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5-7-8 08:54
徐志摩的大学校长：扫盲先驱董景安
徐志摩的大学校长：扫盲先驱董景安
[url]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jE2MTczNQ==&mid=207435915&idx=1&sn=c8e18a4ebd951818ae93c73c5bfd1ecb&scene=2&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rd[/url]
2015-07-07 冉云飞 冉氏艺文志
冉按：这是我去年所写《民国NGO上的失踪者》系列中的一篇，因其涉及教育，故刊于敝公微让究心教育的诸君围观。百年前的往事，已有很多人不了解先人的足迹了，实在有让更多人了解的必要。2015年7月7日
1928年葡萄牙人在上海开办丽耀霓虹灯厂——后转给华商，更名为“通明霓虹灯厂”——与此同时，美国人所开的丽安公司也建了霓虹灯厂。聪明的商家自然明白，上海的繁华与商业广告（标识）需求，绝不是两家霓虹灯厂就可以满足的。于是，1929年，一位年过54岁的前清秀才独自钻研创设了中国人第一家霓虹灯厂，名之曰“东方霓虹灯厂”。这个人就是早已被很多人遗忘的教育家董景安（1875—1944）。
扫盲先驱建霓虹灯厂？这看上去不靠谱的职（事）业转换，使得董景安建霓虹灯厂成为其人生之隐喻，更是其生活事实之写照。因为他的身份多得像霓虹灯广告一样色彩斑斓，变化多端。1875年董景安出生在宁波鄞县一个书香之家，由于传教士在当地活动较多，加之父母开明，于是董景安便入北浸会牧师高雪山创办的小学读书，并与牧师之妻习英文（事见章华明、黄美树《清末秀才董景安的教育人生》，[url]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2847de0102dznu.html[/url]，下面若无特别注明，董景安传记性史料均来自此文）。1889年十四岁的董景安皈依基督教，十八岁毕业后即在母校教书，后为多所学校老师。不久，传教士魏馥兰出任宁波浸会中学校长，召董景安为副校长（1901—1904）。
1906年魏馥兰到上海与人创办沪江大学前身之一的上海浸会神学院，聘董景安为国文讲师，四年后他晋升为该校首位华人国文教授。1911年魏馥兰任上海浸会神学院校长，以董景安副之，其间魏氏回美，董则以副职全权代理校务。1919年董景安离开沪江大学，自创大同编译局。除以上所述外，他一生尚有身份与兼职如次：中国东南五省教育协会副主席、宁波同乡会理事、四明公所理事、商务印书馆董事、上海图书出版商联盟主席等。其生命的最后十五年专事教会工作，担任中华全国国内布道会总干事兼中华浸会社总干事、上海北浸礼会教堂荣誉牧师等职务。
虽然董景安一生有像霓虹灯一样变化多样的身份，但我在意的是他作为民国初年扫盲先驱的NGO身份。董景安所编对当时成人特别是扫盲教育影响非常大的《六百字编通俗教育课本》，后世稀见，研究者甚少，只有学者周东华于2009年5期《近代史研究》发表过《董景安〈六百字通俗教育读本〉考》一文。这篇文章在考索《六百字编通俗教育读本》的内容时，应该算是比较准确而完美了，但在谈及这个教材的版本和出版者时，恐怕就存在臆测的问题。他撰此文时说只在台湾大学图书馆杨云萍文库收藏有1926—1930年间台南新楼书房的重印版。其实2010年和2013年孔夫子旧书网就分别有两家书店出售过董景安所编此书，其中一种名为《六百字编识字课本》——只有首册故名此——正是台南新楼书房的重印本，书后版权页“昭和五年七月十一日印刷昭和五年七月十五日发行”，留下了日本统治台湾在印刷出版业上的证据。虽然是同一个出版社1930年出版的，但周文里没有提到出版时用昭和年号的事，可能与周所见一套并不相同。
至于周文说董景安此书是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因为没有给出处，大约是据《上海出版志》第二节“师范、职业、成人学校教材”而来。我看到的另一个版本《六百字编通俗教育识字课本》（亦只有首册），书后版权页上标为“民国四年三月五版”，“编辑者四明董景安”、“印刷者华商（？）印书局”、“发行者美华书馆通俗教育书报社（沪江大学内）”。同一版权页的广告可以看出此书版本的整体情形，兹抄录于此：“通俗教育读本价目六百字编卫生伦理修身读本合三种为一册六百字编正俗爱国地文读本合三种为一册六百字编信函读本”，除最后一册“每册实洋四分”外，其余“每册实洋七分”。
美华书馆由福州美华书局与上海美华书局1903年6月（见陈兆奋、陈建中《近代福建地区最早最大的图书出版机构——福州美华书局》[url]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ea653e0100zgjq.html[/url]）合并而成，是传教士为传教之便而组建的，作为基督徒的董景安与美华书馆有合作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事实上，在网上细查史料，1910年董景安纂述的《中国圣贤要道类编》由美华书馆出版，1911年他与张立民合作重新修订的《中国圣贤要道类编》，则改由沪江大学通俗书报社出版，1914年他们再度合作由通俗书报社出版了《中国历代名人故事》（现有书藏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1911年董景安开始任上海浸会神学院副校长，大约此时他抽暇编《六百字编通俗教育读本》，同时想办一张通俗的报纸，因此成立了通俗书报社，只是后来报纸因故未办成而已。1915年通俗教育书报社与美华书馆都在销售《六百字编通俗教育读本》，大约是因此书销路较广，二者的渠道不一样，不存在太大的冲突之故。
《六百字编通俗教育读本》之首篇《识字课本》，相当于认字总纲，每课10个字，总共60课。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符合教材教育心理学。如第一课十个字“天上中下山，水土大小人”，实为后来 “人口手，上中下”之滥觞。其后诸册，则是从知识和实际运用上来巩固与分述这600个字，以得强化之效。《六百字编通俗教育读本》由于有这样的效果，所以很受欢迎，编者董景安也不无自得地在《中华基督教会年鉴》上撰文说“来函内无一省不称许此书之美”（转引自周东华《董景安〈六百字编通俗教育读本〉考》）。
《六百字编通俗教育读本》的影响有多大呢？据周东华的研究，说学者王治心统计1916年有200多个学校用董的教材，而董则说在1912年6月至1916年5月，先后有17个省以及远到菲律宾的300多所学校用此教材（资料来源同上）。George Ransom Twiss在其英文著述《中国的科学与教育》一书里说：“从1913年至1918年间，有私人教师或组织开办了将近400所使用这套课本的学校，有4000多人在那里学习”（转引自孙秀玲《近代中国基督教大学社会服务研究》P170，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8月版）。由上述三说，可以映证其作为平民教育之基本教材，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覆盖大半个中国之影响力。
董景安的《六百字编通俗教育读本》在彼时算是编得不错的一套扫盲读本，但并非从天而降，各地大量存在的类同白话的“杂字”书籍之出版，和偷印的时宪书（历书）一样普遍。同时，几千字的成人识字课本亦有出版了的，这给董景安改良教材以极大的便利。后来者在董景安教材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编出了更好的一系列“民众”识字课本。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等晏阳初、黎锦晖、傅葆琛等人编的教材出来后，董景安的《六百字编通俗教育读本》亦最终完成了它的使命。
当然我们不能忘记董景安为社会服务的使命，可能与他是基督徒的身份有关。1910年6月来自全世界159个基督教宣教团体1200余名代表聚集苏格兰爱丁堡，举行普世宣教会议，“标志着欧美基督教宣教活动进入了新纪元”。参与该会的有董景安、诚静怡等五位中国基督徒，在会上比较拉风的是有着较深国学功力的董景安，他着一身中式服装作了“与非基督宗教的关系”的发言，令人侧目。他主张中国教会本土化与教会自立，鼓励基督徒学习本土文化等（见顾梦飞《1910年爱丁堡大会上的中国声音》，《天风》杂志2010年第四期）。自然，他的观点并非心血来潮。1914年9月，董景安在英文《教务杂志》上发表了《中国教会：它的活动》一文，此文主要谈了中国教会在牧师、平信徒、社会服务、自养等四个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并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觉得社会服务应从组建基督徒俱乐部、开办夜校、在大的传教中心开旅馆便于传教等方面开始（引自赵美庆所写《英文杂志中中国作者的呼声——以〈教务杂志〉为中心》，2009年上海大学硕士论文（[url]http://www.docin.com/p-368250725.html[/url]）。这反过来证明，其所编《六百字编通俗教育读本》既有作为民族主义者的爱国心和服务社会的责任感，亦有基督徒的使命召唤。
董景安虽然比较老派，但于学生来讲却并不是“古董”，其深受学生欢迎，可以从两件事上看出来。1928年董景安绝然离开自己执掌七年的定海公（中）学（今舟山中学），师生不舍，于是请其写“博爱”二字塑立学校，其背面碑文为情深意挚的《校长董景安先生离校纪念》。其实，早在十二年前已经预演了后来的一幕。1916年6月，沪江大学学生一行十八人依依不舍送校长魏馥兰暂回美国，返校时又欢快地拉着马车，马车里坐着他们的副校长董景安（吴禹星《沪江大学档案中的徐志摩印迹》，《中国档案》2013年第4期）。送别返校的队伍里，有一位叫徐章垿的高材生，后来写下了《送魏校长归国序》，刊于1916年11月炉江大学学生刊物《天籁》上。这位叫徐章垿的年轻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诗人徐志摩。
2014年3月10至11日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