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5-7-11 10:53
英国学者如何看待鸦片战争
英国学者如何看待鸦片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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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蓝诗玲
翻译：刘悦斌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英国新锐汉学家蓝诗玲女士的这本新著《鸦片战争》（新星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站在一个更加广阔的视域来考察鸦片战争，旨在让我们跨出地域的限制，认真反思这场世界冲突的种种罪恶和矛盾。蓝诗玲充分吸收了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比如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又能在中英文原始史料中找寻更多动人的历史细节。得力于她深厚的文学造诣 ，像林则徐、琦善、义律这样的历史人物经她描写，仿佛便可浮现于眼前。除了战争过程中的细节叙述之外，蓝诗玲还往后记述了中英两国人民对此战争的复杂的历史记忆，尤其在中国近代国族构建中扮演的角色。
以下文字摘自该书第一章“鸦片和中国”。
让我们看一幅中华帝国晚期鸦片吸食者的照片。在这张有代表性的照片中，两个男子斜靠在一张长榻上，身上裹着有衬里的提花丝织长袍。其中一个男子把手臂搭在一个年轻女子的肩上，这个年轻女子斜靠在他的上半身（看起来有点儿不自然——或许是有吸食者在盯着她看，或许是因为正在照相的缘故）。两个男子头靠着床头板，眼神向下越过长榻盯着照相机，眼睛半眯着，面无表情。（还碰巧其中一个吸食者手中令人费解地抓着一只玩具狗。）即使在今天，合成鸦片制剂使得鸦片看起来毒性不那么大了，在布拉塞（George Brassa，本名Gyula Halász，在巴黎成名的匈牙利摄影大师。——译者）拍摄巴黎先锋派把鸦片重新包装为放荡不羁的高雅之物几十年之后，这一景象依然让人感到有些不适，比一对高加索醉鬼的照片更让人感到不舒服，尽管这两个吸食鸦片的人显然生活优裕，看起来也不是有太大的鸦片烟瘾。也许，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躺着吸食毒品显得非常颓废堕落，仰卧的姿势十分猥琐龌龊。吸食者用吸了毒的阴沉眼神（我们这样想象）平视着我们，好像在向我们示威：“我们是故意而且高兴地吸食鸦片来毁灭自己，你们想怎么样？”
不管我们的政治多么自由，我们仍然会对鸦片抱持成见，这种成见中既有道德的因素，也有科学的因素，它是从一百年前就在西方（也包括中国）开始形成的，这种成见把吸食鸦片看作是社会渣滓或专干坏事的人所乐意干的恶行。不过，除了对于吸食鸦片进行谴责外，还要看到，吸食鸦片是个更为复杂的社会现象：这就是19世纪的广泛争论，先是西方传教士和医学界的观点，然后是中国政府决定谴责中国存在的吸食鸦片的风习，把它看作是病态的、不正常的——是中国所有问题中最根本的人们思想意志上的民族病。
19世纪40年代初，中英两个国家进行了一场以鸦片为名的战争，鸦片扮演了改变两个国家形象的非凡角色。不论是在英国还是在中国，鸦片一开始都只是一种外来的药品（在英国是土耳其药品，在中国是印度药品），先是在19世纪引种，然后在该世纪末又作为外来毒品被坚决拒之门外。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不论是在一般大众眼里，还是在医药专家眼里，鸦片除了能缓解疼痛之外，大家对它并没有其他共同的看法。它比酒精的害处是大还是小？它会使使用者变得粗野没人性吗？它会使人的肺变黑、会像吃了鸦片的蛆虫那样爬吗？没有人能确切地回答这些问题。“随着烟毒流入内地，烟祸遍及各地⋯⋯沉湎于鸦片者是在浪掷生命”，清末一个名叫张昌甲的鸦片吸食者在用若干页篇幅对吸食鸦片进行评论前悲叹道：“鸦片实为世间不可少之物。” 鸦片吸食者给人的形象通常是萎靡不振，整日昏昏欲睡。对许多人［包括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他在鸦片酊的支撑下，夜里在伦敦的街头游走。］来说，鸦片是兴奋剂。中国的劳苦大众靠着在中午休息时抽几口鸦片，来恢复体力和精力去从事繁重的劳动。19世纪末，一个牧师注意到，这些人“简直就是靠鸦片活着，鸦片就是他们的酒肉。” 维多利亚沼泽（Victorian Fens）中的情形与此没有什么不同：“一个要做苦工的男人开始工作前先服用（鸦片）丸子。”19世纪中叶的一个观察者写道：“很多人都往啤酒里放点儿鸦片，要不他们决不喝啤酒。” 关于鸦片的作用更令人困惑的是，1840—1842年间在中国的英国军队指挥官注意到，清军士兵经常在准备作战时先要饱吸一通鸦片，结果，鸦片使一些士兵镇静下来，使一些士兵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兴奋起来，还使另外一些士兵昏昏睡去。
即使到今天，在一个多世纪的现代医学发展之后，鸦片对人类体质的影响还有许多未知之处。不论是采用吃的方式、饮的方式还是吸的方式，鸦片的基本作用都是一样的：它令人产生幻觉的成分是吗啡，这是一种脂溶性生物碱，它被血液吸收，（根据准备的力度、服用的途径和个人的感受性不同，在几秒钟或几分钟内）揿动细胞中的开关——类鸦片活性肽受体。一旦揿动，其中的一个开关——μ受体——就会减缓掌管疼痛感的神经末梢的化学传感器的释放。吗啡产生的痛感缺失以及其他的许多相似物，例如海洛因，看起来简直是不可思议，能在几分钟内解除巨大的痛苦。鸦片远远不是仅能够使痛感消失，因为它进入血液，到达肠道，减慢肠道的蠕动，止住腹泻和痢疾。它通过抑制咳嗽中枢，产生镇咳作用。或许最为大家熟知的，是它能促进多巴胺的释放，多巴胺是使大脑产生愉悦情绪的荷尔蒙。简而言之，鸦片能使我们精神愉快。
和所有毒品一样，鸦片也有其不受欢迎的消极作用。它的一个缺点是它会引起反胃恶心（这是在40%服用吗啡的病人中引起的反应）。 如果服用它是为了缓解痛苦而不是治疗腹泻，它会导致便秘。它最大的直接的缺点，是它会减慢甚至是停止大脑中控制呼吸的中枢，因此，使用过量的话，它会令人窒息而死。由于过量服用鸦片的人一般都死得很安静，很久以来，鸦片是缺乏勇气的人自杀时所依靠的良友，是暗杀者的好助手。此外，多巴胺能使人增强满足感，也能增强其他的、不那么令人愉悦的感觉。它能加强、放大对恐惧和危险的感知，因而也是导致妄想狂、猜疑症和精神分裂症的药剂——德·昆西的幻觉症就是这样产生的。（德·昆西常年吸食鸦片，出版有《一个英国鸦片吸食者的忏悔》，书中描述的东方景象就是他的幻觉。——译者）
鸦片的最后一个缺点（像许多由多巴胺产生的反应，即被由它产生的愉悦感所控制一样），是它诱使人渴望从头开始重新体验整个过程。如果没有外界物质如鸦片的刺激，类鸦片活性肽和多巴胺受体就会以毫不被注意的平衡状态安静地存在于我们的体内。然而，一旦一个受体受到刺激，这个受体就会变得不再敏感，就会失去平衡，就会要求经常性的、或许还是持续增加的那个刺激物的供应。如果体内的神经系统平衡和化学平衡要依靠体外的药物来维持，供应的突然中断将会带来不良反应症状——发抖、疲惫、发热、起鸡皮疙瘩［goose-pimples，这是“cold turky”（突然戒毒法）这个说法的来源］、恶心、腹泻、失眠——这些症状只有靠醒酒液才能缓解。
在过去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历史中，鸦片的历史形象几乎与它的化学作用一样多姿多样。对欧洲人来说（他们从17世纪初开始买卖鸦片），它首先是提供了一条通往中国市场的道路（“鸦片交易看起来有鸦片的特性，”一个金盆洗手的鸦片贩子回忆说，“它们传达了一种平和的心境，出售鸦片时付百分之三的佣金，得到百分之一的利润，没有坏账！”）；其次，它又赋予了把中国从吸食鸦片的不良嗜好中解救出来的道德正当性（“所有的中国人都多多少少道德感不强，”1842年后一个英国传教士解释说，“这正像你在任何一个不信上帝的国家中期望发现的情形一样。不过，对于吸食鸦片的人，情况就更糟。”）。 大概在1870年前后，西方反对中国吸食鸦片的风习的因素中，又加入了其他的旧偏见，形成了“黄祸”论（Yellow Peril）。按照“黄祸”论的逻辑，不信基督教的中国人喜欢鸦片，摧毁了他们身上正常的人体反应的任何可能：这是“一种癖好”，一个“潜在的巫师”，使他们成为高深莫测的没有道德感的、愚昧仇外的吸毒大军，用来对西方进行报复。 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鸦片带给了他们吸食上瘾的危险，但也带给了他们很多好处：包括利润，解除了不太重的或慢性的病痛，获得了毒品造成的幻觉、甚至是美感的享受。因而，到19世纪末，即使是鸦片的形象已经彻底变成为只是被诡计多端的帝国主义者强加给中国的外来毒品之后，对鸦片的这种看法也并没有维持多久。对西方的愤恨很容易就退而变成对自己的厌恶：民族主义道德恐慌的潜台词是，英国人是给我们带来了鸦片，但这是我们自己吸食上瘾的。1839年，在导致了与英国的战争的禁烟运动前夕，中国主张严禁鸦片的人——包括态度坚决的林则徐——以肯定的语气谴责烟毒，说“鸦片之为害，甚于洪水猛兽”、“鸦片戕害生命，将使我中华之人尽沦为虫豸犬豕”。 但愿事情是如此简单。
鸦片最初是从边界含混的“西域”（包括古希腊、古罗马、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波斯和阿富汗）引进中华帝国的舶来品，中国文献（一本医学手册）对鸦片的最早记载在8世纪上半叶。它可吃可饮，有多种不同的服用方法（磨碎，煮熟，加蜂蜜，泡茶，与生姜、人参、甘草、醋、乌梅、米粉、冬虫夏草混合使用），可用来缓解各种病痛（腹泻和痢疾、关节炎、糖尿病、疟疾、慢性咳嗽、体质虚弱）。到11世纪，人们认识到它不仅能治病，还能给人带来愉悦。“便口利喉，调肺养胃。”一个心满意足的鸦片吸食者注意到鸦片的作用，“饮之一杯，失笑欣然。” 大约四百年后的一本宫廷编年史著作中详细说明道：“鸦片状若没药（又名“末药”，是橄榄科植物地丁树或哈地丁树的干燥树脂，可作药用。——译者）而深黄，柔韧若牛胶焉，味辛，大热，有毒⋯⋯方士、房中、御女之术多用之⋯⋯其价与黄金等。” 鸦片被认为能控制射精，据性学理论说，控制射精能使男子回精补脑。在中国明代（1368—1644），添加了鸦片的壮阳药风行一时——这可能是明代皇帝死亡率高（明代总共十六个皇帝中，十一个皇帝没有活过他们的四十岁生日）的原因。1958年，作为彻底根除中国毒品最后冲刺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建政不久的共产党政府发掘了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患忧郁症的万历皇帝（尽管他活得很长）的陵墓，发现他的骨殖中含有吗啡。大胆的明宫厨子甚至尝试着用旺火炒吗啡，把罂粟籽精加工成凝乳，用它来代替豆腐。鸦片是明朝灵丹妙药“大金丹”（用于治疗牙痛、跌打损伤和房事不举）的主要成分之一，在这味药中，鸦片与牛黄、珍珠、冰片、麝香、犀牛角、羚羊角、儿茶、朱砂、琥珀、沉香、木香、白檀以及其他药材合在一起用，这些药材要先用金箔包上，然后碾碎，和上人乳捏成丸，最后用梨汁送服。（据药学手册，一次服用一丸。 ）
↑烟枪、烟签与烟灯
还有另外一种舶来品——从新大陆引进的烟草——也导致了吸食鸦片。烟草是在1573—1627年间的某一时间点上引进中国的（与花生、甘薯和玉米差不多同时），到17世纪中叶，吸烟之风已经蔓延到全帝国。1644年清朝建立后，把吸烟作为“其罪甚于箭术之荒疏”而予以严禁：吸烟者和卖烟者会被罚款、鞭笞以至砍头。 但是到了1726年左右，清政府不再把吸烟当做是坏事，因为京城外已经遍植烟草了。18世纪早期，一个新奇的发现通过来往于中国和爪哇的商船从爪哇传到中国，这就是：如果先把烟草在鸦片的浆汁（主要是葡萄牙货）中浸泡过，吸起来感觉会更好。这个新发现的第一站是清政府新征服的台湾，然后从台湾传到大陆沿海，再传到内地。
正是吸烟的方法教会中国消费者吸食鸦片的方法。吸烟是社交性的，讲究技术，有很高的鉴赏性（要用玉、象牙和龟壳为材料并饰以雕刻、镶嵌以珠宝的烟具，用银制灯具加热调制鸦片，吸食者要躺靠在漂亮的红檀木长榻上）。比起吃鸦片和喝鸦片来，吸鸦片对人的生命威胁也小：大约80%—90%的吗啡通过烟具冒出的或人呼出的烟散发掉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国形成了自己的鸦片文化：它成了饭后的时髦享受，（妓女）卖唱生意场上的主要润滑剂，所有有脸面的人待客时的必备之物，皇帝及其家人在皇室生活中减轻压力时最喜欢用的东西。 鸦片烟馆可能会是有益健康的地方，甚至是豪华奢侈的地方，远不是狄更斯笔下那种老套的“罪恶之窝”（den-of-vice，指妓院）（像惊诧不已的毛姆在1922年——中国鸦片毒患最严重的时候——说的那样，鸦片烟馆像是个“温馨的啤酒馆”），在这里，一帮臭味相投的朋友可以喝着茶、吃着中式小点心，享受一两锅文明烟。
↑中国南方的鸦片吸食者（赖阿芳摄于19世纪 80年代）
19世纪初的某个时候，吸鸦片的人开始不再吸在鸦片浆汁中泡过的烟—— 或许是因为纯鸦片价钱更贵，因而表示更有社会地位。大约在这个时候，拜英印（它在1793年建立了鸦片制造垄断制度）勤勉的统治者实施的质量控制之赐，鸦片的供应也变得更为可靠，鸦片里也不再常常被掺杂进诸如马粪、沙子等类的脏东西。吸食鸦片堪称是一种引人注目的完美的烧钱方式，它的每一个步骤都要花费不少时间，要精心操作，花钱很多：要购置精致的烟具，要学习复杂的熬制和吸食方法（把黑色的鸦片丸烤软成胶状，塞进烟枪顶部的烟锅里，然后慢慢地、稳稳地吸，把气态的吗啡从鸦片里吸出来吸进肚子里），然后享受麻醉带来的飘飘欲仙的瞌睡。最好的家庭会更进一步，会雇佣一个鸦片师傅为他们准备好，以炫耀他们的富裕。这个帝国对鸦片的迷恋，可以从其为吸食鸦片制造的精美的器具中，从酷爱鸦片的人为他们所追求的这个甜蜜蜜的东西谱写的歌词中，或从赤裸裸的统计数据中看出来。1780年，一艘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轮船只靠运一船鸦片到广州还做不到既不赚也不赔。到1839年，鸦片的年进口量已经达到4万箱。关于鸦片在 18、19世纪的中国站稳了脚跟这一事实，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即从1729年以来，它一直是非法的。不过，在接下来的世纪里，它成为有声望的走私货，被这个帝国中最好的（也有一些是最坏的）人买卖和珍视。当代中国对鸦片的立场，则把它看成是邪恶的外国人强加给中国无助无辜者的道德毒品。事实的真相是，它是双方费心劳神、互相勾结的产物。
18世纪末英国人进入这个行当时，他们坚持认为他们只是在提供一种服务，是在满足一种需求，而不是在创造一种需求。从事鸦片贸易的英国人，尽力将其作为东方最为高尚体面的行当来呈现给国内的民众。渣颠热情地向埃塞克斯郡（Essex）的一个朋友建议说，投资鸦片贸易，是“我所知道的最安全、最有绅士气派的投机生意”。 东安格利亚（East Anglia，英国地区名。——译者）应该也是这样看的。对于在印度的东印度公司职员来说，鸦片贸易是不用他们插手又能获得稳定收入的生意，他们仅仅是作为在加尔各答的政府机构（Government House in Calcutta），只需要负责监管鸦片的贸易，让英国和印度的私商把鸦片出售给中国的鸦片销售商，再由中国的销售商运到中国的沿海和内地去销售，完成这个肮脏的生意。1839年的一段文字就此总结道：
从鸦片贸易上，多年来东印度公司获得巨额收入，英国政府和英国国家也在政治上和财政上获得无法计数的好处。英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差额有利于英国，这⋯⋯直接支撑了英国在东方广大地区的统治机构⋯⋯而且不用使印度变得贫困，就给英国带来每年六百万英镑的好处。
然而，近距离地看，鸦片贸易比英国那些主要的鸦片贸易支持者所说的看起来要更为声名狼藉。渣颠和马地臣这两个在广州从事鸦片贸易的元老（也是19世纪30年代主要的主张发动对华战争的战争贩子），原本就不是绅士，不管他们是如何地努力要把他们赚的钱漂白。渣颠1784年出生在苏格兰的一个农场，9岁时失去父亲，十几岁时，他在哥哥的帮助下，才勉强通过了爱丁堡医科学校的考试。他是在商船上当医生住舱底、疗创伤的过程中了解到东印度贸易的，虽然他得到的报酬不多（每月10英镑），但是这份工作的一个额外好处是有兼职做买卖的机会——船上的高级职员被允许买卖两吨他们自己的货物。渣颠很快就学会了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个机会。在第二次随船出航时，他失去了40英镑薪金，因为那艘船先是在广州遇到一场台风受到损坏，然后又受到一艘法国军舰的袭击，之后他成了战俘，那艘船及船上的官货全丢了。然而，他还是靠卖掉他自己的货物赚了大约175英镑，他的这批货物是他很聪明地通过另一艘商船从孟买运回英国的。到1818 年，他已经跃升到管理层，被提名为印度一家私人贸易公司的代理人，翌年，他移居到广州从事鸦片贸易。
马地臣成为私营商人的路程要顺利得多：他的家庭的商业影响使得他在十九岁从爱丁堡大学刚一毕业就成了东印度公司的签约学徒，他刚到亚洲时，似乎还没有认真考虑从事鸦片贸易的决定。1800—1820年二十年间，输入中国的鸦片已经翻了一番。尽管从事鸦片贸易绝不是一种纯粹的伦理选择，但英国商人进入鸦片贸易，也不是当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学家们声称的那样，是把中华帝国变成毒品奴隶的精心设计的阴谋，而是对其他英国输华商品（钟、表、皮货）销售衰退的一种贪婪的、务实的反应。“鸦片就像黄金一样，”马地臣的第一个商业伙伴罗伯特·泰勒（Robert Taylor）在1818年写道，“我可随时卖出。” 即使下面的说法也不是真实的：19世纪开头几十年间清政府飘忽不定，又不间断地进行的禁烟运动，加上印度鸦片投机取巧过量生产，鸦片贸易的利润忽高忽低，变化不定。1825年与渣颠成功合伙之前，由于过度扩张，马地臣在广州曾经两次面临破产，只有另外一次，鸦片价格毫无征兆地大幅度下降，他大胆地把鸦片贸易推进到东部沿海地区，这才得救。
另外，从事鸦片贸易还面临着身体受伤的风险：一次，渣颠在广州城门口呈递禀帖（所有在广州外国人的正式书信都要经由城门呈递）时，可能由于不小心，头被重重地撞了一下，为他赢得了“铁头老鼠”的中国绰号。不论是渣颠还是马地臣，都太急于赚钱了，他们根本没空装模作样像个彬彬君子那样去做投机生意：渣颠在他的办公室里只放了一把椅子——这把椅子是他自己坐的——以防访客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浪费他的时间。但是一等他发了财，他似乎就忘记了这一切，摇身一变成了维护鸦片贸易稳定安全的热心宣传家，称鸦片贸易是“迄今为止在中国最安全的生意”。 （渣颠说这话是在1840年，在此前的两年中，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公开在外国商馆前处死走私鸦片的中国人，监禁英国在广州的鸦片商人，捣毁他们的库存鸦片，把他们从大陆驱逐到荒凉的香港岛上。）
尽管如此，贩卖鸦片赚的钱最后的确把他们变成了绅士：第一个是渣颠，他 1839年回到伦敦，为议会充当发动侵华战争的军事顾问，之后于1841年毫无争议地成了下议院议员。［事实上，他并没有成功地平息所有对他过去历史的质疑。“噢，那是个可怕的人！”英国首相迪斯累利（Disraeli）1845年有点儿戏剧化地描述他说，“一个苏格兰人，比克罗萨斯王（Croesus）还富有，是个吸毒先生，刚从广州回来，每个口袋里都装了贩卖鸦片赚的100万英镑，他谴责腐败，咆哮着要求自由贸易。” ］结束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签订一年后，渣颠死于肺水肿，他死时把他的议员席位和公司的董事职位一并留给了马地臣，马地臣立即从鸦片贸易中金盆洗手，花了50万英镑购买了路易斯的赫波利蒂安岛（the Hebridean island of Lewis），把自己重新塑造为一个从事正当工作的苏格兰地主。这个大人物的雪白半身雕像从路易斯的斯托诺韦城堡（Stornoway Castle）的草地上傲慢地眺望着大西洋，雕像下面的铭文（他的妻子所作）真实地讲述了他的故事：
他是上帝之子，毫无疑问生活在圣灵的影响之下：“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马太福音，25:21）⋯⋯（他）长期住在广州和澳门，是著名的怡和洋行（House of Jardine, Marheson & Co.）创建者之一。在他与马地臣先生合作时期，怡和洋行因其讲道义、正直诚实和允许所有人在东亚地区自由使用它的名义这一慷慨义举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鸦片贸易还努力从其与传教士传教活动的合作中给自己脸上贴金，鸦片贸易和传教活动互相依赖——鸦片商人依赖上帝的人的语言技能，后者则依赖前者提供的沿海北上的航道。（当然，1842年后，传教士们可以利用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的侵略权益了。）在某些最为成功的鸦片贩子心中，在毒品和信仰之间看起来几乎没有矛盾之感，一个虔诚信教的毒品贩子因义士（James Innes）在冒着危险沿海岸北上贩毒途中的1832年12月2日日记中写道：“正忙着销售，没有时间读《圣经》。” 没有哪一个人比郭士立能更好地体现出这种结合。郭士立是波美拉尼亚传教士，后来成为英国占领中国的间谍（他的一个姻表亲描述他的形象是“五短身材⋯⋯眼露凶光”），他喜欢把为鸦片利益而奔忙作为自己的职业，这一职业使他的生活多姿多彩，有利可图（只是时间不太长：在发现被教民大规模诈骗后，他因失望而于 1851年去世，这时《南京条约》签订刚过9年）。 1832年，渣颠在第一封请他入伙的信中写道：
尽管我们真诚地希望，你无论如何都不要因为显得对被很多人看作不道德的鸦片贸易感兴趣而损害你计划中的宏伟目标，但是这种贸易绝对有必要给予任何船只公道的机会⋯⋯鸦片贸易之旅赚的钱越多，我们就越能更好地给你一笔钱用于你进一步推进计划中的宏伟目标，对于你的成功我们也深感兴趣。
他们的分歧圆满解决，因为在郭士立自己的心中，事情真的十分简单——经商（不管用什么手段）和传教密切相伴。“我们的商业关系，”他在1832年一篇有影响的关于中国的报道中欺骗英国读者说，“目前建立在保证沿海贸易持续进行的基础上，我们希望这最终会带来福音的传播，对此，很多扇门已经打开了。” 郭士立善于自欺，精通中国东南地区的方言（在这点上，当地人误把他当作是土生土长的“汉人之子”），他有太多的翻译工作要做，以至于他都忙不过来。“郭士立为我当三天翻译，我会给他1000块钱。”因义士在他的福建之行时感叹道。 郭士立的沿海之旅，给了他一个接触到潜在的信教者的机会，他对他们发表讲演——他当时的心情驱使他这样做——讲他们可怕的赌博、偶像崇拜、自高自大、吸食鸦片等等。据郭士立说，他的《圣经》小册子随着鸦片箱上了岸，找到了许多“热切的、感恩的读者”（尽管这些珍贵的纸张实际上干什么用了——或许是糊墙上的洞了，或许是干别的什么了——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 再者，他更擅长做翻译和传教以外的工作：当6艘中国官船试图阻止中国鸦片贩子的小船靠近怡和洋行的趸船时，“郭士立博士穿上他最好的衣服⋯⋯拜访了他们 ⋯⋯他要求他们立刻离开，威胁他们说，如果他们再在我们附近停泊，我们会灭掉他们。他们立刻就走了，说他们是由于天黑看不清，误停泊在了那儿，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
对于那些处于鸦片贸易第一线的人——欧洲鸦片趸船的船长和中国的批发商——来说，这个行当交织着魅力、利益和冒险。到19世纪20年代，对鸦片贸易的严厉海禁措施催生了灵巧敏捷的鸦片飞剪船，它有能力抗击印度洋的季风，航速快得多，因而淘汰了印度大商船（Indiaman，为与印度及东印度群岛进行贸易而设计制造的一种大商船。——译者）：“这种飞剪船就像刀子一样切开船头的海水，有⋯⋯耙子似的桅杆和尖尖的船头，行驶起来就像飞奔中的灰狗的头。” 鸦片船的船长薪酬很高，因为他们在航行中要负责记数已用的时间，要监视那些有可能哗变的船员，要和海盗作战。暴力冲突在所难免：有来自于清政府兵船的，有来自于海匪的，有来自于自己的船员的。当地的海盗（中国人称之为“海贼”）是最大的威胁——从一旦有机会就捎带着干些小打小闹抢劫勾当的小渔船，到由多艘船组成的专业海盗队伍。1804年，葡萄牙控制的澳门差点儿被由70艘船组成的强大海盗船队攻占。在他们手中，任何东西都可以用来作武器：首先当然是传统的火器，另外还有恶臭弹（内装火药和白酒的瓦罐），点着后扔向商船，用它产生的烟弄瞎商船上人的眼睛。海盗们的生存状况极其恶劣（船上老鼠成群，是“他们有意养来⋯⋯作美味来吃的”，一个犯人回忆说）和一旦被捕必死无疑的结果，使得他们对俘虏凶狠残暴：死于1795年的一个船长曾被裸体捆绑在甲板上好几天，只偶尔给他一点儿水和米饭。但这并不是针对异族施加的暴行，对沿海地区当地人的处置更为暴虐。一个中国兵船的船长被抓后，还在他活着的时候，“他的肠子就被切开，心被掏出来，然后被泡在酒里吃掉了”。
但是，19世纪早期的外国商人在鸦片贸易过程中只起部分作用，把鸦片分送到大陆内地的工作由中国本国的——汉人、满人、穆斯林——走私贩子来做。飞剪船只需驶到从香港到广州三分之一路程的伶仃洋，这是个没有什么明显特征的小岛，在那里，他们把货物卸到已经因过时而被淘汰了的大船上，这些大船权且当作浮动的仓库，然后，又细又长的中国走私船——以“蜈蚣”、“快蟹”或 “扒龙”之名而在鸦片贸易圈内闻名，每艘船由20到70名全副武装的人操纵——驶到大船旁边，装上鸦片，完成在广州商馆购买的订单。从这里，鸦片进入输往全帝国的流通系统：或夹在不违法货物的发货单里，或用布匹遮盖住，或藏匿在棺材里，沿着南部沿海细窄的水道运进广州城。在每一个环节，都得买通当地的有关人员：有经纪人、信使和到欧洲商船上（鉴定银币真假）并由欧洲人付费的“货币鉴定人”，有制造扒龙船的态度粗暴的蛋民，有把鸦片运上岸的走私分子，有广州的掮客，有鸦片烟馆、饭馆、茶馆和妓院的老板们。
鸦片贸易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官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很乐意这样做，即使他们周围到处是鸦片走私活动，他们也佯装看不见。马地臣在加尔各答的一个合作伙伴说得好，他不无挖苦地质疑代理商的鸦片飞剪船 “是否有过做这种买卖的经历。欧洲人操纵的商船一出现就自己发出警报，告诉每一个人他们的到来⋯⋯只要设想一下中国人用中国式平底帆船在英国沿海进行茶叶走私活动就可以了”。 通常，所有需要卸下鸦片的交易都要花点现钱，有时还会有一点故弄玄虚的蒙骗。如果鸦片代销商运气好的话，相关官员只对每箱鸦片收取规定数额的贿赂，不会额外索贿——就像是应该征税的商品，好像鸦片不过是跟棉花、糖浆一样的正常货物。如果他运气不够好，他就会受到一通训话，先讲鸦片走私的祸害，或者宣读皇帝最近关于鸦片走私的谕旨，然后才允许他交上贿赂。但是默许——因为利益由此而来——似乎是基本的规则：1832年，东印度公司进行了一次探索性的沿中国海岸北上贸易之旅，一路上受到刁难，就是因为这艘船“阿美士德勋爵号”忘记了携带鸦片。
当从飞剪船上安全地卸下货物，准备返回印度的时候——也只有当这种时候——1830年代中期一个冷嘲热讽的观察者注意到，清政府的船只最后会上演一场虚张声势的追击：“会看到二三十艘中国兵船慢慢地划⋯⋯向他们⋯⋯决不会近到炮弹的射程之内，有时为了开玩笑，如果一只飞剪船为了让他们追上而停止航行，他们决不会接受这种邀请，而是保持一个礼貌的距离⋯⋯然后会向全国发布一个声明，声称‘我天朝兵船拼力死战，番鬼逃遁，其受创甚重，谅其不敢再来我海岸。’” 因此，19世纪30年代一个美国商人总结说：“我们用极为冷酷的态度追求邪恶的目标，照料我们的生意，拖拉我们的船只，散步，享受美食，所以，那些年日子过得要多愉快就有多愉快。”
从它的南边入口，广州的鸦片一路杀到帝国的最北边：通过小毒贩的货担和家养骆驼的背，通过山西和陕西商人的商队转运到■新▲疆■，通过赴京参加竞争激烈的科举考试的考生行李带入北京。几乎在皇帝的臣民所到之处，只要能省出点钱，他们就随身携带鸦片。1793年，约翰·巴罗（John Barrow，又译“吧龙”。——译者）——第一个英国赴华使团的贡物总管——注意到，鸦片的价格使得它的吸食者只限于“有钱人” 。到1820年代，瘾君子已经渗透到全社会。“富民开始矣，”东南地区的一个读书人回忆那个年代说，“而贫民效尤矣。” 19世纪中国鸦片市场的规模和多样性可以通过对这种毒品称呼的多样化体现出来：“鸦片”（至少早在明代就创造出来的外来词）是目前使用的名字，直译成英文是“乌鸦切片儿”（“crow slices”）——大概指成品鸦片是黑色的。不过，在译为“鸦片”之前，已经使用过的称呼先后有“底也伽”（大概是对希腊蜜一样甜的opiate的简单翻译）、“罂粟”（因为罂粟的籽像米粒）、“米囊”和“乌香”。在整个19世纪，“鸦片”和许多其他的称呼并存：阿芙蓉、大土或小土、洋土、洋烟、洋药。顺便说一下，“洋”这个称谓并不意味着害怕或不信任外来的东西，而是表示对昂贵的不易得到的外来事物的彻头彻尾的狂热喜欢。“今⋯⋯以外洋之物是尚，”19世纪中叶的一个文人写道，“曰洋铜，曰洋瓷，曰洋漆，曰洋锦，曰洋布⋯⋯遽数之不能终其物。”
到鸦片战争时，中华帝国不只是进口和普及这种值钱的外国货，它还大量生产。（然而，尽管土产鸦片由于价格便宜而受欢迎，但由于外国鸦片的巨大影响力，土产鸦片一直是外国鸦片的可怜的伴生品。）在易于种植的地方（特别是中国西南部地区，但也包括东部沿海地区，以及西北的陕西、甘肃和■新▲疆■），它是一种神奇的农作物：销路很好，年复一年地与棉花、豆类、玉米和水稻一起种植在同一片土地上。这种植物的几乎每一部分都有用场：汁液用来制造生鸦片，叶子用作蔬菜，茎用作燃料，籽用来榨油。对于1830年代的南方农民来说，种植鸦片的收入是种植水稻的十倍。到鸦片战争时，鸦片贸易已经遍及全国：吸食（在繁华的东南部地区城市里吸食鸦片成风）、运输、种植（从南方云南的荒僻山区到北方的■新▲疆■，遍及西部边疆地区）。
鸦片顽固地拒绝消失：当政府采取措施严禁鸦片，把南部、东部沿海地区的鸦片吸食者和鸦片贩子流放到■新▲疆■边疆地区时，这些人就把这一恶习带到了西北。如果西南省份例如云南的本土鸦片种植减少了，中国官员预料沿海地区的进口量就会增加，以填补空出来的市场空间。1835年，官员们乐观地宣称罂粟在中国东部的浙江省已经被铲除；5年后，进一步的调查显示，政府的经办人员只是砍掉了罂粟的上半截，而粗心大意地没有连根拔掉。就在同一年，有34个农民武力反抗派去铲除他们种植的罂粟的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