责指挥和领导越战的政府部门，试图销毁那些给战争提供养料的士兵的档案信息。对我们而言，这就意味着对政府这个杀人机器说不，也许在这过程中能够拯救些生命。
但从以往的先例判断，其他的联邦法官给「被告」上了严肃的一课——法治的尊严远远大于人的尊严，我们这些违法的人都毫无例外地被送进了监狱。
那个早春的上午站在我们面前的人是美国地方法院的法官，约翰 · T · 科延。早先就职于海军陆战队，但他那美籍爱尔兰人儒雅的面容，温和的声音以及得当的举止看起来绝不像在部队中呆过的如约翰 · 韦恩这样的硬汉。（约翰 · 韦恩：好莱坞明星，演出西部片和战争片，出演的形象多以诚实、有个性、英雄主义为主）。
尽管科延表现出同情我们的样子，但他看上去，就是那种坚定的法律人，这意味着我们只能去坐牢。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上午，我不舍地望着父母、兄弟姐妹和女朋友，觉得已然没有机会跟他们告别。
2
宣判时科延说的那些话决定了我日后的生活。后来，我做了一名记者，这些年来无数次试图与他联系，但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我得不到任何他的回应，直到他四周前他回复了我关于电话采访的请求。
很难想象，94岁的他从喉咙中发出了几乎像当年一样轻声、温和的声音。十年前他患上了心脏病，但直到一周前他才彻底结束了他48年充满争议的法官之路。
科延在卡尼修斯高中毕业后加入了海军陆战队，1942年他获得了中校的军衔。我在1968年也从卡尼修斯高中毕业，越南战争在当时肆虐着美国社会。高中毕业后的男人通常有两种选择，去前线打仗或者继续读大学，我选择了后者——在福坦莫大学上学。反战的声音在空中反复回荡，我兴奋地加入其中，大声歌颂着，但战争没有停止。随着这种兴奋的快感褪去，只遗留下愤怒和厌恶的残渣。
1969年后半年，我在水牛县北部俗称「铁山」的教堂管区结识了一群人。那儿表面上是一家反战邮购书店，事实上是由9个克顿斯维尔人组成的小的秘密地下组织，他们在1968年5月潜入美国征兵局的办公室，偷走了里面所有的资料，把它们倾倒在郊区的草坪上，用自制的汽油全部销毁。尽管大家对此讳莫如深，但「铁山」的居民都佩服他们勇敢的行为。
大二那年，我决定从福坦莫大学退学，加入了这个被报纸称为「天主教的激进左派」的组织。
1971年的夏天，机会终于来了。我得知了一个在水牛县即将展开的行动，我毫不犹豫地加入了。一直以来，我都期盼着有个机会去摧毁掉那些罪恶的文件，上面详细记录着和我一起玩到大的伙伴的资料信息。
那时，已经没有人在坚持克顿斯维尔人的「袭击——坚守」战略，而变成了「袭击——逃跑」。太多的行动小组在执行完任务后，返回根据地坚守时被逮捕，当他们在法庭上试图解释自己动机时被法院立即有效终止，然后毫无意外地，被送进了监狱。
众所周知的，1971年8月21日这天「水牛县五人组」袭击美国征兵局，对我们来说犹如史诗般的悲壮失败，但相反的是，警察局唱起了胜利的凯旋歌。在那个晚上我们甚至还没毁掉或者偷走一份记录，就被两位正在执行任务的FBI特工抓了现行。同一天晚上，警察局还秘密抓捕了28位我们的朋友，他们正在策划着袭击康登县征兵局的计划，因为有人告密。
9个月后，站在科延法官面前，我平静地面对我所做的一切。事实上，获得这份平静实属不易。我的父亲，是当时享有盛名的橄榄球联盟布法罗比尔队的总经理，当我在牢里的九个月中他得了白血病，正处于死亡边缘。而他选择站在我身边支持我，这是我被捕后听到的最振奋人心和激动的事。但我知道，在暗无天日的牢房中这也仅仅是种无用的慰藉。
站在拥挤的法庭上，在我身后的，是我的父亲，我饱受折磨的母亲，八个兄弟姐妹们以及我的女朋友，我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所做的确实是违法的，但绝不是错误的。现在终于要与现实赤膊相见了。
3
当得知科延法官来审理我们的案件时，我感到很失望。他向来被外界认为是自由派法官，我不希望由一个自由派法官来审理我们的案件，最好法官是个臭名昭著的恶棍，就像影片《芝加哥七君子审判》中的法官一样，这样就能向世人彰显出这不公平和滑稽的法律体系。
因此当科延欣然允许我们为自己辩护，同时信赖水牛县最好的刑事律师文森特 · 道尔作为案件的法律顾问，我真的很难高兴起来。
但我的家人只希望我能平安出狱，在他们眼中，法官所允许我们做的都暗示着某种希望。事实证明，后来一次次，在各种大大小小的事情上，科延始终没有扮演一个恶棍的角色，他每次都给我们机会。
审判开始时，当科延步入法庭，我们五个人拒绝起立。「对他表现出过度的尊重」，在我们看来，意味着丧失了对其他人的尊敬。在听完我们的供述后，科延宣布休庭。当继续开庭后，我们只能站在他面前。因为在我们离开的时间里，他叫人搬走了我们的椅子。
我们拒绝称呼科延「法官阁下」，我们中的一个人向他解释这样做的原因，我们不想显露出比对其他人更多的尊重。
「好的」，他说。「那叫科延先生如何？」
他真的是一个狡猾的人。
科延采纳了我们证人的证言，尽管在当时美国社会上看来这些证人是有些奇怪的。有村庄被美军火力摧毁的越南女人，有揭发美军在越南「老虎笼」中实施酷刑折磨、拷打的男人，还有承认自己对老挝进行非法空袭的前美国空军陆战队队长，以及承认接受 J · 埃德加 · 胡佛的命令，监视包括马丁路德金在内的反战激进分子和民权领袖的前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 J · 埃德加 · 胡佛：美国联邦调查局第一任局长，任职长达48年。生前在美国民众中声望很高，但是死后有关他的争议却很激烈。他利用联邦调查局骚扰政治异见者和政治活动分子，收集整理政治领袖的秘密档案，还使用非法手段收集证据。）
尽管美国助理检察官詹姆斯 · 格布拉一再提出，我们的证人、证言与庭审毫无关联，是无效的，但科延都采纳了他们的证言。
我们有希望被释放吗？那时，我不再祈求看到一个恶棍法官，而他此时也成了我们心中的英雄。是的，我承认，我们是人赃俱获的违法者，我们公开承认自己的罪行，但关于我们反战的道德行为陈述是不容置喙的。
我们从科延的口中得到了答案：「如果你认为被告人所犯的罪行应该被指控，之后又发现他们的动机良好…...那么所犯罪行在法律的裁判下是不公正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证明他们有罪。」
我至今还记得助理检察官詹姆斯 · 格布拉听完后的表情——像是被人狠狠揍了一顿似的。
陪审团用了七个半小时来裁决我们是否有罪，虽然比起其他袭击美国征兵局的行动小组，我们所提供的证据在我看来是最多的，但最终还是有三分之二的人认定我们有罪。
审判的最终结果将在五月中旬公布。等待是异常漫长的，特别是当我的女朋友帕蒂告诉我她怀孕了之后。
4
当这天终于来临，在拥挤的法庭上那令人窒息的空气中充斥着愤怒与悲伤，或许还有一些我们现在终于可以称之为「结束的慰藉」。
「在我们这个社会，绝不允许人们随便闯入邮局或其他建筑」，科延说，「包括《水牛晚报》」。
接下来是在法律体系内此后被称为经典的自由派辩护：「但有一个强有力的论点，因为你所做的一切努力，你比这个城市绝大多数人更爱你的国家，因为你那颗有良知的心促使你将你的信仰付诸于行动。」
「但是」，他说——什么事都有「但是」，「你要知道，这可能会让你和你的同伙面临入狱的危险，这件事需要承担的后果是远远大于它本来的效益。而如果你花费同样的时间用在有建设性的项目上，你会做得更好。」
然后，科延慢慢减低语调，直至沉默。那种寂静如同一团迷雾逐渐渗透到每个角落，似乎无不在宣告我们将面临监禁。我低着头，等待在那最后的审判。
难以置信的是，他判决的结果是：暂缓执行刑罚。
「你们中的每个人」，他的声音被突如其来的欢腾雀跃所淹没，「都能够自由地表达思想，跟你们的朋友联系，参加聚会、旅游，继续为你们所向往的和平事业去奋斗。」
我就这样走出了他的法庭，迈入了自己的新生活。
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他终于给我回复了电话。我真不敢相信，科延最终给了我一个机会对他表达谢意。
出于一个记者的习惯，我提前准备了一个普通的采访提纲，我问他的所有问题都可以浓缩成一个词：为什么？为什么当年给了我们退路？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似乎是个公允的选择」，他说，「你和你的朋友对战争有很多想话想说」。
我向他提起，在那场审判后的几周他在大学做演讲，公开谴责这场战争，他说「它把我们最好的理想都变成了尘埃......让我们想想，少一场无谓的战争就会多挽救一些人的生命。」
那场演讲结束后，一个新记者报纸上将前一天科延的演讲称为「共产主义的谎言」。
我想知道科延是否后悔公开表达自己反战的立场？
「当然不后悔！」他强调，「一点也不，我认为这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了。」
然后对于我来说，要问出最关键的问题了：为什么判决我们暂缓执行刑罚？
「判一个人缓刑永远都需要冒险，」他说，「我只是在遵循程序。我考察了你的背景资料，事实上你没有任何犯罪记录，你家庭的状况......」
那一刻，我作为记者那严肃的腔调灰飞烟灭，声音变得轻柔、充满感性，科延知道我那备受尊敬但却不幸患上白血病的父亲，事实上在审判结束后的一年他就去世了。
但有些事科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但这些我现迫切希望他明白，我欠他一声谢谢——他为一个幸运的年轻人描绘了崭新生活的轮廓，是他，开启了我的人生大门。
我告诉他结束审判的八个月后，我的女朋友帕蒂生下了我们的儿子，随后我的女儿也诞生了。我告诉他我和帕蒂现在还在一起，我们想白头偕老，看到我们的孙子长大。
之后，他把话题又拉回到那次审判，提起当年在他进入法庭时我们拒绝起立的场景，他依旧记得很清晰，在电话那头咯咯地笑。
当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他亲切地叫我「杰里」，而非之前的「杰里奈亚」。而我，我在告别时只能想到一个名字，那是我半个世纪前欠他的，「法官阁下」。
作者当年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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