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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密无害于好人吗？

告密无害于好人吗？
2014-09-23 冉云飞，马铁丁 冉氏艺文志

[url]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jE2MTczNQ==&mid=200835664&idx=1&sn=10bdd500caa5eeaea4e254005bb4d281#rd[/url]

冉按：四九年后的鼓励告密，完全是一种主流行为。所以才有夫妻反目、兄弟阋墙、父子告讦的事频繁生，因为被教导只有组织是值得信任的和交心的（自我交心其实就是自我告密，到后来发展成所谓灵魂深处闹革命），亲人朋友都不行。这种的毒害，至今仍主宰我们的生活，污染我们的神空气。从大学的信息员，到网站常说的“经众多人举报”（包括所谓的群众举报），都是公然的鼓励告密行为。这种行为，只是便于官方掌控民间的一举一动，对人性伤害至深，是对个人生活边界的残酷挤压。

《中国告密史》一时半会儿还不会写就，以后或许我会写系列的散篇文章来专门说这个事情，使得大家有更多的认知。因为暗箱操作，信息不透明，人为制造混乱，信奉阴谋论，崇尚丛林社会的所谓谋略，都是告密的天然土壤。我的公微上已发过几篇，大家可以据历史信息查看。2014年9月23日于成都

中国历史是一部靠告密进行政权运转的历史，中国人告密的能力不比别国的人强，但因为当权者的煽惑——其实是让你们互相告发，互相残杀，渠好治理也——制度的鼓励，使得几千中国人告密不绝，全不以此为耻，反以为荣。如今的专制政府，依旧沿用几千年来传统的告密招数，甚至发扬光大这里面的黑暗的东西，为其独裁政权服务，许多部门看似在做正经事，其实和告密深有瓜葛，如统战部（因为我手上就搜有直接材料显示，非徒言虚语）。至于居委主任，到邻居老太婆（四川命名告密者的名字很多，如线人、眼线、钩钩针、屁眼虫等，其中就有一个名叫崇奸婆，可以命名一些老太婆这样的积极分子）这样的革命积极分子所在多有。

一九五七年不少知识分子说出中国作为警察国家的事实，说党员及共青团员都是便衣警察，这就是说他们是变向的告密者。不告密，不交心，你怎能入团入党？怎能靠拢组织？于是这些人当然被打成右派。其实他们所说，无非事实而已，支部建在连上（古田会议、三湾改编对现代中国的恶劣影响严重被低估，研究中共历史者亦多有忽略），其实就是让每一个党员成为特务，成为监视者和告密者，监督到每一个战士，这样的做法一直沿用下来，彻底背离文明政府的普世制度——军队国家化。四九年得鼎后，他们又将此种军事管制方式，完全搬用弄到国家的日常管理当中，把支部连上更扩而大之，建到每个村落，进而三人一个小组可以成立支部，使得他们的监视和告发之网无处不在。实际上，这样的天罗地网，已经使中国成为一个军人干政、警察横行的军事管理的国家，近六十年来，许多人没有认识这个国家的本质。

告密之有害，难以罄述，因此我花多年的时间一直在撰写《中国告密史》，并准备陆续以写告密个案研究的方式，先将一系列典型的告密个案撰写出来，以便大家有个解剖麻雀的印象。因此我曾用第一手资料写过一篇《文革告密个案研究：以吴大昌为例》（登载于《今天》杂志2006年第三期），这篇文章我还比较满意。自认为像我这样用第一手资料研究文革告密个案的，可能还是第一个。关于四九年后告密的个案研究，也不妨视作先走了一步。

告密是不值得鼓励的，其危害甚大，以后我当在《中国告密史》里详述。在专制制度下，这样的制度鼓励与保障，对中国人人格的伤害之大，一直没有人认真研究，是我们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忽略与过失。多年前读到《麦克阿瑟传》，一个细节我至今记得。即他在西点军校读书时，遭受高年级同学的恶作剧，而致使其短暂昏厥和虚脱。当法院来调查军校里面流行的恶行时，麦克阿瑟自然说出了真相，有效地制止了高年级同学的进一步为恶。但要他说出谁是恶作剧施行者时，他犹豫了，因为他有可能因为不愿说出此人而被校方开除。最后他的母亲告知他，人们评判断一个母亲的德行时，是以她的子女为评判标准的。麦克阿瑟自然懂得母亲的意思，当然不愿意告密。后来事情得以完满的解决，麦氏的好品德随之广为流传。后来我看电影《麦克阿瑟传》，以及前年到阿肯色州看麦克阿瑟军事博物馆时，心里面的崇敬之情，套句俗话说，可谓绵绵不绝。反之，在麦卡锡时代出卖过美共党员及相关人士的著名汉学家魏特夫（关于魏氏之告发著名的汉学家、蒙古学家拉铁摩尔、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我曾写过一篇《魏特夫的招数》），著名导演卡赞（出卖一些他认识的美共党员，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拒绝给其颁发终身成就奖，就是对他这些“劣迹”的惩罚），都受到美国文化界有识之士的强烈批评。

这篇文章《告密无害于好人》选自马铁丁《思想杂谈》（四），64开，武汉通俗图书出版社1951年6月出版，印数30000册。读者可以看到，马铁丁（陈笑雨、郭小川、张铁夫三人合用的笔名）把所谓的人民政府想成一个万能的美好政府，他们不是人，因为他们不犯错。用这样不经脑子的说辞来鼓励人民告密，说告密不会伤害好人，连基本的逻辑都没有。但四九年后，都时兴对共产党及政府进行神化，戴极高的道德安全帽，好让其不受批评。把一个政府神化到这样的地步，是对国民智商的侮辱。凡是人都可能犯错，由人组成的政府也不例外，除非你说组成我们政府的不是人或者说政府不是由人组成的。

马铁丁们这样的荒唐文章不值一驳，公开鼓励告密（当然今天也没有什么变化，连一个网站像新浪这样的都设举报电话，可谓无耻之尤），后来他们好像也受到了不少的批判，人民政府为什么要枉冤你们这三个好人呢？道理何在？除非你们都承认自己不是什么好人。受真正制约与监督都不可相信，何况一个完全不受监督的政府呢？再者，肃反与镇反之恶，一直没有得到更多的关注，错杀冤杀多少人，至今是个谜，这是有良知的人应该深加关注的课题。一个人多有点脑子，对自己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是有好处的。

2007年8月15日8：05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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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密无害于好人

在镇压反革命的斗争当中，人民常常用告密的方式来检举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这是有原因的。反革命分子总不会坐以待捕，听到一点风声，就常常潜逃远遁；同时反革命分子在未落入法网之前，有的人还怕他报复；所以告密是完全可以的，是应该重视的。

有些人却为此担心：这样告密会不会使别有用心的人乘机诬陷好人呢？不错，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乘机诬陷好人的事是可能发生的。但是这种诬陷好人的阴谋会不会实现呢？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种阴谋断然不会实现。

关键在哪里呢？就在于：我们的人民政府的责任是保护人民（好人），而镇压反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人民。人民政府决不冤枉一个好人，也决不放走一个坏人。

因此，我们的人民政府，对于告密的态度，是既十分重视、又十分慎重。这就是说，告密是一方面的材料，但不是全部的材料。人民政府接到告密之后，并不马上就草率从事，而仍然要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然后才下判断，才做处理。如果有诬陷好人的告密当然就毫无作用了。
俗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阴谋陷害好人的“鬼”，是叫不开保护人民的“门”的。所以我们说：告密无害于好人，好人人完全用不着担心。

告密只会有害于反革命分子，当然这是人民所欢迎的，同反革命分子斗争，决不能老实，为了消灭这些害虫，我们需要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但每一着都是对准反革命分子，而不会伤害到我们人民自己。

当然，我们更希望那些秘密检举反革命分子的人，能够进一步消除顾虑，更勇敢地、公开地检举和控诉反革命分子。.

文革告密个案研究：以吴大昌为例
冉云飞
[url]http://blog.tianya.cn/post-185021-6340508-1.shtml[/url]

冉按：人在外地，用兄弟伙的电脑不是很熟悉，本来要继续解读刘忠德大爷的，只好等回来继续学习刘大爷语录了。现在将《文革告密个案研究：以吴大昌为例》全文刊载于此，请诸君指正。但这是为《今天》杂志所写的文革专号的专稿，本人拒绝任何传媒和网络媒体转载，谢谢合作。　
　　
　　
　　文革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惨绝人寰的时期，从中央集权的上层到贩夫走卒的民间，无不受到极大的冲击。红卫兵明火执仗的、带有抢劫性质的抄家、准军事性质的疯狂武斗、大规模无序的串联、各种内部杂志及小报的互相谩骂与诋毁、诸种派系缠绕不清以及瓜分豆剖的利益关系，从某种意义上看，基本上是不按以前的牌理出牌。人们都拿毛泽东作为自己谋取个人私利——私利肯定不单是指钱，还包括地位、话语权以及政治正确等——的挡箭牌，作为自己整治敌手及其它派系的道德安全帽。许多人戴着这顶安全帽横冲直撞，干出不少令人发指的事，使许多人的生活走形，权利被剥夺，家庭解体，以至自杀及他杀无数。
　　对文革得出上面的总体结论，其实并不难，因为这已经是实事求是的、有良知的文革研究者的基本判断。但怎样得出这样的结论，每个人所遵循的研究路径是不一样的。我愿意从个案研究出发，从第一手原材料、公私个人档案来对我感兴趣的文革历史，进行研究。文革可研究的领域，浩瀚庞大，一个人要做出较为全面的相关研究，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我对文革感兴趣的领域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教材尤其是语文教材，另一方面就是与我正在撰写的《中国告密史》相关的文革中的告密。如同我的右派研究一样，我对资料整理和梳爬的兴趣，更甚于得出某种自以为正确的结论，我承认这是受胡适先生治学风气影响所致。
　　胡适先生曾于1953年台湾省文献委员的一次欢迎会上以《搜集史料重于修史》为题作了一次演讲，在演讲中他以彼时尚不能完全自由言说的台湾二二八事变为例：“二二八事变是一个很不愉快的事，现在距离的时间很短，在台湾是一件很重要的问题，在这个时候不能不讨论这个问题，但讨论时不免有许多主观的见解，而关于这件事，就有许多材料不能用，不敢用，或者不便用。在这样的情形下，与其写一部志书，在方志中简单地将二二八事件叙述几遍，远不如不去谈它，不去写书，而注重在保藏史料这一方面，使真实的材料不致毁灭，而可以发表的就把它发表。这是举一个很极端的例子，来说明原料比制造品重要，说明过早提出结论，不如多保留各方面的材料，到可以发表的时候当作原料发表，不加以论断。不要使原料毁灭，我以为这个工作比编志更重要。”在国内搞文革研究，还有许多禁区，胡适先生这个极端的例子，可以拿来我们在国内作文革研究的人借鉴。强调对胡适先生这一说法的借鉴，并不是要你抱着资料老死，而不作任何整理和研究。事实上资料的整理和研究，的确很重要。有过史学研究经验的人，都知道要研究一个问题、一个人物及相关时代，最好是能快速查阅与此相关的目录。但文革的资料，过于浩瀚，加之官方基本禁止研究，任何个人的收集能力都有限，所以据我了解，在国内是没有比较完备的文革资料编目的，更没有这方面像样的目录资料汇编。很多文革研究者并没感到资料编目的重要性，其实这是一个绝大的失策。我自己所收文革资料，虽然不多，但也是作了基本编目的，以便将来自己研究方便，从中也可以总结出一些相关的观点。如果我们能集多人之力，合力编一本关于文革史料的目录汇总，一点一点的增加，将是对文革研究的绝大贡献。我希望我这个在胡适先生“搜集史料重于修史”的说法影响下的提议，能够得到同好研究者们的响应。
　　现在我以自己拥有的第一手原始材料，来对文革中的告密作一点小小的解剖。这样的研究文章，以后我会陆续写出来，到一定数量的时候，我会对文革中的告密，作出自己的总结。这个总结便是我一直想写的一本书——《文革中的告密运动》。
　　
　　 一：告发者及所涉人物之关系
　　
　　这是一叠我2004年10月底，从一上海网友处拍得的文革资料，所有材料，十六开，共五十八页，钢笔写就，多为告密、交心、汇报材料，作者名吴大昌。从内容上看，复以查一系列的出版史料，得知吴大昌之父母吴拯寰、秦世华曾在民国时经营私营的上海三民图书公司。下面系作者与所涉人物关系的一个简要介绍。
　　父亲吴拯寰（1896—1984），上海嘉定人，出版家。曾于大、中小学执教，1925年创办上海三民图书公司，任总经理兼总编辑，编辑出版有出版《孙中山全集》、《孙中山续集》、《孙中山评论集》、《孙逸仙传记》（译文）、《廖仲恺全集》，以及教育、医学、音乐、体育等方面著作120多种。四九年后出有《岳飞》、《文天祥》、《戚继光》、《史可法》、《郑成功》、《红楼梦》、《太平天国》、等连环画。著有《拯庐校勘记》、《模范游记读本》等。1946年，吴拯寰将其在嘉定城西练祁河畔住宅一幢创办私立高义小学，常年支付学校全部开支，学生免收学费。晚上加设补习班，供附近农村居民补习文化，后该校由共产党接办。1949年后，任上海通联书店出版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暨上海童联书店董事长，1956年受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
　　母亲秦世华，亦为上海三民图书公司的合作者。
　　哥哥吴大业，曾工作于家人办的大众法学出版社，于三民图书公司支薪。曾参与绘制出版一系列连环画，如《红楼梦》等，毕业于东吴法学院。事发时供职于上海文化出版社。
　　陈丽琳，系吴大业之妻，告发者的大嫂。
　　吴继明，系其二姐。
　　刘印石，系其二姐夫。
　　吴继麟，系其三姐。
　　马希龙，系其三姐夫，材料里言其为反革命分子。
　　陈肆言，系其姨父。
　　周庆镳，系其姨母。
　　秦仁瑞，系其姨母。
　　秦瘦鸥（1908—1993）：小说家、记者、编辑、翻译家。上海嘉定人，原名秦浩，系秦世华远房亲戚，四九年前即著名于海上，与田汉、夏衍、王统照、孔另境、胡考、司马文森、周瘦鹃、唐人、丁涑、黄左临等交情匪浅。著有小说《秋海棠》、《劫收日记》等，译有《华雷斯侦探小说选》等。
　　潘凤宝，系其家保姆。
　　吴大昌（1933——）：本告密材料执笔者。曾与其兄吴大业于三民图书公司开办的下属出版社——大众法学出版社工作，任会计。事发时在上海文化出版社工作。
　　
　　 二：告发父母
　　
　　据这一叠检举告密资料显示，吴大昌检举揭发的是其直系亲属和远房亲戚，包括自己家的保姆，以及自我交心。这其中的告密内容尤以告其父母和哥哥吴大业为多，我的分析以此为主体，兼及其它被吴大昌所告发的人。
　　中国告密有着悠久的历史，因素甚多，但与漫长的专制制度悉悉相关。专制制度因为要剥夺他人的权益，侵犯他人的人权，又要防止这些受侵害者起来反抗，于是就采取告密来作为专制制度确保其稳定运行的基本策略。但四九年前，亲亲相隐亦即容隐制度作为古代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各朝代的法律制度容有区别，但此一制度没有太大的变化——一直在实际生活中为历朝历代所沿用。亲亲相隐制度始于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对“父攘羊，子证之”的案例作出了否定的回答，“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正如后世的《盐铁论》所说：“闻子为父隐，父为子隐，未闻父子相坐也。”而《云梦秦简》所载秦律更是规定“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而行告，告者罪。”所谓非公室告是指家主擅自杀死、刑伤、髡剃其子或奴婢以及儿子杀伤父亲的奴婢或盗窃父亲的畜产，如果告者所发为此，则不予受理，若继续告，再定告发有者罪。秦律可谓严苛——当然这里面涉及到在今天看来随便杀虐的违法行为——但也有一点子女父母可互免作证的意思。一贯以严刑竣法来治理国家的商鞅虽然鼓励告奸，但也绝不鼓励告发父母。
　　但一九四九共产党得鼎后，一切都来了个大摧毁，容忍制度也被视作封建垃圾扫除已尽。从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批二胡（胡风、胡适）、工商业改造（公私合营）、反右斗争、大跃进、大炼钢铁、三年大饥荒、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共产党无不采用告密制度以行使其残酷的非人统治，最后到文革时登峰造极。因之兄弟阎墙、夫妻反目、父子告讦之风层出不穷，而极权政府也乐意通过如此手段来稳固其残酷的统治。因为这样的统治成本很低，收效却甚大，这收效便是人人自危。至亲之人之间再也不可能吐露真心话，这是一种怎样的人间地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亲人之间的告讦不再是件可耻而被禁止的事，而是被当权者所提倡。最主要的提倡方式就是，与所谓的罪恶的父母和亲人划清界限，与剥削家庭划清界限，而划清界限的主要标志是什么呢？就是告密，将父母和亲人之间所谓的罪行揭发出来，从而洗清自己的罪过。吴大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告发自己父母与亲人的。
　　吴拯寰作为四九年前上海比较有名的私营出版家，出版了不少的书，所获较丰，同时还开办一所免费的私人学校和农民学校，可以说在为自己谋利的同时，也为社会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吴大昌在告发中说道：“过去我对自己的剥削反动家庭是认识不足的，虽然认识到剥削起家这一点，但也未从旁督促自己的父母加紧改造。自从红卫兵来我家革命造反，搜出了反动旗（就是过去未卖完的废旧旗帜，尚未来得及处理——冉注）、杀人指挥刀（系其姨父陈肆言所存放，但未必杀过人——冉注）以及还有祖父手里的佃户名册等等，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家里反动的本质。特别像反动旗等是反革命复辟的罪证。这说明解放以来，我的父母亲根本就没有老老实实地进行改造，仍念念不忘旧社会的剥削生活，企图变天。”为了与所谓的反动家庭划清界限，不惜将所谓的旗帜和指挥刀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加以夸张。为了一步到位，不惜自污并污人，“特别是解放以来，与反革命分子马希龙也从未在思想上划清界限，交往密切。”同时，还大表特表决心，“从今天起，我除了在思想上与一切剥削阶级严格划清界限外，一定认真改造自己，进一步督促自己父母彻底认识长期以来剥削压迫劳动人民

1966年8月31日红卫兵开始抄吴家，吴大昌为划清界限，彼时写的告发材料，当然说红卫兵抄得好，且说这给他及其父母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并于同年9月12日，让吴大昌立下一份“保证书”：“ 我向党和组织提出保证，一定和自己的反革命剥削家庭严格划清界限，并经常向党和组织汇报吴拯寰、秦世华平时的言行，还将亲友们和他们的来往随时汇报。立保证人吴大昌”。将父母及往来亲友的言行，随时汇报，这样的“保证书”，不仅是号召你告密，而且是逼迫你告密。隔一断时间如果没有任何动静，你不去汇报，那么这把作为悬在你头顶的达摩克利之剑——保证书，便会成为你不按保证书行事的罪证。如此一来，你不仅没有解脱之期，还会罪加一等。因此，只有频繁地汇报，从鸡毛蒜皮到裁赃陷害，一股脑儿地汇报上去。而从父母的角度来看，自己儿子成为限制自己自由的线人，这是怎样的一种椎心之痛。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父（母）子之间必须互相告发，以求自保。但这所谓的自保，其实是你永远无法摆脱的梦魇，因为这里面暗藏着一个悖论，是典型的囚徒困境：都不告发自然是最好的，但专政者是不允许的。你告发他，他不告发你，或者相反，都会使自己真正出局，率先陷入困境。于是只有一条道可走，互相告发，而且越告越多，最后彻底铸就一个双输的结局。
高压下的告发，不实之处自是很多，于是在恰当时机来翻案是常有的。1967年2月21日的交待材料就是为了翻案：“红卫兵要我们子女检举揭发。二姐吴继明检举她曾看到三姐吴继麟（已于1953年死亡）将她爱人马希龙（历史反革命）的手枪交给过秦世华（二次抄家均未抄到手枪。关于这事，吴继明已在10月及11月间分别向我社红卫兵及公安人员声明，当时是为了‘立功’，无中生有地胡乱检举的）之后，前文革就策动红卫兵把我们全家人分别隔离写交代，前后历时达十天。”为了救自己于苦海，对于至亲父母也不惜采取裁赃陷害的告发方式，作为同类，我们看到这里，都痛心到无语。但在文革中，像这样伤心病狂的事，并非绝无仅有。同一天所写的交待材料里吴大昌写道：“9月12日我来社后（指吴大昌的工作单位上海文化出版社——冉注），前文革又布置科室开会斗争我。首先江长富等怀疑秦世华曾大量转移金银财宝，并说我是秦世华的小儿子，又住在一起，一定知道这件事，要我检举，以说明我和家庭划清界限。还说如果我能交待秦世华转移的金银财宝，可以把我从反动家庭中划出，其它枝节问题可以不问。”这种威逼利诱，所谓坦白从宽的审案方式，是四九年后历次运动审查，以及要求人们主动检举告密，包括警察审案中的家常便饭。残酷的现实是，你坦白得越多，你的把柄就在他手中越多，情形就会大为不妙，“但当我回答说确实不知道关于秦世华转移金银财宝的事，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在一次室内开的斗争会上，江长富说我的问题快滑到反革命的边缘上去了，并把我知道秦世华将反革命分子马希龙的首饰交给他本人一事说成是参与反革命活动。当时我思想很不通，但在压力下，也不能作答辩，只能勉强承认自己是犯了敌我性质的错误。”这就是搞有罪类推，坦白从宽的这套审查审案方式，最终会弄出的囚徒困境。
吴大昌要与反革命家庭划清界限，只说父母的现在，不揭发父母的过去，是无法让审查他的红卫兵认可的。据我查，三民图书公司出版的书籍中，并无《蒋介石全集》、《汪精卫全集》，但吴大昌的揭发中却说：“我的反革命资本家的父母是靠出版‘三民主义’起家的，反革命的父亲曾加入过国民党，在‘三民公司’开办初期，又曾出版过《蒋该死全集》（吴大昌有文化，这名字和彼时通行的对蒋介石的蔑称是一致的——冉注）、《汪精卫全集》，为国民党反动派忠实效劳。”“抗战胜利后，吴拯寰又出版蒋该死《中国之命运》，继续充当国民党反动派的忠实走狗、宣传员。”这些罪名，在文革时可致人于死地，但其父于八四年才去世（未查到其母的后续资料），得以善终，也算是奇迹。更猛的揭发还在后面：“在敌伪时期，吴拯寰利用上海各学校不愿意采用敌伪教科书的心理，专门出版中小学补充教科书，发国内（应为“难”字——冉注）财，还出版各种资本主义国家的侦探小说等书籍，毒害麻痹人民。为了使自己的剥削有靠山，吴拯寰、秦世华通过别人的介绍，把吴大业和我两人名义上过寄给敌伪大流氓王永康，过年要我们去拜年。”“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伪教育部，把一部分伪国定教科书的出版发行权让给私商”，吴、秦二人通过关系拿到了这个权利，后来还“到南京和反动派政府的主要官员沈昌焕会面，要求承印有关反动政府编辑的出版物”。一方面说明彼时的教科书是公开竞争的，这为减少党化教育和奴化教育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表明吴拯寰的确有一套自己的经营管理方法，出版生意做得相当好。
至于揭发材料中，提及其父母如何剥削工人，同时放高利贷的说法，就多得不胜枚举。其中还涉及到他们拉拢腐蚀共产党干部，“约在1951或1952年，当时吴拯寰、秦世华为了想多取得新华书店东北分店的进货负责人谢家松（可能音同字不同），请他和他爱人到家来吃饭，还把他的爱人介绍到童联书店工作。”在公私合营之前，吴、秦经营的书店状况良好，但吴拯寰审时度势，于1955年初提出公私合营，将书店并入新美术出版社。

三：告发兄长及众亲友

吴大业是吴大昌的兄长，四九年前毕业东吴大学法学院研究所。1952年，吴大业参与三民图书公司规划出版《红楼梦》连环画，与赵景深、秦瘦鸥、金性尧、翟西华、赵庸耕、吴拯寰、潘勤孟等组成编审组，由潘勤孟执笔，于1954年开始出书，至1956年陆续出版19册(三民图书公司1955年并入新美术出版社)。通过吴大昌的告发材料得知，他那时以青年法学家自居的，想出国继续深造。吴大昌第一次揭发吴大业的十七点，几乎上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如在三民图书公司时拉拢分化职工，用法律手段起诉并“排挤”走老职工钱云麒，与瞿世镇一起在四九年前编辑出版“伪考试全书”等。
家中有只微型照相机，于那个在思想上动辄敌特遍布的年代，自然是罪过一桩，不仅吴大业要求其父吴拯寰将其销毁，而且8月31日出版社的红卫兵到吴家抄家时，押着吴拯寰找到了已摔碎的快门和碎片，这问题本来已算明了。但吴大昌说：“关于这只微型照相机的事，我没有在抄家以前向组织汇报，也是我犯的错误。”换言之，该汇报和检举的地方遍布生活中的各个角落，真是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有了这样高的觉悟，自然以后便会无所不告了。
抄家和运动刚一开始，吴大业看到社里贴出《勒令反革命分子吴大业》的大字报，吴大业自然在思想上抵触，去公安局和出版局反应大字报所说不实。1967年2月21日，吴大昌也写了申诉书，说有许多所谓事实是红卫兵强迫他说的，要求为自己平反，让其参加文化大革命。但到了1969年1月10日他却说：“吴大业和我在社里接受群众审查后回来几天，吴大业对我说：在社里时因有压力，对杀人指挥刀和血渍毛巾，反动旗作了不真实的交代。关于秦世华叫吴大业去看陈肆言的箱子，看见里面有杀人指挥刀和血渍毛巾，这一事，是编造出来的。还有在解放初期，秦世华曾对吴大业、大姊、大姊夫、二姊谈到，有一包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做生意多余下来的小反动旗，吴大业等要她就毁掉，也是没有这件事的。当时我因为立场关系，相信了吴大业所说的情况。”这样的观点，并非吴大业所独有，吴大昌在1967年2月的申诉材料里也有，但他在这里却推得干干净净，难道他就不怕红卫兵前后对照，将其予盾处揭露出来么？显然是想全部脱离干系、彻底划清界限所致。因之吴大昌有如下的揭发便顺理成章了：“社里开展平反工作时，吴大业掀起二月翻案黑风，除了打报告给接管小组外，并准备贴出大字报。”事实上吴大昌在后来的交待材料也专门交待了他与其兄嫂吴大业、陈丽琳一起去出版局和公安局反应情况的事，同时吴大昌还去市革委接待站反应了情况。所谓二月翻案黑风，当然不是吴大业就能掀起的，而是当时大的情势所定。但为了及早脱离干系，什么猛话都敢说，哪管它有什么伤害。
吴大业为了申冤，散发油印传单《吴大业不是反革命》，给上海出版局和上海文化出版社两个单位的造反派各一份。而这传单是由吴大业的外甥姜亚鸣刻写的，此事被人民美术出版社一积极分子告到姜亚鸣的学校里了，还好，似乎没受到相应的后续处理。在告发材料中屡屡被提及的指挥刀，则是吴大昌的姨父陈肆言寄放在他家的，吴大昌说这事全系他母亲在管理，他是并不知晓的。至于告发其他亲友诸事，则只需写下他的交待题目即可：关于姨母秦仁瑞的死、关于手枪问题（“我脑子里印象较深的看到过马希龙一张手拿或者背着卡宾枪的照片，据说这支枪早就交给了公安部门。另外，我提一个要求，应该对马希龙的家里进行详细严密搜查。对他的朋友常峰家里也应该进行搜查。”）、关于我三姊吴继麟的死、关于红卫兵革命造反以前家中的活动（此中涉及所有家人包括保姆）、出售废书两批和一批黄色唱片、关于我二姊夫刘印石的问题、关于保姆潘凤宝的问题（主要说她与马希龙的关系）、关于亲戚寄存箱子的问题（涉及其母及陈肆言、周庆镳）、关于吴继明和吴大业的存款问题、关于吴大业开除钱云麒的问题、关于钱阿太（钱云麒之子，材料中说是钱云麒青年时得过花柳病所致）的死等等，内容还有不少，但多是鸡毛蒜皮，故不一一覶述。

四：告发秦瘦鸥

秦瘦鸥系四九年前上海知名市井小说家，《秋海棠》等书畅销一时，为其赢得名声和物质的双重丰收，因之他与各色人等尤其高官名媛、文艺及出版界著名人士时相往还，其中就包括老舍等人。文革时，他在牛棚中尚有点看书的自由，他将老舍的《离婚》带着去看，被红卫兵小将申斥其为老舍招魂，因为用红卫兵的话来说就是“老舍已经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了”。红卫兵抄秦瘦鸥的家时，抄去很多文物、字画、书籍，八十年代初发还的很少，他看得也比较通脱，懒得计较了。
红卫兵抄秦瘦鸥的家是不是与吴大昌的告发有关呢？现在尚没有直接的证据。像秦瘦鸥这样的旧式文人，被抄家是迟早的事。但吴大昌的告发，至少为红卫兵进一步整治秦瘦鸥提供了炮弹无疑。关于秦瘦鸥，吴大昌所用的标题是“关于秦浩（秦瘦鸥）的历史反革命问题”。其内容不长，因对研究秦瘦鸥不无小补，于是全抄于下：
过去，吴拯寰和秦世华和他只是亲戚上的往来，对他的反革命问题不详细（原文如此——冉注），曾叫他翻译过侦探小说，敌伪时，他自己也因做“秋海棠”小说而出了名。抗战后期，秦浩领了他的一家人到内地重庆，把一个大女儿秦晨留在我家中，要秦世华代为抚养。抗战胜利后，秦浩回到上海，因一时找不到房子，曾暂住在我家几个月。只知道秦浩曾拜了杜月笙做老头子，其他情况不详。后来就做资源委员委（疑为“会”——冉注）金属工业部主任（可能名称不正确），一直到解放，在这一段时间，只知道他家里排场很阔，订小洋房，进出坐资源委员会的汽车。
秦瘦鸥在抗战后写过一本《劫收》，写国民党大员如何趁收复日本占领之地的权利，趁机大捞不义横财，以中饱私囊的故事。从吴大昌的检举里虽然看不出《劫收》里的要员中饱私囊的迹象，但在战后生活普遍下降的情况下，能够获得资源委员会的肥缺，还是很好地体现秦瘦鸥在实际生活中的运作能力。而拜杜月笙为老头子，就像吴大昌说父母要他与哥哥吴大业同拜王永康一样，这不仅是一种风尚，也是非正常社会生存之必须，但这一切无疑为秦瘦鸥的历史反革命增添了最有说服力的事实材料。四九年后在出版《红楼梦》连环画的时候，秦瘦鸥还参与了三民图书公司的编审工作，但吴大昌并无涉及四九年后秦瘦鸥及其家人的情形，大抵是不甚清楚的缘故，而不是什么刻意的回护。

五：自我告密

圣人强调三省吾身，同时也有人强调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自我批评，后者并不始于文革，这是曾国藩的“发明”。曾国藩从1842年他31岁起，每天写“日课册”，名之曰 《过隙集》，“凡日间过恶，身过、心过、口过，皆记出，终身不间断”，以反省自己。他这种狠批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做法，引得1917年的青年毛泽东叹服：“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曾国藩无非是自我修身，他的《过隙集》的“日课册”也并不准备发表，但到“独服曾文正公”的人那里，就变成了一种拿来整人的道德表演。众所周知，中国是个道德他律很重，而道德自律比较缺乏的国度——因之道德在中国有很深的表演成份——强权者和掌握话语权的人，通过自己不容置疑的权力，命令那些处于弱势的人，要依照他们制定的道德要求来生活，占领道德制高点，祭出杀人利器，成了四九年后历次运动互相整人的常态。
四九年后很长时间里没有正常的法律，即便有，也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有罪类推、自证其罪。这种自证其罪的法律体系，配合道德上所谓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于是人人被要求自我告密，刺刀见红，自我揭发，脱胎换骨。最通常的说法是群众向组织交心，党员向党交心。古有比干被刳肝见心，今则要你自剖而见你的心红心黑。这样一弄下来，人哪里还有什么个性，什么尊严？这和一头猪这样的低级动物有什么区别呢？吴大昌的家庭决定了他必须污人以及自污，告发他人和自我告密，才能获得一点可怜的喘息余地。这样做了，是否真的能够脱离苦海，主动权并不操在他的手中。
十分不幸的是，吴大昌越是想脱离苦海，苦海越像梦魇和毒蛇一样纠缠着他。1968年5月31日，吴大昌学习“老三篇”背《愚公移山》，背到“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一段时，错背成“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反动派的”。他自己在6月1日的检讨中说自己“犯了严重的政治性错误”，“是属于反革命性质的问题”。吴大昌的家庭是旧式的剥削家庭，其父母、兄长都是反革命，但唯独吴大昌不是。原因是红卫兵造反派想进一步利用亦即所谓“争取”他来告发自己的父母及亲戚朋友，让红卫兵造反派找到进一步的罪证来折磨他们，同时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威逼利诱，让其无休无止的检举揭发，使吴大昌成为造反派手中一张打人的牌，成为向他人进攻的儡傀。
吴大昌发人以自清，还不能满足红卫造反派及当政者的要求，因此还需要他不时汇报、交心以自污。我手上保留他所写的六次“思想汇报”，现按时间顺序摘录一些内容，以见其交心自污，自我告密之一斑。“最近我社造反派也贴出了通令，凡是有政历问题以及其他问题的人，必须彻底交代其反动的罪行，凡是尚未交代而混在革命队伍里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和其它反革命分子、资本家，必须立即交代其问题，这是对有问题的人的挽救和帮助，我坚决拥护”。
1968年6月9日第一则“思想汇报”材料，便是对他此前已经交待过的事情，再进行反复的自我批评，自我交心。“这一星期内，周林笙同志以及同组学习的人员对我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的错误进行了帮助，即关于马希龙的首饰箱问题和吴大业的微型特务照相机的问题。”说是帮助，其实完全有可能是无情的批驳，只不过是他只能用“帮助”二字来表达对他们的“感激”，否则的话，他便犯下抗拒改造的滔天大罪。交心工作，当然不只是你告发别人，还有你日常做了哪些符合他们需要的事，将这些事说出来，你的交心便有可能获得认可。1968年6月24日吴大昌主要谈的是他如何学习门合的英雄事迹和学毛著的心得。
基于非常强大的压力和必须按时交心的要求，吴大昌在1968年7月7日的“思想汇报”中说：“造反派同志一再动员我，要我揭发反动父母过去所做过的反动罪行，我觉得这是造反派同志对我的帮助，给我以立功的机会。”“为了对反动父母过去所做的反动罪行进行彻底调查，如果造反派需要什么材料，凡我所知道的，我一定提供配合。”“自己如果要听毛主席的话，跟党走，必须破‘私’，解决世界观的问题，否则必然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成为不可救药的人。”这思想汇报，是典型的污人及自污的组合。1968年7月21日，主要谈他每天背诵“老三篇”的心得，同时他说“从我社已经揪出来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其它反革命分子来看，使我清楚地认识到我社自建立以来，也一直存在着剧烈的二条路线的斗争，一小撮阶级敌人在走资派的庇护下，窃据着重要的工作岗位，妄图实现反革命复辟，但在我社造反派，革命干部，革命群众野决遵循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步聚下，都被揪了出来。”由此看来，这样的交心，只是走过场，只不过是重复得势的当权者的声音，反应了其间的权力争斗罢了。
1968年8月18日的“思想汇报”如下：“七．三”及“七．二四”布告，实情是武斗扩大以及武斗中与军队的冲突，但布告中却说是反革命分子等在其间挑拨煽动，要求各地采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协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实质就是告密和交心双重并举，吴大昌自然按照这等模式他污自污以交卷。1968年9月1日的汇报除了讨论苏修叛徒集团对捷克的突然军事占领以外，吴大昌真来了次比较“有特点”的交心：“在星期五（30日），我又犯了一次严重错误，早上乘26路无轨电车的时候，做了一件严重的恶劣行为，对某一女同志进行了污辱，是属于流氓阿飞行为的性质。在无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了两年多的今天，我再犯这一错误，说明了我的资产阶级思想还没有很好得到改造。这完全是丑恶的资产阶级思想以及过去所看的黄色小说在脑子里作怪。今天牛奶公司的革命工人以及社内的造反派同志对我进行批判教育是对我的挽救，说明像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必须加强改造自己，否则必然为社会所抛弃，成为社会的渣滓。”“在我做了这一恶劣行为被揪到牛奶公司的时候，心里也对自己这一行为觉得可耻，觉得无脸见社内的群众。但我立即认识到，仅仅觉得自己行为恶劣可耻是没有用的，必须在认识到错误的同时，把自己这一种丑恶的资产阶级思想在自己的头脑里，彻底清除，加强对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改造。”吴大昌彼时三十二岁了，尚未婚配，终于被造反派抓住世俗的把柄，让其进一步陷入深渊而不能自拔。1967年8月他曾买了《沙家浜》的戏票请同社财务科的刘月珠女士看戏，发展感情，以便分得房子，从家搬出来，与反革命父母划清界限。可惜没有成功，不然他或许不会犯这桩流氓罪了。

六：一点思考

我以吴大昌告密个案为例，加以我对文革的综合认识，说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灾难，是有把握的，但是否绝后，我不敢打赌。在一个专制国家，不稳定的因素甚多，社会运转及相关的走向，都是不确定因素，没有一个人可以准确猜度它的未来。专制制度必然依靠老百姓的互斗，人与人之间的告讦，官员与官员之间的内耗，机构与机构之间的互相制约，来使如此残酷的政权运转相对正常，而不被轻易地推翻和血洗。因为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专制的历史就是如此血腥。
共产党依靠古田会议及三湾改编，把支部建在连上，使每一个军人都受党的制约，任何一次偏离或者不满，你都可能命丧黄泉，既而使军队完全成为党的私产。于是公开喊出党指挥枪，用笔杆子来洗持枪杆子的脑袋，使军队完全成为一架没有头脑的杀人机器。共产党把他的军事建制方法，运用到整个中国和平时期的统治中，共产党员遍布每个角落，从大都通衢里的街道办、居委员，到乡僻之野的村民小组，无一处没有共产党员，真可谓无孔不入。如此一来，党员乃至团员，都成了告密集团大军的一员。因为像这样的专制统治，不依靠这样的方式，是不可能统治得如此“滴水不漏”的。因此毛统治时的政府，被我称为“铁桶政府”。既是无孔不入，遍布大街小巷、乡村田野，因之使得四九年后的不少告密，特别是文革告密，都带有群众运动的性质。尽管由于告密的隐秘性质，表面波浪不兴，但漩涡深处的暗流从来都没有停止涌动一样，告密于中国大地时刻发生着。每个告密者，从小都像少先队一样“时刻准备着”——时刻准备着告密。
被打成极右以及现行反革命，最终被枪决的四川大学生物系学生冯元春女士，曾在一九五七年说过，对于民众来说，党、团员都是秘密警察。纵观共产党这几十年的统治历史，尤其是文革前近三十年的残酷统治，无不是对冯女士这一说法的残酷证明。不特如此，告密之所以常常成为群众运动的一部分，不只是有数量极其巨大的党、团员的积极参与，更主要的是从小让学生一上学就受党化教育、奴化教育，佩带红领巾，让他们“时刻准备着”，准备着与坏人坏事——这坏人坏事大半只是共产党为整肃异己的捏造——作斗争，标准的姿势便是手拿红樱枪，像杜撰出来的刘文学一样去抓偷辣椒的地主分子。换言之，小孩一上学便成为他们培养告密者的对象，许多小孩为了尽快入少先队，佩带红领巾，不惜使尽一切手段，当然包括打小报告。由少先队、团员到党员的梯队培养，使得告密者的人数巨增，让共产党的假想敌以及捏造出来的异己分子无处藏身。即便做到了这样狠毒的地步，内心虚弱的独裁者还是不放心的，他们挑起群众互斗，还给你戴上高帽，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让大家人人自危，于是告密成风。群众的眼睛那么雪亮拿来干什么？任何一点风吹草动，任何一颗带异动倾向的、与脸部不能保持一致的斑点，都会被雪亮的眼睛识破、放大，告发出来，使你无处藏身。
四九年后告密从广度和深度上来说，都是群众性的；而文革时的告密，波及面之深广，影响面之巨大，告发手段之无所不用其极，都是一场群众运动。另外，告发父母，以及自我交心——自我交心虽在清代雍正的《大义觉迷录》里有所号召，但哪能与四九年后的无所不在相比——都是四九年前几千年漫长的社会里，很少使用的告密手段。以我对中国告密史的初步研究来看，四九年后专制政权尤其是文革所使用的告密手段，所告发的领域，告发的机构及个人，都是空前的。单以吴大昌此宗告密个案为例，你拿历史上任何酷烈的告密个案与之相比，都会为之逊色。而吴大昌告密个案，在文革时是一种常态。即便非文革时期，此种告密个案，也并非个别，同时远非告密个案中登峰造极者。而这一切都等待着负责任的学者进一步的挖掘、展示和研究。


2006年6至7月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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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云飞：亲人之间何以告密？
发布时间:2014-01-24 10:09 作者:冉云飞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1697次

冉按：搜集中外告密资料有年，很久都在从事撰写《中国告密史》的工作，只是至今尚未蒇事，成了我一些写作中“著名的烂尾楼”，应该深自愧悔。像我这样的民间研究者，既无官方的课题经费可拿，又无像国外民间的学术写作基金可用，以便衣食无虞，宵衣旰食地干个几年，以便尽快泽惠社会。人总是要吃饭的，只有选个被市场看好的短期写作之东西，做个次优选题，因此只有将《中国告密史》一放再放。


　　但不管再放，进展也总是有的。因为《中国告密史》是个拟议中的多卷本，第一卷总是写得有了些眉目。我不满足于一般意义上的写史，近几年读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心理学、法学、经济学等方面的书籍，极大地扩充了我的知识视野，也给我的告密史的写作，增加了不少的难度。有了这些学科的视野，再满足于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写作，自己于心不甘。觉得是难费题材和得之不易的原始史料，因此迟迟在写作框架上反复衡量，故进展速度不快。比如关于利用告密来作为制度运营，是如何从制度设计上激发人性之恶，从利益上激发人之贪欲，那么这里面与法律和道德伦理扞格不通，告密制度之运营者是如何处理的？什么叫告密？其定义如何？告密对一个族群的心理有何等样的影响？东西厂之类特务机构运营的与国家恐怖主义及其利用告密之管控社会，在何种意义区别而又重叠，这些都不是小问题。


　　好在我此前写过数篇关于告密的文章，如《曼捷斯塔姆的告密》、《魏特夫的招数》、《沙俄书刊检查制度中的告密》、《文革告密个案研究：以吴大昌为例》等，算是对大家认知告密有个常识性的普及。现转发一篇我写的关于谭其骧和流沙河二位名家的亲人，是如何告发他们的，以便那些对四九年后一系列苛政唱赞歌或者蒙昧无知看看，你是否可以忍受这样毫无尊严的生活？2014年1月24日于成都


　　朋友张国功知我在研究中国告密的历史，遂将1997年第5期《天涯》上转载的摩罗的文章《巨人何以成为巨人--读赫尔岑(往事与随想)第一册》复印寄我，拜读之下，与摩罗极有同感，怆然何似！摩罗在文章中将俄罗斯的民族与社会、人文思想成长的环境与中国作了极有功力之比较，这正是我从社会制度、历史、心理、民族、哲学、法律(法律条文、监狱、监察包括检举箱的设置等)、道德伦理诸方面来研究中国人的喜欢告密，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的人文品质的伤害，以致今日不堪收拾之局面的一个微缩。我服膺于摩罗一个总结性的观点：“中国的优秀人物却不曾得到赫尔岑式的条件和幸运，无论是谭嗣同、陈天华、秋瑾、徐锡麟，还是李九莲、遇罗克、王申酉、顾准，他们无不在缺乏精神滋养和力量源泉的绝境中绝望地死去。中国要诞生真正的精神巨人，遥矣远矣。”


　　自然，“缺乏精神滋养和力量源泉的绝境”所指甚多，但其中一条，无疑与我们历来主张告密的传统有关。而且告密之发展与手段层出不穷，以至于登峰造极地告自己的密(即所谓的“交心”)和亲人之间互相攻讦、发人隐私。秋瑾的遇害是由于其叔父的告密，李九莲的惨遭杀戮，是源于男朋友的出卖。而此等事件在反右运动和文革中可谓如火如荼，几成燎原之势。这种出卖亲友、告密攻讦的事，口头流传者甚多，而有案可稽者相对较少，但也不是绝无仅有，近日所读葛剑雄著《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里便有记载。起因如次：由于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与古文字学家胡厚宣、少数民族史专家马长寿是近邻，因此常在一起探讨一些学术问题。且当时谭其骧被借到北京参加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的工作，在多事的1955年，满以为在北京能轻松过关，哪知在“上海却祸起萧墙，一封匿名检举信寄到了党委，揭发他与胡厚宣、马长寿三人结成小集团，经常在一起说反动话。” (P233)在全国上下批胡风反党集团时，这一告发所具有的重要的暗示性是不言而喻的，“根据大胆揭发和批判从严的原则，历史系对所谓‘三人小集团’进行了揭发批判。”  (P234)由于各种原因，后来不了了之。“不过，谭其骧至死也不会想到，写匿名信揭发‘三人小集团’的竟是自己的妻子李永藩。”  (P236)生前谭先生还曾说：“不知谁干出这样的事来，真是笑话。”他哪里知道，当时所谓的“大胆揭发和批判从严”的风气，已经把他自己亲人的告密潜能都激发起来了，说彼时人们的生活险象环生，并不是什么夸大之辞。


　　按葛剑雄先生书中所示，李永藩告发“三人小集团”，主要是因为“李永藩说话随便，马长寿一天对谭其骧说：‘老谭，你要管管你老婆，别让她在外面胡说八道。’恰巧李在隔壁听到，由此怀恨在心，等运动一来就写了一封匿名信。”另外，彼时李永藩一度欲与谭其骧离婚<并不是真的想离，只是谭经常忙于工作，无暇顾家，李想让谭陪着她，便采取如此急切之策)，因而干这种告密之事不止一次，后来单位得知系她所为，便对她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葛剑雄在谈到李永藩告发谭先生时说，“李永藩的行为只能用精神不正常来解释”，但他最后还是认为“这不能不说是这个时代的悲剧”。(P236-237)对于李永藩这种告发自己丈夫的事，我不敢说“只能用精神不正常来解释”，但有一  点是肯定的，的确是时代悲剧和制度给予的某种暗示和号召。


　　而流沙河先生在《锯齿啮痕录》里也记录了几起他的大弟为表积极，与其划清界线，对其进行子虚乌有的告发的事。文革开始前一个月，流沙河以“戴罪”之身被遣送回家乡劳动监督改造，大弟余勋鉴觉得他这个“大右派”哥哥影响了他的前程，使他抬不起头，并且为了洗刷作为地主家庭的罪过，不惜采取一些非常手段。幺弟对流沙河很好，常从他识别北天的星座，以及希腊神话中这些星座的故事，余勋鉴便骂幺弟“中了右派分子的毒”，而且出手打幺弟，后余勋鉴被居委会臭骂一顿并写了检讨，但他扬言：“我要斗争到底！”“两天后他去木器家具社投诉于我的监督小组组长，一个绰号白脸鸡的木匠。白脸鸡的革命觉悟很高，鼓励大弟今后多多向他告密。”(见《流沙河随笔》P62)做告密这种事自然是不容易收手的，而且有时还颇能上瘾。有一次，流沙河看《高尔基论文集》，被他大弟看到后告发为在看“苏修的书”，流沙河辩解说高尔基是革命作家，不是修正主义，而那个监督他的白脸鸡却说：“你说他是革命的，那苏联为什么又出了修正主义呢？”(P73)弄得流沙河瞠目结舌，百口莫辩。


　　还有一次，流沙河戴高帽子游街后，造反派让他把高帽子保管好，以便下次批斗时再用，于是他将其悬系壁上，“我的大弟喜见我又倒霉，引乡下他妻子家中的妇孺来我家瞻仰这一顶罕见的高帽子，乐得嘻嘻哈哈，气得母亲发昏。”(P111)不特如此，余勋鉴觉得告密并未把流沙河完全整垮，于是就动手打他，兼骂他的妻子为“滥货”，总之是百般刁难。他哪里知道，由于余家被定为地主，有天然的不能脱干系之处，即便你把右派哥哥整垮弄死，你也摆脱不了挨整的厄运。随着余勋鉴可利用价值的丧失，他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批斗，此所谓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最妙的是我的大弟，两年来他不断密告我，到头来他也被小李木匠举臂一呼：‘把地主家庭的孝子贤孙！余勋鉴！揪出来！”’(P140)我要说，除了个人的品质外(当然我们没必要为其恶劣的个人品质袒护)，那个时代的大部分亲友之间的告密行为均是与某种号召与环境的暗示密不可分的，也是“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必然后果，更是法治不健全或有法不依的铁定结局。


　　大规模的告密行为在一个时期内全国出现，乃至影响到父母兄弟，人人自危，互相攻讦，其波及面之广，实古今中外之未有，这不能不说是文革专制集权下的必然产物。就像顾准的女儿顾淑林在回顾对其父不理解造成的悲剧时所说的一样，  “究竟哪一部分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今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对于一个愿意严肃生活的人，必须有勇气正视、解答这些问题，并且承受代价”(《顾准日记》P422)。


　　1998年2月21-22日晨于成都.

冉云飞：可怕的职业革命家
[url]http://www.epochtimes.com/gb/8/7/4/n2179772.htm[/url]

作者﹕冉云飞

对于那些表面看上去除了革命之外，余皆无足道的职业革命家，我的厌憎之情就像痛恨“稳定压倒一切”这句没有逻辑的无良洗脑话一样。那种把亲情友情爱情视若敝屐，视若革命的手段，乃至革命成功后，还不惜划清界限。甚至于自己的亲人之死在自己有能力时，也不想搭救，这样的人，说他人渣也不为过。革命若不是为了自己的亲人友人以及所有的人，在事实上过上更有尊严的日子，那么这革命的目的都是值得怀疑的，更不用说其中所用的诸多污烂不堪的手段。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事实上的大部分革命，其结局往往与革命所提的口号相反，名不副实。所以一个文明社会不到万不得已，不应该选择流血革命来进行制度更替。我知道我这种说法，在目前民情汹汹、社会予盾加剧的情况下，会受到不少人的鄙视，但我只能依照我的判断和内心想法来行事。我不能因为要讨好谁，而说那些违背我自己的判断力和认知能力的话，因为我不是靠谁的表扬和鼓掌来作为发表我自己相关言论的动力的。

之所以觉得职业革命家可怕，是因为有感于自己所接触的历史和现实。刘项之争，项羽将刘父作为人质，想把刘邦降服，哪知刘邦这个职业革命家竞不顾父亲的死活，还说“幸分我一杯羹”的流氓话。看来项羽的确是败于他作为革命家不够“职业”，身上还有点令职业革命家鄙视的妇人之仁——女权主义者也许会对“妇人之仁”的说法不满，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妇人之仁是对女性的一种奖赏，世界上许多战争都是嗜血的男人玩出来的——难怪他还存有点可爱（当然随便杀坑秦卒，恐怕在今天可套上反人类罪），“项羽本纪”实在是天才卓越的传记，固然有司马迁的鬼斧神工，但项羽这个“底本”比较好，也是太史公能写出千古绝妙篇章的原因。项羽看不出刘邦这样的流氓职业革命家的坏处来，但项伯却不省油，说你杀他老子没有什么用，父亲在刘邦这样的人眼中不如一狗，正所谓“为天下者不顾家”。

好一个“为天下者不顾家”，这话听着我们是太耳熟能详了，简直起了六十年的老茧。“为天下者不顾家”，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有的人都是他的工具，连家人的死亡都是他工具的一部分。把刘项换成毛蒋，把刘项的戏放在毛蒋身上来演，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喜剧效果？熟读非官方近现代史的人，都不难有自己的答案。专制政权除了很多不顾亲人，亲人们都是他们拿来使用的工具的职业革命家外，还在于革命后所建的政权像莫比乌斯圈一样，有一种自噬的残酷功能。那种今天还在大言不惭谈革命，明天就会消失在革命的舞台，被革了老命的人，多到不可胜数。剃人头人亦剃其头，整人者人恒整之，这就是我们现今这个制度的自噬功能。整人整到与家人划清界线（这比袍哥的喝血酒、站稳立场、反水者自己挖坑自己跳更狠），见亲人之死而不救，当然对更多的对其他人的杀戮和大规模非正常死亡，就会被训练得习以为常，无动于衷，免了那妇人之仁。原来他们不搭救自己的亲人，是为了在整人和坑害他人时连眼都不眨。其它更深的引发我不再写下去了，下面引两条与中共高层领导人不救自己亲人的“义举”，以小见大，以窥制度和人性之丑恶的一斑。所引均引自丁抒《阳谋——反右派运动始末》（开放出版社2007 年5月修订版，引文末注页码），第一条关于毛泽东，第二条关于邓小平，第三关于周恩来。

毛泽东对土改时的乱打乱杀知之甚详。一九五九年他回老家韶山村时曾说：“我父亲早死了，要是活到现在，至少要被搞成富农，受镇压。”（P15—16）

云南宣威火腿闻名于世。浦家山镇人浦在延第一个将一家一户的个体火腿生产者组织成大规模经营的资本家。其子浦承统在家协助父亲，经商办厂，支持几个妹妹在外读书。三个在北京读书的妹妹后来都转赴延安，加入了中共。（其中浦琼英后改名卓琳，即后来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夫人）浦在延去世后，浦承统继承了父业。他应该算是中国所称的“民族资本家”。可是他家中有些地产，于是被划为地主而关押，不久在宣威第一看守所服毒自尽。（P15）

民国初年做过江苏省民政厅厅长、运河水利工程局局长的马隽卿，将女儿许配给了周恩来的胞弟周恩住，并将周的生母接到自己在高邮的家中供养了十多年。共产党到高邮前夕，马隽卿自恃平素无恶迹，周恩来的生母又受他长期供养，便没有逃离。但是，土改一开始他就是清算斗争对象。儿女被插上“地主马隽卿女儿”的标签，四出游街。八十多岁的马隽卿在烈日下挨斗，很快丢了老命。（P18）

2008年7月4日8：14分于成都

──转自冉云飞博客.

魏特夫的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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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云飞

冉按：多年来一直在写《中国告密史》，已有些规模，但不欲轻易示人。此间会写些随笔示人，以供大家探讨。最近我会陆续新写一系列关于告密的随笔出来，公诸众位。昨日余杰兄从京回来，再次说及许多朋友欲早日看到在下告密史的迫切愿望，令我惭愧。好在一切正在运筹之中，亦有所进展。赓即到旧书市场，故特贴关于告密的旧作于上，以便大家发表意见。2007年5月13日6：20于成都

　　我一直比较注意人在异常岁月里的表现，因为非常时 期，特别容易窥见一个人的内在真相和矛盾痛苦。可例举 的非常岁月，像国祚鼎革、改朝换代的翻天覆地自不必说， 如钱谦益、吴梅村在明清易代之际的表现便是；即令是平 常岁月里所掀起的风波，只要它干扰了人们生活的一般秩 序，搅乱了大家普遍遵守的价值标准，也当以“非常”视 之。譬如50年代初期美国所发生的麦卡锡主义，其对自由 主义知识分子和左翼知识分子进行的“忠诚调查”和道德 围剿，既是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遏制社会主义阵营 的冷战思想进一步升级的需要，也是美国朝野政治和利益 较量的必然结果，虽然它的泛滥较为短暂，但的确是一段非常的岁月。而中国学家魏特夫便是在麦卡锡主义时代有非常举动的人之一。
　　魏特夫，亦名魏复光，全名卡尔·奥古斯塔·威特福格尔(KarlAugustWittfogel)， 《美国中国学手册》和《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 (二书均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但1994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世界中国学家名录》却失载)均有简略的介绍。他原系德国犹太人，早年在大学攻读中国学和经济学，1920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33年被纳粹关人集中营后脱党，1935年来华与胡适、陶希圣、欧文·拉铁摩尔夫妇相识，研究中国的经济、社会与历史，1939年经美国朋友帮助(《费正清自传》里说魏是得到拉铁摩尔的帮助而进入美国的，而《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一书里拉氏却说他并没有帮助魏移居美国，本文所引费氏和拉氏的话，均出自此二书)，以难民的身份取得美国籍，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华盛顿大学任教并从事中国研究，也是后来麦卡锡主义时代备受“关照”和指控的太平洋学会的会员。但到了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泛滥的时代，魏特夫却成功地逃脱了自已是这一学会的会员所必然遭受的指控，。加之他害怕再次遭受类似德国集中营的折磨，闪电般地实施了漂亮的“金蝉脱壳”之计，而这一计策的核心部分便是攻击甚至是告发自己的学术同行和朋友欧文·拉铁摩尔、费正清。
　　拉铁摩尔由于是一位研究前苏联及中国问题的专家，不仅作为麦卡锡主义的主要猎捕目标，而且被认为是“可以轻而易举击倒的牺牲品”。拉氏回忆彼时的情景时曾说：“一些曾以为是朋友的人，都完全销声匿迹，还有一些人提供了对我不利的证词。”在写回忆录时，拉氏已进入晚年之境，对许多人事保持了应有的宽容态度，所以才可能把那些揭发告密仅仅说成是“不利的证词”。因为“在这些回忆录中，我不想怀恨什么人，也不想为任何人辩护。毕竟，在一定程度上人人都受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时代的影响。”但这样的宽容是不可能施及于魏特夫身上的，可见魏特夫的攻击对拉铁摩尔留下了多么难以弥合的创伤，“如果要我怀恨的话，我会痛恨魏特夫的，因为他企图并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利用我来促进他自己的发迹。”事实上，魏特夫在与拉铁摩尔夫妇认识之初，就怂恿拉氏多引证他作品中的观点，以抬高自己的身价。拉氏夫人埃莉诺就曾警告过拉铁摩尔：“此人正拍你的马屁，以便在美国发迹。他是这样一种人，要么舔你的靴子，要么用他的靴子踩你。”拉铁摩尔还对魏特夫为什么在麦卡锡时期非常激烈攻击他作了非常入骨的心理剖析： “有各种各样实际上的脱党人士，或曾经与共产党关系十分密切的人，为了保护自己，竭力谴责他人，以显示或证明自己是多么深刻地反对共产党。”50年代在我们这里，有的人为了避免自己被指控是潜藏特务，而不惜挖空心思地去诬告他人为国民党特务的例子屡见不鲜。
　　另外，费正清由于也遭受来自麦卡锡的指控，因此他天真地请自己的连襟小施莱格尔给魏特夫写信，要求魏特夫写一封证明他清白的证词。但魏氏却说，他并不清楚费正清的立场，而且还说对费正清、拉铁摩尔等人不仅在于他们是不是共产党，其关键还在于他们对共产党的一贯支持。事实上，正是魏特夫出自内心恐惧这种变态心理，使得他去举报像拉铁摩尔、费正清这样无辜的人，以换取某种安全感。诚如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所说：“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元白诗笺证稿》)麦卡锡主义时代的来临，虽然不能说是美国的改朝换代，但非常时期的价值标准和社会风气必然有所紊乱，是自不待言的，这正是各色人等如魏特夫们适应环境变化的新招。麦卡锡主义时代之所以告密诬陷成风，不仅在于审查机构可以采用谴责、恐吓、诬蔑等手段，而且还在于他们对那些提供诬陷之词的人予以保护。可以断言，任何社会制度，一旦使某种人得到免于制约的权力，就将贻害于整个社会。但统治者往往为了眼前的利益，不惜大肆鼓励告密，以损害人类的整体品质。倘使说魏特夫告密的目的还算是损人利己的话，而我发现50年代一些中国知识分子的告密材料，其结果是，既损了人又害了己，在人治之下，“唇亡齿寒”的道理似乎并没有引起他们足够的重视，我为他们不能洞察一个常识而感到遗憾。
　　作为中国学家，魏特夫成就卓著，他不仅写有《觉醒 中的中国：中国的历史及当前的概述》、《中国的经济和社 会》、《中国经济史的基础与分期》、《中国社会新解：中国 社会经济结构调查》、《农业——理解过去和现在中国社会 的钥匙》、《毛泽东，中国农民的解放者还是摧残者?》等颇 富深度的著述，而且还著有他研究专制主义制度的名作 《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其影响之 深远，至今仍被海内外研究中国学的人广泛征引。我们暂 且不管他研究东方专制主义所用的方法并由此而得出的结 论，站不站得住脚，但颇具反讽意味的是，他出卖自己的 朋友拉铁摩尔、费正清所采取的诬告的方式，正是专制主 义制度(包括告密者可以获得被质询豁免权的非常阶段的 民主社会)乐意采用的整治人的方式，也是它得以维系的 不传之秘和遗产。可惜魏特夫并未就这个专制制度的“宠 儿”，给我们以任何启迪性的阐释，大概是“贡献”了诬告 之例证，便没有心气再作诸如“告密在专制社会的演进”之类的题目了吧。

　　　　 1998年1月2～3日于成都.

互联网大数据时代
已再无秘密可告啦
人在做天在看
出来混迟早还: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