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优 2015-9-10 16:17
北大家长都进来，来听钱老师上的第一堂课，有点儿长，钱老师好久不出来了
已经和诸位久违了。我在2002年退休以后，就很少来北大，更不要说和同学们见面聊天了。
最近一次是2008年4月27日北大一部分学生社团组织的北大一百一十周年民间纪念会上，听了已经毕业的、诸位的老学长老汉唱他写的歌《未名湖是个海洋》，其中有几句歌词：“就在这里，就在这里 / 就在这里，就在这里 / 我的梦 / 就在这里”，深深地感动了我，并因此即席讲了一段话。我说，一个人不能没有梦，一个无梦的人生是很难想象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更不能没有梦，特别是民族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他们做梦，那就更加可悲。在我看来，北京大学，就应该是可以让所有的北大人甚至中国的年轻人做梦的一方土地，一个作为精神寄托的“梦乡”。
老汉的歌唱的就是这个意思。它让我感动，以至震动，是因为这样的想法、这样的歌唱，在当今的中国以至今天的北大，都是不合时宜的；现实的中国就是一个无梦的国家，现实的北大也越来越失去了精神梦乡的品质。但唯其如此，我更要固执地强调，今天的中国，今天的北大，尤其需要做梦；因为所谓梦，就是对现实的超越，梦本质上就是超越于物质之上的对精神的追求。
中国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精神的升华，反而出现了物欲横流、道德水准下降的精神危机，以至溃败。所有关心国家、民族未来的人们都为之焦虑不安，痛心疾首。
正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北大，不但没有发挥它应有的民族精神中流砥柱、梦乡的作用，自身的精神也日渐衰退以至堕落了。这就是我退休后很少来北大的真正原因所在：我宁愿在我的梦中保留一个精神梦乡的北大。今天诸位想听我演讲，我也只能说梦话，讲我理想中的大学生活，我理想中的北大，我理想中的中文系。
所谓“梦话”，其实都是一些常识；只不过在物质主义、实利主义的时代，一切都被扭曲，常识、常理都成了似乎高不可及、不可想象、无法实现的梦幻了。我下面要讲的，都是最基本的问题：上大学是干什么的？北大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但现在似乎很少有人，包括北大人去认真想这些问题。在座的诸位大概也很少考虑，但却是应该好好想想的。
先问一个问题：你作为一个大学生，有没有想过，“大学”在你的人生的长途中，处于什么位置？为了看清和说明这一点，可以作两个比较。一是和“中学”比。在人生的中学阶段，你是一个“未成年人”，你的一切，从生活到学习，都要由成年人，主要是老师和家长管着，你没有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即使有，也是很有限的；然而，到了大学，你已经成为“公民”了，这就意味着你已经独立成人了，尽管作为学生，你在经济上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家长，你还必须依照学校安排的计划学习，但你已经有了较大的自由支配自己、管理自己的权利。但和大学毕业以后的“工作”阶段相比，你尽管已经享受了公民的权利，但因为你还处在人生准备阶段，没有直接的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说句玩笑话，你享有公民权利，却基本上无须尽公民义务，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这就是“大学”阶段在人生长途中的特殊地位和优越之处：既独立自主（和中学比），又没有负担、责任（和工作阶段比），这是一个人一生中最自由、最快乐的时光，但却仅仅只有四年、五年，如果你想延长时间，还可以读研究生，但充其量也只有十多年，这样的大学生活实在是人生难得，仅有一次，应该倍加珍惜，千万不要虚度！
在我看来，关键就在于，你要牢牢地掌握自己学习、生活的主动权，独立、自由地设计和发展自己，同时又为自己的选择，承担一切后果。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一次思想的解放。毋庸讳言，诸位都是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甚至可以说你们是应试教育的佼佼者，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中毒最深的；因此，从中学到大学，特别是来到北大，首先就要从应试教育的牢笼里解放出来，彻底摆脱应试教育的观念、思维和方法。最关键的，就是要破除对分数和考试的迷信，绝对不能再围绕着考试、分数学习和生活了。我对每一个和我接触过的大学生，都是这样一个告诫：一定要把分数、考试看淡，真正值得看重的，是你有没有获得真知识、真本事，这是你真正应该用力之处。
当然，在现在的教育体制下，学习成绩确实不能忽视，但说一句我似乎不应该说的话：你们其实在中学里，已经学会了不用大力气而获得高分的应试技巧，真的用不着每一门功课都同样花那么大的力气。所谓“学习的独立自主性”，就表现在你心中一定要“有数”：哪些课程应该下大功夫、真功夫，认真学好；哪些课程只需略用力气，应付过去就行了。什么事都要“有所舍弃，有所不得，才有所得”，不能一切求全，平均使用力气。听说有的同学到现在还在用中学应试教育的那一套应对大学的课程，上课记笔记，下课对笔记，考试背笔记，可见中毒之深。除了应试，已经不会读书、学习了。我实在感到痛心，拜托诸位，千万不要再做分数与考试的奴隶了。
我曾经说过，在某种意义上，诸位是最不幸的一代，因为你们在中学阶段遇到了应试教育，好不容易上了大学，又遭遇了就业教育。这是你们在成长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两大阴影。我听说有的同学一入学，就到处打听如何学会就业技巧，有的受社会风气影响，认为就业的关键在有没有关系，于是就热衷于参加社会攻关活动，跟有权势的老师和团委搞好关系，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建立各种人脉关系网上，而完全放弃了学业，或者只关注于所谓“与就业有关”的课程。坦白地说，我得知这些以后，心情特别沉重，真为你们以及民族的未来担心。记得在刚才说到的北大一百一十周年校庆座谈会上我专门就“大学教育与就业”谈了一大段话，今天也还是要对诸位作两点提醒。
第一，大学生毕业后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确实是个必须正视的问题。但应该弄清楚的是，不能适应的是什么？据我的了解和理解，除了大学某些专业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比较陈旧，需要调整以外，主要的还是大学生的素质问题。我看过一些就业单位的调查，他们对当代大学生素质的主要批评有三：一是独立自主能力比较差；二是缺少团队精神，不善于和他人合作；三是知识面太窄，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不足。这三大问题其实都是独生子女家庭教育和中学应试教育的后果。按道理说，到大学就应该弥补这些缺陷，着眼解决精神素质方面的问题。如果还是遵循应试教育和就业教育的逻辑，按职业知识、技能的要求来设计自己的大学生活，那么，你们中许多人就很可能在中学成了应试机器，到大学又成了就业机器，这样来度过自己的青春时代，且不说会影响自己一生的长远发展，单就个人生命而言，也太委屈自己了。
第二，对就业问题的看法，应该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未来的社会是一个知识社会、信息社会，其最大特点是职业转换很快，随着社会和科学技术知识的发展，不断有新的专业、新的课题、新的职业出现，这就使得每一个人都必须不断变换自己的职业、自己的社会角色。因此，知识社会、信息社会对人才是有自己的特殊要求的，一是应变能力要强，二是创新能力要强。未来社会的竞争，是一个素质、学养的竞争，一个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的竞争。
一个真正有眼光有抱负的大学生就应该按这样的人才要求来设计自己的大学学习，除了努力提高精神素质以外，我认为还应该着力培养自己的三大能力：一是终身学习的能力，包括中外语言的听说读写能力，利用文献、工具书的能力，等等；二是研究能力，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等；三是思维能力，具有思维的开阔性、广泛性、创造性、批判性和想象力，等等。
有了基本的精神素质和这三大能力，你在未来工作的职业变动与竞争中就能获得主动权，游刃有余地应对一切变化。如果放弃这一点，一味追求眼下的市场需求，把自己的视野、知识面和能力训练弄得非常狭窄，那么即使取得一时之效，可能找到一个较好的工作，但是底气不足，在持久竞争中迟早要被淘汰。我对很多大学生都这么讲：在应试教育中你们的视野、学养已经非常狭窄了，如果到了大学，再浪费大好时光，只关注眼前利益，忽略对自己长远发展的必备素质、学养的培育，最后迟早是要为自己的目光短浅付出代价的。我还要忠告那些热衷于搞关系的同学：“关系”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关系人（包括你的有权势的父母、亲戚）一旦塌台，就会殃及你自己；更重要的是，想要靠关系往上爬，不管你主动还是被动，都是要以出卖良知和突破道德底线为代价的，这其间的得失是应该认真考虑的。当然，如果你已经横下一条心，要不择手段地不惜代价地往上爬，那就是另一个性质的问题，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内了。
这里，实际上就提出了第二个层面，也是更为根本的问题：上大学到底要干什么？这里我要引述大家都十分敬仰的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学校应该永远以此为目标：学生离开学校时，是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一个专家”，更不能成为“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这句话说得很深刻，也很尖锐，可能和诸位的自我预设有距离。
大多数同学上大学的目的，大概都是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专业人才，学有专长，因此获得一个较好的职业，既有利于自己的发展，也可以报效父母。应该说，这样的求学目标并不错，不仅满足父母，也符合国家对你们的要求。但这样的认识并不全面，这也是爱因斯坦所要强调的：大学并不只是一个知识的传授所、职业的培养所，它的最基本的任务和职能是培养“和谐的人”。这其实也是我们北大的老校长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他主持北大的校政是把“养成健全的人格”放在第一位的。这就是说，专业知识、技术固然不可缺少，但人的精神、品格更重要，因为知识技术是要人去驾驭的。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众多的知识，技术也很高明，但人不好，或缺德，没有良知，或没有独立性，甘当奴才，那充其量不过是爱因斯坦所说的“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这才是教育的最大失败，恐怕也是个人的最大失败，大概也不是你们的父母所期待的吧。
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上大学，不仅要求知识，学技术，还要培育自己的人文关怀。所谓“人文关怀”，就是要关心人之为人的精神问题，注重自我和他人的精神成长。具体地说，就是要思考、探索“人生目的，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世界应建立起怎样的合理健全的关系”这样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进而建立起自己的精神信念以至信仰，为一辈子的安身立命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同时也要不断地开拓自己精神的自由空间，陶冶性情，铸炼性格，在发展个人爱好、兴趣中充实与发展个性，提高精神境界，开掘与发展想象力、审美力、思维力与创造力。这样，才能使自己最终成为爱因斯坦所说的“和谐的人”。
在我看来，提出人文关怀、精神信仰的问题，对在座的诸位，中国的“80后”、“90后”的年轻人，是有现实的针对性和迫切性的。对“80后”、“90后”的年轻人，社会上有各种议论，我不赞成夸大你们的问题，我曾说过，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问题，要相信每一代人都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并顺利地接班，上一代人没有必要过分担忧和干涉。但你们自己，却应该正视自己的问题。
于是，就有同学问我：你认为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经常只说一点：据我的观察与了解，当下中国年轻一代最大、最根本的问题，是生活没有目标。对诸位来说，你们在中学阶段，似乎是有明确的目标的，就是要考上大学；现在，你们如愿以偿地成了北京大学的学生，在最初的兴奋过去以后，就产生了失去目标的迷茫。特别是功课的压力骤减，许多同学就无所措手足了。当然，有人又会给自己提出新的具体目标，例如出国留学、考研究生，等等，但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因为所谓“生活目标”，本质上是一个“信仰”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学阶段并不尖锐，可以用具体目标来替代；但到了大学，也就是你们成人以后，就无法回避了。当然，信仰的建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需要到社会实践中去检验；但在大学期间，又确实需要为自己的信仰奠定基础，以确立一生发展的目标和动力，也即前面所说的寻找安身立命之处。这才是大学最应该解决的问题，大学最基本的任务。
有同学可能要问：在大学阶段，应该如何去为确立自己的信仰做准备，奠定基础呢？我通常的建议有二。首先，也是最主要的，就是要“自由地读书，自由地思考”。前面已经说过，这是大学得天独厚之处，也是大学生应该紧紧抓住不放、所要做的两件大事。信仰，不是冥思苦想出来的，而应该建立在人类文明的精神资源的广泛吸取基础之上。
大学阶段的自由读书，应该有两方面，一面是古今中外的基本经典的精读，那里集中了我们民族与人类文明的精华，要尽可能读熟读透，数量则不必太多；另一面则是尽可能广博地泛读，如鲁迅所说，要特别读专业外的书，好读书而不求甚解，读多了自然触类旁通。自由阅读之外，还要自由思考，不要先入之见，不要迷信任何权威，要不拘一格，不受羁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对一切都要提出“为什么？”“对不对？”；并且不动笔墨不读书，随时写下自己的思考、心得、发挥和疑问。如此持之以恒，日积月累，必有收获。
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必然发现和你“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大师，就可以集中精力，读其全部作品，并进行一定程度的专门研究，以作为你一生治学和做人的基本精神支柱。我自己就是在大学阶段找到了鲁迅而受益终生。大学期间除读书之外，还要适当地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最好利用假期到社会底层，特别是农村去志愿服务，这对你了解中国国情民意大有好处，也是为学、做人的基本功。有了这两个基本功，你的一生就有了“底”，也就不会枉费大学时光了。
“上大学是干什么的”这个问题，就讲到这里。下面要讨论的是，北京大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诸位要如何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北大人”？这或许也是大家很少思考却应该追问的问题。我也讲三点意见。
其一，我们的老校长蔡元培先生曾把大学分为两类：一类培养“实用型”人才，另一类是培养“研究型”人才的。在他看来，北大要培养的是“研究型”人才。这里，我想谈谈自己对此的理解，供同学们思考时参考。在我看来，“实用型”人才，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用，能用，是一种工具性的人才，主要担任国家机关、国营或私营企业的职员或雇员，他最重要的品质与能力是善于领会上级领导或老板的意图，并迅速落实，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其优势是高效率，能最大限度地满足需要，因此最受上司赏识，缺点是缺乏独立性、主体性和创造性，走到极端就变成国家机器和商业机器里的有用的螺丝钉。应该说，在我们国家现行国家体制和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最好的学生也大都是这样的人才。而所谓“研究型”人才，其最大特点，就是他是研究者、思想者，他的思维具有原创性、开拓性、超前性和批判性，因此，永远不满足现状，永不停止思想、学术的探索。北大作为国家的最高学府，就应该培养这样的真正创新型的人才。
我曾经提出，北大应该出两类人，一是思想家，为国家、民族、人类，为学术发展提供新思维、新价值理想；二是能够成为学术带头人的各学科的专家、学者，是本专业新的学术思想、新的研究领域和方向、新的技术和方法的开拓者。为保证培养出这样的人才，北大的教育应该有自己的特点，我以为主要应该有三：一是真正发扬北大的“思想自由，学术无禁区”的传统，要保护具有原创性和异质性，喜欢“胡思乱想、胡说八道”，敢于挑战权威的学术新生力量。二要更加注重于基本的学理、基础的理论，北大应该是国家的理论库。三要注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相互吸取和综合，“文理交融”本来就是北大的传统。以上所说，作为北大学子的诸位，听起来也大概有听“天方夜谭”的感觉，因为它距离北大的现实实在太远了，今日的北大完全是反方向的运动：越来越向“实用型”大学靠拢，市场需求几乎成了学校一切教育措施的基本出发点与归宿，北大越来越向高等职业大学的方向倾斜，越来越成为蔡校长谆谆告诫万不可做的“养成资格之所”、“贩卖知识之所”。我无意贬低实用型大学、职业教育的意义，我反对与警惕的是北大这样的研究型大学的职业教育化和市场化。但我的反对自然无用，不过是“说了白说，白说也要说”罢了。
其二，关于北大要培养什么人，胡适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就是要培养“精英”，甚至夸张地说，要当“学霸”，就是要做引领思想、文化、学术潮流的人。鲁迅也说，北大的传统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但同时他又说，做“天才”固然很好，但当“泥土”却更为切近。人们常说，北大是集天下英才于一校，北大人要做精英，这本身并不错，国家的建设与发展，确实需要精英。问题是，这是怎样的精英？精英与泥土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我说过，真正的民族思想文化的精英，他必然是民族与人类良知的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必然有强烈的人文关怀、社会关怀，对世界、国家、民族、人民有高度自觉的责任感、承担意识和牺牲精神；同时，又是有着强烈的底层关怀的，他的目光是既向上也向下的，因此，这样的精英和泥土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补充、渗透的。
我曾经用“脚踏大地，仰望星空”八个字来概括我心目中的精英的风范、精神和境界，做这样的精英确实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北大人努力的目标，即使达不到，也要心向往之。但现实的所谓“尖子”学生，有相当一部分（当然不是全部）往往是一些我所说的“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论知识与能力，他们都属一流，但致命的问题是没有信仰。最大限度地谋求个人利益，成为激烈竞争中的“成功者”，做“人上人”，就是他们唯一的生活目标与动力。这样的人，是鲁迅说的“精神的资本家”，他为别人或社会做的每一件事，包括每一个微笑，都是一种投资，是要收回最大利息的。他们也会最大限度地利用体制的弊病，迎合体制的一切需要，以谋私利。恰恰是这样的人，最容易成为、而且事实上已经成为现行体制的接班人，从而成为国家、民族未来发展的根本性的隐患。
这也是我在观察北大的教育时最感痛心的：北大正在自觉、不自觉地培养这样的“伪精英”。这个问题，不仅北大的各级领导应该警惕与深思，也和我们每一个北大人，包括我自己，以及在座的诸位，息息相关，我们都应该反躬自问：在这个价值混乱的时代，我究竟要做什么人，做国家、民族需要的有担当的真精英或泥土，还是危害国家、民族未来的伪精英？也许，我这样提出问题，过于严峻与尖锐，但如果你要做名副其实的北大人，就必须面对这个问题，并做出自己的选择。
关于精英，还有一个问题：研究型、思想型的精英也是自有弱点的，除了容易脱离一般民众、也就是泥土之外，也容易好高骛远，不做小事、实事，陷于空谈。这其实也是北大人的致命弱点，即所谓“志大才疏，眼高手低”。我几乎对每一届的北大学生都要讲一个道理，也是一个常识：不肯、不屑、不能做小事、实事的人，也是干不了大事的，所有的独立创造都是要落实到一件件具体的小事情上的。“仰望星空”一定要和“脚踏大地”结合、统一起来，缺一方面，都是跛脚的精英。因此，我还有一句话：“想大问题，做小事情”，强调的也是“大”与“小”、“想”与“做”的辩证统一。
关于我理想中的大学教育、我理想中的北大教育，都说了。本来，还有一个题目：“我理想中的中文系”，时间来不及，就不说了。没完没了地谈理想，说梦话，也是会烦人的。如果大家愿意听，以后再找机会，今天就留下这么一个“悬念”吧。
悠优 2015-9-10 16:19
胡适说，北大就是学霸，那，看帖的学霸家长能否说说听了钱老师的第一课，您的感想呢？
悠优 2015-9-10 19:02
回复 3楼麦兜兜 的帖子
是的。钱理群，退休后不大出来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