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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舜臣和他的历史小说

陈舜臣和他的历史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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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5年1月21日，据朝日新闻1月21日报道，著名日籍华裔作家陈舜臣去世，享年 90岁。


出生于日本神户的陈舜臣，于上世纪60年代步入文坛，先是以推理类小说风靡日本，并斩获多个著名文学奖项；此后更以中国历史题材为主创作的一系列文学作品，开日本当代至今热度不衰的“中国历史题材小说”类型之先，并由此奠定其地位，成为日本文坛“泰斗级”人物。2013年，陈舜臣撰写的中国通史《十八史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曾这样评价：陈舜臣其人，存在就是一个奇迹。他了解并热爱日本，甚至以印度式的慈悲看待日本的短缺和过失；同时他又热爱中国，领受着养育草木的、阳光一般的温暖……这种合二为一，令人惊奇。


李长声/文


陈舜臣是东汉陈寔的后裔；陈寔，就是把窃贼叫作梁上君子的那位。他的祖上从河南颍川南迁福建泉州，再搬到台湾，父辈经商，又移居日本，他出生在神户。那里有陈家墓地，碑上还刻着颍川。虽然日本生，日本长，几乎从未遭受过歧视，陈舜臣却抱有强烈的中国人意识。这种意识不仅不妨碍他成为日本小说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中国人意识格外把他成就为出类拔萃的日本小说家。或许这足以教那些老大不小才渡来日本却拼命比日本人更日本人的中国人脸红。


二十来岁时日本战败，台湾光复，陈舜臣又变回中国人。读大阪外国语学校（今大阪外国语大学），跟日本数一数二的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同校，太郎学蒙古语，舜臣学印度语。本打算留校做学问，可是，非日本人在国立学校的前途到讲师为止，当不上教授(这个潜规则直到1982年才打破)，只好走别的路。国籍变来变去，到底是什么折腾了自己的命运呢？写历史小说《甲午战争》也是要探究这个问题。1990年陈舜臣加入日本国籍。关于台湾，他写道：“也听到有人说还是日本统治时代好些，其实并不是那样的。那是另一回事，因为日本统治云云，怎么说也是被外国控制。这种屈辱，朝鲜人也是有同样感觉吧。”
晚年陈舜臣

作为历史小说家，陈舜臣名震四地(日本、台湾、韩国、大陆)，而走上文坛之初，叫响的是推理小说。那是1961年。帮父亲经商十多年，用汉文写商业尺牍，但安能久事这种笔砚间乎，于是写小说。任何小说都含有推理要素，从日本小说史来看，今后受欢迎的，非推理小说莫属，这么一想，便创作了推理小说《枯草根》。


陈舜臣上大学时，英语教材是柯南·道尔，几乎耽读了福尔摩斯的全部探案，这应该是他与推理的宿缘。写《枯草根》那年36岁(生于1924年)。他当初曾想用笔名，叫“计三十六”——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放弃学者梦，他曾回台湾谋生三年，经历了这样一件事：和几位朋友聚议开书店，其中两人不幸被国民党枪杀，有一人溜之大吉，后来当上了总统，李登辉是也。陈舜臣笑着回顾：假如我留在台湾，也会被逮住杀掉，因为不善于逃之夭夭。


1963 年，还只是初出茅庐，听说给他的稿费仅抵所谓中坚作家的三分之一，勃然变色，拒不应约，可见那敦厚可亲的相貌之下有一架傲骨。在一切向钱看的当今，他仍信奉作家为认可自己价值的人而写，绝不媚俗，违心让出版商给包装成摩登女郎。


陈舜臣以推理小说成名，迄今推理小说界惟有他连获江户川乱步奖、直木奖、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这三大奖，但实际上，不仅其推理小说取材于历史，如《枯草根》就是以1930年代民族资本主义兴衰为背景，而且出道不久就接受讲谈社编辑的建议转向写中国历史小说，1967年出版长篇巨著《鸦片战争》。名为舜臣，大概也别具魅力，写中国的历史令人望而生 “信”。他调查史迹，搜集资料，从不假手于人。他知道同为历史小说家的井上靖所用史料出自何处，更知道用别的史料来写会更好。接着写《太平天国》、《甲午战争》，而《桃花流水》、《山河在》写的是中日现代史，再后来写《十八史略》等，从时序来看好像倒着来，其实写近代以前也是为考察历史如何走到近代这一步。


日本小说家写中国故事大都盯住唐代以前，例如三国，恐怕也因为那时候日本还处于原始状态，笔下只好把历史的久远上接到中国。陈舜臣的文学功绩更在于写中国近现代史。


《甲午战争》以袁世凯、李鸿章、日本的竹添进一郎、朝鲜的金玉均为中心，描写战争前夜的中国近代史。陈舜臣认为甲午战争是中日之间不幸历史的原点。书名直译为“大江不流”，他在随笔里写到这书名的由来：“当时中国人把对于时局的焦躁表现为‘山睡江不流’，我要铭记这句话写下去。”他说的这句话出自谭嗣同的五言律诗《夜泊》：“月晕山如睡，霜寒江不流。”这表明他要用淡淡而娓娓的笔致，描写垂老的晚清怎样被青春萌动的明治日本打败，更捕捉那个时代的气氛，写出中国人的闭塞感。


《甲午战争》还有个副题，照搬汉字是“小说日清战争”，亮出了“小说”二字就好像我们把报告缀以文学，偏重的却是纪实，小说里所有人物都史有其人，虽有所加工渲染，但基本上不予褒贬。诚如他自己的感觉，有关这场战争的资料非常多，以致小说有一点被史料拉着跑。甲午战争给朝鲜造成的灾难更深重，陈舜臣侧重描写了中国和朝鲜的内部情况，韩国有两三家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甲午战争》，好些韩国人这才明白那一段历史的真相。


陈舜臣的历史小说读来很有趣，他说过：“历史小说多半不就是作者依据史料的推理和虚构的混血儿吗？也许是乱说，但我完全觉得历史小说也包括在广义的推理小说里。” 又说：“历史时代要靠资料及其他来把握，而把握的方法终归不外乎推理。”有意识地把历史题材与推理手法结合起来，既是历史小说，又是推理小说，具有两种可读性，恐怕日本小说界无有出其右者。
陈舜臣与家人

写历史小说需要正确的史观与丰富的知识。陈舜臣也写历史通俗读物，如《中国通史》，但小说是小说，史实是史实，他一向严加区别，不像某些学者取悦于大众，故意把故事与史实搅在一起，蒙人卖钱。司马辽太郎的史观被称作“司马史观”，他死后更被人张扬，陈舜臣也自有史观，可惜日本还没人归纳，可能这件事需要中国的研究者来做，而且更胜任也说不定。陈舜臣的《小说十八史略》开篇写道：“人，唯其人，一贯追究人，这是自古以来的中国人的史观。”这是他给中国人总结的史观，大概也就是他本人的基本史观。


作为同学、同行加挚友，司马辽太郎这样说他：“陈舜臣这个人，存在就是个奇迹。首先，了解、热爱日本，甚至对于其缺点或过失也是用堪称印度式慈悲的眼光来看待。而且，他对中国的热爱有养育草木的阳光一般的温暖。再加上略微脱离了中国近现代的现场。在神户过日常生活，也成为产生他观察与思考的多重性的一个要素。对中国的爱与对神户的爱竟不乖离，合而为一，真教人惊奇。”



《日本人与中国人》

（日）陈舜臣/著

刘玮/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年12月


陈舜臣很想写王玄策，“历史当然由胜利者来写，而且多是从正统的立场加以选择。例如王玄策三度出使印度，打仗也获胜，却可能因为他身份过低，新旧两唐书都没有立传，而且著述也几乎都失传了。我也有拯救这种人的心情。”后来执弟子礼的小说家田中芳树不负厚望，创作《天竺热风录》为王玄策树碑立传，想来陈舜臣聊可释怀。


青春梦未了，陈舜臣自学波斯文，尝试翻译，当年躲在防空洞里也不释手，2004年终于出版了Omar Khayyám的《鲁拜集》。郭沫若曾汉译《鲁拜集》，说“读者可在这些诗里面，看出我国的李太白的面目来”。


小说家陈舜臣也写旧体诗。日本人一般是喜爱杜甫，有一种读“私小说”似的情趣，不大接受李白那种夸张的表现，如“白发三千丈”之类，但陈舜臣自称是李白派。他吟有七律《古稀有感》，最后一句是“麒麟志在昆仑河”，曾撰文解释给日本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而麒麟之志更高远，是在那发源黄河的昆仑山，我也要像孔子一样“绝笔于获麟”。


陈寔的儿子们非常贤德，有“难兄难弟”之誉，更难得的是这种贤德遗传到陈舜臣，文为德表，范为士则。日本文学当中的中国历史小说一类由他确立，踵迹其后的有宫城谷昌光、酒见贤一、冢本青史等。田中芳树称颂陈舜臣是巨大的灯火，写道：“所谓中国题材小说，现在正成了路，这是那些高举灯火走过荒野的先人们的恩惠，而最明亮温馨的灯火健在，令人不禁从心里感谢。”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张佳玮：日本人写中国历史的特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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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1-23张佳玮

日本人写中国历史的特殊方式
by 张佳玮

各类新闻讣告中，刚故去的陈舜臣先生，头衔很是有趣。“日籍华人作家”、“华裔日本作家”之类，不一而足。正经些的，是“日本中国历史小说家”。最后这个定语，很适合当做中文四六级考题，去问外国人：

“一个日本中国历史小说家，那他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呢？他写的是日本历史还是中国历史呢？”

一些众所周知的事情：陈先生1924年生在日本神户，原籍台北，祖辈显赫无比，真正书香门第：颍川人，往三国时，可以上溯到创立九品中正制的陈群，以及屡次和姜维对战、邓艾的老上司陈泰。大阪读了印度语系，同学是蒙古语系的历史小说大宗师司马辽太郎。1961年靠《枯草之根》拿了江户川乱步奖，亦即是说，他是个推理小说家出身；六年之后，《鸦片战争》成为他的名作，于是他成了历史小说家。

一些很少人会提及的往事：1973年，他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1990年，他转了日本国籍——当然，那是一些我们心知肚明，但不宜多谈的事儿。提这茬只是想说：陈先生在某些事情上，是很严肃的。

比如，历史。

日本人写历史小说，事属寻常。推理小说大家如森村诚一先生，也写过日本战国背景如《人间之剑》。田中芳树先生背着科幻小说家的名头，名下也有南宋背景的《红尘》、南宋背景的《海啸》、隋末背景的《凤翔万里》，以及南北朝背景的《奔流》——中国相当多数的网民，是靠了最后这部，才了解南朝梁的白马名将陈庆之。陈舜臣先生以推理小说家出身，而写中国历史背景小说，在日本不算很稀奇，实际上，也不是坏事。小说家懂得如何让枯燥的史册带有润泽淋漓，催人阅读的水气。在《鸦片战争》一书里，陈先生就很有创意地设置了林则徐之外的其他复线：西玲与弟弟谊谭，一条平民的视线。这就是小说家和史家的区别。

日本人对中华历史的热衷并不奇怪。谷泽永一先生认为，古中国之于日本人，并非外国，而是自己曾经属于的文明圈。战国时大名把京都称为洛，去京都称为上洛，就是把京都当洛阳看待。所以司马辽太郎总结说，日本人写中国历史小说，是按着“参阅文献，通过想象，将当时人物所置身时代的风俗、思考方式、伦理习惯等进行还原”。这是一种敬畏。读过司马辽太郎《项羽与刘邦》的读者很容易发现：他显然不如高阳先生写《李鸿章》，或者姚雪垠先生写《李自成》那么放得开。大多数日本历史小说家在试图做的，是穿缀历史细节，给许多事情以合理的逻辑解释，并加以叙述，而已。

但这里还是有个问题。

史书通常是给读书人看的，言辞简约；小说则是传奇，通常不得不稍微往人民大众那里贴一贴。熟读中国古典评话小说的诸位，自然会注意到，作者有许多逻辑，其实是很戏曲程式化的。比如：奸臣忠臣黑白分明；贤君昏君高下立分；昏君身边多半有奸臣和奸妃；打仗则双方单挑；隋唐传说里的徐茂公、明初传奇里的刘伯温都跟诸葛亮一样未卜先知；多半还有个程咬金或胡大海或李逵或孟良那样的莽夫，和张飞一起粗鲁粗鲁，搞笑卖萌……小说必须被迫将人物简单化及脸谱化，历史小说，也是如此。

陈舜臣先生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他做过许多让日本人概念为之一震的事情，其中之一：他写的三国里，曹操不再是个极恶非道的坏人了。

按正史《三国志》，陈寿不讳言曹操是奸雄，但也承认他超世之人，非常之杰，后世称魏武，多当是个大人物。到宋以后，话本评书戏曲，把他老人家往大白脸奸臣打扮。日本人虽然动辄说《三国志》，其实只说《三国志演义》，并不读正史。到20世纪60年代，日本人已经习惯吉川英治先生——写《宫本武藏》那位——塑造的大反派曹操了。而陈舜臣先生，不能说给曹操翻案，只是用了另一种方法：

他写的曹操，是一个历史人物，一个大人物，而不是小市民思维的“曹孟德就是个想篡位的大奸臣”这样非黑即白的思维。

陈舜臣先生是日本历史小说家里罕见的，并不以猎奇、传说和戏剧性来挑拣小说题材的人。井上靖先生写中国历史，偏重于西域；司马辽太郎先生写中国历史，则一板一眼得多；田中芳树先生的那几部，都是以大战为核心。陈舜臣先生着重的，则是更复杂的、无法以简单的是非题或正义邪恶来划分的大冲突。他也写鸦片战争，也写甲午战争，写这种大时代多方势力交错，难言是非的小说。作为普通读者而言，会有一种非常明显的感受：

他在试图写历史，而不是一个动漫化的历史——不讳地说一句：田中芳树先生的历史小说，常有后一种特征。

当然，他还不是史学家，他也并不试图做太刻板的论证。你只能说，他是日本作家里少数的，你读他的中国历史小说，不会有“嗯这是个日本人在想象中国”之感，但同样，也无法得出“这是个中国小说家”，因为相比于现代中国历史小说家，他的小说还是要明快许多。然后你才会意识到，他所见到的中国，与我们所见的都不一样。他是个祖辈书香门第，显然精通汉语，但又试图给日本人讲一些已经被日本小说模糊化了的中国历史故事，而最后又翻译回来给中国人看的小说。这一切一如他的国籍归属，以及他试图描写的那些大时代一样：你看得见他如他笔下的林则徐和李鸿章那样，试图看到时代的乱流方向并拨正之的努力。

说到底，陈先生是个严肃的小说家，他并不只是将历史当作挂故事的钉子而已。如你所知，在某些事情上，他就是很严肃的。

回复 2楼yingyinc 的帖子

张家玮还这么能写，有些意外。之前对他还是有些好感。。。但没觉得他会写点历史类的。
想当年，他与韩寒，郭小四一起参加作文比赛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