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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逼婚、无后主义与胡适的反孝道价值观

母亲逼婚、无后主义与胡适的反孝道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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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逼婚、无后主义与胡适的反孝道价值观
原创 2016-05-04 冉云飞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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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ID：ipress  
胡适乐应酬，江冬秀爱打牌——二人都向往热闹，胡适不在时，江冬秀还热衷认干女儿，两人都向外寻求他人认同与群体归属，孩子往往就可能成为暗中较劲的“家庭政治”的牺牲品。

研究胡适先生的书籍可谓汗牛充栋，要说有哪个领域没有研究过，似乎已经没有了。但每个领域是否都研究得精细深透呢，那倒也未必。且不说史料有待继续发掘，就是史料发掘后，每个人所用方法及解读角度，就可能出现不同的判断与结论。别的不说，单是关涉胡适家庭教育的领域，就基本没有系统的重量级文章与书籍出笼。我这篇小文，也只是框架性地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与心得，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充实。

从目前我对史料的搜罗与梳理来看，除了两篇同题硕士学位论文《胡适家庭伦理思想研究》（2008年河北师大李艳红、2014年南京大学姚馨彩）外，还没有一本专门讨论胡适家庭教育的书。而这两篇论文的主旨也不在探讨以胡适为中心的，父母教育于他的影响，以及他与江冬秀对子女教育的影响，故在此点上予人启迪不大。

与此同时，精审的探讨胡适家庭教育的学术论文，我也没有读到过，看到的只是一些报章杂志上的短文，但论述的系统性与深度，都远远不够。我因为讲《家庭教育五讲》，其中一讲就是以日记、年谱、传记、家书为主，对民国一些名人的家庭教育做了些考察，故对胡适的家庭教育也有涉及。自以为有些看法，还没有人注意到过，故申说出来以便引致人们的注意。

▍一

真正研究家庭教育的人，都知道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成长相当重要。在我们观察胡适的成长过程，以及他对子女的教育时，我们往往很容易受胡先生大名与成就的影响，做出过于浪漫的正向评价。我们读他《四十自述》里对母亲的回忆，虽然提到过母亲在大家庭里的不易，却正如他1960年3月16日与胡颂平的谈话中所说：“我在大家庭里看见母亲受的气——我写《四十自述》时是很客气的，还有许多没有写出来。”（《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信出版社2014版，以后出自此书只标日月）这在中国旧式大家庭中并不鲜见，但却是我们研究胡适诸多面向所应特别注意的，为何如此说呢？


▲ 胡适/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

从好的一面上讲，我们说胡适与人为善，但从另外的角度来看，他从家庭生活中习得了压抑自己不少真实看法的方法，特别是跟亲近的人之间。换言之，他虽然写得不少，演讲多有，朋友也多，其实他对自己是有不少包裹的，难怪鲁迅在《忆刘半农君》里会将陈独秀与胡适加以对比，前者是“内皆武器，来者小心”，后者为“内无武器，请勿疑虑”。不管这比喻是否恰切，但由于“内无武器，请勿疑虑”的“招牌”，就使不少人轻易相信了胡适所说的话。虽然他父亲胡传320字的《学为人诗》一开始的首句是“为人之道，在率其性”，但后面所有的312字都是在说处理人际关系与行为规范的要求，其核心主旨是“以学为人，以期作圣”。父亲虽然在胡适三岁时即去世，但其精神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何况母亲常在其小时候要他走父亲的道路，踏着父亲的步伐，不要跌老子的股。

我的朋友、学者谢泳常有敏锐的问题意识，能切入别人容易忽略的地方。他过一篇《“寡母抚孤”现象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影响——对胡适、鲁迅、茅盾、老舍童年经历的一种理解》，他总结寡母抚孤有三个特点：幼年丧父，母亲未曾改嫁；婚姻都曾受母亲干涉；这些孤子对母亲都很孝顺，相当能开启人的视野。但他和后来用地方志研究《列女传》，以及研究作家与童年关系的人，都只注意了这些人如何成才的事实。单看记载下来的“寡母抚孤”的例子，成才率似乎很高，仿佛这样“残缺”的家庭是个成才优势。其实这里面有个统计学的陷阱亦即样本偏差，因为能被记载下来的一定是“母以子贵”，最差也是官方可以拿来做宣传用的“道德模范”——著名孝子。那些更多不被记载的无名之寡母抚孤，就此陷入贫困交加，被生活的泥淖淹没，而不被人知晓，连获得一点人们同情的机会也没有。

胡适的寡母作为大家庭里年轻的后母，在破败的大家庭里，倍受胡适哥嫂的折磨，常常忍气吞声。他从小因文弱且中规中矩被称为“穈先生”，很少做一个活泼的小孩子，后来看惯了家庭里的“政治斗争”，所以他在《我的母亲》一文里说：

“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更难受。”

这自然是我们很少看到胡适公开的照片上有怒容的一个原因（也暗合他后来强调“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理念），其练就的过程之辛酸，对他的伤害，恐怕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 上庄胡适故居，CFP供图

很多人读了胡适《我的母亲》一文，赞赏胡适母亲教子有方，但我读出的更多是辛酸与无奈。寡母的艰辛与不容易，使得胡适只能在婚姻上听母亲之命。他对这桩婚姻的不满，只敢写给其朋友、近仁叔来发泄：“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此意但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胡适家书》p.218，金城出版社2013版）寡母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自己的儿子身上，让儿子背负了太多的压力，况且还是一桩自己不喜欢的婚姻。

母亲在婚事上给胡适的压力，是有形与无形、外在与内在兼具。他写信让江冬秀多读书多写信，引起了母亲及江家的猜测。

“儿于第三号书中所言冬秀之教育各节，乃儿一时感触而发之言，并无责备冬秀之意，尤不敢归咎吾母。儿对于此事，从无一毫怨望之心。盖儿深知吾母对于儿之婚事，实已尽心竭力为儿谋一美满家庭，儿如有一毫怨望之心，则真不明时势，不通人情，不识好歹之妄人也。”（1915年5月19日）

若与上述1918年5月2日写给胡近仁的信，做一对比，你就会知道胡适的压力有多大。

胡适十二岁多一点就离开了母亲，到上海依二哥求学。这对独立的性格与谋生技巧，的确不无帮助。但稍懂心理学的人都知道分离太早，会使子女与父母亲密关系的维系成问题。你可以敬爱自己的母亲，但就是无法与她有良好的亲密关系，这使得他后来与自己孩子在亲密情感上“有点隔”。这一点他曾在1939年写信给江冬秀说，我们都不配做父母，我们都不曾把儿子当作小朋友看待。这是很沉痛的话，可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别说与《梁启超家书》里所体现的与孩子的亲密关系，就是赵元任、杨步伟夫妇二人与孩子的亲切感，在胡适的生活与信件里也并不多见。

我从不怀疑胡适对母亲的深情，家藏《郭节母廖大夫人清芬录》里即有借悼他人之母而自悼慈母（见拙文《一位悲观主义者的年岁小札》）的题词，后又在《南方都市报》上，读到学者申闻《胡适的应酬与寄托：一段鲜为人知的真情》一文说《陡门秦氏宗谱》有载胡适《减字木兰花》一词，中有“小人有母，毕世坚贞天不寿。游子归来，欲报深恩恨已迟”。但寡母抚孤下成长起来的儿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于母亲在世时受母亲控制而屈从——很多母亲尤其是寡母，在这方面难逃心理学家苏珊·福沃德所指称的“情感勒索”的嫌疑——在母亲去世后，便有持续的反弹。反弹的方式多种多样，但主要是针对母亲在某方面的控制作为突破口。胡适用婚姻生活中的偶尔出轨来对母亲之命的反叛，同时用言论来无情地对孝道加以反驳，以至于他称激进反孝道的同道吴虞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与“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虽然这样的称号明显属于赠送过猛，但其对反孝道的声援，却是实实在在的。

胡适父亲早逝，母亲艰难独立支撑，得到的爱不整全，致使安全感出现问题。安全感较为缺少的人，特别在乎他人评价，因为需要外在支持与肯定，故胡适终身很在乎人来人往的热闹。而需要外界支持，与“以期成圣” 的父亲要求与自我期许，合力形成了胡适特别在乎事功，并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家庭上的做法，这方面梁启超、赵元任、任鸿隽等与他有很些不同，值得将来花笔来对比分析。


▲ 资料图：胡适的母亲

▍二

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美满与否，也许作为局外人，无从置喙。但胡适对这婚姻的不满不仅情见乎词，也从他婚外恋情形里有所反应，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了，不劳多言。江冬秀既是母亲喜欢的人，又能于他留学美国时在家中安慰服侍自己母亲，作为好名誉的胡适于情于理没有办法拒绝。但其间他母亲及岳家几次要催逼他早点结婚，他费尽笔墨解释，其啰嗦词费令人同情。脾气再好的胡适，也未免在心里有不舒服的感受。

《圣经》“创世纪”里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这表明基督教文化里夫妻关系在家庭中的重要性，是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但中国文化里却因强调血缘传承，看重后代繁衍，重视祖宗崇拜，将丈夫与父母、子女的关系视为高过夫妻关系。在一个社会人口流动不多，改变缓慢的农业社会，且没有任何社会养老的情形下，以前那种以男性家族为中心的家庭运转模式，自有其共同抵抗诸种生活风险的实际作用。研究家庭心理学的应该清楚，夫妻关系的平等与稳靠，对子女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换言之，夫妻关系不好，乃至不协调，孩子出问题的概率大增。

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基本上是比较和谐的。但也出现过“警告”，特别是她知道胡适与曹诚英的恋情后。但江冬秀是否拿菜刀吓退了胡适，目前无论从石原皋还是汪静之的回忆（包括江勇振的研究，都只是用了前者的孤证），都还只是不那么可靠的传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从胡适现有的日记及现存家书来看，虽有不少磕碰，但夫妻俩还是算比较好地走过一生——当然江冬秀不少次怀疑他身边有其她人，胡适也没少剖白辩解，甚至有次江冬秀说“比如我死了，你的机会又多一个了”（1938年12月20日）——所以蒋介石送胡适的挽联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也正如有传闻说胡适准备在美国结婚时，他曾回信给母亲坚定地说，他与江冬秀的婚姻“不必毁”与“不能毁”。这既是他对母亲的孝心与服从，也觉得自己与江冬秀订婚多年，不应该如此无情义，很看重自己事业与名誉的胡适，更深知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1908年胡适才十七岁，就在《竞业旬报》上发表了一篇《论家庭教育》的文章，他说家庭教育最重要的是母亲，因为父亲多半要外出谋生。同时他还认为要改良家庭教育，最重要的办法是广（大）开女学堂。这时他早已与江冬秀订婚五年，其大声疾呼要广开女学堂，与他写回信要江冬秀给他写信、读书，何尝不是公私兼顾的一体两面呢？晚年他还在与医院护士谈话中说：

“娶太太，一定要受过高等教育的；受了高等教育的太太，就是别的方面有缺点，但对子女一定会好好管理教养的。”（1961年5月14日）

其实他这心思江冬秀也早就有洞察：

“‘你要是讨了个有学问的太太，不就是天天同你在一块，照应帮助你吗？’这句话倒是冤枉我了。我并不想讨一个有学问的太太。”（1941年4月10日）

受了高等教育的女性未必就一定比江冬秀要好，但也许在他看来会提高管教好子女的机率，可见他一生于此萦系难忘。想起自家子女教育的亏欠，特别是在他看来“不成器”的“小三”胡思杜生死未卜，有这样的感慨也在情理之中。

母亲想赶紧让胡适结婚，在他到美国留学之前催逼，到美国之后也毫不懈怠地提及此事，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下，胡适也没有少谈“无后主义”。他分明知道结了婚是免不了要从母命，赶快有孩子，以满足她传宗接代的愿望的，但他依旧不停地发表此种不敢在给母亲的信提及的忤逆言论。1908年胡适通过观察三哥过继之事而写成《论继承之不近人情》一文，得出的结论是不在乎一家一姓之传宗接代，而在于服务社会。六年之后还在留美的胡适更发表《家庭的个人主义》，进一步申说家族嗣续传统的六大弊症，提倡“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 而在母亲去世，孩子即将出生之时，写了篇《不朽——我的宗教》，将其升华为“宗教”——亦即信奉“社会不朽”。



在儿子胡祖望出生后，他那首有名的《我的儿子》也随即传播开来，一是说“无后主义”的牌子挂不起来了——其实胡适只是理论上提倡“无后主义”，实际生活里并没有刻意不要孩子，不然结婚不久且连生三个孩子就无法自圆其说，虽然我们能替他找的理由是讨母亲对其有后的喜悦——虽然“无后主义”的招牌挂不起来了，但他与鲁迅一样提倡父母于子女无恩，在彼时依旧是石破惊天的说法。所以诗末他说：“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孝顺的儿子。”“堂堂的人”当然是服务于社会，乃使社会不朽。不做孝顺儿子，既符合他提倡的反孝道的价值观，亦算是下意识地对自己母亲在世时他所受到控制的一种反弹吧。

在这样的情境下，胡适与江冬秀又生了一女一儿，所以有人说他并不是真想挂“无后主义”的招牌，因为你说第一个孩子出生属于不小心的话，后两个完全可以“防范”。三个小孩子出生后，胡适的家庭责任感似乎并没有增加，在日记与书信里并没有多少显露。直到自己的女儿素斐去世一年半后，他对江冬秀说自己对不起爱女，如果早点给她医治，也许不会死掉。他痛悔自己糟蹋孩子，有很深的负罪感，因而在梦中哭醒。更早的时候，江冬秀也说：“我们不容易两个孩子养的这样大，想启（起）女儿我完全害死了他，我想到这条路上，我很难的女儿。”（1926年3月4）胡适与江冬秀夫妻俩没有互相谴责对方不负责，推诿自己的责任，这当然是好的。不过，对待孩子，他们的确不如梁启超那样尽心，也不如高梦旦、赵元任他们两家，那样把孩子当作自己的朋友来一起游乐玩耍。

江冬秀没有管教孩子的经验，好像她的学习能力也有限，更要命的是胡适忙于应酬，她也忙于牌桌上的娱乐。这样一来，他们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就非常有限，因为愿意且乐意陪伴孩子，只有时间不会撒谎。省略了这样的陪伴过程，其亲情的浓度与和谐程度都会打折扣，这对任何家庭都是如此。罗尔纲作为胡适的学生资质不差，但我们看《师门五年记》及相关忆述，的确看不出胡适夫妇花在孩子身上的精力有多少。尽管罗尔纲非常尽力，辅导与帮助胡思杜学习，但胡思杜的学习与生活习惯，并不尽如人意，这不能不说是父母缺席的结果。

胡适的克制是有名的，关于江冬秀的打牌，他只是没有一点火气的规劝：“你现在身体好吗？小三说你不可太劳心，我想这句话是不错的。你要多休息，少打牌。”（1941年1月20日）唯有一次说得比较重：

“我盼望你不要多打牌：第一，因为打牌最伤神，你的身体并不那么结实，不要打牌太多；第二，盼望你能有多一点时候在家照管儿子。小儿子有一些坏习惯，我颇不放心，所以你多在家照管照管儿子。第三，这个时候究竟不是整天打牌的时候，虽然不能做什么事，也应该买点书看看，写写字，多做点修养的事。这话并不是责怪你，只是我一时想到，写给你想想。”（1938年5月5日）

其实我想胡适对江冬秀热衷打牌有意见很久了，但胡适就是胡适，想了很久，却说只是一时想起，且说并非责怪。这种包容怒气的心胸实在广大到让常人只能望其项背的地步，但疏于对孩子的情感陪伴，终究会得到一些他们不曾想要的结果。

胡适乐应酬，江冬秀爱打牌——二人都向往热闹，胡适不在时，江冬秀还热衷认干女儿，两人都向外寻求他人认同与群体归属，孩子往往就可能成为暗中较劲的“家庭政治”的牺牲品——无暇管孩子也就罢了，最要命的是江冬秀脾气不好，是急性子，这对孩子不好的影响，更不可低估。在得知丁太太抱养了一个女孩子，江冬秀在给胡适的信里说：

“我看他不怕麻烦，我没有他的慢性子，我不能要别人的孩子。我连小三长长（常常）没有好口气，是自己生的，要是别人家，一听（定）我不疼爱了。我不会爱小孩子，你比我强得多。”（1939年1月1日）

胡适晚年还不无感慨地对身边的秘书与护士说：“小孩子教不好，都是做母亲的没有耐心的缘故”（1960年1月6日），可见江冬秀的急性子，脾气不好，给孩子带来的负面影响，令胡适印象深刻。


▲ 资料图：胡适与家人合影

【注】未完待续，本文原标题为《大师的亲情与伤痛：胡适家庭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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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父母容易犯的错，大师胡适也犯过
2016-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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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处理朋友关系的高手，因为这是自己的选择，有学识、气质、脾气、价值观等方面的切合，同时也能满足他好名之所需。但家庭关系，却日积月累，时常摩擦。

“大师的亲情与伤痛：胡适家庭教育研究”系列之上篇，请读者点击查看《母亲逼婚、无后主义与胡适的反孝道价值观》
三

胡适早年缺失父爱，母爱虽多，但仍少不了大家庭的压抑乃至受母爱的捆绑，这对他性格与为人处世，自有正面影响。但从负面角度来看，他受了母亲的捆绑、干涉与压力——婚姻遭受干涉，在美求学时还频频收到母亲与二哥来信催寄钱——使得他多数时候看上去在“放养”自己的孩子，其实在骨子里面他与江冬秀都有对孩子的控制欲望。这种欲望在小的地方才能体察出来，因为真正大的地方，在抽象理念上，胡适对自由的理解并不缺乏。换言之，在自由的理解与公共践行上，在党同伐异、仇恨遍地的二十世纪中国，很少有人能赶得上胡适，但在对孩子教育这方面做得就并不是最好的了。

由于中国的家庭权力构成、分配模式，多不把夫妻关系放在第一位，夫妻关系附属于丈夫与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子女乃至自己的家族之下，加以谋生所需之社会分工，而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模式，从而形成了在家庭教育中，父亲基本缺席，母亲很强势的格局。这在变化缓慢、注重经验、推崇权威的农业社会，加之没有其它社会治理样态相比较，还看不到太多的问题。但十九世纪以降，全球化越来越剧烈，大规模学校教育成为常态，特别是今天互联网普及的情境下，家庭教育的滞后性，愈加彰显。胡适所在的时代，也是急剧变化的时代，西学东渐、欧风美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民主自由理念越来越深入民心，也使得那个时代的家庭教育在新旧适应上出现枘凿扞格的局面。这一点在胡适江冬秀夫妇身上，也有不少体现。
胡适/金城出版社/2013年胡适/金城出版社/2013年

根据目前市面上所出三种《胡适家书》（一为杜春和编，河北人民1996年版，二为陆春发编，安徽人民1996年版，三为未署编著之名的金城出版社2013年版），统计出胡适写给胡祖望的两通、写给胡思杜的五通。这数据肯定是不全的，且未收江冬秀谕儿信，给对他们家庭教育做出比较完整的判别增加了难度。但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有限的信件，加以胡适日记及其他信件中所透露的信息，来对胡祖望与胡思杜成长的家庭影响，做一定的思考，以便引起更多关注家庭教育者的注意。

胡适1929年8月26日写给10岁到苏州上学的胡祖望的信，被很多人赞赏，因为他强调了孩子的独立、合群、要用功这三点。特别是很多人赞赏胡适夫妇为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送10岁孩子到远离自己的苏州上学一事。因为胡适像许多中国人一样，认为孩子如果不早点送出去的话，就不利于独立精神的培养。胡适也许是感于自己12岁多就到上海求学而有所成，故希望儿子们接续自己的精神品格，但问题在于这实在是因人而异。其实只要留心胡适早期日记的人都知道他在上海过得比较纠结，陷入不爱学习与染上恶习的泥淖，靠他人的帮助与自制，特别是他二哥的监管，才得以终于确定目标，出洋留学。这种艰辛，在胡适后来功成名就后，或许他已经淡忘了。

除了资质、性格诸方面因素的差异外，胡适似乎忘记了他那时到上海近乎背水一战——破败的家庭，寡母的艰难与殷望，不自立便已无出路——而他儿子却是生活在盛名冠天下的父亲之荫庇之下，其动力与压力均大有不同。事实上，胡祖望到苏州读书不是出于父母周全的计划，而是胡适到苏州演讲的临时起意。那是因为在苏州胡祖望碰到了喜欢的玩伴。

“祖望很好，这回游苏州，我吃了苦，他却很高兴。廿五日他跟我丁大哥去上了一天课。他很喜欢那学堂，先生们也喜欢他。下学年似可把他送到苏州去学，你看如何？” （1928年2月29日）

胡祖望在这件事关他的重要事情上的权重，大约由于年纪小被忽略了，而身处故乡为胡适祖父母、父母打墓碑的江冬秀，本不擅于管理孩子，自然也乐观其成了。

胡适在美读书七年之久，观察美国的大选及日常生活不可谓不仔细，加以他作为教育家、哲学家杜威的弟子，对教育也有超出常人的理解——事实上他在留学前于《竞业旬报》上所发关于教育的系列言论，已迥出同侪也——但他对美国家庭如何培养孩子的独立品格及能力，似乎没有措意过。我不知道彼时美国是否已经重视孩子 12岁前不能一个人独自留在家中，但至少在小学阶段让孩子住校绝对是非常稀少的，且可以得知胡适对教育心理学似乎没有特别研究。与同样师出杜威的陈鹤琴（彼时陈已著有《家庭教育》等）和陶行知在对教育特别是家庭教育上的理解与实践，还是有相当距离的。譬如陶行知提出的 “六大解放”——头脑解放、双手解放、眼睛解放、嘴解放、空间解放和时间解放，若是做得好，在家里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当然，前提你要肯花时间，但这方面胡适夫妇做得似乎不够。

事实上要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并不一定要让孩子尽早离开父母，这一点陈鹤琴在胡适有小孩子后不久就出版的《家庭教育》一书里，对培养独立能力与人格，均有比较清晰的理论与实例。比如陈鹤琴认为培养孩子独立能力的做法有三原则：常带孩子上街观察、凡小孩子能做的事不替他做、让小孩子做难易均衡的事。当然如果加上让小孩子参与家庭事务的会议，为家庭决策提供建议的话，那就能保证孩子能在逐步学习的过程中获得独立能力，正如我的朋友高天参用罗伯特议事规则正在推广的“家庭如何开会”，就能达致如此目的。但这一切无不决定于你得花心思与精力在孩子身上，陪伴他共同成长，无疑胡适江冬秀夫妇在这方面，像我们寻常人一样欠缺较多，只是我们寻常人的失误没被记录下来罢了。
1960年3月9日，胡适与长子胡祖望、长媳曾淑昭、长孙胡复在南港寓所前。1960年3月9日，胡适与长子胡祖望、长媳曾淑昭、长孙胡复在南港寓所前。

胡适在1929年写给胡祖望的这封信，其中当然蕴含着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特别是对具体生活的指导。但其中对于学业的过分强调，却不无可商之处。“功课要考最优等，品行要列最优等，做人要最上等的人，这才是有志气的好孩子”。胡适自己的功课算不错，但算不上最优等，留美考试他也只列第五十五名。

胡适的品行成人后不错，但未成年时还是毛病不少，至于要做最上等人，这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现代版，也和“成王败寇”的丛林社会法则暗通款曲。没有人皆是受造物的思想，自然很难有真正平等的理念，胡适也不例外。对“上等人”的观念之提倡，若不是自我崇拜的优越感在作怪，那就是自我称义的道德至上，“以期成圣”的父训在胡适心中积淀甚久的结果。事实上，不在良好的制度建设上努力，看不到人靠自我修练无法达至所谓的圣人之境，就会用圣人之教来压制人应当有的权利。

对功课要考最优的苛刻要求，马上就收到了胡祖望让他失望的“回报”，使胡适爆发了少有的失态。胡适是一个在公众乃至私人生活中都很注重自己形象的人，谨记他母亲叫他不要跌其父的股。黄炎培第一次遇着胡适，就说胡传（黄炎培之父与胡传于清末同在著名疆吏吴大瀓手下共过事，黄父给黄炎培讲起过胡传的出色）应该有这这样出色的后人，他忍不住将此喜悦写与家人同赏。因此胡适有名父必有名子这样的心结，也不让人感到意外。但他1930年6月29日写给胡祖望这封措辞十分严厉的信，在80年后我这个外人看来，都替11岁的胡祖望感到受伤。儿子得到八个“4” 的成绩，被学校要求补习，自然被父亲剥夺了他参加暑期旅行团的资格，还得到了如下比较狠的警告：“你这样不用功，这样不肯听话，不必到外国去丢我的脸了。”

写胡适的传记，研究胡适的文章车载斗量，但很少看到真正研究他家庭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文章，难道是研究者认为这件事不重要么？或许在不少中国父母看来，像如上这样的话，是他们也经常说的，并不感到奇怪且觉得有研讨的必要。后来胡适在教育儿子上频频受挫，他对孩子的成绩才没有一开初就有的这种热望。其实放低期望是件好事，后来胡祖望相对“听话”（从今存的13封禀胡适的信亦可看出），到了胡适母校康奈尔大学读书，中规中矩地毕业并过了一生。但父亲这样的话，对他的伤害，也许只有他自己才能真切地体会。作为名人之子本来就很有压力，胡适对脸面的看重又甚于常人，作为11岁的孩子就受到这样“不必到国外去丢我的脸”的教训，恐怕是终身难忘的。
胡适书札胡适书札

胡祖望对胡适江冬秀夫妇的考验还不算大，真正考验他们的是小儿子胡思杜。说考验是比较客气的说法，以胡适家书及日记的记载，再加以胡思杜自身的言行来看，说是“折磨”也不为过。现存《胡适家书》里胡适有五封短简写给胡思杜，前两封分别写于胡思杜七岁时，因彼时江冬秀带着胡思杜在胡适故乡办事，两封信总共四句话，皆是亲切的问候性话语。1938年至1940年三年各一封，前两封分别由正题与娱乐（习好）相配。练书法（为他积攒邮票寄给他）、劝其用功学英文（告知彼时天文学家们正观测十五年中离地球最近一次的火星）。最后一封全谈学习，即主张他独自到昆明上学，学会独立生活（因为胡思杜十八岁多了还没离开过父母），暂时反对他到美上学，因为手中无钱。

现存胡思杜写给胡适的信只有三封，均出自他十八岁的1939年。显然胡思杜喜欢研读文史，希望读人文社会科学——不像胡祖望喜欢理工科，故只好与胡适谈生活琐事——与胡适有更多的交流话题，所以三封信基本上都与广泛地读书有关，如他觉得曾国藩比姚惜抱眼界要高，在我看来是比较有观察力与判断力的。因为胡适不同意他也跟着其兄胡祖望立即到美国去，因为负担太大。“关于我去美国一层，我想假如使你负担太大，我想可以不必使你经济紧缩，因为我觉得我如学政治，并非如工业、理科一样，非去外国不可，无妨等一半年，美金价缩的时候去。”（1939年8月22日）

胡思杜是体谅父母的，但他想学政治就引起了他妈妈的不满。江冬秀非常反对胡适进政界，哪怕是战时被政府征调任驻美国大使，她也常常写信让胡适赶紧辞职，因为她认为官场不是个干净的地方。不特此也，胡适之母在他刚从美国回来，即反对他进政界，认为到北大教书进教育界才是很好的选择。一听说胡思杜要学政治，江冬秀马上写信给胡适说小三是如何的没有出息，居然要学政治，去做那狗官。学政治就要做官，可见那时对政治学存在多大的误解（思想有点左倾的胡思杜也许和他妈想的一样，但或许不会是做官）。不过，胡适知道跟江冬秀解释不清楚，于是他来个借驴就坡的解释：“小三要学政治，也不要紧。小孩子学什么说不定后来都改变了。我初学农，后来改了多少次，你不用着急！”（1939年7月31日）

平时陪孩子没时间，舍不得花时间花精力，一旦孩子找到个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想读的专业，只要不符合父母的理想与要求，就去反对。你以为这只是我们普通父母的专长么？不是的，像胡适夫妇也难免犯了这样的错误。他们也没有边界地侵蚀到孩子许多领域，如胡适曾谓：“上次我在施太尔先生他们几个照的你们几个人的电影片里看见小三走路有点摇头摆耳的神气。我盼望你时时注意，叫他自己留心，不要养成这种不好看的样子。”（1941年1月20日）走路的姿势及样子都要管，你说这孩子还有什么活力可言？这是谁在世上活呢？不特此也，胡祖望寄了一张自己喜欢的女孩子的照片给他妈，江冬秀嫌女朋友比他大几岁，不好看（1939年 5月11日）。培养感情的时候舍不得花时间，一旦侵蚀别人自我选择的时候，就非常来劲，中国有几个父母不是这样的呢？

胡适常在给江冬秀的信中抱怨说孩子们不多写信，其实他这方面虽然做得比孩子们好，但胡祖望也给他写信说：“我已有半年没接着你的信了，希望你能在百忙之中写几个字给我。” （1939年2月13日）这说明互相的沟通虽然有，但的确远不像梁启超与他的孩子们那样顺畅无碍。“我和你两个人都对不住两个儿子。现在回想，真想补报，只怕来不及了。以后我和你都得改变态度，都应该把儿子看作朋友（这两句话有着重号——引者）。他们都大了，不是骂得好的了。你想想看，我这话对不对？”“高梦旦先生待他的儿女真像朋友一样。我现在想起来，真觉得惭愧。我真有点不配做老子。平时不同他们亲热，只晓得责对他们工课不好，习气不好。” （1939年9月21日）胡适总算是有自省精神的人，不会像许多中国父母做错了，还一味无愧不认错到底。

“应家父母真都是有神经病的，儿女都受够了罪，此时不怨恨，就算好的了”，“我看这种父母是不必敷衍的了。”（1940年5月1日）这是胡适书信与日记里，对为人父母最狠的话了，我不知道这对父母做了什么，让素来温和克制的胡适说了如此发狠的话，但我想父母要避免这样的责备，恐怕不是件容易的事。
四

胡思杜到美留学后，多门功课不及格，学业很差，读历史而最终没有拿到毕业证。但他1947年毕业回国后，鉴于他是胡适之子，仍有学校如山东大学历史系邀请他去任教。胡适深知此子不是当大学老师的料，不让他去“毁人不倦”，爱惜羽毛的胡适极力阻止。这样做得到了许多人的赞赏，我的朋友、研究胡适的青年学者林建刚在2015年3月6日的《南方周末》上发表了一篇《胡适之子缘何未去台湾》一文，甚至拿这事，与胡适阻止罗尔纲去清华接替蒋廷黻教书一事相类比。

这类比对不对呢？很难用简单的对错来说。我觉得于公来说，让不合格的教员不要到教学机构去“毁人不倦”，诚然是对的。胡适对胡思杜一直以来的否定性评价，以及对他各方面的干涉，其实与胡适在朋友及公共领域方面的宽容，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我们都知道，国人越是对至亲如子女，越是恨铁不成钢，所以频繁干涉子女的诸多选择，就成了一种众人完全习焉不察的行为与心理习惯。胡思杜没有公然用胡适之子的名义去谋职位，或者说让胡适替他去说项，我觉得胡适就应该宽容了。因为胡思杜走过的弯路或者说在读书上的一些不良习惯，与他们夫妇俩此前在陪伴上的缺失是有关的。我觉得胡适应该与胡思杜及山东大学商量，让他先当某一个史学教授的助手，而不是马上上课。或者说上课，先上入门课试试。没有拿到毕业证，上课就一定不行么？这里面并不存在逻辑上的必然顺延。如此细致的商量，一定比峻拒胡思杜自谋的选择，让他感受到更多的尊重。

胡祖望到美后慢慢走上了正轨，而胡思杜却依然像在国内一样难以进入学习状态。因此1944年7月1日胡适在写给好友赵元任的信中，就给胡思杜设计了学好楷书，替他抄书，然后到图书馆工作的道路。我读胡适的日记与书信，没看到他与胡思杜探讨过他是否喜欢做图书馆的工作，1948年8月30日胡适当天日记只有一句话：“思杜今天到北平图书馆去做工。”这句话是不是有一种“终于搞定了”的如释重负之感呢？我想只有胡先生自己知道了。你说他到山东大学教书是沾了胡适的光，那这进北平图书馆还是胡适主动托毛子水帮助的呢，这里面到底哪种行为才更值得赞赏呢？如果我说胡适爱惜自己的羽毛，以及他骨子里面有种难以撼动的固执，胜过了对孩子择业的尊重，希望读者从胡思杜的角度来想一想，是不是如此？

诚如林建刚在文中所披露的一封胡适致杭立武的信，谓胡思杜有骗取国家的回国费用之嫌，让胡适对胡思杜彻底丧失了耐心。胡适的信写得还算平静，但你细味其言词，用震怒来形容他的心境都不为过，也许他这时候不停想起自己妈妈教训他不要跌父亲的股的话，不禁有悲从中来之感。胡适为人处事圆通细腻，宽容尊重他人，但却在对自己孩子的教育上，做得不够好，这是令人遗憾的。即便再为此事震怒，也不能不尊重儿子自谋职业的选择吧，虽然这其中可能有沾老子之光的嫌疑。但你胡适之光在彼时可谓普照，作为他儿子要想摆脱又是那么容易的么？当然隐姓埋名的话，自然是可以做到的。在我看来，胡思杜不找你胡适先生求难以根除的阴影面积，就应该感谢上苍了。

到了北平战事非常紧急的1948年12月，胡适夫妇乘国民党抢运著名知识人的飞机抵达南京，胡思杜并没有同行。江冬秀伤心地替他准备一箱金银细软，以备将来生活与结婚之用。胡适的内心一定也非常不好受，但他的情感要内蕴不外露得多。林建刚的文章将胡适震怒于胡思杜骗国家回国费用的事，作为胡思杜不同行的一个重要依据，我认为这是小看了胡适胡思杜父子长期以来的矛盾累积之所致。胡思杜成长的时候，左倾思潮激荡固烈，诚然可以说明左倾及唱高调切合年轻人的荷尔蒙冲动与乌托邦理想，但其父也是天下影从的自由主义思想大家，其价值观却无法影响自己孩子的选择，没有亲密的父子关系以及比较和美的家庭沟通，绝对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1950年9月22日胡思杜在组织启发下所写的《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说其中有些言词对胡适来说堪称侮辱是不为过的，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的震动。胡思杜这文章对胡适的震动是否高过五个月之前，他的好友陈垣所写的《给胡适之的一封公开信》，我想很难做量化比较。但儿子的文章，一定比好友的文章让他更为痛苦，所以他没有像对陈垣文章一样写篇跋文来反驳，除了一句“小儿此文是奉命发表的”的附批外，几乎只是不露心迹地将胡思杜的文章剪贴在9月27号的日记上。

为什么胡适不在胡思杜的文章后面写个跋文呢？除了要反驳的内容在陈垣那封信的跋文里已经表达外，如果要批驳儿子的说法，需不需反省自己对儿子教育的失误乃至某种意义上的失败呢？这看起来容易，但做起来难度不小，且不免尴尬。因为这与其说是对胡思杜失望，不如说是对自己处理家庭及子女关系能力的失望。9月29日胡适的学生、好朋友傅斯年致信《中央日报》认为胡思杜这文章是共产党官方组织捉刀，强迫同意发表所为，说胡思杜虽然不好学，成绩差，但天性醇厚。此并非替胡思杜推过，更主要是在为老师缓颊——这相当于说胡思杜的品德没有问题，与胡适的家教没有直接的关系——多年后给唐德刚《胡适杂忆》写序的夏志清还将胡思杜发表此文，斥之为“不成器”！

朋友们有这么多关切与议论，但胡适从未公开对胡思杜一文及留在大陆发表过看法。一来是怕给留在大陆的胡思杜带来更多的麻烦，二来是实在伤心到无话可说。但你真认为他就心如止水到完全不提不想胡思杜了么？肯定不是。胡适看了一众老友对自己的批判，知道彼时大陆连沉默的自由都没有了，他当然深知并理解自己小儿子处境的艰难与危险。我推想胡适的心路历程是这样的，只要胡思杜能拿批判他来过关，少受整，也算减少一点他作为父亲的愧疚。这种愧疚是双重的：一是作为共产党钦定的“战犯”父亲，对儿子带来的天然压力；二是愧疚于自己没能教育好儿子，跟着他离开大陆。

研究胡适的人多是政治学、社会学、史学方面的学者，很少有研究家庭教育与教育心理学的学者，所以很多人不能理解胡适晚年生活为什么看上去那么落寞，不无灰颓，史学家唐德刚用近乎有些油滑的笔调记述他的“寓公生涯”。大多数人只说得出他在大陆两岸都不受待见的命运（大陆有批胡运动的整肃，台湾也有《胡适与国运》等围剿），类似于彼时《四郎探母》在两岸都不受官方欢迎一样。但很少有人真正思索到胡思杜留在大陆对他的致命打击。可以这样说，不理解“胡思杜事件”对胡适晚年生活无所不在的影响，我们就很难读懂存留于他个人回忆与谈话录中，看上去不好解释的片言只语。

史学家何炳棣心细若发、洞烛机微，真配得上他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的名字。何柄棣最后一次与胡适海阔天空闲聊时，胡突然问何一句，你相信胡适的儿子会在大陆骂他老子吗？何当时的简要回答是“不会”。胡适去世后，他再度回忆反思起这句突兀的话，“才感觉到当时胡先生的一种相当神秘的迫切感——要把多年想说而不肯说的话说出，平常不会提出的问题提出。最后问我有关思杜（胡先生留在大陆的次子）的问题，内中似乎有隐痛”（P322）。这伤痛埋伏得如此深沉——胡适惜羽毛爱名誉，且又是导师型的人物，你可以想像那封攻击侮辱的信若是出于儿子胡思杜的真切想法，胡适会是何等崩溃。这对主张能靠自我修行成圣的中国著名知识分子尤其如此，因为“养不教，父之过”啊——像唐德刚这样以了解胡适著称的人，可能都忽略过去了。当然，大约是胡先生不谈，唐德刚也不好提，因为怕触及他的隐痛。但果真如此，我要是唐德刚的话，撰写《胡适杂忆》一书，整体不妨以幽默出之，但拿一章作为附录，沉郁细腻地分析出胡思杜事件对晚年胡适的影响。

胡颂平记录的《胡适晚年谈话录》里有两次提及胡思杜，你若不对胡适一生及其家庭教育有整体贯穿性的了解，你很难理解这两次片断性的言语。“思杜一九五八年上半年之后就没有信来过，恐怕是不免了”（1961年4月30日），胡适的政治洞察力与敏锐度，是同时代中人少有的，他实在不愿去想儿子已经出了大问题乃至不在人世了。白发人送黑发人，对任何人都是难以逾越的难关。这语气很淡，淡到好像自言自语，其实这比那些他说朋友如沈从文、朱光潜等之遭难“听说过得非常的苦”，更加的沉痛。有说1958年5月4日胡适做关于五四运动的广播时已从泛亚社获知他已不在人世的消息，若此说属实，那么就是他不相信，因为彼时谣言很多。他自然愿意往好处想，存一点念想，这样反过来更好证明“不免了”之让其如何伤心。倘若想起四十年前的1919年，胡适在主张他“无后主义”时曾解释，“说得偏激一点，我们生一个儿子，就好比替他种下祸根”，他会否有一种悚然而惊的谶语之感？

另一处是胡适回忆说，父亲节胡适主动联系胡思杜，思杜旷课、欠债、典当文具，“后来他回来了，我也没有责备他”（1961年5月14日）。这次谈话在“不免了”之后，更有一种希望哪怕是往日的“问题胡思杜”重现眼前的迫切感。正可以回应何炳棣所说的胡先生有 “一种相当神秘的迫切感”，既怕他“不免了”，又希望他还在人间的纠结与椎心之痛。其实我们没必要为贤者讳，胡适与胡思杜的沟通不畅尤胜于与他与胡祖望之间，只举1940年下半年就可以概其余：“小三决定进学校了么？叫他写信给我”（7月29日）；“小三为何不写信？”（9月29日）；“小三现在何学校？学的什么？望他常常写信给我”（11月16日）；“小三现在进了什么学堂？望你叫他写信给我”（12月10日）。终于在12月23日“收到了儿子小三的信，我很高兴”。可是查这半年好像胡适也没有主动单独给胡思杜写信，却只叫别人写，这可否算是一种强权与情感勒索的单向度要求呢？

不妨直说，胡适惜羽毛好名誉，好到了他更喜欢花时间接交外人，而较疏于与家人沟通的地步。1950年9月 11日，就在那篇著名的《对我的批判——胡适的批判》发出前的十一天，已迁居纽约的胡江夫妇收到了胡思杜的信，信中特别醒父亲“少见客，多注重身体”。知父莫若子啊，这里面当然有对父亲的敬爱，要其爱惜身体，但对比胡适一生过于爱热闹，把时间贡献给人来人往，此句“少见客”就不无深意藏焉——当然格于当时的政治高压，胡思杜也是怕胡适见客多了，说话多了难免可能出格，言多必失，会危及他自身——除爱热闹外，胡适之爱书有目共睹，聪明的胡思杜当然不会忘了说一句“书都还存在北大，安好无恙”。但九年后，嗜书如命的父亲却对书籍有痛彻肺腑的灰槁之感：“我的书将来还不是图书馆的书吗？我的子孙是不会看这些书了”（1960年5月13日）。这些对理解胡适晚年心态最值得注意之处，往往容易被人忽略过去。或许决定一个人读书的品质，不完全是道理上的理解与否，而是有没有同理心所致。

父亲早逝，寡母在大家庭中受不尽的气，巴望胡适早点出人头地，也就尽早失却了儿童的天真。胡适是母亲唯一的希望，因此干涉他的婚姻，在物质与情感上十分依赖他，给他带来了不少困扰，这种困扰在胡适自己的家庭生活里体现得相当明显。很少有人看到胡适十二岁多就离家到上海求学对他一生的负面影响，他不擅于处理亲密关系，与妻子和儿子的关系显然不是外界看到的那般美好。他是处理朋友关系的高手，因为这是自己的选择，有学识、气质、脾气、价值观等方面的切合，同时也能满足他好名之所需。但家庭关系，却日积月累，时常摩擦，在这个缺少心理界线的国度，实成为互相伤害的温床，使我所说 “生活的一部分叫伤害”，成为家庭人际关系的日常状态。胡适这位二十世纪中国所谓的“完人”，其处理家庭尚有如此的局限，何况我们普通人呢？

（2016年3月28日至4月1日，竟五天之力写就。4月1日修订于成都。）

【注】本文原标题为《大师的亲情与伤痛：胡适家庭教育研究》
【责任编辑：代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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