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5-7-20 19:29
访谈聂元梓
访谈聂元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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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7-20 樊平 历史百人会
聂元梓在她的回忆录《聂元梓回忆录》中提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 北大一个老教授, 非常要求进步, 曾经到我家追着问我,怎样参加到文化革命中去,我没有回答……”我知道她说的就是我的父亲, 北大经济系教授樊弘, 聂元梓初到北大时, 第一个职务是北大经济系副系主任, 而我的父亲时任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
为了解当时北大的一些情况, 我走访了聂元梓。当我进到她的房间, 年近90岁的她一眼就认出了我，“樊平……”。
作者给聂元梓读此文时留影
我认识聂元梓还是在六十年代初, 她曾多次到我家与我父亲谈系里的工作。在我的印象里, 当时的聂元梓，经常身着一袭天蓝色女装, 见人总是面带微笑, 很有风度。面前的她, 虽已垂垂老矣, 腿脚行动不便, 但依然是那样和蔼可亲。
好像猜出了我要问什么问题, 第一句话竟是,“我对不起你父亲！”立刻把我带回了我父亲问她怎么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幕, 她又接着说：“我很想对你父亲说不要参加‘文化大革命’, 年岁大了, 在家养养病。”
记得当时我父亲在与聂元梓谈完话后, 真是一头雾水, 回家后说：聂元梓好像不愿意见他。我父亲一生信仰马克思主义,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走在革命运动的前列。虽然在这之前他曾受到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批判和处分, 他的所有行政职务——北大经济系主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 均被撤消。但他仍然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期盼着为党为人民多做贡献。
父亲的对聂元梓提的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的, 虽然聂元梓等人写了“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但她并不可能知道“文化大革命”将会怎样进行, 因为在她所处的层面是无法知道的。大概聂元梓心中也在想, 像樊弘这样的党内“老运动员”, 又是旧社会过来的知名教授, 在此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肯定脱不了干系, 一个“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对象要去革命, 你会把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的。
聂元梓不愿和我父亲交谈是出于好意，也确时使我父亲产生了警觉, 加之在北大接踵而来的许多事情让他看不懂, 他也就没有像一些党员教授那样参加到北京大学的两派斗争中去，他没有带着派性, 去干那些在几十年后的今天，都不知是对还是错的事情, 保持了一个老知识分子的晚节。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聂元梓作为一个长期的基层干部有着一定革命斗争经验。
谈话中她提到了自己的革命经历, 她出身于河南滑县一个世代中医兼地主的家庭, 她父亲是位开明士绅，参加过我党的抗日工作,并因此曾受到时任中共滑县县委记赵紫阳的特别保护，她参加革命时, 年仅十六岁!
抗日战争时，她曾经在山西太原, 冒着生命危险，做敌占区抗日情报工作, 她参与搜集的日军情报, 写成简报, 直接报送延安, 给中央领导作参考。
图为聂元梓全家福，她出生于革命家庭。前排抱小孩者为聂元梓
而后她入八路军抗大学习, 提高了她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解放后, 她先在哈尔滨市工作, 后因其先生有了外遇, 离婚后便很想调离这个城市。她的哥哥聂真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与陆平关系很好，介绍她到北京大学任职。
陆平非常喜欢用女干部担任系领导, 陆平在北大有“五朵金花”是人人皆知的, 这五朵金花正是北大最重要的几个系的党总支书记，父亲所在的经济系总支书记是其中的一朵。
陆平的领导艺术是, 大事由陆平决定, 小事由总支书记包办。这本也无可厚非, 但恰在经济系出了问题。
系总支书记的领导作风让包括我父亲, 张友仁教授(现仍在经济学院工作)在内的一些党员群众非常反感。“反右”斗争中, 她看张友仁教授不顺眼,千方百计诱导张教授给党提意见。张教授是一个老地下党员, 人很正直, 不会无原则地把没有的事情说成有, 没有中她的计, 最后躲过了一劫。
在整风运动时,要求党员向党交心,父亲有多年记日记的习惯,当他把十余本日记主动交到系总支时,她向父亲保证,绝不以日记的内容作为处分依据。父亲在一篇日记里写了首《良弓诗》, 父亲一直认为他受了许多委曲, 在日记里发发牢骚总还是可以的，但这首诗最终被拿来作为主要处分依据, 总支书记出尔反尔的结果是，父亲受到留党查看处分。
总支书记的生活作风也混乱不堪，甚至影响到系里的工作，她居然想把她的情人提拔成党的支部书记，父亲站出来对她的所作所为提出尖锐的批评, 认为她在系里, 搞任人为亲! 系里很多同志也都站出来提意见, 目的是帮助经济系总支书记改正不良作风，更好地为党工作, 并不是要推翻她的领导。
陆平时代的北京大学从上到下, 很少自我批评精神, 经济系总支书记如能改正自己的做法, 事情是很容易解决的, 但她没有这样做，陆平看经济系领导不力, 调聂元梓来经济系任副系主任，实际上在聂来到经济系不久, 就成为了经济系的实际领导人。谈到此事时，聂元梓谦虚地说她只是给系里工作提些建议, 并说总支书记是个年轻的小女孩缺乏领导经验, 她来只是协助她做工作。
作者与张友仁教授在美国
张友仁教授谈及聂元梓时, 对我和几个也在场的、曾经在经济系工作过的教师们斩钉截铁地说，是聂元梓救了经济系! 正是为了感念她在经济系做过的好事, 张教授在生话上，给出狱后的聂元梓以很多帮助, 当聂元梓需要上医院时, 张教授经常派他的私人司机开他的私车接送。
聂元梓在回忆录中写道,为了做好经济系的工作她走访了系里所有的老教授。我亲眼见过, 仅我在家时, 就见她来过我家两次。
她很关心教授们的生活。父亲也经常跟她聊家常, 曾为怎样处理我姐姐的婚姻问题请教过她。
当时还是经济系青年教师的厉以宁,正处在人生低潮期,聂元梓鼓励他向前看,使他振作起来。聂元梓还帮助把他的爱人从外地调到北京, 解决了他们两地分居的问题。
正是由于聂元梓善待、重用知识分子, 使经济系的工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教师们不再人人自危, 都在积极努力做好教学工作, 聂元梓也因此受到陆平的表扬。
不久之后, 聂元梓被调到哲学系任总支书记, 哲学系原是由陆平的另一朵金花领导的, 与经济系同样是问题多多。
在北大工作了几年, 历经了两个系领导职位, 聂元梓认为陆平有官僚主义作风, 在不同的场合给陆平提意见。
在北大的“社教”运动, 中宣部派来的北大社教工作队, 发动群众给北大校、系领导提意见, 最后上纲上线认为陆平是走资本主线道路的当权派, 犯了把矛盾扩大化的错误, 最后中央表态：“陆平同志是好同志犯错误。”而后，北大召开国际饭店会议, 陆平却对在“社教”运动中给他提意见的党内群众, 特别是那些“社教”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进行斗争, 并准备给一些人戴上敌人的帽子，为我父亲准备的是“阶级异己分子”，聂元梓对我讲为她准备的是“反革命分子”。
在会议期间, 包括我父亲在内的许多党员群众, 仍诚恳地提出自己的意见, 希望陆平等能把北京大学办好。所有的发言整理成简报上报中央, 中央最终认为这些给陆平为首的北大党委提意见的党员群众是善意的，北大党委和这些党员群众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据聂元梓回忆, 当时是一个系一个系地解决问题, 哲学系是最晚结束的一个！
陆平对国际饭店会议“无疾而终”心怀不满，便把包括聂元梓在内，许多给北大党委提过意见的党员群众，下放到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参加“四清”工作, 并在大会上说：“这次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不准备让他们从斋堂再回北大了，这样做无疑是要把这些党员群众变相开除出北大，矛盾被激化了。
聂元梓意味深长地对我说：“当时，对群众的意见,如果陆平采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 矛盾就会化解了！”
我想如果真是这样，“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很有可能不会在北京大学出现。聂元梓也许还是一个很好的基层干部, 不会被推到“文革”的风口浪尖上, 以致坐了十几年牢, 去为当了“文革”的急先锋而负责。如果北京大学不是的“文革”的发源地, 也许斗争不会那么的激烈, 也就不会有大量的知识分子挨斗, 甚至自杀。
但历史是不容假设的，“文革”中，仅我们燕东园就有许多教授自杀, 其中包括中国最好的英语教材的主编西语系女教授俞大因、北京大学副校长、历史系教授翦伯赞和中国计算机研制和断裂力学研究的先驱者董铁宝教授①,这三位都是在各自专业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呢！
【注 释】
①董铁宝（1917-1968）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1939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即奔赴抗日大后方，冒着日本飞机的轰炸修滇缅公路桥梁，出生入死地和桥梁工人一起生活战斗。1945年赴美。
1956年，强烈的爱国心使39岁的董铁宝毅然放弃已有的良好工作条件和优厚的生活待遇，回到了祖国。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
1968年10月18日，董铁宝不堪受辱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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