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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云飞：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

冉云飞：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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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4年12月13日腾讯·大家沙龙“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冉云飞新书首发”在腾讯汇举办，著名文化学者冉云飞先生给在座的腾讯大家作者和读者带来了一个关乎每个人故乡的话题，引起在座各位的共鸣。

【嘉宾简介】冉云飞，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作家，任职于《四川文学》，著有《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给你爱的人以自由》《像唐诗一样生活》《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等。

【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

“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是王怡提出来的，也是由他先写的，写得非常棒。后来有很多人，比如我接着写了第二篇，十年砍柴、羽戈等都写了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写了后，曾经有出版社想出集子，后来没有下文，但我在网络上查了一下，似乎还有刘亮程、陈忠实等人的作品，不知道哪个出版社还编了一本“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那书我目前没看过，但这个标题是大家都有共鸣的，至于怎么沦陷的，什么叫沦陷，沦陷了多少，都可以探讨，做学问肯定要量化，这是另外一回事。我要说的这个，不只是物质意义上的沦陷，更主要是文化的陆沉，你呼吸的空气是雾霾，你吃的东西有毒，你读的东西是宣传……可以说走到任何地方已经没有一块所谓的干净之地。“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是一个全称判断，我开玩笑说：这是一个危险的提法。如果说有哪个人诚实地写出他的故乡没有沦陷，用令人信服的事实与论据说话，且能让我实地去考察，得出确如其所说的结论，我愿意为此道歉。我愿意不用这个标题，因为全称判断，你找到了一个相反的例证，那全称判断的立论就轰然倒塌，我当然希望我的立论轰然倒塌。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要谈的是整个文化上的沦陷——文化和心灵上的沦陷。我观察巴主蜀地区的历史过程，看沦陷是怎么一步一步实现的，到现在是怎么衰亡的。我不是要回去，不是对过去田园牧歌式的怀念，因为在这个时代要重新回去，如卢梭说的人要回到原始自然状态，一样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你所谓的故乡是回不去的。那为什么我说在沦陷呢？有人问：你的意思难道是不需要改变么？我承认需要改变，但我反对沦陷。整个西方，英国、法国、美国、意大利他们都在改变，但一点没有沦陷。我说不是不需要改变，而是在改变的过程是否得到了各方利益主体的有效讨论与博弈，并引入了竞争机制，竞争机制是否公平、公开，每个人的利益表达是否畅通，这才是需要的。而且只有这种东西才可能有效地阻止可能在物理意义上的沦陷。但是文化上的衰亡有的是无法避免的，因为文化上的一些东西充满着竞争性，有些文化可能在市场状态下没办法保留下去，比如四川曾经有振兴川剧，我觉得振兴不必要，但完全不让人去做才是问题。振兴没必要，但不能去破坏，不能阻挠民间去做。某种意义上讲，我对政府提倡的东西经常充满着疑问，我认为其背后有另外的原因，比如大塞官方意识形态，因此我不主张政府来提倡。但我主张民间来提倡，你说要振兴川剧，我募款我支持你。但政府振兴会涉及寻租，会把事情搞变样。这样的一个沦陷过程，是我要跟大家做的一个交流。

第三点，我的这本书虽然是随笔集式的，但里面还是有一些学术方面的思考，比如我一直在读大量的地方府志、县志，包括家谱、族谱、回忆录、传记、年谱等等一大堆书籍与史料。我读这些的目的，是要弄清楚，如四川今天的文化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是这样的？并不是说我热爱故乡是一种狭隘的方式，我并没有这样去想。我觉得一个人若对周围的事物不关心，只关心遥远的事物——不是不可以关心——而是这经常会使人产生悬浮失重的感觉，不接地气，如水和油一样。我去国外看到一些华人朋友，其中有些华人非常有成就，但却和当地完全没关系，因为这些人去国之前没有受过公民教育，没有公共参与的经验，就不喜欢、不关心当地的事物。因为他进入了一个民主成形的国家，不需要他争取权利，他的权利就已然获得。在国外的一些华人生活得很好，工资也不低，但他们在那里的幸福感、成就感比较弱，与他们比较弱的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有关。同样，如果你生活在朝阳区，生活在一个小区，对那个小区完全不了解，比如你到北京30年，对北京完全没有认同感，并且不愿意花时间去了解它、研究它，我认为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

我是一个生长在重庆的乡下人，但十分了解成都。为什么要了解成都？第一是必须要接地气，很多传统的学者，如徐中舒、顾颉刚，这两个人没到四川之前跟四川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到了抗战，他们到了四川就写四川，比如徐中舒写《论巴蜀文化》，顾颉刚写《论巴蜀文化与中原的关系》，郑德坤写过一本《四川古代文化史》。就是说要使你的研究生根发芽，完全从你自身内在的情感寄托和需求生出来研究，这种研究既有情感上的寄托和美好，又有一种接地气的感觉。很多人到另外一个城市、另外一个国度，之所以感觉到是水和油的关系、不能生根，是因为不关心当地事务。关心当地事务，是从关心公共事务开始的，你关心当地事务，才可能使你的研究变得更加和你的外在利益、内在的情感寄托形成互补，这是我写这本书的一个基本想法。

【故乡沦陷与民间自救】

《东方历史评论》执行主编李礼兄问到我一个关于故乡沦陷与乡村建设的问题，我愿意藉此做点回答。涉及故乡的沦陷，就肯定会涉及乡村的衰败和城市里无法自组织的个体原子化问题。我们居住的城市之基层主体说白了是政府的街道办在主宰，街道办与我们的关系是水和油的关系，和我的生活产生不了那种内在接地气的、内生化的生活需要。而每个包办性的单位就更像一座听话就给糖吃的城堡，而不是你能在其中彰显自己权利的自主机构。换言之，1949年之后，城市的管理，某种意义上已经使城市的基础丧失了生机。乡村也是这样，乡村这30年来的空心化，比如留守儿童等一大堆问题，这一大堆问题与1952年的社会学及社会工作被取消有关系。1952年社会学及社会工作被取消，标志着中国近现代民间的乡村建设和乡村救济体系，至此之后到20世纪80年代初就完全断掉了，至今没能得到有效的恢复。为什么包括乡村救济在内的诸种NGO救助体系对于中国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曾经问过1959年到1961年三年大饥荒为什么饿死这么多人呢？许多人的解释都不让我信服。阿玛蒂亚·森（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曾经说过虽然印度那么贫穷，但印度从来没死过中国那么多人，原因何在？他说最重要的是信息及商品自由流通，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它的信息是自由流通的。如果中国的信息是自由流通的，就不会死那么多人。我认为阿玛蒂亚·森的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但阿玛蒂亚·森没有在中国生活的经验。中国的生活经验是 1949年之后，除了政府笼罩一切的官方组织之外，完全没有民间机构生长的空间，整个社会结构被破坏了。1949年到1979年，中国基本上没有社会，要是有社会也是一个虚拟的社会，还不是今天网络上的虚拟社会。比如民间组织没有了，只存在民政部，民政部下面垂直领导下的模拟的民间组织，另外还有工青妇的救助体系，这种救助体系本质上不叫救助，而是施舍，你听话就给你糖吃，换成更为学术的术语就是恩庇——侍从机制，1949年到1979年的救助体系就是这种。而这样的局面，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说法便是：当政府成为唯一买家的时候，你要么屈服，要么饿死。

正是民间救助体系的丧失，每个人都成了不能互救、几乎同等贫穷的原子个体，加上1958年颁布的户籍制度，让人变成一根不能走动乃至不能逃跑的树桩，使得三年大饥荒饿死那么多人。这一点在已有的研究著述，如杨继绳的《墓碑》、冯客的《毛的大饥荒》、贾柏的《饿鬼》、东夫的《麦苗黄 菜花青》等书里，都没探讨到这一问题。1949年前的义仓、社仓、家族救助、民间救助等体系，被破坏无遗，民众完全丧失了救助能力。当政府成为唯一具有救助能力的主体，而它又拒不履行其职责时，死亡的命运就已然铁定。救助体系和人类所有公共事物一样，没有真正的竞争，必然成为不可阻遏的灾难。

而我们必须明白，如今我国所谓的社会工作的一些做法，与西方相比还有不小的距离。研究过社会工作的人，都知道作为应用社会学的主题，服务和平等是社会救助的核心。为什么陈光标的救助看上去这么扎眼，且让人不舒服呢？这是因为他的救助不是平等而是炫耀。要知道，你救助一个人的目的是让他自我成长、自我救助，救他的目的是让他能够自救，而不是彰显或者炫耀你是多么能干或者多么慈悲。中国目前的社会救济一方面是炫耀，另一方面是不懂社会救济的核心是服务和平等。中国传统的社会救济从政府的常平仓开始，发展到义仓、社仓等方式。大家知道社仓，社仓实际上是吕大防的蓝田公约开始，到朱熹的社仓。虽然很多人知道朱熹是学者、教育家，但朱熹对中国底层社会救助与建设这一块儿，被很多人忽略或者很多人不知道。实际上朱熹当时做的是和当地的士绅联合起来，在农作物低贱的时候买进来存储在粮仓里，当出现灾荒时开仓放粮，拯救那些需要拯救的人。

中国传统和西方意义上的救助体系，最大区别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救助是来源于地缘和血缘。地缘，比如朱熹做的是当地的；血缘，你跟救助者是亲戚，如七大姑八大姨，完全对陌生人的救助机制在中国传统的救助体系里是没有的。即从身份到契约的救助体系机制之转变，是由西方输入到中国的。西方意义上的救助体系是由基督教青年协会的到来开始的，大概始于 1895年（同时就把篮球那时候叫筐球引进到中国天津），他们救助体系的核心是平等和服务。

平等和服务是什么关系呢？大家知道西方医生所尊奉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最重要的是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有，无论是你是高官还是逃犯，我是对你的生命负责。你是高官还是逃犯，你是高尚的人还是低贱的人是身份与道德判断，不是医生应该管的。同样的，西方的救助理念也是，救助你不是说你是我这个村的，不是说你跟我有血缘关系，而是说哪怕你是一个陌生人也值得救助，因为你是一个人。对“你是一个人”的认知，使得救助体系完成由身份到契约的转变。中国的救助体系主要在意身份——地缘和血缘是一种身份关系——西方的救助是契约，契约的核心是平等与服务，这来自于西方基督教思想——即人作为受造之物是平等的。

中国乡村运动建设从1895年开始，到1949年经历了几大块：

第一是基督教的。从来怀礼来华开始，才引起重视。1905年户江大学、圣约翰大学等出现社会学课程，教授者也主要是传教士背景的学者，教授社会学自然会引起对社会调查的重视。到1914年，来华青年会干事、社会学者步济时在北京成立具有社会服务及社会调查性质的实进会，到1921年步济时在燕京大学成立社会学系，他应该算是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中早期的影响者。1921年是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年份，1921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成立，做社会建设和社会调查由此提上大学特别是教会大学的议事日程。第二，1921年美国传教士的女儿浦爱德，那时候在北平协和医学院成立医疗社会工作部，从此当了17年社会工作部主任。今天医患关系为什么这么糟糕？原因很多，其中一点是没有医疗社会工作这一块。现在一些医院已经有了，但很多方面做得极其粗糙。第三是 1921年章元善——他是海归，留美学化学的。1915年和胡适、任鸿隽、赵元任、秉志等一些人成立中国科学社——这个人出任了1949年以前最大的民间救助组织，叫华洋义赈会，救助了很多人，做了很多实验。甚至还用以工代赈的方式，修建了不少工程，比如西安到兰州最早的一条公路就是他们修通的。而华洋义赈里，有不少成员是基督徒乃至传教士。

第二个是诸多大学参与社会建设。教会大学是民国乡村运动的倡导者而且是前期的影响者。比如燕京大学“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服务这一块，在 1925年把社会学系改成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工作系。随后第一任华人社会学系主任许仕廉就成立清河实验区，接着齐鲁大学成立山东龙山实验区，金陵大学成立乌江（项羽战死的垓下）实验区，协和医学院的北平第一卫生事务所之实验，后来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等在战时贵州定番的实验等。其实社会性的实验区尚有黄炎培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徐公桥实验区，高践四（就是高阳）在无锡的实验区、段绳武在包头的实验、鼓禹廷在宛平的自治实验等。整个说来，民国不少大学的农业推广、乡村教育、识字扫盲、医疗卫生都做得不错。

第三大块是以国内为主体或者以海归为主体的，比如晏阳初、陶行知、陈鹤琴、梁漱溟，还有一个人——以现在的标准来看，也应该算是一个社会企业家。这个人就是卢作孚。什么叫社会企业呢？社会企业就是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卢作孚就用商业手段解决了很多社会问题，1927年就把江巴璧合（巴县、璧山、合川、江北）四个县的死角改变成实验区，1937年彻底建成一个北碚实验区。那里面的实验是民国任何一个人的实验赶不上的，晏阳初也赶不上。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拥有民生轮船公司、天府煤矿公司等众多公司），乡村现代化为指针，卢作孚建立了北碚图书馆，实用小学、兼善中学，西部部科学院（下含地质调查所等），成立了医院，修建了四川第一条铁路等等，其劳绩可谓指不胜屈，因此我曾写过一专文叫“世上已无卢作孚”。卢作孚1949年后过得很惨，在1952年2月8日下午黄昏时分自杀，现在很多人连他的子女都不愿意说这个过程。这是我介绍民国乡村建设的一个概况。

我们现在很多人的思维都是看娱乐新闻看出来的八卦思维，只喜欢议论高层，谁谁倒霉了、谁谁又怎么样了？在我看来，没有这个必要，我们要做的是社会底层的建设。当然你做底层建设不一定顺利，比如很多朋友都失踪了，但不是说这个事不做，我一直在研究民国NGO史上的失踪者。如果社会底层不加以建设，老看最高当轴作为风向标，在我看来是跛脚的。我不是说关心当轴的大政不重要，而是作为知识分子、底层民众，参与并关心每一个地方真正的社会建设，特别重要。虽然在有些地方我不同意温铁军、曹锦清、贺雪峰、李昌平的判断或者做法，但应该允许这个社会有更多的社会转型和社会改变的实验，还有底层救助与建设亦要有更多的尝试与努力。

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
王怡


月初回到老家，谈及中学时代的母校，听说最近获得了“全国重点示范中学”的头衔，有望挽回近年来的颓势。回想我在作弊中成长的岁月，和这所百年老校的花果飘零，心中生出不祥之兆。回成都不到一周，就在《南方周末》上读到了揭露我的母校“四川省三台中学校”在创建“全国重点示范中学”过程中大肆作假的丑闻。

报道说，学校老师发动不同年级的学生，互相伪造一些所谓素质教育课程的成绩单。既有了成绩单，老师们自然也要闭门造车，为没有上过或敷衍的课程写出事后诸葛亮的教案来。教务处当然也要伪造教学计划和不存在的会议或教学检查的记录。尽管整版的报道并没能够全方位的展示整个作案现场，但顺理成章的，一个谎言要圆满，就要十个谎言来做佐料。报道还揭露，作为一个财政濒临破产的农业大县，为这次三台中学创建“国重”的战役花掉了一千万。据说还有几个超级校友为母校拉来数百万的企业赞助。主要大户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长刘家琛。记得三年前他返乡，我的岳母住院，从医院骑车出来的路上，曾当街领略了他锦衣不能夜行的无上风光和数辆警车开道清场、在百米之远向我高音呵斥的大法官威仪。那些钱怎么来，怎么花，我不清楚，依据通常的经验也经不起追问。

母校在家乡，一种亲切的称呼叫做“台中”。渊源很深，可以和诸多历史遗迹秘密接头。其前身是清一代的草堂书院，杜甫客居三台时留下草舍几间，后人为彰显斯文，在遗址上建学堂、设试院以纪念先贤，激励子弟。直到1895年正式建了现代意义上的学校。30年代末东北大学流亡三台，直到1946年返回沈阳，之间都借台中的地盘传道授业。这8年时间是三台历史上的启蒙运动和黄金年代。高亨、丁山、赵纪彬、杨荣国、姚雪垠等近百位教授麋聚于此，学生们激昂文字，办文学社、实验剧团、东北问题研究会，出墙报、政论、传单，把一个千百年来游离在国家社稷和高深文化之外的丘陵县分拉入了各种式样的宏伟叙事。为台中和县上留下了一大批师生。后来以这批师生为基础，地方士绅登高一呼，得到川北36县的响应，在中学之旁创立了私立川北大学，为今日四川师范大学的前身，另创办三台尊经国学专科学校，为成都师专之前身。1950年内战结束、三台沦陷。因为水浅留不住人，私立川北大学被革命军连根拔走，化私为公。虽然再次留下一大批苗裔，只是道一变至于齐，再一变至于鲁。台中身上的一点香火气，本就是花果飘零斯文扫地的过程中，一路上沾上了些灰烬。但这在穷乡僻壤间，也足够滋养我父亲那样仰望文化而不得奥妙的乡镇子弟，足以使斯文二字在拥有130万农村人口的贫困县分上深入人心。

我的父亲最终离开三台，考取了远去的四川师范大学。这是一种不服气的骨气，对在革命政权下一个县城不配拥有一所高等学府的不服气。我的母校和我的家乡，在被整合进入这个革命政权之后几十年的历史，就是一个千百年间麻木沉睡而又一度被撩拨的自由精神不断沦陷的历史。60年代的一个冬天，台中内的草堂遗迹被狂热的学生尽数捣毁。一位被诬为和女学生苟合的原东大教师在宿舍后的一棵树上上吊自杀。几十年后，一位本校教师子女对围在这棵树旁的同学们描绘了当时的情景。在1950年之后的县级中学里，台中大概在全国范围都是师资力量最强的中学之一。无数与东大和川北大学渊源深厚的教师，在三十年的时间里被批斗、打翻、羞辱和残害。斯文、谦逊、文化的灰烬，乡土社会的秩序，都一去不返。高考恢复后近20年的时间，这所县分上的学校依靠历史渊源的宠爱，还极力维持着整个川北地区第一中学的地位。然而慢慢的，值得珍惜的东西都被毁去，那些激情的岁月、文化的先贤似乎都白白的轮回了一盘。只有一种声音回荡在整个学校的上空，在我近十年的青春期里，对我这样心性敏感的人构成了关于这所校园的梦魇。

我在台中7年，对学校没能建立起正面的情感，只有无数在私心里的诅咒。我的师长们，我的大多数比我更可怜的师长，他们的音容笑貌在一个渊源深厚的城池内，在他们兄弟姐妹的子女们眼里曾是一个代表着遥远世界的意象。这一意象的破产，在一个继续沦陷的时代，甚至没能够保持住比官员们的堕落慢上一拍的矜持。那个肥头大耳的校长，曾经举着一根十米长的竹竿在各种学生集会上维持纪律和不可逾越的红线，一个读不准任何一个音标却评为英语特级教师的家伙，在90年代三台县的迅速衰败中成为家财万贯的劣绅。年复一年的收受乡村教师和学生家长的贿金，已成为小城里公开的秘密。

90年代，当这个高歌猛进的宏伟概念具体而微在我的家乡，就是一句引人泪下的咒语。像一位全身孝服的女子。像每年几个主要的节庆时分老百姓趁着风高月黑悄悄放置在县委会门口的白色花圈。与对母校相反，我对家乡充满正面的情感。几年前在一个炎热的傍晚经过城郊河边的稻田，看见乡民在黄昏的水田里挽起裤脚，昂首看着我。我在那一刻有了哭意，有了恨意，并唤起一种真正的主意。我对自己说（虽然这是一个通常被滥用的句式，但在那时我的确在心里说出了一个真正的誓言），我这一生，永远也不能离这些挽起裤脚的人群太远。在那一刻我顽固的认为离他们太远就是一种罪恶。这种时刻在每个人的一生中会有数次。那个黄昏对我是一种价值转移的象征。一种向下的力量开始登场，从而抑制住了原本随着时代而高涨的向上的力量。

那种向上的力量抓住了堕落中的三台，并随之一起堕落。自从一位老红军佩戴着满胸的勋章远赴天安门广场为农民请愿之后，警察开始在每一辆离开三台的长途车辆上检查并截堵上访者。也许上访者有一个名单，也许更多的上访者脸上有相同的哀伤和愤怒，所以有利于被识别出来。当年收编了整个民间社会而建立起来的公有企业，在谁能卖光、破光谁就能升官的口号下，今天早已荡然无存。仅剩下电信部门高速增长，可以继续提供有限的就业机会，用一个月收入200元的临时工职位在数百竞争者中制造着二桃杀三士的仇恨。而在作为省城工薪阶层的我看来，我已完全无法想象和盘算在月收入200元的生活里该怎样呼吸。

有一种沦陷是你不能抵御的，你也无法确切的知道忍受和抗拒究竟哪一种才是理性的抉策？在宋朝，王小波、李顺的起义军攻陷益州（成都）转而围困梓州（三台）的时候，我的先人选择了长达数月、异子而食的殊死抵抗。在更远的时代，当刘禅递交降书，姜维率大军退守三台，却终于选择了君叫臣降、臣不得不降。然而在“革命”和“改革”这样政治正确的叙事下，三台开始沦陷，这种沦陷是如此日常，如此缺乏戏剧性的场面。以致于在一个沉沦的故乡思考我们的未来，渐进或者暴力，隐忍或者雄起，每一个词语都沉重得说不出口。在回乡的途中我开始检讨曾经写下的文字：在苦难面前，真理难道可以仅仅来自于逻辑？

我的家乡今天充满了失业者、刑事犯、退休职工、终日消耗在麻将里的人群，以及在教育者绑架之下被迫造假的孩子们。我可以在省城的报纸上时常读到籍贯三台的盗窃集团、抢劫犯和无钱就医的打工者的消息（因为色情业发达，强奸犯倒是越来越少了）。退休的官员们几乎无一例外的迁居他乡，个别留下的过着宽裕而寂寞的生活，在厚着脸皮和以前的被领导者一起下棋搓麻将的时候，受尽了来自后者的奚落和挖苦。县政府长期靠着负债和出卖公有产业维持生计。一百四十万人，三千里江山，仅仅依靠着对南方的欲望而继续存活着。农村只剩下“386199部队”，几乎家家户户都安上了电话，但除了月租费外没有一分钱的话费，他们只接听南方亲人打来的电话。

卖，成为这个城市的关键词。卖掉机关大院，卖唯一的公园，卖唯一的足球场。女人们则开始出卖身体。一位成都的朋友曾当面向我夸奖三台的色情产业和我的姐妹们的姿色。常去色情场所包厢的蔡姓县长被老百姓戏称为“蔡厢长”，大搞政绩工程的朱姓县长则被唤做“猪拱嘴”。传奇打工妹李小芳从南方回来，以几千万巨资买下几十亩县委大院，一时成为媒体的焦点和无数年轻女子的梦想。

数年前，有人在三台电影院放置炸药，和着来自美国灾难片《未来水世界》当中的惊声尖叫，当场炸死数十人。家乡的人们对这个时代失去了最后的温情。人们在悲剧过后开始略微兴奋的相传一个说法，说这场电影本来是县委县府机关的包场，后来临时取消了。我的一位同学在向我传递这个讯息之后，反复强调说，“这个人本来不是想炸老百姓的”。

由于这一悲剧，电影院成为了县城里被长期废置的一幢建筑，在我认识的人里，没有一个人在那之后去新旧电影院看过一场电影。

记得初中毕业的那一天，空旷的台中校园像一座坟墓。我和几位朋友一起在初三教室的外面，远远的用石块砸烂了几乎所有的窗玻璃。高中毕业，几乎还是同一群人爬进毕业班教室，在黑板上写下了十个人的名字。里面有校长、教务主任、班主任、团委书记等，顶上写着标题：“台中十大罪人”。

他们中的大多数，就是造假丑闻中依然为人师表的领导者。你不能不佩服未成年人的好恶。道貌岸然的教育者在他们面前说谎，就像丈夫在老婆面前说谎一样容易被看穿。这所中学对我和我的朋友们意味着什么，对这座在腐败和不义当中挣扎的县城意味着什么，我一直找不到一个恰如其分的比喻。直到前不久搬家买了一台滚筒的洗衣机，我在发动起来的洗衣机前端详，发呆。才猛然领悟自己在十几年的青春期里受到了什么样的磨难。我在一个粗暴的沦陷者那里究竟学会了什么，失去了什么。这所学校把成千上万的子弟洗干了，晾干了，挂在这座县城内外，风一来就飘如麻木的白旗。把一种具有自由传统的力量变成了顺从者的领袖。

我的可怜的父老乡亲，可怜的子侄。千百年来那么轻易就可以被统治、可以被恐吓的人民。肉食者克扣他们的工资，冻结亲人们从南方汇回的钱，拆迁他们的祖屋，并宣称债券从此一文不值。而我的乡民们做了什么，他们仅仅是在整个90年代新建和翻修了一千余座寺庙，以表达对台中这座政教合一的修道院的藐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以持之以恒的上访，另一部分人以手起刀落的犯罪让这个社会和表面的政治法律秩序历经了反复的充血。

除了这样，还能怎样？

或者看到微弱的希望，或者等待戏剧性的场面出现？

2002-08-26

这几年一直在想：上海早就被沦陷了。

是啊，，，，，，，，，，，，真切感受到沦陷，不想讲，都是一堆浮躁，不愿意陷入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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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领军》杂志专访冉云飞：被搞死的岂止是故乡？
2015-03-13 李香玉，冉云飞

冉按：这是《新领军》杂志李香玉女史年前对我的一个专访，已刊登出来，地址请见[url]http://www.tianjinwe.com/xljz/hkb/hkbwhsh/201502/t20150206_10674.html[/url]。原题为《故乡在哪里》，且是采关于我与十年砍柴兄的联合访问，今改易为此题。关于故乡的变迁乃至沦陷，我当然同意大家的抒情，表达自己的情感。但我以后会更加侧重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方面的研究，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今天的乡村是怎么经过这六十年的翻烙饼被搞成这样子的。2015年3月13日于成都

1.故乡的什么打动了你？让你著书去钩沉她？

冉：我生在穷乡僻壤，但故乡曾经山青水秀，小时的玩伴、食物、猫狗乃至我照看牛羊时，遇着的野生动物如豺狗、野猪等，都给我带来不错的回忆。同时，我们生产队有位读书较多的老年人，由于他的成份是地主，没有人与他玩，我倒是常找他。他就给我讲“说岳”、“水浒”等，得到最早的故事类启蒙。

老实说，我这集子里，直接写真正故乡的文字就两三篇，还没有特别写我出生的那个小山村，只是写了出名的酉水（土家野兄在此河上游、沈从文先生在此河下游）与吊脚楼等。为什么如此呢？其实我还并没有存心要写一本关于故乡的书，而是这么多年写作生涯里，所写的文章里关于巴蜀地区文化、历史、饮食、道路等方面的文字多了，因此而结了一集。

2.这本书承载了你怎样的心绪？又希望带给读者怎样的触动？

冉：我并不是个矫情的怀旧者，因为我深知新与旧之间的争战，有时并非全是人为的结果，而是社会变迁之不可阻遏。比如交往时空上的加速，人群辗转流动的速度加快，都与现代社会的变迁（如飞机、动车、高速公路等）有关。我曾说过，故乡可以变化，因为人的欲求在变化，但不应该被沦陷。被沦陷就是利益的直接主体很多时候，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这样的攘夺不能被接受。

我也不会觉得这样一本随笔集，能给读者带来多大的触动。但我希望他们能体会到我真实的情感，但并不仅仅是情绪的发泄，而是基于历史与现实的理性思考。

3.很多人感慨“故乡回不去了”，对此你有怎样的感受？

冉：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一切过去的物事都不可追挽，“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这既是哲学思考，也不妨说是残酷现实。我并没有一定要回到童年去，因为我深知回不去，我并不为此怅惘。我一直说，可以变化，但不可以沦陷。现在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直接利益主体参与故乡（或是街道变化、房屋拆迁等）变化的能力，很多时候被剥夺，因此而变成一种沦陷。

4．“故乡”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定义，故乡对你意味着什么？

冉：从情感上讲，每个人对故乡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有人对故乡有恶梦般的记忆，那与你在故乡有美好记忆的，当然不可能说到一起。即便有美好记忆，每个人所记的角度、细节又大有区别，还有每个人的表达与记忆能力之差别，直接决定了故乡对他的意义。

汉语字典上对故乡的解释是：出生或长期居住过的地方。我仔细推敲了一下，这个解释很不准确。我觉得应该是出生并于童年长期居住在该地，可谓之故乡。如果出生后你就离开了，那么可以叫出生地，但与它没有血肉与温度的关联；如果你说长期居住该地，就谓故乡，这也不准确。比如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在美国生活的时间比中国长得多，而且他非常喜欢并且爱美国，但他的故乡却是安徽潜山官庄。当然他由于对官府的做法不认可，准备此生不再回中国。还说，我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祖国。但依然无法改变安徽潜山是他故乡的物理事实。

5.从最初“提着笔杆子进城”走到今天，故乡之于你的意义有怎样的改变？

冉：把我从偏僻农村到成都上大学，而最终烹文煮字，谓之“提着笔杆子进城”，是过于浪漫化的想像与说法。其实这其间的艰辛，不足与外人道。故乡对我来讲，首先是因为亲人朋友，尤其是对我有着终身影响的母亲。其次才是山川河流、民俗风情等。

我在讲家庭教育时常常引用著名心理学家弗洛姆的话：世间上最艰难的爱，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你爱孩子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离开你，去过自己独立自由的生活。其实对故乡来说，我大约就是一个必须离开它的孩子，只有离开才能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别说故乡已沦陷，就是没有沦陷，你要我经历了漫长的“在路上”的生活后，完全回去，也是不现实且不可能的。

6.你表示这本书的书名不是你的创意，那么你如何诠释书名中“沦陷”这个词之于你故乡的意义？

冉：关于沦陷，当然我有自己所指涉的内涵。一是从社会自治结构上来看，一九四九年前有一定程度上的乡村自治、城市自治，这在四九年后完全破坏，即政府权力独大，对民众的权利边界形成了一种毫不留情的侵蚀。城市里面自治性的同业公会、街区自治没有了，农村里的族田、学田、义田、祠堂被毁坏殆尽，民众因为同等贫穷，无力自救、互救，在天灾时，如政府失职，就会出现不可阻遏的可怕后果，三年大饥荒饿死许多人就是这样造成的。再者，从物理意义上讲，现在的空气雾霾、土地有毒、河流污染、旧建筑被拆等，无一例外地在全国发生，说“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不只情绪表达，而是一种事实描述。

7.这本书的后记你命题为“古今八卦中的巴蜀”，你也表示这里的“八卦”绝不是戏说，书中包含很多史料，这是一种有意识的积累吗？

冉：这当然是一种有意识的积累，因为在我看来，一个人对自己所生活的脚下的土地与历史，没有真切的关怀，却对遥不可及的地方议论得“风生水起”，除非你是写小说或者搞科幻的，否则生活得悬浮失重是难免的。很多人由于懦弱与麻木，对自己所生活的地区、国家，根本不敢有真切的感受与表达，自然就会出现虽然生活在此地，却与地此在情感与现实链接上，出现水和油两不相洽的局面。

8.而今你回乡的频率如何？

冉：回故乡的频率并不高，因为妈妈去世了。我在妈妈去世后写了篇长文章叫《望断来时路》。当然有时间，还是比较爱回去的，因为那里还有不少亲朋好友。

9.来城市这么多年，有没有闪现过回乡的念头？或者说有没有想过为故乡做点什么？

冉：不会回乡的，因为的确无法回去了。我上面说了即便它没有沦陷，我也回不去了，因为生活所需及现实所迫，都不能在故乡找到自己的位置了。为故乡做事的念头与行动都有，但问题在于，我想做的，如像立人图书馆一样设立一间图书室，他们从现实的考量上，又未必想要。因为读书是慢工出细活的事，百年树人，当地的人也不可能有这个耐心。而要招商之类，那根本非我所长，即便能引资去，我也不愿引去，因为招商引资，其实多半是对当地资源的提前透支与破坏而已。

10.对于你的故乡而言，时代的变化给她带去了的最大改变是什么？如果现在让你回乡，你将如何生活？

冉：对于故乡而言，时代带给它的最大变化，就是空心化、凋敝，因为小山村的确留不住年轻人了。事实上，现在一些农村村庄已经完全废置的都有，这还不是官方统一迁移安置的结果，而且民众的自发选择。我的故乡虽是小山村，但河流已污染，土地也难免有毒，只是空气还算不错。像这样的地方，如果不改变，的确已不适合真正的生活。我如果非得在故乡生活，那么当然必须解决生存问题，也许联手起来根治土壤与河流污染后，一起做乡村建设，做有机农业，通过互联网企业来销售，不失为一条途径。但这样的想法，能否实现也并不乐观，因为乡村除了空心化、凋敝外，还在管理上出现了黑帮化，这都是拜以前的乡村自治被破坏后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