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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

杨绛：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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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
原创 2016-05-25 王恺 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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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与外界不多接触，她早就借翻译兰德的诗，写下了她的无声的心语：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这首诗确实是这位老人心境的真实写照。
杨绛先生百岁之时，主笔王恺有幸采访了她，写下此文（原标题《百岁杨绛，尊严和信仰》），今天再次分享给大家。先生走好。


杨绛2003年岁尾摄于三里河寓所



“大嫂杨绛”的韧性
钱锺鲁先生向本刊记者回忆，他永远记得他第一次见到杨绛的情景，那时他还是孩子，在钱家那个被称为绳武堂的几间大厅里跑来跑去，新婚的杨绛带给他一把有蛇皮外套的蒙古刀，他喜欢极了，立刻就别在腰上。

钱家规矩大，按照钱锺鲁先生的回忆，是极其“古板”，“一套封建老规矩压在小辈头上”，婚姻一般是遵从父母之命，像钱杨这种自由恋爱，“给我们以后小兄弟自由恋爱开了一个好头”。

按规矩，新媳妇进钱家门，必须穿着红裙在钱家祖先群像前和长辈前跪拜磕头，才算钱家的媳妇。传说杨绛没有磕头，可是按照钱锺鲁先生的回忆，大嫂向钱锺书的父母亲磕头跪拜，一切如仪。

钱锺鲁的母亲，也就是杨绛后来文章中提到的“婶婶”喜爱她，因为聪明，有幽默感的婶婶觉得，杨绛“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宣哥痴人痴福”。

钱锺鲁先生说，当初大嫂要去振华女校当校长，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不愿意，觉得应该在家做家务，但是大嫂的父亲老圃先生不乐意，鼓励她出去工作。可是杨绛在抗战后期真的身任钱家的“灶下婢”，为了节约开支，她自己和煤末，做煤球，踮着脚站在大水缸前，弄一脸煤灰；她还负责洗衣服买菜，知道她不好意思上菜场，钱锺书陪她一起去，两人说笑着就把菜买回家。她当时还在写喜剧，解放后夏衍、胡乔木都提出想重版她的戏剧作品，被她拒绝了。她承认，当时写喜剧，主要原因是为“稻粮谋”，出版后给家里买肉吃。

钱锺鲁先生最佩服的，也是大嫂身上的这种坚韧之劲，钱锺鲁先生觉得，杨绛先生身上的坚强性格有她父亲老圃先生的传统，老圃先生豁达，并不训示子女，不过他自己的言传身教，使杨绛变得坚强乐观。最著名的是老圃在京师高等检察厅厅长任上，因为坚持审理交通部总长许世英受贿案，宁可被官官相护的北洋政府罢官的事例。

很多人是通过“文革”时期杨绛的坚强表现，觉得她不光是“文弱书生”，还有“怒目金刚”的一面。可是钱锺鲁先生说他早觉察这点。“她像一个帐篷，把大哥和钱媛都罩在里面，外在的风雨都由她抵挡。她总是想包住这个家庭，不让大哥他们吃一点苦。”甚至最琐碎的事情也是这样，钱锺鲁记得，钱锺书穿着打扮都是大嫂一力负责，保证大哥每次都体面地出现在客人面前。

1997年钱媛去世，1998年钱锺书先生去世，钱锺鲁和妻子陈霞清特别难过，他们从前在机械部工作的时候，就住在钱锺书先生三里河的住宅对面，两家走动频繁，深知这种痛苦巨大。可是去见大嫂，杨绛竟一点眼泪都没有。陈霞清也是无锡人，用无锡话对大嫂说：“你哭吧，好受点。”

枯瘦的杨绛身体并不好，有阵子她只能扶着墙壁走路，陈霞清他们见到她没有眼泪，但在晚上要吃安眠药度日。“那时候安眠药只能按处方购买，限制很厉害，结果她吃的量大，我帮她去要药。”这种苦楚，只有身边亲近的人知道。钱锺鲁说，后来看到杨绛的文章，说“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的时候，眼泪就流下来。他说：“大嫂太苦了。她是个非常爱孩子的人，我去看她都带着孙子孙女同往，她特别高兴，说她们把福气带给她了，可是现在家里人不在了，她如何过？”

杨绛让钱锺鲁他们不要担心她，她说自己“要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她的办法，就是一头把自己扎进书里，把自己忘掉。她读了些古圣哲的书，最后选择了柏拉图对话录中的《斐多篇》，反复读了很多遍，最后决意翻译这篇对话。苏格拉底相信灵魂不灭，坚持自己的信念，因信念而选择死亡，杨绛想借翻译自己不识的希腊文，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


新婚的钱钟书和杨绛搭乘邮轮赴英留学

钱锺鲁觉得，她做到了。钱锺鲁先生说，大嫂一向是他们家的长者，平素大家敬重她的为人，不仅因为她的学识和名声，纯粹是因为她的人格上的魅力。陈霞清则告诉本刊记者，大嫂是整个家庭的偶像，最困难的阶段，她也不抱怨，只是为家里挡风遮雨，“‘文革’受了多少不公平的待遇，我们从没听她说过，后来看书才知道”。

杨绛临近百岁的时候，家里人带着孙女去看她，带着蛋糕，钱锺鲁特别想孩子们能从老奶奶身上学到东西。杨绛并不像个百岁老人，特别会说话，有趣，口齿清晰，常叫钱锺鲁要听陈霞清的话，不听话就要陈霞清告诉她。还把孩子们送的生日小帽戴在头上照相，做八段锦给他们看，说自己身体很好，前些年她还带着陈霞清她们送的计步器在院子里走路。她已经超越了生死。

陈霞清说，每次去看杨先生，都预先跟保姆说好，不能去太早。杨先生要梳妆打扮，陈霞清也特别佩服大嫂这点，穿的衣服全是半新不旧的，可是特别有派，百岁老人还有她自己的气度。

这种气度，在钱锺鲁看来，是天生的。他特意举出杨绛在“文革”时的例子来佐证：当时杨绛在“人民群众”揭发钱锺书张贴的大字报下贴小字报，讲清钱锺书没有反革命行径，结果被拉到千人大会上示威，要求她讲清楚。给她一面锣鼓，她一面跺脚，一面顶嘴，后来干脆就使劲敲锣。“人民群众”闹翻了天，押她去游街，众人始知杨先生不是娇小姐。到晚年和钱锺鲁说到此事，她还很高兴：“文革”中，外文所就她一人敢于和“革命群众”发脾气。她解释，在艰难忧患中，能吃苦是最重要的品质，“有信念”，就能克服艰难困苦，就像老百姓常说的“有念想”一样。


有尊严地活着
“文革”中，外文所同事郑土生是杨绛的朋友，他向本刊记者回忆，他当时就在杨绛“贴小字报”的现场。郑土生原来是北京大学外语系的学生，他的老师是有“小钱锺书”之称的吴兴华，在来外文所工作之前，老师就叮嘱他一定要去找钱杨二位老先生多请教，可是郑土生不敢冒昧上前，觉得自己学问不好，有攀附的嫌疑。当时看见钱杨两位先生拿着小糨糊桶，在“人民群众”声称要打倒钱先生的大字报下贴声明，心里钦佩至极。“只有经历过‘文革’的人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郑土生在外文所不久就被纠出来，说是反革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要他填表登记自己的罪行。那时候他吃不下，睡不着，想到自杀。他把欠外文所同事的钱一一还清，其中欠杨先生75元，是他在前段为来北京申冤的老乡亲买火车票所欠的钱。可能就因为他还钱的姿态让人起了疑心，杨绛先生把钱扔到他抽屉里，并且留条子说：我的钱不用马上还，马上我们都要下干校了，你拿着钱买生活必需品吧，来日方长，你要注意身体。


在清华大学任教时的杨绛

看到这个条子的郑土生激动得浑身发抖，当时所里人人惧怕，没人敢安慰他，就为这件事，郑土生说他感念了杨先生一辈子。

到干校后，杨先生在菜园班，郑土生干最苦最累的活，因为大家不让他打篮球，所以自己买了一个篮球，结果都说他有精神病。可他不在乎，杨先生也不在乎，照旧和他来往，听说他暖瓶碎了，要买一个送给他，被批判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郑土生说自己尽量让杨先生过轻松点，收工时候陪杨先生走夜路，下大雪的时候，一早起来去扫杨先生门口的雪，怕老人滑倒，结果众人看见了也没什么话说。有一次钱先生和钱媛来看杨先生，三人在路上散步，郑土生不敢和他们说话，走近的时候悄悄用英语说：散步有利于胃。钱先生父女都对他会心一笑，他知道，杨先生肯定把自己为她做的一点小事都记在心里，对钱先生说过了。

更早时期认识杨先生的外文所的朱虹回忆起杨先生来，更是感动。让她难以忘怀的，同样是杨绛先生的人格魅力，特别有尊严感。1953年朱虹从北大西语系进外文所工作，当时杨绛她们都被称为“老先生”，可是杨先生并不老，每周开会，给朱虹深刻印象：“她特别端庄，穿得很整齐，可是不趋时，绝对不穿列宁装之类，有时候一些公共活动，我们不当一回事，知道是走过场，可是她很认真。”那个年代外文所斗争不断，批胡适，然后是拔白旗，杨绛被当白旗拔出来，当时被迫写批斗材料的是北大毕业的杨耀民，他事后非常痛苦，这位朱虹的同学后来在“文革”中被批斗自杀。朱虹向本刊记者回忆，杨耀民曾经和她忏悔过，说他抵挡不住组织的压力，是被迫的。朱虹说她一直想找机会和杨先生说这事，后来看杨先生自己的书中提到过杨耀民，心境很平和，显然已经原谅了杨耀民。


杨绛

当时在外文所，整体气氛就对杨先生不友善。朱虹记得，当年作为最高标准的研究成果都是苏联的一些所谓马克思观点的文学批评，那些东西，她们都觉得价值不高，何况杨绛、李健吾、罗大冈等老先生，他们只能翻译小说来充当研究成果。“现在想想，老先生们的那批翻译，是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体现着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

杨先生即使在那种情况下，气质也很端庄，朱虹最佩服杨先生的，就是她在什么情况下都抱有尊严感，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朱虹用了“漂亮”来形容杨先生，她的那种漂亮，是整个诗书气蕴的外在显示。“不用说干校阶段了，她始终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见到我们，拿把糖过来，让我们补身体；不管多脏多累，始终不像我们，拿着脏手就抓馒头，她天生有种大家气派——100岁了还这样。我和柳鸣九要送孩子回老家，没钱犯愁，结果杨先生不知道怎么了解到了，立刻送了300块钱过来，当时她送出去很多钱，别人不还，她也从来不要。”

朱虹告诉本刊记者，“文革”初期，工宣队要求所有人住单位，杨先生和另外5名同志住大通铺，朱虹说也没怎么看见，就发现杨先生已经换好一身旧衣服，睡在床边上，大家本来是不同政治派别，没话找话，杨先生轻声细语说到她爱给钱媛做炸小鸡吃，那种说话的态度，和她平时在大会上态度一样。

当时大会小会整天鼓励相互揭发，年轻人不知道如何自处，常有人做出异常举动。可是在朱虹眼里，杨绛先生和那些老先生从不做侮辱他人之事，揭发胡适，斗胡风，包括后来斗俞平伯、吴晗，大大小小的运动，杨先生都不做落井下石之事。“别人捶胸顿足互相揭发，可是杨先生从不会借运动去踢人一脚之类，其实老先生当中照样有矛盾，可是杨先生从没有做出过让自己后悔的事情。”朱虹觉得，那就是杨绛身上的尊严感，她把尊严看得很重，主要是因为她信仰文化，她不相信，几千年宝贵的文化会被暴力毁灭，她还相信人性，不相信会彻底泯灭。

60多岁的时候朱虹出国研修，当时汉学家韩南和她讨论人生有什么后悔的地方。朱虹第一个想起来的是，自己年轻的时候，没有对杨绛、李健吾这样的老先生多加保护。“那时候人人自危，不敢去安慰他们，看杨先生被斗争着去洗厕所、剃阴阳头，也不敢上前安慰，到老了想想很难受，因为没有在杨先生需要的时候给她安慰。”

在朱虹眼中，钱杨二位先生还有点和别的老先生不一样：“老先生有的爱吹牛，可是他们两位在公众场合很不爱放肆说话，他们的观察能力体现在文章里。”杨绛的《干校六记》和《洗澡》都是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好文字，描绘周围的世情与人物又非常准确，朱虹觉得，杨先生的文字，就是西方谚语里所说的，戴着丝绸手套的铁手。

杨绛的小说和戏剧其实有广泛的读者群，可她一点不为意，夏衍就多次说：“你们捧钱，我捧杨。”在杨绛被拔白旗之后，他对人说：“我遍找你不得，原来你在这里。”


杨绛先生的学问
不过杨绛对于自己的作品远不如钱锺书先生的在意，熟悉她的人知道，钱先生逝世后，杨先生所做的一大工作，就是整理钱先生从上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的中外文笔记，除了厚重的《容安堂馆札记》，现在的《钱锺书手稿集》马上要出版，都是她整理的结果。另外，她还经常重新翻看钱先生过去的著作，最常读的是《槐聚诗存》，还时常与周围的人说，有个字值得斟酌一下。百岁老人，在灵魂上和钱先生息息相通，她的精神世界里，钱先生和钱媛都还在。


钱钟书（摄于1984年）

说到杨绛自己的学问，朱虹深有体会：杨先生的学术文章绝对不是八股文，她的知识系统其实很博大，在漫长的时间里，杨先生不仅翻译了《堂吉诃德》，还翻译了系列的流浪汉小说，包括《小瘌子》、《吉尔·布拉斯》，后来又是《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事实上，这背后有类似于艾略特提出的“原型”理论在支持。朱虹说，当时中西学术交流隔绝，他们不知道艾略特的理论，所以杨先生写的系列学术文章她们也看不明白。“现在想想，杨先生的那些小说的序，不都是最好的学术论文？”

朱虹说，杨绛在早年对中西方文学广泛涉猎，也研究过李渔等人的作品，特别好的母语底子，使她的翻译能够体会作者的弦外之音，也能把作者在文字上放上去的含蓄未吐的句子亦信亦达地翻译出来。她因为喜欢塞万提斯，60多岁新学西班牙文，从原文翻译《堂吉诃德》，肯定是中国最好的译本。前些时候有翻译者说杨绛译本的错误，事实上，她的译本是不可替代的。杨家人似乎都有翻译的天分，她的妹妹杨必翻译的《名利场》同样是名篇。

外文所的薛鸿时告诉本刊记者，他一直听杨先生讲，她和钱先生初次见面，两人就表示自己一生的志趣不过是在书斋做普通人，贡献一生，做做学问。两人志趣相投，非常和睦幸福地走完了一生，所以杨先生始终把自己定为普通人，绝对淡于名利，对自己的学问也始终不夸耀，实际上，她的学问比很多大学者要高明。薛鸿时当年常常帮钱先生借书，经常去钱家，有时候也拿些小问题向杨先生讨教，第一次翻译美国作家门肯的散文，杨先生轻巧的几句话就让他明白了很多道理。“她写的《翻译的技巧》，我是拿着当宝典的。”后来他翻译狄更斯，也是受到杨先生鼓励而成的。

郑土生在1976年因为给中央写信反对“文革”，再次面临牢狱之灾，他很痛苦地去钱杨家诉苦，杨先生安慰他，要是他真被抓走，儿子的养育问题由他们负责，并且鼓励他去研究莎士比亚。“我就此走上了研究道路，可是第一篇文章就没人敢发表，我是研究哈姆雷特的，考证结果和当时所有的大家，朱光潜、朱生豪以及王佐良都不一样。我去找所长卞之琳，他没有管，找到钱先生杨先生，他们不研究莎士比亚，可是杨先生看了文章觉得很好，推荐给了《读书》杂志，发表出来后，我的学术成绩才被认可。”

在这些后辈看来，杨先生和钱先生同样可被称为国宝，可是杨先生一点不愿意别人这么说她，她只是习惯于称钱先生的博学和自信，当代学者无几人能比，外人说钱先生骄傲，她说她一点不觉得。最近编辑钱先生纪念文集，朱虹写了一件轶事：美国哈佛大学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哈里·莱文（Harry Levin）著作等身，是享誉西方学坛的名家，其高傲也是有名的。就是这个高傲的人，与钱锺书会见谈学后回去，闷闷冒出一句“我自惭形秽”。陪同的朱虹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所知道的一切，他都在行。可是他还有一个世界，而那个世界我一无所知。”

就这么简单的一篇文章，杨先生非要放在文集最前面，朱虹都觉得意外，可是随即就明白了，杨先生的世界里，钱先生远比她自己要重要。唯一提及她自己的，就是钱先生有“誉妻癖”，总说她聪明，朱虹不胜神往地说，杨先生的聪明，放在那里，像她给《围城》撮要为“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包括给三联写文章《不官不商有书香》都是信手捻来，那已经是她八九十岁的事情了。

不过这些外在的赞美或感叹，都和杨先生的世界没有多大关系了。杨绛先生自己说：我今年100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100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

（感谢实习生王沈洁对本文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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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红：杨绛先生的最精彩生命始于87岁
原创 2016-05-25 柳红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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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闻杨绛先生（1911年7月17日－2016年5月25日）逝世。谨以小文纪念这位平凡而又不凡的女性。

杨绛先生写《走到人生边上》（2007年出版）时说：

“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后看，我已经活了一辈子，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向前看呢，我再往前去，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当然，我的躯体火化了，没有了，我的灵魂呢？灵魂也没有了吗？”

今天，她终于越过了那个生命的“边”，耳边响起她的天问，又仿佛听到了天答：

“我再往前去，就什么都没有了吗？”

还有。

“灵魂也没有了吗？”

还在。



探索人生的价值，是她写那本书的缘起和目的。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是跟着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无论你想还是不想，无论有答案还是无答案，无论你身份高低贵贱。杨绛先生特别强调自己不是哲学家，就是些家常话，自己设问，一个一个寻找答案，她说：“我想看看能探索到多远。”到这时，她已经变身为一位智者，身形弱小、走在人生边上的96岁老人，以“思”之极限，探索生命和灵魂的根底，这是一幅美丽的画面，定格、永恒。

杨绛，出生于1911年晚清之末，经历了民国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再到1949年之后。百年中国的朝代更迭、战争逃亡、天灾人祸，无一幸免地经历了。她有三个角色：一是才女，创作过剧本，小说，是《堂吉柯德》的译者，也有学术文章，她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二是慈母，女儿钱瑗是一位受人喜爱的大学教授，出色的学科带头人。杨绛称女儿是自己的“生平杰作”；三是贤妻，她是世界知名的学问家钱锺书先生的夫人，钱先生称她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她的女儿和丈夫分别于1997、1998年相继去世。那时的杨绛已经87岁高龄。原本她的心愿是：“锺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然而事实上，杨绛先生又独自走过了十八年。这十八年，她燃照着生命之光。

那是2004年，杨先生因病住在医院里，躺在病床上一直思索一个题目，就是《走到人生边上》。出院后，她说：“一回家，我立即动笔为这篇文章开了一个头。从此我好像着了魔，给这个题目缠住了，想不通又甩不开。”“真没想到我这一辈子，脑袋里全是想不通的问题。这篇短短的小文章，竟费了我整整两年半的时光。废稿写了一大叠，才写成了四万多字的‘自问自答’。是我和自己的老、病、忙斗争中挣扎着写成的。”

这是一本开放的书，她说：“等待着聪明的读者，对这篇‘自问自答’的批判，等待他们为我指出错误。希望在我离开人世之前，还能有所补益。”那么，她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发问？又落脚在哪里的呢？一共涉及了十一个问题：

首先是神和鬼的问题，中国人受了几十年唯物主义教育，实践中登峰造极的是“人定胜天”的“大跃进”。然而，自从有了人类，就有对天地自然的敬畏，有信仰、信念、信心，这是迷信吗？杨绛先生的结论是：“相信大自然的神明，或神明的大自然，是合乎理性的。”“我相信看不见的东西未必不存在。”

其次是人的问题。第一，人有灵魂；第二，人有个性；第三，人有本性。食色性也是本性，灵性良心也是本性。“凡是人，不论贫富尊卑，上智下愚，都有灵性良心。贫贱的人，道德品质绝不输富贵的人。愚笨的人也不输聪明人。他们同样识得是非，懂得好歹。……昧了良心，为名为利而为非作歹的，聪明人倒比愚人多。”

第三是灵与肉的关系，谁是主宰？在灵与肉的斗争中，灵魂在哪一面？

第四是命与天命。人能做主吗？“既然人生有命，为人一世，都不由自主了。那么，‘我’还有什么责任呢？随遇而安，得过且过就是了。”对此，她的回答是：

做主的是人，不是命。

第五是万物之灵；

第六是人类文明，强调人的可贵是人本身；

接下来的问题依次是：人生实苦，人需要锻炼，修身之道，受锻炼的是灵魂。
第十一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是：人生的价值。有人说，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顶多只有名声。那么杨先生问了：没有名气的人呢？欺世盗名的大师，声名倒大得很呢！假如是残疾人，或疾病缠身的人，能有什么贡献？他们都没价值了？她的回答是：他们承受病痛，锻炼灵魂，在苦痛中完善自己。不虚生此世。

这本书不是干巴巴的思辨，而是穿插了她的很多经历见闻。书里有蜿蜒曲折又细密的心思，是自言自语，又是敞开思想之门。我自己阅读这本书的感受，是代入式地，跟着她想。


▲ 在家中写作的杨绛

如果我们把她的人生分为几段的话，我认为，杨先生87岁以后的生命光华最为绚丽。

在钱先生去世之初，她说：“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杨先生说：她的责任太多了，那么多手稿、读书笔记、全家的东西，都待她整理和处理，得付出很大劳力才能胜任。而她已经身心交瘁。

所以首先是要活下来，要度过失丧之痛这个人生难关。对于一位老弱病人，谈何容易？！杨先生寻求救援的办法是阅读，大量阅读中外古圣贤哲的书，她被柏拉图的《斐多篇》深深吸引，她说，其中“苏格拉底就义前的从容不惧，同门徒侃侃讨论生死问题的情景，深深打动了我，他那灵魂不灭的信念，对真、善、美、公正等道德观念的追求，给我以孤单单生活下去的勇气”。她决定把这本书翻译出来。杨先生不懂希腊文，却“试图做一件力所不能及的事，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而且她避免哲学术语，最终把它译成最接近原著的语言生动如戏剧的对话。译后记的落笔时间是1999年12月18日，而第二天，12月19日，是钱锺书先生逝世一周年的祭日。这是她一年来找寻灵魂的书，也是敬献于钱先生的书。这本书于2000年4月出版。

接下来，她重新出发了，着手处理钱锺书先生留下来的浩如烟海的中外文笔记，札记，时间跨度是从1930-1990年代。比如光外文笔记，包括英、法、德、意、西、希、拉丁文的笔记本178册，3万4千多页。整理、出版都是巨大的工程。然而，她做成了！《钱锺书手稿集》的札记三巨册于2003年出版；中文笔记二十册影印版于2011年出版。外文笔记也在整理出版的过程中。杨先生在序言里写道：“这大量的中、外文笔记和读书心得，锺书都‘没用了’。但是他一生孜孜矻矻积聚的知识，对于研究他学问和研究中外文化的人，总该是一份有用的遗产。我相信公之于众是最妥善的保存。但愿我这办法，‘死者如生，生者无愧’。”说来说去，还是一个生和死的问题。这篇序文的落款是：“杨绛敬序”，一个敬字，万千恩爱，再一次人间告别，钱先生天上有知。

几十年前，钱锺书和杨绛之间就相约除非死别，再不生离。他们一家三口相亲相爱相敬，在一起，总有无穷的趣味。杨绛早有计划写一本书，名字叫《我们仨》。1997年，女儿钱瑗病重期间，跟妈妈说，你把那个题目让给我吧。当然好，于是，女儿钱瑗在病榻上为她的《我们仨》编制了目录，第一节是“爸爸逗我玩”，并写了五篇。当然她没能写下去。那个时期，杨绛是在女儿和丈夫住的两家医院之间来回奔跑，一个在西山，一个在城中。女儿走了，杨绛不忍心告诉钱锺书，但又不能不说。直拖了四个月，杨先生才费力地用了七天时间向钱先生一天挤一点。先说，她现在没病了，不咳嗽了，能安眠了；第七天说她已去了。难为她这番苦心，钱先生已心知肚明。


▲ “我们仨”合影

杨绛说，“我要写一个女儿，叫她陪着我。”她说到做到了！2003年《我们仨》出版。这本书分了三部分：第一部是我们俩老了；第二部是我们仨失散了。她用了一个万里长梦，以客栈，古驿道上的来回奔走，小船，医院写一家三口的此生亲情缘分；第三部是：“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在我眼中，“我们仨”不是三个人，而是一个生命体。她回忆1938年，和钱锺书在法国留学时，得知妈妈逃难时去世，“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遭遇的伤心事，悲苦得不知怎么好，只会恸哭。哭个没完。……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悲苦。但是我没有意识到，悲苦能任情啼哭，还有锺书百般劝慰，我那时候是多么幸福。”此时此刻，只有她一个人回忆我们仨，她说：“老人的眼睛是干枯的，只会心上流泪”，她反复使用了“心上绽出几个血泡，添了几只饱含热泪的眼睛”这样的字句。那份孤单、衰老的哀伤，读者无不为之动容。



也就是在完成了这些作品之后，才到了书写《走到人生边上》的时候。从思考问题、答案到文体，都看得出她深受《斐多》一书的影响。然而，她的人生远没有走到尽头，甚至更加辽阔。

98岁，杨先生又动笔续写她早年小说《洗澡》的续集《洗澡之后》。这是另一个打扫现场。她说：“假如我去世以后，有人擅写续集，我就麻烦了。现在趁我还健在，把故事结束了吧。”“故事已经结束得‘敲钉转角’。谁还想写什么续集，没门儿了!”这本书2014年出版。

2013年《杨绛文集》修订版出版。

还有壮举，杨先生102岁打了一场维权官司，叫停拍卖他们一家三口的书信。此外特别值得提及的是，2001年，她与清华大学签订协议，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帮助爱好读书的清寒子弟完成学业。将稿酬全部捐献，至今已持续15年。

杨绛先生走得很远，远到我们望尘莫及。她告诉我们边的外面还有无限的存在。归根结底，《走到人生边上》讨论的是有限和无限的问题。我在想，105岁的杨绛先生对人生边上的思考一定与96岁时的思考有所不同。当然我们没有机会向先生求教。作为一个读者，我想沿着先生的思路追问：如果说人生有边界，就意味着有中心或说原点。那么，边界在哪里？边界之外是什么？中心（原点）又在哪里，中心的内核是什么？

杨绛先生从中心、原点出发，这个原点代表着她的价值观，所坚持的人性、美德，她将它们带了长长的一生，恪守了一个多世纪。反躬自问，当我们接近人生边缘，回顾一生时，能够无愧于出发的原点吗？能够开怀地面向边界之外的无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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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再现钱钟书和杨绛的绝美爱情故事|共识头条
2016-05-25 岚枫 共识网


共识君按
总有些东西永恒不变

那便是“风骨”

5月25日凌晨一时，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锺书夫人杨绛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




 我和谁都不争

和谁争我都不屑

我爱大自然

其次是艺术

我双手捧着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

我也准备走了

——杨绛译诗


我见到她之前

从未想到要结婚

我娶了她几十年

从未后悔娶她

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钱钟书


杨绛与钱钟书新婚

答报情痴无别物——钱钟书与杨绛
岚枫

一、佳偶天成

1932年，春，古月堂。

1932年的清华女生宿舍，有个很典雅的名字，叫“古月堂”，入夜时，古月堂前常常站着等女友的男生，他们把“约会”戏谑为“去胡堂走走”。

那时候的清华同现在并无二致，男多女少，女生都是被宠爱的。古月堂不设会客室，男生们便都立在门口，无论春冬，无论寒暑，古月堂前总能看到一两个焦灼的身影，眼巴巴地盯着大门，盼着那一位千呼万唤始出来。

在那些等待的身影里，有一位面容俊朗的男子，他名叫钱钟书，是清华西方语言文学系的学生，在西语系，他是有名的才子，当时，他，曹禺，颜毓蘅被大家称为“三杰”，他又格外出众些，教文学的吴宓教授称赞他：“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才尤为不易得，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


青年钱钟书

他是江苏无锡人，出身名门，他的父亲钱基博是近代著名的古文家，曾先后担任过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校的教授，他的母亲姓王，是近代通俗小说家王西神的妹妹。他在家中是长子。

他的中学时代就读于苏州桃坞中学和无锡辅仁中学，两所学校都是美国圣公会办的，注重英文教育，他因而打下了坚实的英文基础，而他的国文由父亲亲自教授，也渐渐有了深厚根基，他的古文造诣远高出同龄人，未考入清华之前，就以代父亲为钱穆的《国学概论》一书作序，后来书出版时就用的他的序文，一字未改。

他的国文和英文很好，数学却极差，幼年时他读《西游记》《三国演义》《说唐》，孙悟空，关云长，李元霸使用的武器斤两却能记得一清二楚，却不识得阿拉伯数字。他是1932年春考入清华的，入学考试时，他数学得了零分，本来是不能录取的，但因为他中英文特别出色，校长罗家伦就决定将他破格录取。因着这段不寻常的经历，他一入清华，文名就已传遍了全校。

他并没有让罗家伦失望，清华的课业素以繁重著称，别人都挑灯夜读，他却不仅轻松学完本专业的课程，还有余力钻研中国古典文学。他的读书数目之多，涉猎范围之广，让同班同学叹而观止。他的一个同学饶余威就曾感叹过：“同学中，我们受钱钟书的影响最大，他的中英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他上课时从不记笔记，只带一本和课堂无关的闲书，一面听讲，一面看自己的书，但考试时总是第一。他自己喜欢读书，也鼓励别人读书。”

他在文科方面有一种卓然的天赋，记忆力超群，过目不忘是一个方面，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他恋书成痴，读书于他全然不是一件必须去完成的任务，而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他无书不读，连辞典都看得饶有兴趣，在读书中，他能感到无上的愉悦。

他要等的这个女孩子名叫杨绛，她小他一岁，完全是他的同道中人，将阅读视作生命。


杨绛

杨绛是今年考入清华的，在西方语言文学系研究生院就读。她和他是同乡，也是江苏无锡人，但后来定居苏州。她的家世背景丝毫不亚于他，在苏州，杨家是有名的书香门第。她的父亲杨荫杭是著名的律师，他曾赴美日两国留学，获宾西法尼亚大学法学硕士，他创办过无锡励志学社和上海律师公会，担任过上海申报编辑，历任了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浙江省高等审判厅长等职。他有两部有名的著作《名学》《逻辑学》，流传后世，连钱穆也说深受其影响。杨绛还有一个姑母，名叫杨荫榆，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后来，在日军攻陷上海时为维护学生而被枪杀。

她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她先后就读于北京女高师附小，上海启明女校，苏州振华女中，成绩都很优异。她开始念书的时候，喜欢在课堂上淘气，她玩一种吹小绒球的游戏，吹着吹着就笑起来，老师看到了生气，就让她站起来回答课文内容，谁知她竟全能准确无误的答上来，老师十分惊讶。自小就聪颖异常的她很得父母和姑母杨荫榆的喜爱。


杨绛十五岁

十七岁的时候，她考入了江苏东吴大学，一年后分科，她选了政治系。可其实她的兴趣并不在政治，她喜欢文学，可是当时东吴大学并没有文学系，文科里比较好的法预科和政治科，她想选法预科，这样将来可以做父亲的助手，还可以接触社会上各式各样的人，可以为写小说积累素材，可是父亲并不同意她学法律，大约是他觉得社会黑暗，宪法如同虚设，从而对法律失了望，又抑或他觉得法律沉重，于一个女孩子并不相宜，总之，他坚决不要她当他的助手，于是，她只好改了政治系，因为不喜欢，她对课程只是敷衍了事，大部分时候都呆在图书馆里阅读文学书，三年下来，她对文学的兴趣更是一发不可收拾了。

大三时，她得到了威尔斯利女子学院的奖学金，可以去美国留学，可是奖学金并不包括生活费，美国生活费昂贵，她不想增添家庭的负担，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她压根就不打算继续攻读政治，她并不觉得洋学位多了不起，她宁可考清华的文学研究院，她想去中国最好的大学念自己最喜欢的文学。

她果然考入了清华，一入学，她便赢得了梁宗岱先生的赞赏，那时候，梁先生教教法语，第一堂课是听写，她的程度令梁宗岱刮目相看，他问她法语是什么学的，她坦然道：“自学。”

杨绛的才气和聪慧并不亚于钱钟书，他和她，一个是出身名门的才子，一个是书香门第的才女，门当户对，佳偶天成，连她的母亲都说：“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二、书信传情

他们在清华一起呆了一年，1933年的夏天，钱钟书毕业了，因为他格外出众的才华，清华希望他留校继续攻读硕士，可是，他拒绝了。他觉得自己有足够的自学能力，而且水平并不比在校的研究生差，没必要在同一间学校再学重复的东西，在文学上面，他向来是极自信的。

当时，他的父亲在上海光华大学担任中文系主任，他便应了父命，去了光华大学任教。

杨绛还没有毕业，继续留在清华读书，他们第一次短暂分开。


杨绛诗

他离开后，写了许多信给她，他做了很多情诗，皆是旧体诗，其中有一首是这样写的——

缠绵悱恻好文章，粉恋香凄足断肠；答报情痴无别物，辛酸一把泪千行。

依穰小妹剧关心，髾瓣多情一往深；别后经时无只字，居然惜墨抵兼金。

良宵苦被睡相谩，猎猎风声测测寒；如此星辰如此月，与谁指点与谁看。

困人节气奈何天，泥煞衾函梦不圆；苦雨泼寒宵似水，百虫声里怯孤眠。

这首诗写得文辞典雅，情深意切，放在唐宋佳作中也毫不逊色，他还写过一首诗，内有一句“除蛇深草钩难着，御寇颓垣守不牢，”运用的宋明理学家的语句，他从不写当时流行的新诗，一律用旧诗体，旧体诗需对仗工整，且讲究平仄，比新诗难做，他却写得挥洒自如，他还自负地说：“用理学家语作情诗，自来无第二人！”，他的才气就是在这样的小事处也会一一彰显。

他的诗虽做得好，她回信却并不多，她对他说，她不爱写信，他有些抱怨她，“别后经时无只字，居然惜墨抵兼金，”后来，他写《围城》，还念念不忘这段往事，《围城》里的唐晓芙也不爱写信。


杨绛一家人

大约是钱钟书写信写得太勤，连父亲钱基博也看出了端倪，有一天，老先生擅自拆了杨绛的一封信，从而对杨绛大加赞赏，原来那封信是杨绛写来和钱钟书讨论婚嫁问题的，他这么写：“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亲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终不受障碍。”钱基博看完，也不问钱钟书的意见，自作主张提笔给杨绛回了一封信，夸奖她明理懂事，并郑重其事把儿子“托付”给她。

有了这一出事，钱钟书和杨绛的关系从此被双方父母知晓，两人所在的家族都是当地名门，于是，双方父母便循照旧礼，为两人订婚。他由父亲领着，上杨家拜会杨绛的父母，正式求亲。然后，请出男女两家都熟识的亲友作为男家女家的媒人来“说媒”，他们还在苏州一家饭馆里举办了订婚宴，请了双方族人及至亲好友。

他和她本是自由恋爱，结合却沿着“父母之名，媒妁之言”老老实实走了一遍程序，他觉得这事颠倒了，她也觉得很茫然，“茫然不记得‘婚’是怎么‘订’的，只知道从此我是默存的‘未婚妻’了。那晚，钱穆先生也在座，参与了这个订婚礼。”默存是他的号，她喜欢叫他默存，而他也喜欢叫她“季康”，季康是她的号。


杨绛一家人

订婚后，他仍在光华大学授课，她回清华继续念书，她还有一年毕业，这时的她，在清华已经崭露头角，在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写作”课上，她教过一篇作业，叫《璐璐，不用愁！》，描写青春期少女的三角恋爱心理，细腻动人，朱自清很是赏识，推荐给《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后来这篇文章还被选入了由林徽因编辑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小说选》中，出版时题目改为了《璐璐》，署名是季康，那本集子一共选了25位作家，共30篇作品，和她一起选入的还有沈从文，萧乾，老舍，李健吾，凌淑华……，都是当时的名家，她以一篇学生习作被选，难得可贵。

她这么文才出众，又是大家闺秀，在男多女少的清华自是极受瞩目，虽已订婚，但终究还未成婚，未婚夫又不在身边，所以，爱慕她的人不在少数，“杨绛肄业清华大学时，才貌冠群芳，男生求为偶者七十余人，谑者称杨绛为七十二煞。”但她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她不太在意自己的相貌，从来都不觉得自己生得美，很多年后，有人为钱钟书做传，她还特意写信声明：“我绝非美女，一中年妇女，夏志清见过我，不信去问他。情人眼里则是另一回事。”

钱基博并没有看错，她一直都是理性明慧的女子，世间女子，大凡听到别人夸自己美，就算有一两个面上不露出来的，也会在心中暗喜，她却是例外，其实那些不相干的外人看她美不美又什么要紧，只要在情人眼中她是美的就行，也只有情人的认可方是真的赞誉。对容貌一事，她极是通达，所以，她没有在清华一干男生的追求中昏了头脑，飘飘然自恋成“公主”，一如她的文，她的人也一直保持着内敛和素净。


青年杨绛

三、新婚燕尔

又过了一年，1935年春，钱钟书参加了教育部公费留学资格考试。当时国民党教育部将英国退还的庚款用做国内青年去英国留学的奖学金，但这种公开招考的录取名额极为有限，英国文学就只有一个名额，钱钟书以绝对优势名列榜首，顺利地拿到了这个名额。

消息传来，杨绛极为高兴，有哪一个念西方文学的人不向往英国呢？莎翁，狄更斯，曼殊菲尔……那些英伦作家的名字在课本里如雷贯耳，而他们描写的那个国度，那多雾的伦敦，那泰晤士河上迷蒙的晓雾，那些优雅的英国绅士和穿苏格兰格子裙有着亚麻色头发的少女，如梦境般在她的世界里夜夜上演，三年前，她拒了威尔斯利女子学院，这一次，她连毕业都等不及了，迫不及待向同他一起离开，能和志同道合的心爱男子，去梦想之地游学，这当是年少时最叫人愉悦的事了。

她同教师商量，用论文形式代替考试，提前一个月毕业了，七月中，他们正式完婚。

婚礼仪式一共两场，杨绛娘家的那场采用西式，新娘披长纱，有为新娘提花篮的花女、及提拖地长纱的花童，有伴娘伴郎，还有乐队奏曲，新郎新娘鞠躬为礼，戴戒指，并在结婚证书上用印，而迎娶至无锡后，钱钟书家的那场，拜天地，敬高堂，入洞房，一切礼俗和仪式都按照中国传统的来。

他们的婚期正当酷暑，仪式冗长繁琐，他穿的黑色礼服，浆洗过的挺直领圈已被汗水浸得软耷，她被白婚纱一层层紧实裹着，早已从头到脚湿透，仿佛从水里捞了出来，他们一起步入席间，给宾客敬酒，在忙乱和喧哗中，偶尔相顾一笑，天气炎热，彼此的眼神却格外清明。


新婚的钱钟书和杨绛

从前，她和他提起自己的家庭的时候，她有些自豪道，他说，清末状元张骞曾称她的父亲杨荫杭为“江南才子”。不想他也把张骞致他父亲的信拿给她看，原来在信中，张骞也称钱基博为“江南才子”，她哑然失笑。

“江南才子”是否张骞敷衍送人的，不得而知，但她与这赞誉却是缘分非浅，她“从一个‘才子’家到又一个‘才子’家，”而且，她嫁的男人，也一样担当得起这四个字。

四、牛津岁月

一个月后，他们双双离开了江南，从上海起航，乘船去了英国，有关婚礼的繁琐杂事

都已经尘埃落定，他们终于有了两人平静相对的时光。



船行海上，猎猎的风吹过，空气中有咸凉的气息，他们都是第一次离家万里，旅途又漫长无际，不知何日才能抵达彼岸。遥望苍茫的海面，她陡然生了一种既甜蜜又惶恐的心情。

她常听他说自己“拙手笨脚”，现在她才知道原来这个鼎鼎大名的才子分不清左右手，不会系鞋带上的蝴蝶结，甚至连拿筷子也是一手抓，在生活上，他完全失去了“翩翩风度”，成了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小孩子，处处依赖他，这叫她想起一个古老的词来，“相依为命”，这一辈子，她都要照顾他了，虽然她也自小娇生惯养，连自己都照顾不好。

牛津大学秋季开学是十月份，他们抵达牛津时，学校还未开学，他已由官方安排妥当，进入Exeter（埃克塞特）学院，攻读文学学士学位，而她也接洽女子学院，希望能继续攻读文学，可是文学的名额已满，只能修历史，她又不肯，于是，她做了牛津的旁听生。

她偶尔去听课，大部分时候，她都呆在图书馆里，牛津的图书馆古老而恢弘，中世纪建筑宛若一座城堡，还在东吴大学念书的时候，她便在图书馆中寻觅，想走入文学领域而不得其门，考入清华后，深感自己欠修许多文学课程，如今，到了以藏书丰富著称的牛津图书馆，又有大把空闲时间，她开心异常，于是定了计划，比照着文学史，一本一本读书。


钱锺书、杨绛夫妇１９３６年摄于牛津大学公园

午后阳光从高大的窗户里照入，在她的笔记本上洒下疏落的影，她坐在临窗的桌前，读着架上的文学典籍，因是上课时分，馆中学生很少，偌大的厅中，常常只有她一人，那样的清静，连她写字的沙沙声也清晰可闻。

下课或放假的时候，他也会过来，两个人一起伏在桌上读书，有时候，他们也去市区的图书馆，那里可以借到十九世纪作品和通俗书籍，他们抱上一堆书回家，入夜了，街上的灯一盏盏亮起来，高大的警察慢吞吞走着，挨家挨户检查大门是否关好，邮差也识得他们，半道上遇上了，就把家信给他们，小孩子会和他们要信封上的中国邮票。牛津就是这样静好的小地方。

他在牛津拿到学位之后，他们又一起去了法国巴黎大学念书。巴黎大学比牛津自由，他们更加肆意的读书，他们除了英文，还读许多法国作家的书，比如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尤其是他，不仅读法文，还读德文，后来又加上了意大利文，他们的阅读量叫人叹而观止。

除了一起读书，他们还一起读诗背诗，中文的，西文的，都来者不拒，他们还喜欢比照着书中的描写一起看风景，看到不同的房子，就一起猜测里面住着什么样的人家，看到人流中的各等人，就猜测那人有怎样的身份。



他们有了一个孩子，一个健康漂亮的女孩，他们叫她“阿圆”，她生阿圆的时候，他天天守在她床前，她住医院，他在家和医院两头跑，他老闯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

他陆续打翻了墨水瓶，弄脏了房东家的桌布，弄坏了门轴，砸碎了台灯，她每次都笑咪咪的说：“不要紧，我会洗，我会修。”不过，她出院回家的时候，他却为她炖了鸡汤，还剥了嫩蚕豆搁在汤里，他做得很好，而她也真的把他做的“坏事”都修好了。

就这样，自小被仆妇照顾的他们在跌跌撞撞中学会了过日子，从没做过饭的她摸索着学做菜，犯了几次把扁豆壳丢了之类的错之后，居然也做出像模像样的红烧肉，而“拙手笨脚”的他不仅学会了划平生第一根火柴，还包办了他们的早餐，他做的早餐还很丰盛，有香浓的奶茶，煮得恰好的鸡蛋，烤香的面包，黄油果酱蜂蜜也一样不少。

在牛津和巴黎的数年，是他们最快活的时光，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好像自己打出了一片新天地。”

很多年后，有个叫金庸的武侠小说家，曾在他的《射雕英雄传》中写过一对夫妻，黄药师和他的妻子阿蘅，这虚构的情侣像极了他们，都是聪明骄傲才华卓越的男子，和才智足以与他们并驾齐驱的妻子，只不过黄药师和阿蘅是幻想中的神仙眷侣，而他和她，是红尘俗世里的珠联璧合，有谈诗论文心犀相通，有柴米油盐磕磕碰碰，方叫圆满。

五、回到硝烟中国

他们在巴黎呆到了1938年，那年秋天的时候，他们带着一岁的女儿，回到了战火硝烟的中国。


1938年回国途中，杨绛与女儿在船上

当时，清华北大为避战乱，都已南迁至昆明，共同成立了西南联大，他应清华
的邀约，将往西南联大教书，而她的家人避难到了上海，母亲在逃难时去世，三姑母杨杭荫为了保护学生被日军枪杀，她急于回家安慰悲伤的父亲，于是，他们中途分开，他从香港去昆明，而她带着女儿，独自回上海。

她在上海，一方面照顾父亲和阿圆，另一方面帮着母校振华中学筹建上海分校，还当了一位富家小姐的家教，工作虽辛苦，却有亲情的安慰，他远在昆明，却过得并不如意，他本就才高过人，如今留学归国，学术更是精进，在中国，出头鸟总是被打的，更何况他并不是擅于掩饰的人，与他不相投的人，他一概不放在心上，还常有戏谑之语。他是文字高手，往往只用一两个字便尽显讽刺刻薄之能事，放在西方，这是文人的幽默，放在中国，他不知得罪了多少人。

他在西南联大只呆了不到一年就离开了，正好他的父亲也在湖南蓝田师范任教，他便也去了湖南，他在那里干了两年，组建了师院的外语系，1941年暑假，他获悉清华将重聘他回校任教，于是他辞去了蓝田师范的职务，回了上海，他住在家中，一心一意等清华的聘书。


1962年的杨绛与钱钟书

可是，聘书迟迟未寄，他离开西南联大的时候，也发生过这样的事，当时梅贻琦校长亲自发电报挽留，可他却没有收到，直到清华校方又发电报来问他为什么不回梅校长，他才得知之前梅校长发过电报，可那时他已经往蓝田师院赴任。

两封信件都“失踪”得这么凑巧，他是聪明绝顶的人，何尝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据说，他受排挤，是因为他说过一句话：“叶公超太懒，陈福田太笨，吴宓太迂”，这句话他有没有说过，已不得而知，吴宓是赏识他的，为了他还和清华据理力争，称清华无容人之量，但是，在西南联大时，他也真的得罪了叶公超和陈福田，不管是不是为着这句话。

他是心高气傲的人，碰了两次钉子，自然不愿再回到不受欢迎之处去，于是，当陈福田来上海完成聘他的任务时，仍没收到聘书的他，客气的拒绝了。

他留在了上海，他们一家在这沦陷的孤岛一呆便是八年。



日军攻占了上海，振华分校也解散了，那位富家小姐也高中毕业了，于是，她换了另一份工作，做工部局半日小学的代课老师，而他在震旦女子学院授课，还收了两个拜门的学生。

她的父亲去世了，他家的经济条件也已大不如前，他们不愿向家中求助，她赶很远的路去郊区上课，辞了佣人，包揽了一切家务，自己劈木柴，和他一起自制煤饼，他也一再要求震旦给他加课时，两人纵是这样辛苦，仍敌不过物价飞涨。

贫穷摧毁了他们一家的身体，她持续不明原因低烧，他几乎每年生一场大病，他们的宝贝“阿圆”也得了骨结核差点死去。比之他们在巴黎在牛津的美好岁月，这是一段太过艰难的岁月。



可是，他们的日子依然过得生动有趣，她劈柴做饭的时候，戏称自己做了“灶下婢”，他逗女儿，有什么好吃的总“欺负”她，说“babynoeat”（宝贝不能吃），看她发愣便哈哈大笑，他乘女儿睡觉，在她的肚皮上画鬼脸，他总和她一块淘气一块闹。

生活的艰难，没有折损他们事业的辉煌，他写出了著名的《围城》，这部作品让“钱钟书”这个名字被世人铭记，她翻译出版了《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随铁大少回家》，创作了四幕喜剧《风絮》，被李健吾赞誉道：“我们开始发表杨绛女士的《风絮》，她第一次在悲剧方面尝试，犹如她在喜剧方面的超特成就，显示她的深湛面有修养的灵魂。”

战争终于在1949年结束了，那年夏天，他们被清华聘请，回到了北京，开始了新中国的生活。



他们没有选择离开，就像在牛津时他不肯放弃中国的奖学金投靠外国富翁改行读哲学，他们并非无路可走，可是他们留在了自己的祖国，而留下来，也不是为了唱“爱国调”谋什么高职，“我们不愿逃跑……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不愿做外国人。”

这八年并不是他们生命中唯一的艰难，后来，他们还经历了同样艰难的岁月，他们被下放至干校的时候，她被罚去种菜，他担任干校通信员，他去邮电所取信的时候就会特意走菜园的东边，与她“菜园相会”，十年时间，他写出了宏大精深的古籍考证与评论著作——《管锥篇》，所引中外著作上万种，作家四千余人，而她译著了讽刺小说巅峰之作——八卷本的《堂吉诃德》。

当时光流逝，生活褪去最初的华彩，逐渐呈现粗粝面目，她不再是当初不识柴米油盐的苏州小姐，他也不再是古月堂前吟诗作赋的翩翩少年。


晚年杨绛

战乱和贫穷改变了许多东西，但总有些东西永恒不变。

那便是“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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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走出时间
2016-05-25 徐泓 人物


5月25日凌晨，著名作家、学者和文学翻译家杨绛先生在北京病逝，享年105岁。正如卡尔维诺所说：「生命的沉重必须以轻盈的姿态来承担」。跨越一个世纪的沉重，杨绛先生始终以轻盈的姿态和佛家涅槃般的智慧与时间和平共处，择高处而立，就平地而坐，正如她自己所言：「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丈夫钱钟书赞誉杨绛为「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并认为杨绛「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这对文坛伉俪的爱情是一段「不寻常的遇合」，他们一起经历生活的隐痛，相守相伴。在《我们仨》这本书中，杨绛写尽了她对逝去的丈夫和女儿的深切怀念，她说：「现在我们仨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而她也早就借瓦特·兰德的诗写下自己的心声：「我和谁都不争 / 和谁争我都不屑 / 我爱大自然 / 其次就是艺术 /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 火萎了 / 我也准备走了。」如今，生命之火燃尽，她便决定去与失散的家人团聚了。

中国著名记者，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徐泓，她的父亲徐献瑜与杨绛曾为东吴大学同窗，晚年保持书信往来，互递问候。 「 杨绛先生，在我的父亲口中，始终唤她『季康』。而杨绛先生称呼父亲『献瑜学长』。」1991年，因为父亲的原因，徐泓曾令钱钟书夫妇打破不接受记者采访的惯例，独得信任，以中国新闻社记者身份到两位先生家中拜访，写下《超尘脱俗的钱钟书伉俪》。25年后的今日，徐泓在得知杨绛先生去世后，第一时间写下悼念，送别先生。

今天我们通过徐泓老师的新旧文字，以及她珍藏的独家书信及图片，表达对杨绛先生的缅怀。




超尘脱俗的钱钟书伉俪

文 | 徐泓

中国的名人谱里不乏珠联璧合的夫妇，其中大学者钱钟书与夫人杨绛，当属天设地造的结合。夏衍老曾赞叹道：「这真是一对特殊的人物！」

北京的新闻界或许最领教他们立身处世的特殊：他们从来谢绝一切采访，也从不在任何会议上露面，竟蜗居书斋，杜门避嚣，专心治学，仿佛过着出世般的生活。

去年初冬，根据钱老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围城》播映，又恰逢他80华诞。我原以为这两桩大事会打破他们的宁静与淡泊，至少让他们回到世间来「曝曝光」，因为太多的读者和荧屏前的观众渴望了解他们，结果却一切如故。他们逃名如逃役，还是让他们逃掉了。

《围城》的女导演黄蜀芹在拜会钱钟书夫妇后曾很带劲地说：「做知识分子就要像他们一样！」我也深有同感。我有幸与他们有过一两次交往，止不住想写下点滴印象，记一记这对博学睿智、可敬可爱的老人。




嗜书如命

第一次走进钱宅，只觉满室书香。他们的客厅与书房合二而一了，主要空间都被书柜书桌占据着，两张老式的单人沙发挤在一隅，权且待客。

简朴的房间里最醒目的是大小书柜里站满的书籍：中文与外文、古典与现代杂陈，显示着主人中西文化的贯通。《围城》的英、俄、德、日文译本也在其中。

杨绛曾称钱老为「书痴」，其实夫妇两人均嗜书如命。记得杨绛在那本《干校六记》中有这样一段：有一次她指着菜园里玉米秸搭盖的窝棚问钱钟书：「给咱们这样一个窝棚住行吗?」钱认真地想了一下说：「没有书。」杨绛感慨地写道：「真的，什么物质享受，全都舍得，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

现在他们依然在孜孜读书，乐此不疲。新的、旧的、中文的、外文的，但凡到手都要翻翻看看。好在供他们阅读的书，如富人「命中的禄食」那样丰足，会从各方面源源供应，外文书刊也从未断炊。只要手中有点外汇，他们就张罗着买书，国外出版社的稿酬，他们一般不取现金，而是开出书单子，请对方实物支付。

除了书柜，屋里必不可少的还有书桌。一横一竖两张旧书桌，大的面西，是钱钟书的；小的临窗向南的，是杨绛的。

「为什么一大一小不一样呢?」我问。

「他的名气大，当然用大的，我的名气小，只好用小的！」杨绛回答。
　　
钱老马上抗议：「这样说好像我在搞大男子主义，是因为我的东西多！」
　　
杨绛笑吟吟地改口：「对，对，他的来往信件比我多，需要用大书桌。」我看到钱老的案头确实堆满信札和文稿。他坐在桌旁，举着毛笔告诉我：「每天要回数封信，都是叩头道歉，谢绝来访。」
　　
复信几乎成了他俩每日都要做的功课。络泽不绝的来信，有相识的，也有从未谋面的人写的。钱老惯用毛笔，杨绛则持钢笔。杨说：「他复得快，我复得慢。」钱老写客套信从不起草，提起笔一挥而就，如果是八行笺，几次抬头，写来恰好八行，一行不多，一行不少。这般功夫据说还是他父亲训练出来的，想当年他的额头上为此挨过不少「爆栗子」呢！


钱钟书写作中


淡泊名利
　　
对身外之物，他们看得很淡泊。《围城》被拍成电视连续剧后，电视台付给原著者万余元稿酬，钱老执意不收。国内18家省级电视台联合拍摄《当代中华文化名人录》，钱老被列入第一批的36人中，他也婉言谢绝了。当得知被拍摄者会有一笔酬金时，钱老莞尔一笑：「我都姓了一辈子钱，难道还迷信钱吗?」
　　
至于在当今滚滚红尘中世人所熟衷营求的许多东西，他们都淡然置之。杨绛说：「我无名无位活到老，活得很自在。」这几年他们谢绝了众多的国外邀请。她说，她和钟书已打定主意，今后哪儿也不去，就在家里看书写字，很惬意的日子么？她风趣地补充了一句：「我们好像老红木家具，搬一搬就要散架了。」
　　
即使国内的活动，他们也极少露面。钱老从不参加任何会议是出了名的，对雨后春笋般冒出的各种学会他也一律谢绝挂名，杨绛因翻译《唐 · 吉诃德》而获西班牙政府颁发的大奖，西班牙驻华使馆请她，第一任大使邀请，她谢绝了；第二任大使送来正式的书面邀请，她正式地书面谢绝了；第三任大使通过原社科院院长马洪去请，她才赖不掉了。钱老不无得意地告诉我：「三个大使才请动她！」
　　
他俩也从不做寿。去年11月钱老八旬初度，家中的电话一度闹翻了天。学士通人，亲朋好友，机关团体，纷纷要给他祝寿。他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还准备为他开一个纪念会或学术讨论全，但钱老一律坚辞。对这类活动，他早已有言在先：「不必花些不明不白的钱，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
　　
我因不知钱老的生日是这个月里的哪一天，曾向钱宅打过一次电话。杨绛诙谐地回答我：「没有哪一天啦！」她接着连连诉苦：「我整天为他挡事、挡客，人家说我像挡路狗。有些人真没办法，事先不通知，敲门就进来；我们在外边散步，他们就来捉。有时我挡了，有时我陪着，很累，干不成什么事。单位要给他过生日，我们好不容易辞掉了。」后来我看到《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发表了一篇记钱钟书先生的文字，大意是，对钱先生最好的纪念，莫过于潜心研究他的「钱学」和尊重他的自甘淡泊。此话是很有道理的。


钱钟书杨绛夫妇在阅读


著作等身

这几年先海外后国内，「钱学」日益受到重视。学术界公认，钱钟书壁立千仞的著作《谈艺录》、《管锥篇》，使中国的文学研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内容的丰富（涵盖古今）和方法的新颖（打通中西）都是前所未有的。他在40年代写就的小说《围城》，重新在文坛上获得应有的地位，一再重版仍供不应求，海外学者甚至称此书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
　　
但无论钱学冷也好，热也好，钱老始终安如泰山，锲而不舍地守着他的摊子，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他说：「听其自然最好，经吹嘘后成为重要了，必然庸俗化。」
　　
我听说夏衍老还有一句名言：「你们捧钟书，我捧杨绛！」杨绛确实可与她的丈夫并驾齐驱。她青年时代就是才女，从欧洲留学归来，先以写剧作脱颖，后以翻译家成名。她精通英文、法文，1958年又自学西班牙文。两大厚卷的世界名著《唐 · 吉诃德》的中译本，就是她从西班牙文直接翻译过来的。她还擅长写散文，《干校六记》获全国散文一等奖。我极喜欢她的文笔：清如水，明若镜，看似平淡却奇崛。也难忘她那生动的调侃自己的幽默感，从中能体验到一位可敬的知识女性在动乱的年月里，以冷峻对狂热，以不变应万变的风骨。
　　
杨绛也写小说。两年前她18万字的《洗澡》问世，我曾采访过她。我觉得《洗澡》好像《围城》的姊妹篇，有同样的幽默隽永，机巧犀利，同样是一本耐读的学者小说，只不过更多了一些女性的细腻和宽容。此书已在香港、台湾出版，并有了法文译本。
　　
钱老写《围城》时，杨绛曾甘做「灶下婢」，包揽了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家务。两年里钱「锱铢积累」地写，杨「锱铢积累」地读，读完后夫妇相视大笑。我好奇地问杨绛：「那么你写小说，也是一段段地让钱老读吗?」她摇摇头：「不，我总是全部写完才给他看，他说好，就算完成了；他说不好，我就扔下了。」我暗暗地想，「扔下的」大约屈指可数吧!
　　
杨绛已出版的《干校六记》、《将饮茶》、《洗澡》等集子都由钱老题签，他还为《干校六记》作了序。我也曾问过「为什么不给《洗澡》写序呢?」他说：「《干校六记》写出来，可能要得罪一些人，我写个序，替她分担一半责任，何况她确实少写了一记——记愧。现在她羽翼丰满了，用不着我写！」


　　

智慧世界
　　
听两位老人谈话，妙语清言，议论风生，真是一种享受。尤其那逸兴遄飞的淘气话儿，时不时地似珠玉般涌出，令人忍俊不禁。他们的幽默与众不同，有一股洞达世情又超然物外的味道，使人仿佛置身在一个智慧世界里。
　　
我告诉钱老，不少人看过《干校六记》，都觉得杨绛是个非常可爱的人。钱老在厚厚的眼镜片里闪动着狡狯的目光：「可爱与否，要由她的老公来说。」
　　
钱钟书夫妇的感情融洽早已传作佳话。自1935年结为百年之好，半个世纪以来相濡以沫。有时他们不得已分开，总是书信不断。杨绛有文章记叙：抗战期间，钱去内地，杨留在上海，钱一路上都有诗寄给夫人；十年动乱中，钱作为先遣队员先下干校，杨暂时留在北京待命，钱到乡下后得空就写家信，三言两语，断断续续，白天黑夜都写。不知这些精彩的「两地书」能否在某一天里公布于世。
　　
两位老人待客热情，毫无架子。那天我落座不久，钱老就很周到地提醒杨绛：「人家写了你，让你笔下扬名，笔下超生，该贿赂一下，送人一本《洗澡》呀！」杨绛赶忙快步走进里屋，取书、题字，然后交给我：「这是我送的第一本！」
　　
话题不知怎么转到「中西文化比较」，那段时间正以此为时髦，许多人赶浪头似的大谈「比较」。钱老生平最憎恶这种学风，他忿忿然起来：「有些人连中文、西文都不懂，谈得上什么比较？戈培尔说过，有人和我谈文化，我就拔出手枪来。现在要是有人和我谈中西文化比较，如果我有手枪的话，我也一定要拔出来！」在一旁的杨绛马上伶俐地从书桌的笔筒里抽出一把锋利的裁纸刀塞进他手里：「没有手枪用这个也行。」两位年已耄耋的老人，思想与应答的机敏，竟如年轻人一般。
　　
我有一年多没有再见他们了，电话里问起过他们的起居与健康，杨绛说：「纸老虎！我说身体不好，别人不相信。钟书白天见了客人很兴奋，高谈阔论，晚上就睡不好觉了，失眠，咳嗽，血压高。」他们对门原来住着国务委员邹家华夫妇，他们教会了杨绛做大雁功，杨再教给丈夫。现在两位老人常常做大雁功以健身，有时他们也出去散步，但要选好时间，否则碰到熟人朋友学生，又难免一场应酬了。
　　
我衷心祝愿他们健康长寿。


新婚时期的钱钟书杨绛夫妇




那次采访25年后的今日，徐泓老师写下的文字

杨绛先生与父亲

文 | 徐泓

一

杨绛先生，在我的父亲口中，始终唤她「季康」。而杨绛先生称呼父亲「献瑜学长」。

他们之间有过一段大学的同窗之谊。

 更巧的是他们的生日相隔一天。父亲是7月16日，杨绛先生是7月17日。

杨绛先生和父亲说：「你九十大寿之后，我才知道你的生日和我只差一天。不过年份不同，你庚戌，我辛亥。」

2010年父亲过百岁生日，之前很早就收到了杨绛先生的贺卡：


好一尊老寿星
多 福、多寿、多子、多孙
 一家人和和顺顺无比温馨
今日寿星百岁生辰
料想贺客盈门
人人喜笑欢欣
我也一片至诚
祝贺您
万福万寿万事如意称心


二

1928年，杨绛先生从苏州振华女中，父亲徐献瑜从湖州海岛中学，同时考入设在苏州天赐庄的东吴大学。第一年入学的新生只分文理科。一年的学业修成，杨绛先生是文科第一名，父亲是理科第一名。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国土沦丧、时局混乱，学潮风涌，东吴大学于此际停课。1932年2月下旬，杨绛先生和父亲、沈福彭、孙令衔、周芬等五人结伴北上，来到北平燕京大学寄读。

在吴学昭的《听杨绛谈往事》一书中，对这段行程有过记述：他们是坐火车到南京，由渡船摆渡过长江，改乘津浦路火车路上走了三天，到北平已经是2月27日。费孝通（父亲的东吴大学、燕京大学双重校友   ）接站，到燕京大学东门外一家饭馆吃晚饭，饭后踏冰过未名湖，父亲等三个男生住进未名湖北岸的男生宿舍备斋，杨绛先生与周芬住进了未名湖南畔的女生宿舍二院。

 杨绛先生在6年前写给我父亲的一封信中感慨：「我们同到燕京借读的五人，如今只剩你我俩个了。」

父亲向我讲过五人中的沈福彭先生。他和父亲是湖州同乡，中学时就曾一起结社，把湖州世界书局的新书几乎都看遍了。他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理学院化学系，1937年获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39年，和在美国留学的父亲同一年，他俩都放弃了国外优越的工作条件，返回祖国。沈福彭先生是山东大学医学院的创始人之一，但1957年在其49岁年富力强的时候，被错划为「右派」，被迫离开了讲台， 1979年错案才得以彻底纠正。

杨绛先生和父亲回忆更多的是五人中的孙令衔先生，他是钱钟书先生的表弟，后来与杨绛先生的妹妹杨青结为夫妻，和我们家同住在燕东园多年。孙先生1934年获燕京大学理学硕士学位。1937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也是在1939年前后回国任教，是精细有机化工方面的专家。文化革命中不堪凌辱，自杀三次未遂，历经折磨去世。

杨绛先生和父亲感叹五人中他俩是幸存者。


三

父母亲从此和他们有了联系。通过我的信互相传递着问候。


钱钟书先生的签名很独特，三个字合一。他用毛笔写，杨绛先生用钢笔写，一手娟秀，柔中有刚的小字。

1990年我的母亲病逝。这以后，杨绛先生还时有信函问候父亲，7月酷夏，她在信中说：「请问候你爸爸，天气闷热，希望他善自珍摄，你自己也保重.。」

1998年钱钟书先生病逝。2003年杨绛先生出版了《我们仨》。

这本书刚一面世，父亲就催着我们马上买回来。这本书在他手里停留的时间很长，经常不忍卒读，长长叹气。反复看完以后，他让我们收起来，此后再也不去翻动。

2009年以后，杨绛先生和我父亲开始通信往来，她给父亲寄来几张自己的照片，信中一一注明这是那一年拍摄的。其中1997年的一张照片，背后写着几行字：



「1997年一月在三里河南沙沟寓所，钱钟书在医院里，1998年12月去世（北京医院）女儿在西山脚下医院里1997年3月去世。1996年11月我方知她病情。学校、医院和女婿都一直瞒得紧腾腾，我以为她的病一定会好，到病危时方才告诉我，但我还是很镇静。」

父亲反复看，喃喃自语：「季康啊，季康。」


四

2010年7月16日，父亲百岁生日。

 第二天，7月17日是杨绛先生的生日，父亲特意打电话问候。两位老人因耳朵都已不大灵光，没有多谈，但从父亲的第一句问候：「季康，你好勿啦」两人就开始用吴侬软语交谈。

三天以后，父亲因肺炎高烧住院，三个月以后，10月23日父亲病逝。

所以，这是父亲生前打过的最后一个电话。

在病重住院期间，父亲高烧时曾有幻觉，总觉得他对面的墙上有字。其中幻觉之一：他问：这是季康的信啊，你们回了吗？

父亲收到杨绛先生的最后一封信，大约是在当年5月里，信挺长的，两页纸，说了不少老古话忆旧，还问了一些当年的问题，杨绛先生特意说明：「你不耐一一回答，让你任何儿女代答，或打个电话就行。」

 父亲办事从来认真，何况是对老同学老朋友的来信，于是他口述，让我妹妹代笔回复，还特别叮嘱我看看，话说的是否妥当，回答的问题有否遗漏。

 回信早已发出。但冥冥之中，父亲最后还在牵挂。

父亲去世后，我和杨绛先生通过几次电话，一直想和妹妹们去看看她。她都以「见到你们会难过的」婉拒了。

她在电话中说：「1933年同到燕京大学借读的5个人，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如今，杨绛先生也走了。

（本文略有删节。今日微信标题图片及《徐泓：送别杨绛先生》一文中的图片，均为徐泓老师独家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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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解读：悲哀的是对杨绛先生的道德审判
凤凰评论 2016/05/26 11:41

核心提示：杨绛先生勇敢地拿起了笔，记录下带着自己体温和血泪的历史，让我们重新感受到那些在苦难重压之下人性的尊严，正是这些痛苦、恐惧、茫然和希望，让我们明白自由、正义、人性的重要。

5月25日凌晨，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锺书夫人杨绛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
文 | 特约评论员 叶匡政（诗人，文化批评家）


杨绛老先生仙逝了，享年105岁。一个寿过期颐的老人去世，绝对是“喜丧”了，功德圆满之人，才能享此福寿全归的殊荣。老人离世后，网上刷屏最多的感叹也是“一家仨人终于团聚了”。
记得杨绛先生百岁诞辰之时，有媒体对我进行过一次采访，网上还能搜到只字片语。这些评价仍能代表我今天的观点，引用如下：
“杨绛先生的作品我至今仍常置案头。在我心目中，她是1949年以后大陆最优秀的白话文作家之一。年轻时读她的作品，或许只能觉出她语言的洗练和从容，但随年岁增长，你会发现她对白话文有独到的领悟与发现，暗藏玄机。她的语言在沉静中显出灵动，在精妙中透出睿智，有一种洗尽铅华后的优雅与超然，却又充盈着活力。我会用这几个词来形容她：睿智、从容、独立、高贵。”
“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将饮茶》《洗澡》，都是当代文学极为重要的作品，我印象深刻。这些作品不仅展示了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真实而悲凉的处境，更重要的是呈现出杨绛独立的精神与文学追求。她的作品代表了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智慧和良心。”
“我认为杨绛先生最大的贡献，是她的语言，这也是一个作家最根本的贡献。或许因她对英语和法语的通晓，包括她的翻译和创作经验，使她对白话文的感受和思考比所有作家走得都更深，也更别具一格。杨绛先生不仅形成了自己成熟的文学风格，更重要的是让我们领略了白话文的淡泊与含蓄之美。这淡泊与含蓄，其实体现的是一种精神境界，使汉字在杨绛先生的笔下，像一个个鲜活的生灵，有着精妙而均衡的表现力。这种独特的语言与审美经验，在当代几成绝响。”
杨绛先生那时已把离世看作“回家”了，并觉得自己要“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确实，钱钟书和钱瑷走后，辞世对于老人就像是“回家”与亲人团圆。老人一直想逃走，如她所说：“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老人确实一直尽着她的责任。
先生虽活过了百岁，看她的生平，仍会感到一种深深的悲哀。她真正的创作是从古稀之年开始的，是从很多作家停止写作的时候，才重新拿起了笔。在一个荒唐的年代，她不愿拿起笔，这是她的风骨，也是历史留给她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哀。可以想象，如果没有1949到1979这30年的创作空白期，她的创作又会是怎样一种状态？不过，历史没有假设。
杨绛先生作为一个苦难的亲历者和幸存者，从未停止记录与思考，这从她的很多作品都能读到。但她与其他被伤害者开口言说的方式又不同，她留下的不仅是含着血泪与激愤的史料，更是能成为经典的文学。她在写作之初，就有一种清醒的作家意识，与自己描述的苦难拉开一定距离，重新审视自己经历的一切，所以她的笔调是隐忍的，而非控诉的；是含蓄的，而非怨恨的；是人性的，而非政治的，如她自己所言：“我既不能当医生治病救人，又不配当政治家治国安民，我只能就自己性情所近的途径，尽我的一份力。如今我看到自己幼而无知，老而无成，当年却也曾那么严肃认真地要求自己，不禁愧汗自如。”
但她对一个时代体悟的深度与细腻，却无人能比，所以在伤痕文学的喧闹过后，她的作品却越来越现出份量。她的叙述不动声色，但却处处暗含批判的内核，只要稍有文字经验的人，便能从她描述的细节体会的到那个时代的反人性之处。杨绛先生始终关注的只是人，是人性，是人的情感和被时代左右的命运。她是带着一份宽恕之心，在写那个时代的人，这是一种更为严肃的还原真相。她已放弃了怨恨和复仇的心理，只把对人性真相的揭示，当作对自己创伤的安慰和对正义的追寻。
从杨绛先生早年的喜剧写作，及对《堂吉诃德》的翻译可看出，她对反讽素有研究。这也是她文本的一大特色。在她的作品中，一切人都可能是她反讽的对象，甚至作者自己。反讽写作本身，便需要一种超然于自己和周遭的立场，这也是杨绛在写作中的立场。她不只是从政治或历史视角来考察时代，而是上升到了一种人类与人性的视角，也就是说除了那个荒唐的时代外，我们人性深处也始终存在着一种难以避免的荒谬。这其实是一种“避轻就重”，因其中包含了对人类无奈处境的抗拒，她的悲哀带着人与生俱来的悲哀。如她在《洗澡》前言所言：“假如尾巴只生在知识上或思想上, 经过漂洗, 该是能够清除的。假如生在人身尾部, 那就连着背脊和皮肉呢。洗澡即使用酽酽的碱水, 能把尾巴洗掉吗? 当众洗澡当然得当众脱衣, 尾巴却未必有目共睹。洗掉与否，究竟谁有谁无，都不得知。”
真正让我感到悲哀的，是在杨绛先生离世后网上涌出的另一种声音，仍如历次政治运动一般要杨绛先生“割尾巴”。很多话语竟来自己我认识的朋友：有称她为“鸡汤大师”的，有称她只是“心安理得地写写自己的岁月静好”，有说她“时时刻刻的自保意识和隐秘的利己”的，有说她“精得鬼样”的，而这些言论大多来自在我看来更为“冷刻、精明”之人。有些人可能根本没读过杨绛的书，读了可能也没读没明白。
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一个在古稀之年才能自由拿起笔的老人，能记录下自己苦难的不易。为何很多幸存者不愿开口说话，实际上，让任何人述说自己充满创痛的过去都很艰难，因为苦难会模糊人们的记忆，会让人们有意识地选择逃避。然而，杨绛先生却勇敢地拿起了笔，记录下带着自己体温和血泪的历史，让我们重新感受到那些在苦难重压之下人性的尊严，正是这些痛苦、恐惧、茫然和希望，让我们明白自由、正义、人性的重要。奇怪的是，这样一个有良知、有风骨、有文学素养的、低调的老人去世了，却会被戴上这些稀奇古怪的帽子。在文革50周年后的今天，让人恍若又回到了文革。我不相信这些在进行道德审判的人，能在七十岁后，仍有勇气与力量拿起笔述说自己的苦难。
最荒唐的，是那个“丁关根告状”的传说，早已是一段清楚的文坛公案，却又被翻出来重说。杨绛、钱钟书确实在1997年5月31日向国家版权局致信投诉过《钱钟书评论卷一》、《记钱钟书先生》两书的侵权问题，这已成为很多版权课常谈到的案例。那个时间段，正是钱瑷刚去世、钱钟书重病在院的时间，凭常识也能推断，一个近90岁、要照顾病人的老人会不会去关心什么侵权的事。这些法律作为，大多是杨绛、钱钟书的著作权代理人所为。如今竟被扣到了百岁老人身上。只要读过杨绛书的人，就能判断向官员告状这类事，决不会发生在这两位老人身上。
不说什么死者为大了，但在一个老人离世后，再也无法替自己辩白之时，毫无证据传播此类谣言，确实让人感到一个时代缺乏人性的悲哀。好在杨绛对此早有声明，并不因外界所言改变自己：“不论多么愧汗感激, 都不能压减私心的忻喜。这就使我自己明白：改造十多年，再加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人企求的进步我没有得到，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些，我还是依然故我。”
人有了一份私心，难道就该被抹杀所有作为？这和文革时“狠斗私字一闪念”有何不同？从这件事看，文革思维仍活在很多人的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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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卫方
[cp]【贺卫方致一位友人】我对大作颇有些不同看法。钱锺书先生著作中表现出的思想相当丰富、深刻和锋芒毕露。有人认为他不是思想家，那不过是因为西方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类型的思想家而已。大作里说钱在文革时期参与翻译“红宝书”，错了，他是1950年代奉召参加，翻译的是《毛选》，做专业审订。你说文革之后他没有对文革反思，不对，你看过他的“《干校六记》小引”么？甚至不是文革后，他写《管锥编》应该在1972-75年间，其中就包含着丰富的对文革和政治专制的反思和批判。他夫妇不能勇敢担当？八十九年悲剧前夕，他们夫妇参与了对政府和平解决冲突的呐喊。还有，《围城》里没有描写苦难？那里不仅仅有社会困难，更有人这种无毛两足动物的苦难与悲剧啊。这部小说能够进入企鹅经典，你真以为那些编委瞎了眼么？[/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