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5-1-21 09:15
中国文化的殉道者：吴宓与顾亭林
中国文化的殉道者：吴宓与顾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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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1-21 周绚隆
吴宓，字雨僧，清光绪二十年（公元一八九四年）农历七月二十日生于陕西泾阳县。出生未满一岁，生母李氏病亡，由祖母杨氏亲任抚养。由于吴氏家道殷实，其父亲与叔父（后为其嗣父）均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比较开明，所以他自幼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早年曾在陕西宏道高等学堂读书。一九一一年，以复试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学堂（后改清华大学），一九一六年六月，从清华留美预备学校高等科毕业，次年赴美留学。到美后初入弗吉尼亚大学，第二年转入哈佛大学，后随著名的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攻读文学和哲学，获硕士学位。一九二一年毕业回国，先后执教于东南大学、东北大学。一九二五年应聘回母校清华大学任教，并受校方委托，负责筹办了清华研究院国学门。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随清华南迁，执教于西南联大。一九四四年，因人事原因离开西南联大，入燕京大学（时在成都）。一九四六年受聘为武汉大学外文系主任。一九四九年到重庆，进入梁漱溟主办的勉仁文学院。一九五〇年随该院并入西南师范学院，此后遂定居重庆。在这里他经历了人生晚年的升沉起伏，也谱写了一曲凄凉的悲歌，今天看来令人不胜唏嘘。
一
吴宓是学者也是诗人。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又经受了东、西两种文明的洗礼。他以研究和教授西洋文化与文学为主要职业，但又志存“保存、发扬中国文化”，“认为中国文化是最好的，而且可以补充西洋文化之缺点”[1]。今天的人谈到吴宓，说得最多的当属他参与创办、长期负责编辑《学衡》杂志，主持清华研究院的筹办并聘请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为导师，此外还常提到他在《红楼梦》研究与外语教学方面的种种贡献。这些都是他作为学者的主要表现。作为诗人，吴宓一生饱读中西古典诗歌，坚持旧体诗词创作，早年即出版过《吴宓诗集》[2]。吴宓曾说：“吾于中国之诗人，所追慕者三家。一曰杜工部，二曰李义山，三曰吴梅村。以天性所近，学之自然而易成。”[3]从个人天性和创作风格来讲，这个表述是合乎实际的。但值得关注的是，吴宓曾亲手评注过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的诗集。从《吴宓日记》和《吴宓日记续编》可以看出，在明清诗人中，梅村诗他是自幼熟读，而且终生作为精神寄托的。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他曾有诗说：“吾生最爱梅村诗，老去熟吟涕泪随。”相比之下，接触顾炎武则要晚得多。从他自己的记述可以看出，在上海中华书局一九三五年出版《吴宓诗集》时，他还没有深入研读过《顾亭林诗集》。那么，吴宓是如何会喜欢上顾炎武，或者说，他对顾炎武的接受是因了怎样的精神需求？就成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讨论这个问题，对我们今天研究吴宓的人格、思想、心态与个性，都有极为重要的参考意义。
顾炎武（一六一三—一六八二），本名绛，字忠清，入清后，改名炎武，字宁人，号亭林，自署蒋山佣。江苏昆山人。与黄宗羲、王夫之并有清初“三大思想家”之称。明末为诸生，早年发愤研究经世之学。清兵南下时，曾奋起参与抵抗。兵败后，看到恢复无望，遂漫游南北，以保存华夏道统、传承中华文化为己任。曾先后十谒明陵，一边总结明亡的教训，一边努力倡导实学，以求为将来的恢复，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准备工作。顾炎武天资超拔，学问渊博，深通经史舆地之学。晚年治学尤重考证和实地勘察，开了清代朴学之先风。一生着有《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肇域志》、《音学五书》、《亭林诗文集》等多部著作。他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治学宗旨，主张学行一致，治学与经世并重。他曾说：“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卷十三《正始》）人们将其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字，以激励后世，从中可以看出顾氏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担当的勇气。
吴宓最初接触顾炎武的诗，是受了著名学者黄节的影响。据他自己说：
宓最先闻碧柳言“顾亭林之诗甚好”，未及读也。一九三四年秋冬，黄晦闻师在北京大学讲顾诗。宓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始在北京东安市场旧书店购得《顾亭林诗集》木刻本二册（平定张穆〔石洲〕刻本）。次年一九三五年一月二日，假得黄师铅印讲义一份，恭录讲义要目于书眉（十六日送还讲义，师已病，不能赐见。二十四日师即逝世）。至（一九三七年——引者按）七月初，学校放暑假，宓乃借取山阳徐嘉（遯庵）注本，逐首细读，并录其要点于书眉。日夜为之，至七月二十二日卒业。[4]
黄节（一八七三—一九三五），字晦闻，广东顺德人。为现代著名学者和诗人，曾长期执教于北京大学，着有《汉魏乐府风笺》、《谢康乐诗注》、《鲍参军诗注》、《阮步兵咏怀诗注》、《曹子建诗注》等[5]。黄节论诗，认为“惟诗之教为入人最深”。又说：“余职在说诗，欲使学者由诗以明志，而理其性情，于人之为人，庶有裨也。”[6]吴宓尝云：“黄师以亭林自待，且勖其门人勉效亭林。”[7]其《空轩诗话》之十《黄节注顾亭林诗》，则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他受黄节影响而读顾诗的经过：
黄晦闻师在北京大学授毛诗未完，乃于甲戌秋起，改讲顾亭林诗，并依例作笺注。宓昔闻碧柳盛称顾亭林诗，至是乃始研读。本年一月三日，宓谒黄师，续借讲义，归而抄录。师复为阐述亭林事迹，谓其既绝望于恢复，乃矢志于学术。三百年后，中华民族由其所教，卒能颠覆异族，成革命自主之业。今外祸日亟，覆亡恐将不免，吾国士子自待自策当如亭林。是日，师言时，极矜重热诚。宓深感动，觉其甚似耶稣临终告语门弟子“天地可废，吾言不可废”之情景。宓心默诵黄师“束草低根留性在，寸稊寒柳待春分”及“人伦茍不绝，天意必有寄。方冬木尽脱，生机盖下被”之诗，颇以自警。[8]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吴宓最早接触顾亭林诗是在一九三五年，但真正认真研读则始于一九三七年。这也可以从后面所引的日记得到证明。
二
从《吴宓日记》和《吴宓日记续编》所记录的情况看，吴宓对顾亭林诗集的阅读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段（这一点与读梅村诗的情况不同），即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五六至一九五八年两年间。
一九三七年的日记有如下记载：七月十八日：“读《顾亭林集》。”七月二十日：“仍读《顾亭林集》。”七月二十一日：“仍读《顾亭林集》。”七月二十三日：“仍读《顾亭林集》。”七月二十五日：“读《顾亭林集》。”七月二十六日：“读《顾亭林集》。”这与他前面所讲的“至七月初，学校放暑假，宓乃借取山阳徐嘉（遯庵）注本，逐首细读，并录其要点于书眉。日夜为之，至七月二十二日卒业”的情形，是基本相符的。当日读完以后，作者曾写了《读顾亭林诗集》七律二首，该诗题注云：“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在清华作。时卢沟桥变起已半月。”当月二十八日，北京抗战即开始。所以，吴宓真正开始认真阅读顾亭林诗，是在国难当头的背景下，从文化救亡的目的出发，试图寻求一种立身行事的准则。这在某种程度上又强化了他对中国文化所持有的自信和认同。他说：“九·一八国难起后，一时名作极多，此诚不幸中之幸。以诗而论，吾中国之人心实未死，而文化尚未亡也。”[9]在吴宓看来，只要文化不亡，中国就不会亡，文化亡则中国亡。很显然，一九一四年四月六日朋友的一番谈话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激发他对中国的未来做了深入的文化思考。当日的日记中说：
晚，与锡予谈，言国亡则吾辈将何作？余曰：上则杀身成仁，轰轰烈烈为节义死，下则削发空门遁迹山林，以诗味禅理了此余生。如是而已。锡予则谓，国亡之后不必死，而有二事可为：其小者，则以武力图恢复；其大者，则肆力学问，以绝大之魄力，用我国五千年之精神文明，创出一种极有势力之新宗教或新学说，使中国之形式虽亡，而中国之精神、之灵魂永久长存宇宙，则中国不幸后之大幸也。
正是秉着这样一种信念，他对当时有人倡导的以汉语拼音化为方向的文字改革，极力痛斥，他说：“甚至如最近破灭汉字、斵丧国魂之种种所谓文字改革运动，亦以‘国难’为根据，为理由。岂不可愤可伤哉！”这一态度一直持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四日的日记中，他记道：“新华书店观书，见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报告，大旨决定废汉字、用拼音，但宜稳慎进行云云。索然气尽，惟祈宓速死，勿及见此事!”一九五五年三月五日则云：“晚萧瑞华来，宓与谈中国文字之优卓，胜过西文之处。近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已宣布通行简字，并以拉丁化拼音为最后之目标，则汉字亡，中国文化全亡，已成事实。今后更无挽救之机会，曷胜痛心!”结果反对简化字，在反右运动中就成了他的一大罪状。
因为这种为文化守护的责任感，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极左思潮的不断加剧，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日趋升级，让吴宓有了一种触处皆误的忧疑和愤懑。所以，在一九五六到一九五八年的日记中，又有了一段集中阅读顾亭林集的记录：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六日：“晚读《顾亭林诗集》。”二月十九日：“读《顾亭林诗集》至深夜。”三月二十日：“下午在史系读民国元年上海古书丛刊(邓实编)中之《顾亭林集外诗》。”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一日：“读《亭林诗集》，寝迟。”三月二十二日：“读《亭林诗集》至中宵，流泪甚多。” 三月二十三日：“宓读《亭林文集》，流泪甚多。”五月十八日：“下午及晚，宓醒时读明末佚史如《鹿樵纪闻》、《嘉定屠城记》等，兼及亭林先生诗。”前面说过，吴宓一生经历了三个时代，社会环境和文化气氛的巨大差异，难免让他会有异代之感。而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思想改造运动、文字改革运动和五八年开展的“大跃进”，都让他有一种惊魂难栖的惶惑和对于中国文化即将灭亡的恐惧。一九五五年四月三十日日记有云：
自解放六年以来，宓每深切感觉，华夏数千年之礼教风俗、衣冠文物，我生所寝馈之中西学术典籍思想文艺，以及吾父吾师吾戚吾友之声音笑貌、风度言谈，昨日尚在者，今日忽尔尽亡。盖从来沧桑之变，未有如近年中国之全且骤者。生乎其间者，岂止寻常新陈代谢之景、风流云散之悲哉!
所以他不禁感慨“藏名避世身同苦，保教存文事益难”[10]。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日，他更是愤懑地冩道：“往者宓希慕顾亭林，欲留播中国文化种子；今惟求速死耳。……”到了一九五八年，随着大跃进的开展，吴宓的这种危机感更加深重，本年的六月九日，他写了七律《殉文一首》，前两联云：“殉文有志愧前贤，淟涊余生尚苟全。为圣者徒何所悔，谓他人母最堪怜。”[11]以此来鼓励自己，同时也表明心迹。
吴宓对顾炎武的接受虽然比较晚，但顾氏“守先待后”、“留播中国文化种子”的责任感却对他影响至深，使他不悔“为圣者徒”。这从他至始至终反对文字改革，“文革”末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愿意批林而坚决反对批孔，以致为此遭受种种磨难而始终不悔，都可以得到证明。在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五日的日记中，他有一段自明心志的文字：
委来，再劝宓焚毁宓日记、诗稿，或简择抄存，以免祸云云。澄意亦同。宓虽感其意，而不能遵从。此日记既难割爱焚毁，且仍须续写。理由有三。(1)日记所载，皆宓内心之感想，皆宓自言自语、自为问答之词。日记只供宓自读自阅，从未示人，更无意刊布。而宓所以必作此日记者，以宓为内向之人，处境孤独，愁苦烦郁至深且重，非书写出之，以代倾诉，以资宣泄，则我实不能自聊，无以自慰也。(2)宓只有感想而无行动。日记所述皆宓之真实见解及感触，然却无任何行事之计划及作用。日记之性质，无殊历史与小说而已。夫宓苟有实际作为之意，则当早往美国，至迟1949秋冬间应飞往台湾或香港。而乃宓拒却昀、穆之招，甘愿留渝，且不赴京、沪、粤等地，足征宓已死心塌地，甘为人民政府之顺民，早同吴梅村之心情，而异顾亭林之志业矣。又似苏格拉底之愿死于雅典，而不效但丁之终身出亡、沦落异域者矣。是则宓可称为顽固落后，而非反动与特务，其事昭昭甚明。且特务行事务为诡秘，岂有若宓之大书特书，将一己之所思所言所行所遇，不惮详悉，明白写出，以供定谳之材料，又靳靳保留为搜查之罪证书哉?!(3)日记中宓之感想，窃仿顾亭林《日知录》之例，皆论理而不论事，明道而不责人，皆不为今时此地立议陈情，而阐明天下万世文野升降之机、治乱兴衰之故。皆为证明大道，垂示来兹，所谓守先待后，而不图于数十年或百年内得有采用施行之机会，亦不敢望世中一切能稍随吾心而变迁。宓乃一极悲观之人，然宓自有其信仰，如儒教、佛教、希腊哲学人文主义，以及耶教之本旨是。又宓宝爱西洋及中国古来之学术文物礼俗德教，此不容讳，似亦非罪恶。必以此而置宓于罪刑，又奚敢辞?宓已深愧非守道殉节之士，依违唯阿，卑鄙已极。若如此而犹不能苟全偷生，则只有顺时安命，恬然就戮。以上乃宓真实之意思，亦预拟之供状。倘异日发现宓日记而勘问宓时，敬请当局注意此段自白，并参阅1951一月十六日所记一段。
所谓“同吴梅村之心情，而异顾亭林之志业”，并不是说他放弃了自己的文化立场和秉持的理想，只是声明在行动上不会公开对抗新政权。他要把自己的所思所感用日记的形式记下来，以“证明大道，垂示来兹”，虽然“不图于数十年或百年内得有采用施行之机会，亦不敢望世中一切能稍随吾心而变迁”，但最终目的还是“守先待后”，希望有一天能为世所理解。这一点，在同年二月二十二日给李赋宁的信中，表述得极为清楚：
兹有最重要之二事，乃金石肺腑之言，掬诚嘱告，望弟谨记。此生如竟不获再晤，人事飘忽难知，非故作严肃之语。此事系对平生所最敬爱之学生兼世交，亲如子侄之赋宁之遗言：
1.目前英国文学与西洋文学不被重视，等于无用；然我辈生平所学得之全部学问，均有价值，应有自信力，应宝爱其所学。他日政府有暇及此，一般人民之文化进步，此等学问仍必见重。故在此绝续转变之际，必须有耐心，守护其所学，更时时求进益，以为他日用我之所学，报效政府与人民之用。
2．中国旧书，今方以废纸出售，大事销毁。英国文学及西洋文学、哲学、史学旧书籍，亦无人愿存，更无人愿购。然他日一时风气已过去，政府与人民必重视而搜求此类佳书，学者文士，更必珍宝视之。故我等（至少宓与宁）断不可弃书，断不可卖书，宁受人讥骂，亦必大量细心保存书籍。[12]
吴宓既将留播文化种子作为自己的人生职志而恪守奉行，又要求他最信赖的学生保持必要的清醒和自信，为传承文化、继往续绝尽自己的努力。今天重读这段文字，他的真诚固然令人感动，对未来形势的判断，也让人钦服。事有巧合，顾炎武入清以后也曾告诫自己的学生潘耒说：
今以天下之大，而未有可与适道之人，如炎武者，使在宋、元之间，盖卑卑不足数，而当今之世，友今之人，则已似我者多，而过我者少。俗流失，世坏败，而至于无人如此，则平生一得之愚，亦安得不欲传之其人，而望后人之昌明其业者乎？凡今之所以为学者，为利而已，科举是也。其进于此，而为文辞著书一切可传之事者，为名而已，有明三百年之文人是也。君子之为学也，非利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势之何以流极而至于此，则思起而有以救之。[13]
在给黄宗羲的信中，他更说：
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然而《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可预信于今日也。[14]
相比较之下，在为后世留播文化种子这一点上，吴宓并未完全异乎 “顾亭林之志业”，相反，倒有些与之“风流异代不同时”的味道。
三
吴宓在诗作和日记中屡屡将吴梅村和顾亭林并举。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他写了《读顾亭林吴梅村诗集》七律一首：
史可为诗吴祭酒，身能载道顾亭林。殊途壹志忠和爱，隔代相怜古类今。天下兴亡原有责，江山文藻尽哀音。商量出处吾谁与，豹变龙潜看陆沉。[15]
对于这两个易代之际的著名人物，吴宓曾凭个人的体会，做过如下的比较：
顾亭林（1613—1681）：1.阳刚性。2.主道。3.注重政治（兼包军事）斗争，地理，历史。4.富于责任心：自为英雄，从事复国抗清，以至讲学术、传文化，为天下后世谋。5.恒觉自己坚强不屈，是守志而成功之人。6.其道尊，可敬。7.归宿于宗教（儒教）。8.是正面人物，精深，博大，雄伟。 9.所作是史诗（寓我之情）。10.其诗是自传。
吴梅村（1609—1671）：1.阴柔性。2.主情。3.注重社会（特别是爱情）生活，文化，艺术。4.富于感受力：自觉无用，而了解同情一切人，各种事。5.恒觉自己软弱，是偷生苟活而失败痛苦之人。6.其情真，可亲。7.归宿于文学（诗）。8.是旁观者，细密，明敏，真挚。9.所作是情诗（□国之诗）。10.其诗似小说。[16]
在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三日的日记中，他还对吴梅村与顾亭林的诗也做了一番比较：
晚读吴梅村《长平公主诔》，泪下不止。宓夙爱顾亭林与吴梅村之诗，近年益甚。盖以时势有似，故感情深同耳。比而论之，亭林阳刚，梅村阴柔，各具其美，一也。亭林诗如一篇史诗，叙明之亡；梅村诗如一大部小说，皆合其诗集全部而言之，二也。亭林诗如《书》经，梅村诗如《汉书》外戚传及唐人小说，三也。亭林诗如《三国演义》，梅村诗如《石头记》，四也。亭林写英雄，而自己即全诗集之主角；梅村写儿女，而深感并细写许多各色人物之离合悲欢，五也。亭林诗，读之使人奋发；梅村诗，读之使人悲痛。亭林之诗正，梅村之诗美，此其大较也。然二人者，其志同，其情同，其迹亦似不同而实同，不得以“亭林遗民、梅村贰臣”为说也。亭林诗，黄师曾注释讲授，碧柳亦早称道之。而能言梅村诗之美者，陈寅恪与宓也。
除了这样的比较外，吴宓曾认为在他的同时代人中，自己似吴梅村[17]，而陈寅恪似顾亭林。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当他听说刘文典在昆明病故后，校方初疑为自杀，不与开追悼会，后查明事实而开会时，却有学生拒绝参加，不禁感叹道：“呜呼，今益服王静安先生 1927之自沉，不仅为大仁大勇，且亦明智之极，生荣死哀，不屈不辱。我辈殊恨死得太迟，并无陈寅恪兄高抗之气节与深默之智术以自全，其苦其辱乃不知其所极。”对陈寅恪“高抗之气节”的赞赏，更见于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日和三十一日日记[18]。陈寅恪在面临政治压力时那种“壁立千仞”的态度，令他联想到了顾亭林。故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三十一日的日记中说：“并世师友名贤中，独陈寅恪兄为能‘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有‘天子不得而臣，诸侯不得而友’之气概节操，弥可敬已!”对于自己，他的评价是：“宓初亦有志（学顾亭林），但自知甚明：宓只能学梅村。……宓十六年来之行事与心情，固处处不异梅村也！”[19]
四
吴宓自幼秉承家学，深受传统文化的濡染，其自我修身以儒家的道德为准则，实际上体现了儒家所强调的君子人格。他重义轻利不斤斤于金钱，对人坦诚真率而拒绝奸诈伪饰，做事勤勉尽责而反对敷衍马虎，勇于自省并苛于自待，这都使他在新的社会环境下显得格格不入，甚至迂腐可笑。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不管上个世纪初如陈寅恪、吴宓等所持的文化立场如何，但那部分知识分子身上所体现的人格力量，确是值得后人尊敬的。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评价和态度虽然有其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有一点是应该肯定的，那就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到“文革”结束前，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是绝不可取的。吴宓对文字改革的反对，故然有其偏激之处，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汉语拼音化的提法现在已经被完全否决了；简化字的推广虽有助于文字普及，但又在实际上造成了大陆民众对传统典籍的陌生和疏离。如今，我们正极力在全球设立孔子学院，向外推广中国文化，也恰好说明儒学仍“有裨于全世界”。再考虑这一批知识分子大都饱读传统经典，又曾游学欧美，其对中西文化价值和当时中国现实的认识，自有其深透之处。他们所追求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使他们不甘违背良知而随世浮沉。
吴宓曾强调自己的人生观是“殉道”、“殉情”。在一九三五年所作的《自题空轩诗话后》绝句中，就有“殉道殉情对帝天”的句子。同年所作的《忏情诗三十八首》之六亦云：“强为儿女又英雄，殉道殉情事两空。”据何兆武先生回忆：“1939年秋，同学们请（吴）先生在昆中北院作过一次公开讲演，先生选的题目是‘我的人生观’。……先生以非常诚恳的语调把自己的人生观归结为四个字：殉情、殉道。”[20]
吴宓所殉之道，统而言之，就是文化，具体一点，则应指中西古代文化。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六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宓近数年之思想，终信吾中国之文化基本精神，即孔孟之儒教，实为政教之圭臬、万世之良药。盖中国古人之宇宙、人生观，皆实事求是，凭经验、重实行，与唯物论相近。但又“极高明而道中庸”，上达于至高之理想，有唯物论之长而无其短。且唯心唯物，是一是二，并无矛盾，亦不分割。又中国人之道德法律风俗教育，皆情智双融，不畸偏，不过度，而厘然有当于人心。若希腊与印度佛教之过重理智，一方竞事分析，流于繁琐；一方专务诡辩，脱离人事，即马列主义与西洋近世哲学，同犯此病者，在中国固无之。而若西洋近世浪漫主义以下，以感情为煽动，以主观自私为公理定则者，在中国古昔亦无之也。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七日则记当日所做思想交代云：
宓之保守主义，乃深知灼见中外古今各时代文明之精华珍宝(精神+物质)之价值，思欲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图保存之，以为世用而有益于人，非为我自己。解放后，此一切被斥为“封建、资产阶级思想”遗物，宓犹有“守先待后”之志；其后乃勉强服从、接受改造。其成绩不佳，半由宓之惰，半由命令布置繁多，无多读细思之暇。另一方面，感情须自动渐改，有时太紧张，无息无乐，无自己精神之食粮，则自己失控制力，易爆发(近事为证)。宓感1952思想改造之轻舒，而 1957—1958之紧张，授课之困难及忙碌。今问宓之真实态度：则“愿服从，努力改造”乃最大之努力及让步；必责宓以“尽去旧而革新”又“内外一致”，则实不能，只有伪言以应付耳。如宓之编《学衡》所谓“知我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意谓我愿负责，决不自悔)；今固不敢自以为功，然若以此科宓之罪，则宓只有一语作答：“我在1958年死，或1963死，或1968死，在我看来，皆毫无分别，毫不足重轻也矣!任何刑罚，所甘受已!”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日记云：
10—12郑凤英来谈，先是十二月十九日下午休息时，郑君与宓留坐学习室，郑遂就宓谈，劝告宓应如何改造思想、认识问题，以求脱罪，宓当即表示感谢。郑言未竟而众入，遂约改日访谈，故今日来。宓述二三事，表明宓在政治、经济等事实方面，决无反共产党之心，且甘愿服从，自矢忠诚，惟宓感情上对中国及西洋旧文化之爱好与系恋，则决难放弃、改变，此宓之实在情形也。
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一日日记云：
今日下午，轮值宓发言：宓未写具发言提纲或发言稿，惟以坦白之态度、真实之感情，叙述宓数十年来重要之经历及行事，不矫不饰，自觉其每一时期、地域之所为、所言者，皆是自然与合情合理，可谅解、可宽恕：固未早即趋从人民、革命，奔往延安，亦非专意效忠“蒋家王朝”，留恋“白区”，甘与同亡共尽者。至于宓自己之思想感情，爱中国、爱中国文化，不求利、不营私，始终一贯，则实昭然可与世人共见，而人之知我者亦甚多也，云云。
一九七四年春，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要求人人表态，吴宓再次 “固执”地说：“批林，我没意见；批孔，把我杀了，我也不批。”[21]结果再次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而受到批斗。这些都可以说明他至死不悔所殉的道是什么。因此也不难理解一九六五年六月二日晚，当饱受运动煎熬的吴宓得知“李约瑟之《中国科学史》已出十二册，而英美人方合译二十四史全部”时，要感慨地说：“宓颇悔宓将解放时之不远走高飞，则对中国之文化学术或可稍有贡献也。”虽然吴宓自认“宓只能学梅村之龙潜，而不能希亭林之豹变”[22]，但他还是不能违背自己的信念，不能改变自己的执着，坚持把他的真实感受和想法写在了日记里，甚至在忍无可忍时会当众表达出来，在那个私人权利受到严重侵犯的年代，这些都变成了他被批判的罪证。所以，尽管他一再违心地做着自我批判，但最终还是作了文化的殉道者。
另外，吴宓的感情生活一向为人们所艳称，但大家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在感情世界中，吴宓是把生活当成了诗，而为了追求理想中的爱情，他最终落得孤苦一生。所以在实际上，他也为感情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只是相较于晚年在政治上受到的伤害来说，这已经显得微不足道了。
五
最后，想再说一说关于《吴宓评注顾亭林诗集》的整理情况。该书所据底本，即作者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在北京东安市场旧书店所购的《顾亭林诗集》，为光绪二年湖南书局木刻本，分五卷二册。吴宓的评注工作主要集中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其所有评注文字均以蝇头小楷书于每首诗的眉端。此后作者流转西南，该书一直带在身边，时常翻阅，中间也数次借给友朋阅读[23]。“文革”中间，吴宓被打成“牛鬼蛇神”，关进“牛棚”批斗，大量日记、文稿、藏书被抄。为了防止自己极为珍视的一些残存的图书再遭洗劫，他把包括这部《顾亭林诗集》在内的部份图书转运到重庆市区的一个熟人处保管。由于没有得到较好的保护，至一九七三年一月送回时，该书已霉烂严重[24]。所以从一月二十三日到二十四日，作者曾花费两天的时间对其粘补[25]，纔得以保存至今。二〇〇八年，吴宓先生的女公子吴学昭老师委托我整理出版该书，看着这两册残损严重、沾洒着墨汁的藏书，我深有感慨。它破旧的外表和书眉上工整的行文（就连涂改的墨钉也画得方方正正、一丝不苟）、书页破损处的精心贴补，都让我从这本书的命运联想到了吴宓本人。这部书仿佛就是他命运的一个缩影。虽然饱受伤害而身軆残损，但却不改其人格方正和精神之执着。
我的整理工作主要分三步：一是给全书加新式标点；二是核补原书残损处的缺字；三是把吴宓写在每首诗顶头的评注文字，按照古籍整理的体例要求挪到每首诗的末尾，并按顺序加标注码，以便读者阅读。原书的整理工作早已完成，惟缺前言的文字。最初我们想请学昭老师来写，但学昭老师后来还是希望我来写一点东西。恭敬不如从命，我只好勉为冯妇，从头通读了《吴宓日记》、《吴宓日记续编》、《吴宓自编年谱》、《吴宓诗集》、《吴宓诗话》，整个过程耗时甚久。另外由于我的本职工作极为繁巨，不能专心从事，致使这篇文字的写作一拖再拖，辜负了吴学昭老师的期待，在此向其表示歉意。行文的不当之处，则请读者批评指正。
[1]《吴宓日记续编》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整理者按”所引吴宓在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文革”中所写交代材料。
[2]吴学昭先生曾在其基础上整理出版了《吴宓诗集》和《吴宓诗话》，先后由商务印书馆于二〇〇四、二〇〇五年出版。
[3]《吴宓诗集》卷首作者《自识》。
[4]王泉根：《重庆发现的吴宓佚文》，《多维视野中的吴宓》，重庆出版社二〇〇一年二月版，第五三一页。
[5]以上诸集上世纪五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均曾单独出版社过，后于二〇〇八年汇为《黄节注汉魏六朝诗六种》再版过一次。
[6]见《阮步兵咏怀诗注·自序》。
[7]王泉根：《重庆发现的吴宓佚文》。
[8]《吴宓诗话》，商务印书馆二〇〇五年版，第一九〇页。
[9]《常乃■翁将军歌与论新诗》，《空轩诗话》之四十，《吴宓诗话》，第二三九页。
[10]《迭前韵寄稚荃》，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作，见《吴宓诗集》第四五四页。
[11]《吴宓诗集》，第四九九页。
[12]《吴宓书信集》，三联书店二〇一一年十一月版，第三七〇页。
[13]《与潘次耕札》，《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版，第一六六页。
[14]《与黄太冲书》，《顾亭林诗文集》，第二三八页。
[15]《吴宓诗集》第三〇六页。
[16]见王泉根《重庆发现的吴宓佚文》，《多维视野中的吴宓》第五二九页。据王泉根描述，这段文字抄录在吴宓自藏之《学衡》杂志一九二二年总第五期“述学”栏第十五页柳诒征《顾氏学述》一文的空白处。又，据吴宓一九六五年七月十日日记云：“晚，写宓诗两三首，及顾亭林与吴梅村比较表，夹入《学衡》第五期柳公《顾氏学述》篇中，备交侨、诫读。”
[17]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日记云：“碧柳可比杜甫，宓则吴梅村耳。”
[18]三十日日记有云：“然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则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全世界，而佛教亦纯正。我辈本此信仰，故虽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三十一日日记有云：“是日上午9:00—11:00侍寅恪兄谈：专述十二年来身居此校‘武威不能屈’之事实，故能始终不入民主党派，不参加政治学习，不谈马列主义，不经过思想改造，不作‘颂圣’诗，不作白话文，不写简体字，而能自由研究，随意研究，纵有攻诋之者，莫能撼动；然寅恪兄自处与发言亦极审慎，即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不臧否人物，不接见任何外国客人，尤以病盲，得免与一切周旋，安居自守，乐其所乐，不降志，不辱身，斯诚为人所难及。”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一日日记则云：“‘应制诗’乃顾亭林所断不肯作，吴梅村不得已而偶作，黄晦闻师与碧柳所断不肯作，宓不得已而偶作。”
[19]见王泉根《重庆发现的吴宓佚文》，《多维视野中的吴宓》第五三〇页。
[20]《回忆吴雨僧师片断》，《追忆吴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版，第九八页。
[21]《吴宓日记续编》（第十册），三联书店二〇〇六年版，第五七〇页。
[22]见王泉根《重庆发现的吴宓佚文》，《多维视野中的吴宓》，第五三〇页。
[23]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七日日记有云：“昨晚刘尊一来借《韵本》，今晨又来商定其《祝党生日诗》，遂以书一包（内有1.宓注之《顾亭林诗集》一部二册。2.石印《亭林文集诗集》一套，四册。3.铅印钱氏《顾亭林年谱》一册）附柬，托刘尊一今日带至城中，再由宾馆托民革友人转交高梦兰收存。宓另作邮片致建，请往高老处取得该书包及柬送与侨转借给张垂诫研读，云云。”
[24]一九七三年一月十日日记云：“晚，检查荣元月七日送来之（i）《顾亭林诗集》一部二册下册最前之二三页已霉烂，成为碎片，无法修补；宓遂取（ii）张尔田先生《遯堪文集》一册二卷读之。”
[25]这两天的日记对此有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