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4-10-20 09:33
我如何从伊斯兰教徒成为基督徒
我如何从伊斯兰教徒成为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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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桑奈
作者简介：桑奈，在西非的冈比亚长大，自小受家庭熏陶，笃信伊斯兰教。他精通四种非洲语言，先后在英国的伯明翰大学和黎巴嫩贝鲁特大学取得硕士学位，专攻阿拉伯语及伊斯兰教研究。桑奈在哈佛世界宗教研究中心任教八年。1989年，他获耶鲁大学聘任为詹姆斯差传事工与普世基督教的教授( D. Willis James Professor of Missions and World Christianity )，并兼任历史教授。
童年时在冈比亚，每逢一年一度的伊斯兰教斋月临近时，所有人都非常兴奋，大家有一种团结一致、同属一群的亲切感。我热切地期待这个节期的来临。在这段日子里,，各地的伊斯兰教徒专心敬拜真主，降服在他面前，因为我们宗教生活的中心就是真主。
不过，有时我却想逃避那些严厉的教规，我总感到真主的要求太严苛、态度太强硬了。尽管如此，在守完真主的律例斋戒后，我总有一种成功感。当然还有随斋月结束而来的欢宴日，那是一个荣耀日子，我既可享受丰富食物，又可和朋友们一起穿着洁净袍子，齐集祷告，心中十分畅快。我们尽了信徒义务，便感到为真主所接纳，心灵得到提升。
我在一所由政府开办的全伊斯兰教徒寄宿学校念书，在特别节日里，我们会通宵祈祷直到破晓，唱赞美诗，歌声上达天庭，彷佛真主的怜悯在破晓时分便临到我们身上。这是我过去作伊斯兰教徒严守的宗教纪律。
耶稣比先知更大
你或许会感到奇怪，为什么我竟会变成基督徒呢?
其实恰恰就是那给予我生命意义和深度的传统与文化，挑动我的心灵。内心深处我对一些问题十分不解，那就是神与人类的问题、生与死的问题，以及终极存在的问题。
于是我钻研古兰经，有一件事引起我的注意：古兰经见证耶稣基督是先知，是真主的使徒，但不是被钉十字架的那一位；因为按照古兰经记载，“另有其人”取代了耶稣位置(古兰经iv: 155 )。我对死后生命的问题很感兴趣，倘若如古兰经记载，真主确曾亲自介入把耶稣从十字架上拯救下来，用另一个人取代——不管是谁，真主便必须对这个无名受害者之死负上责任。
我居住的城市是殖民地区域行政总部所在地，虽然这里住了一些克里奥耳人( Creole )基督徒社群成员，但是他们并不活跃，而且不少年纪老迈的已相继去世；因此我一直没有机会直接接触基督徒的群体。
我所认识关于基督徒的观念，全部来自古兰经中对基督教不敢恭维的描绘。我渐渐对基督的生平大感兴趣，这使我既惊慌又兴奋。惊慌是因为我随时会超越伊斯兰教的传统规范，兴奋是因为我正在追随自己宗教心灵的方向前行。
然而我不想单凭己意沿着这条违反传统的路线继续寻根究底，所以我暗中许愿，期望真主阻止我探索下去，免得我最终陷入尴尬困境。那时我在政府医院里工作，月底我杷少许薪金存下来，施赠给一些流浪街头的伊斯兰教徒，我向真主祈求，保护我免受基督教福音所吸引。
但是无论我如何努力，总不能逃避一些问题的困扰：那死在十字架上的是谁?如果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又怎能认识那位让他钉在十架上的神?假定耶稣真的死在十字架上，又假定神定意要这样，那又怎能改变我们对神的观念?
我想到人生的苦难与悲情，想到种种骤然破灭的希望；即使在我年轻的日子，我也体会到生死别离的哀痛，不管是发生在自己家里，或是别人的家庭，因为在这个刚从黑暗与落后中冒起的非洲，人生就是那样的无法掌握。对我来说，在生命深处、在生命的核心，十字架和一种莫名的负担正在向我宣示一些生命的完整性和奥秘，给真实的人生带来回响。
对于古兰经上所记载那位被钉十架的无名受害者，如要给他一张脸、一个名字，那么最适切的就是耶稣。不论神是否真的把耶稣从十字架上救下来，但是在古兰经提及的所有人物中，最清楚明确预定要受刑罚的除了耶稣以外，再无别人；而那最有可能钉在十袈上的固然也是耶稣。
如此看来，神已显明了他愿意与人结连，以肉眼可见的形态来到世界，征服死亡，让我们能从崭新的角度去认识生命，凭着他救赎的大爱，胜过人性的败坏，得见神的本体。
我们透过耶稣十字架看见人性的全部，整个人类历史都汇聚在一个冰冷而惨痛的刑场上。我终于恍然大悟，十字架的道理明显不过，它是如此合乎生命之道。这样看来，我接受耶稣正是源于我相信古兰经的权威。
神爱的，是我这个不完全的人
不久后我收到一份礼物，是一本圣经。虽然我相信古兰经上所说，圣经及其精义早已失传；但是读过圣经以后，我有一个重要发现。
我首先看的是使徒行传和罗马书，读到因信称义的奇妙道理，原来单凭信心，神就称我为义，神的宽宏量度叫我惊讶。因为我并没有基督教文化的背景，我又不能凭借个人才智找到叫神喜悦的秘方，个人也没有什么可夸之处；因此，因信称义的道理简直不可思议。
对于现代人，尤其是对于梵蒂冈第二次会议后信主的基督徒来说，他们未曾尝过清规戒律的宗教，不会明白时刻谨守高深莫测教规的那种沉重负担；他们当然也不会明白为何耶稣的介入，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相比之下是如何的宝贵，叫人喜出望外，个中感受实在难以言喻。
过去我一直自觉软弱无力，没法取悦神，此刻我感到如释重负。虽然我对正统基督教神学一无所知，但是我开始领悟到不是神的恩典，我们根本不可能接受他无条件的爱，因为我的文化、经验和习惯灌输给我们的，是一种对启示真理的漠不关心的心态。使问题更见严重的是伊斯兰教相信在神面前也意味着在那些声称代表神的发言人面前，我们人类根本毫无能力(难怪世俗的西方社会在原教旨主义面前感到束手无策)。
神其实按照我们的本相爱我们，可惜我们未能领略。拦阻我们领会神大爱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只想竭力为善，企图借着善行赢取神的称许。有时我们或会陷入另一个极端，自感罪孽深重，无法自拔，于是周而复始地向神认罪又认罪，求神施恩又怜悯。幸好神满有怜悯！然而最奇妙的是根据新约圣经，神全然接纳我；他爱的，是我这个不完全的人！明白这一点后，我的生命起了重大变化。
一如所料，我很难找到自己的基督徒群体，同时当我改信基督教后，伊斯兰教的朋友对我大为反感，常常恶言相向。在这般环境下神让我看见，无论在什么处境，加略山上的十字架是永远不改变的，它时刻都能带来生命的更新。
有一位基督徒作家曾说，我们跌倒非因环境困苦，而是因为我们心里困苦。一切的失败、软弱都源于个人内在信心的失败和软弱。凭着信心，我们可以安然渡过可怕的黑夜，生出最顽强的盼望。
无论我们的感觉如何，神的爱始终不改变，这爱已经在十字架上得到证实，以空坟墓为记号。神是信实可靠的，绝不动摇。诗篇作者禁不住说，“我往哪里逃、躲避神的面?”
神的面藏在始终不变的爱里，他以永远的爱围绕我们，覆庇我们。使徒保罗说：“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的爱是构成完整人格的稳固基础。
化身为人这件事情意义重大。他以人的样式来到世间，在耶稣基督身上为我们成就了一件惊人突破的大事。神没有叫耶稣幸免于人类因悖逆而招致的悲剧与后果，反而借着耶稣基督甘愿冒险进入人类历史中；因此是神自己的选择，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位尊贵的人物、最大的受害者。
基督的受难完全体现了神对人类无条件的爱，显明神造人的原意。借着这爱，我们与神恢复相交。透过基督，神能感受我们的伤痛，耶稣代表神的人性身分，既然为人，就在人的处境中完全体会人的感受，也因着人类的罪，心里有说不出的痛苦和极度的忧伤。这位受苦的仆人不但蒙神称许，又得人类的尊重。他也成为神自己的写照，毫不矫饰地见证了历史本身所陷的困境，正如二十世纪灾难所见证的一样。
我们洞悉上述真理，才能与神建立正确关系，得着真正的满足。救赎的苦难是道德真理与人性完美的精髓核心，这里面蕴含惊人的力量，点燃先知的心灵。
历世历代的先知，包括伊斯兰教的先知，虽然都曾经历试炼与苦难，但是只有耶稣基督一人曾一次为全人类赎罪受苦，众先知的经历相比之下实在微不足道。我们若仔细聆听心灵的声音，自会领悟那不断从神而来、无法言喻的浩瀚恩典。
使徒保罗形容我们是盛着宝贝的瓦器，那宝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一份珍贵的礼物。我们若蒙受真理，就是那惟一能叫我们得释放的真理，就必须在历史上、在社群中，透过分享与服侍表明我们的忠诚。
福音能在世界各地的文化土壤生根
我曾在英国和黎巴嫩研究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后回到非洲致力协助教会接触伊斯兰教的社群。我们若真正认识神藉基督所显明的爱，就想向人见证此事，并且甘心乐意服侍神、服侍人。唯一叫人认识神的途径，就是与别人分享神如何毫无保留地为我们牺牲自己，倾出爱心与关怀，坚定不移地把自己的生命摆上。
信主之初，我已经确信神要我成为圣职人员，可是后来我渐渐明白，我需要另觅途径去完成召命。完成学业后，我从事教学，起初是在一些职业训练中心教授基督徒与伊斯兰教徒有关的科目，稍后分别在非洲和英国的大学任教。
后来我应邀到哈佛的世界宗教研究中心的神学院授课，在那里我终于可以发展我对神学的兴趣，从历史角度把神学纳入宗教研究中。在哈佛期间，我得到写作的灵感，后来写成《信息的传译》( Translating the Message，1989年出版)，现已印行第五版。
在《信息的传译》里，有些问题须待进一步探讨。结果我又写成：《与西方相遇：基督教与普世文化进程》。在此书里所提出的一些观念，来自我在哈佛教学的体验。
我觉得在我们的社会里，基督教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不是狭义的科学，而是一种普遍心态，认为我们现有的文化能完全取代宗教。我们有许多人愿意以文化作为个人身分的最终依归，并把按种族所界定的世俗国家观念奉为恪尽个人义务的最高表现形式。这种文化观念使福音失去力量，因为它把宗教降级成为一种文化形式，或可说把文化形式提升为标准的规范。宗教力量的削弱打开了文化绝对化、使宗教和文化皆受破坏之路。
与我同时代的哈佛师生都面对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究竟基督教的独特性是否与多元主义、多样化的要求相冲突?再深问下去，究竟基督徒的宣教是否在传播不容异己与偏执？
按这思路去想，往往得出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就是所有在非洲和亚洲归信基督教的人都已叛离了自己的文化，他们的表现也正是西方帝国主义宗教侵略的明证。在哈佛，虽然根据我们的自由标准，我们接纳非洲人、亚洲人像接纳其他人一样，不论他们是不是基督徒；但我们也有许多人对基督教宣教运动的信仰形式，心中暗存抗拒与否定。
西方人凭着自己先有的信念去断定千千万万非裔和亚裔基督徒的命运，而不是本着包容，让他们有空间为自己说话，但是很少的人看见这种态度的问题。因此这些殖民化的群体便两度受到污名，首先是被指屈从于殖民统治，其次是承受在自由主义启迪下的反宣教思维。我先得尝试消减他们对如此复杂而庞大的宣教运动的敌视心理。
在哈佛，我要正面处理这个难题，并且承受这难题对我所产生的双重责任，我的职业生涯也因此彻底改变过来。
我发现，基督教宣教活动不但没有窒碍地方文化的发展，反而起了刺激作用，给文化生命注入新的活力，鼓励当地人把福音本色化，成为合乎当地文化语言的信息。因此福音能在世界各地的文化土壤生根。基督徒的挑战就是引导西方神学离开它自己的小天地去接触别的文化，汲取其他文化的丰富灵感和惯用语言。
在整个过程中，我看见神的恩手带领，哈佛只是神的器皿，为我开拓一个极具意义的学术研究领域，让我跟其他学者在美国和世界各地得以从事一项饶有趣味和满足感的研究。
在《与西方相遇》里，我尝试从我的多元文化背景出发，描述我如何看自己的召命。该书可以说是一种个人思想历程的见证，我曾在四大洲接受教育，生命里蕴含着几种显著不同的文化传统特质(非洲、伊斯兰教、基督教及现代西方文化)。这四种特质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要是只抽出其中一种文化特质作为思考的观点，其余的就会应和，产生共鸣，形成一个综合体。这种多元文化主义日渐普遍，以推动全球的互惠趋势。
在这种教育熏陶下，我发觉所谓文化纯度，以及伴随这种观念而来的排他思想，不论是完全脱离世俗的宗教敬虔，或是清楚界定何谓属灵与属世，都是既不可取又脱离现实的。
回想起来，我不禁赞叹神自小给我的栽培和赐予我的一切，他要我善用这些恩典，荣耀他的名，存着爱心、谦卑、忍耐、乐意服侍及凡事谢恩的心，向人宣告在我的出身和教养的背后，最重要的就是那位如今坐在神宝座右边的耶稣基督。
(本文节选自《我在哈佛遇见神》一书，学生福音团契出版社，2000年7月出版，经《境界》编辑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