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5-7-24 19:54
我曾是个懦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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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是个懦夫 |发自美国 “家国记忆”征文
原创 2015-07-23 常江虹 历史百人会
常言道：想象中的恐惧比实际的更大更可怕。而我的早年体验却是：勇气亦然。
文革开始不久，州委家属院几个小女伴的父亲，通通靠边站划为一类：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部或那部的部长。时不时被红卫兵揪斗批判游街示众，游街所戴的纸糊高帽不是一次性消费，革命小将喝令收好，随时备用。家人都迥避立在墙角的那个丑陋的东东，六七岁的妹妹少不更事，举到头顶这屋窜到那屋，当成个稀罕玩意儿，即刻被大人厉声斥责，不敢再去触碰。
红卫兵分为不同派系组织，各种名号的“战斗队“犹如今之公司，不计其数。造反行动没有统一部署，随心所欲，各行其是。父亲有时刚进家门，未及吃饭，另一拨旋踵而至。奶奶开始准备充足的快餐，也是爸爸最爱吃的——饺子。包好了放在冬季不生火的一个房间，即成时下之速冻食品。爸爸一进门，二话不说，马上捅火煮饺子。天塌下来也先填饱肚子再说，这是多么实在而睿智的面对生活变故的从容态度。
我就在那时从擀饺子皮开始学做饭，用一个小而有点份量的紫红枣木小棍。此后四十多年跟着我东南西北地漂流，至今已有裂纹，依然是最得心应手的厨具。仔细一想，居然只有这件物品伴随了这么些年，当然还会继续陪我走下去，因为承载着太多的记忆和经历。
大院南面有一个群众集会的广场，主席台是一个带点西式风格的俱乐部背面的露天部分，两边还有类似观礼台的附属建筑。演员化妆休息的后台为室内外舞台所共用，方向相反，设计巧妙。不远处有几幢小洋房围成的院落，是州委招待所。想来均是苏联专家援建时留下的手笔。俱乐部（兼会场、影院和剧院）正面顶端标了建筑年份，与我同龄。文革中，招待所成了叱咤风云的红卫兵们的办公地点，俱乐部和广场分别为大小规模不等的集会场所。
俱乐部内屡次举行批斗会，不收门票，任人进出。斗得最多的是州委书记，直至此人被迫害而死。有一次台上立着低头躬腰的书记，台下一排“牛鬼蛇神”陪斗。我们几个“黑崽子”女孩听闻讯息，相约前往，站在各自的父亲面前不远处，眼睁睁地看着胸前挂着名字划了红叉的牌子、被红卫兵反扭胳膊摁着头的爸爸。有人腰弯久了，稍稍抬身，即被粗暴地拳打脚踢成“向人民低头认罪”的“喷气式”姿态。
我们久久伫立，盯着爸爸怎么被人羞辱、折磨、殴打，一声不吭。爸爸们看不见女儿，个个低头垂目，哪敢东张西望？回家路上，平时嘻笑打闹的小姑娘都蔫了，步履滞重，心情沉重。
回到家里，一字不提。晚上睡前，脑子里浮现出白天的场景，想象着下次再遇此况，如何奋不顾身地扑上去解救爸爸，结果肯定不是对手，那就大声哭嚎“我爸不是坏人，你们不要打他”，并在地上打滚撒泼，扰乱会场秩序。可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足以说明这种勇气，只可能是想象中的。
有一次，红卫兵在我家门上贴了一张盖满大半门板的标语，大意是：某某某（父亲姓名），如不老实坦白低头认罪，就打入十八层地狱，再踏上一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云云。心里恨透了这张薄薄的纸，又不敢动手一下子撕掉。每次进门，见无人注意便稍稍揭点边角，再使劲掼一下门，让它借力分离得多一些。积少成多，水滴石穿，加上风吹日晒，终于令其不着痕迹地“自行”脱落了。那时觉得真爽，现在想起来真窝囊！
还有一次，抄家。大冷的天，屋门大开，人进人出，奶奶正在照看的小表弟也冻感冒了。红卫兵翻出相册，指着向我询问何许人也，我就老老实实一一道来。后来每每忆起，直想抽自己俩耳光。为什么不象电影中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严刑逼供，拒不开口？软骨头！最擂人的是在父母房间挖了一个洞，说要找电台，又把一盏绿色灯柱的漂亮台灯拧开，要找什么密电码。那个疯狂的年代，所有匪夷所思荒诞无稽的念头和想象，都会在现实中化成“行为艺术”。还把奶奶的一串随身小银器顺手牵羊拿走了，从不发火的老太太也忿忿然了，以反对封资修之名行打家劫舍之实。妈妈正好去了外地，晚上回来，暴跳如雷，大吼大叫。当然，红卫兵早走了。
千万别以为我妈只是虚张声势，她可厉害着呢。那顶谁也不敢触碰的高帽子，就是她看不顺眼，三把两脚连撕带扯塞到炕洞里烧了。爸爸担心没法交代，母亲说有事让他们来找我，犹如吃了豹子胆。有人扬言要上门找我爸麻烦，妈妈就在门后立了木棒铁棍，时刻准备着跟人家玩命。有天半夜熟睡的家人被敲门声惊醒，红卫兵要进来搜查，找父亲。妈妈在隔壁房间大声答：不在家。既不起身，也不开门。几个口角回合下来，敲门成了擂门、砸门、撞门，震耳欲聋，伴着声嘶力竭的叫喊詈骂。睡在大炕上的奶奶和我们兄妹仨，老的劝，小的哭，央求妈妈快去开门，那门似乎随时会被砸烂洞开或轰然倒下。在家里妈妈说了算，她说不开门谁也不敢轻举妄动。最后，她还是开了门，冲进来的红卫兵用贼亮贼亮的手电逐个照着我们挂着泪水的头脸，辨认了一番，悻悻而去。
还有一次，一个男红卫兵把我叫到屋后广场的雪地上，软硬兼施地盘问：“你忠不忠于毛主席？”“忠于。”“愿不愿意做毛主席的红小兵？”“愿意。”“那就老实说出来，你爸藏在哪儿？”我哭哭唧唧地说：“我不知道，真地不知道呀。”（事实上也不知道）写到这儿，恨不得找个地缝儿钻进去。
还有端午。有一年的端午印象极深。爸爸带我和妹妹去东边比较荒僻的野滩地和干渠边采集苇叶（北方没有竹叶），可能是去散散心。天色阴沉，爸爸的脸色更阴沉，我心里则分外阴沉。两个同学的爸爸已自杀了，一个触电，一个自缢在我们学校教室的窗户上。我忧心忡忡，瞟着爸爸的一举一动，怕他图谋“不轨”。其实挺傻，他真要走这一步，不会当着俩孩子的面。但也难说，上大学后得知海南一男生的父亲因右派问题，文革期间径直走到海里去，让留在海滩上不懂事的儿子回家告诉妈妈，他走了，这太残酷可怖了。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有天夜里父亲被一个下属单位揪斗殴打，妈妈带着哥哥半夜去强行要人，救回了爸爸。如果那个寒冷的冬夜不是回到温暖的家里，而是被关在冰冷的屋里逼着写没完没了的检查交待材料，他说真是不想活了。感谢勇敢的、平素显着有点“二”的妈妈！患难见真情，文革中为自保划清界限拆散家庭的大有人在。
还有，高两届的一个学生写了几十页揭发父母“罪行”的批判稿，轰动全校，成了黑五类子女学生必须看齐的标杆，要求个个如此过关。这又是我最困难最沉重的一次“作文”。搜肠刮肚，绞尽脑汁，上纲上线，罗织罪名，居然也拼凑了十几页。内容都忘了，只记得一条：爱打扮捯饬女儿的妈妈，是用漂亮的花衣服对我们进行“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如此类推，可以想象，无非胡说八道了一通，荒唐之极。还不敢让父母知道，几乎都是晚上趴在被窝里偷偷地整他们的“黑材料”。真是可恶！
还有一次，还有一次，还有还有……
不知那个史无前例的荒谬时代，留下了多少个挥抹不掉的“还有”，成为多少人终其一生的噩梦记忆。不知这些“还有”，与我今生恐怕难以治愈的失眠和抑郁有多大关系？
很多年了，想起这些陈年往事，我有意无意地为自己开脱：小女伴中最厉害、敢与男孩儿打架的一位，不也在批斗现场呆若木鸡纹丝不动吗？淘气捣蛋常与人斗殴打得头破血流的哥哥，不也在那个擂门之夜吓得直哭吗？还从另一角度思考，如果我真地敢想敢作，肯定会给父亲惹来更多罪名：教唆，指使。而我，也极有可能被关进校园里的“学习班”，与那些据说是犯了书写反动标语、口出反动言论等罪行的孩子们一道，每逢全校批判大会，就提溜出来作为生动形象的阶级斗争“活靶子”，以供革命师生有的放矢地口诛笔伐。多可怕，那我现在可能不是失眠而是精神失常了。大学挚友的神童姐姐，不是因心理冲击而毁了吗？所以，我一次次原谅了自己。
直到前两年，与朋友一道爬山，无意间提起文革记忆，女友永慧的一段自叙，让我结结实实地受到震撼。当年，她居然做了我只敢想想而已的事。还比我小一年，才九岁。
得知造反派的行动计划时，她一路狂奔回家，一只鞋掉了，一条小辫散了，气喘吁吁地报信：爸爸，你快藏起来，他们来抓你了。知道在劫难逃，黄埔军校毕业的昔日国民党校级军官，镇定自若坦然面对（只能面对）厄运的降临。看到爸爸被人带走，她力挽狂澜，一边嚷嚷着“不要抓我爸爸”，一边在大人们腿边转来转去地拉扯。不可思议的是，学校竟然组织学生集体观看对父辈的批判大会（我们则是停课后的散兵游勇）。看到爸爸被押上台，拒不下跪，被人从后腿弯猛踹一脚扑通倒地时，众目睽睽之下，她霍然站起，大声抗议：“我爸爸不是坏人，你们为什么打他？”这话与我设想的如出一辙，不禁由衷地想学句《智取威虎山》的经典台词：英雄啊，永慧！
有所不同的是，她所在的兵团农八师，主要是■新▲疆■和平解放时起义的国民党部队改编组建的。父辈多是“国民党残渣余孽”，同学之间同病相怜同仇敌忾，不会在孩子们中间受到歧视打击。而我则属于弱势群体，面对着同龄人的敌意和蔑视，相当孤立。这可能又是为自己开脱辩护的一个理由吧。
无疑，我曾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懦夫。当年我不敢做，至少现在得敢于直面和承认这一点。谢天谢地，我没有窝囊一辈子。现在，虽做不到“该出手时就出手”，起码在该出声时，不再总是混迹于“沉默的大多数”之中，也敢发出几声自己的呐喊了。
这是反省和忏悔，也是一种成长和成熟。象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要配得上和对得起自己所受的罪和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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