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5-4-29 09:30
“自然之恶”与里斯本大地震
“自然之恶”与里斯本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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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4-29 提摩太·凯勒 橡树文字工作室
编者按:汶川大地震在人们心灵深处震慑的余波未尽，刚刚发生的尼泊尔大地震再一次引发人们思考苦难的问题。既然神是慈爱又怜悯的，他为何会允许地震这样的灾难频繁发生；在苦难面前，基督徒的信心又有何功效呢？今天，就让我们来看看凯勒在《苦难中与神同行》（橡树待出）中是如何回答这两个问题的。
自然之恶和里斯本大地震
在1755年发生的里斯本大地震（Lisbon earthquake）中，这个全新的现代自我观念首次起来反对邪恶和苦难。那次大地震影响深远，显示了什么叫做“自然之恶”——苦难并非因人而起，而是来自自然界。11月1日万灵节（All SaintsDay）那天，一场大地震几乎彻底摧毁了葡萄牙的首都，无数人丧生。许多欧洲思想家，尤其是伏尔泰（Voltaire），都认为这件事证明了圣经中那位慈爱的神不存在。从我们现在身处的世俗文化回望，我们或许会想，提出“恶之难题”——遇到灾难而质疑神——是十分合理的。今天每当发生大灾难，我们都会听到这种对信仰的公开质疑和挑战。
但是泰勒指出，里斯本地震发生后，讨论“恶之难题”是件新鲜事。当然，在《约伯记》甚至比那更早的时期，人们就已经开始质疑神对人类的作为和神的公义了。但是从来没有人公开辩称，邪恶让神的存在变为不可能。出现这种断言需要一个前提，就是先有对神的内在框架的假设。泰勒写道，当时西方社会依然相信世界是神秘的，靠理性不可测透，并且神是荣耀且不可言说的，所以恶之难题“没有那么迫切”。据此，我们应该有心理准备，邪恶不可解释。但是有两个原因，使得自然神论的世俗特性让恶之难题恶化了。
以前每当苦难发生，虽然用理性找不到合理的解释，但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任何解释。那时候我们还算谦虚，知道自己不能完全了解世界。但是到了十八世纪，我们相信头脑和理性能让我们彻底明白一切。我们变得更自信，相信一切都能尽收眼底，这个信念改变了人类对苦难的看法。于是恶之难题越来越迫切。
我们确信自己可以理直气壮地审判神……这种情况只能发生在这种世界观横行的时代……以前，我们完全受制于神创造的世界，更倾向于向他寻求帮助和拯救，愿意接受现实，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他所创造的要经历这些，这究竟是谁的错（假定是我们的）。现在我们认为，世界如何运作，我们已了如指掌……在咖啡馆和沙龙里，人们开始对神的公义表示不满，神学家察觉到，必须回应这个挑战。
另外，人们现在觉得，人类受造不是首先为神的益处。恰恰相反，神创造世界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但是泰勒继续说道，正是这个基于自然神论的对神的观念——并不完全符合传统基督教观念——因里斯本大地震而陷入危机。他写道：
一旦我们宣称完全了解宇宙及其运行模式；一旦我们用宇宙受造是为我们的益处来解释宇宙，那这套解释就必然遭到抨击……在1755年的里斯本，宇宙显然没有[为我们的益处运行]。于是，内在秩序更受追捧。
如果你相信神创造世界是为我们的益处，那么一旦苦难袭来，邪恶临到，你的人生观必将动摇。有些人半信半疑——相信有个遥远的神为我们的益处而存在，有些人依然持守正统——内在框架没有削弱他们的信仰，对前者来说，恶之难题带来的冲击更大。换句话说，只有当你偏离正统，对神持有异于传统的特定看法时，苦难和邪恶才会反驳神的存在。前提已经包含了结论，就是怀疑神。可以这样认为，在内在框架里，每当苦难和邪恶发生时，圣经中的神必然遭受指责。
半信半疑基督徒和恶之难题
一般认为，美国的世俗化进程比欧洲和加拿大要慢，但世俗化的趋势不可阻挡。尽管不少建国先驱像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那样，都是自然神论者，但是美国依然经历了几波强劲的精神觉醒，基督教信仰依然主导美国大众文化。具体来说，人们相信人生来有罪，每个人都动过犯罪的念头，也有犯罪的能力。这意味着“道德邪恶”——人类彼此恶意伤害——很容易解释。生活在罪人当中，痛苦成为必然。此外，人性本恶也解释了“自然之恶”。因为我们背离了神，公义的神要来施行审判，所以可以理解，世界只能是个黑暗破碎的地方。地震和频繁争战就是在向人类呼喊，要热切祷告，要认真悔改。
但是美国开始偏离以往的信仰，不再相信人性本恶、人在精神上盲目绝望，必须寻求神的帮助。安德鲁·德尔班科（Andrew Delbanco）在《撒旦之死》（The Death of Satan）一书中回顾了美国文化如何从十九世纪初期开始，逐渐失却了基督教教义中对人性之恶和撒旦之真实的教导。他写道，“以己为傲原本是魔鬼的印记，现在却不只成了无可非议的情感，甚至是美国人人追捧的最高神明……自由个人主义在这段时期形成了它的现代样式”。
于是到了今天，整个西方社会都在世俗框架内运转，虽然仍有人公开表示持守传统信仰相信神，但大部分人都受到这个框架的影响。我们认为自己是命运的掌控者，是道德是非的判定者，神有义务为我们的益处安排一切，如果遵守了自己选定的标准，那就更应该生活得好。社会学家克里斯蒂安·史密斯（Christian Smith）把这种心态称作“道德主义且有治疗作用的自然神论（moralistic,therapeutic deism）”。许多持这种心态的人都会说自己信神，还有人更甚，直接称自己为基督徒。但正如我们看到的，世俗化削弱了传统信仰。而且这种世俗化了的信仰，或者说，这些半信半疑的基督徒们，在遭遇苦难时恐怕最不堪一击。
以前，人们公认基督教能提供更好的资源，帮助人们面对邪恶、苦难和死亡。到了现代——虽然讨论不再那么公开——受苦者还是可以寻求基督教，所获得的资源恐怕远多过世俗文化所能给予的。但是这些资源存在于独特且富有活力的基督教信仰中。
首先，基督教信仰中的神具有人的性情，他智慧、无限，因此不可测透。他掌管世间的一切------比起相信命运无常、我们被命运玩弄于股掌之上，这更能安慰人心。第二个关键的信条在于耶稣基督，神来到世间，和我们一同受苦，为我们牺牲——比起一位遥不可及、无动于衷的神，这更能安慰人心。十字架还证明了，尽管神不可测透，他却与我们同在。第三条教义是，只要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就可以确定得救——比起相信因果报应，这更能安慰人心。我们有把握，受苦不是为过去赎罪，因为耶稣已洗净我们所有的罪。路德教导说，如果你不确信神供应你、与你同在，那么你根本无法承受苦难。世俗文化给不了这个把握，那些宣扬用美德和善行换取拯救的宗教同样不行。
第四个伟大的教义就是凡相信的人，死后身体会复活。这让我们的喜乐和慰藉有了完美结局。人心最深的渴望之一，就是爱不分离。无需多讲，比起死后进入虚无或者无情的灵界，复活的盼望更能安慰人心。它超越飘渺空洞的来生。我们重新拥有身体，美丽而强壮，是今生无法想象的。耶稣复活的身体真实可感——可以摸、可以拥抱，他还进食。但他也能穿过锁着的门，他也能消失。他的身体真实存在，但又超过任何想象。说到天堂，它的确可以安慰受苦的人，弥补逝去的今生。但是复活不仅带来安慰，更是复原。一切都失而复得——我们的爱，我们爱的人，美好的事物，今生的福乐——但又和以往不同，一切都带着不可思议的荣耀、喜乐和力量。这就是吕克·费里说过的看似消逝，却已挽回。
如果一个人不能从这些基督教教义中得到安慰，那我觉得他遭遇苦难时，不信神反倒会更好过。在西方世界，信仰被世俗文化冲淡的现象很普遍。今天许多人信神，也去教会，但是你问他们，是不是真的相信神已拯救并接纳了他们？是不是真的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己，是不是真的被深深触动？是不是有十足把握，相信耶稣身体复活，凡是信他的也会身体复活？答案可能是“不”，或干脆一个白眼。西方文化的内在框架让我们理智上不再那么相信神，全心全意信靠他更是难上加难。但是相比于无神论，这种对基督教或其他一神宗教信又不全信的状态，最容易受到苦难的冲击。正如泰勒所说的，自然之恶冒犯了那些相信神为我们而存在的人，又让那些不相信自己是罪人、只能靠恩典得赎的人惊慌失措。
苏珊·雅各比（Susan Jacoby）是无神论者，她在《纽约时报》撰文写道：“每当我看见风暴过后，活下来的人无家可归瑟瑟发抖；每当我看见媒体肆无忌惮，将父母的丧子之痛摆在公众面前，我不需要问为什么全能全善的神允许这些事发生，因为所有信神的人都必定会问”。在某个层面上，她说得对。如果你不信神，那么根本不用为人生是否公平这件事费心。人生本就如此，只能接受。但是同时，你也得不到基督教信仰中可以支撑你的强大的慰藉和喜乐。雅各比说，不信神就不用想“所谓神义论的问题”，不用和“一位来生的隐形君王”把“今生的苦难弄清楚”。
但是读哲学家查尔斯·泰勒的文章就会看到，“神义论这个问题”之所以产生，不是因为坚信神和罪性，而是因为信得不够坚定。由于我们自以为眼界开阔，不需要依靠神的恩典和启示，越来越自信已经明白了宇宙如何运转、历史如何前进，恶之难题这才变得如此无法容忍。我们遭遇苦难时，神似乎无动于衷，那是因为神在我们眼中变得遥远了——神的爱是抽象的，他不是为我们受苦、为我们死去、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神。简而言之，人若陷入痛苦，相信神却怀疑拯救和复活比不信神更让人感到幻灭。苦难来临时，信神却三心二意或只有理论，比不信更痛苦。
摘自提摩太·凯勒著《苦难中与神同行》，李婧译，上海三联书店，待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