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6-5-12 07:00
都写农村的恶，80年前沈从文的三观比贾平凹先进多了
都写农村的恶，80年前沈从文的三观比贾平凹先进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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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早：都写农村的恶，80年前沈从文的三观比贾平凹先进多了
原创 2016-05-11 杨早 大家
如果不是朋友提起，我已经忘了5月10日是沈从文忌辰。
近日关于贾平凹小说《极花》的讨论，甚是热烈。内容涉及城市人对乡村的态度、作家对拐卖女性的态度、乡村凋敝是否值得惋惜，等等。一一浏览之下，不免想起了沈从文。
众所周知，沈从文出身湘西，未受高等教育，虽然居住北京上海，一直以“乡下人”自居（如那封脍炙人口的电报“乡下人，喝杯甜酒吧”），他的小说背景也是城乡各居其半。如果他来写《极花》这样的题材，会怎样处理呢？
有研究者曾指出：“整个20世纪，乡土文学从写作风格而言，大致可以‘写实’和‘写意’稍作区分，前者以现实主义直面乡土世界的当下种种，或批判，或控诉，烛照出乡土世界中最幽暗角落的风景；后者则诗意栖居于想象中的乡土田园，以乡土大地为依托，对抗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沈从文一向被列为“写意”的代表作家。他最有名的小说《边城》更是这一派的代表作，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排名第二位，仅次于鲁迅的《呐喊》。
▲ 电影《边城》
《边城》予作者记忆中的乡村以诗化的处理，显得格外纯净动人。然而在这篇小说发表的1934年，时人便已明白了作品中的乡村与现实中的大异其趣：“这是中国现在的农村吗？仿佛是，又仿佛不是。本文作者也算是乡下人，去年回到故乡一次——岂但兵匪焚杀早使山河改容，淳厚的人情美也寻不见痕迹了。像样的流氓组织那儿就也有；人与人之间是仇怨的坚壁……农民尽管如何刻苦安分，也不能不眼看着相继破产，嘴里骂‘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却不知不觉跪倒在金钱的座下。”（汪伟《读〈边城〉》）我们试把这些判词搁在当下的乡村图景中，似乎也不怎么显得过时。
然而这已经是沈从文不断书写湘西世界之后的选择。在此之前，他的笔一直在“城/乡”的善恶冲突中挣扎前行。“乡村的恶都是城市带来的”，我猜当年的沈从文愿意这么相信，但是你很难如此简单地概括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他在《〈边城〉题记》里说：“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边城》写的主要是“过去伟大处”，但沈从文心里很明白，这“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是相映照相对比的。如果沈从文立志要予那些他“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的小人物们以“朴素的叙述”，这目下的堕落终究是避不开。
在《边城》之前，沈从文还有两部名篇，都发表于1930年。一篇是1月份发表的《萧萧》。夏志清《现代中国小说史》里评道：“萧萧所处的，是一个原始社会，所奉信的，也是一种残缺偏差的儒家伦理标准。可是，事发后，她虽然害怕家庭的责难和惩罚，但这段时间并不长，而且，也没有在她身心，留下什么损害的痕迹。读者看完这小说后，精神为之一爽，觉得在自然之下，一切事物，就应该这么自然似的。”
▲ 电影《湘女萧萧》
如果你对《萧萧》的认知来自夏志清这本书，那你一定会认为这就是一篇描述农村童养媳偷情的故事（夏书的简介也只写了这些情节），而萧萧是因为自然的冲动，才与长工花狗有了私情，而由于小丈夫与农村礼法的包容，萧萧并没有迎来批判性乡土小说中常见的沉潭或被发卖的命运，相反，她生下了“孽种”，“平时喊萧萧丈夫做大叔，大叔也答应，从不生气”。真是和谐的农村画面。在大学的现代文学课上，甚至有学生认为《萧萧》是“一个喜剧”。
▲ 电影《湘女萧萧》
可是这样解读，你就完全不能理解沈从文为何在叙述完萧萧十二岁懵懵懂懂地被花轿抬去给三岁的“弟弟”当童养媳后，要用那么一大段笔墨来写“女学生”。
一开始萧萧不明白“女学生”是什么，乡人逗她说“你将来也会做女学生”，她立即接口“我不做女学生”。但慢慢她“知道”了女学生是这样一种人：
她们穿衣服不管天气冷暖，吃东西不问饥饱，晚上交到子时才睡觉，白天正经事全不作，只知唱歌打球，读洋书……她们在学校，男女一处上课，人熟了，就随意同男子睡觉，也不要媒人，也不要财礼，名叫“自由”。她们也做官；做县官，带家眷上任，男子仍然喊作老爷，小孩子叫少爷……她们被冤了，不赌咒，不哭。她们年纪有老到二十四岁还不肯嫁人的，有老到三十四五还好意思嫁人的。她们不怕男子，男子不能使她们受委屈，一受委屈就上衙门打官司，要官罚男子的款，这笔钱她可以同官平分。她们不洗衣煮饭，有了小孩子也只化五块钱或十块钱一月，雇人专管小孩，自己仍然整天看戏打牌。……
借助对“女学生”的描述，萧萧（或云湘西）的想象世界里设置了城市与乡村的两重对照。而萧萧仅凭传说，已体会到了“做女学生极有趣味”，当村里的其他媳妇还在用“女学生咬人来了”吓唬孩子的时候，萧萧已经常常梦到女学生，且梦到自己同这些人并排走路。别人再叫她“女学生”，她也在不经意中“答应得很好”。
贾平凹在《极花》的《后记》里慨叹“谁理会城市夺去去了农村的财富，夺去了农村的劳力，也夺去了农村女人”。这句话引起了无数有女权意识的都市女性的反感。在这种表达里，农村女人的主体性完全不存在，就像是部落战争中被抢来抢去的战利品。然而，在八十七年前，沈从文就点明了这种“掠夺”的发生，源自女性自我意识的萌动，起自她们对“极有趣味”的都市生活的向往。有了这一大段的铺垫，萧萧与花狗的偷情，就很难简单看作花狗对不解世事的萧萧的引诱，“不怕男子，男子不能使她们受委屈”和“人熟了，就随意同男子睡觉”至少取得了萧萧下意识的认同。她并不是任人摆布的农村童养媳，她是清醒地追求自己幸福的女人。
▲ 网络配图
所以我们看到，当花狗逃走后，萧萧也想步其后尘，“收拾一点东西预备跟了女学生走的那条路上城”。被发现后，她也并没有悔恨、恐惧的情感。大伯不舍得把她沉潭，她也不愿意被发卖到远处。
萧萧没有落得悲惨的命运，不是婆家多么善良，最根本的原因是“生下的既是儿子，萧萧不嫁别处了”。经济的考量占了上风，薄弱的礼法或曰“面子”似乎也不甚打紧，于是萧萧顺利地与丈夫圆房。结尾，萧萧的儿子十二岁也接了亲，也是年长六岁的童养媳，呜呜地哭着被花轿抬进了门。而萧萧抱着自己新生的婴儿在屋前树下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女学生之梦显然已经破灭，萧萧从媳妇熬成婆，依然会在宗族伦理的轨道上重复上一代的生活——看到这里，你真的会“精神为之一爽”，你不觉得于一位女性而言，这些词句里蕴藏着无穷的悲哀吗？
女性批评者聂华苓说得比较靠谱：“（结尾）意味着人的故事是循环发生的。萧萧是个比《边城》中的农村姑娘翠翠更能被人理解的人物……前者并不十全十美，但却真实——后者十全十美，但不是真实的。”翠翠把一生的祈望与梦想都赌在了“那个人”身上，如果我们改变男性中心的视角来看，那真是比萧萧更悲剧的人生。
本文原标题为《沈从文怎样面对城乡各自的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