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6-4-6 09:27
“四五英雄”赵世坚：那是一场青春的发泄
“四五英雄”赵世坚：那是一场青春的发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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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英雄”赵世坚：那是一场青春的发泄
第786期
2016年04月05日20:00我有话说(2512人参与)
导读
阿坚有个标签，是“四五英雄”。1976年爆发的四五运动，被认为是文革结束的关键性节点。
阿坚阿坚
阿坚说，我早就戒了酒，但啤酒不算酒。他连着要了6瓶燕京，就了几口猪头肉。
他说，只要你愿意问，我就愿意讲。
回想起40年前的清明节，那真像一场“荷尔蒙爆发的青春狂欢”。1976年是丙辰年，所以叫“丙辰清明事件”。
直到一年后，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的“丙辰清明事件”平反，定性为革命运动。反革命赵世坚成了“四五英雄”。
他用阿坚的笔名写诗、写书。写了一本《1976》，在第三次送审时，改成没人知道的笔名“大踏”和不知所云的书名《没有英雄的时代 我只想做一个人》才得以出版。
1976年的四五运动被称为是文化大革命结束的关键性转折点，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
所有的重大新闻 老百姓都很惊诧
所有的重大新闻 老百姓都很惊诧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4月5日的前几天，20岁的钳工赵世坚填了一首悼念诗《西江月》。后来，他也写诗，用的最多的笔名就是阿坚。
他揣着这首诗，在天安门广场晃悠，找了个没人注意的节点，把诗插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低矮的松林里。以至于这首诗并没有收录进两年后出版的《天安门诗抄》中。
这让阿坚觉得，虚荣心有点受伤害。没能像贴在纪念碑正背面的《扬眉剑出鞘》一样广为流传。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在后来的解读中，鬼和豺狼被认为骂的是四人帮“王张江姚”。
但在阿坚看来，所有重大的政治新闻，老百姓都很惊诧。实际上，写诗的时候还没有“四人帮”这个词。
4月4日，清明祭祖的前夕，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摆满了花圈、挽联、诗歌、鲜花，成千上万的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都是为了追思周恩来总理。
阿坚每天上班路过广场，都要去逛一逛。这样的热闹持续好几天了。
和阿坚对“重大政治新闻”的论断一样，实际上，当时的政治暗潮已经持续了好几月。
1976年2月，中央委员会提名华国锋出任代总理一职，1975年既已展开的批判邓小平群众运动随之加温。
3月，以张春桥为后台的上海《文汇报》删去了周恩来给雷锋的题词，又刊登批判邓小平的文章。
福建、南京随后贴出反对张春桥的标语。在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四人帮兴亡》一书中有姚文元的日记，3月27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清明将要到，发现南京、北京、太原都有借此搞‘悼念’总理的活动而闹事的苗头。”
著名的四五诗歌《扬眉出剑鞘》著名的四五诗歌《扬眉剑出鞘》
年轻工人都是“傻有劲”
年轻工人都是“傻有劲”
但在阿坚的记忆中，四五“闹事”都是无意识的。史景迁将这形容为“群众的自发情绪和偶发行动融汇在一起，左右了大局。”
4月5日早上6点，阿坚像往常一样去上班，路过天安门又去逛了逛。“平常就是上班路过看一看，心想上班别晚了，那天就是，不行，今天晚就晚了！”
4月5日凌晨，工人民兵和公安部队将广场上的花圈等全部清理走，广场洗刷一新，并且纪念碑四周派遣战士把手，不再让群众进入。
阿坚回忆，早上正好有一个学校的学生来献花圈，被战士拦下。“这哪行啊，大家起哄啊。”阿坚说，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一拥而上，把战士冲开了。人们欢呼着、簇拥着唯一的花圈涌上了纪念碑的台阶。
花圈太普通，摆在纪念碑前不显眼。有人喊，放到浮雕上面去。浮雕顶有两三米高，花圈举不上去，阿坚连勾带爬上了浮雕顶的平台。
“第一老百姓都喜欢热闹，把事闹大。第二我个人有点抽风，好听点叫英雄主义。”下面有人递上花圈，花圈摆正后，他还喊了几句口号，底下一片掌声。阿坚有些提刀四顾、踌躇满志的感觉。
站在纪念碑上，居高临下，底下密密麻麻的人，群情激奋。“那个时候感觉挺风光的。”
浮雕不好爬，有点像攀岩，得踩着浮雕上人民解放军的肩膀，还有点倒锥度。
一般人还真爬不上去，那时候阿坚20岁，身高一米八，冬天穿单褂、游冬泳，夏天为了打赌穿毛衣。“一身的劲没处使，那时候不能恋爱，没事在工厂练哑铃，踢球打球爬山，傻有劲。”
在阿坚看来，这个运动都是“傻有劲”的。这场运动的主力是工人，还有一部分学生，以及一些普通群众。基本上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
现在61岁的阿坚总结：“1976年文革还没有结束，在文化方面单调压抑，年轻人没有什么好玩的，那个时候也不能够恋爱，动不动就算流氓，甚至被判劳教。现在看，有一点是日常生活单调，有一点压抑，正好广场提供一个释放压抑的机会，好玩。”
他个人参与运动原因是，年轻人都有点叛逆，反骨。就是不想循规蹈矩，不想按照大人说的、广播报纸说的，我就是要破坏点规矩，这样才过瘾。“报纸说的政治觉悟，反正我没有。所谓政治理想，波及到我们身上，就是‘怎么回事呢？书也不让看，外国歌也不让唱。’”
第三点就是，这么多都在做这个事，这个会感染人。“我们这么折腾，好像还给我们赋予点正义感，哎，我们就更来劲了。”
四五广场上堆满的花圈四五广场上堆满的花圈
“这事就是青春的发泄”
“这事就是青春的发泄”
1976年中国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阿坚觉得，老百姓对生活水平降低不满，得找一个表达的缺口，当时的缺口正好是周总理逝世。“第一，周总理长得精神，有亲和力。第二，文革中他帮助了好多老干部。所以给老百姓的感觉就是，他是个好总理。一个好总理死了，大家觉得我们的生活水平更得下降了吧。担忧加上不满，那就悼念周总理呗。”
有人开始在纪念碑的基座上演讲，除了悼念周总理，经常有一些怨词，埋怨、控诉，甚至后来政府所说的反动口号。
演讲大部分是控诉式、口号性的，比如“我们的生活怎么越来越糟，现在有人怎样怎么样。”
阿坚说，不管你说再臭的话，底下都是喊好、鼓掌。因为别人不敢啊，鼓掌喊好，是因为你终于说出我想说的话了，你胆子大，佩服你。当然，也不乏起哄的。
在阿坚的记忆中，1976年的清明节真的像过节一样，“叛逆和折腾产生的快感特别解恨，恨这种生活不好。”阿坚爽快地干了一杯酒。
但同时，他毫不忌讳地说，有时人群就是乌合之众。
人群喊着“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从纪念碑移到人民大会堂，再移动到历史博物馆，最后移动到小红楼。
小红楼是当时军队、公安、首都工人民兵的联合指挥部，控制广场事态。那是一个老式的民国建筑，三层楼，外面是红砖。修建毛泽东纪念堂之前拆掉了，位置大约在现在毛泽东纪念堂的东侧。
人群聚集在小红楼，对面是一排排战士人墙。人群高喊要谈判，这个时候，阿坚和另外几个人站在人群的第一排，都是刚刚在广场“小领地”内比较活跃的人。
有人喊，“大个儿，你去！”
阿坚和另外四人成了谈判代表，这一角色彻底奠定了他日后“四五英雄”的形象。
战士不敢放出缺口，一行5人从战士们的肩膀上爬进了小楼。上到二楼，阿坚喊了一句，“渴了，拿水来。”阿坚形容，战士不卑不亢地给他们拿来水，水杯是给朝鲜志愿军用的那种。
过了一会，来了一个40岁左右的军人。阿坚说，我记得小战士喊他什么师长。他回忆，有两个人“互补式地白话了一通悼念周总理无罪，为什么强行撤走花圈，为什么抓走悼念周总理的群众，花圈和被抓的人在哪儿，立即交出来，否则革命群众坚决不答应。”
阿坚则在冷场的时候说一句：“还我战友！还我花圈！”
军人口气缓和，大概说了些官话：你们悼念总理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你们不要受坏人挑唆上当，花圈不在这，有什么问题通过组织反映，一定会给你们一个答复等等。
阿坚说，反正我们也需要个台阶下，最后得说一句话，比如可能说了：行，那我们等消息，一定得给我们一个交代什么的。
楼下的人也再喊让他们快下来，20分钟左右，5人谈判代表走出了小红楼。
脱离大部队，单独谈判，难道不怕被关押吗？阿坚说：“当时那种荷尔蒙冲动，先不计后果，上去再说。”
“对我来说，这事就是一场青春发泄，别人给我们贴了一个英雄的标签。”
“连累了邓小平 我很遗憾”
“连累了邓小平 我很遗憾”
广场上留言乱飞，人群重新移动回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的广播车成为了众矢之的。人群决定掀翻这辆车，或者烧了它。
“我不喜欢暴力。”阿坚选择在这时离开了人群，回到工厂上班。那时候已经是下午三点。
阿坚听说，工人民兵清理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拿着木棒，穿着皮鞋，拳打脚踢，但没有拿枪。
晚上六点，天安门广场上传来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的讲话，警告群众不要受到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坏人的蒙蔽。
大部分人群在傍晚六点后逐渐散去。据记载，直到晚上十点，一群中坚分子依然驻足广场。就在这个时刻，数以万计的工人民兵与卫戍区部队突然冲向示威人群，并逮捕了报道中的388名抗议者。
《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中记载，“事实上，被捕的人数应不止于此。遭逮捕的示威者有人被带到设于北京大学内的人民审判庭，有人则径行被送到劳改营。”
阿坚的记忆有些模糊，他说下班后他又去过广场，那时候人已经没那么多了。他听说，晚上9点多，广场上大灯一亮，工人民兵从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冲出来，包围了广场。
阿坚说，4月7日报纸和电台传来惊人的消息，“天安门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事件的后台是邓小平。”
4月7日，中共中央解除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
阿坚说，定性“暴乱”是我没想到的，“四五事件”连累了邓小平我觉得很遗憾。
赵世坚用“大踏”出的没人知道的《1976》赵世坚用“大踏”出的没人知道的《1976》
伟大的看客
伟大的看客
一周后，公安拿着一张阿坚站在第一排示威的照片来工厂找人。“照片上的我表情疯狂，头发奓乱，脖子斜梗，五官也一反常态，与我平常的照片判若两人。”躲过了第一次审查。
两个月后，阿坚还是被揪出来审讯。挨了两脚踹、写了认罪书、降工资、左派父亲跟他脱离了关系，此后被隔离审查一个多月。
阿坚很庆幸，由于自己“爱出风头，又怕担责任”，虽然参加了四五运动，但是没受什么罪。
1976年10月14日，粉碎“四人帮”。不到一个月，工厂给阿坚开了平反大会。
1978年，阿坚考上大学。当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中，提到了“赵世坚”的名字。学校里都叫他“四五英雄”。
“四五英雄”阿坚混迹小院，他说从大一到大三，就没上过课。到后来，同学们以“四五英雄”来讽刺他。可能因为学校给“四五英雄”面子，没有开除他。
但如果重新选择，他还是喜欢“四五英雄”这个标签的。“我身上有一种出风头的劲，‘四五英雄’毕竟比‘臭流氓’这个标签好。”
“毕竟大家会看你一眼，读大学的时候女生会关注你一下。赵世坚，你讲讲当时是怎么回事啊。那咱们兜里有钱吗？找个饭馆，我给你讲一讲。”说着，阿坚要了第六瓶啤酒，烟也抽了大半盒。
他写了本书记录1976年，“有时候我写这东西，好多时候我就想乐。我看到了好多参与这个事件的人，他们的装，不诚实。‘你丫是那样吗？’”
“我就是一个伟大的看客。” 阿坚说，大多数人是一般的看客。伟大的看客挺难的，咱们肯定不是伟大的人，也做不了伟大的事，但是虽然我是一个普通人，是街角晒太阳的一个人，我们面前却经常上演非常有意思的伟大的内容，我对这种看到的东西，我有一种思考，有一种调侃，这样才变成伟大的看客。做不了伟大的事，做伟大的看客，保持一种老百姓建立起来的一种聪明。
（新浪《新闻极客》 刘洋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