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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太平轮：他们随后就被波涛吞没

真实太平轮：他们随后就被波涛吞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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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太平轮的记忆，其实与「太平」毫不沾边儿：它在一个不太平的年月里往返于上海和基隆之间，装运过许多关于离散和逃亡的故事，然后带着上千条生命和他们的悲欢离合，沉入大海。


    但那时候，张典婉还没有出生。她没有见过太平轮，如果不是她的养母念叨了几十年，她甚至有可能不会知道那条沉船，更不会花费十年时间，忍受许多拒绝、白眼或呵斥，把与太平轮有关的故事一点点抠出来，拼凑完整。


    本文作者张伟，目前运营着公众号世相（thefair）。世相是一个风格鲜明、有极佳口碑的文艺生活类微信订阅号，每天一篇文章+精确解读，倡导品味、审美、见识，提供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指南。


《人物》微信账号：renwumag1980文|张伟


作为一艘货船，太平轮确实已经过去很久了。它曾常常停靠的上海码头早就不复存在，变成繁华的城市腹地；当年报道过它的报纸停了刊，夹进图书馆和档案馆布满灰尘的纸夹里。距离它沉海已经过去61年，许多人已经在用「旧事」这个词来形容与它有关的故事。


但张典婉越来越相信，关于那艘船的故事并没有结束，而是散落在许多人记忆里。她把这些故事拍成纪录片，写成书，试图借此记录一代人的流亡经历，并作为衡量那个年代的一把标尺。


故事里那些人，大多数并不伟大，甚至算不上成功，但张典婉觉得，这些小人物的命运，不应该被夹杂在历史的洪流里轻易地遗漏掉。因为这个有些瘦小的女人固执地认为：「历史并不只是由伟人的丰功伟绩堆叠的。」


战乱年代的渡船


太平轮沉没的时候，王兆兰才16岁，母亲带着她和3个弟弟妹妹，离开上海豪华的楼房，到台湾寻找提前迁走的父亲。当时，太平轮并不是这一家5口的首选，王兆兰的父亲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因此，母亲曾经为这次旅程先后预订过另一班轮船和一架飞机。


太平轮是在1948年7月 15日开航的，每周一班。在当时，每天往返于大陆和台湾两地的轮船约有50艘，它载重只有2050吨，并不起眼。


不过，在那个当口，包括太平轮在内的渡船都已经是一票难求。从这年秋天开始，来往大陆、台湾两地的商人，撤退的士兵、公职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以及逃难的百姓一起涌入上海，并打算从这里渡海。而船上除了装人，还要装上衣柜、建材、文物甚至银元券。按照票面印刷的价格已经很难买到船票了，再加上纸币每天贬值，想买一张票，往往要动用黄金才行。


一名当年险些登上最后一班太平轮的女士，向张典婉描述过她当时在上海见到的场面。「码头边，拉着黄包车的车夫，急急按喇叭送客人上船的司机，一箱箱准备运到台湾的木箱，被吆喝着抬上船。」


乘坐轮船渡过海峡的人们，有时不得不在枪炮声中启程。他们心里，有莫名的恐惧，也有对未来的期盼和想像。张典婉曾听人提及，船开离上海，有些年轻人站在太平轮上，一边唱着「夜上海」，一边遥望着远去的上海滩。他们中许多人向往着「景色优美的台湾」，就此告别故土，再也没有回去过。


不过，作为那段艰难时日的美好回忆，另一些故事也被留传下来。比如，某位小姐是在航行中认识了神气的船长，并最终结为夫妇，他们的儿子特地撰文回忆这段佳话；而一个叫杨太平的人，则是在太平轮颠簸的航程中出生的，他的母亲大喊大叫，才请来人帮忙。


轮船所连接的，只是这场艰难迁徙中最后一段路程。在此之前，奔赴异乡的人们往往要经历更多。有人先乘坐火车一路往南，但挤上火车并不容易，车厢里挤满了，就往车顶爬，车顶也人满为患，只好抓着栏杆往上闯，有时候是「先生把太太抱起来往上丢」。还有人要搭着小船来到外海上才能上船，结果甲板上也满是人，躺都躺不下，就连上厕所都很难挪动。


等上了船，没有栖身处，很多人只能窝在过道边的一角，因为晕船而吐得死去活来。有人因为船漏水得了风寒，还有孕妇在船上生产，小孩生出来就死掉，用军毯一包，扔到海里。


在这种慌乱的光景里，王兆兰一家为了早点见父亲，最终赶上了太平轮。和他们一起登船的，还有做羊毛生意的叶伦明，以及其他1000多名各怀心事的旅客：既有再普通不过的平民百姓，也有身份显要的将军、省主席，以及袁世凯的孙子、东南日报社社长、国立音乐学院院长等。


船上挤满了渴望团圆的人们。那是在1949年1月27 日，第二天就是除夕，这是年前最后一班开往台湾的客船，许多人相信，自己很快就会与亲人一起吃年夜饭，另一些则心神不宁地等待着未卜的前程。除此之外，船上还装着迪化街的南北杂货、政府机关的报表文件，以及600吨钢材、中央银行的80箱卷宗、药铺的中药、商铺的账簿、五金、铁钉，外加东南日报社的一整套印刷器材和印报纸。


张典婉后来了解到，这一班太平轮，登记在册的旅客只有508名，但实际运送的旅客超过1000 人。到最后关口，人们各尽所能：有身份的人拿名片，认识船员的人托关系，另一些人则只能出高价，买到一个没有船票的位置。因为人和货物太多，原本打算上午启航的太平轮，直到下午四点半才开动。


在经过几十次航行之后，这艘中型货轮已经有些陈旧了。据说，它当时已向船厂登记过，准备换钢板，调船壳，并加以修理。


不过，起码这一次没有赶得上。风平浪静，太平轮晃晃悠悠地离开上海，进行它的第35次航行。船上其中一名乘客后来回忆，他在入睡前还相信，等他和家人睁开眼，就能「见到四季如春的宝岛」。


母亲的太平轮


张典婉的养母司马秀媛是在沉船发生一个月前，搭乘太平轮到台湾的。当时，这个上海富商的女儿拎着一个箱子，抱着两条狗上了船。


这段经历成为张典婉记忆中家庭餐桌上的固定话题。在乡下那间房子里，每当那个上了年纪的上海女人摆下刀叉，她常会不厌其烦地重复道：这是坐太平轮带过来的哟。而故事的结尾通常是「还好我没坐那班船」之类。这时候，张典婉总要私下里嘀咕，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讲这个。


因此，从刚记事的时候起，张典婉的生活里「就有一艘太平轮」。她还从养母的絮叨里得知，那艘船后来沉了，淹死了上千人。


在台湾，司马秀媛嫁给了一个客家人，过着并不富裕的生活。不过，这个昔日上海大小姐固执地保留着从前的生活习惯。她喜欢穿旗袍，坚持自己做吐司、泡红茶，煮咖啡而又没有滤纸时，她就用白纱布代替。她和上海中西女校的校友们坚持每年聚会，一帮老太太聚在一起，穿着旗袍，用轻柔的声音唱「夜上海」，这个场景张典婉一直牢牢记着。


直到2000年司马秀媛去世之后，张典婉才逐渐领会到，她们「是在用自己的方式纪念上海，纪念一种失去了的生活」。在养母从未给她看过的箱子里，张典婉看到了她当年乘坐太平轮带到台湾的东西：几根用布袋包住的金条、一个上海身份证、一张地契，和一个记满了电话的小本子。电话号码只有四五位，早就过时了，无法拨打。


张典婉「仿佛突然明白了母亲为什么要给我讲太平轮」。她决定开始搜寻这艘船，以及随它一起沉没的那些家族故事。而她更大的野心，则是要「讲述我母亲那一代人的流亡」。


这种流亡的故事，在她成长的过程中随处可闻。她的许多长辈，都是乘坐太平轮到台湾的。而她后来才得知，短短不到半年时间，仅乘坐太平轮到达台湾的人就有3万多。


然而，经过了几十年时间，那段故事已经模糊了。最初，她只能从书籍和人们的讲述中得到一些线索，到2004年，张典婉受邀参加拍摄一部关于太平轮的纪录片，这段历史才真正开始向她展开。


她往返大陆、香港和台湾之间，寻找幸存者和遇难者的家属，并且到图书馆、档案室搜寻当年的资料。第二年，这部纪录片播出，但里面呈现的故事并不丰富。当时，她甚至根本找不到一个在那场海难中活下来的幸存者。


根据事后的官方统计，最后一班太平轮的1000多名乘客，只有36名获救。此时，太平轮沉入海底已经快60年了，太平轮连接的两岸也各自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谁知道这些幸存者各自经历过什么，是否还在人世？


沉船


61年前，在太平轮沉没前拥挤的船舱里和甲板上，乘客们能深深体味战争年代特有的紧张和慌乱。船一直平稳地行驶，但为了避免被军队拦截，它一度关了灯，也不鸣笛，还不时改变航线，抄小路行驶。


但流落他乡的人们也终于禁不起佳节的热闹，船上逐渐开始喧嚷，人们吃喝、打牌，连大副和二副也参与进来。为了这趟航程，船员们还特地采购了玛琪琳、咖啡、培根、海蜇皮、啤酒和汽水这些应景食品。天气很好，幸存者在事后回忆，当天晚上「海象极佳，无风，无雨，也无雾」。


在这样的热闹中，王兆兰靠在母亲怀里睡着了，而叶伦明则在和朋友们一起吃饭。11时过后，叶伦明站起身来替朋友们盛饭，大约在同一时间，满载着木材和煤炭的货船建元轮迎面开来，并与太平轮相撞。


张典婉后来翻阅了幸存者提供的自述文件和法庭证词。她发现，这些大多只有一页纸的陈述并没有提供多少细节。不过，当时的《大公报》采访了几名幸存者，记下他们的经历：「被船压倒海里，吃了很多水，挣扎着浮到水面抓牢木板或箱子，又被浪打翻，这样三四次，幸亏体力好，后来爬到木板上，半身都浸到水里，寒气逼人，手足都冻僵了。」


王兆兰至今仍记得母亲最后对她喊的那句话：「抓好妹妹。」从梦中惊醒时，她发现自己身处正在下沉的甲板上，四周到处是挣扎和呼喊的人，但很快，温度越降越低，呼救声逐渐变弱。叶伦明趴在一个沉浮的木箱上，熬到天明，才被一艘外国军舰救起。


张典婉把这些都写在自己的书里。她记下这个过程中温暖的依存相助，也记下了「人性的丑恶」。比如，有人曾回忆，有人拿枪指着别人，要求让出木板，还有的不顾身边的求救者，划着救生船扬长而去。


能撑到天亮时分的人有幸等到了救援。政府派出了轮船和飞机进行打捞，一艘外国军舰救出了大部分幸存者，附近的渔民也划着舢板来救人，不过他们大多只见到了「漂浮在水面上的木箱子」。王兆兰活了下来，但她没有抓住自己的妹妹，也再也没见过母亲和另外的弟弟妹妹。


没有人知道具体有多少人遇难。船上有一多半乘客，连个名字都没有留下，更不用说他们各自藏在心里的希望和梦想。


获救者被安顿在医院里。按照张典婉的解读，他们以此为起点选择了不同的方向，但在那时候，大多数人并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命运。


寻找太平轮


在寻找太平轮往事的过程中，令张典婉最难过的是，她不得不一次次「向别人的伤口上撒盐」。不止一次，别人质问「是哪个党派派来的卧底」，或者「动机是什么」。有的人最初同意见面，最后却突然失去音信，有人非常生气地对她关上大门，还有的则生硬地挂断电话，拒绝她的访问。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一名受访者回答说。


为此，她流过很多眼泪，不过还是坚持下来。她在自己的作品《太平轮一九四九》的自序中这样解释自己的想法：「逝者受苦的魂魄需要祈祷安息，幸存者及后代们的暗夜哭泣需要被聆听。」


「那一艘永远抵达不了目的地的轮船上，其实有着比电影铁达尼号更真实、更感动人的事情发生着，不分阶级、省籍、年龄、性别，他们同舟共济，互相扶持直至灭顶。」


2005 年年初，为拍摄那部名为《寻找太平轮》纪录片，她和合作者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开设网站，开始收集到与太平轮有关的零散记忆。


寻找的过程中有很多惊喜。她曾经在一家餐馆偶遇过在太平轮上出生的老人，也曾辗转来到大陆一家档案馆，抖落厚厚的灰尘，翻开了从1949年之后再没有人翻过的档案，找到了当年与太平轮有关的起诉书、证词和罹难者名册，以及太平轮全船构造图。


这部纪录片播放后，越来越多与太平轮有关的故事开始浮出水面，她也得以记录下那些随着幸存者和遇难者后代散落世界各地的故事。


纪录片中引述了当时的一段证词，说「船沉以后，船长在浮桶上跳海死了，他说无脸见人」。后来，船长的后代在张典婉的博客上留言表示感谢，并告诉她：在此之前，他们一直以为父亲失踪了，以后，他们还将继续相信他只是「还没回家」。


张典婉信佛，也信命运。她觉得太平轮的故事「是命运的安排」，而自己寻找的过程也「冥冥中有命运的指引」。她反复强调，很多时候并不是她找到了故事，而是故事找到了她。


叶伦明获救以后到了香港做生意，并因为坚持长跑而小有名气。2005年，他一个在海外读书的后辈通过报社联系了张典婉。最终，张典婉在香港一座地铁站的自动取款机旁见到了他。


尽管已经在记录上阅读过很多遍太平轮的故事，但这一次，她终于亲耳从幸存者那里知道了几十年前的那场灾难。她觉得自己第一次离太平轮这么近。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联系她。有的通过博客，更多人则是把信寄到报社，这些信来自世界各地，「也许是因为他们血脉里都有漂流的因子」。


她把这些故事一点点积累起来，写在书里。2009年，这本名为《太平轮一九四九》的书在台湾出版。


王兆兰则是在看到书以后，才和她取得了联系。在通了很多次电话之后，她才同意与张典婉见面，但要先准备一个月的时间。


当年16岁的小女孩，如今已经满头银发，并在灾难之后，又度过了坚强和努力的大半生。但是，在位于台北的客厅里，讲起太平轮上发生的事，她仍然像个孩子一样，捂着脸放声痛哭。


张典婉发现，尽管已经过去这么多年，太平轮给遇难者家人留下的痛苦，似乎从来没有减弱过，「这样的记忆是不可能淡忘的」。


因此，尽管经历了许多拒绝和抗拒，她觉得自己不应该感到委屈。因为这与围绕着太平轮发生的那些苦难比起来，「实在是太轻微了」。


命运


作为一艘船，太平轮的故事在61年前那个漆黑的夜晚已经结束了。一场巨大的灾难以上千人死亡终结，但张典婉相信，对许多与太平轮发生关联的人来说，那一夜之后，命运故事才真正刚刚开始。


在张典婉找到王兆兰之前，她几乎闭口不提自己的往事，太平轮巨大的阴影笼罩了她一辈子。而叶伦明靠做小手艺养活自己，几十年来，他一直坚持长跑，这是他纪念灾难的方式。


对亲历者来说，那场可怕的灾难也许深及骨髓。一个幸存者曾在事后无数次对儿子谈起那次灾难和逃生的经历。但儿子记得，每到周末，总会有一个穿军装的人来拜访父亲，后来才得知，这是与父亲一起从太平轮上活下来的朋友。


不过，让他印象最深的是，两个男人几乎从不说话，只是坐在客厅里一整天，各自喝茶、看报。这样的日子持续了20年。


他的父亲名叫葛克，1949年时担任国民党军队的少校，妻子在太平轮上遇难。这个故事让张典婉记忆犹新。


但张典婉听到最多的，是关于「等待」的故事。


当时，只有8岁的黄似兰离开母亲，被提前送到台湾，并欢天喜地的等着母来过春节，结果却只等到母亲身亡的消息。


有一张照片记录下黄似兰在上海度过的快乐童年。她留着时尚的发型，穿着漂亮的花裙子，面带笑容。但那样的好日子随着太平轮一起沉到海里了。遭遇变故后，黄似兰被家人带着，在台湾和大陆之间来回奔波，经历过「文革」，挨过批斗，也目睹过家人争夺遗产的明争暗斗。


这样的故事，张典婉收集得越来越多。有个妹妹一直在打听大哥的下落，将近10年后才得知他想尽办法买到一张退票，登上了最后一班太平轮。有位父亲在登上太平轮前，给已到达台湾的妻子和女儿拍电报，要「与你们一起过年」，但从此再也没有音信。


一些故事是幸运的：有一户人家因儿子发高烧，遗憾地退掉船票；另一个有福气的人则是没有挤上火车，误了船。还有些故事，则说不上是幸运的还是不幸的。一名住在欧洲的年轻人写信给张典婉，告诉她自己祖父的故事。当时，祖父订上了最后一班太平轮，全家9口人，9张票，但因有事走不了，就转让给了邻居家，也是9口人。这件事，祖父直到死还在说，说了半辈子。


被后人记住的，还有太平轮所属的中联公司总经理周曹裔的遭遇。当时，周家的住所被愤怒的遇难者家属砸毁，又因为保险公司宣布破产，不得不举家赔偿。周的后人只记得，他们房子越搬越小，母亲把金首饰也卖掉偿债。后来，中联公司名存实亡，周家搬到台湾定居，据说周曹裔老了以后，很少讲话。


随着时局动荡，太平轮沉船案的审理和赔偿事宜草草收场，不了了之。与这场悲剧相关的档案和资料分散各地，逐渐湮灭。但张典婉觉得，她所找到的每一个故事的主人公，「都有他们各自的期待和挂念，一生都在等待」。


祭奠


对太平轮的祭奠从61年前就开始了。当时，失去了妻子和幼儿的杨洪钊与其他几名家属一起，摇着一艘借来的小船，在出事的海域附近徘徊。他们一边呼喊着亲人的名字，一边洒下冥纸，替死去的亲人招魂。


1951年，于右任题写的「太平轮遇难乘客纪念碑」在台湾基隆港立起。自从2005年关于太平轮的纪录片播出后，每年1月27日，在基隆，都会有一场并不正式的纪念，人们聚在一起，用鲜花纪念那些没有到达这里的人。


5月25日，在海峡的另一岸，太平轮当年沉没的海域附近，另一场悼念平淡地进行。


叶伦明从福州赶来，他已经90岁，刚生过一场大病。王兆兰从台湾赶来，她「做梦都没有想到还能回到沉船的地方」。从各地聚到一起的，还有其他20多名闻讯而来的遇难者家属。黄似兰花了两个月时间叠了一千只纸鹤，另一名遇难者的后人则长途跋涉，带来了一束黄菊花，要把它们撒在海面上。


如果记忆没有发生偏差，这一天的天气和61年前一样好。嵊泗县白节山岛附近的海面上没有风，浪很小，坐在一艘粉刷一新的、租来的渔船上，人们心情复杂。


黄似兰跪在船头痛哭失声，她向母亲哭诉在心头压了 61年的愧疚，因为她没有拉住妹妹的手。75岁的张昭雄则把母亲的照片带来了，满头白发的老人哭着说，他希望让沉在海底父亲再看一眼61年前永诀的母亲。


组织这场祭奠的张典婉说，让她欣慰的是，此前，她找到的故事多半在香港和台湾，总感觉太平轮的故事「拼图少了一半」，但这一次，拼图的另一半也在出现，让这场灾难的图景逐渐完整起来。


一名广州的导演听说海祭的事情后，辗转找到她。当年，他有17名家人在海难中去世，他曾经写过一篇小说《海殇》，专门追溯这段往事。


在附近的白节山上看守灯塔的周文华，也向她和前来祭奠的人们回忆往事。当年，周文华24岁，透过灯塔上的望远镜亲眼看到太平轮渐渐沉入水中，当时船上一片火光。


张典婉觉得，还有更多故事没有出现。但她相信，当年这些被时代裹挟的个体命运，在散落了几十年以后，一定会慢慢清晰起来。


等待


3月初，在太平轮沉没的海面附近，舟山群岛中一个名叫「长途」的小岛上，一个名叫陈远宽的76 岁老人，在报纸上看到了张典婉要组织海祭的消息，托亲戚给张典婉打了个电话，让她「一定要来看看」。


为了到达这个地图上都很难找到的小岛，张典婉必须先乘两班渡轮，再转乘小的机动船。岛上是个渔村，土石垒砌的房子看上去有很多年没有变化了。这里没有什么机动车，也没有什么年轻人。


陈远宽不太会说普通话。他一夜没睡，见到张典婉的第一句话是：「我等了你好久。」


太平轮沉船后，村里陆续漂来木板和盛衣服的箱子。两天后，陈远宽的父亲从海上救起了一个被油污裹住的女人，她留着烫过的短发，穿着高跟鞋，「很漂亮」，看起来是有钱人家的小姐。女人还活着，并清晰地说出自己的名字叫张桂樱，但不久后，她还是死掉了。


后来，父亲和村民们一起，把张桂樱和另一具捞起的浮尸埋到离海边最近的悬崖边，并堆起了两个坟头。据说，在这一带的渔村里，海上的尸体被称为「宝贝」，因为渔民们希望，如果自己有一天在海上遭遇不测，别人也会善待自己。


那一年，陈远宽15岁。第二年，父亲去世。之前，他把陈远宽叫到身边，一遍遍地叮嘱他，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张桂樱的亲人，以便让他们把她的尸骨移回家乡。


陈远宽至今不知道张桂樱家在哪里，也不知道她的家人是谁。但为了这句叮嘱，他等了60年，从一个少年等成了老头儿。如今，他几乎已经和1949年的父亲一样老了。


因为年纪太大，他甚至已经没力气陪张典婉去看那两座坟。通往埋着张桂樱的悬崖的路因为很久没有人走，早就荒废了，村民们带着张典婉，手脚并用攀了上去。在用带来的斧头砍掉丛生的灌木之后和杂草，张典婉看到了那两座坟。


她猜不出，这个叫张桂樱的漂亮女人，当年是为了什么而匆忙挤上太平轮，她身上又发生过什么故事。但她能确定，这个女人和那艘沉船上的大多数人一样，以为自己很快就能抵达彼岸。


她也知道，另外1000多人和她一样，为了生计，告别家园登上太平轮，在旧历年的倒数第二天，在一个旧时代结束前的最后时刻，茫然地出发了。他们随后就被波涛吞没。


本文原载于《冰点周刊》，人物新媒体获作者授权发布

“国家新生，而个人如此萎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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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03 张丰 大家

1949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年份，但是一直以来，关于这一年的历史叙述都是宏观的大历史，而很少有人注意到个人的命运。沈从文在那一年叹道：“国家新生，而个人如此萎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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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丰


2009 年，太平轮遭遇海难60周年，遇难者之一、著名音乐家吴伯超先生的女儿吴漪曼看到新闻，有人要把太平轮拍成爱情故事，她非常着急：“太平轮是生离死别，是时代的悲剧，怎么会只有爱情呢？真实的故事，超越爱情太多。”

那个人就是吴宇森。如今，这部电影终于要上映了。吴宇森在多个场合都透露，《太平轮》由三段爱情故事组成，是动乱年代三对恋人悲欢离合的群戏，也是关于中国人的命运和感情的文艺片。不管遇难者家属的感受如何，《太平轮》最终仍不可避免地把这场海难浪漫化了。这是导演的权利，也是商业的权力。对观众来说，在影院接受一场泰坦尼克式的爱情洗礼的同时，也应该追究这样一个问题，在历史上，太平轮事件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伤痛？如今除了消费，这次海难还有什么意义？

1949年1月27日，南方的农历小年夜，第二天就是除夕。太平轮在年关的黄昏从上海起港，约晚上11点40，在舟山群岛和货船建元轮相撞。建元轮先沉，几分钟后，太平轮也迅速下沉。最后只有36人被路过的澳大利亚军舰救起，上千人遇难。

张典婉的《太平轮一九四九》是在拍摄《寻找太平轮》纪录片（2005年播出）的基础上，寻访幸存者、遇难者家属，并多方调研补充材料写成，2009年，太平轮遭遇海难60周年，这本书在台湾出版，两年后在大陆出版。我喜欢《太平轮一九四九》这个书名，在“太平轮”三个字后，只添加了一个时间概念。同一年，龙应台的《大江大河1949》也在台湾出版。

在2009年，60年前的1949成为一个热门话题，那一年的国共内战终见分晓，两岸走向不同道路。在大陆，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宏大的战争题材电视剧《解放》，“领袖”仍由唐国强主演，“再现了三大战役的宏伟场面”。事实上，和台湾方面抛弃 “沦陷”一词一样，大陆主流媒体以“解放”这个概念来称呼1949也已经过时，更常见的办法是用“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后”来区分时间。“解放” 和“沦陷”都是战争与革命范畴的概念，而“新”与“旧”的对照，则巧妙地把那段历史置于1840年以来的整个现代史进程中，至少从20世纪初期开始， “新”已经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在文学和历史书写中占据了价值制高点。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新”和“增长”更是意味着进步的、好的甚至正确的。

不管是“解放”还是“发展”，都是一种宏大叙事。电视剧《解放》中，“歼敌数十万”的说法仍充满感情地出现在画外音中。即使在当下，在大多数媒体上，整个社会都会被简约成一堆数字。但是，《太平轮一九四九》用一个“1949”这样的时间概念，让叙述脱离了宏大叙事的集体主义式束缚，就像舟山海域那冰冷的海水一样，没有任何意识形态色彩。回到一九四九，回到那艘臭味熏天的大船，回到那船上狼狈的人，让一个个生命重新鲜活起来。有人这样评价张典婉：“别人写的是政治，你写的是命运。”1949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年份，但是一直以来，关于这一年的历史叙述都是宏观的大历史，而很少有人注意到个人的命运。沈从文在那一年叹道：“国家新生，而个人如此萎悴。”

《太平轮一九四九》体现了新的史观，努力为每一个人找回名字，找回最后的生命轨迹，找回个人的历史。张典婉“寻找太平轮”的努力，体现在三个层面：寻找36个生还者，让他们回忆海难的具体场景；和遇难者家属聊天，重构遇难者登船前的点点滴滴；寻找和太平轮有关的外围人物，比如太平轮以往班次的乘客，还原太平轮上的生活场景。这一切都困难重重。在2009年前，叶伦明是唯一能采访到的生还者，台湾版推出后，又采访到一位生还者王兆兰。

令人动容的是，叶伦明一直用他自己的方式——长跑来纪念当年死难的朋友，他是香港最年长的马拉松选手。叶伦明老家在东北鸭绿江边，1921年出生于日本，五岁时回到福州，24岁奉父命娶了一位福州女子为妻，日本投降后，他就带着妻子到台湾打天下。他的获救，和所有人一样，主要是靠运气，在海中他抓住了三个木桶中的一个（1949年报刊上刊登的生还者的回忆，船在倾斜时掉进水里的三个木箱子或木桶，是他们能够活着坚持到澳大利亚军舰到来的主要原因）。获救后，大家各奔东西，叶伦明也回到了东北老家，他对乘船产生了恐惧，只能靠写信和在台北的妻子联系。不久，两岸陷入封锁，他失去与在台湾的妻子、兄弟的联络。1980年代改革开放后，他到了香港，才知道妻子在太平轮事件的第二年就改嫁了。张典婉几次试着请他谈妻子与婚姻，他都低头不语，后来干脆否认结过婚。据其家人说，前些年他的原配再嫁丈夫已过世，晚辈希望撮合他们再续前缘，他说：“不要了，她没等我，一个人习惯了。”

尽管只采访到一个生还者，但叶伦明的故事，应该是整个生还者群体的缩影。他爱上长跑，“跑到倒下为止”，伴随他长跑的勇气，正是60年前那些在太平轮上无缘活下来的伙伴们。他说每次慢跑就是一次活下去的勇气。60年前一起在船上的朋友，来不及到达台湾就被大海吞噬，他幸运地活着，他要努力留住呼吸与生命的感觉。“只要跑步，就觉得肉体、心灵都满足，也从不感觉孤独”。这是孤独的纪念，或许也是海难后遗症。每一位生还者，在其后的生活中，都是在孤独地长跑。另一位生还者王兆兰，在接受张典婉访谈时，数度掩面啜泣。她是36位生还者中最年轻的一位，那一年她的大妹14岁，小妹10岁，弟弟8岁，他们都乘坐同一艘船，没来得及长大。

遇难者不是一堆数字，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尽量找到并确认每一个生还者和遇难者的信息，就是把每一个数字升华为一个人的过程。海难的第二天，有舟山渔民从水中救起一个女性，“面容姣好，穿着旗袍，高跟鞋”，身上还有证件写着“张桂英”的名字。这名女子被救上来时还有呼吸，但最终没有救活。当地渔民只有为她建一座坟，等相关部门或亲人前来，但一直没有消息——要确证太平轮的任何一点信息，都太难了。太平轮登记买票的乘客只有508人，而根据当时的惯例，挤上的乘客不下上千人，大多数遇难者，名字都永远无法确定。更重要的是，沉船事故的调查及事后赔偿开始不久，上海就“解放”了，参与调查的国民党政府机构，也在仓皇之间转移。其后，是长达30年的两岸封锁，没有人再提太平轮。

正是由于两岸的封锁和调查的中断，沉没的太平轮最终“沉默”，关于这艘船的民间传说就日渐多了起来。流传最广的是，太平轮是一艘黄金船。 1949年之前，国民党确实往台湾运送了大量黄金和文物，而在大陆民间，把台湾日后经济的腾飞归功于蒋介石所带去的黄金，这种说法也大有市场，甚至央视的《焦点访谈》在不久前报道的一个挖宝骗局，骗局的主谋还在声称发现了蒋介石留在大陆黄金的藏宝图。据学者陈玲考证，目前有关太平轮是黄金船的传说，有两个来源：一是在白节山灯塔，有人发现了一张关于太平轮的无编号、无年份、无作者的卡片，其中记述了太平轮沉没时的情形，并提到太平轮上有黄金。二是1994 年6月的《中国海洋报》1994年5月的《舟山文化报》，分别刊登了署名为叶尔的文章《一九四九，一艘黄金船沉没在舟山海域》，而事实上该文是抄自某文献中的人物回忆录。

太平轮上有没有黄金？答案肯定是有。事后打捞的尸体上，有的妇女手和脚上都有金链子。那是逃亡的年代，有不少人带上了全部家当，但所谓的黄金也不过是这种金链子而已。太平轮不是运送黄金的船，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但是黄金船的传说永远有市场，因为和真相相比，人们更相信传说，有关海难的浪漫化想象，永远比海难本身有吸引力。这种浪漫化想象，甚至在灾难发生后不久就可以产生，船难发生后，有各种因为机缘巧合而没有上船从而幸免于难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是关于孩子的：有家长说，本来是要上船的，孩子哭闹不愿意登船，说船上的人都没有头……这种鬼故事，在不同的灾难后都会有不同版本的流传。但即使是如此荒诞的传说，都不缺乏听众。

最荒诞的浪漫化，非爱情莫属。张典婉几年努力发掘，收获的都是伤痛，并没有在太平轮上发现任何爱情的踪迹。太平轮是一艘货船改装而来，最后一次航行，仍装运了几百吨钢材。上千乘客，大多数都没有舱位，只能挤在过道里和甲板上，很多人晕船呕吐，船上味道难闻，很难让人产生浪漫的感觉。不过，这不影响吴宇森把太平轮事件拍成爱情大片。电影将用高科技手段，给人以海难的逼真感，在这个时代，人们不需要真，只要“逼真”就够了。

    附，书籍相关

    书名：《太平轮一九四九》
    作者：张典婉
    出版社：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2011-6
    页数：285
    定价：30.00元
    装帧：平装
    ISBN：9787108037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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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评·《太平轮》 | 杨素：再无乱世生离死别
2014-12-06 杨素 大家

固然改变了一个个家庭的命运与生命轨迹，但当国难凝结成一滴滴触手可及的泪水，映照着绝望的死亡，人才会有所感，这便是乱世；每个微不足道的片刻决定，都可能是一人、一家、一城、一国的命运转捩点，生命竟是如此渺小而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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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无乱世生离死别》
—— 寄语《太平轮》与1949
文/杨素

吴宇森执导的《太平轮》，以爱情故事为经，又一次，将1949年许多家庭在两岸间的流离、逃亡、家国之痛搬上了台面。

以往类似电影，多纠缠于两岸意识形态正统之争，对政治的描述总是盖过人性与历史伤痛；《太平轮》则从商业电影框架出发，谈爱情，谈离散，看似不着力，但隐然已有以小窥大，暗喻战火浮生之感；起码比之许多诉诸大堆头、大场面，内容却苍白不已的大匠巨作高明许多。

常有人将太平轮之难比之西方的泰坦尼克号。

事实上，太平轮的悲剧没有纸醉金迷的氛围，也从未夸耀无从撼动的钢铁外壳，甚至它欠缺了泰坦尼克号那股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戏剧性；太平轮的悲剧纯粹是被时代所定义，是那个流离年代的插曲。

这千余人搭了船，大部分是为国府这栋大厦将倾，不得不选择逃离，很多人还以为有机会重回故国，只是没想到留下尽是生离死别的泪水与悲怆。一如龙应台《大江大海》、齐邦媛《巨流河》，这是部属于失败者的史诗，一页无从诉说的伤痛。

凡事皆不确定的1949年，正是《太平轮》最重要的背景。

1949年1月27日，除夕前一天，离蒋介石刚刚宣布“下野”仅一星期不到；中联公司旗下豪华客轮太平轮，一如往常，载满着拥挤的旅客与大批货物，心急如焚地自上海外滩码头夜航台湾的基隆港。

其实早自1948年，随国共内战越演越烈、国民党节节败退以来，大批人潮便跟着国府各机关预作播迁台湾准备的同时，已想办法来台暂避一阵子。有的是家人先来台安置，有人是先来台谋个职务，不一而足，但极少人抱着来台永久定居的准备，也没什么购屋置产的打算。

但等淮海战役一败，别提故宫国宝和中央银行黄金都已展开秘密启运，战火硝烟沿着大地滚滚而来，国民党统治下各城市人群更是往东南沿海大规模移动，纷纷涌往上海、广州等港口，就是希望买张船票到台湾或到香港，以备不时之需。尤其国府官员眷属、国大代表、学生、公务人员，几乎把码头挤翻了天，人声鼎沸，所有人争先恐后，就是希望先挤上船再说。

据目前资料，光是1948年就有近9万人来台；1949年间，来台人数更爆涨到30万之谱，还不含国民党旗下50万官兵，足见情况惨烈。当时中兴轮、太平轮等往来台湾与上海的定期航班，船票价格飞涨，还是一位难求；没有关系，连黄牛票都买不到，就连受蒋介石器重正隆的雷震，也是托汤恩伯安排，才能把家人与一些家当安排上船；到了船上还有一关关需要打点。

当时，上海飞台湾班机几乎班班客满；海运同样棘手，一天最高纪录有55艘船只穿梭两岸，每天都有大批人来票口询问票价与班次。情势紧急，超载成了家常便饭；越没位子，越有人想往上挤，甚至因此跌落船边海面。为让多一点人挤上船，国民党部队也常常下令，把还能使用的武器装备直接弃置码头上，更别提一般人拿不上船的银元、家当、古书典籍。

套句当时亲眼目睹这一波迁徙潮的见证者所说，几乎全上海的有钱人都跑了，“就是逃难啊！”

太平轮也不例外。

太平轮原本是二战时期的铁壳运输船，为船公司扩大营运，改装投入客运仅几个月，每星期往返上海基隆两次，客货两载，票价极贵。1949年1月27日中午，千余人挤上太平轮，有票乘客仅508人、船员124名；更有600吨钢条、《东南日报》印刷器材、100多吨纸张、中央银行重要文件1317箱等货物，船舱早已客满。另挤进没有船票、偷偷夹带上船约300人，整条船水泄不通，“全无缝隙”。

这些人，有名震一时的各方大员，也有家财万贯的富商，还有商人是打算回台过年、收账，在连金条都不一定换得到船位的时刻，很多人走后门、靠关系才能挤上太平轮，急着到台湾与亲人相聚。上得了船，好歹松了口气，不少人陷入熟睡，未来如何，也只能等到这蕞尔小岛再作打算，起码换得眼前短暂的太平。

原本，海上大雾，加上装货延误，上午10时出发的太平轮航班，延至下午4时18分才启航；开船后，为回避管制夜航的戒严令，没开航行灯就驶出吴淞口，改变航程，抄近路，直驱基隆港；途中风平浪静，海象极佳，看来一路无事。

未料就在舟山群岛海域由西北向东南方向行驶时，竟拦腰撞上满载煤矿及木材的建元轮，被撞的建元轮立刻沉没；有些太平轮乘客听到巨响与撞击声，还曾出来一探究竟，发觉无异状，也就各自返回船舱就寝。

但仅半小时，船上已有乘客惊呼前舱大量进水，原本船员还希望向白节山靠岸、搁浅沙洲；终究挡不住大海威力，仅一刻钟就沉没海里。无论有无名气、是否身缠万贯，一个个落水者受困于天寒地冻的大江大海，无分贫富贵贱，多因此冻死或溺毙，仅38人获救，徒留身外物的珠宝、首饰、文牍在海面上沉浮。

或正如幸存者徐志浩描述那人间炼狱景状，“一个母亲手紧紧地挽着她四个儿女，四个孩子也都紧紧地拥抱着他们那位唯一的最后的保护者，他们都知道这是死亡的一刹那，最后，他们完全被无情的海水吞了下去。我也看见用手巾满包着的金条，在人们全身只剩一个头在水面时，这时价值百万金圆的金条也都不再恋惜地被送到了海的怀抱里。什么都在这时成了废物。”

后续赔偿与善后当然是烂账一场；因为太平轮沉没后五天，北平失守；紧接着，国民政府南迁广州。海上死了千余人，不过是这场大变局的序幕而已，自顾不暇的国民党又哪有力气帮罹难者家庭料理官司？

相反地，无视命运女神的戾气，越来越多对时局忧心的人，似乎浑不知太平轮噩运般，想以更快速度，挤上开往台湾的客轮，难民络绎不绝。是以罹难者家属固然面临生离死别的悲恸，甚至站在码头，眺望不可知的将来，内心无比惊骇悲痛。但在这无情的大时代，谁又不是如此？

但随着一批又一批的人于1949年涌进台湾，住房、物价、粮食短缺等问题迅速浮现。当时在台主管政务的陈诚，也受不了这沉重的压力，宣称为防止人口过度增加，确保台湾治安，实施严格的入境管制，规定凡登船者须有身份证、入台证，否则一律原船遣返。为防堵可疑人、亲共人士在台湾境内逗留，台湾方面还厉行了户口检查，以求“肃清内奸”，也为台湾白色恐怖时期揭开了序幕。

船难，固然改变了一个个家庭的命运与生命轨迹，但当国难凝结成一滴滴触手可及的泪水，映照着绝望的死亡，人才会有所感，这便是乱世；每个微不足道的片刻决定，都可能是一人、一家、一城、一国的命运转捩点，生命竟是如此渺小而微不足道。

或正因此，在台湾，太平轮成了件不容轻易开口言说的禁忌；仅留基隆港东16码头，立有于右任手书“太平轮遇难旅客纪念碑”10个大字刻在雪白石碑上，仿佛留住些许痕迹。但随岸边土石积累，碑石离海岸越来越远，更被海军基隆后勤指挥部圈进营区；以军管之严，连家人都难去吊唁；太平轮更一度遭人遗忘。

毕竟，太平轮的覆灭代表了国民党1949年之际，仓荒奔逃、不堪回首的过去，是那个惊慌失措、去日无多的年代注脚。既然，连中联集团被扣押抵债的轮船都在高雄港的仓库中锈蚀腐败，何不把深海之中的太平轮一并遗忘？

几十年后，当我们再度望向台湾海峡，两岸武力僵持氛围似已成往事，断绝几十年的两岸航线重新启航；只剩太平轮与许多罹难者仍长眠在嵊泗岛西南方向、白节山海域55公尺的深海海底，1949年的仓皇失措、恐惧、悲恸恍如隔世。

这船上的人们似乎从未离去，只是与许多渡海来台、却在海峡折戟沉沙的先民一般，俱成乱世悲歌的一页。

但即便幸存者，逃离也成了他们生命中的主题，有人自此骨肉分离、抱憾终生；有人毕生颠簸、备受坎坷。这许许多多有限生命，追求的不是桃花源，更绝非摩西式的出埃及记；或只是乱世之中的些许太平，求个安身之所。虽然卑微了些，却是人们最诚挚的期待。

一如北京永宝斋店主常子春，他带着妻子、七名子女与弟弟搭上太平轮，为只是想来台有个好发展，未料因此家破人亡。生死一瞬间的残酷并未击溃常子春，日子总要过下去；哀痛之余，他后半生协助当局创建台北第一座清真寺，圆顶尖塔、气象万千，至今仍矗立在大安森林公园旁，为全台伊斯兰教最重要的精神象征。

“不因为悲剧而放弃，而是重新出发”，这重生的力量，足以超越伤痛、超越颠沛流离，甚至超越乱世，或许才是已然静卧在宽阔的大海，安息于永恒平静的太平轮，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

对哦，大安区那边是有个白色的清真寺，貌似规模还不小的，，，，

@飘飘然也Y
張靈甫傳奇 - 陶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