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5-10-9 19:20
在所有悲剧里，隐瞒与欺骗最可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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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克飞：在所有悲剧里，隐瞒与欺骗最可耻
原创 2015-10-09 叶克飞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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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不可控的因素面前，人类本就是渺小的，这已经注定了悲剧会发生。而悲剧里最可耻的一种，则是蓄意的隐瞒和欺骗。
第一次读《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时，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两段话——
“她看起来十分健康，四肢健全。但是，医生告诉我，她一出生就查出有肝硬化，而且肝脏内含有高达28伦琴的放射物质，此外，她还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四个小时后，他们告诉我她死了。随后，他们又对我说了相同的话：我们不会把她的遗体还给你。我杀了她，我得救了。我的小女儿救了我，她吸收了我身体上所有的辐射，她就像是一根荧光棒。”
“有人说：‘你必须明白：他已经不再是你的丈夫，也不再是一个受人关爱的人，他只是一个带有高浓度毒素的放射性物体。你不要自取灭亡，要珍惜自己的生命。’我很喜欢一个已经近乎崩溃的女人说过的话：“可是，我爱他！我爱他！”
没有医生知道我每天都在观察病房里过夜，是护士让我进去的。一开始，她们也劝我不要进去：‘你还这么年轻。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一段关乎亲情，一段关乎爱情，共同的悲剧面前是极权下的谎言。当切尔诺贝利事故爆发后，苏联当局的第一反应是隐瞒。一位前核能研究所所长这样告诉作者：“我们正在受到每小时3000毫伦琴辐射物的照射，然而，执政者担心的却是他们的权力，而不是他们的人民。这是一个权力的国家，而不是人民的国家。国家永远排在第一位，而人民的性命轻如鸿毛，几乎没有任何价值……这个城市里储存着700千克的浓缩碘，专门用以应对这种特殊事件——然而，那些碘此刻仍然被锁在仓库里。人民对上级领导的畏惧远胜于对原子的恐惧。每个人都在等待上级下达指令，他们在等待上级的电话，可是没有一个人主动地为自己做点什么……此时此刻，他们需要谈论物理学，还有物理定律，可是他们探讨的却是敌人，以及如何寻找敌人……没有人会听科学家和医生的话。他们把科学和医学全都归入了政治领域。”
当时甚至还有科学家在当局授意下表示核辐射并未带来巨大影响，这让我想起了很多年前，那位“两弹一星元勋”是如何论证亩产万斤的。与这些谎言相对的是受害者的悲惨遭遇——“在医院的最后两天，我抬起他的手臂，感觉骨头晃来晃去，仿佛已经和身体分离。他的肺和肝的碎片都从嘴里跑出了，他被自己的内脏呛到。”那是冲在最前面的救援者，他们的妻子无奈地看着丈夫死去，她们甚至无法拥抱自己的丈夫，因为每一次拥抱都会在自己身上留下无数对方的皮肤碎片，病床上哪怕有一个线头，都会在丈夫身上留下惨烈的伤口。她们甚至无法留存丈夫的骨灰，因为那同样是被污染之物。
作为一个非虚构写作者，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出色之处，就在于她对时代悲剧忠实而冷峻的记录。她不需要写下多余的文字，就可以让每个人都知道悲剧即人祸。
1986年4月26日凌晨，位于乌克兰北部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4号反应堆突然爆炸，8吨强辐射物质泄漏，辐射量相当于400颗美国在日本投下的原子弹。当年距核电站仅3公里的普里皮亚季，数万居民被迫疏散，如今仍是一座“死城”，核电站周围半径30公里的区域被辟为隔离区，严格限制人员进入。辐射尘随着大气飘散到前苏联的西部地区、东欧和北欧。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受影响最大，尤其是白俄罗斯，因风向影响，约60%的放射性物质落在这片土地上。
2006年，绿色和平组织发表报告称，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导致27万人患癌，其中9.3万人已经死亡。这个数据也许并不准确，前保加利亚足球运动员彼得罗夫患上急性白血病时，就有医生就分析并无家族病史的他有可能是遭遇了切尔诺贝利的辐射影响——保加利亚也是受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事件发生时，彼得罗夫刚刚六岁，而其家乡的核辐射指数已经超过正常值一千倍。与阿列克谢耶维奇一样，医生也认为这是人祸，还认为当时的保加利亚政府才是祸首，因为“无论是切尔诺贝利发生爆炸，还是污染云飘散到保加利亚，政府都没有通知我们。”
这是一场全人类的悲剧，有专家称消除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后遗症需要800年，反应堆核心下方的辐射自然分化要几百万年，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的研究结果称全球共有20亿人受切尔诺贝利事故影响。
而在事故发生时，前苏联以及其所控制的东欧国家，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封锁消息。低效率的反应也使得灾情更为严重，书中这样记录：“在事情发生后的最初几天里，人们的感受可谓是五味杂陈，相当复杂。我记得其中的两种：恐惧和侮辱。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发生，而人们却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政府保持缄默，医生也沉默不语。各地区等待来自州府的指令，州府等待明斯克的指示，明斯克则等待莫斯科的命令。这是一条很长很长的锁链，锁链的一端连接着少数几个决策者。后来的事实表明我们毫无防备可言。这就是那几天里人们最大的感受。我们的命运就掌握在少数几个人的手里……”
一切都似曾相识，这是我阅读《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时的最大感受。“事故发生后的最初几天，图书馆里所有关于辐射、关于广岛和长崎的书，甚至就连有关X射线的书都消失了。有人说这是从上面传达下来的命令，如此一来，人们就不会恐慌了。你找不到任何公布医疗信息的公告栏，也找不到任何能够帮助你获得相关信息的渠道。那些能够弄到碘化钾的人一夜之间都成了备受追捧的大人物。”这种甚至带点黑色幽默感的记录，荒诞无比，但却真实发生，最悲哀的是，我们似乎对此并不陌生。
在那些不可控的因素面前，人类本就是渺小的，这已经注定了悲剧会发生。而悲剧里最可耻的一种，则是蓄意的隐瞒和欺骗。
所以，《切尔诺贝利的回忆》不仅仅是灾难史，也是巨变前的苏联史。那些在事故后被紧急征召的士兵、工人和工程师，在毫不知情也毫无防护的状况下赶赴现场，将那里建成了一个钢筋水泥的大石棺。他们还要签下保密协议，不能暴露任何真相，因为一切为了维稳。在那之后，他们遭遇各种病痛，痛苦死去。有人这样告诉阿列克谢耶维奇：“他们让我们签了一份保密文件，所以在此之前，对于当年发生的一切，我一个字也没说过。退伍之后，我成了二等残废。当时，我才22岁。我摄入了相当大剂量的放射性物质。”
摄影师则告诉阿列克谢耶维奇，当局不允许他们拍下记录事件真相的影片和照片，“即便有人想方设法拍摄了一些片段，政府当局也会立刻把它收走，当它还回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已经被毁了。我们没有任何关于他们疏散居民的纪录片，也没有反映他们驱赶牲畜的胶片。他们不允许任何人拍摄这种悲剧性的场面，他们只让人拍摄那些英雄事迹及画面。”
民众同样是受害者，他们被迫将被污染的粮食埋掉，将被污染的牛奶倒掉，他们不像当权者那般享受特供。
刻意渲染的英雄主义，并没有让苏联当局在这场灾难中挽回人心，反而遭遇了更为猛烈的质疑。在集体主义教育下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似乎开始在别处寻找信仰，就如书中所说：“有人说辐射是黑色的，就像土地一样。有人说它是无色无味的，无处不在，你却看不到它——那么，它就和上帝一样。”
这个曾经失去上帝的国度，开始寻回上帝，这似乎不是一件坏事，之后的历史已经印证了这一点。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书中用一个非常震撼的隐喻揭示了这一切——“我们看到一个女人坐在她家旁边的一张长凳上，正在给她的孩子喂奶——她的乳汁里还有铯——她俨然就是切尔诺贝利的圣母玛利亚。
要么饿死，要么毒死。”
yingyinc 2015-10-9 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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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也退：多少惨剧相加，才能成为一出悲剧？
原创 2015-10-09 云也退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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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维拉娜的书，问题便在于太多削减，太少加增，太多悲伤，太少爱。惨剧过剩而悲剧感不足。但我不能说，这是她的责任。
加西亚·马尔克斯当年有篇写马岛战争的文章，读得心惊肉跳。阿根廷士兵缺吃少穿，手持装着劣质弹药的劣质武器，被驱遣如苦役犯一般，后死者背着先死者的尸体，倏忽之间，自己也在泥泞之中倒下。克劳德·西蒙写过二战，法国骑兵冲向德军坦克，肉体瞬间溃散。他们眼里的战争都是现代的，去英雄叙事的，就连悲剧都算不上，处于劣势的一方都受执掌权力的人所欺骗，根本不知道自己要承担怎样的生命风险；也许，优势方也好不到哪儿去。
斯维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最痛恨的，就是被当政者当枪使。她有一句名言，说苏俄人都是“监狱和幼稚园的混合”，意思是头脑尚未发育完全，人就被监禁起来。没有比这个更Hard的投胎模式了。可想而知，这些人的成年过程，同牲畜的被蓄养一般无二。
斯维拉娜踏足书写战争（及切尔诺贝利之类灾难）受害者的领域，或说得更宽泛一点，书写被战争改变了的社会、大自然和人的心灵。以一个旁观者的立场看，在威权政府隐瞒真相的背景下，这种个体撰写口述史的努力焕发出英雄主义的光彩。斯维拉娜做了她该做的事：去到一个个村庄，记录母亲们的哭泣，在哭泣背后是政权对人的恣意宰割与蹂躏。泪水浸泡着她书里的一个个故事，手巾完全不够用，《锌皮娃娃兵》里，说到一位母亲收到了来自阿富汗的棺材，里面装着她儿子的遗体，当棺材被移进她狭小的房间时，母亲迸出一阵嚎啕：“告诉他们！告诉他们！他是个木匠，有半年时间都在为将军们修别墅！从没有人教给他怎么开抢，怎么扔手榴弹！他上战场后一个月就死了！”
类似的故事数不胜数。但有必要怀疑，是否一出出惨剧相加，就等于悲剧。《切尔诺贝利之声》，斯维拉娜流传最广的一本书，再喜欢它的读者，也得承认其中有太多的重复，有结构上不甚理想的松散。惨剧和惨剧终究太相似了，一种死和另一种死，一个人的死和另一个人的死，形诸于文本后，除了在空间顺序上不得不一先一后讲述之外，究竟有多大的不同呢？组织一台时装秀，都得精心策划如何一路给观众以新的刺激，如何让观众在散场之后，脑子里不止留下对第一个或最后一个出场的模特的印象。写书更是如此。
斯维拉娜是否知道，人们有多么需要知道她的故事？她能否在连篇累牍的惨剧之中或之外，描绘出一幅超越于惨剧总和的动人的悲剧图景？我曾在一篇专栏中写过一对美国老夫妇的故事：老太太死于“9·11事件”，而她那位耳聋神浊的丈夫每天早晨起来，一如以往地咆哮，喷吐一串串老人式的牢骚。他总是抱怨大楼挡了屋里的光线，而楼塌人亡之后，他的视线感觉到了阳光，有一天，他发现连之前一直守身如玉的盆栽都开花了。于是他大笑起来，叫唤妻子的名字，要她一起来看。
这是悲剧了。悲剧不只是一个人绘声绘色地告诉你他失去了这个，失去了那个，也不仅仅是没有尽头的等待，无望的回追，或声泪俱下的控诉。当失去并未削减而是加增了一个人，在他或她之后的生活里持续地、以常常无法预知的方式释放能量时，惨剧才可能成为悲剧，而且，在这样的故事里，绝不能缺少某种形式的爱，或喜悦，或满足，或一种救赎的感觉。当然，戏剧元素或许是天然存在的，叙事者的技巧，和转述者的笔力。斯维拉娜为一本书访问一百来人，都未必能遇到这样一个盆栽开花的故事。
斯维拉娜的书，问题便在于太多削减，太少加增，太多悲伤，太少爱。惨剧过剩而悲剧感不足。但我不能说，这是她的责任。她曾说，苏联时代过来的人，普遍地都无法对自己负责，这些未脱幼稚园气息的人，对于痛苦的失去和不公正的剥夺，内心甚至都缺少做恒定判断的能力。这使她痛心，《战争那张非女性的脸》，《我是女兵，也是女人》，这样的书名已经暗示，作者很可能写不出战争复杂的图景，只是收集了一大堆——且让我这么说——忆苦的素材。以色列有位作家，大卫·格罗斯曼，无数次访问巴勒斯坦人，做他们的访谈并出书，但据我所知，巴勒斯坦人对他不屑一顾，因为他只是一次次拿走他们的故事，却不能还给他们包括国际关注在内的任何东西；现实中的寂寂平民，到了书里仍是“受苦者”的一分子。我想，斯维拉娜也未必能避免此种口实。
她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于是，她很想要用自己的书，去打动本国和本民族以外的人，把阿富汗战争变成世界性的耻辱，把切尔诺贝利变成一个关于苦厄的文化命题，犹如当初的一批文化人成功地把奥斯维辛变成全人类的创伤一样。她以为，只要披露切尔诺贝利的真相，它必将成为又一个奥斯维辛，被杀死和被永久致残的人们，将为世界培养出一批头脑强健、目光鉴定的哲学家。
可她太天真了。奥斯维辛是全人类的事，切尔诺贝利？他人的瓦上霜，一群昏头昏脑的俄国佬把自己的事搞砸了而已。她去了日本，见识到日本人以惊人的效率和水准管理着自己的国家，如此文明，如此严谨，并用如此冷漠的口气回应她的打扰：“那种事只会发生在你们俄国人身上，我们的所有麻烦都来自地震，但大自然是不可预测的，谁知道地震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后来福岛核泄漏了。斯维拉娜发现，日俄这对宿敌走上了相似的道路：一如苏联政府对切尔诺贝利的处置，福岛之后，日本政府也雇佣“神风特攻队清理工”来善后，只有一点不同，日本人用丰厚的酬金买取工人的健康。在处理内部的事上，两国的人道程度到底还是有差别的——苏联把二三十岁就丧失了健康的年轻人一脚踢上大街，任其流落，日本则雇用老人，以缩短他们的余生为代价，让他们的家人手头宽裕一些。
我感觉，斯维拉娜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类现实。她有点不知所措。每说到这些，她就顿足捶胸，愤激溢于言表，因为她心里从无困惑，她眼中的是非太过分明：政府和执政党永远是粉饰太平、逃避责任的专家，人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恨其无能。没有什么复杂的图景，把被隐瞒的披露出来，剩下的就该行动，行动，行动。
这就是她的文字缺少悲剧质素的根源所在。悲剧的生成，总是需要书写者以其困惑来介入的。看斯维拉娜叙述在日本的经历，我就想到另一位访谈大家，美国人斯塔兹·特克尔写过的一件事。他说，他在小石城的一所学院里，跟学生说起艾滋病患者，他们哄起来，一口一个“他们活该，他们自作孽”。他们的老师说，这是一种阿米吉多顿思想，即世界末日心态在作怪，孩子们生而不怀希望，因而也不会慷慨地表达同情。然而，斯塔兹旋即给学生放映了一部关于艾滋病患者的纪录片，片子结束后，教室里满座泣下。
“他们为什么哭泣呢？”斯塔兹说，“在我过去三年的所有经历中，唯有这件事最使我困扰惶惑——这些年轻人，先是谴责，后是哭泣，也许向我们提出了某种挑战，而我们至今还未能认识这种挑战。”
“挑战”二字，在斯维拉娜的问题意识中并不存在——她要的是解决，是走出过去，她不愿在现实的泥淖里耽搁太久，让未完成的继续未完成。斯塔兹也没有写出悲剧，他只是顺水推舟地完成了一批对普通美国人的访谈，至于目的，只是不让过去随便磨灭。本质上，他有一种美国式的荒漠心境，预先认识到自己的渺小。而斯维拉娜却相反，她太在乎“有为”了，始终在寻求复原、匡正、弥补、清算的可能，因此，别人的冷淡、消极、不争，更不用说倒打一耙（一些被她访问过的苦难女性，后来指控她的写作对她们造成了二次伤害），足以杀伤她敏感的自尊，就差龙应台式的暴跳如雷：你们为什么不愤怒？你们对得起我吗？
她访问过的另一个女人，和她丈夫都是“人民之敌”，系狱期间她产下了孩子，母子都受到一名女狱警的虐待，险些精神崩溃。母亲暗暗发誓，如果她能活着出去，她将竭尽一切可能找到仇人：她只想和她对视一眼。后来，苏联终于进入“新思维”时期，那位妇女获得了自由，还真找到了当年的狱警，后者已经九十多岁了，躺在病床上。她设法进入病房，来到床头，看着那老太太的眼睛。
老太太叨咕着说：“我不记得你了，你们都一个样。我们奉命行事罢了。”接着开始抱怨：“我儿子是个酒鬼，我丈夫去世了，我拿着一点点退休金，我整天胃疼。”
每个人最终都是不幸福的，受害者也是，施害者亦然，似乎并没有人，能从施害中得到可以享用一生的快感。但斯维拉娜说，她坚信人必须为自己的罪行受到惩罚，这种不屈令人感动。“纳粹猎手”为什么要飞过大半个地球，去缉拿一个面瘫眼盲、口角流涎的老人，只因他在年轻时一度担任过集中营看守？你能用任何有关宽容的说辞来要求他们住手吗？
“得有一个审判庭，”她书生气十足地说，“由一些能做实事的实干者组成，否则我们将永远走不出这些往事。受害者和社会的精英应该行动起来。”是的，要唤醒受害者，但是否唤得醒他们？更关键的是，唤醒之后又能做什么？他们满身满脸都是疲惫，他们羸弱的心灵甚至不足以抵御酒精的诱惑，更不用说当权者，哪怕只是当权者手下一名小小马弁的笼络。至于精英，斯维拉娜比谁都清楚，他们，包括她自己在内，都无法同政权比拼谁活得长。
我很清楚，我为何至今记得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那篇战争纪实文。没错，第一次了解到一场我陌生的战争的诸多细节，看到英阿双方之间，期望和现实之间强烈至于可笑的反差，是有种深刻的满足的；但是，真正击中我的是另一发子弹。阿根廷军人缩影了每个人都逃不脱的处境：懵懵懂懂地，似是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被推到了命运凶恶的獠牙之前，甚至还来不及掷下泪水。我也总是想起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的一句诗：“总得有人打扫战场，因为死尸不会自己收拾自己”，这写的也不是战争，而是宿命。
装阵亡士兵的锌皮棺材，被核辐射扭曲的草木人畜，泪流成河。读过这些，阖上书页，除了叹气：“这些女人太惨了！她们太可怜了！她们怎么会这样……”我还能做点什么？所有书写大苦难的非虚构作者，都要在惨剧和悲剧之间找到自己的位置，调配好各种情感的比重。他们必须是惴惴不安的，因为当他们质问：“我们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怎么还能继续安心地活下去？”时，听众可能回以诧异：“怎么活下去？我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我很不喜欢赫塔·米勒的书，那种自说自话、阴阳怪气的乏味的文字。不过她有个自辩：在齐奥塞斯库时期，我只能这么写。我觉得，斯维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文字可以比米勒留存得更久一些，它们更直接，更惊心动魄，在官方隐瞒的东西尚未被披露之前，它们是一份凌厉的见证，也代表了一个心怀家国的人令人叹惋的执念。她没有写出悲剧，因为她本人就是悲剧。2011年，结束流亡首返回故土，她发现能移民的人全都移民了，于是陷入了抚今追昔：在“新思维”时期，民间踊跃地推进了记录集体记忆的运动，那时的氛围……啊，不说了，后苏联时代的祖国成了一个空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