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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大道，各走一边—— 谈傅雷与张爱玲的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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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大道，各走一边（上）
—— 谈傅雷与张爱玲的恩怨

闫红  


写文章的人，很难赢得厚道的名声。许多写作的人成天不是忙着出卖自己，就是忙着出卖别人。

琼瑶的处女座《窗外》拍成电影名噪一时，结果因为在作品里面表现了她爸妈的严厉，纠结得几乎不敢进家门；三毛倒是没怎么说自己爸妈坏话，但是，如果她的那些旧同窗、前男友、她的公公婆婆都去读这些东西的话，只怕很多人都会觉得她欠自己一个解释。而凌叔华的后人和虹影打官司的新闻，只是无数文人被起诉案例中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件，尽管如此，我得说，跟张爱玲比起来，他们全部是小巫见大巫。

张爱玲刚出道，就在一篇英文散文里，刻画了她父亲的暴躁与虚弱，开始写小说之后，她的那些亲戚，从远房的李氏族人到她舅舅她弟弟都在劫难逃——她舅舅本来很疼她的，她跟他打听亲戚间的八卦，舅舅知无不言。到此时看自己全家的形象在《琉璃瓦》和《花凋》里被她糟蹋成那样，暴跳如雷，几乎要跟她断交。不过，我觉得，她舅舅的这份暴怒大可不必，若他九泉之下能看到那部到21世纪才面世的《小团圆》，就会知道，这个外甥女写自己，也是一样的心狠手辣。

张爱玲将写作，视为自己的宿命，认定一个写文章的人，就不可能是个淑女或者绅士。所以不管她在亲戚群中怎样被孤立，她倔强地依然故我，只有一次，她懊悔自己的出卖行为，在将近四十年后，她在自己的一篇小说后面加了个后记，说“我为了写那么篇东西，破坏了两个人一辈子惟一的爱情……‘是我错’，像那出流行的申曲剧名。”而她想起这小说，是因为在理发店里百无聊赖、突发感伤。为了回避那不愉快的懊恼感，她后来再也没有去过那家理发店。

那篇小说叫做《殷宝滟送花楼会》，到了2013年3月份，张爱玲遗产继承人宋以朗才在发表在《南方都市报》的文章里石破天惊地告诉我们，《殷宝滟送花楼会》的男主角，那个神经质的音乐教授的原型，是著名翻译家评论家傅雷。

他说张爱玲在1982年12月4日写了一封信给他父亲，信上写道：“决定不收《殷宝滟送花楼会》进新小说集……《殷宝滟送花楼会》写得实在太坏，这篇是写傅雷。”

有点颠覆对不对？傅雷通过他悲壮崇高的译作《三巨人传》、《约翰克里斯朵夫》，通过他苦口婆心的《傅雷家书》，通过他和妻子朱梅馥在文革初始时宁可玉碎不肯瓦全的自杀，成就了那样一个高风亮节的形象，在张爱玲的笔下，却变得这样疯狂而又可笑。张氏有言，她喜欢在传奇里发现普通人，可是，她笔下的傅雷，已经流落到滑稽了。

（图注：张爱玲写给宋淇的信，说明《殷宝滟送花楼会》写的是傅雷。编辑配图，图片来自《南方都市报》。）

《送花楼会》说是小说，当散文看也可以，是第一人称写法，而且叙述者“我”就是一个名叫“爱玲”的作家。且说这日“我”闲居在家，突然有并不熟悉的校花同学抱花来访，坐下来就说她的爱情，她与一个音乐教授罗先生恋爱始末。

张爱玲不无刻薄地刻画了这位校花同学的矫情与空虚。与其说她是来倾诉，不如说她是来炫耀，炫耀她有一份让她无聊的小灵魂变得厚重的伟大爱情。

同《色戒》里那位校花王佳芝一样，殷宝滟不满足于只是做个美女，她有野心去占据更伟大的制高点，王佳芝投身革命，殷宝滟则偶尔认识了罗先生之后，天天去他家跟着他学习她不得要领的音乐史。

这位罗先生，古怪、贫穷、神经质，但他在美国欧洲都读过书，法文意大利文都有研究，对音乐史非常精通。他谁都看不起，对女人总是酸楚与怀疑的。但殷宝滟是个美女，是个离他很近很热切地跟他学习音乐史的美女，他放弃了因为害怕被拒绝先摆出来的那种酸楚怀疑，爱上了她。

她一开始的态度是“我再没有男朋友也不会看上他吧”？可他那对全世界都白眼向青天的架势，使他的爱，变成了一枚勋章，获得者是很难不骄傲的——她渐渐也觉得受用了。

她收到他与众不同的情书：“在思想上你是我最珍贵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王后，我坟墓上的紫罗兰，我的安慰，我童年记忆里的母亲。我对你的爱是乱伦的爱，是罪恶的，也是绝望的，而绝望是圣洁的。我的滟——允许我这样称呼你，即使仅仅在纸上……”

她过去收到的那些贫乏小男生的信怎能相比？

“没有爱及得上这样的爱”，而且她以为这爱是可控的，是“听话的”爱，以为他可以永远在距离之外爱着她，她只管毫发无伤地享受就是了。

如是三年，他终于亲到她的嘴，之后又想别的，她感到恐慌以及被亵渎，原来她并不是他心中高不可攀的女神。但她还是贪恋他的爱，他们甚至谈到他去离婚。一时离不掉，他俩都很痛苦。他绝望暴躁地在家中和妻子吵架，她被仆人请去劝架——过去他两口子一吵架，女佣都是打电话找她来劝：“因为，他只听我的。”

这次连老妈子都看不过眼了，说：“我们先生也真是！太太有了三个月的肚子了——三个月了哩”。

看来罗先生也并不只是一味地痛苦。但人是会自己骗自己的。离开了罗先生的殷宝滟，面对她的老同学，作家“爱玲”，仍然把这些一带而过，泪水汪汪地说她是怕伤害到他的妻儿，才牺牲了自己的爱情。“他有三个小孩，孩子是无辜的，我不能让他们牺牲了一生的幸福吧？”

“太阳光里，珍珠兰的影子，细细的一枝一叶，小朵的花，映在她袖子的青灰上，可痛惜的美丽的日子使我发急起来。‘可是宝滟，我自己就是离婚的人的小孩子，我可以告诉你，我小时候并不比别的小孩子特别地不快乐。而且你即使样样都顾虑到小孩的快乐，他长大的时候或许也有别的缘故使他不快乐的。无论如何，现在你痛苦，他痛苦，这倒是真的，

她想了半天，‘不过你不知道，他就是离了婚，他那样有神经病的人，怎么能同他结婚呢？’我也觉得这是无可挽回的悲剧了。”

请原谅我大段引用原文，这几段实在太反高潮了，可以作为许多“遗梦”“碎梦”背后的老实话。殷宝滟和罗先生不能在一起的原因，是因为“他那样有神经病的人”，跟他离不离婚没太大关系，他们痛苦地讨论离婚什么的，只是因为，她觉得这样更有悲剧之美吧。这结尾横扫过来，使前面那缠绵情调变成了一个笑话，若主人公有原型，那就更是一个笑话了。

按照张爱玲的写作习惯，他们当然是有原型的，男主角我们已经知道，女主角则是一个名叫成家榴的女子。张爱玲给宋淇的信里，也点明了这一点。

傅雷的儿子傅聪和傅敏接受记者采访时都承认，他们父亲的生命里，出现过这位成家榴，她是个美丽迷人的女子，非常出色的女高音 ——与张爱玲文中所写的“在水中唱歌，意大利的《哦嗦勒弥哦》细喉咙白鸽似的飞起来，飞过女学生少奶奶的轻车熟路，女人低陷的平原，向上向上，飞到明亮的艺术的永生里”吻合。

傅敏回忆：“只要她(成家榴)不在身边，父亲就几乎没法工作。每到这时，母亲就打电话跟她说，你快来吧，老傅不行了，没有你他没法工作。时间一长，母亲的善良伟大和宽宏大量感动了成，成后来主动离开父亲去了香港，成了家，也有了孩子。”

也与张爱玲所写的不谋而合。

成家榴和傅雷，何时何地认识的已经不得而知，《送花楼会》里说殷宝滟跟同学去听课，在课堂上认识了罗先生，宋以朗认为这是小说家言，因为成家榴的姐姐成家和和傅雷是邻居，都租住宋淇家的房子。

但宋以朗又说傅雷搬到宋家的房子是在1947年，这时成家榴已经被张爱玲那篇小说吓得去了内地，他们的交情应该不是因比邻而起。根据现有资料，应该是成家和介绍的。

成家和，刘海粟的第三任妻子，香港明星萧芳芳的母亲，曾就读于上海美专。1931年，她和同学赵丹误以为傅雷反对学生抗日，在教室里跟他发生了冲突。不打不相识，一场误会之后，他们成了朋友，成家榴十有八九是成家和介绍认识的，与小说中所言去学校时探望女友认识的相去不远。

张爱玲也在给宋淇的信里，说殷宝滟就是成家榴。她们曾经是同学。

每一条都对得上，张爱玲没做任何技术处理，当事人几乎是裸身出镜，反应可想而知。张爱玲振振有词地说，“是她要我写的”，可是人家没让你写成这副德性。“殷宝滟”原指望自己成为琼瑶小说里那种又美丽又崇高的女主角，看了这个自然是当头一棒，更要命的是，她接下来还要给“罗先生”一个交代，给她长达数年的爱情一个交代，她该如何交代？

只能是逃走了，逃到内地去，匆促地嫁了个空军，很快离婚。张爱玲一个不长的小说改变了这女子的命运，这倒没什么，我们的命运经常被一些小事改变，她懊悔她毁掉了殷宝滟也就是成家榴和傅雷的爱情，那爱情虽然有点矫情，但也是爱情啊，爱情里总有各种各样的杂质，百分之百的真爱是不存在的。

如前所说，张爱玲能忏悔，也算难得，可我仍有个疑问，张爱玲写这篇小说，只是作家的积习使然吗？该文发表于那篇署名迅雨的评论《论张爱玲的小说》之后，她知道迅雨就是傅雷吗？如果她知道的话，那这个小说就有点报复的性质了。

1944年5月，署名迅雨的《论张爱玲的小说》在《万象》上刊登，半个月后，张爱玲回敬了一篇《自己的文章》，为评论里批评的那几篇小说辩护，11月，张爱玲在《杂志》上发表《殷宝滟送花楼会》，时间点如此契合，让人不多想都难。

当然，这也可能是巧合，傅雷一边和成家榴分着手，一边写着评论，成家榴转身去找老同学张爱玲倾诉，傅和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有了这么一种交集。宋以朗就说，张爱玲写《送花楼会》时，并不知道傅雷就是迅雨，张爱玲是后来到了香港才从宋淇那里听说的，她有点惊奇，但也没深究。

这种可能也有，但是，我们要知道，傅雷的那篇评论，是交给柯灵发表的，柯灵跟张爱玲交情不浅，《小团圆》里以他为原型塑造的那位荀先生，又特别爱在女主人公面前说文坛掌故，总之有点八卦，那么，他把这个大秘密八卦给张爱玲听完全有可能。

就算他不说，当时也有小报指出迅雨就是傅雷，当时有份《光化日报》上发表过一篇《小报上的女作者》，里面写道：“《万象》曾提拔了几位女作家，其中有几位，平心而论，她们只是文章的学作者，暂时还不能称作‘女作家’的。张爱玲出道的迟，可是都红过她们，著名的翻译家傅雷先生曾在《万象》上写过一篇评论，格外叫人侧目。”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不能确定张爱玲就知道迅雨是傅雷，柯灵也有讳莫如深的时候，张爱玲也可能凑巧没看到这份报纸，但《殷宝滟送花楼会》里有些词，是故意跳出来告诉有心人，这篇小说就是冲着《论张爱玲的小说》来的。

《论张爱玲的小说》开头就写道：“在一个低气压的时代……”《送花楼会》里罗先生也说：“在这样低气压的空气里……”点明罗先生和迅雨一个腔调，而她心知肚明罗先生就是傅雷。

《送花楼会》里，说罗先生面对女人的态度是酸楚的，张爱玲回敬傅雷的文章《自己的文章》里也说，斗争是动人的，因为它是强大的，而同时也是酸楚的。她拐弯抹角地说，爱斗争的傅雷，难免总是酸楚的。

可以想见，成家榴会悔恨交友不慎遇人不“淑”（淑女的淑），傅雷心中则是百味杂陈，尴尬、懊恼之外，怕是也有愤怒：“《金锁记》的作者人品竟是这样低劣，真是错看她了。”当然，他是不会再说什么了。

出卖同学隐私，还是这样嚣张的毫不体谅别人地出卖，当然道德上是有问题的，张爱玲自己都意识到了。但是张爱玲写这么一篇小说，只是为了出口恶气吗？要是真这么看，也把张爱玲看扁了。张爱玲写这么个故事，是因为这篇小说，比《自己的文章》更能证明她的文学观点。

所以，要说清傅雷和张爱玲的这场战争，还要从始作俑者，傅雷的那篇《论张爱玲的小说》说起。这个，我们下篇里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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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大道，各走一边(下)
—— 谈傅雷与张爱玲的恩怨


傅雷一生眼高于顶，大部分人他都瞧不上，非常罕见的，他对张爱玲高看一眼，特地写了篇《论张爱玲的小说》，还把她的《金锁记》称之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柯灵将此称之为“老一辈作家关心张爱玲明白无误的证据”，然而张爱玲却大不领情，著文还击不说，还像我们上篇里所言，写了篇阴阳怪气的小说，大揭傅雷隐私，这篇出于十足的好心的评论为何令爱玲小姐如此不忿？

文章的一开始，先夸张爱玲的作品是个奇迹，奇到什么地步呢？让读者能怔住，只能发点不着边际的议论：“这太突兀了，太像奇迹了。”这种情况下，傅雷觉得他有必要做一个言之有物的总结。

他首先从各个角度将《金锁记》大大赞扬了一番，这里且不赘述，只说除了“最美的收获”说外，他还说此文颇有些《狂人日记》里某些故事的风味，算得上极高度评价。《金锁记》里，七巧的沦陷、挣扎、倒伏、覆灭，浓墨重彩的命运的阴霾，大开大合的悲剧意味，符合傅雷比较“重”的味蕾。他厚爱它到这种地步——开始对作者其他作品横挑鼻子竖挑眼了，他不能容忍一个写出这样的伟大作品的作家，开自己的倒车。

他首先针对的，是《倾城之恋》。

每个有钱的单身汉，都会被人视为自己某个女儿应得的财产，《傲慢与偏见》里一开始就揭示了这个真理，正是《倾城之恋》的缘起，年轻多金的华侨范柳原，回到祖国马上成为太太们眼中的抢手货，相亲宴纷至沓来，在其中某一场上，他与白流苏相遇。

白流苏是陪妹妹来的，她是离异的女人，“残花败柳”，没资格做那相亲宴上的女主角，媒人都没把她考虑进去，但是，范柳原却独独对她产生了兴趣。

这对白流苏来说是个珍贵的机会，她寄居在兄嫂家中，受尽了窝囊气，着急投奔到婚姻的保护伞下去，范柳原看出她的目的，更看出她并不爱自己。

范柳原外表油滑，内里却既认真又较真，认真，便容不得破绽，较真，就容易看到破绽，为自我保护计，他不愿意娶她为妻，最合算的是把她变成自己的情妇而不是妻子：情妇是合同制，妻子是终身制。

对于白流苏，做情妇则极不合算，既不稳定，又让她丧失了机会成本——一个做过别人情妇的女人，更难再嫁人了。但她选择了冒险，试图来一场钢丝上的舞蹈，以自己暂且持有的美貌与风情，与范柳原对峙，诱惑他乱了方寸，要挟他娶了自己。

一场拉锯战就此展开，白流苏谋生，范柳原谋爱，她握着自己的美，他握着财富资源，首先败下来的似乎是白流苏，她的美是有保质期的，不可以奇货自居太久，她忍无可忍地跟了他，没有名分，败局眼看已经注定，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将她成全。

战争发生了，到处都是狂轰乱炸的炮弹，死亡离得是这么近，没有空间再细细计算，杂念屏退，他们相依为命，心中只剩下对方。 “他不过是个自私的男人，她不过是个自私的女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他俩在巨大的不稳定中的相互拥抱与依偎，范柳原最终娶了白流苏。

张爱玲后来笑说，很多人拿这小说，是当复仇记看的，在娘家受气的落魄女人，嫁得金龟婿，可不让人替她扬眉吐气？对于相同境遇的女人，也有励志的作用吧？

傅雷很不喜欢，傅雷首先对“几乎占到篇幅二分之一”的调情很不满：“好似六朝的骈体，虽然珠光宝气，内里却空空洞洞，既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悲哀。”

恕我眼拙，不知道“二分之一”的篇幅是怎么算来的，范柳原难道不是在以调情掩饰他的悲哀吗？他对白流苏说，我想带你到原始森林里去，那样也许你就会自然一些。这句话里，有着对于把白流苏异化的俗世的不屑与抗争。

傅雷先生太严肃了，连同范柳原被月光所诱惑，打电话对白流苏说“我爱你”，他也嫌也不够深沉，“男人是一片空虚的心，不想真正找着落的心，把恋爱看作高尔夫与威士忌中间的调剂。”傅雷看不到范柳原得到白流苏的第二天，仓皇地想要逃到英国去，他何尝真的想要一个情妇？是他的爱情理想碰到现实之墙之后，无奈的选择，而一旦真的实现，他又恐惧了。

傅雷说“他上英国的用意，始终暧昧不明”，也许是傅雷太老实，他看见一个字，就是一个字，只从字面上去理解，他看不到那语气的浓与淡，色彩的深或浅，触不到语言的质地，更无法意会在语言的游弋处，那些微妙变幻的情绪。他蹙起眉头，抱怨作者给得太少，却不知，作者明明给了，是他自己接收不到。

在小说的最后，两个人终于能够“死生契阔，与子携手”之际，傅雷对那段描写仍然不满：“当他（范柳原）说‘那时候太忙着谈恋爱了，哪里还有工夫恋爱？’的时候，他竟没进一步吐露真正切实的心腹。‘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未免太速写式地轻轻带过了。可是这里正该是强有力的转折点，应该由作者全副精神去对付的啊！错过了这最后一个高峰，便只有平凡的、庸碌鄙俗的下山路了。”

按照傅雷先生的想法，这段应该怎样写呢？暴风骤雨式的抒情，大段华丽的诗朗诵？对不起，这让我想起琼瑶，而上品的小说，总是把感情放在家常话里。《红楼梦》里。贾宝玉听到林黛玉的“葬花吟”，感慨生命的美丽与虚无时，不由心神相通，恸倒在山坡上，可是，接下来呢？他从山坡上爬起来，并没有莎士比亚风地向林妹妹表达他的真知灼见，却很“平凡地、庸碌鄙俗地”说起昨晚那场官司来了。

彼此能够懂得的人，只言片语，莫逆于心，范柳原已经说明，现在的爱，与当初的“爱”是不同的，“谈恋爱”是形式，是表层，是犹疑状态下的一种试探，“恋爱”才是实质，是以心换心，是不留余地的付与，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还不够吗？

也许是傅雷太着急鄙视范柳原与白流苏的狼狈了，来不及去想它的深意，也有可能，傅雷本人实在太强，他不能容忍自己“可怜“，对他人便没有同情，那么，他是一个“超人”，而不是他不熟悉的大多数。

这跟他们各自的经历有关。傅雷四岁时，他父亲去世，他母亲带着他背井离乡，迁往另一市镇，有人赞扬傅雷的母亲有远见，给了傅雷更为开阔的视野，但一个寡妇带着孩子奔赴异乡，十有八九是被族人欺负得呆不下去了，傅雷写给他母亲的信里也证明了这一点。

寡妇熬儿，傅雷的母亲对他期待甚高，傅雷在外面玩耍的时间长了点，他妈就用包裹皮兜起他，要把他扔河里；他读书稍有懈怠，他妈就把铜钱贴他肚脐眼上，上面点根蜡烛，烛泪落在他肚皮上，烫得他直哭-----估计他当时还躺着；还有次把他绑在摆着父亲灵牌的桌子前，要他对着灵牌忏悔。就这么着，他妈有次对他失望，还拿起绳子要上吊。

在这种家庭暴力下长大的人，要么很萎靡，要么就是被锻炼出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斗志，傅雷属于后者，看他写给他妈的信，那叫一个抒情啊，他完全接纳他妈对他的磨练，认为这是存在于世间必修课，后来，他又把这一套用在了傅聪身上，导致傅聪受虐不过，离家出走。

原名为怒安的他，活的就是一股怒气。

按照傅雷的观点，小说里的人一定要抗争，要“痛快成为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把人生剥出一个血淋淋的面目来”，以此为标准，只怕大多数名著都入不了他的法眼，且以他难得看得起的钱钟书的作品。以《围城》为例，无论是方鸿渐、赵辛楣，还是苏小姐、苏小姐一干人等，都在随波逐流、淡漠地苟且——但同时也不怎么变态地——活下去。

我的朋友董晓磊说得好，群众有庸俗的权利，张爱玲说，她不喜欢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所以她的主题有时欠分明。“但我以为，文学的理论或者可以改进一下。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定了主题去编故事要好些。”

写到这里，且让我发散一下，《红楼梦》也是一部主题不分明的作品，也没能痛快地剥出个血淋林的人生，贾宝玉一见他爹他娘马上成怂人一个，还经常有称功颂德之语句，倒是没怎么见过傅雷对《红楼梦》的评价，估计太在他经验之外了。

傅雷的世界，必须有个紧绷绷的崇高的主线，看看傅雷在《巨人三传》的译者序里的句子吧：“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练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张爱玲爱的，却是参差对照，阴阳之间的那点丰富的灰。太纯粹的爱情，太激烈的斗争，在她眼里，都因失真而显得薄脆，她说，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

看他们两位这样针锋相对，他们共同的熟人柯灵觉得有必要表个态了。他以长者的身份批评了张爱玲的老实不客气，说，将近四十年后，张爱玲对《连环套》提出了比傅雷远为苛刻的自我批评，好像张爱玲终于醒过味来，在傅雷的批评面前低头认罪似的。

张爱玲是批评了《连环套》没错，说是一路胡扯，看得齿冷，但她是对自己高产状态下粗制滥造了这一篇而感到不满，傅雷批评的则是张爱玲笔下那一整个“轻薄”“轻佻”的情爱世界。

再者说，柯灵只见张爱玲反省了傅雷不以为然的《连环套》，怎不见她大刀阔斧地将傅雷深以为然的《金锁记》，修改成长篇小说《怨女》，傅雷看到这一篇，怕不会觉得是“文学史上最美的收获”了吧？

在《怨女》中，压迫与反抗这个惨烈的主题被淡化，豆腐西施银娣（《金锁记》里的七巧）当然是有怨恨的，但同时，也有虚荣，有期望，跟婆婆妯娌们怄气，斗智斗勇，这些成功消解了她的痛苦。银娣不是七巧，不是《呼啸山庄》中那坚忍的十年磨一剑的希斯克列夫，七巧们能把怨恨化零为整，凝聚成疯狂与戾气，长久地抱持，不能解脱。银娣没有这种与日常生活脱离的英雄气。，她更善于化整为零，把痛苦掰碎了，搓细了，放进细水长流的时日里，渐渐地感觉不到了，可以夷然地、正常地，随波逐流地活下去。

“最初她用黄金锁住了爱情，结果却锁住了自己”，这是傅雷对于七巧的概括，无法放到银娣身上，后者更像生活中的普通人，充满细节，没有主题，张爱玲削薄了七巧的“怒”，晕染七巧的“怨”，把抗争前沿的斗士，拉回深深庭院，跟《狂人日记》之类划清了界限。

“生活自有它的花纹，我们只能描摹”，张爱玲如是说，“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应该是傅雷的文学主张。张爱玲是一个窥视者，探身望一望，最多嘴角挂一抹冷嘲，一切留给读者去感受；傅雷则是亲自上场，给那些人排队，好坏分明，他要么是激赏，要么是批判。

此外，傅雷还提出《连环套》里用了太多古典小说里的语言，张爱玲倒是同意这个批评，她说她写香港的小说，为了营造旧日气息，会特意用一种过了时的词汇，这个以后可以改一点。——难怪看她的《沉香屑，第一炉香》，里面的人动不动就是“你个小蹄子”，原来也是因为写的是香港的缘故。

再怎么说吧，傅雷写这篇评论都是出于好心，只是这好心从他妈那里衣钵相传下来，有着自说自话的强硬，要是我在这里提一下星座，也许会被大家评判为轻薄，但看傅雷为人处世，太有白羊座的特点，我后来百度一下，果然是。白羊座人倔强、纯粹，但有时失之于简单粗暴，而作为天秤座的张爱玲，跟白羊座最不对脾气，他们有这番过招在所难免。

也是张爱玲年轻气盛，以《自己的文章》回敬了傅雷后，意犹未尽，偏成家榴送上门来，可谓正中下怀：你不是要写伟大的飞扬的世界吗？我偏让你看到你所以为的伟大的飞扬的世界背后的东西，而那些，可能才是真相。

傅雷和成家榴伟大而感伤的爱情，于是变成了殷宝滟与罗先生，不无卑琐的支离破碎。

白羊座只是固执，天秤座才叫较真。

幸好她不知道傅雷另外一段爱情，他在洛阳出差时也曾偶涉风月场所，认识了一位“汴梁姑娘”，这姑娘“准明星派，有些像嘉宝，有些像安娜斯丹……”反正是个“娇艳的人儿”——听上去跟成家榴是不是一个路子的？当年傅雷在法国，爱上的也是一位热力四射的巴黎女郎，老实巴交的男人，似乎总是爱红玫瑰，娶白玫瑰。

他给这女子写诗，“啊，汴梁姑娘，但愿你灵光永在，青春长驻！但愿你光焰恒新，欢欣不散！汴梁的姑娘，啊……汴梁的姑娘!”

他跟她说自己的身世，描述自己的娇妻爱子朋友，诉说他的苦恼，和以前的恋爱史——我看过一篇小说，说烟花女最讨厌客人来这一套，当然了，傅雷先生遇到的也许是一位现代版董小宛。不过大家也不用为傅雷先生太担忧，他给朋友的信里说，他有朱梅馥和那位法国女郎这两大护法，他对这女子，也不过是当作喝酒一般寻求麻醉罢了。

尽管如此，他的爱也足够炙热，又是要为她写曲子，又叫来同事一块为她拍照，把她的照片镶了银框挂在房间里——朱梅馥此时也在河南，他还想让朋友把那照片发表在上海的杂志上。

唉，怎么那么像胡兰成对于小周的爱呢，“她是那么的美好！”胡兰成在张爱玲面前呻吟着说，他们一样有着要培养那些年轻女孩的伟大构想。老男人喜欢搜集小姑娘、且是带三分妖娆的小姑娘无可厚非，傅雷与胡兰成的可笑之处，在于，他们热衷于美化这样一种爱好。

这是傅雷1936年底的爱情，1937年4月15号，傅敏出生在河南林州，《送花楼会》里，罗太太在罗先生出轨时怀孕也许是虚构，1936年底，傅雷确实在妻子怀孕时，对另外一个女子如醉如痴。“超人”的另一面，也不过如此。

还好，随着他离开河南回到上海，那段热情很快时过境迁。接下来，他和成家榴走近了，然后……大家请去翻回上篇吧。

较真的天秤座女生张爱玲自以为毁了傅雷的爱情，这事儿要放在她身上，肯定就毁掉了，殷宝滟那句“他那样的神经病怎么能跟他结婚呢”，可谓锋利如刃，放张爱玲心里肯定如千刀万剐，还有消除不掉的回声。但是你看，在成家榴落荒而逃之后，傅雷仍然能跑去跟成家和做邻居，没准他都和成家榴和好了。最起码我们现在知道，上世纪六十年代，傅聪去香港参加演出，成家和与成家榴姐妹热情接待了他，傅雷写了很热切的信致谢，傅雷书简里存有他致成家榴的一封信，谈的是子女教育问题。也许，他们早就相逢一笑泯恩仇了。

到成家榴晚年，都对傅敏说：“你爸爸很爱我的，但你妈妈人太好了，到最后我不得不离开。”她坚持她的道德形象，不认为她是被张爱玲的小说吓跑的。

其实这样想有什么不好呢？放过别人，也放过自己。而张爱玲过度的求真，也会将自己带入走火入魔的误区。《小团圆》把自己和他人都伤得鲜血淋漓，便是一个例证。人，有时真的得学会自我催眠，让自己以为，自己是一个美好的人，可以崇高可以爱的人，在瞬间飞扬里，击败人生底色里的虚空。

张爱玲年轻的时候，也曾飞扬过，所以，她与傅雷在《金锁记》里瞬间交汇，但终究是，“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1966年9月，烈性的傅雷不堪红卫兵的殴打凌辱，与妻子朱馥梅一起服毒自尽，两个月后，《金锁记》改编成的《怨女》开始在香港《星岛晚报》连载，张爱玲本人身在美国。

早在1952年，张爱玲嗅到危险气息，辗转逃离，这种警觉，是否也是长期的旁观者的定位使然？她冷静，她不主观，她不着急跳进热情的汪洋大海里，所以能对现实，看得这么真，她最后寂寞冷清地死去，还是傅雷最反对的一唱三叹低回无尽的调子，与他的慷慨激烈迥然不同。

（责任编辑：王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