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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丽君：从靡靡之音到风靡之音

邓丽君：从靡靡之音到风靡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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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的春天，一个清丽柔美的女子，用她轻缓宛转的声音，将禁锢着整个中国的坚硬轻轻破开一条裂缝。


唯一的邓丽君

1977—1978年，邓丽君的歌曲磁带先是在东南沿海地区流传，继而通过电波和卡式录音机的普及，迅速进入内陆地区，并立刻为多数人所接受。

“邓丽君是唯一的。”对于那些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伴随着邓丽君歌声成长的人而言，这个用一种轻轻的柔软抚慰他们心灵的歌手是无人可以替代的。

《人民音乐》编辑部主任的金兆钧当年还是北京师范学院学生，1978年他第一次接触到了邓丽君的歌曲，第一个感觉是：喜欢，非常喜欢。“对于那时的青年来说，听邓丽君的歌曲首先来说对我们不陌生，因为她的歌曲保留了中国三四十年代的那种文化基调。”

不止是年轻人，当时著名的音乐家王酩（1934—1997）也对邓的歌曲产生浓厚兴趣，曾经借了邓的磁带一个人躲在屋子里研究歌曲的配器。

就在邓丽君婉约清丽的声音响遍中国时，反对的声音也开始出现了。1980年，一些老资格音乐人召开了一场专门针对当下流行音乐取向的讨论会，称为“西山会议”。在会上，一些专家对于以邓丽君为代表的港台音乐表达了否定的观点，并批评了内地著名音乐家张丕基、王酩等，原因是他们的歌曲写得开始像港台歌曲了，李谷一的《乡恋》也在这个背景下成为受批判的典型。在这次会议上，邓丽君的歌曲被冠以“黄色歌曲”和“靡靡之音”的称谓。此后很长时间内，官方对于邓丽君的歌曲基本持一种禁止传播的态度。

翻开许多描写70年代末的小说，时尚青年的形象总是难以摆脱这样的定式：墨镜，长长的鬓角，裤脚肥大的喇叭裤，手里拿着播放着邓丽君歌曲的收录机。官方的禁令反而助长了邓丽君的流行，当年曾是学校里文艺活跃分子的金兆钧在某一天接受了一个特别的工作：在学校里开办专门介绍邓丽君以及流行音乐的讲座。三场讲座下来，学生们反响热烈。

当时，邓丽君的音乐磁带难以在内地公开出版发行，于是走私和翻录她的磁带成为了赚钱的生意。有人回忆称，当时翻录邓丽君的磁带，五角钱一盘已经是很公道的价格了。这种私人翻录的生意遍布于当时的农贸市场和一些小商铺内，一些居民也在自己家中用简陋的设备经营这种生意。很多青年乃至中学生都有不辞辛苦地在曲折的胡同里或者嘈杂的市场中，捏着汗涔涔的钞票寻找翻录人的有趣经历。


冲不破的网

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在80年代中期出现了。客居香港的邓丽君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认识了新华社香港分社的职员彭燕燕。几次接触后，邓表现出对内地风土人物的浓厚兴趣。随后，官方即委派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高级职员牛钊等人与邓丽君开始交往。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流，新华社方面试探地向她提出赴内地演出的建议。

在商谈赴内地演出的计划时，邓丽君显得非常兴奋。她和彭燕燕单独商量制定了一个“演出计划”，并明确表示，不愿意只出席一次晚会，唱几支歌，而是要举行个人演唱会。彭燕燕给她规划的路线是：第一站北京，第二站上海，第三站西安，第四站广州。彭燕燕说：“这样，东西南北都照顾到了。”邓丽君听了很高兴，表示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

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秘书长的牛钊后来回忆说：“所谓准备工作，还包括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要有华丽的舞台、灿烂的灯光、高水平的伴奏、高质量的音响。邓丽君表示，这一切由她来筹划。可惜的是，当时的邓丽君已经淡出娱乐界，很多事操办起来并不顺利，所以她的准备工作始终没有落实。”

演出计划搁浅后，新华社方面又询问邓是否愿意来内地旅游。邓丽君又兴奋起来了，和彭燕燕商量了“旅游计划”。她提出，旅游时间最好是在冬季，因为她想看雪。她很想在大雪纷飞之际，登上长城，一览塞外风光。然而，她的这种颇具诗情画意的计划，最终也未能实现。

在随后的交往中，邓丽君曾表示：“住在台湾很烦，住在香港也烦，我想在内地买套房子，烦的时候就去住住。你们能不能帮我？”接着她又说：“在中国的城市中，我最喜欢苏州，很想在那里买套房子。”当时牛钊认为她是随便说说的，便姑漫应之。

不料过了一段时间，她忽然打电话问牛钊，在苏州买房子的事情有没有消息？其时牛钊正好要回江苏休假，就顺便去了一趟苏州。该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朱局长带他看了一处地方，这是一套两层楼的花园楼房，院子很大，但楼房非常陈旧，已近危房。朱局长说买下以后可以重新设计建造，买主开价要6万元。牛钊画了个草图，带回香港。邓丽君开始不相信6万元可以买到一院住宅，接着说是不是现在就把钱汇过去？牛钊解释说此事要等她亲自到苏州看过以后才能决定，可能还要办一些手续，现在急不起来。最终，此事也没有了下文。

谈到和邓丽君的那段交往，牛钊在自己的一篇回忆中感慨道：“内地的改革开放，给邓丽君带来了新的希望。她几乎凌乱地给自己编织了许多的梦：驻足长城，憩息水乡，仰望故乡明月，倾听西部天籁，当然更多的是在亿万歌迷的掌声中，再现风采，再铸辉煌。她的梦并非太虚幻境，而可能是当时最正确的选择。只是由于有一个无形的网笼罩着她，她始终无法冲破。”


十亿个掌声未能响起

1989年初，又一个机会降临在邓丽君身上。当时东方歌舞团的一位音乐人、也是内地最早个人组织商业演出的先行者黑子（原名王彦军）在香港找到了邓丽君。据他回忆：“我当时的目的就是想让她来内地演出，我以为是钱的事，估计她觉得我们出不起这个钱。我算过，当时可以出很高的钱，可能不到100万元，在当时是个天价。我敢出这个钱，但我不好意思上来就说钱的事情。我老跟她说笑话，她为什么很想跟我聊天呢？就因为我很爱说，讲些笑话，她就很放松，我的目的是想让她来。”

1991年，黑子再次来到香港，希望说服邓丽君来内地演出。最后，黑子对邓丽君说：“我非常希望你能来这边演出，像你这样一个有这么大成就的人不来太可惜了。”黑子跟她陈述了来内地演出的重要性，比如这边对她的喜欢程度，作为一个中国人，不来内地，是一生比较遗憾的事情。黑子问：“在经济上，合约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可以花最高的价钱。”邓丽君笑着说：“不是钱的问题，我根本不在乎钱，有很多原因我现在去不了，但是这种机会一定有，我一定要去，但是什么时候现在我没法说。”

对于最终邓丽君未能来内地，黑子表示了深深的遗憾：“我感觉，她当时还是因为政治问题。我其实有很多的准备，包括经济上的准备，当时除了我没人敢出这么高的价钱。但是她没有做好任何准备，她只是有这个愿望而已。我相信是台湾当时对她控制比较严，这个因素最大。”

多年之后，一则台湾的新闻报道似乎揭示了当年邓丽君错失大陆演出的真相。《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5月10日第三版报道：“在5月8日邓丽君文教基金会举办邓丽君逝世11周年纪念会暨新书发表会，宋楚瑜在会中首度透露邓丽君无缘赴大陆演唱的内情。宋楚瑜表示，当时他担任‘新闻局长’，蒋经国有一天相当罕见地在‘总统府’召见他，希望他劝阻邓丽君‘登陆’。据称当时大陆已向邓丽君提出邀请，并且承诺在四川举办数十万人规模的演唱会。经过沟通后，邓丽君决定放弃邀请，这一次的放弃使得邓丽君终生没有到大陆去。”

以邓丽君为代表的港台流行音乐登陆内地，所带给人们的冲击并不是旋律的革新或者柔婉的演绎，它更多是填补一种心灵的渴望，并为日后的个性解放提供土壤。金兆钧对于邓丽君在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的影响给予了一个启蒙者才相配的评价：“应该承认的是，大批流行歌曲的进入，迎合了当时人们对自由情感表达的一种需要，而且催生了一大批中国流行音乐人，在这一点上，邓丽君功不可没。”

宋石男：不能告别的邓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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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ID：ipress   
今天，是一代歌后邓丽君去世20周年纪念日。1995年的今天，她在泰国清迈猝然逝世，享年42岁。《大家》作者宋石男讲了几个普通人的独家故事，倾诉着人们记忆中的邓丽君和她的歌声，“在春日里盛放的一朵花，也有无限的生命。告诉我这件事的，就是邓丽君。”不能告别的也是邓丽君。如今再次推荐本文，以供缅怀。

在春日里盛放的一朵花，也有无限的生命。告诉我这件事的，就是邓丽君。

1995年5月8日，一代歌后邓丽君在泰国清迈猝然逝世，享年42岁。那一天，许多人屋顶上的月亮不见了，有人怅然若失，有人失声痛哭。

如果邓丽君还活着，今年她刚好60岁。她的嗓音也许依然如白银般温柔明亮，她的人也许依然如满月般遍洒清辉。当她唱歌时，夜色越发迷人，而人的心脏越发柔软。她的歌声使人的情感更加深邃，而深邃的情感反过来又让她的歌声更加动人。

当然，也可能60岁的她已经老了，嗓音里全是暮年的无力，她的鬓发已星星而皱纹也包围了眼睛——那曾满是清水的眼眸，如今已干涸，就像倒光了酒的杯子。

可是这有什么关系？无论世界怎么去，她和她的歌声，已经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并且不可能被改变。人们也许可以改变未来，但人们从来不能改变过去。正因为如此，我们一旦活过，就一定活过。而依照维特根斯坦的说法，如果我们不把永恒理解为时间的无限延续，而是理解为无时间性，那么在任何一刻活着的人，也就永远活着。



现在，我只想讲几个故事，每个故事都是独家的，是第一次被说出来，而每个故事，都属于普通人。

第一个故事来自“大石头”。九十年代初期，有一年他父亲在工地上看场子，说过年不能回家，他自告奋勇替父亲值夜班。工地在城市的中心，大年三十的深夜里，忽然下起鹅毛大雪，无人的桔黄色街灯下，簌簌地落着雪花，好看极了。他拿着收音机冲到马路中央，午夜电台里响起邓丽君的《甜蜜蜜》，他说：“那一刻的美好，终生难忘”！

第二个故事也发生在九十年代。主人公是“嘉草茵茵”，时间是1995年的5月8日，母亲节。邓丽君去世的消息传来，让人愕然。次日晚，她看见她爸爸一人在书房打开双卡录音机，安静地听邓丽君的歌曲，磁带是他上午独自去土桥街新华书店买的。她傻站在门外，眼里涌上雾气。原来，当时五十岁的老爸也曾青春过。

2013年4月，她去台北自由行。中正纪念堂正举行邓丽君追梦特展，她将外面迎风飘扬的广告旗拍下来，是拍给老爸看的。当年她迷的是王杰，对邓丽君无感，但因为那天晚上独自听歌的老爸，她也喜欢上了温婉的邓小姐和她透着干净与温暖的歌。

第三个故事来自“萝贝贝”，她拒绝承认她和邓丽君有什么“不得不说的故事”，她在给我的邮件中这么写道：

“发现邓丽君的存在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小时候我们那个县城最流行的是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我没有赶上邓丽君最风靡的时候，只是不断从流行文化书籍和当代通俗文学里看到她。邓丽君更像是一个符号，我很早就听过，但不知道哪些是她自己的声音，哪些是后代的各种甜歌手翻唱的。”

只是有次暗恋一位接触几天就不能再见的人，我想，呵，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到他。《何日君再来》突然从脑子里冒出来，像是很久以前那首歌就在那里，只是等着合适的时机放出来。

当你伤感的时候你才会知道邓丽君是多么百转千回，又是那么简单和清纯。对，清纯，这个时代讲清纯就像是讲一句笑话，但是邓丽君和赫本，是永远清纯的。



用今天的标准看邓丽君长得不怎么样，大圆脸盘，粗手臂。可看了邓丽君的现场演出，就知道美丽不是锥子脸和S的曲线，而是她的万千芳华，一颦一笑都扯动一池春水。

我曾在KTV里点了所有邓丽君的歌放着听，只为看她唱歌的样子：点头、挥手、转圈，都是旧时代的风情，如今再有人学她的动作会让你浑身难受，只有她做起来是优雅的。

最后一个故事稍微有点长。

“查无此狼”用了一个上午，在豆瓣对我讲述了他、老爸还有邓丽君不得不说的故事。

听到邓丽君的时候，港台歌曲已经大举进攻，神州流行乐坛的大半壁江山都是他们的了。在齐秦、王杰、张雨生、童安格、赵传、谭咏麟、张国荣、张学友……的众声喧哗中，听邓丽君是一件很OUT的事情。他那已过时的老爹却乐此不疲，只要他不用录音机，他必定要放的磁带就是这三坨：《黄梅戏天仙配》、《交响乐十面埋伏》、《邓丽君》。放哪一张，看他的心情而定。

后来，他从四闾师范学院退学，搞了半年舞厅伴奏乐队，解散了，回家啃老，练琴写歌。这时他老爸开始教人学气功，倒也自得其乐。他从不责备儿子的不务正业，反正他有退休金，不指望儿子给他养老。

有一日，“查无此狼”闲逛路过四望关桥头的磁带摊。老板早知晓他的口味，对他说：有摇滚新磁带了。他一看，是一盒磁带，黑白封面，叫《告别的摇滚》。他很狐疑，老板赶紧拉着他：“你看，唐朝、郑钧、轮回、黑豹、臧天朔……”又放给他听。卧槽，全翻唱的是邓丽君，这不是老爹喜欢的靡靡之音么？于是买回家。

磁带买回家，他爹不待见，说是没味道，女人唱的歌，爷们唱起来自然不是那种味道。

又过了几年，他交了个女友，和她一起回老家过春节。他老爸那时靠教气功的收入，买了一部录像机，值四大千人民币。他和女友租了不少录像带看。其中一枚叫《甜蜜蜜》。看完那部电影，邓丽君立马在他心中排名女歌手第一。能用自己的早逝来撮合一对苦命鸳鸯FANS的歌手，在这个世界上恐怕是绝无仅有了吧。

再后来，他家也搬到了省会。老爸靠沉迷TV浪费剩下的时间，他则因病退出乐坛，没事码码字，上上网……如此又过几年，他老爸去世了。“查无此狼”说：“不晓得老爸在那地方有去追邓丽君的星没有。虽然他给我托过几次梦，但他没说这个，我也没想到要问”。

陈道明不久前接受采访说：

“我知道邓丽君是1978年，那时候刚改革开放，邓丽君的歌还不能名正言顺地在大陆出现，要通过一些特别渠道才能听到她的歌。我们这一代人对邓丽君小姐的歌，接受和传播得非常快。那个时期她的歌我们几乎都会唱，比如《海韵》、《小城故事》，印象最深的是《丝丝小雨》。总之听邓小姐的歌，本身是一种刺激，一种诱惑，更是一种吸引。邓丽君已经是抹不去的一段历史，不是因为经历过而抹不去，而是因为每个人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她的音乐旋律，歌曲的艺术形态，对我们这一代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两三年我突然特别想听她的歌，她是一个时代的标记，每当回到她的歌声，就想起那个时代自己的前后左右，自己的音乐记忆、感情记忆、履历记忆”。

陈道明是真诚的，他没有将邓丽君推上金碧辉煌的宝座。他只是坦然面对自己的回忆，还有回忆中的邓丽君。

西藏民谣说，“骄傲的人就像石头一样。不论你对它倒多少水，它永远不会湿透。”我觉得，有情感的人也像火烈鸟一样，不论你怎样把他关在笼子里，他的羽毛仍是红色的。

我们怀念邓丽君，因为我们都是石头和火烈鸟，任时光匆匆流走，我们的骄傲和情感仍然不可能被完全夺走。我们感谢邓丽君，因为她在那只有民族唱法、美声唱法和通俗唱法的时代，用人的嗓音唱出人的情感，打动一个又一个我，影响一代又一代人。我们在她的歌声中寻找自己的情感，又在她的歌声中储蓄自己的回忆。

我们每天都在改变，世界观在变，生活方式在变，社会地位在变，但曾经拥有的歌声不会变，只要我们还有回忆的能力，就不会变；我们与家人别离，与友人别离，与爱人别离，但无法与回忆别离，只要我们还有血有肉有眼泪，还没有堕落成一架机器或一具尸体，就无法告别回忆。

在这个意义上，邓丽君和她的歌声将永远与我们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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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丽君去世20周年祭：漂泊者的荣耀与孤独

原创 2015-05-08 王鸿谅 三联生活周刊

邓丽君是传奇，她时间永远定格在1995年的今天。

她的浅吟低唱，不只是一代人的流行音乐启蒙，也是一代人的心灵慰藉。对于已经把她的歌声与自己的人生紧密纠缠的那一代人，缅怀是一种本能，是不会被时光冲淡的内心恒久的暖意。他们并不需要真正了解邓丽君，他们反复追忆的，其实是自己的人生。可是，对于在日益丰富多元的流行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年轻和更年轻的一代，对于已经符号化的传奇，情感的建立却需要从真正的理解开始——邓丽君是谁？她何以成为传奇？


|“外省人”歌星

如果要寻访邓丽君，需要准备一张世界地图。她生于台湾，葬于台湾，但成名之后可以自己做主的时光，绝大部分却都不在台湾。香港地区、日本、美国、新加坡、英国、法国、泰国，这些地区和国家，都有她的工作和生活轨迹，都埋藏着她快乐或者不快乐的记忆。这些或长或短的异乡时光，就像硬币的两面，她是实至名归的国际化歌者，却也是始终漂泊的异乡过客。

过客的命运，好像从一开始已经定下基调。1949年是很多人命运的分水岭，邓丽君的父母也不例外。1953年在台北云林县龙岩村出生的邓丽君，本名邓丽筠，从一开始，就是“外省人”的后代。她排行第四，是家中五个孩子里唯一的女孩。跟父母屡次搬家，在“眷村”长大，这是台湾当时专门给军队眷属或退伍军人居住而建的居住区，也是“外省人”部落。

歌唱是邓丽君的天赋，也很快成为邓家贴补家用的一种谋生手段。1959年，6岁的邓丽君就开始跟随台湾空军“九三”康乐队四处演出，演唱各地民歌小调与黄梅戏。这是“外省人”的思乡抚慰，也随着台湾当局推行的“国语文化”变革，成为新的本土文化。

邓丽君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是1963年“中华电台”举办的黄梅调歌唱比赛，当时李翰祥导演的黄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台湾大热，邓丽君以一首《访英台》反串梁山伯的唱段荣获冠军。她因此有机会参加1966年正声公司的第一期歌星培训班，为期3个月，第一次正式接受系统的训练，得到了台湾早期的流行音乐人、作曲家翁清溪的指导。接下来，她继续参加比赛，以《采红菱》获得台湾金马奖唱片公司举办的歌唱比赛冠军，签约中视，用艺名邓丽君正式出道，年仅13岁。


少女时期

因为演出与学业的冲突，第二年，邓丽君就休学了。在接受传记作者平野久美子采访的时候，邓丽君回忆过童年，她并不觉得小小年纪就出来专职唱歌是一种苦难。她说：“不是大人要我唱歌，而是我自己想唱的，刚开始时参加国小才艺表演，后来还参加当时广播节目办的歌唱比赛，那时候广播节目是在学校操场录音，我因为很喜欢唱歌，所以唱得非常卖力。而且当时的我非常可爱。”“我很喜欢唱歌，所以我只是为自己在唱歌而已，即使没有奖金，只要能唱歌，我就非常高兴了。”

1967年9月，邓丽君签约台湾宇宙唱片，发行了生平第一张专辑唱片，《邓丽君之歌第1集——凤阳花鼓》，这个系列连续出了19张。在早期的台湾国语流行歌手里，少女邓丽君迅速走红的原因，被喜爱她的研究者归结为三点：“卓越的歌唱实力、温婉的容貌，和蔼可亲的个性。”这些特质终其一生，未曾改变。香港电台的资深制作人张文新后来评价说：“邓丽君之所以获得这么多人喜爱，可能就是因为她的性格和声音毫无攻击性，任何人都可以接近。”

| 歌唱“公务员”

自从被发掘出歌唱天赋之后，邓丽君似乎就在马不停蹄地歌唱着。

小学参加康乐队时期，学校大概下午16点放学，补习到18点，然后她要去康乐队表演，回家是深夜23点，第二天早上5点起来做功课，7点去上学。签约中视时期，她在中视“每周一星”的电视音乐节目里，每周固定表演一次，其他时间就在歌厅里献唱。邓丽君的另一位传记作者有田芳生考证：“虽然上节目收入少，但是歌厅的收入多。”“邓家每天摆摊的月收入大概2000元，而邓丽君每月的收入是6000元或8000元。”“台北的夜巴黎歌厅，一场90分钟的表演，大概有15位歌星演唱，邓丽君在这里创下了连唱70天的惊人纪录。”

等到唱片走红，邓丽君的舞台，终于跨出了台湾岛。香港是她走向国际化的第一步，当宇宙唱片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之后，邓丽君就跟香港的乐风唱片公司签约了，时间是1971年12月。这家公司原本是以马来西亚为据点，在新加坡和港台地区都有分公司，她的发展重心，从小小的台湾岛，转向了更广阔的东南亚华人市场。

当时的华人社会中，最受欢迎的是紫薇、文夏、美黛等老牌歌星；年轻一点的，凤飞飞、欧阳菲菲在流行曲目上的地位都十分稳固。邓丽君还是新人，她的生活，和台湾时期相比，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依旧被参加电视节目、录制唱片、歌厅献唱满满占据。

姚厚笙从欧阳菲菲开始，成功地培育了若干位台湾知名歌星，他也是70年代台湾民谣以及校园民谣热的催生者。在宇宙唱片时代，邓丽君录制的歌曲已经有上百首，但是姚厚笙却从头开始仔细指导，从发声方式到唱歌的习惯，以使邓丽君蜕变为成人歌星。姚厚笙曾经回忆说：“她唱歌的方式总给人一种可爱小女孩的味道，也许是因为节奏轻快的歌曲居多的缘故，语尾总是‘嗯，嗯’的上扬，这种方式听起来是比较俏皮，虽然我打算彻底改掉，不过她日后还是偶尔会不自觉地露出这种唱法。”“我还指导慢节奏的唱法，而且告诉她，你已经不是小女孩了，所以要以更有感情，更像大人的方式来唱歌。”姚厚笙发现，当邓丽君对于慢节奏歌曲驾轻就熟后，她再唱叙事风的曲子，诠释能力就非常惊人，“把歌词的含义仔细跟她说明后，她就能以惊人的感情加以诠释”。

| “演歌”的定位

香港应该算邓丽君的福地，她的歌唱事业在这里走向了70年代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得到了东南亚华人社会的认同，她的演出邀约，遍布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泰国等地。作为全球第二大唱片市场的日本，也有唱片公司一眼就看中了她的天赋。这家公司就是日本的宝丽多唱片，它在香港的分支，叫作宝丽金。

邓丽君去日本发展的故事，在两位日本作家为她写的传记里，都有过详细考证。1973年3月3日，日本宝丽多唱片公司让佐佐木幸男和中村准良，一起到香港旅行四天三晚，他们分别担任过日本歌星泽田研二和野口五郎的制作人，这趟旅行，名义上是和香港宝丽金做敦亲拜访，但事实上是要犒赏他们平时的辛劳工作。他们在香港宝丽金唱片公司制作部部长郑东汉先生的陪同下，在歌厅听到了邓丽君的演唱，就请郑东汉为他们收集邓丽君的唱片，他们判断，邓丽君音质里的温柔气质，在日本也会得到认同。

回到东京，宝丽多公司五十岚泰弘制作本部长主持制作人会议，佐佐木推荐邓丽君，获得认可，担任制作签约部部长的舟木稔被命令去和邓丽君签约。我们的特约记者胡迆在东京采访到了舟木稔先生，已经年过八旬的舟木先生，仍不减当年金牌制作人的风范，头发一丝不苟，衣着考究，思路清晰。他回忆说，当时的邓丽君并没有经纪公司来打理业务，所有工作上的细节都由母亲赵素桂照料。舟木稔并没有从邓丽君那里得到确定的答复，回到东京之后又去了台湾，去说服邓丽君的父亲。他拜访了邓父两次，终于说服了这位犹豫的父亲，把英文名叫作“Teresa Teng”的邓丽君带到了日本，以新人姿态重新出道。

1973年11月，邓妈妈和邓丽君第一次到日本，那时候邓丽君才20岁。她的经纪业务由渡边制作公司管理，而唱片制作则由日本宝丽多负责，一开始签约两年，第一年的酬劳是每月25万日元，那个时代日本大学毕业的公务员最高职务的月薪是5.56万日元，此外，邓丽君还能抽取2%的版税。

邓丽君在日本的出道曲叫《是今宵还是明天》，却只拿到了排行榜的24名，这让邓丽君很郁闷。出道曲没有红，对挖掘邓丽君的佐佐木和出道曲制作团队而言，也是个打击，原因到底是什么？是日文不地道？因为谎报了年龄，设定主打十几岁的年轻族群歌迷是个错误？他们烦恼了一个多月，最后决定改变方向，从流行曲风转向演歌路线。演歌是日本的一种特有歌曲，它是日本古典艺能与现代流行音乐的过渡，以民俗民风、感情琐事为歌词，曲调悠长婉转多变。

1974年7月1日第二首歌《空港》诞生，这张专辑卖出了70多万张新唱片。邓丽君因此拿下了1974年度日本唱片大赏的新人奖。此后，邓丽君的歌曲维持一贯的风格，就是走描写恋爱中女人的苦闷心情，与不能见光的女人令人同情的境遇这种固定模式的路线。公司设定的受众是20岁到25岁的粉领族。但调查显示，她的歌迷里，40岁左右的男性歌迷居多。这个年龄段的消费者，一直是邓丽君持久的歌迷族群。

| 黄金年代

1980年12月，她在香港宝丽金唱片出了第一张粤语专辑《势不两立》，接着在香港的利舞台举行了7天的个人演唱会。这只是个开始。邓丽君歌唱的黄金时代，在她失恋之后才真正到来。

邓丽君与香格里拉酒店集团少爷郭孔丞的恋爱，被太多人见证。他们1981年相恋，举行过订婚仪式，把婚期订在了1982年，邓丽君甚至因此不肯再跟日本宝丽多公司续约。可是因为郭家长辈的苛刻条件，邓丽君觉得受到了人格上的羞辱，她最后的选择，是继续歌唱。

1983年像一个爆发之年，邓丽君参与制作了《淡淡幽情》，这张古风古韵的唱片，被誉为她歌唱事业最高成就。年底，12月29日到1984年1月3日，邓丽君在香港举办了15周年纪念演唱会，门票提前两个月发售，两天就卖完，原本预定的4场，增加到6场，门票仍立刻销售一空。全部观众约10万人，有三成来自内地。15周年演唱会，继香港之后，分别开到了台湾地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邓丽君证明了自己的人气，在短暂的蛰伏之后，依旧稳如泰山。

一直对邓丽君的日本演艺之路尽心尽力的舟木稔，在这个时期，在宝丽多旗下成立了一家新的唱片公司，金牛宫。1983年，他终于再次争取到与邓丽君的签约。这一次，邓丽君得到的词曲作者，是三木高志和荒木丰久这对“黄金组合”。他们合作的第一张唱片，是《偿还》。这首歌，是在新加坡录制完成的，1984年1月21日在日本发行，刚开始出货1万张，完全卖不出去，一周后卖出去10张，过了5周，也只卖出50张。这足以证明日本唱片竞争的残酷，1979年之后，邓丽君在日本5年没有任何宣传和报道，虽然在东南亚依旧大热，但她在日本的商业市场已经几乎被遗忘了。

这时期担任邓丽君经纪人的西田裕司，在舟木稔先生的回忆里，也是个很有办法的人。他想了很多办法，来推广邓丽君的单曲。有名的电视节目去不了，就先从不知名的开始，这首歌的传播路径，是从大阪、九州、北海道等地先传播开，再回到东京的榜单。最后拿下日本有线大赏和全日本有线放松大赏的冠军。从1984年4月到1985年2月连续41周保持在前十名。

接下来，荒木和三木联手创作的《爱人》和《任时光流逝》，连续大卖，《爱人》在有线放送的点歌排行榜上，创下有史以来连续14周蝉联第一的最长纪录。畅销张数超过了五木宽、森进一，还媲美全盛时期的松田圣子和中森明菜。邓丽君因此第一次上了NHK的红白歌会。这场歌会，相当于中国的春晚，不过，能够上台的明星，是要靠实际的销量和贡献度才能上台的。而《任时光流逝》则让邓丽君在1986和1991年两次得以登上红白歌会，这张唱片，创下了200万张的销售纪录，是邓丽君在日本发行的所有唱片中最高的。其次就是《偿还》和《爱人》，分别都是150万张。

整个80年代后期，邓丽君在日本称得上拿奖拿到手软，动辄百万张级别的销量。让她可以当之无愧地跻身日本著名歌手的行列。而日本文化在香港地区和其他地方的流行，又让这些歌曲的中文版，得以第二次大热。这个时期，虽然香港的本土歌手也开始崛起，但邓丽君依旧有着不可比拟的巨星位置。

在人数更为广泛的中国内地市场，邓丽君的歌声，也从靡靡之音的定位得到平反。电视台播出了邓丽君在台北的15周年演唱会，象征着邓丽君的解禁。1987年，中共“十三大”的记者招待会上，甚至还播放了邓丽君的日文歌曲《浪花节的人生》。

| 危机与尾声

商业市场终究还是残酷的。由数字榜单说话的日本唱片市场，是一种冰冷的理性存在。到了80年代末期，邓丽君的新唱片，再也无法复制《任时光流逝》时期的辉煌。背负这种压力的，当然不止邓丽君一个人。就在日本唱片公司寻求新的定位改变时，邓丽君却又主动地让自己陷入了更为复杂的情势里。虽然唱片公司的制作人婉转地劝诫她，音乐应该与政治分开，邓丽君还是在1989年的复杂情景里，让自己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悲痛。

如果纯粹从商业上考量，从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邓丽君最理想的市场其实是内地。她在政治上得到了解禁，偷偷听着她的歌获得启蒙的几代人，都在翘首企盼她能回来开演唱会，这是一片有着13亿人口的新天地。她完全可以把在日本市场与新生代角逐的劣势，变成新的优势。可是，她却最终选择了拒绝，她甚至离开了一直深爱的香港，远走法国，彻底成了客居异乡的漂泊者。

传记作者有田芳生去拜访过邓丽君在法国的故居，他留下了这样的记录：“屋子里有大量粉色，邓丽君最喜欢粉色，她深信这是会招来幸福的颜色。”

在这片粉色的憧憬里，邓丽君认识了法国摄影师保罗，虽然他的摄影水平，完全达不到商业制作的需要，邓丽君还是尽力替他争取着机会。这段一开始就没打算要结果的感情，成为邓丽君最后的慰藉。90年代，应该是邓丽君最为困惑的时期。她对于商业演出的意义产生了质疑，想要逃离，也想努力的转型，但却并没有明确的方向。

一个歌手当了20年的超级巨星，要想改变自己一切从头开始，这是何等的巨大不安，可邓丽君必须对抗这种不安。台湾和香港音乐界的许多人，都表示邓丽君逝世前不久，曾经告诉大家，如果我有新计划的话，请你们一定要来帮忙。她并非已经有具体的计划，可是她却对每个人说“到时候我一定会跟你联络”，仿佛也在鼓舞她自己一样。

这时期的邓丽君，好像特别需要用一些事情来证明自己，比如参加红白歌会。她不止一次地对金牛宫唱片的工作人员表达了这种心愿。在邓丽君心中，能上NHK红白歌会就意味着被社会认同。但是，是否能出席NHK红白歌会是必须依照艺人演出的贡献度，及对一般听众做抽样调查得到的票数，总和评价结果突出才能被选上演出的名单。住在巴黎之后的邓丽君，一年才上几次电视节目而已，而日本的工作也相同，几乎一年只去一次日本，即使金牛宫唱片公司要求她开演唱会也都没有答应。虽然邓丽君仍保持一年在日本出一两首的新歌，不过新歌卖得不如从前了，以单曲CD而言，1990年发行的《泪的条件》，才卖不到15万张，1993年的《和你一起活下去》CD销量也不到5万张。她期望中的上NHK红白歌会，已经越来越渺茫。

这种被商业市场煎熬的痛苦，热爱她的听众，是根本感受不到的。无数人被她温柔的歌声抚慰着，却没有人能够抚慰她的焦虑。她的身体也越来越差，童年的哮喘复发，也陷入了毒品的传闻，即便远走清迈去疗养，看起来也没有任何起色。邓丽君的时间，定格在1995年5月8日。一开始人们都不相信，因为她已经多次被媒体不怀好意地爆出死讯。可这次是真的。音乐人沈永阁对这一天记忆异常深刻。这一天是唐朝乐队贝司手张炬的追悼会，他参加完葬礼飞回日本，在机场就看到了邓丽君的死讯，恍如隔世。第二天，他又飞回北京，拉着摇滚圈的哥们，“要做点什么纪念邓丽君”。这份纪念，是一张唱片，《告别摇滚》。被邓丽君启蒙的一代流行音乐人，用音乐表达了他们的敬意。

为什么喜爱邓丽君？沈永阁想了想，对我描述了一个画面：《拯救大兵瑞恩》里，在最后的守桥背水一战之前，士兵们在一个残破的小镇上做最后的攻防准备，等待德军大部队的到来。这时，突然有人搬出来一台收音机，著名的法国香颂《玫瑰人生》，就这样飘了出来。士兵们瞬间就呆住了，他们在这歌声里，话题突然变成了远方的亲人和幸福时光，从残酷的战场，短时间解脱出来。“这种感觉，就是在重压之下，突然可以‘呼’的一声，长舒一口气，意识到还有美好的存在。”沈永阁说，“邓丽君的歌声，对于我们那一代人，就是这样的。”

//@闾丘露薇:回复@巽逊:八十年代初邓丽君的歌被禁是因为大陆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精神污染运动，她的几首歌被点名批判，对了，当时还有严打；至于未来大陆开演唱会，一开始是大陆担心她的背景进行长时间审查，但审查通过，却是89年后她公开拒绝来大陆。这段历史在视频中，郑经瀚作为中间人有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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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丽君，任时光匆匆流去，我们依然在乎你
2015-05-08 麦嘈  
有难度

微信号 younandu2014




摘要：解禁后大陆媒体披露的若干史实，证明邓丽君的歌声曾经负载许多政治信息，运用于前线广播，也确实产生了类似“心战”的效果。但彼时此岸对于邓丽君歌曲最大的“心魔”，在于她的演唱方式，所谓“靡靡之音”。


邓丽君去世二十年了，全球歌迷正在以各种方式，纪念他们心目中永远的偶像。今天（8日），就有两岸三地及海外600多名歌迷，齐聚邓丽君长眠之地台湾金宝山筠园，追思这位巨星，祭拜前还一起合唱《月亮代表我的心》、《你怎么说》。今天，一场纪念她的演唱会也将在台北小巨蛋体育场举行，演唱会亮点，将是利用立体投影技术“复活”邓丽君。在海峡对岸，邓丽君生前好友林青霞说“我从来没觉得她离开了”；海峡这边，《人民日报》则撰文称，邓丽君留下的一切痕迹，“都已成为文化资产”。




“有华人之处皆有邓丽君”，对她的珍爱程度不随岁月流逝而衰减。最明显的例子，恐怕是在歌手本人离世二十年后，她的歌似乎已经变成了我们周遭音乐潜意识的一部分——神州大地的无数广场上，伴随着翩翩起舞的大叔大妈，一首《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之后紧接着是一首《我只在乎你》，一首《北京的金山上》之后会接一首《在水一方》。有人认为，无论是 “黄色歌曲”还是“红色歌曲”，此时统统变成了怀旧歌曲。我看，说“怀旧”算是客气了，你说它跟凤凰传奇、小苹果一样，变成了“洗脑歌”也不为过。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邓丽君歌曲最初进入大陆，最初是被当作“洗脑歌”来理解和防备的。解禁后大陆媒体披露的若干史实，证明邓丽君的歌声曾经负载许多政治信息，运用于前线广播，也确实产生了类似“心战”的效果。但彼时此岸对于邓丽君歌曲最大的“心魔”，在于她的演唱方式，所谓“靡靡之音”。如今在豆瓣上被广大文艺青年嘲笑，出版于1982年的《怎样鉴别黄色歌曲》一书，就以《何日君再来》、《夜来香》作为反面教材，批评“演唱者的情绪就是低沉轻逗、唉声叹气，有气无力，上气不接下气”，“打着爱情的幌子，把爱情庸俗化”，总而言之，“靡靡之音没有生命力，寿命是不会长久的”。




邓丽君在此岸的走红难脱时代的大背景，人们厌恶了数十年间以阳刚、雄壮为标准的革命唱腔，而长期的性别差异被抹杀，邓丽君的出现也不啻为女人味回归的助推剂。“靡靡之音”不仅一直活到了今天，上气不接下气，成了城乡各处KTV里业余演唱的唱法标配，把爱情庸俗得不能再庸俗的《爱情买卖》，甚至成为吟咏爱情的流行范本。老一代人把邓丽君灌进MP3，当作饭后百步走的背景音乐；年轻人在晚辈女歌手（如王菲和张靓颖）的致敬中聆听偶像的偶像，邓丽君得以借曲还魂。如果说， “白天听老邓，晚上听小邓”，精神资源匮乏年代，被窝里的短波收音机成为许多人心灵的慰藉，这尚可以理解，今日人们的选择无数，为什么大家还在爱邓丽君？


其实，邓丽君也有被舍弃掉的一部分。十多年前我还是大学生的时候去台湾交流，离开前两岸的年轻朋友相约到KTV唱歌。本来大家各自唱两岸三地流行歌曲，气氛还挺正常。不知怎么，有位大陆女同学神奇地在歌单里找到一首《走进新时代》，包厢里画风顿时大变。女同学唱完，台湾的朋友各种“不服”，说我们也要找个党国“主旋律”唱一唱。就在那晚，我第一次听到《中华民国颂》、《梅花》。当然，这几首歌现在优酷上也可以听到了，但是，起码在海峡对岸，那个作为政治歌手或者“台湾宋祖英”的邓丽君，早已渐行渐远。




那么，邓丽君被人所喜爱、并且有望一直被吟咏下去的那一部分是什么呢？是“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是“明月几时有，把酒上青天”，向着诗经与唐诗宋词之河，逆流而上，回溯上千年，珠圆玉润，吐气如兰。当横亘于人与人之间的意识形态之巅不再，唯有音乐和嗓音的质地得以永恒，好像邓丽君在麦克风前娓娓唱出的那句：“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人民日报曾这样看邓丽君


邓丽君从未来过大陆，但大陆一直很在乎她，不过这种在乎很难看到人民的意思。从刻意提防的负面典型到高度肯定的文化符号，被按上何种评价，取决于党和国家的意志，而负责定调的主要就是人民日报这样的党报。这两年人民日报有不少文章提到邓丽君，有的还是量身定做，2010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邓丽君：“符号人生”》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句话：“两岸中国人都爱听邓丽君的歌，曾让外媒惊呼：两岸在上个世纪80年代已经‘文化统一’。”今天的人民日报发了一篇题为《邓丽君留下的一切痕迹已成为文化资产》的小文章，大致的意思是邓丽君不仅是台湾的，而是属于整个华人世界。


好紧张，这是要成中国名片的节奏吗？二三十年前可没有这样的待遇，有人汇总了《人民日报》里的邓丽君，其中多数时候是在副刊上 “不经意”地提到：


1.《人民日报》第一次提到邓丽君是在1980年8月30日第五版，这一版上刊登了作家苏叔阳的小说《傻子娶亲》。小说中有这么一段——工人们喜欢他，可姑娘们瞧不上他。跳扭摆舞、穿高跟鞋、听邓丽君的女郎，哪一只眼会看上个傻子？


第一次“露脸”，是屌丝高不可攀德艺双馨的女神形象。


2.1982年3月21日邓丽君第二次登上《人民日报》，出现在北京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小组讨论会上发言摘要——杜近芳委员说：现在到处放邓丽君的爱情歌曲，不仅许多小青年学唱，就连老太太也学着唱，这很不好。


这一次已经成了负面典型，资产阶级的腐朽文化代表。


3.邓丽君登上1985年2月18日《人民日报》，说的是台湾电视台推出欢庆春节特别节目，提到“邓丽君、凌峰、刘瑞琪、夏文汐、沈殿霞、王祖贤在台港两地主持”


台湾版的春晚，主持人应该靠得住。


4.邓丽君1986年3月7日登上《人民日报》，介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广播播音员的报告文学《徐曼小姐》（作者刘茵），文中邓丽君作为徐曼小姐的陪衬“出场”——“徐曼小姐，我原来爱听邓丽君的歌，你的播音把我吸引住了。”


假如邓丽君改行播音呢？帮这位粉丝脑补一下。


5.邓丽君1988年1月7日登上《人民日报》，介绍到大陆演唱的台湾女歌星王秀如，其中这样提到了邓丽君——大陆观众对王秀如也许比较陌生。她是台南人，出生于台北，小时候经常与邓丽君一起演唱。


没听过她的歌，既然和邓丽君一起唱，所以，还是不明觉厉。


6.1988年2月9日《人民日报》刊登题为《“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后”》的文艺评论，其中写道——前些年出现了许多热，从“蛤蟆镜”热到“寻根”热，从邓丽君热到琼瑶热，从萨特热到拉美文学热，从办公司热到自费留学热。有的热得有理，有的热得没劲。


邓丽君到底热得有理还是没劲？


7.1988年5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介绍西班牙歌唱家胡利奥·依格莱希亚斯来京演出的文章，第一句就提到了邓丽君——胡利奥·依格莱希亚斯这个名字在中国并不像迈克尔·杰克逊或玛多娜那样名声赫赫，当然也远不如曾风靡一时的邓丽君那样众所周知。


和杰克逊相提并论了，巨星。


8.1988年5月27日《人民日报》的文章提及邓丽君——“邓丽君”躲在录音机里，为瓜贩们招徕顾客，那一柄明晃晃的刀，剖开了怀疑的目光，显示卖主红色的坦诚。


大陆人民与录音机里的邓丽君距离很近。


9.整个八十年代《人民日报》最后一次提及邓丽君是1989年4月17日，在一篇介绍1988年“金星”歌手苏红的报道中这样提及了邓丽君——７０年代后期，流行歌曲吹向中国大陆。许多关心苏红的观众殷勤致函，建议她演唱流行歌曲。苏红欣然动容，想：为什么邓丽君演唱的流行歌曲，像说话一样自然，像与朋友交谈一样亲切，这不也是一种艺术境界吗！

确实，邓丽君待人真诚，不做作，像春水一样清澈。虽然是圆脸，没有水蛇腰，，但是看着舒服，百看不厌啊！

那时候我爸爸有香港朋友偷偷带着磁带和录像带回大陆送给我爸，那个罪过就像现在带白粉一样了。都是偷偷地听，听完后我爸就锁起来了。后来听说弄堂里有人因为听她的磁带，直接被派出所带走，好像还判了刑，我爸更是不让我听了。

以前听，当时并不十分迷。倒是年龄大了才觉得好听。小时候听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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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丽君的最大遗憾
与大陆人的最大悲剧

文｜瓶中喵（微信号：pzmiao）

1995年5月8日，华人世界最伟大的歌后，邓丽君逝世于泰国清迈。今天，是她的20周年纪念日。在华人世界，你再也找不到一个歌者，享有像她一样的荣誉。她的唱片销量也是华人世界第一，没有一个歌手可以打破她的记录。但更重要的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取代她在华人心里的份量。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会有邓丽君的歌声。

邓丽君在日本被誉为“亚洲歌唱女王”，让人尴尬的是，在很长时间里，在中国，她一直被封杀。以至于直到她逝世的时候，她才第一次登上央视。中国，终于开始接受她的存在了。但这不是邓丽君的难堪，而是中国的悲哀。一个得到全世界赞誉的歌唱女王，居然在中国，得到公权如此的对待。好在，她赢得了时间，回望当时的中国，确实像一个笑话。

如果你觉得邓丽君让人敬重、怀念，仅仅因为她的歌，那你不仅大错特错，而且还愚昧无知。

二十多年前，中国发生了一件至今不能谈及的事，邓丽君含泪在香港说，“我回大陆演唱的那一天，就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那一天。”当时的中国，一片肃杀。后来在巴黎，想起那些无辜者的血，她泣不成声，被迫暂时中断演唱，他哭着呐喊，“不要向专制妥协，不要向暴政屈服！”在场所有人，热泪盈眶。

1991年，邓丽君专门到金门向大陆同胞喊话，“亲爱的大陆同胞们，你们好，我是邓丽君。我现在来到金门的广播站向大陆沿海的同胞们广播，我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我很高兴的能够站在自由祖国的第一前线——金门，我感觉到非常快乐、非常的幸福。我期望在大陆的同胞也可以跟我们享受到一样的民主跟自由。唯有在自由民主附设的生活环境下，才能拥有实现个人理想的机会；也唯有全体青年都能自由发挥聪明才智，国家的未来才会有充满光明和希望。我希望很快的能够再回到金门，跟金门的弟兄们见面；当然，还有跟大陆沿海的同胞们通话。在这里呢，祝大家身体健康，民主万岁！谢谢！”

1995年5月25日，邓丽君的葬礼在台湾举行，她的灵柩覆盖着中国民国国旗。那也是台湾第一次直播艺人葬礼。整个华人世界，深陷悲痛之中。至今，每到邓丽君祭日，华人世界各地，人们依然会不断纪念。她享有的美誉，是绝无仅有的。

邓丽君曾说，在大陆实现民主之前，她将永不踏入大陆土地……不幸的是，她真的一辈子，从来没有踏入大陆一步。而这片土地，至今也没有实现她所希望看到的自由和民主。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都遥遥无期。这是她一生最大的遗憾，也是大陆人民的最大悲剧。（文章来源公众号：瓶中喵；微信号：pzmiao；在这里，读懂中国，读懂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