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6-5-31 08:38
高晓松：我走运是因为我知道放弃
高晓松：我走运是因为我知道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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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晓松：我走运是因为我知道放弃
原创 2016-05-30 王小峰 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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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醉驾，真正从内里改变了他。
高晓松（王旭华 摄）
高晓松是校园民谣一代的重要人物之一，当年以校园民谣名义出道的人，大多数人都远离了音乐，但是高晓松依然在从事着跟音乐有关的事情，不管他去做什么事，身份如何变化，都跟音乐紧密联系在一起。
现在回顾当年兴起的校园民谣，或多或少跟那个时代的人分泌旺盛的荷尔蒙有关，那个年代人们行为上还趋于保守，但是精神世界很活跃，风花雪月比较流行。不像现在，人们可以通过各种花样去消耗体内的荷尔蒙。那时候，释放荷尔蒙的方式比较单一，风花雪月可以打动很多人。高晓松是这拨人中最为典型的，他过剩的荷尔蒙成就了校园民谣。
现在已经是阿里音乐集团董事长的高晓松，在回忆那段时光的时候说：“我有时自己静下心来想想，觉得挺有意思的，那个时代大家都老想当个坏孩子，也不知道是因为我们年轻还是比我们大的人也挺想当坏孩子，反正大家都想当坏孩子。其实大家都挺好的，人人都有一张狰狞的非要努力当坏孩子的脸，但其实内心都挺干净、挺柔软，温柔的内心和狰狞的表情。这个年代大家都想当好孩子，我看这个社会上没有人想当坏孩子。当年当坏孩子的劲儿，现在就显得特别傻了，人家会说你有病吧。现在脸上好像都挺好的，挺温柔的，谁也不得罪，但是好像内心都挺狰狞的。我觉得这个区别还挺大的。但是我没法判断说那是因为我们年轻，还是因为那个时代确实是那样。”
但是否是因为表里好坏的反转，导致今天音乐环境的萧条呢？高晓松认为这不是主要原因。“我觉得劲儿好像一直都有，来一批人突然写了一批好作品，这个我觉得是老天爷决定的。我老说我写的好作品是老天爷把着我手写的，我写的差作品都是我自个儿写的。有时候不是大家不努力，大家劲儿也还在。反正年轻嘛，就想弹琴呗，现在不管是为了撩妹，还是过去我们说的戏果儿、嗅蜜，内心有释放不完的荷尔蒙。因为我自己干这行20多年，想不出什么别的原因了。迈克尔·杰克逊没了，他们也得等，不能马上弄出第二个来。但是我感觉再有个两年，可能就来了。每次大家说这回完了，结果呼地来一帮人，你也不知道这帮人从哪儿窜出来的。而且这帮人来的时候一块来，颠儿的时候一块颠儿，这也挺逗的。其实不光是音乐，你看文学、绘画、电影、思想，都是来的时候诸子百家一块来，走的时候就全走了，好像没看到遗世独立的大师。无论思想文化还是艺术都是抱团来，抱团走。所以我很难从工业上或者是从社会思想上去想这个事，因为你能举出无数反例来。后来我想来想去这事就不用想了，它会来的。”
上世纪90年代初，内地流行音乐有了唱片业的雏形。不过那时候业内的人大都是在计划经济时代长大的，对市场经济，尤其是唱片业缺乏了解，做起来显然不够专业，最终，他们经历了一段短暂的繁荣，销声匿迹了。高晓松恰恰是在那个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出来的，他比当时主导这个行业的人晚了一代，因而有了更多比上一代人理解商业市场的优势。高晓松说：“那个时代所谓的市场，其实还是当腕儿。特简单，就是这人得成一个腕儿。成腕儿就好了，各种各样的事就来了。现在已经完全不是这种思维了。成腕儿应该说不叫市场经济，因为你在宋朝也能成为一个腕儿，柳永也能成腕儿。我们延续的还是那种特别古老的传统，说我得成一支笔，这支笔是一个腕儿。至于怎么成腕儿也没人知道。媒体还是以非常传统的方式，就是有人喜欢，那就好，大家就都推一推。排行榜都特热闹，没人收你钱。今天已经完全进入了渠道式的市场，真正的市场经济。但是这些变革都是后半段的事，这产业链后边总是在变。但是源头，就是创作，我觉得好像不太以市场经济为改变。你想想看，莫扎特时代，其实一年也能有50首好听的歌，虽然可能总产量就500首。唱片时代，出那么多唱片，其实一年也就50首好听的歌。今天我看Myspace曾经到过200多万音乐人的规模，一年还是四五十首好听的歌。可能这老天爷一年就醒过来这么几回，所以创作这个事情，很难产业化。其实今天的所谓商业化，是在做人的生意，而不是真正在做创作的生意，因为创作没法做生意。你不知道应该是穷的时候写出好歌还是富的时候写出好歌。我们给唱片公司的版权费涨得都让你无法想象，唱片公司每年上一个星期的班就够了，可也没见写出多少好歌。可是你说他穷的时候能写出好歌，也不是，前些年盗版弄得大家苦成那样，也没见写出多少好歌。我们那个年代安静，这个是一个原因，以至于你发声被听得很清楚。我记得咱们小时候出门都不用戴表，你听见下课铃声就知道几点了，通常能此起彼伏同时听到四个学校的下课铃声从各个方向传过来。现在是不行了，我有一次问他们：‘你们现在中学下课都怎么下，扔手榴弹还是干吗啊，怎么再也听不到下课铃声了。’”
在高晓松看来，写出好的作品，跟是否商业无关，跟社会也无关。“我就有热烈的荷尔蒙要释放。所以我老是说劲儿还是一样的，大家都有热烈的荷尔蒙需要释放，到那个年纪你就要用音乐表达。但是我也不认为社会成了什么样，创作就会变成什么样。创作可能就是特别个人化、特别独立的事情，尤其是音乐创作。电影创作更跟时代有紧密联系，更能反映时代。音乐创作特别个人化，好像跟时代没什么关系。现在我回忆起我写歌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一个人坐屋里，我并没有觉得跟时代有什么关系。崔健也说过我，‘你好像跟时代没关系，你就写你自己的东西’。音乐创作是一个往自己内心去摸索的东西，而不是说站在窗前往外看，说我这有三个元素你把它写出来，我觉得大多数人不是这样创作吧。”
高晓松在录音棚（张北 摄）
老狼至今仍然能受到不同年龄段的人喜爱，很大程度上也证明了高晓松的“荷尔蒙理论”，或者说，在崔健与高晓松两种创作维度之间，高晓松更有优势，不因时代改变而过时。他说：“今天的孩子肯定不能理解《一无所有》这种歌。我们其实记录的是人的成长，而不是社会的变迁。人的成长其实不会有很大的偏差，每个人都是这么成长起来的，十七八岁的时候爱得不行，到40岁的时候云淡风轻。我后来为什么写了《万物生》，就是到了那个年纪觉得无非就是这样。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时候可能精英意识浓厚，大学很少，那时候大学生分到一个工厂，他没名字，全厂子的人都称呼他‘大学生’。大学里面墙又高，象牙塔又白，在里边有一种特别精英的意识，就是我不能跟你们一样去听那些歌，那没得听了怎么办？就自己来点这种歌吧，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为什么要写诗呢？你在象牙塔里待着，你不写诗干吗呢？今天大学围墙相当于已经没了，人人都能上大学。所以现在的人可能也没有那种精英意识，说我在里面，我要写诗，我们要流传一些你们外边不知道的事情。外边的人也挺好奇，说这帮人在里边干吗呢。”
谈到自己当年的创作，高晓松说这个创作状态跟能量密度有关。“创作状态是最难复盘的。我写得不好的东西我都记得，因为我记得怎么写不下去了，怎么拧巴，怎么凑，翻十三韵，翻到那个字的韵，然后皱着眉头写。但是那些被人记住的歌我都不记得怎么写出来的了。为什么我总说是老天爷把着我的手写的呢，我不记得是怎么写出来的，而且也没规则，按照技术上讲，《同桌的你》简直可笑，不仅韵上可笑，而且那最后一个字都是‘你’，正常人写词说最好不要重复尾字，压着韵，不重复。结果可好，我一看怎么全是这个你那个你，也不知道怎么就写出来了。荷尔蒙充沛的时候，你就一下子都来了，也不管它是什么。所以我后来想了一个词，这个词可能叫‘能量密度’。音乐是一种过阀值的能量密度。你能量密度要够，要冲破那个阀值，它就来了。能量密度不够你冲破不了阀值你就只能永远在那儿翻十三韵，扒拉和弦，因为你不过阀值你也得写歌啊，你就得那么写歌了——技术性写歌，和弦，动机，歌词往里面填。我有几首不错的作品，那几首都是突然间心里的阀被冲开了，呼呼呼地就出来了，回溯不出来是怎么回事，音乐创作的幸福就在这里。你看我电影老也搞不好，我就发现问题所在了，我是那种瞬间爆发型的，瞬间哗一下阀值破了，然后就写出来了。有时候我自己看《万物生》《彼得堡遗书》，我就想我这肚子里是怎么了，但是就成这样了，电影就不是。后来我干脆就放弃电影了，因为电影不是瞬间冲破阀值，哗一下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戏就来了，不可能，那是需要一种能量的。我认识一些导演，我觉得他们是有一种宏大得比我们的能量密度大得多的那种东西，这方面我不行。我写歌行，写诗我有时候也行，我是一个比较诗意的人，所以歌词也比较诗意。写诗偶尔能写得好，但是再大一点，比如我有时候尝试写小说，也不行。一些特别好的大作家，他写的歌词不行，就是瞬间能量密度不够，他写一个长篇小说写得特别好，但是歌词就80个字，就感觉不行。四十不惑，我明白了这道理，小时候就不明白，觉得你能干为什么我不能干，我也能干，等过了四十之后发现，我真干不了。就是没办法，老天爷赏了你这碗饭，你就是干这个的。那碗饭你死活要吃去。”
高晓松是那种典型的北京侃爷，坐在那里，不管跟你熟不熟，他一张嘴，就没你说话的份儿了。正是因为他这个特长，让他几乎一夜之间转变了身份，成了网络脱口秀明星。技多不压身，高晓松从来不存在转型这件事，说，也能说出个名堂来。他说：“我觉得说脱口秀这件事是典型的社会进步，你坐在那儿闲聊就有很多人看。要是在过去，像我这种手艺根本拿不上台面，你让我跟郭德纲比，我比他差远了，他那个能控制舞台，控制情绪。我得聊一大堆让他们慢慢剪。但是过去那个东西是人家的手艺，所以我说社会进步，无论音乐还是脱口秀，就是手艺门槛降低了。我觉得互联网和整个社会的进步，把这件事做得挺好。过去，嘴这个事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没有10年以上的工夫哪能靠它吃饭啊。”马东曾经说，高晓松有一颗强大的心脏，一个人对着摄像机能喷两个小时。高晓松说：“得脸皮厚啊，北京人脸皮可厚了。而且你还得自负一点，你不能虚，你心里一虚，就完了，你必须得觉得你说得很有意思。所以好多南方人比我满腹经纶多得多，人家读的书，人家的思考都比我多，但是他到镜头前说话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不行，因为南方人脸皮薄。咱北京人脸皮厚。你看这个说的艺术基本上都是北方人，东北人、天津人、北京人。这是我最没想到的一件事，居然靠说话谋生，这太有意思了。”
很多人一提起高晓松，都会说，这小子太走运了，祖坟一直冒青烟。回顾高晓松这么多年的经历，不难发现，他每一步都赶在点上，后来这样的条件就再也没有了。比如他当年写歌，写风花雪月，出来之后，互联网时代，人们都去表达观点立场了，不再风花雪月，谁再去抒情，写风花雪月，会认为你矫情；他当初醉驾出了交通事故，正撞在枪口上，被关了半年，出来后他反倒成了某汽车品牌代言，成了媒体关注的热点，让他游走于各类电视选秀节目上。而在他之后的艺人或公共人物，但凡有点瑕疵，一律被封杀，不得翻身。高晓松既能脱颖而出，又能化险为夷。为什么他总是能出现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抓住最好的机会呢？
“其实就是命好，有人说你都长成这样怎么还这么走运？我就说是馅饼掉多了把脸砸成这样的，这就是命好。”宿命地讲是命好，实际上，在高晓松看来，他的人生哲学里有一条，该撤的时候一定撤，别勉强自己。“我有一个特质，就是知道什么时候退，不管是退学也好，关了广告公司也好，后来宋柯还在那咬着牙坚持卖唱片，我就跑了。我有一个信念，你可能在成长过程中大部分时间不知道要什么，但是你总知道不要什么。每当我感觉到这个事要努了，我就会放弃。北京孩子常说咱别努，所以我成不了大事。你看能成大事的就是特能努，包括马云，多能努啊。但是生活给了每个人不同的礼物吧。特别能努的时候你得努到最后云开月出才可以，要不然你就别努，努到一半这特别要命。我是坚决不努，我只要觉得这事该不要了我就不要了。努是很费精力的，因为你全力以赴这个事，你就没有时间退一步去看看书，走一走了。所以后来因为我不努，我比别人时间多了好多。我自我感觉我的人生，最幸运的是比别人多了好多时间。空闲的时间你哪怕跟人聊天，看看书，出去走一走也行。我也不是不想挣钱的人，但是我一想到这挣钱要付出这么大努力，又不一定能挣来，我就不去努这个事。等什么时候觉得这个事容易，我就去做了。但是我做的时候我还是挺努力的啊，我不能大言不惭地跟别人说哥们儿什么都不做。你闲着的时候能感觉到这个机会。我命好可能就是因为感觉好，你感觉到你现在应该干这个事情了。我觉得老狼也挺好，他就不去干，因为他看不准，他也不知道潮头在哪儿。我是老能看上这个潮头。比如说脱口秀，我当时觉得能做是因为，我清楚地意识到反正大家都是要消费我。优酷找我的时候我知道他们不是因为我能说，而是因为我刚从牢里出来，关注度比较高，那时候大家都找我，出版社让我写书，要把狱里的事写出来。人家消费我说明我有点价值，那就用最简单直接的方式把它消费了，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一人坐在那儿说。有一个很笨的方式就是，确实是有这个环境和条件，但是你要设计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来做的时候，通常你就事倍功半。只要机会来了，就用最简单直接的方式把这事办了。去年初，我闲着没事，宋柯到洛杉矶找我，跟我长谈了两天，跟我说你看看，现在音乐的机会在哪儿，咱们怎么能再冲一把。他不跟我谈我都不会琢磨这事。正好前年底我到杭州开作品音乐会，我找马云，问他要不要看看我的作品音乐会。他说：‘我不在杭州，在日本，但是我想听听你对音乐产业有什么想法。’我就写了几百字给他。他说：‘你元旦来趟杭州，我要跟你谈谈。’我就拽着宋柯，既然看好了咱们就去吧。跟老马聊了一天这事就成了。”
机会总是会给有心人，高晓松的成功学里，幸运更像是被戏剧化了，或者说那只是他做的诸多事情过程中最戏剧的一幕，最终还是需要智商判断的。他说：“我师父黄小茂带我们入行的时候说：‘高晓松、老狼我教你们一个事：永远只和第一流的合作。’第一个判断就是你是不是第一流的，你这公司也好，你这平台也好，出版社也好，乐队也好，如果不是第一流的，它可能成个五十步、六十步，可能得个70分，这个事就别干了。因为你一旦进入到那个循环里，你再想脱离出来往上走，是很难的。我看好多人就是退而求其次吧，其实感情也是这样，你一旦退而求其次你就慢慢消磨了自己。其实你说第一流的平台，第一流的公司，不也是第一流的人在做嘛。你跟他们在一起你就会明白好多事，所以你会成长。如果当时我没有和优酷、爱奇艺这样一流的平台合作，没有仔细观察互联网到底是什么样，即使阿里这个机会来了我也抓不住。因为你跟他们（优酷、爱奇艺）合作，你总得看看吧，你总得调整一下吧，到底上面的人都是什么样的，数据到底能起到什么作用，正好我又懂了点互联网。除了跟第一流的人合作，你还得有心，你跟人合作的时候你得学习，你不能就是咱一块干这些事就完了，你得想很多办法，在优酷的时候我跟古永锵聊播放器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到底有多少技术含量，这我都仔细想过。其实也不是天天有第一流的人来找我，没人来的时候就待着呗，有人来了你是第一流的那咱们就弄一弄。”
幸运之光也不是总追着高晓松，他也有不顺的时候，有时候他也穷到没钱到处借钱，甚至把车卖掉。他说：“我不是好多人说的那样我有一个好出身，我有什么好出身啊？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我们家也没有金砖银砖给我啊。我待着的时候也经常穷到一分钱都没有。在意大利，打电话给哥们儿，说‘你给订张机票吧，我连买机票的钱都没有了’。2008年的时候最惨，根本就没钱，朴树借给我点钱。好在身边总有发财的兄弟，一会儿这个上市了，送给你一点小股票，能过个一年半载，一会儿那个上市了送你一点。但是都很少，仅够生活。到了2009年我连车都没有，我二十二三岁都开林肯了，但是我就不会计划，到1999年的时候我就没车了。不过，我有一个挺好的心态，虽然没钱，但是心气儿在，我宁可把车抵了也不出去满街刨活儿，因为我总还是有点手艺的嘛。在美国待着那些年，也经常苦极了，那我也不干那些乱七八糟的事。要干我就跟好莱坞干，要不然就不干。其实你说美国的华人社会，端盘子不至于，生活总还是可以的，我也不跟这个华人社会接触。我觉得就是能忍吧，能忍你就能忍出一种直觉来。因为这东西总是公平的。如果你整天什么都不忍，你直觉也耗尽了，你能忍到哪怕每天看报纸，上网看看新闻，你慢慢也形成了挺好的一个触觉。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命好的原因。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长得丑，命再不好那没天理了。”
2012年9月7日，“恒大星光·此间的少年”高晓松作品全国巡回音乐会上海站现场
在美国的那段时间，高晓松想跟好莱坞合作，给各大制片厂、工作室写各种各样的东西，上门给人家讲故事。人家不会给你超过半个小时的时间，高晓松就跟酒吧里的酒保练习，让他掐时间，直到故事能在半小时内讲完，才去找电影公司。那段时间的经历，对高晓松帮助很大，他说：“结果当年那些积累，干的那些事，现在都用上了，阿里娱乐国际化的道路上结果都有了，所以我觉得那些日子挺重要的。”
过去，形容高晓松有一个词非常恰当：少年轻狂。他狂到可以目空一切，谁也没他牛。但是这些年，他的性格发生了明显改变，他不再狂妄，言谈话语间带着冷静和成熟。他说是那半年牢里的经历让他有了很多改变：“我觉得这个事老天安排得特别好，我特感谢这个事。年轻时你狂一狂说说也就算了，一个人到了40岁，还那样，就不好了。”
说起因醉驾服刑，高晓松确实感触很多：“其实我一直在想事，我不一定到那里边想事去。我在美国也经常半个月没人来找我，也没活儿，我也想。但是我觉得有两个改变，一个是我接触到以前我确实没有接触过的更深入的社会。你喝酒的时候碰见过俩人，那不叫接触，你得睡一块才叫真接触，大通铺睡15个人，朝夕相处，人家是这么想问题的，就是这么生活的。而且我们屋里还有俩文盲，有个文盲有一天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说得特好，他说：‘我其实没有罪，我出去还要偷东西。’他说他唯一的罪行就是他贫穷。我说‘你字都不识，你这话说得还挺有意思’。还有一个在火车站生活的人，孤儿，从小就在火车站，没去过别的地儿。他看人特别准，进来的人他看一眼大概就知道这个人什么样，他的本事就是成天看上下火车的人，他拿眼睛看就知道谁他一定能偷，谁着急，谁慌里慌张。这些人你接触了之后确实改变了你很多。原来有一个很怪的思维，因为你看书，你老觉得大家都是这么思考问题，因为书里就是这么写的嘛，后来发现不是。”
除此之外，高晓松觉得自己的情商在服刑期间获得大大提升。过去，不管在圈子里还是在什么地方，高晓松不用在情商上下工夫，也一样混得挺好，但是在里面，完全是另一回事。“跟这些小警察、中警察、大警察打交道，你不能让他们烦你吧，如果警察烦你，你得多倒霉啊。你开始会跟人家说：大哥，我出去以后，怎么怎么着。警察说：‘我知道自己是个小警察，我这里关的牛×的人多了，都这么说，出去没一个人记得我，你别给我来这个。’这时候你就知道自己情商低了。人家说得很对啊，谁进来都这么跟我说啊，这儿关过房地产商、关过大官，人人都这么说你让我抽根烟我出去之后报答你，他说我没见谁出去还记得我。我就知道，社会不是这么来的，那就真诚点呗，你别跟人来虚头巴脑的。在里面，有想学英文的我教英文，想识字的我教人识字，还有俩想学写诗的，后来还把我选成头版。警察觉得你这个人还挺好，大家也觉得你这人挺好。”
狂妄的人，有一个特点是从来不在乎别人，也不会在乎别人的看法，但是高晓松自从体会了“让大家觉得我挺好”之后，他觉得很重要，至少在那个环境，对他的存在很重要。他说：“以前无论是上学还是在圈子里，认为你觉得我好不好根本不重要，你讨厌我更好，我还不喜欢你呢，我以前是这么一个人。但是在里面，而且那不是一个月两个月，那是很长的时间，你第一次觉得大家喜欢你这件事很重要、很好。而且你也慢慢觉得你应该是一个诚信的人，所以我答应人家的事我出来都办了，除了有一个小孩，我答应他出来做我助理，我经纪人拼命反对，说你怎么能让一个坐过牢的人当你助理呢。我说我还坐过牢呢，他比我坐的时间还短呢。到最后我的经纪人死活反对，他主动去找那个人，我都安排好了，给他交了学厨师课的钱，又给他租了房子，也算是履行承诺吧。其他人我答应人家的事我也都办了，出来了跟大家还保持挺好关系。我以前从来不是这样的人，跟老狼都没这么肉麻过。我从小不太喜欢和人保持密切来往，不是让人喜欢对你有什么利益，当然在里面还是重要的，你总不能让人家揍你吧。包括警察，我们有时间还聚一下，他们说没想到你还能记着我。我这一辈子就进去这么一回，我还不记着你？那个经历给我一个特别大的改变，就是你应该是一个有诚信的人，是一个说完不会忘的人。我年轻的时候，没良心到什么程度？有一次我去潭柘寺，拿气枪打鸟，结果被人没收，让我回学校开了证明来取枪。开完证明去取枪，上长途汽车我就知道，是末班车。取枪过程办了一堆手续，出来后车没了。我从潭柘寺往回走。深更半夜，也没有路灯，我抄近道，翻山越岭，一直在山里走。最后在路上碰到一个特别好的农民，我说大哥你能把我带到门头沟镇上吗，那边有夜班车能回北京。他就骑车带着我到镇上。我跟他说，大哥你叫什么名字告诉我，我肯定忘不了你，肯定报答你。到家的时候都早上了，我跟我妈说：‘今天碰到特好的一人，他名字叫——’忘了。我以前就这么一人，当场就给忘了。我到这个岁数应该有这个改变了，不能永远觉得自己是一个狂生，一个孩子，一个宠儿。”
湖南卫视综艺节目“我是歌手4”第11期，老狼请来好友高晓松助阵，演唱《冬季校园》
想想以后老狼再也没机会跟高晓松争论谁的音乐好谁的音乐差了，生活中会少了很多乐子。
高晓松比过去瘦了不少，一看就是工作压力巨大，让他瘦了身。现如今，他作为阿里音乐集团董事长，要接受新的时代、新的音乐市场模式的挑战，他说：“我们为什么要推出‘阿里星球’，就是因为我跟宋柯想了很久，首先这个行业应该回到配齐角色这条路上来，然后再说这个角色在今天这个时代有什么变化。阿里有一点好处，就是不急功近利，因为不需要我们给阿里挣钱，我们能给阿里挣什么钱啊。所以就是先改造行业吧，先努力把行业捋顺，基本上我觉得其他的互联网公司目前还主要集中在播放器这一段，因为如果你急功近利那你就是不挣钱你得要流量啊，播放器就是一个流量入口、用户入口。但是我们还是想回过头来把行业的角色配齐，在阿里星球上是全齐的角色。而且我们忍住了不自己签艺人，就像马云当年忍住了不开店一样，如果当年他开了一个淘宝店，那不就成亚马逊了么，就不是今天的阿里巴巴了。所以马云也一直教我们说要忍住，不要看见利益就上，就是坚持做平台，坚持服务大家，把数据留给自己，把生意让给大家。所以我们也多次忍住了说，咱也签几个歌手，弄弄唱片。现在所有唱片公司都不是我们的对手，所有的经纪公司都不是我们的对手，都是我们服务的对象，甚至腾讯愿意来入驻我们也很高兴。其实就是你到了任何一个帝国型企业，你首先想到你有什么优势，阿里的优势就是做平台。”
高晓松的压力有多大？除了瘦一圈，他还常常把压力做到梦里。“不光是阿里，凡是这种大型的公司肯定都给人很大的压力，因为你得跟上这样的节奏。以前做事的速度跟现在比就差了很多很多，以前说三件事成一件，剩下两件事大家就不提了。在这里说的每一件事，都不能拿嘴胡说八道，所以有非常大的压力。我这么一个大心脏的人，但有两件事给我压力特别大的时候我会做到梦里去。我每次拍电影，拍到中间我夜里梦见我到现场后没剧本，大家都等着我说怎么办，在梦里那个急的啊，就吓醒了。现在也是，我经常梦见出了很多问题，特别焦虑。但是成长特别快，只有这样大的压力下才会成长，逼你去想，然后你就会去问，我跟阿里其他的各位老总取经，大家都愿意帮助你。原来我对大数据是不看好的，但这次我真的领教了。我们跟全世界最大的经纪公司合作的时候，把一个人的名字输进去，他的整个‘粉丝’画像全部出来，‘粉丝’有多少、在哪儿、教育程度、收入状况、有车没车、开什么车、穿什么衣服……美国经纪公司也没这东西。人家立刻说，那咱们合作吧，我们没这东西。过去我们这些草莽，天天坐那靠老中医号脉，我跟宋柯干这么多年了啊。现在天翻地覆观念的转变，视野的开阔，我们都很兴奋。其实也没人拿着鞭子抽我们俩，但是到了这个地方，不由自主就特别投入了。我还是挺欣慰的，人一生总是要到一个地方去拼搏一阵子。”
因为压力，高晓松在慢慢收缩他的个人活动时间，电影也不拍了，歌也不写了，社会活动能不去就不去。不过，有一位大收藏家贡献了80多万册明清民国时期藏书，开了一家公益图书馆，叫“杂书馆”，免费向社会开放。高晓松被请去做馆长，这倒是跟他的兴趣合拍。至于未来的音乐环境究竟会变成什么样，谁也说不清楚，也许有一天人们还会说，高晓松又一次很幸运地抓了一次机会。
（实习生唐瑶对本文亦有贡献，部分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