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4-11-10 21:45
谁让教会大学走向消亡
谁让教会大学走向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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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进步的教会大学
1948年秋，北平的街道上挤满了从东北关外撤回来的国民党败兵，四野的解放军即将南下，北平城里充满着改朝换代的气氛。
就在这个时候，一封来自纽约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托事部的信，送到了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手里。
在信里，托事部要求陆志韦把燕京大学迁走，他们认为，在一个信奉无神论的无产阶级政权之下，教会大学前景并不乐观。
决定权在陆志韦手里。早在在1927年，中华基督教教育会通过决定，将学校逐渐交还中国人办理，但纽约托事部则凭借掌握着教会学校的部分筹款，对校务有着发言权。
陆志韦对来信不以为然，在他对美国回信中表示，他决定冒险留下来，这不仅因为他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具有的再自然不过的情感，更重要的是他 “希望能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找到有效的沟通，如果成功则有助于人道和自由在中国的存在。”
在内战炮火炽烈，两种意识形态不同的阵营在战场上每日殊死搏斗之际，陆志韦 “希望能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找到有效的沟通”，是有他的底气在的。这底气不仅来源于他同叶剑英的私交，更源于燕京大学自身。
中国人常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西方的“外来和尚”——传教士们创建的教会大学，将近代大学引入了中国。从中国土地上的第一所近代大学——圣约翰大学（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所近代大学，则是北洋大学堂或京师大学堂），到民国时期教会大学与国立大学、私立大学三足鼎立。
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协和医学院、辅仁大学、震旦大学等，教会大学名校辈出，在中国教育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要上教会大学，就要缴纳比国立和私立学校高的多的学费。30年代，国立北京大学学生每年交22元学杂费就行，而燕京大学学生则要交162元，但求学者仍然是趋之若鹜.
除了良好的英语环境和优越的硬件设施，教会大学之所以如此有吸引力的原因，恐怕就是像“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让蔡元培治下的北大盛极一时一样，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样的治学理念，也让教会大学大师辈出，同时吸引了大量有理想的青年学子。
有着“洋人”背景的教会大学，让国民党当局不能像对中国其他大学那样插手与控制，也因此有着比其他大学更加宽松的学术空间。教会大学对学生是否皈依基督教信仰不作要求，在政治立场上，也尽量秉持“独立”的方针，不仅各种政治立场书都有，甚至有一些被国民党当局列为禁书的马克思主义书籍。
经济学家周有光回忆，自己读的圣约翰大学是教会学校，但是不仅信教自由，而且思想自由，不同立场的书可以拿来比较： “我从图书馆借来马克思的《资本论》英译本，埋头看完，没有看懂。又借来托洛茨基的《斯大林伪造历史》，英文写得很好，当时我不相信他的说法，认为他在造谣。”
在教会大学的图书馆里，有三民主义的书，也有马克思主义的书。学生的政治立场，由学生自由选择。结果在当时革命的大环境下，很多学生都选择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原本应该政治立场保守的教会学校，甚至成为了历次革命运动的先锋，几乎每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中，都少不了教会大学的学生。仅燕京大学，就有黄华、周南、韩叙、张大中等知名革命者。至今北大未名湖畔，还有着当年燕京大学学生从事革命活动时的地下“秘密基地”，已经成为了革命遗址。1948年8月19日，燕大校长陆志韦同全校师生一起，共同抵制了国民党当局试图到燕大学生中抓捕中共地下党的行动.
就这样，教会大学与其他隶属于国民党当局的大学不同，有着更多的革命色彩。早在抗战结束之际，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就曾热情称赞燕大为“民主堡垒”。
拥抱新时代的燕京大学
教会大学的独立性，导致了同国民党执政当局的“不合作”，却在相当程度上，增加了中共对其的好感。
在中共中央尚未进京之时，毛泽东曾邀请4位大学教授前往西柏坡晤谈，其中3人都是燕京大学的教授。周恩来当时还有过一个很著名的观点：盗泉之水，可以养田。认为只要美国不干涉燕京的事情，我们还是可以接受美国托事部的钱来办我们的教育。解放军准备攻城时，毛泽东还曾两度电令林彪，要注意保护西郊清华、燕京等校园的安全。
解放军进城时，多所教会学校也加入了欢迎解放军的群众行列。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率师生前往街头欢迎解放军，而燕大校长陆志韦则在教职员会上兴奋地说： “我们已经解放了！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
新政府也非常关心教会大学的发展，1949年10月1日，陆志韦被请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在检阅到燕大学生的队伍时，毛泽东高呼“燕京大学的同志们万岁”。这无疑让因为“别了，司徒雷登”而紧张的燕大师生们，格外兴奋而自豪。
据当时曾在燕大读过书，开国大典时正在清华上学的资中筠回忆：“当时那种压倒性的大气势没法抗拒；从历史讲，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位的追求就是国家富强，共产党诉诸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毛泽东一句 ‘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几乎打动了所有的人。”
这种感受，在主席台上的陆志韦应该更加强烈。
要 “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找到有效的沟通” 的陆志韦，原想利用燕京大学介于中美之间的身份，为即将到来的中共新政权和美国间，架起一道桥梁。这种“中间人”的身份，无疑能够确保燕京大学的独立性，也能“有助于人道和自由在中国的存在”。而中共对燕京大学同美国的联系，尤其经济联系的开放态度，更增强了他的信心。
但与之同时，陆志韦不但有着“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然情感”，而且同纽约托事部曾经长达一年的纠葛对抗，也让他坚持“不做纽约托事部的幌子”。在中美发生冲突时，陆志韦的立场就可想而知了。
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和志愿军入朝，中国人的爱国热情被普遍激发起来，民族主义虽不被公开宣传，但在反帝浪潮下激起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情绪，教会大学也顺应了这个浪潮。1950年秋，中国基督教界发表宣言“防止帝国主义利用教会危害中国人民”，各个教会大学校长纷纷签名支持，从教授到学生纷纷撰文，愤怒声讨美帝的文化侵略。
在中美交战的形势下，周恩来要“用美国的钱来办我们的教育”，自然不能实现了，教会大学同美国脱离关系，也成为了必然。
1951年1月11日，教育部发出文件，强调新中国不允许外国人在我们国家内办学校的方针。包括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等首批11所教会大学改为公办；沪江大学、东吴大学等大学改为中国人自办，仍维持私立，政府给予补贴。
这个时候的陆志韦等人，并未觉得教会大学失去教会的背景，是教会大学消亡的开始。相反，他认为，这正是党对燕大的信任，而燕大性质的改变，则是燕大的新生。陆志韦这种主动接受改造，欢迎改造的情绪，是很多知识分子共同的心声。曾经逃避政治的资中筠，在解释自己此时开始思想转变的原因就是：“大家认为，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共产党能够使得中国强大起来。在这种前提下，党说我们需要改造，我们就诚心诚意接受改造。”
陆志韦此时无疑是干劲满满，他不断向海外发去电报，呼吁海外学子，回国参与新中国的建设。在美国的巫宁坤，就是在1951年新年收到了陆志韦的急电，邀请其回国在燕大任教，遂毅然回国的。
陆志韦无疑已经彻底地倒向新政府一边，要“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找到有效的沟通”所必不可少的燕大的特殊背景，对于他而言已成为了历史负担。而摆脱这个背景，才是燕大的“重获新生”。在1951年2月的校报上，他撰文表示：“人民是信任我们的，政府也有新的任务要交给我们，重获新生后，不论从名义上、经费上、教学的观点和方法上，燕京都完全和永久的是中国人民的大学。”
陆志韦无疑已经彻底地倒向新政府一边，要“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找到有效的沟通”所必不可少的燕大的特殊背景，对于他而言已成为了历史负担。而摆脱这个背景，才是燕大的“重获新生”。在1951年2月的校报上，他撰文表示：“人民是信任我们的，政府也有新的任务要交给我们，重获新生后，不论从名义上、经费上、教学的观点和方法上，燕京都完全和永久的是中国人民的大学。”
燕大的积极运动和最终的“被运动”
陆志韦的判断似乎没有错误，燕京大学转为公办后，仍然有着和北大清华旗鼓相当的地位。1951年底，陆志韦更进一步，提交了将燕京大学转为国立的申请，申请得到通过后，毛泽东还亲自书写了新的燕大校名，燕大当即将毛泽东的题字做成牌匾，悬挂到西校门上，并做成校徽，供全体师生佩戴。办公楼前还扎起彩坊，挂起了“庆祝燕京新生”的横幅。
但陆志韦可能没有想到的是，当纽约托事部给他写信，警告燕大前途不容乐观之际，他认为，燕大居于中美之间，保持独立性，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发言权。但而今，中美交战，燕大又自愿而积极地把自己的独立交出去，那燕大除了有“美国帝国主义历史背景”的包袱，还有什么？燕大拼命地向“革命”靠拢，那组织为何不顺水推舟呢？
1952年，燕大刚刚转为国立大学不久，陆志韦就被突然调到中科院去做研究员，地下党领袖翁独健代理校长工作，而37年入党的老党员、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被派到燕京大学做政治工作。
1952年，中国大陆的教育界，掀起了一轮院系大调整运动，运动的目的是将高等教育改造为新中国需要的教育。
那么新中国的教育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早在1950年6月，教育部长马叙伦就在会议上说过： “决不能重蹈过去所谓‘为学术而学术’的覆辙”，“新中国的教育应该是反映新中国的政治经济，作为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斗争工具的新教育。”
按照苏联的思路，院系调整撤消不需要太脱离实际的专业，而着力大量培养能直接参与国家经济建设的专门人才，这与教会大学奉行的通才教育南辕北辙。在调整的浪潮中，燕大被北大、清华、人大瓜分，校名撤销，校园给予北大。全国各地的教会大学也被纷纷拆分、撤销。
回想陆志韦所说的“获得新生后，不论从名义上、经费上、教学的观点和方法上，燕大都完全和永久的是中国人民的大学”，不但呼应了马叙伦，其实也与其后院系调整的精神一脉相承。
陆志韦忘记了那个仿佛预言一样的燕大校训：“因真理，以服务，得自由”。当学术的目的不是学术真理，而是“一种斗争工具”，那么“得自由”也就自然化为泡影。
这校训、乃至背后的立校精神，在陆志韦等人同燕大一起“获得新生”时，为人所遗忘了，后来也没有人再记起。而在经历了一系列运动的陆志韦从“过去那种爽朗、锐利而又带点调皮的眼神不见了”，到“不时流露一种勉强、疲乏，甚至带些规避的神色”，“而在工作中仍与陆志韦多有往来的北京大学教师林焘发现，那个曾经才气横溢、傲视王侯的学者不见了，陆志韦变成了一个谨言慎行的长者”。
据当事人徐萍芳多年之后回忆，当时燕大师生们对燕大命运并不怎么关心：“一旦院校合并，将来到哪个学校去便成了问题。所以老师们对于这个问题特别关心，一天到晚打听这些问题。学生对于这个问题倒不关心，我们的心态是无所谓，只要有学上就可以了。” 当一个学校的精神失去了，它的存在与否，也就没那么多人关心和挽留了。而这，恰恰是那些曾捍卫这种精神的人一手推动的。
燕大消亡后的燕大人
院系调整后，学校不复存在，而那些曾经属于学校一部分的燕大人们，他们的命运又是怎么样的呢？
曾经寄希望于新政权的人们，谁也没有想到，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又一场的运动。
在运动之后，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之女成为北京市政协委员；年方31岁的吴兴华一跃成为北大西语系英语教研室主任，领导着包括朱光潜、赵萝蕤、杨周翰等众多知名教授；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调门最积极的翦伯赞教授成为北大历史系系主任，执历史界之牛耳。
另一方面，陆志韦调到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文字改革小组，对父亲保持沉默的陆志韦之子陆卓明被开除出青年团；赵紫宸调入市内燕京神学院，张东荪未分配工作，继续接受审查。
而据巫宁坤回忆，“院系调整后，赵萝蕤来访，向我传达本系教师分配情况。五名教授中，她本人和其余三位教授都去北大，唯有我的去处是天津南开大学。话一出口，她就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我明白她的心情。当初她让我放弃未完成的博士论文，万里来归，而现在却只能让我任人摆布，无可奈何，吉凶莫测，她怎能不感到由衷的负疚？当初，她满怀信心，要壮大燕京的英语教授阵容，以芝大英语系为蓝本建立一个优异的英语专业。如今她以稀有的才华构建的象牙之塔在狂风暴雨中化为灰烬，美好的梦想成为镜花水月，她怎能不伤心欲绝”？
但这样的遭遇也才刚刚开始，在这之后，“1957年我中了“阳谋”暗算，辗转听说梦家也落难，萝蕤受打击，患了精神分裂症。1958年，我发配北大荒，从此颠沛流离，多年与萝蕤不通音信。只知道她仍在北大任教，但身为“右派”家属，又为精神病所苦，日子一定不会好过。及至“十年浩劫”临头，又辗转听说梦家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腥风血雨中不堪凌辱而自裁。萝蕤从此孑然一身，精神分裂症更形加剧”。
此时，燕大精神消失了，燕大人也四散飘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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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的复建困难重重。美国托事部曾想在台湾重建燕大，讽刺的是，蒋介石对燕大长期的亲共左倾立场耿耿于怀，否决了重建请求。近来北京大学燕京学堂一事沸沸扬扬，很多人觉得，燕京学堂不能承载“燕京大学”的内涵，是因为缺少了燕大应有的东西。而这些缺少的、让燕大难以重建的东西，也许正是曾经那些燕大人自己放弃的，而正因为没有了这些，使得燕大最终走向了消亡。
yingyinc 2014-11-10 21:46
萧婷：最后的燕大
发布时间:2012-06-04 16:12 作者:萧婷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5368次
[url]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2060461150.html[/url]
在中国21所教会大学中，燕京大学显然是一面旗帜。然而，当新中国决定割断与西方世界的联系，清除西方文化的影响时，燕京大学也无可避免地处在了风暴眼的中心。那些曾经的教会大学，那一代学人和他们追求的博雅教育传统，早已随风而逝。
1951年，留学美国的巫宁坤，顾不上完成手中的博士论文，便急匆匆地回国到燕京大学执教。在他心中，能得到燕京大学的教职是莫大的荣誉。那时，燕大是与北大、清华并称的国内一流大学。
当他远渡重洋，第一次站到燕京大学门口时，被这个美丽的校园迷住了。“燕园门口有两头石狮子守卫，两扇朱红色大门敞开着，一眼望去只见园内树木成荫，掩映着一幢幢宫殿式的楼房，引人入胜，而我即将在这座洞天学府里开始我的教学生涯，私心不由得不感到庆幸。”巫宁坤在回忆录《一滴泪》中如是写道。
此时对未来怀揣无数梦想的巫宁坤，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仅仅几个月后，这所宁静的校园便被卷入新中国对知识分子的首次思想改造运动中。一年之后，在声势浩大的院系调整中，燕京被撤，燕园易主，学者教授们四散。
与此同时，包括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在内的21所教会大学，也都走到了终点。同时走到终点的还有它们一贯秉承的“博雅教育”。
风暴眼中的燕京
直到晚年，巫宁坤仍无法忘怀刚到燕京大学的日子。他常与西语系有名的才子吴兴华席地而坐，喝一杯咖啡，或本地产的“莲花白”酒，吟诗作对。“周末，陆志韦校长有时来串门儿，聊聊天儿，打打桥牌。陆先生是芝加哥大学30年代的心理学博士，对语言学又很有研究，国学方面也有极深的造诣。他们两位都是桥牌高手，谈吐更是出口成章，妙趣横生。”（《一滴泪》）
这样恬淡的书斋生活，很快便被一场呼啸而来的“洗澡”运动，打得七零八落。在小说《洗澡》的前言中，杨绛写道：“（这场运动）当时泛称'三反'，又称'脱裤子，割尾巴'。这些知识分子耳朵娇嫩，听不惯'脱裤子'的说法，因此改称'洗澡'，相当于西洋人所谓'洗脑筋'。” 然而，与“洗澡”对比，显然“脱裤子，割尾巴”更加传神。
在工作组的带领下，激进的学生们查抄了校长办公室，档案被搬到图书馆，乱七八糟堆在桌子上，听任积极分子搜寻“文化侵略”、甚至“特务活动”的“罪证”。
燕京的教师们，在各种会议上检讨交代，从灵魂深处剖析自己，上至校长、下至讲师，人人概莫能外。
一向受燕京师生爱戴的校长陆志韦，成为最大的活靶子。在如林的手臂和“陆志韦必须坦白交代”“打倒陆志韦”的口号声中，他也不得不举起手来，跟群众一起高喊打倒自己的口号。就连陆志韦最赏识的才子吴兴华和爱女陆瑶华，也被动员在全校大会上检举揭发他。
当时任燕京大学党总支统战委员的张世龙在回忆录《燕园絮语》中写道：“'批倒、批臭'陆校长和张东荪教授是由工作组组长蒋南翔传达党中央的决定。”（当时的重点批斗对象还有燕京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
在一次全校大会上，陆志韦做完检讨后，收到500多张“不满意”“不通过”的纸条。最后被轰下台来，不予通过。
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当然不是为了批倒批臭陆志韦、张东荪和赵紫宸几个人，其真正目的是清除人们心中“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
1908年，美国政府提议用庚子赔款发展教会学校。自此教会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迅速发展起来。由于新文化运动和对西方文化的推崇，教会学校相对于中国世俗教育有明显的优势。但在新政权看来，教会大学却是美帝文化侵略的载体。在全国教会大学中，燕京大学无疑是执牛耳者。
燕京大学的崛起离不开老校长司徒雷登。1918年12月，当司徒雷登受命接手燕京大学时，这里似乎是一所没有人关心的学校。校舍设在局促的城里，学生不足百人，教员中只有两位中国人，许多西方教员也不大合于大学教授的条件。（《司徒雷登传略》）
更要命的是，燕京每年的经费有一半是空头支票。司徒雷登自走马上任起，十余次到美国各地募捐。至1937年抗战爆发时，他已经为燕京积累了250万美金的捐款。美丽的燕园，也是他从山西督军陈树藩手中买到的。司徒雷登超乎寻常的社交能力，让他仅用6万大洋就从这位督军手中买到了燕园，而且其中三分之一的款项还用来设立了奖学金。
司徒雷登募捐的本事，并不足以成就燕京大学。真正使它超拔为国内一流综合性大学的，还是司徒雷登的办学理念。建校之初，他就致力于使燕京大学摆脱狭隘的宗教范畴。只要有真才实学，司徒雷登都请来做教授。不问政治倾向，不问宗教信仰，不问学术流派。
这种自由的学术氛围，吸引了大批知名学者。教育家陆志韦，社会学家雷洁琼，人类学家吴文藻，考古学家容庚，神学家赵紫宸，法学家张友渔，哲学家张东荪、冯友兰，史学家顾颉刚、钱穆，政治学家萧公权，文学家周作人、朱自清、郑振铎、陆侃如、冰心……这些中国文化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曾聚于燕京麾下。
虽然，燕京大学只存在了33年，在校学生从未超过千人，但燕京的毕业生，却成为中国知识界一个独特的群体。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活跃在外交界和新闻界的人物，许多都是燕京的校友。据说邓小平第一次访美，外交团14人中，7人都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
在中国21所教会大学中，燕京大学显然是一面旗帜。然而，当新中国决定割断与西方世界的联系，清除西方文化的影响时，燕京大学也无可避免地处在了风暴眼的中心。
存亡之间
1949年，全国共有高等学校205所，私立大学81所，其中教会学校21所，占私立大学总数的25.9%。
这些教会大学绝大部分都有着美国教会背景。一个信奉无神论的无产阶级政权将如何处置教会大学？美国基督教大学联合托事部并不乐观。
1948年底，解放军尚未攻入北平。美国基督教大学联合托事部就致信陆志韦，要求他把燕京大学迁走，但陆志韦和大多数燕京教授，还是选择了留下。
他在回复美国基督教会的信中说，他之所以愿意冒险留下来，除了他天生是一个中国人外，还“希望能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找到有效的沟通，如果成功则有助于人道和自由在中国的存在。”他认为，这对中国、基督徒和世界和平会有极大的好处。
事实上，解放军攻入北平前后，共产党向燕京大学释放了友好的信号。解放军准备攻城时，毛泽东亲自嘱咐四野要注意保护西郊清华、燕京等校园的安全。中共中央尚未进京，毛泽东曾邀请4位大学教授前往西柏坡晤谈，其中3人都是燕京大学的教授。周恩来当时还有过一个很著名的观点：盗泉之水，可以养田。认为只要美国不干涉燕京的事情，我们还是可以接受美国托事部的钱来办我们的教育。中共对于教会大学的灵活政策，让燕京人相信前途一片光明。
然而，这一切随着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戛然而止。1951年1月11日，教育部发出文件，强调新中国不允许外国人在我们国家内办学校的方针。包括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等首批11所教会大学改为公办；沪江大学、东吴大学等大学改为中国人自办，仍维持私立，政府给予补贴。
燕京宣布改为国立后，燕京师生表示热烈拥护。办公楼前扎起彩坊，挂起“庆祝燕京大学新生”的横幅，师生们在校园里举行了篝火晚会。毛泽东专门为燕京大学题写了新校名，校长陆志韦也接过了人民政府的委任状。
这一切都令陆志韦有理由相信，在新政权下，燕京大学还是能有一席之地的。在1951年2月的校报上，他撰文表示：“人民是信任我们的，政府也有新的任务要交给我们，重获新生后，不论从名义上、经费上、教学的观点和方法上，燕京都完全和永久的是中国人民的大学。”
可以看出，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陆志韦的思想与1948年底有了很大改变。不变的是，他仍希望燕京大学能适应角色的转变，继续生存下去。
但是，随着一场以清除“亲美、崇美、恐美”为主题的思想改造运动的开展，被逐一“洗澡”的燕京教师们知道，燕京大学绝无继续存在的可能。
1952年秋新学期开始时，燕京大学文、理、法各系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新闻系及一些社会学科最终并入中国人民大学。燕京大学校名撤销，改组后的北京大学迁入燕园。
与此同时，辅仁大学外文系一部分及经济系理论部分并入到新北京大学；经济系财经部并入新设的中央财经学院；其他各系科并入到新北京师范大学；校园成为北师大化学系。圣约翰大学财经系科并入新设的上海财经经济学院，文学院并入复旦大学，土木及建筑系并入同济大学。医学院和震旦大学医学院、同德医学院合并成了上海第二医学院。齐鲁大学各系则被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学院、山东医学院等学校并人……
在这场院系调整中，散布于全国各地的21所教会大学，全都落幕了。
花果飘零
教会大学不能见容于新政权，几乎是注定的命运。共产党成立之初，共产党人就认为教会教育是一种“文化侵略”。
上世纪20年代初，蔡和森在《近代的基督教》一文中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成为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寻求向海外扩展势力，由于英、日、法等国已经在中国建立势力范围，因此美国便使用福音主义、教会教育以及社会服务活动来向中国渗透。
另一方面，以苏联为师对中国大学制度的调整，也与教会大学的办学理念格格不入。在1950年6月召开的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中央确立了学习苏联模式改革中国大学制度的方针。如何改法？教育部请来的总顾问阿尔辛杰夫一言以蔽之：消减综合大学，增加单科院校。
在苏联专家眼中，中国大学的院系、专业设置太过脱离实际，为学术而学术。院系调整就是要大量培养能直接参与国家经济建设的专门人才。苏联式的专才教育与教会大学一贯奉行的通才教育，南辕北辙。
在基督教传统中，科学的价值是超于技术之上的。科学是为了认识上帝在自然界中的秩序，上帝的理性与自然法则是同一的。因此，早期教会大学中除了医学外，多是人文学科和纯科学，工程学科几乎没有。
希望赶紧“西学为用”的中国人曾经批评，教会大学的课程设置“殊少社用之价值，徒为虚糜光阴”。而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则反驳说：“生命之丰富者，意为教育所以助人创世，学校所以教人为人，决非徒为谋生而设……果熟习历史、地理、文学及种种科学，则其心目中之宇宙愈广，而其生命亦愈大。否则，日从事一部之学、职业之说，只会缩小生命之兴趣。”（《约翰声》）
由于教育理念上的差异，在院系调整酝酿之初，教会大学的学者们对苏联模式颇多异议。然而，一场轰轰烈烈的“洗澡”过后，所有声音归于沉寂。时任燕京大学党总支书记的谢道渊回忆，对于院系调整，由于刚刚经历了思想改造运动，燕京人倒是没有表现出多少不同意见。（《逝去的燕京》）
当时，教师们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归宿。从后来的分配方案来看，每个人的去向显然都与其在思想改造中的表现紧紧挂钩。
陆志韦之女成为北京市政协委员；年方31岁的吴兴华一跃成为北大西语系英语教研室主任，领导着包括朱光潜、赵萝蕤、杨周翰等众多知名教授；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调门最积极的翦伯赞教授成为北大历史系系主任，执历史界之牛耳。
另一方面，陆志韦调到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文字改革小组，对父亲保持沉默的陆志韦之子陆卓明被开除出青年团；赵紫宸调入市内燕京神学院，张东荪未分配工作，继续接受审查。
在“洗澡”运动中，心生抗拒的巫宁坤也被调到了南开大学。巫宁坤记得，原燕京西语系系主任赵萝蕤向他传达完分配方案后，忍不住放声大哭。巫宁坤明白她的心情，“当初是她把我从万里之外请回来的，现在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我任人摆布，无可奈何，吉凶莫测，她怎能不感到由衷的负疚？”（《一滴泪》）
后来在工作中仍与陆志韦多有往来的北京大学教师林焘发现，那个曾经才气横溢、傲视王侯的学者不见了，陆志韦变成了一个谨言慎行的长者。
“菁莪雅化，学明行修，教泽奏奇功。人文荟萃，中外交孚，声誉满寰中。良师益友，如琢如磨，情志每相同。踊跃奋进，探求真理，自由生活丰。燕京，燕京，事业浩瀚，规模更恢宏。人才辈出，服务同群，为国效荩忠。”
60年后，当燕京的老校友们唱起这首燕京大学校歌时仍禁不住热泪盈眶。然而，那些曾经的教会大学，那一代学人和他们追求的博雅教育传统，早已随风而逝。
来源: 《看历史》2012年6月刊 | 责任编辑：程仕才
yingyinc 2014-11-10 2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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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圣约翰大学的依稀杂忆
发布时间:2013-07-29 10:27 作者:周有光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1407次
圣约翰大学的校友对我说，“五卅惨案”（1925）以前的校友可能只剩你一个了，请你写点回忆吧！我的记忆急剧衰退，只留下依稀的杂忆，害怕记忆错乱，闹出笑话。勉强写下，只是姑妄言之。
1923年，我考入圣约翰大学。我是从静安寺坐独轮车到学校的。在路上回头看一看，后面还有四五辆独轮车向梵皇渡方向行进。土包子走进洋学堂，处处都新奇。
入学第一件事是付费注册。注册第一个手续是领取一张姓名卡片，上面用打字机打上我的姓名罗马字拼写法。校方叮嘱，一切作业和文件，都得按照这样拼写打上我的姓名。一看，这是上海话的罗马字拼音。校方不用北京话的“威妥玛”拼写法，自行规定一种上海话罗马字，全校必须遵守。学校档案都用这种字母顺序来处理。我开始看到了字母顺序的科学管理。
校园很美，建筑区之外有花园区，是从兆丰花园划过来的，也叫兆丰花园。人要衣装，佛要金装，校园要草坪和树木来装饰。校园之内，人行道以外全是绿色草坪，花园中有许多参天大树。当时这个校园，跟世界上任何优美校园相比，决无逊色。
在两座楼房之间，学生抄近路不顾规定，践踏草坪来去。校方因势利导，在这踏坏的一条草坪上铺上石板，使不合法的过道变成合法的过道，而且显得更加优美。
校园语言用英语。一进学校，犹如到了外国，布告都用英文。课程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是外国学问，用英文课本，教师大都是美国人，讲授用英语。只有中国课程如中国古文和中国历史，由中国教师讲授；中国教师自成团体，有一位领导。“五卅惨案”之前的领导是有名的教育家孟宪承先生，孟先生也是前辈校友。
古文教师是经学家钱基博先生。学生用钢笔写作业，他大骂：中国人不会用中国笔！用钢笔写的作业一概退还重写，用毛笔！学生私下嘀咕：笔还能分国籍呢！
校长卜舫济，美国人，能说一浦东腔上海话。有一次，他用上海浦东话对学生说：你们离开房间的时候，要把电灯关掉，否则浪费电力，电厂就要发财，学校就要发穷！学生大乐！卜舫济校长亲自授课，教哲学史。枯燥乏味的课程，他教得生动活泼。我至今还记得他在课堂上的传授：尼采说，不要生气，生气是把别人的错误来责罚自己。
教师指定的课外读物，常有《大英百科全书》的条目。我原来只听说《大英百科全书》，现在第一次使用它，觉得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一位英国教师教我如何看报。他说，第一，问自己，今天哪一条新闻最重要？第二，再问自己，为什么这一条最重要？第三，还要问自己，这条新闻的背景我知道吗？不知道就去图书馆查书，首先查看《大英百科全书》。我照他的方法看报，觉得知识有所长进，同时锻炼了独立思考。
进入二年级，学校通知学生讨论“荣誉制度”（honoursystem），这是考试无人监考的信任制度。目的是培养人格，培养道德，培养青年自己站起来做人。“荣誉制度”以课程为单位，如果同班、同课程的同学大家同意，就可以申请实行。我们经过多次讨论之后，提出了申请。同学自己去取考题，老师不来监考，的确无人作弊。
圣约翰是教会学校，但是不仅信教自由，而且思想自由。我从图书馆借来马克思的《资本论》英译本，埋头看完，没有看懂。又借来托洛茨基的《斯大林伪造历史》，英文写得很好，当时我不相信他的说法，认为他在造谣。
学校实行学分制，班级可以略有伸缩。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二年级开始分专业，专业可以更换。每人选两个专业，一个主专业和一个副专业。专业主要分文科理科，分得极粗。学校手册上说，大学培养完备的人格、宽广的知识，在这个基础上自己去选择专业。这跟前苏联方式一进大学就细分专业完全不同。
我的数学成绩比较好，教师希望我选择数学为专业，我的同学一致反对。他们说，圣约翰的长处在文科，来圣约翰而不读文科，等于放弃了极好的机会，我于是选择文科。
圣约翰大学和中学同在一个校园，都是男校。当时还没有男女同学。另有圣玛丽亚女中，校址离开不远。每逢圣诞节，圣玛丽亚的女生来到大学校园一同做礼拜，热闹非凡。这叫做大团圆。
（节选自《拾贝集》，周有光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yingyinc 2014-11-10 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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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艮山：燕京大学的悲剧
发布时间:2010-06-17 08:25 作者:倪艮山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1722次
每当我重返燕园，漫步于未名湖边的山麓曲径，望着默默无语的湖光塔影，总要忆起燕京大学的往事。随即想到燕园已经易主，这里已改为北京大学，心头会泛起物是人非的今昔感慨。当年燕京大学曾在这里创造了33年的辉煌业绩，顷刻之间竟烟消云散，以令人心碎的悲剧收场。………
燕京大学创业艰辛
燕大始建于1919年，是由北平的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通州协和大学等三所美英教会学校合併而成。学校董事会聘请司徒雷登任校长。他受命之后，于1922年靠徒步、骑自行车、骑毛驴，跑遍北平四郊，寻觅踏勘新校址。最后相中位于海淀的前清亲王赐园，睿王园旧址。它是陕西督军陈树藩将军的产业。几经磋商，以六万块大洋买下，作为燕大的建校基地。1922～1936年，司徒雷登先后十次前往美国，殚思竭虑，通过基督教会募捐。终于为燕大筹集了相当充裕的创办基金。
司徒雷登又延聘毕业于耶鲁大学的美国建筑专家亨利 . 墨菲进行设计。他巧妙构思，以未名湖为中心，将中国古代园林和西方现代设施内涵相结合，以布局合理的总体设计，建成美仑美奂、如诗如画的现代高等学府。燕大建成后，一些来华讲学的欧美学者，对燕园赞不绝口，认为是世界一流的campus！
燕大机构精炼，注重实效，把师资力量摆在首位。对海内外教授，在薪俸、住房、休假、医疗等方面待遇，一视同仁。只要学有专长，不论思想观点、学术流派，均重金礼聘执教。使燕大名师云集，学者荟萃，极一时之盛。 外籍教授有埃德加.斯诺、赖普吾、高厚德、班威廉、谢迪克、林迈可等；国内包括留学载誉归来和内地著名学者教授，如胡适、吴宓、闻一多、冯友兰、许地山、熊佛西、陆志韦、郑振铎、吴雷川、周作人、郭绍虞、钱穆、钱玄同、俞平伯、朱自清、顾颉刚、金岳霖、高名凯、徐献瑜等。
吴雷川先生题写的燕京大学校训
司徒雷登从圣经中“非以役人，乃役于人”；“你必须明白真理，真理将给你自由”两句格言，归纳而成：“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作为燕大校训。
燕大崇尚民主自由学风，创造了学术流派百家争鸣，学术团体百花齐放的宽松宽容教学环境。学生除主修的专业课程与必修的国文、英文之外，可以跨系、跨院自由选修其他课程。按要求修够学分即达毕业标准。当年我主修经济学，但曾先后选过历史、地理、文学、新闻、心理、哲学、逻辑学、社会学、民法、物理等课程。从而充实了学术基础，拓宽了知识视野；为今后从事学术研究和应对工作需要准备了有利条件。学校图书馆藏书丰富，不仅有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中国之命运》；也有克鲁泡特金、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学生可根据个人兴趣和需要，在书海中自由选读或研究；并得到尊重，无人干扰。师生之间，通过各种社团活动，关系融为一体，亲密无间，形成凝聚力极强的“燕大一家”的燕京精神。在燕大被撤消近六十年后，每年的返校节，白发苍苍、步履蹁跚的老校友，仍然从海内外重聚燕园，坚持参加校庆活动。
燕大创建不久，即在国际上嶄露头角，逐步形成中西文化研究中心，活跃于国际学术舞台上。燕大与世界知名学府建立了交换教授和学生的制度。中西教授讲授不同源流、不同背景的文化，来自各国的学生同堂受业，熔中西文化于一炉，博采众长而形成自己的特色，誉满遐迩。燕大在短暂的教育生命中，培养了众多知识精英，成为各学科的出类拔萃人才，如黄昆、黄华、谢婉莹（冰心）、吴阶平、陈翰伯、韩素音、萧乾、李慎之、韩叙、费孝通、楮圣麟、候祥麟、候仁之、朱启平、周南、龚澎、严东生、沈元、谭文瑞、孙道临、周汝昌、阎简弼、赵兰坤、黄笃修、蒋彦永，等等。在中国科学院、工程院的院士即有燕大校友五十多人。
司徒雷登为燕大向国际学术交流拓宽道路，1925～1928年，他争得美国霍尔基金会的资助，与哈佛大学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学社”，为中美学术交流，选派留学生提供资助与奖学金。通过这一渠道，培养了许多有名学者，如费正清、齐思和、翁独健、林耀华、周一良等。
1928年美国加州大学，对亚洲高等院校的学术水平进行了考察，燕大被列为两所甲级基督教大学之一；确认其毕业生资格，可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
燕大教学的辉煌成就，也使司徒雷登获得殊荣：1930年6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他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36年12月中国政府教育部为奖励其创办燕大的功绩而授予勋章。
燕大建校33年，便发展成富有传奇色采的名牌大学，在教育界、学术界受到国际上刮目相看，赢得一席显荣之地。环顾当今国内众多高等学府，可谓无能出其右者。当然也找不出一位像司徒雷登、陆志韦那样尊师重教、无私敬业的教育家和大学校长了！
燕大曾饱经忧患 抗日战争期间，北平沦陷后，燕大变成孤悬敌后的抗日堡垒，师生坚持抗日活动，日寇恨之入骨。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入燕园，把师生赶出校门。将陆志韦、张东荪、赵紫宸、洪业等14名教授，和李慰祖、刘子键、李欧、孙以亮等10名学生关进日寇宪兵队监狱；将司徒雷登、夏仁德、谢迪克、贝卢思等6名外籍人士关进山东潍坊集中营。共抓捕三十余人。燕大师生第一次被扫地出门。日寇侵占燕园后，将其用作伤兵医院和马厩。优美秀丽的燕园被日寇糟蹋得满目疮痍，污秽不堪。燕大蒙难，遭受奇耻大辱。司徒雷登等被关到1945年日寇投降，才从集中营获释。
流亡大后方的燕大师生，经历艰苦创业，于1942年使燕大在成都复校。1946年因雅尔塔密约引发的反苏大游行，成都燕大在中共地下党主导下，抵制了这次游行，致学校被砸，再度蒙难。为此，成都燕大曾被重庆的中共《新华日报》誉为“民主堡垒”。
1945年抗战胜利后，燕大率先在北平复校。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军警围困了燕园，强行进校搜捕列入黑名单的中共地下党员和左倾学生。在美籍教授夏仁德等的掩护下，燕大没被抓走一人。军警令学生集中于贝公楼大礼堂，逐个检查。燕大第三次蒙难受辱。在208师林团长监督下的师生大会上，陆志韦发表了铿锵有力的讲话，把这次搜查与日寇入侵燕园相提并论，对国民党当局加以贬损。陆校长的高风亮节形象，得到普遍赞扬。
在风雨飘摇、多灾多难的岁月里，燕大师生忍辱负重，以大无畏精神，坚毅地顶住磨难和压力，没有倒下去，终于从荆棘丛生的坎坷征途上闯过来了。
燕大对革命有所贡献
1926年3月18日，燕大学生参加了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最后通牒的请愿活动，燕大女生魏士毅壮烈牺牲。从1935年一二?九运动开始，直到1948年8月19日大搜捕，每次的抗日救亡、反美反蒋的学生运动，以及护校、迎接解放，燕大师生都与清华、北大同学一道，担当北平学运的主力军。有许多燕大学生先后投奔延安和解放区参加了革命，为解放事业作出很大贡献，甚至牺牲了生命。有不少燕大学生成为革命中流砥柱和知名人士，如黄华、周南、韩叙、张大中等。张东荪教授为北平的和平解放，不遗余力奔走，功不可没。此外，抗日初期，邓颖超患了肺病，曾化名潜来燕大，由斯诺介绍在包贵思教授家疗养，并得到陆志韦校长照拂。据旅美校友蒲耀琼忆述，司徒雷登同情中共，每月都用部分工薪，通过林迈可教授捐献给八路军……等等。历史证明，燕大师生无愧于伟大的时代，丰功伟绩定将彪炳千秋
燕大也曾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关怀。1948年解放战争逼近北平时，毛曾两度电令林彪等，通知部队注意保护清华、燕京等校及名胜古迹。1949年夏，邓颖超专程到燕大，代表中央和周恩来，看望陆志韦校长。1951年12月燕大由私立改为公立，并经毛泽东任命陆志韦为第一任校长。毛还亲笔为燕大题写校名，由彭真送到燕大。燕大以毛的笔迹制成匾额悬挂西校门，并制成校徽，供全校师生佩戴。
狂飙呼啸，悲剧启幕
然而上述光环和耀眼迷采，迅即消失无影无踪。阶级斗争狂飙呼啸而至，令人心碎的悲剧拉开大幕。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中，陆志韦校长、张东荪、赵紫宸等教授遭受了严酷凌辱和批斗；有的教授如齐思和、陈芳芝等被逼痛哭流涕检查交代；聂崇歧教授被隔离反省；有的教授被斗得跪地呼求饶命。还唆使陆校长女儿陆瑶华大义灭亲，上台揭批生父，造成极坏影响。
在思想改造运动基础上，乘势迅猛前进，以院系调整名义，一举宣布撤消燕大，燕大师生再次，也是最后一次被扫地出门。在中国乃至全球的教育史上，曾经辉煌33年的燕京大学，顷刻之间化为乌有，西校门的燕京大学校匾被摘下，换上北京大学校匾。燕园更易新主。燕大艰苦创业、惨淡经营积累的全部校产，竟为北大幸运地唾手而得。实践了《诗经》的名句：“维鹊有巢，维鸠居之”。在国际上知名度很高的一所高等学府，燕京大学，以令人心碎的悲剧收场。
多人认为，即使论功行赏轮不到燕大，也不该将其一脚踢开。那么，为何抹掉燕大？权威人士分析：可能由于燕大沾了美国的边，成为亲苏反美“一边倒”的殉葬品；也许因毛《别了，司徒雷登》一文的判定和其后两个“凡是”的作用；或者由于燕大沾了教会的边而被株连。但是，燕大在学运中一向反美；燕大宗教自由，师生绝大多数与宗教无关；而且1951年已改为公立大学，与美国及宗教切断关系了。两个“凡是”早已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取代，不应再以昔日的死者来压今日的活人。这些都不是抹掉燕大的缘由了。有识之士应振臂高呼：还燕大以生存权！
燕大悲剧仍有尾声
大陆抹掉燕大之后，旅美与在台湾的许多燕大师生及有关人士，曾为在台湾复校而奔走。当时美国托事部存有燕大的一笔巨款，复校所需人力、财力均无问题。但是由于历史上燕大一些师生的拥共反蒋的左倾表现，而不见容于台湾，蒋中正先生断然拒绝燕大在台复校。其后，美国托事部用支持燕大的基金在台办了东海大学。为此，燕大处于左右夹攻之中，立锥无地，求生无门，使燕大成为可悲的历史弃儿。当年追随中共、反美反蒋的那些燕大师生，积极投身革命的左倾志士，竟扮演了燕大母校的掘墓人角色。这些掘墓人，极少数获得机遇幸运攀升，官至省部级，从既得利益特权集团分得一杯羹；而绝大多数均遭整肃(包括笔者在内)，戴帽、流放、打入炼狱，甚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他们想不到自己在政治上会沦为墓俑，为母校殉葬；这也无异于搬石砸脚，自吞苦果，成为燕大悲剧里最可悲的角色。
可以设想，当年蒋中正先生对燕大师生拥共反蒋，必然非常恼火。碍于美国关系，难于整饬。毛泽东砍掉燕大，无异于为蒋消除郁积胸中多年的块垒，去掉心病。因此，毛氏此举，是干了亲痛仇快的大蠢事！大陆不容燕大，台湾又岂能见容！？燕大的悲剧角色铁定了！可悲之至！
今天沉痛追思怀念燕大，我们更不能忘记那些母校师生中，在历次政治动的受难者，非正常死亡者，受到不公正对待者。例如，1949年春溺水未明湖的研究生候国聘；以及其后非正常死亡的，如张东荪、阎简弼、蒋荫恩、沈廼章、许政扬；姚祖彝、李铿、孙会鑫、顾之安、陆志韦，等等。特别是张东荪一家的悲惨遭遇：张东荪作为哲学家，其学术生命已于1949年死亡。在首届政协选举国家主席时，576名委员中，只有他投了毛的反对票。毛查明后，记恨在心。从此注定其全家命运的终结。1951年中共以“泄露机密”为由，开始整肃张东荪；1968年1月被捕，1973年病死狱中。夫人刘拙如也被批斗并关押1年；长子张宗炳是昆虫学家，下狱后精神错乱；次子张宗燧是国际著名物理学家，遭批斗而自杀；三子张宗颖精通英语，也因被批斗与妻吕乃朴一起自杀；长孙张鹤慈与次孙张佑慈分别被判16年、15年重刑。张东荪早年因爱国抗日而被关进日本监狱，尚能生还；待关进中共监狱，再也不能生还。祖孙三代人遭受毁灭性迫害，家破人亡，实属旷古奇冤，无法无天至极！陆志韦校长文革中再遭凌辱批斗，下放河南，历尽折磨而致沉疴，获准回京后，夫人已逝，家无亲人，瞬即悒郁辞世。一代心理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诗人，爱国敬业、高风亮节的大师学者，竟落得如此可悲结局，天乎痛哉！
回顾燕大夭殇，再放眼全球
大学是教书育人的社会公益事业，理应受到社会尊重和国家爱护，而不该随政治变迁兴替；教育绝对不是政党的玩偶或工具，可由党魁随意玩弄于股掌之上。英国的牛津大学建于1168年，剑桥大学建于1209年，法国的巴黎大学建于1261年，校史均已七、八百年；美国的哈佛大学建于1636年，耶鲁大学建于1701年，普林斯顿大学建于1746年，这些大学都建于美国开国之前，校史均已二、三百年了。这些世界驰名的大学，经过多次政局变迁和人事更迭而巍然屹立，毫发无损，为人类的文化发展和科技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我国最早的大学是上海交大，建于1896年，北京大学建于1898年，校史只有一百一十几年而已。这与我们号称五千年的文明古国是极不相称的，也反映了我国教育落后的一个侧面，令人羞愧汗颜。面对中西大学教育发展的惊人差距，回顾燕大的辉煌业绩和不幸夭殇，无情的先生，向我们提出一个多么值得反省的尖锐问题啊！一个拥有数千年历史的泱泱大国，何以不能容纳一个燕京大学？我坚信历史一定会作出公道说法和正确裁决。
燕大的北京校友会同仁，呕心沥血，力争创办了“燕京研究院”，并在未名湖畔竖立起刻有“原燕京大学未名湖区”字样的纪念碑。在海外校友和大陆官方的努力下，杭州市把位于天水桥耶稣堂弄的“司徒雷登故居”，列为市文物保护点；经过修缮，对外开放。司徒雷登的骨灰也得以来杭州落地。各路校友煞费苦心地保存了燕京和燕京大学的痕迹，供后人追思和怀念；也只有这点珍贵而依稀的雪泥鸿爪，或许能唤起人们穿过近六十年云谲波诡的历史风雨，重温燕京大学的33年辉煌一梦吧！
May 20, 2010脱稿于京东
yingyinc 2014-11-10 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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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周：在民国上大学花多少钱？
发布时间:2014-05-20 11:31 作者:李开周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3596次
在民国上大学得花多少钱？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因为大学跟大学不一样，有的大学收费高，有的大学收费低；学生跟学生也不一样，有的学生比较浪费，有的学生比较节俭。
咱们先来算算那些最基本的开销。
首先，在民国上大学得交报名费。大家都知道，民国没有高考，你高中毕业了想读大学，直接去你想要就读的那所大学报名就行了。报名的时候，你要拿着中学的毕业证书、四寸的半身近照三四张，如果想读的是师范大学或者教育学院，还得拿着你籍贯所在地教育局开具的介绍信。你把毕业证、照片和介绍信递过去，人家一看手续完备而且没有造假，就会让你缴纳报名费。要缴多少钱的报名费呢？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一般就是三五块大洋。例如1930年北大招收一年级新生，报名费就是三块大洋，同一年中山大学招收新生，报名费也是三块大洋。
交上了报名费，你会领到一张志愿表，你需要填上姓名、年龄、籍贯、学历、通讯地址和你想要报考的院系与专业。填完以后，拿到登记处登记，又可以领到一张体检表，上面印着考生体检的时间、地点和注意事项。过了几天，你去体检，通过以后，又能领到一张准考证，背面印着该所大学招考新生的日程安排、考试科目和考生须知。到了规定的入学考试时间，你来到考场，把各科试卷上的题目做完，考出好成绩，再通过一场很简短的口试，就取得了入学资格。
也就是说，在民国考大学，是先填志愿，然后再参加体检和考试，那三五块大洋的报名费，实际上就是体检和买试卷的费用，假如你在体检、笔试和口试这三个环节当中的任何一环败北的话，人家是不会退给你报名费的。
几块大洋的报名费，听起来好像可以忽略不计，其实不然。因为民国没有全国统一的高考，各大高校自由安排入学考试的时间，例如1931年中央大学（今日南京大学与台湾“国立中央大学”的前身，当时的最高学府）的入学考试时间安排在7月份的6号到8号，而南开大学的入学考试时间却安排在7月下旬（参见卢绍稷《大学投考指导》，上海勤奋书局1932年版）。民国的考生们为了提高被高校录取的机会，往往会同时报考好几所大学，然后挨个参加每一所大学的入学考试，这样一来，不光报名费要交好几份，而且还得花很多差旅费——刚在南京考完，又赶紧坐火车跑到上海参加另一所大学的入学考试，肯定得花钱买车票以及住旅馆。
现在假设你已经通过了某所大学的体检和考试，被录取了，开学那天，你带着行李走进校门，去登记处注册，这时候，你要缴纳学费。各个高校的学费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被北洋政府时期的北京大学录取，第一个学年要缴六十块大洋的学费，而如果被清华大学录取，只缴四十块大洋就可以了。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在当时都是私立学校，没有政府的补贴，学费很贵，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南开和复旦每年的学费都是一百块大洋， 比北大和清华贵一倍左右，而同济大学的学费则高达两百块大洋，是清华的五倍（以上学费数均见于《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第一版）！
无论是每学年几十块大洋学费的公立大学，还是每学年一两百块大洋学费的私立大学，穷人家的孩子都是读不起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民国时代普通百姓的收入实在是低得可怜，1932年燕京大学的学生在北京颐和园附近的挂甲屯做调查，发现当地居民家庭年收入不到两百块大洋，其中光最基本的饮食开销就要花掉一百零五块大洋，剩下的钱刨去看病、买估衣（不舍得买新衣服）、走亲戚、随份子，一年到头最多只能攒下十几块大洋，碰上年成不好的时候还得欠债，供应孩子读中学都读不起，何况读大学！（参见李景汉《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老舍先生笔下有位骆驼祥子，在北京城里拉人力车，小伙子聪明能干而且省吃俭用，挣一文攒一文，纯收入比城郊的农民高得多，可是他一年到头不休息，最多才能攒下五六十块大洋，假如他和虎妞生下一男半女，能供得起孩子读大学吗？绝对不能。
现在我们所熟知的民国文坛大腕，如鲁迅、冰心、茅盾、郁达夫、钱钟书、叶圣陶、徐志摩、臧克家等等，都读过大学，甚至在国外留过学，细究他们的家庭出身，大多非富即贵，至少是中产之家：冰心的父亲是海军部次长，徐志摩出身海宁望族，郁达夫的哥哥是大律师兼大法官，钱钟书的父亲是教授，茅盾的父亲是乡绅，臧克家的父亲是地主，鲁迅小时候虽然家道中落，他母亲毕竟还拿得起八块大洋的盘缠，使他得以考入江南水师学堂，进而赶上清朝末年的留学潮，获得公费留学日本的机会。我倒不是说这些名人之所以有所成就是因为家庭出身好，而是说在清末以及民国时代，家庭条件好的学生更有可能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1931年，蒋介石的笔杆子、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的主笔陶希圣感叹说：“从小学到大学的几层等级，逐渐把贫苦子弟剔除下来，最贫苦的农工子弟们没有受初等教育的机会，其中升入中学的少数青年，大抵出于中资或富裕的工商业、地主、官僚家族，大学则是所谓的上层社会，即大地主、金融资本家、工业资本阶级的领域，他们的子弟是最能住进大学的。”（陶希圣《中国社会现象拾零》，新生命书局1931年版）陶希圣的描述有没有夸张的成分？基本没有。事实上，即使穷人家的孩子硬撑着上了学，最好可能还是会因为家里接济不上而被迫退学。1935年寒假，著名诗人臧克家收到他的一个农村学生的来信，信上说：“今年旱灾、虫灾，弄得五谷不收，我家经济破产，下学期我爸不让我再上了，我一直哭了三天也没法，老师，你想想这是个什么世界啊！”（1935年2月12号《申报》副刊《自由谈》，臧克家专栏《愁来碰人》）
当然也不是说家庭条件不好就一定没有出路，在民国，穷人家的孩子如果考大学，一般会选择师范院校，例如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以及各省的省立师范学校，都是不收学费的，很多师范院校甚至还免费给学生提供食宿。当年毛泽东同志在长沙报考大学时，正是因为家里不再寄钱给他，他才不得不报考了学杂费全免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参见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中译本，三联书店1979年版）。
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大学的女生流传一句话：“北大老，师大穷，唯有清华可通融。”意思就是说北大的男生暮气沉沉，北京师范大学的男生则大多没有钱，只有清华大学的学生既有钱，又有活力，适合做男朋友。为什么说北京师范大学的男生大多没有钱？因为所有师范大学的学生都没有钱，正是因为没有钱，所以才不得不报考师范大学，有钱的学生都去报考教会学校和医科大学了。
在民国所有高校当中，教会学校和医科大学这两类高校的学费是最高的，而且收费项目也很多。例如设在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在五四运动那年，每学年学费高达两百块大洋，此外还要收取二十块大洋的书籍费、十块大洋的校服费，学生去实验室做试验，还要缴纳二十四块大洋的试验费，去图书馆查阅图书，也要花十块大洋办一张借阅卡。但是物有所值，教会学校收费虽高，校园环境和教学质量也相当优越。
首先是住宿条件好。在北洋政府时期，北大的学生六个人一间宿舍，宿舍楼里连个像样的厕所都没有，冬天没有热水供应，学生冻得发抖；而身为教会学校的燕京大学，两个人一间宿舍，每间宿舍都配备了浴缸、电话、饮水器和洗衣设备，学校不间断供应热水，每个楼层还都有一个小厨房，嫌大伙房饭菜不合口味的学生还可以在小厨房里自己做饭吃。
其次，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学是一流的，大多数教科书都用英文编写，任课教师也多为外籍教授。如上海浸会大学，全校五十名教授，其中二十二个是美国人，老师用英语讲课，学生用英语交流，在这种教学方式下，学生的口语水平高得吓人，只学一两年英语，就能跟老外顺利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