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6-5-23 22:23
“山西王”阎锡山的最后岁月
“山西王”阎锡山的最后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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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王”阎锡山的最后岁月
原创 2016-05-23 李菁 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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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的今天，阎锡山于台北病逝，终年77岁。本刊记者曾于2011年采访阎锡山的秘书原馥庭，今日特发此文。
口述◎原馥庭 主笔◎李菁
阎锡山(摄于20世纪50年代)
94岁的原馥庭仍保留一口浓重的山西口音。从抗战开始一直到1960年阎锡山去世，他担任秘书20多年，一直没有离开过阎锡山。到台北采访他，他特地带我到台北市一家山西饭店吃午饭。他说这是山西人徐永昌从山西太原带来的厨子开的，后来几经易手。
“战乱时分，百姓受的苦，一言难尽，所以中国能有今天不容易啊……”
最后的舞台
我记得接到“代总统”李宗仁从南京发来电报的那天，是1949年的3月29日。那时候国共双方决定4月1日在北平举行和谈，李宗仁特地召集阎先生与居正、白崇禧、张治中等人去南京，在代表团启程前夕，商讨和谈问题。
那时候太原已经被共产党部队包围，但是“飞虎将军”陈纳德组建的“民航空运大队”每天还从青岛飞往太原运送粮食，不过只是空投，飞机并不降落。我们在上午拿到电报后，马上跟青岛方面联络，那边答复：下午派一架飞机来，马上就走。
下午17点左右，我们驱车到了汾河西岸的临时机场。我们几位机要秘书简单地带了一些资料，跟着阎先生登上飞机离开太原，晚上20点多到的南京。阎先生这一走，就此告别了他经营38年的山西。
1949年4月24日，太原战役中，解放军战士押着战犯孙楚、王靖国走出伪太原绥靖公署
在南京，我们一直在等待北平前方和谈的进展情况。阎先生这一次到南京，还特地飞到溪口去见了蒋先生。那时候，大家对国共和谈能否达成一个新协议，其实心底都持悲观态度。
果然不出所料，4月20日，国共谈判破裂的消息传来，解放军第二天便横渡长江，直逼南京。22日，陈纳德派飞机帮助我们从南京退到上海。
蒋介石退位后，行政院长孙科以南京不稳为由，将行政院迁到广州，这使得李宗仁处境尴尬——南京只有一个代总统，而没有行政机构；广州只有一个行政机关，而没有政府首脑。这个纷争的背后，其实还是蒋介石与李宗仁的矛盾。李宗仁当然对此心知肚明，2月份，他曾委托阎先生到溪口与蒋介石沟通，希望能缓解矛盾。和谈破裂后，心灰意冷的李宗仁干脆又回到广西，蒋介石隐退不出，国民党内部也是四分五裂。已经迁到广州的一些国民党元老劝阎先生：行政院都空了，你还是赶紧到广州来吧！所以在上海短暂停留几天后，我们跟着他又飞到了广州。到了广州后，阎先生与一些元老们商量，为了大局还是要请李宗仁到广州来。5月3日，阎先生与居正、李文范一起飞到桂林，劝说李宗仁。
李宗仁不去广州，实际上还是因为手上无权，空手怎么做“总统”？阎先生、居正与李文范三人，与李宗仁讨论时局相关问题后，整理出一份谈话记录，由李宗仁函请何应钦转送蒋介石。李宗仁开出了几个去广州的条件，大体是要求指挥权、人事权和财权等。5月6日，蒋介石回了一封信，答应李宗仁交出一切权力，5年之内也不过问政治。之后，阎先生与朱家骅、陈济棠又第二次飞桂林。阎先生告诉李宗仁，对于他的六点要求，除了拒绝赴欧美之外，蒋总裁已经承认了五点半，不过是发点牢骚，他劝李宗仁，发牢骚总比不发牢骚好。一番工作下，李宗仁终于答应下来。5月8日上午10点，李宗仁与阎先生等人乘同一架飞机到了广州。而蒋介石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在发完信当天就离开上海，从复兴岛乘江静轮南下到舟山群岛，然后转飞台湾，与李宗仁之间再无往来。
1949年3月，压力之下的孙科被迫辞去行政院长一职后，何应钦接任；在一片军事溃败声中，何应钦又不得不辞职。于是李宗仁要物色新的行政院长人选。他提名居正出任，居正是孙中山时代的元老，在大家感觉可能稍偏李宗仁一些，没想到在立法院以一票之差未获通过。听说李宗仁有两个委员在香港没有赶回来，结果就差了一票。李宗仁又提名了阎先生，最终获立法院通过。6月13日，阎先生就任行政院长。
这个请来了，那个怎么办？于是李宗仁到了广州后，又派阎先生与吴铁城、朱家骅、于右任三人，到台湾请蒋介石到广州来。国民党之前有个中央委员会，可是到了后来，很多委员们见形势不妙，已四散离去。各奔前程；于是又组织了一个非常委员会，7月，保留国民党总裁一职的蒋介石也到了广州，出任非常委员会的领导人。
阎先生当了行政院长后，还有一个小插曲。9月4日，李宗仁托邹鲁、郑彦棻带话，希望阎先生辞去兼任的国防部长一职，让白崇禧接任。李宗仁这一举动的目的是什么呢？那时候，蒋介石早已转移了黄金和一部分军队到台湾，李宗仁也想拿台湾，可是蒋介石的嫡系陈诚早已驻扎在台湾。白崇禧是李宗仁的人，如果他当了国防部长，就可以有权撤陈诚的职，如果把陈诚撤掉，蒋介石在台湾肯定也就站不住脚。
在政界闯荡这么多年，阎先生对此当然一目了然。阎先生的顾虑是，李宗仁手里还有桂系部队，蒋介石也有嫡系的胡宗南部队在，如果他把国防部长让给了白崇禧而把陈诚拿掉，陈诚不服从，不等解放军来，蒋、李自己的部队在大陆就会先打起来。阎先生拒绝了辞去国防部长的要求。当时宪法规定，代总统不能直接罢免下面的高级将领，必须要与行政院长联署。蒋介石和李宗仁事先对此也都有协议，同意这个结果。他对前来带话的人说：“如果李宗仁下令免国防部长的职，那我这个行政院长不联署，他的命令就不合法。”邹鲁和郑彦棻起初以为他是开玩笑，后来发现阎先生是当真的。李宗仁最后也就没有动陈诚，也放弃了争台湾的想法。不久，李宗仁回到广西，以治病为名转道香港赴美。
阎锡山
在蒋介石与李宗仁的矛盾中，阎先生更多地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李宗仁虽然有“代总统”之名，但实际上他手中没有实权。蒋介石手里不仅仍有20万军队，中央银行的那些人也只听他的命令。两个系统的部队，还是各自指挥各自的。由一个人出来团结两方面，阎先生是比较合适的人选。他们当年是一同北伐的战友，从年龄上讲，阎锡山比蒋先生和李宗仁都大，资历也比较老，无论在蒋介石还是在李宗仁面前，好听、不好听的话他都能讲。他们两人至少从表面上也比较尊重他的意见。
可是那时候谁也挽救不了国民党了。10月11日，“行政院”从广州撤到重庆；11月28日，解放军已攻占重庆南部的綦江，蒋介石召集顾祝同等商议，认为退得太早的话，解放军势必在半个月内到达成都，所以当天“行政院”又撤到了成都，做最后的努力。12月7日，蒋介石得知成都的刘文辉、邓锡侯准备起义的消息后，才紧急下令撤退。由于形势紧迫、人员甚多，又处于重围中，仅有一架专机，所以阎先生、陈立夫和朱家骅等要员们乘一架飞机离开。我们这些人员后来乘另一架飞机飞到台湾。
远避政治
到台湾后，阎先生做的第一件事是辞去了“国防部长”，由顾祝同接任；在以“行政院长”的身份请蒋介石“复职”之后，他又马上辞去“行政院长”一职。辞职是他自愿的，阎先生是个明白人，他之前曾经说过一句话：需要我，赶也赶不走；不需要我，留也留不住。陈诚比他先到的台湾，蒋先生到台湾后得倚重陈诚，所以他这个“行政院长”，就给了陈诚。
阎先生平素话不多，给外界的印象是城府很深，我想这与他这么多年来与风云诡谲的政治打交道有关。
阎先生和后来的国民党官员不一样。他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6期，留日时，受孙中山共和思想吸引，加入同盟会，他们一批留日陆军士官学生在东京组成“铁血丈夫团”。除了阎先生之外，还有江西的李烈钧，安徽的柏文蔚，云南的唐继尧、蔡锷等，一共28人，他们都掌握着地方军事，实力非常强。从1912年到1927年，北洋15年间换了9个首脑，哪一个都不希望有“革命的山西”，哪一个都不是好对付的。阎先生以辛亥革命者的身份处于北洋势力包围之中，环境复杂，也实在考验着他的智慧。
在阎先生的老家五台县河边村（今属定襄县），他有一套非常大的房子，这个故居至今还保留着。其实阎先生并不是一个追求物质享受的人，为什么要那么多的房子？听说袁世凯当年给了他一大笔钱，如果不花这笔钱，袁世凯对他有疑心。袁世凯随时想收拾他，一直没找到机会，所以他同意盖那么大的房子，也是为了让袁世凯放心。
1947年，阎锡山全家合影
北洋军阀统治北方的那些年，孙中山一直派密使暗中与阎锡山联系，指示他“少言”、“待时”，保持北方革命基地，等南军北上时，出兵接应，这些都有记载。当时也有一些人不相信他，认为阎锡山和北方军阀是一派，不支持革命。孙中山先生答复说：“等王用宾从华北来了之后，了解情况再说。”其实这是孙先生的托辞，他内心是清楚阎先生立场的，但事关紧要，他也不能随意走漏半点消息。孙中山还托人带话给阎先生：如果北京压迫太紧，就把部队先带到西北，等待时机。所以，阎先生在山西当政时，一直以“保境安民、不涉外事”为策略，直到1928年6月，与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合力完成北伐，统一中国，他特地到中山陵谒陵告祭孙先生。
虽然一直是掌握军权的“地方诸侯”，但阎先生绝不是一个只知武力的一介武夫，他是很注重研究的。1919年，在莫斯科经商的3000多山西人，被俄国人没收了财产，赶了回来。这些人回山西后派代表和阎先生谈话，谈到苏联革命的状况，阎先生召集高级官员和他们开会，听他们介绍情况，然后组织人员研究，究竟是资本主义对，还是共产主义对？前后研究了两年。
20世纪30年代的太原兵工厂
在山西当首领不容易，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山西一直处于战火中，没有安顿下来。光是1912到1927北洋15年，山西就被进攻过10次。比如1925年冯玉祥就曾占领大同13个县中的大部分；北伐之初，张作霖也占了大同好几个月，不过后来马上被打退回去。对内呢，太原、大同和运城，这三个地方风俗习惯差别很大。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赵国、韩国和魏国三股势力，各有各的特殊环境，所以才有“三晋”之称。所以阎先生有4个秘书，一个是北部五台山的代表，一个是娘子关的代表，一个是东部的代表，我则是运城的代表。这是因为不同工作需要配备的，也是让周围人看，他能把各方面都照顾好，不偏不倚。山西像一个小国家，要让身边人都拥护他，也要花心思。在外人眼里，他这个“山西王”很风光，但在我们这些身边人看来，他其实是个劳碌命，这一辈子做官做得很苦。
也许是因为对这一切已经厌倦，阎先生也很早就决定离开台北，搬到山上去住。他就是要主动做出退出政治的姿态。有一次，台北市长高玉树想到山上看他，下了车站在那儿等。高玉树并不是蒋介石的人，可是阎先生也不见。我只好对高玉树说：“对不起，阎先生不在山上。”那时候政治气氛也十分敏感，他不想让情报人员以为他拉帮结伙。
众所周知，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与李宗仁曾发动针对蒋介石中央军的“中原大战”，后来他和蒋先生重归于好。1934年，蒋介石亲自到山西拜访阎先生。听说阎先生的父亲阎书堂生病，他还特地去阎家探望阎老太爷。这一次山西之行，蒋介石与阎先生就如何抗日、防俄谈了好久。蒋介石有他了不起的地方，他肯低下头拜访阎先生，是因为还需要他；而对阎先生来说，蒋介石不是最好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没有比他更好的人，他也只能支持蒋介石。其实自孙中山去世，国民党没有一个值得所有人佩服的人，阎先生身边的老人经常慨叹：我们推他（蒋）不倒，拥他不起。
蒋介石到了台湾后，还是对阎先生很尊重。有重要事情商量时，蒋介石来过阎家，也请他去过蒋家。刚到台湾时，美国援助台湾条件非常苛刻，蒋介石跟阎先生商量此事，阎先生说了句：“塞翁得马，焉知非祸？”
与阎先生来往的为数不多的政治人物中，徐永昌是最重要的一位。徐永昌比阎先生小4岁，是他最重要、也是他最信任的部下。北伐时期，阎先生从山西出了两路兵，一路从石家庄往北，另一路从山西大同往东打，第一路的总指挥就是徐永昌。这两路兵一出，等于把北京的脖子给掐住了。张作霖打不下去，决定从北京回东北，结果就在回沈阳的路上被日本人炸死了。后来张学良虽说也同阎先生、徐永昌有来往，但那些来往也都是表面的。
1930年，在联合冯玉祥反蒋的“中原大战”失败后，阎先生远避到大连。他原来的计划是从大连先到日本，再从日本出发周游世界。可是到了大连后，被日本人监视走不掉，阎先生谎称说父亲年纪大了，病重在身，于是租了一架日本人的飞机秘密回到山西，隐居在河边村。那时候派东北军两个军入关，帮了蒋介石一臂之力的张学良控制了华北，他联手蒋介石逼阎先生，限定他一个月时间离开山西。
阎先生离开山西后，徐永昌做了山西省主席，这样的结果，阎先生和蒋先生都放心，他们都知道徐永昌不会乱来。阎先生是1931年8月5日回的山西，没想到，一个月后就发生了著名的“九一八事变”。事变后，蒋介石不再逼阎先生出国，但张学良还在提，徐永昌像训斥孩子一样对张学良说：“现在怎么还能提这个事？”
1945年9月2日，徐永昌代表中国政府在东京接受日本投降
徐永昌是一位非常正直的军人。1945年9月，身为军令部部长的他代表中国政府，与麦克阿瑟等人在“密苏里号”战舰上签下日本投降书。徐永昌对阎先生很用心，也经常替阎先生操心、出主意。徐永昌平时家里从不接待客人，但阎先生如果有写给蒋介石的信，就让我去徐家送给他看，让他出主意。如果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阎先生也会请徐永昌到家里来吃饭。
徐永昌不抽烟不喝酒，就是好吃。徐永昌资历老，也敢说话，他对蒋介石说：“河南的天最高，因为刮地皮最厉害。”蒋介石点头不语。徐永昌患肺结核好多年，1959年在台湾去世。我以前没怎么见过阎先生掉泪，但在殡仪馆与徐永昌告别的时候，阎先生给他烧香、鞠躬，还掉了泪。坐车回阳明山的路上，他还不断叹息：“真可惜……”
草庐岁月
在台北待了半年后，阎先生带着我们随行人员50多人搬到台北市郊的菁山居住。菁山原是日本人废弃的茶园，一片荒芜，山上的荒草长到了一人多高，当地的老人都割草挑担卖到造纸厂。日本人占领台湾时，山上还有游击队。这里非常偏僻，交通不便，平时进城要步行30分钟才能到达公路。附近也没有村落，也没有电灯、电话、自来水。走山路的时候，经常看见野兔四处乱窜。
阎先生租了这块地，盖了9间房子，以茅草为顶，竹片糊泥为墙，房子十分简陋，台风又把草顶给吹掉了。有一次屋里还漏了雨，我们就撑了一把大伞，挂到他床上头，所以阎先生还有过打着伞睡觉的经历。
为了对抗台风和地震，阎先生后来想起了自己家乡山西的窑洞。我们让工人就地取材，用石头水泥又建了5间房。当时蒋介石给他阳明山的另一套房子让他住，阎先生谢绝了。
当时，山上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喝的是用竹管接的泉水。不久，蒋氏夫妇上山去探望他，路况很差，车子也颠簸不已。回到台北后，蒋介石就让人装了一个军用电话，以解决和外界的联络问题。陈纳德和夫人陈香梅来山上探望他时，赠了一台发电机，可是阎先生为了节省用油，仍然点蜡烛工作，直到3年后电力接通。
为了改善生活，我们自己在山上养猪养鸡耕地，一梯一梯地种橘子。跟随他到台湾的侍从人员有四五十位，阎先生用钱也很仔细，一个人一个月在大厨房的伙食大约是100块。这个标准吃了大概有10年，也没有涨过。后来厨子说大家吃得太苦了，阎先生听了这话，才又加了点钱买肉。当时很多卫队的青年人跟着他到了台湾，他也用不了那么多警卫，为了替大家张罗生计，他还曾开过印刷厂。但后来他也养不起这么多人，很多老部属也慢慢地离开了。
那时候我也多少有些动摇，犹豫着该不该继续在山上待下去。当时一个朋友希望我到台北一个机关里做事。有一天我跟阎先生提了此事，他听罢沉默了许久，说了句：“你不能离开我。”我就又留了下来。
1950年，阎锡山在台湾
阎锡山在菁山一住就是10年，一心读书写作，非重大的活动不轻易进城。他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晨7点起床，然后写作。午饭后休息两小时，下午会见客人，或者读书、思考问题，晚上22点准时入睡。
1959年，阎锡山77岁。一天晚上，他伏案写作完毕，准备上床休息时，忽感心脏不适。第二天，便到台湾大学附属医院检查身体。经医生诊断，已患有比较严重的心脏病，医生劝他住院治疗。他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因记挂着他尚未完稿的《三百年的中国》一书，没等痊愈，便匆匆赶回了菁山。
外界都以为阎先生是“华北王”，很有钱，但到了台湾来看，他的生活非常简单，家庭也是非常普通的。不知为什么，阎先生和家人并不亲近。阎先生的第一位太太在太原抗战第二年就去世了；后来又娶了一位，这位夫人和他同岁，家里非常有钱，她没有生孩子。他们向来不住在一起，阎先生只有星期六下午才和太太见一面。这样好多年了，我们也不能问。我记得是1952年左右，这位夫人也去世了。他的孩子很早就去了美国，也很少回台湾。
搬到山上后，他几乎很少出门。他的生活非常规律，头一天晚上我们把他第二天的日程安排好：几点几分干什么，给这个人10分钟，等等。他不愿意浪费一点点时间。除了侄子阎志昭偶尔来访外，他的主要精力都用在写文章上。不过，他的写作方式是“动脑不动手”，每天他起床后，总有一个人坐在办公室听候他的命令，他口述自己的想法，我们几个记录、整理。比如某天他有感而发，就让我们写下这句：“喜怒不形于色，深沉可，阴险不可。”他睡觉时，身旁有支钢笔，有什么感想，他也随时写出来，交给我们整理。
阎先生的心思都不在生活细节上。有一天要吃晚饭了，我站起来准备离开，他说：“你坐下来，我还有话要和你讲。”副官把饭端过来，放在桌子上，他就一边吃饭一边和我说话。他拿筷子夹了一口碗里的菜，纳闷地问副官：“你们怎么只给我两条面啊？”其实他夹起的是两根豆芽，可见他注意力全不在此。
阎先生平素话不多，阎先生的会客室门上写着三个大字：“持得住。”我们和他一句都不敢多嘴。跟随他这么多年，我几乎没有几张和阎先生的照片，因为不敢张嘴提这样的要求怕打扰他。我记得有一年他请了一位客人来吃饭，客人还没有来，副官拿相机给我们拍了一张合影，单独照相的机会几乎没有。
有的朋友来信对他说：“你在台湾寂寞，可以参加宗教活动。”阎先生回信说：“我一天到晚忙得很，我估计再有三年五年，我把该写的写完了，我并不寂寞。”有人对我开玩笑说：“阎锡山是前世五台山的老和尚，你是今世的小和尚。”
阎先生一直患有心脏病，但他那时把注意力都放在他的《三百年的中国》一书上，所以医生劝他住院他不肯。1960年5月20日，蒋先生有一个庆祝会，阎先生因为重感冒加上气喘，就没有参加。第二天，他的身体就出了状况，浑身出汗，在床上坐也不行、躺也不行，我们把台大医院的内科主任请来，医生让他马上进医院接受治疗。等到了医院，人已经不行了。
阎先生的墓地就选在他生前居住的菁山草庐后，我们挑了两样东西随他下葬：一支是他平时记东西用的钢笔，非常普通；还有一把剪刀——他生前一个人闲着想事情的时候，经常拿这把剪刀剪胡子。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