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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红卫兵墓园寻踪：19座墓碑的故事

重庆红卫兵墓园寻踪：19座墓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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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记者 谢寅宗

2014-08-09 13:26

在重庆市沙坪坝区沙坪公园西北角的尽头，有一个墓群被铁门长期紧锁。
        铁门右前方一块黑色花岗石上的鎏金字体告诉来往的人们，这个被锁住的墓群叫红卫兵墓园，是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
        这是全国唯一一个保存完好的文革武斗死难者墓群。研究该墓园十多年的民间学者曾钟统计，其中能确认的墓穴有127座，400余名武斗死难者埋葬其中。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0天之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红卫兵运动迅速遍及全国。在《决定》出台48周年之际，澎湃新闻（[url]www.thepaper.cn[/url]）通过数月寻访重庆红卫兵墓园死难者亲友、见证者，以及与曾钟的对话，试图还原墓园中19座墓碑上23名死难者的人生。这些逝去的生命，最年轻的只有15岁，最年长的已过知天命之年。
        死难者的遭遇，是个人和时代不幸的交织。曾钟认为，墓园不应在铁门紧锁中被遗忘，我们应该记住那段血与泪交织的历史留下的深刻教训。
结识墓园
        重庆文革武斗对于曾钟来说，恍如一幕倒带的影片。影片中，他可以是主角，也能是配角，同时他还是一名冷静的观察者和记录者。
        曾钟今年63岁，是重庆市沙坪坝区教师进修学院的一名退休教师。
        1966年文革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时，时年15岁的他，是重庆二中一名初中生。对于最高领袖发起的这场运动，曾钟表现得很积极。“那时为了革命，好几天都不回家，母亲曾到处找人。”
        但是，因为父亲曾是国民党银行的一名高管。出身重于一切的年份，一心干革命的曾钟常被排挤。由于出身不正、成份不好，曾钟只能参加“外围组织”，但曾钟觉得“很光荣、很神圣”。
        打击曾钟的事儿接二连三。
        1966年8月下旬暑假期间，为响应“返校闹革命”，积极赶回学校的曾钟却被校门口拉着的一幅对联刺痛心底。这是学校红卫兵贴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天生如此”。
        准备踏入校门满腔热忱投身革命洪流的曾钟被钉在原地。
        好在学校高年级的红卫兵迅速贴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这才让曾钟有勇气走进学校。
        红卫兵曾钟的革命梦想很短暂，在返校不久就迎来破灭。
        他和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在围攻母亲工作所在的重庆幼儿师范学校时，被重庆幼师熟悉家庭情况的红卫兵认出，对方大呼曾钟是“黑五类”。
        曾钟所在组织的领导挂不住脸面，一把将挂在曾钟肩上的红卫兵袖章撤掉。
        随后，他再也没能回到红卫兵组织。他说：“或许那是幸运的，如果不是因为这样，我很可能像我的学长一样，冷冰冰地躺在这里。”
        曾钟所说的学长，分别是重庆二中的蔡亲锐、朱荣凡，他们都将自己年轻的生命葬送在文革武斗中。
        能知道学长们长眠在红卫兵墓园，完全是因一次偶然事件。至少在那之前，曾钟对红卫兵墓园一无所知。
        那是2003年的一天，家住沙坪坝区小龙坎正街的曾钟，在一个手术恢复期闲得无聊。鉴于此，出国游玩的妻子回国途中买回一台便携式摄像机，交给曾钟走走拍拍，有点儿事做。
        沙坪公园离曾钟家不远，那时，还是重庆第一所主题公园，进出需要门票。这座老公园，1992年响应上级号召，仿造深圳世界之窗改造并更名为“重庆世界风光公园”。 香港某公司投资3000万元，花了近一年时间，按照1∶100的比例，精心修建了巴黎圣母院、悉尼歌剧院、吴哥窟、自由女神等亚、欧、非、美洲特色“微缩景观建筑”49处。
        于是，曾钟无聊的时候，就会端着摄像机到沙坪公园转悠、摄影摄像。
        摄像过程中，曾钟不知不觉闯进一片墓地。“当时大门是敞开的，不像现在大门紧闭。”曾钟信步走进去，墓园很清静。
        但视觉上的震撼，对心灵的冲击是巨大的。看到墓碑上的“815”火炬标志，曾钟顿时回到那个满腔热血的年代。
        不过，墓园的状况触目惊心。他回忆说：“墓地荒草丛生，树木倒下来压在墓上，墓碑上是厚厚的青苔，两边的草有一人多深，非常荒凉，想看那些墓碑，非得要扒开浓密的荒草。”
        看到那些墓碑以后，曾钟心情很沉痛。“这些死者中，很多是跟我同龄的人，有的是我同学，他们在“文革”中，无端献出年轻的生命，其墓碑今天依然冷寂地伫立在这片陵园之中，碑文中“烈士”的称谓和现实中被有意无意的漠视，凸显出他们的身份在历史定位上的尴尬和无奈。”
        “作为那个年代活着的人，应该本着自己的良心、本着同学之情为他们做点什么。”于是，曾钟下定决心，要力所能及地搜集、整理墓地死难者的资料。
墓地
        红卫兵墓园其实很有来头。曾钟发现，历史上，这里原本是叫做复元寺墓地。这个名字的来源，主要是因为墓地的旁边，原来有一座叫复元寺的寺庙。
        民国年间，这片土地成为著名女实业家饶国模的私产。
        1895年出生的饶国模是四川大足县国梁乡人。她的哥哥饶国梁，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她弟弟是川军将领，抗日战争期间率川军外出抗战。
        1922年，她随夫携子到重庆，因不愿在家当官太太而创办三友实业社，成为重庆著名的女实业家。1930年，她买下重庆郊外红岩嘴的土地开办大有农场，并购置紧邻沙坪坝复元寺的一片贫瘠的土地，建立公墓，即复元寺墓。
        后来，饶国模的弟弟战死沙场，马革裹尸还乡后，其遗骨也曾埋在复元寺墓地中。后来，因为将自己的房屋租借给八路军驻渝办事处，饶国模结识了周恩来、邓颖超夫妇。
        期间，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先后到红岩村养老，均得到饶国模的照料。这两位老人逝世后，饶国模负责操办安葬，并安葬在复元寺墓地中(现在周父、邓母的墓已迁入重庆红岩村革命纪念馆)。
        或许是因为周恩来的父亲和邓颖超的母亲埋在这里的缘故，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抗战期间罹难的同志也埋葬于此。
        新中国成立后，这片墓地一直是重庆地方党政军要员的墓地。埋葬着包括重庆市第二任市长曹荻秋的弟弟曹心哲、重庆市首任财政局局长汤俊成等。同时，军队的领导死后，也曾埋在这里。
        因此，这里也被称为烈士墓。为区别于重庆歌乐山的烈士墓，沙坪公园的烈士墓被称为“小烈士墓”。
        按上层授意的“文攻武斗”，重庆文革组织形成观点对立的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他们都打着“捍卫毛主席思想、捍卫无产阶级路线”旗帜，高呼“保卫毛主席”口号，互相批驳，从辩论升级为钢钎、大刀等冷兵器，并于1967年7月进入坦克、大炮等热兵器阶段。武斗从1966年12月开始，直至1969年1月宣告平息，持续了两年多，造成大规模的人员死亡。
        由于沙坪坝是重庆武斗组织“八一五”派的控制区，武斗组织认为，在武斗中死去的战友，是为了文化大革命而牺牲，理应是烈士，而沙坪公园这里恰巧有一座小烈士墓。于是，“八一五”派就把大多数武斗死亡人员埋葬在其中。
        这就有了如今的红卫兵墓园。
被接纳的死难者
        对红卫兵墓园死难者资料的调查、整理，并不容易。
        “2003年的气候不像现在，死难者没得到认可，家属都认为那是一种不光彩的事儿。”曾钟说，那时整个墓园100多座墓、400余人，能坚持每年来扫墓的，只有10余家。
        一年能够收集信息的时间也非常短暂，墓园一般只有春节、清明会有人去上坟，其余时候基本没人去。
        国营重庆空气压缩机厂文革武斗死难者廖大利的遗孀郑少珍，从墓园开建以后，几乎每年都会带着儿子廖兵去给廖大利扫墓。
        廖大利是在围观文革武斗空压厂战斗时，抢救中枪同事时不幸中弹身亡。
        “他死的时候，儿子还没出生。”郑少珍说，每年带孩子去扫墓，就想让孩子能对死去的父亲有个概念，也想让死去的丈夫懂得她的心意。
        回忆往昔高大、帅气的丈夫对自己的疼爱时，郑少珍失声痛哭：“他丢下我们孤儿寡母，没人疼、没人照顾，做个烈士有什么用？到头来，就是个哈宝。”
        至于为什么坚持扫墓，郑少珍觉得廖大利并没有对不起她，死得不丢人。她说，有些家庭觉得上面没认可，不好意思去看，但怎么说都是家属嘛！
        曾钟记得，有一个叫秦春菊的文革女性死难者，她的亲属在重庆火锅界很有名。但在红卫兵墓园未被重视前，家人一直都没去扫墓。“这可能就是家人觉得不好意思的缘故。”
        起初的调查整理过程，复杂且艰难。“我去采访，他们觉得我是看笑话，是在揭伤疤。”曾钟说，他因此挨了不少死难者家属的辱骂，有时甚至差点被打。这时，曾钟基本会以这段劝慰对方：“墓地里的死难者多是历史的冤死者，我们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如果不将这段历史记录，随着时间流逝，我们这代人逝去后，躺在这里的人们谁还记得他们。即使我们不能为他们伸冤，但至少应该让人们记住他们。”
        曾钟语重心长的劝说，最终打动了一些死难者的家人。墓园中死难者熊敦颜的孩子便是其中之一，原本对曾钟凶巴巴的态度，转为“老师您说得对，是应该让历史记住他们”。
        在调查墓园的同时，曾钟还成为红卫兵墓园的民间保护者。位于沙坪坝区中心城区的沙坪公园，曾多次被商人们看中。红卫兵墓园的拆除计划，也屡次被提上议事日程。
        曾钟作为研究者之一，他多次向有关部门提出保护建议。屡次的“拆除与保护”，将原本沉寂在沙坪公园西北角的红卫兵墓园炒成热点，逐渐开始获得较多的关注。
        一个重要的转机在2008年出现，极大地改善了家属和世人对文革死难者的接纳程度。
        这年4月10日，在无锡召开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论坛上，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提出，应对“公社运动、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等时期的代表性、典型性的建筑物、构筑物采用正确的方法进行合理保护”。
        这意味着，文革的事物在一定程度上已开始得到包容。
        2008年下半年，红卫兵墓园被纳入沙坪坝区区级文物。2009年底，又被纳入重庆市级文物单位。
        “如今，只有极少数的墓地没人扫墓。”曾钟说，在成为市级文物单位后，还曾出现不同死者家属争抢同一块墓地的情况，但在他多年的调查后，为他们找到了正确的墓地。而他自己，也从这些家属手中得到了更多翔实的材料。
        十一年的调查，曾钟目前记录的死难者众多。这里面有“为了一家人生活补助浴血奋战到死的代树森”、也有“朋友之间开玩笑不慎走火而亡的烈士”，还有很多“莫名其妙死亡后却被追记为“战斗烈士””……
        在讲述这些死难者故事时，曾钟说，重庆红卫兵墓园作为目前全国唯一一座保存完好的墓园，我们能把这样一座能给人反思的重要历史遗存列为文物，弥足珍贵。但这些死难者，历史也应该给他们一个正式的说法。.

重庆“文革”武斗九个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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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记者 谢寅宗

2014-08-07 23:03

两派都打着“捍卫毛主席思想、捍卫无产阶级路线”旗帜，高呼“保卫毛主席”口号，互相批驳，从辩论升级为钢钎、大刀等冷兵器。

        溯源重庆文革大武斗，需回到1966年。
        这年5月底，重庆市委收到中共中央西南局发来的一份文件。文件名叫《关于贯彻执行中央5月16日<通知>，坚决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重庆文革由此拉开序幕。
        按上层授意的“文攻武斗”，重庆文革组织形成观点对立的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他们都打着“捍卫毛主席思想、捍卫无产阶级路线”旗帜，高呼“保卫毛主席”口号，互相批驳，从辩论升级为钢钎、大刀等冷兵器。
        一次意外的擦枪走火后，坦克、炮战又相继在重庆文革武斗中登台亮相，诸多无辜群众成为武斗的殉难者。
        激烈的斗争惊动中央高层，周恩来总理对重庆混乱的局势批示：“重庆不能再乱了”。
        今天，我们梳理重庆文革武斗的那些关键词，回首那段在记忆中逐渐模糊的过去。
五一六通知
        重庆的文化大革命，跟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是按中共中央统一部署开展起来的。
        1966年5月底，中共重庆市委收到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于贯彻执行中央5月16日<通知>，坚决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按中共中央和西南局、四川省委的要求，重庆市仿效北京批判“三家村”的做法，掀起了揪本地的“三家村”、打“黑帮”的高潮。
        为积极向上级表现，重庆市委报经中共中央西南局和四川省委批准，于1966年6月21日将重庆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郑思群定性为“黑帮”，责令其“停职检查”，并在6月22日在《重庆日报》上公开点名批判。
        同时，还派出由副市长余跃泽为组长，五十四军副政委钟池为政委，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崔成礼为副组长的300人的庞大工作组进驻重庆大学，领导“抓郑思群黑帮”，让校、系两级领导干部90%以上“靠边站”，发动师生员工揭发批判。
        当重庆市正在按部就班开展运动时，意外发生了。
        1966年7月1日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在文章的注释里，批判了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兼重庆市市长任白戈。
        在这期《红旗》杂志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发表署名文章《国防文学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口号》。文中批判“周扬的另一个追随者竟然攻击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罪恶’时”，穆欣在注释中点明，这个“周扬的追随者”是任白戈。
        虽然这次点名批判任白戈不是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并且只是在一篇文章的注释里出现的。但当时在报刊上点名批判有严格的政策规定和组织程序，绝非文章作者或报刊编者可以任意而为。
        作为中央舆论喉舌的传媒，当时都被视为传达的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因此，《红旗》杂志此举被视为中共中央的部署。当那篇文章在各地党报转载（《重庆日报》于7月6日转载）、广播电台反复广播后，重庆立即引起震动
        随即，任白戈被迫以“请假检查”名义停止工作。
        在重庆这样一个当时西南地区最大的工业城市和经济中心，党政一把手突然之间被以如此不正常的方式“打入另册”，威信扫地，在市民中带来的震动可想而知。
        这为重庆局势陷入大动乱埋下伏笔。
郑思群之死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大环境下，各级领导唯恐“右倾”挨整，纷纷“向左看齐”。市委派驻各单位的工作组自然在领导“斗黑帮”的运动中更加向“左”转。
        被当作重庆头号“黑帮”典型的重庆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郑思群，成为市委工作组的批斗重点。工作组建立专案，汇集材料，却找不出郑思群工作和生活作风方面足以用来定罪的大问题。
        于是，重庆市委工作组罗织罪名。
        对重庆市委工作组强加给自己的罪名，郑思群并不接受。工作组的逼供迫害，让他愤怒至极。1966年8月2日凌晨，郑思群被发现在工作组的“监护”的重庆大学松林坡专家招待所用剃须刀片割破颈动脉自杀身亡，享年55岁。
        按当时“自杀等于叛党”的习惯认识，重庆市委匆忙宣布开除郑思群党籍。
        但郑思群平时工作作风朴实，平易近人，与学生关系很好。郑思群在重庆市委工作组迫害之下的自杀和市委对其“鞭尸”式的无情处理，使重庆大学许多师生感到震惊和悲愤不平。
        郑思群是重庆地区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非正常死亡的高级干部。此事引起的震动，并不亚于任白戈被点名。特别是对重庆大学的师生来说，许多人不相信郑思群这样的老革命会自杀，甚至怀疑是遭到了谋杀。
        8月3日，重庆市委在重庆人民大礼堂召开全市大专院校和中学文革积极分子大会，正式传达北京新市委于7月29日召开的大、中学校文革积极分子大会精神和毛泽东有关撤销工作组的指示。大会尚未结束，重大学生就已闻讯在校内写出大标语：“拥护党中央，拥护毛主席，赶走工作组，自己闹革命！”
        当晚，重大校园里出现了《就郑思群自杀事件给西南局、李政委的一封信》等要求重新审查郑思群死亡事件的大字报，对市委工作组表示公开抗议。
        当全国不少大专院校因工作组阻扰、限制造反派师生“斗黑帮”的过激行动而与造反派师生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在重庆大学，却因工作组“斗黑帮”的过激行动造成领导干部非正常死亡，引发广大师生与工作组的严重对立，并促成重庆大学师生率先向市委造反的恶果。
八一五派诞生
        郑思群事件发酵期间，北京传来的另一个讯息进一步搅浑了局势。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10天之后，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了红卫兵，红卫兵运动迅速遍及全国。
        8月13日，重庆大学学生周敦仁起草《致全市大专院校革命同志的一封公开信》，号召向重庆市委造反，得到重大全校数千人的签名响应。
        两天后，一个意外事件，让重大师生的造反行动走出校园。
        因对工作组评价上的分歧，与重庆大学同在沙坪坝区的重庆师范专科学校（现重庆师范大学）学生中出现两派对立，反工作组一派处于劣势。
        鉴于此，重庆师范专科学校的“轻骑”、“排炮”两个小组派出代表，向反工作组观点占绝对优势的重庆大学师生求援。
        8月15日，重庆大学数千师生，顶着烈日，前往师专声援。他们被保工作组一派群众围在暑气逼人的师专操场上，双方召开激烈辩论，引来师专附近的学生、工人、机关干部和居民上千人围观，他们也带着不同观点前来加入辩论或看热闹。这样，出现了文革爆发以来第一次较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
        在双方坚持的过程中，重大师生和师专文革筹都不断派出代表，到重庆市委反映情况，要求市委领导到场解决问题，但市委一直不予答复。直到傍晚，重大师生派出的代表向市委提出三点强硬要求：
        一、如果你们认为我们的行动符合毛泽东思想，那么就请你们到师专去；如果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就不去；
        二、我们的通知挨饿、晒太阳，如果出了问题，完全由你们负责；
        三、如果你们实在不去，我们的4000革命师生全部到市委来。
        在这样的“最后通牒”特别是后两条的要挟下，市委书记处不得不派出书记处书记、副市长辛易之前往师专现场处理情况。
        辛易之到师专后，重大师生要他回答“今天发生的事件是不是革命事件？”、“市委抽调大批学生下乡劳动、搞四清运动，是不是错误的？”等问题，并要求对师专的一些人用“不受欢迎”四个字与毛主席像争高低的“反革命行为”作出严肃处理。
        辛易之当然既不能回答这些，又不可能对所谓“反革命行为”作什么处理。他含含糊糊，环顾左右而言他，并说如果大家心中有气，可以对他撒等等。讲完之后，就准备离开。
        辛易之不得要领的讲话，让参会群众非常不满。当他钻进专车后，被激怒的群众，便围住专车不让走。这就形成了重庆第一次造反派师生与市委领导当面争执、对峙，或者说“围攻市委书记处书记”、“向市委造反”的局面。
        事后，重庆造反派便将这一天视为造反开始纪念日，造反派亦被称作“八一五派”。重庆大学造反派师生成立的组织就取名为“八一五战斗团”。
党委求“炮轰”
        1966年8月17日，毛泽东所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传达到全国县、团级单位领导层。
        8月20日，重庆市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庆祝文化大革命胜利大会。
        这时，全国许多地方已出现了“炮打”、“炮轰”一些党委的口号。但这并非都是造反派提出的，恰恰相反，最初普遍是由各级党委在贯彻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时，按照全会文件之一的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提法而主动提出的。各级党委这时都纷纷提出“炮打司令部”、“炮打司令员”、“引火烧身”之类口号——如同在“四清”运动中主动“洗澡、下楼”一样，以为这样才是紧跟党中央的部署，才能正确领导运动。
        在这样的背景下，8月25日，中共重庆市委为贯彻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召开了各大专院校文革筹委会代表和学生代表“炮轰市委”会议，力求在文化大革命中争取主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部长刘文珍，代表西南局到会讲话，号召“集中火力，炮轰市委”。
        刘文珍讲话时说：“今天这个会是炮轰市委，炮打市委，不是炮轰市委的哪个人，是炮轰市委的错误。市委有违法毛泽东思想的，为啥轰不得、打不得呢？市委是重庆地区的司令部，司令部的问题不解决，重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能搞彻底。”
        地方干部都发出“炮轰”、“炮打”的号召，早已习惯于“党叫干啥就干啥”的青年学生，开始积极行动起来。
革联会
        文化大革命初期，重庆官方为了反击重大八一五等造反派，开始有组织的成立一些官办纠察队等保守组织，被造反派群众称为保皇派。
        但官办的保守组织很快遭遇中央高层的批判。
        1966年国庆节后，《红旗》杂志发表题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的社论，明确提出：“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信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加上在毛泽东支持鼓励下的红卫兵大串联，使得文化大革命终于冲破了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的范围，迅速扩大到工矿企业、部队、街道、农村等各方面，形成了广泛的群众性造反和“打倒一切”的局面。
        到1967年1月，保守派在重庆基本上处于分崩离析之势，造反派组织占据了文革舞台。
        此时重庆的造反派，统称为八一五派。
        随着“一月夺权”的到来，重庆八一五内部发生了一次大分裂。
        1967年1月2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人民日报》1月22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全国各地的造反派闻风而动，开始全面夺权。
        1月24日，重庆八一五造反派按照毛泽东的号召，投入“伟大的一月革命”。1月24日至26日，重庆造反派50多个群众组织，在按照毛泽东指示“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五十四军支持下，展开了向重庆市委党政机关夺权的统一行动。并组成了以五十四军军代表为首的“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筹备会”，宣布夺取重庆市党政机关的一切权力。
        1967年2月8日，重庆市造反派夺权后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成立。
        革联会虽然成立，但被排斥在革联会之外的工人革命造反组织认为，以重大八一五战斗团为首的群众组织，执行的是一条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完全违背了毛主席关于大联合大夺权的指示，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的群众路线。这不是真正的夺权，而是假夺权；这不是真正的大联合，而是在搞分裂，使文化大革命流产。
        于是，这些群众造反组织开始反“革联会”。
反到底的出现     
        反“革联会”，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是特别敏感的事情。因为在1967年2月，新华社、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接连刊发“彻底粉粹反革命逆流”方面的新闻。
        于是，在重庆开始出现“谁砸‘革联会’，谁就是反革命”这样的口号。
        1967年2月下旬开始，“镇反”掀起高潮。重庆市公安局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将“镇反”的打击范围迅速扩大。反革联会一派的群众组织相继被五十四军、革联会或八一五派以“反对革联会”、“破坏文化大革命”等罪名定性为“反革命组织”、“反动组织”，大批群众被拘留、批斗。
        愈演愈烈的镇反运动，严重偏离了毛泽东提出的“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方向，文化大革命面临夭折的危险。
        于是，毛泽东又作出新的部署。1967年4月1日，在批准发出《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及附件》（即：中发[67]117号文件）中，明确宣布，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宣布一个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必须经过中央批准。
        由于重庆“反革联会”组织成员不断到京告状“二月镇反”。1967年5月16日，毛泽东批准签发《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该意见共有五条，时称“红五条”。
        “红五条”中其中一条为，批评五十四军支持公安部门错捕革命群众，把一些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问题，并要求为错误宣布为“非法组织”、“反动组织”的革命群众组织平反，对错捕的革命群众要释放并恢复名誉。
        革联会的“镇反”行动因此陷入尴尬境地，被捕的反革联会群众得到翻身的机会。
        反革联会的群众被陆续释放后重新聚集队伍，因其立场一致为“砸烂革联会”，于是反对革联会的群众组织也被称呼“砸派”，革联会仍称为“八一五派”。
        四川省革筹组副组长刘结挺在接见重庆砸派代表时提议，既然你们已建立了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可以叫反到底派，造反到底嘛。从此，砸派开始称为反到底派。
        反革联会的群众造反组织经串联，成立军工井冈山总部与革联会抗衡。之所以取名军工，盖因其成员单位多为重庆国防工业工厂。
        因为八一五派有五十四军支持，又有“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革联会，而反到底派却没有统一的指挥中心。于是，1967年6月下旬，军工井冈山在串联28个反革联会总部后，成立了反到底派工人群众组织指挥中心——重庆工人革命到底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
七七枪声        
        由于八一五派坚持认为革联会是“伟大的一月革命”的成果，必须坚决捍卫。而反到底派则认定革联会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必须坚决砸烂。
        但无论是八一五，还是反到底，他们都认定自己坚持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方是“反动路线”、“反革命”、“资本主义复辟”。
        文化大革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说：“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于是，双方就只能通过武斗来分胜负。
        重庆文革武斗，最初还是规规矩矩的“文攻武卫”，主要是采取辩论为主，拳头论输赢为辅。
        但随着钢钎等冷兵器的使用，武斗逐渐升级，文攻处于边缘地位。
        重庆武斗大规模升级，1967年7月7日是重要转折点。
        那天，驻守嘉陵江大桥南桥头二轻局大楼的二轻兵团成员，在桥头设卡检查过往人员时，与八一五派发生了摩擦，拦截收缴了八一五派运送的印刷纸张。
        八一五派随后要求反到底派归还纸张，双方由此发生冲突。八一五派的新六中三二一一一战斗团和二七战斗团总指挥部等，便从二轻局背后高坡上的人民小学向二轻兵团发起进攻。
        进攻者居高临下，猛扔石块、砖头，二轻局办公大楼的大玻璃窗被砸碎了。二轻兵团十几个人受了伤，只能往办公桌下面躲。
        二轻兵团打了几次电话向警司告急，但解放军迟迟不来制止武斗。危急情况下，二轻兵团动用了保卫科的小口径步枪“自卫还击”，进攻者被打死两人。
        由此，重庆武斗进入热兵器阶段。坦克、大炮、海战轮番上演，死难者众。
“九五”命令
        重庆武斗升级为热兵器后，给重庆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形势带来恶劣影响。
        1967年8月4日，重庆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在重庆警备区的主持下，开始进行停止武斗的谈判。同年8月21日，中央调查组也赴渝对重庆武斗进行调查。
        在中央调查组和五十四军的主持下，双方的谈判顺利进行。出人意外的是，虽然谈判前双方打得你死我活。但到了谈判桌上，两派居然出乎意料的一致同意停止武斗，而且争相表现比对方更积极。
        9月1日中午，两派经过十余天的谈判后，达成《关于立即停止武斗的第一号协议》，商定于9月2日18时起，无条件全面停火。4日以前将各自拥有的一切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分点封存，由警备区司令部和双方代表共同监管，然后全部上交。
        同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严禁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时称“九五命令”。
        命令中明确规定：“已经抢夺的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应一律封存，限期归还。”
        “九五命令”的下达，推动了八一五和反到底派上交武器的进度，这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重庆武斗后期的良性发展。
        1967年9月8日晚上，重庆两大派终于商定，从9月10日期，三天之内分批上交、封存武器装备。
        重庆文革武斗热兵器时代，暂时画上句号。
革委会成立前夕的恶战
        随着“九五命令”下达、重庆两大派上交武器，似乎宣告重庆文革武斗渐入尾声。
        但1968年3月15日，中央领导人在接见四川及重庆军政领导干部时，却对重庆的八一五派和成都的红成派“打倒刘结挺、张西挺”的做法进行严厉批评，明确宣布“打刘、张就是为李井泉翻案”，“打刘、张就是刘、邓复辟”。该讲话，时称“三一五”指示。
        “三一五”指示给重庆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原本偃旗息鼓的武斗再次升级。
        反到底派认为“三一五”指示，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给自己撑腰，便趁机对八一五派实行报复性打击。
        而八一五派对“三一五”指示虽然表面上“坚决拥护”，但内心里则十分愤慨。这造成八一五派在驻军的默许下，进入新一轮的“抢夺”武器弹药用于武斗。
        重庆两大派性组织之间，由此又开始了重庆文革武斗最后一次大规模斗争。
        原本武器装备落后的八一五派，这次武斗中由于可以直接从支持他们的驻军手中“抢夺”武器，而反到底派手中的武器已经上交，且国防工厂的武器成品库被军队控制，所以八一五派第一次在武器上占上风。
        重庆武斗愈演愈烈，但重庆是“三线建设”的重要基地，并且重庆是援越抗美的主要后勤军火库。因此，中央高层不想让武斗影响大局。
        于是1968年4月27日，中央领导人再次接见四川和重庆的军政领导干部，对“三一五”只是进行虽不明言，但却是实质上的纠偏。强调省革筹和军队内部要搞好团结，批评了在刘结挺、张西挺支持下“打谢（成都军区副政委谢家祥）反梁（省革筹副组长、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把矛头指向军队的一派群众组织（成都地区的八二六和重庆地区的反到底等）。这次讲话被称为“四二七指示”。
        两天后的上午10点30分，周恩来打电话给四川省革筹组负责人张国华，就重庆大规模武斗问题作出强硬指示，强调重庆不能再乱了，不能把重庆搞瘫痪。再搞，一定按“九五命令”办，这是中央的意见，军委的意见。
        5月2日，已按照“四二七”指示“把腰杆挺起来”的重庆警备区司令部发出通告，重申中央“九五命令”和周恩来4月份的两次指示，严令各派武斗组织于5月7日下午6点前，将武器弹药全部上缴，解散武斗组织，否则予以强制取缔。两大派的各种专业武斗队开始陆续解散。
        1968年10月15日，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在人民大礼堂，举行“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撤销总部，掀起斗、批、改新高潮誓师大会”。两大派群众组织宣告，即日起撤销各自的总部。
        1969年1月3日，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办事组、政工组发出通知：经市革命委员会第四次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决定，各系统革命群众组织总部、各系大联委一律于1月8日前撤销。
        各系统总部和系统大联委限于1月30日前将所有经费、账册、物资、资料文件，上交市革委会接收组。原各系统总部和系统大联委除留3-5人办理交接手续外，其余所有人员于1月8日前，返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重庆市各级群众组织基本全部撤销。
        同时，深陷派性泥淖中难以自拔的五十四军离开重庆移防云南，这对重庆两派停止武斗及大联合有一定促进作用。
        重庆群众组织间的大规模武斗，从此宣告平息。
资料来源：
        1、《重庆文革武斗大事记1966-1970年后》，重庆档案信息网
        2、《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大事记》，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3、《重庆大学校史》，重庆大学校史编委会编
        4、《重庆市志》，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辑室编
        5、《重庆公安大事记（1949-1997）》，重庆市公安局史志办公室
        6、重庆文革大武斗民间研究者曾钟口述.

重庆红卫兵墓故事|半世纪的内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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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记者 谢寅宗

2014-08-07 22:28

几名在武斗中死去的重庆机器制造学校的学生名字共同列在一块墓碑上，其中就有孙庆玉。 澎湃资料

        孙庆玉去世快50年后，至今都没有给我托过一次梦。
        “我想，她一定是怪我吧！”
        一想到这些，67岁的向先华总觉得心里充满内疚。
        孙庆玉和向先华1967年中专入学后相识，她们是重庆机器制造学校68级学生。该校紧邻重庆医科大学、重庆卫生学校、重庆二十中，后更名为重庆机械学院，隶属于一机部，再后来改为第三机床厂。
        孙庆玉和向先华所在的班级，有40多人，其中9名女生。
        孙庆玉在家排行老幺，有三个哥哥，但父亲去世早。身高1.67米左右的她，外号孙猴儿，爱好长跑，是学校篮球队的。
        向先华说，她家条件很好，在老重庆饭店附近车站开乐器店。人很单纯，说通俗点，是脑壳很简单。“整天没心没肺嘻嘻哈哈的，无忧无虑。”
        分宿舍时，两人同住一个宿舍，因为关系非常好。“我们喜欢互相抬杠。”向先华说，她说一句，我就会回顶一句，两人就这样吵吵闹闹的。
        1967年重庆文革武斗兴起后，坐落在重庆袁家岗附近的学校里持八一五派观点的造反派占优。但学校周围，则是持反到底观点的“242军工”派实力占绝对优势。
        “在那个年代，观点不一，只要被抓到就要挨整，还可能送命。”向先华记得，学校一个叫顾敏的上海籍制图老师，在学校附近被反到底抓住。对方问他是哪里的？在说完“机制校的”后，被一枪打死，后来遗体都不知去向。
        混乱的形势下，学校规定，离开学校不退粮票。由于自己家里家庭条件不好，向先华无奈待在学校。而孙庆玉则因为混乱局势下，无法参加红卫兵组织也只好待在学校。
        当红卫兵需经过严格的成份调查，主要是通过“解放前三年家里做什么的”来界定家庭成分。由于向先华家里曾卖过萝卜、孙庆玉家开乐器店，他们被界定为成份不好，因此未能当上红卫兵。
        “但那个年代的人，很单纯。”武斗前的辩论，向先华和孙庆玉也时常跟着过去，现场情绪火爆时，他们也会跟着喊口号。
        1967年的那个炎热的夏天，出事前几天，孙庆玉突然变得很神经质。吃饭后，她会敲着碗大声说“再见了，我的饭碗”；刷牙时，她也会敲着杯子说“再见了，我的牙膏牙刷”。
        孙庆玉的反常，让向先华感到意外。
        “但我那几天也变得很奇怪，突然不和她抬杠了。她说这些反常话的时候，我说都没有说她一句。”
        武斗越来越激烈，八一五和反到底开始使用武器互相攻击。处在反到底包围圈中的重庆机器制造学校下达通知，要求学生撤离学校。
        学校与重庆卫生学校一墙相隔。撤离前夕，有人在围墙上砸了一个洞，全校的师生由此撤退。
        穿过洞口后，大伙沿着重庆卫生学校的围墙半跑着前行。孙庆玉在向先华右侧，超前半个身位。
        向先华回忆说，在经过卫校校园一个小土山包时，枪声突然响起，孙庆玉“啊”的一声倒地，并哭喊着“我的妈妈呀……”
        向先华循声望去，发现孙庆玉右大腿鲜血直流。随行撤退的一位医生检查伤情发现，子弹斜着钻过孙庆玉的大腿，从大腿内侧穿过。
        “当时孙庆玉恰好来了例假，就不好意思现场进行治疗。”向先华说，只好简单包扎后就将孙庆玉弄走。但赶路过久，孙庆玉却因此失血过多身亡。
        “如果我干涉她，她不说出那样的话，可能没这事儿。”向先华说，从那以后，她只要听到别人说不吉利的话，都会干涉。但无论如何，心中始终觉得愧对孙庆玉。.

重庆红卫兵墓故事|去世的那个冬天，儿子呱呱坠地
[url]http://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60014_1[/url]
澎湃新闻记者 谢寅宗

2014-08-07 22:28

【墓志铭】廖大利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我们的亲密战友许子卓、（廖大利，编者注）等三十七位同志，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决战的关键时刻，为了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国防工厂，保护厂革命群众的生命安全，于一九六七年八月的护厂斗争中壮烈牺牲了。

关于父亲的印记，47岁的廖兵只能通过照片和母亲的描述去拼凑，因为他从未见过自己的亲生父亲。
        廖兵的父亲叫廖大利，在儿子还有四个月就要降临人世时，他却死了。那年，他只有21岁。
        廖大利的老家，在重庆市荣昌县凉坪村，这里属西部山区地带。他们一家，兄妹共5人，廖大利排行老二。
        贫穷的家庭条件，阻碍了廖大利迈进学校的大门，但上天却赐予了他优于常人的身体条件。在他14岁时，他的身高就将近1.8米。
        由于家里兄妹较多，贫穷的家庭环境需要除耕地之外的途径去改变。廖大利14岁这年，改变家庭收人的机会来临，那年，位于重庆九龙坡区的国营重庆空气压缩机厂（以下简称：空压厂）在全市到处招工。
        廖大利在招工处报名后不久，就收到到厂上班的通知。
        到厂后，廖大利被分配到刨床13车间当学徒。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考核后，他才成为一名正式的刨床车工。
        从来没上过学的廖大利，在工作期间逮到了一个学习的机会，空压厂开办有职工夜校。趁此机会，他工作之余就到夜校上课学习。到去世前，原本目不识丁的他，已勉强能写日记。
        廖大利在恶补文化的同时，还努力朝着组织靠拢。职工夜校期间，他加入共青团。业务和政治上的优异表现，让年纪轻轻的他被委任为15车间小组长。
        厂里的同事看他能吃苦、做事有恒心，就牵线搭桥把朋友的女儿郑少珍介绍给廖大利。
        郑少珍还记得她和廖大利第一次见面的情景，那年她18岁，廖大利比她早出生一年。
        相亲见面那天，郑少珍和母亲一起去的。她打量了一番廖大利，觉得人蛮帅的。就悄声问母亲：“妈，你觉得要得不？”
        “看人还是看得起，耍起嘛。”
        在得到母亲的肯定后，廖大利和郑少珍的恋情正式开始。
        那是一段纯真的恋情。
        郑少珍说，那时谈恋爱男女双方都比较单纯，也比较保守，没有现代社会这么勾心斗角。
        走进廖大利的生活后，郑少珍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勤俭节约的人。她说，家庭的贫困，让廖大利在空压厂工作期间非常节约。那时候，他一个月的工资有38元左右，但每月发工资后，他都会给母亲寄去10元钱。
        平时，廖大利也会将自己的钱包交给郑少珍，因为家就在空压厂旁边，廖大利出门身上几乎不带钱。厂里每月发的5块多钱奖金，廖大利也是如数上交。
        在交往两年时间后，1967年的元旦节，郑少珍和廖大利喜结连理。
        他们结婚的前一年，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开始席卷全国。郑少珍说，那时，廖大利正在申请入党。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让他觉得应该好好表现，廖大利对妻子说，我们“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不保卫，要是搞垮了囊个（义同‘怎么’）办？”
        于是，他第一时间投身于派系斗争中。
        空压厂占绝对优势的是八一五派，他们的组织被称为“空压厂八一兵团”，廖大利顺大势加入。
        由于只读过一段时间夜校，文化程度不高的廖大利虽积极参加派系，但他并不热衷于武斗，即便是最简单的贴大字报，他也不参加。
        但是随着枪械的使用，武斗形势陡然升级后，空压厂也开始传出“反到底派”到处抓人的消息。这让单独居住在厂外的廖大利感到担忧。那时，妻子郑少珍已怀孕三个月。
        为确保人身安全，廖大利住到空压厂宿舍。
        廖大利出事的前几天，他的岳母做了个怪梦：梦中，廖大利的脚挂在树上，而地上也掉落着廖大利的脚。
        听到这个有些不祥的梦兆，郑少珍答复说：“妈，你乱说。”
        嘴上虽这样说，1967年8月2日这天，心感不安的郑少珍挺着肚子来到空压厂，找到廖大利。
        她看到廖大利完好无损，中午，夫妻俩在食堂吃了一顿南瓜煮汤。但郑少珍没想到，这顿饭竟成夫妻二人的诀别。
        饭毕，突然有枪声传来。
        事后，郑少珍才了解到，那几天，恰逢谢家湾建设机床厂反到底派攻打空压厂。重庆建设厂前身，是两广总督张之洞在汉阳兵工厂，抗战期间迁至重庆。它是中国近代24家军工企业之一。
        “我出去下，看哪里在打枪。”廖大利边说，边往外走。
        郑少珍劝告说，“这么吓人，还是不要去了。”
        “打枪都是朝天上打，不打人的。”廖大利试图让妻子宽心。
        听到这样的说法，郑少珍也不再阻扰。
        出门后，廖大利碰到厂里工友叶盛世，那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还没女朋友。
        两人结伴朝着响枪的地方走，途中，另有王景瑞、袁迁两名工友一路随行。
        廖大利四人一路摸索过去发现，打枪的地点，在公路对面的空压厂俱乐部大楼。
        公路与俱乐部大楼间，隔着一段台阶和一个大操场。
        四人过了马路，顺着台阶上行，而后趴在台阶上观察操场和俱乐部大楼的情况。
        安然无恙的状况，因为叶盛世的一个举动打破。趴在台阶上的他，突然站了起来。
        “哒哒哒”空压厂俱乐部大楼里的机枪响起，叶盛世应声倒向操场。
        看到叶盛世中枪后，廖大利急忙上前抢救。王景瑞、袁迁事后向郑少珍回忆说，当廖大利跪着抱起叶盛世，正打算起立转身回头时，机枪声再次响起。一梭子弹斜着从廖大利的头上穿过。抱着叶盛世的廖大利，也栽倒在地，两人当场死亡。
        因为郑少珍个性较强又怀孕在身，厂里一直瞒着廖大利去世的消息，直到遗体开始腐烂才被迫通知家属。
        “听到消息，我差点疯了。哪里找对我这么好的男人？”郑少珍说，由于自己当时只有20岁，空压厂很多中年妇女都劝她，“才（怀孕）3个多月，不要了，还可以像姑娘一样嫁人，不然带个娃儿麻烦。”
        这些“好意”被郑少珍拒绝了，她认为，“他又没做坏事，又没做对不起我的事，我不结婚就是了，一个人也要把娃儿养大。”
        在廖大利去世的那个冬天，儿子廖兵呱呱坠地。在廖兵懂事后的每个清明，郑少珍都会带着儿子去墓地看看，也给儿子讲讲他的父亲，更多的是讲他父亲的好。
        看着别人一家其乐融融，郑少珍会说，“划不来，还是一家人快快乐乐好些。”.

重庆红卫兵墓故事|父与子的派系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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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志铭】申叶明
        南岸红星民中八一五战斗团优秀战士

离世的那个早晨，申叶明用生命最后的力气，微弱喊出“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澎湃资料

        1967年7月29日的那个早晨，烧伤面积高达72%的申叶明，在奄奄一息之际，仍竭力微弱地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申叶明1949年出生于重庆市南岸区一个工人家庭，他的父亲是长航轮船公司工人。家中兄妹五人，他排行老大。
        一家人其乐融融的生活，被1966年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打破。
        妹妹申叶珍回忆说，那年，申叶明17岁，身高1.8米的他很帅气，还在南岸红星民中念初中，但已开始半工半读迎来初中毕业。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星民中开始出现红卫兵组织。“哥哥非常热衷于那场运动。”申叶珍说，红五类的家庭背景，让哥哥顺利成为红卫兵中的一员。
        在申叶珍的记忆中，加入组织后，申叶明“认认真真”干起了革命——写大字报、四处串联……“在家的时候，总是独处一室，卧室的灯也用黑色灯罩罩住，完全像是个地下党一样。”
        在重庆派系组织出现后，申叶明成为南岸红星民中八一五战斗团中的一员。“好像是他们学校的头头，负责掌管钱、物，还进京见过毛主席。”
        与八一五观点相左的，是反到底派，在武斗尚未兴起时，他们主要进行“文攻”。
        文攻的出现，致使申叶明家几乎每天不可避免地出现辩论场景。申叶明的父亲，是一位持反到底观点的老工人，并在无意中加入了反到底派长航兵团。
        申叶珍解释说：“父亲并未主动加入派系，但船上的工友中反到底派多，父亲也就成了反到底的一员。”
        在加入不同的派系后，父子俩见面一次，便要开始一次辩论。院落公用的堂屋，成为父子两人辩论的场所。每次辩论的话题都是互相指责“你的派别观点不对，我们的观点才是正确的，是坚持毛泽东路线的”。
        “我们家人都支持申叶明，父亲处于孤立无援境地。”申叶珍说，这主要缘于哥哥的口才好，说的话容易打动大家。父亲则显得不善言辞。
        辩论在武斗兴起后，逐渐减少，这主要是父子俩见面的机会少了。申叶明早出晚归、甚至住在八一五战斗团，继续热衷于这场运动；但他的父亲却对武斗没有兴趣。
        申叶珍说，由于武斗中的申叶明有较强的号召力，成为学校反到底派的眼中钉。于是对方寻求机会力求将他打倒。
        这个机会在1967年7月23日出现，它是缘于武汉“七•二零”事件触发。
        “七•二零”事件，同样与武斗有关。1967年3、4月，武汉地区的两大派系群众组织“工人总部”和“百万雄师”之间斗争日趋激烈，规模不断扩大，流血事件频频发生。
        1967年7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谢富治、王力等先后抵达武汉，解决“工人总部”和“百万雄师”两派组织的问题。
        “工人总部”，是群众造反组织，而“百万雄师”，虽名义上是群众组织，但实际上它是武汉军区、湖北省委为了对抗造反群众，主要由军队成员及各地区武装部、民间群众组成的声称群众组织的反文革组织。
        7月18日晚，在周恩来返京后。王力、谢富治公开到“工人总部”发表了带有倾向性的讲话，表示支持该派主张，并把“百万雄师”说成是保守派，并接受佩戴“工总”的袖标。这激起了“百万雄师”群众及武汉军区部分指战员的极大愤慨。
        7月20日早晨，“百万雄师”的群众及其湖北省直机关干部、解放军指战员涌进王力、谢富治驻地，抵制中央处理运动问题的精神，武装冲击武汉军区和中央来人下榻的东湖宾馆，揪斗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全市武装游行示威，形成在文化大革命中具有深远影响的“七•二零”事件。事后，中央认定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1978年得以平反）。
        “百万雄师”抵制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消息传出，“打倒‘百万雄师’”的大字报标语，开始在全国各地出现，重庆也不例外。
        7月23日晚上8点左右，得到消息的申叶明，从家赶往位于重庆第五人民医院附近的“红星民中八一兵团”驻地。途中，他碰到了下班回家的父亲。
        “七七”打响重庆武斗第一枪后，重庆武斗转入热兵器作战阶段。混乱的局势，让申叶明的父亲不得不提醒儿子说：“晚上别出去喲！”
        “放心，我不会出去的。”申叶明回答说。
        但三个小时后，写好大字报的申叶明和另外三名战友，手拿刷子、提着浆糊，前往离驻地约1.5公里的红星街粘贴大字报。
        红星街是当地当时最热闹的地方，四面皆有道路相连。其中，北连第五人民医院、南通长江边、东接菜市场、西往航修站。
        当申叶明一行面对墙壁张贴大字报时，东、西、南三条道上，手持钢钎的反到底成员潜伏而来。在靠近他们时，反到底大喝一声“冲”，就将申叶明等人围住。申叶珍说，他们一行人，只有2个人逃脱，申叶明和战友刘兵（音）被抓住。
        申叶珍记得，刘兵被抓后被砍断脚筋，或许是反到底的成员心有不忍，便将刘兵丢到下水道，让他捡回一条命。
        但申叶明却没那么幸运，反到底的人将其打翻在地，并将他所粘贴的大字报扯下来堆在他身上，泼上汽油点燃。反到底成员则照着申叶明围成一个圈，用磨得明晃晃的钢钎对准申叶明，不让其逃脱。
        在申叶明被烧得奄奄一息时，逃脱的两名战友搬来救兵。围攻申叶明的反到底派听到对方的冲锋号后，一哄而散。
        家人得知申叶明出事儿的消息，是在7月24日早晨送饭时，听人说“有个姓申的人被烧死了。”
        姓申的人，在申叶明家居住的一带很少。“当时我们家人心里就有种不祥的预感。”申叶珍说，得到这个消息后，父亲就急忙赶往“红星民中八一五兵团”驻地。
        兵团的很多战士都认识申叶明的父亲，看到他出现，这些年轻人边喊“申伯伯”，边围过来说一些安慰的话。
        听出话里有话后，申叶明的父亲正色问道“他是不是出事儿了？”
        眼看瞒不住了，这些年轻人只好点头回答。
        在得到确切的消息后，申叶明的父亲栽倒在地。
        家人再次见到申叶明，是在重庆第五人民医院的病房内。申叶珍至今还记得哥哥的惨状，“整个人面目全非，浑身像被烧过的腊肉一般，白肉乱吐，开花开条的”。
        申叶珍凑过去和哥哥说话，但奄奄一息的申叶明却微弱地吐着“毛主席万岁”，这让申叶珍很无语。
        申叶明的烧伤面积高达72%，因重庆第五人民医院条件有限，他必须转到烧伤治疗技术较好的西南医院进行进一步治疗。
        转院事宜在7月25日早晨进行，医院派出两名医生随行陪护。当运送申叶明转院的汽车驶出第五人民医院1.5公里左右时，在南岸区觉林寺附近便被设卡拦截的反到底派人员截获。
        检查人员在看到被烧得面目全非的申叶明后，便问“这是谁？多大年龄？为什么被烧的？”
        申叶明的父母只好撒谎说，被烧的叫王兴才，34岁，在家耍火时被烧的。
        当反到底派准备进一步检查时，已得到汽车遭拦截消息的八一五派赶了过来，并吹响冲锋号。看着对方人多势众，反到底派立即撤退。运送申叶明的汽车通过卡点后，顺利抵达西南医院。
        虽经西南医院的医生抢救，但伤势过重的申叶明还是在7月29日早晨去世。
        离世的那个早晨，申叶明用生命最后的力气，微弱喊出“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重庆红卫兵墓故事|步行上街告状的红卫兵“宣传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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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记者 谢寅宗

2014-08-08 11:34

【墓志铭】刘光友
        男，二十岁。家庭出生工人。优秀共青团员，坚定的八一五战士。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他最富有斗争精神，讲究斗争艺术。于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英勇献身。

    多年以后，刘光友的母亲在离世时，仍耿耿于怀1967年8月的那一次擦肩而过，致使她失去让她感到骄傲的大儿子刘光友。
        1947年出生的刘光友，在家中五兄妹中排行第一。生前是重庆三十二中高三学生，也被称为“老三届”。
        五弟刘光义（化名）记得，大哥的学习成绩是五兄妹中最好的，1.75米左右的个子，在平均身高偏低的重庆来说是个高个子。
        “他喜欢写日记、写诗，文章里比较有思想。”刘光义说，大哥还特别喜欢游泳，夏天经常带着弟弟妹妹到嘉陵江嬉戏。“我现在会游泳，都是哥哥在世时教会的。”
        1966年5月开始，文化大革命的风潮从北京吹向全国各地，西部工业重镇重庆的人们也起来，跟着毛主席闹革命。
        “哥哥是首批加入红卫兵的。”刘光义说，那时接受的都是正统教育，毛主席喊闹革命，整个大环境都如此，哥哥那样的学生懂啥子，他们一定会“听毛主席的话，单纯一心一意干革命”。
        刘光友父母都是军工企业嘉陵厂的工人，由于父亲是厂里生产骨干、劳模，还兼任车间党小组长，认同八一五派观点，良好的家庭成份使得刘光友有机会加入红卫兵队伍。“那时候加入红卫兵，是很光荣的事。”刘光义说，“红卫兵组织是学校组织的，家里人对此更无异议。”
        因为书法飘逸，擅长写文章，口才也不错。刘光友在加入学校红卫兵组织三十二中第四野战军后，担任组织的“宣传部部长”。
        在刘光义的记忆中，加入红卫兵组织后，大哥的行头和日常生活发生了变化。“斜挎个挎包，每天都急匆匆的。”
        “大哥积极得很。”刘光义说，大哥还曾从重庆茄子溪出发，步行到北京告状、大串联。
        重庆中学生红卫兵步行上京，发生在1966年9月。
        本来，这年9月1日，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部长刘文珍的大力促成下，重庆50多所中学的红卫兵，成立重庆市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官方统一制作旗帜、袖章以表示支持。当时的目的，是想通过加强领导，把重庆的学生运动引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但当时向领导干部造反已渐成大气候，市委的权威在一个南下串联的清华大学学生董九三面前一败涂地。
        重庆的中学生红卫兵将董九三视为自己的“司令”，不再顺从当地党委的控制，总部和许多基层组织都倾向于以重大八一五为代表的造反派。
        鉴于此，时年9月15日，重庆市委在潘家坪高干招待所开会研究决定，让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与中学生红卫兵总部合并。
        次日，原本支持中学生红卫兵的刘文珍决定断绝对中学生红卫兵的物资供应，并撤出市委联络员。
        9月20日，中学生红卫兵总部电话线被拆除，办公地点被强占，名称变更为合并后的“重庆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强行合并的做法引起激烈反弹，3000多名中学生红卫兵在重庆市人民大礼堂静坐抗议，提出“给中学生红卫兵和外地红卫兵合法地位”等八项要求，但重庆市委迟迟未作出让他们满意的答复。
        于是，1966年9月27日凌晨，中学生红卫兵效仿重大八一五的做法，毅然宣布“步行上京告状”。虽然市委要求学校、家长拦截，但仍有1000多名学生步行到永川，乘火车到北京告状。
        刘光友死亡时间，是近一年后的1967年8月5日。刘光义说，那时恰是重庆武斗最激烈的时候。从1967年7月7日第一枪打响后，重庆武斗告别钢钎、长矛等冷兵器，转而开始使用枪炮。
        8月5日，恰逢八一五派攻打反到底派占领的嘉陵厂。刘光义说，其实进攻方和防守方中，很多人都是嘉陵厂工人，只是双方所持的观点不同，但他们的目标却都是“保卫毛主席”。
        刘光友的家离嘉陵厂并不远。武斗激烈的时候，屋顶因承受不住机枪子弹的洗礼而变得稀烂，偶尔，还有坦克发射炮弹打过来。
        “家里人怕得要命，全部都到离武斗地点十来公里外的石井坡避难。”刘光义说，后来听邻居讲，家人举家逃难期间，刘光友曾回过一次家，见家里没人又急匆匆离去。
        那次错过，成为刘光友母亲余生的遗憾。刘光义说：“如果母亲碰到了大哥，肯定不会让他再出去。”
        8月5日当天，八一五派依靠强大的火力攻占嘉陵厂。几天后，刘光友的家人接到厂里通知“出事了！”
        那年只有8岁的刘光义记得，他和父亲一起去看大哥。当时，刘光友的遗体停放在一个学校，很多和大哥一般年纪、挎着同样挎包的年轻娃儿进进出出，见到他们到来，这些娃儿又热情上来安慰。
        刘光义对机枪子弹特别好奇，这些年轻人从挎包中抓出一把子弹给他玩耍。
        长大后，刘光义才了解到，大哥刘光友是在进驻嘉陵厂时被厂里反到底派工人放冷枪打死的。
        那时，嘉陵厂已经被八一五派攻克。刘光友和战友们一起进场。但反到底派也留有几个人员，负责焚烧嘉陵厂办公大楼。看到刘光友等人进场时，他们在暗处开枪射击。
        “武斗结束后，这个开枪的工人也被判十多年刑。”刘光义还记得，那男子个子不高、脸比较白、嘴巴有点扁。
        “他也很造孽，判刑后，被开除公职。出狱后，只能做临时工。从某种意义来说，他只是在执行命令。”刘光义说，“不论是大哥还是凶手，他们都是悲剧，是时代害了他们。如果没有那场武斗，大哥现在一定是个很有出息的人。”.

重庆红卫兵墓故事|同学日记里的艾淑全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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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记者 谢寅宗

2014-08-07 23:04

【墓志铭】艾淑全
        男，河北宁津人，工人家庭出身，优秀共青团员，重庆三中抗大兵团优秀战士。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于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英勇牺牲，享年二十一岁。


  重庆第三中学高中学生，艾淑全。三中抗打兵团勤务组成员和武斗队负责人。
        艾淑全的一位女同学徐若丹（1968年7月16日，为纪念毛泽东畅游长江而带头下嘉陵江游泳不幸溺水身亡），在日记中记下了艾淑全死后她的心情和他们在沙坪公园墓地埋葬艾淑全的情景：
1967年8月3日
        下午睡觉起来，刚到红专楼门口，就听见说艾淑全死了。我根本没有往那儿想，一个个悲愤已极，向天连鸣数枪以致哀。我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前天晚上还好好地和我们谈天，谈论当前形势……
        烈士遗体抬到会议室，人们都悲愤地低着头，站在旁边为他默哀。有的低低地哭泣，有轻轻的叹息声……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天在呼喊，地在动摇。大自然和战士的心灵正唱着一支悲壮的乐曲。我们冒着细雨在街上分头刷大标语：向李、任（注：西南局书记李井泉、重庆市第一书记任白戈）死党讨还血债！
        艾淑全烈士遗体躺在会议室桌上，他已换上了军装，手里拿着语录，还带上了主席像章、胸章和袖章。他眼睁着，嘴微张着，像在说：我不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不把李、任死党斗垮斗臭，就是死不瞑目。
1967年8月4日
        昨晚一两点才睡。今早听说烈士家长来了，忙起身到兵团。才走拢，一阵悲愤的哭声传来，那是艾淑全烈士的妈妈、妹妹、爸爸、弟弟在哭。听到这凄悲的哭声，谁不动心流泪呀。艾淑全是我兵团负责人之一，又是革联会的专政委员会的常委。平常和同学玩得来，脸上总挂一丝笑容。同学都知道他工作踏实，认真、积极、负责。死了他，谁都觉得可惜。听说还要等他哥哥来才埋，这是最后一面哪！
1967年8月6日
        艾淑全烈士的哥哥来了，他是天津大学的学生。他见了艾淑全烈士的遗体后，默哀了好久。摸了他，把自己的纪念章、袖章给他戴上了。这时，他爸爸再也忍不住，痛苦起来。他哥哥为了不让老人伤心，只背着老人流泪。看着这场面，谁不陪着掉泪呀！化悲痛为力量，一定得向李、任死党讨还这笔血债！
1967年8月7日
        昨天开了追悼会，烈士全家讲了话。烈士生前好友介绍了他生平。他很早就造反了，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被打成反革命、暴徒、牛鬼蛇神，收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高压。那时他没有屈服，为革命，四处奔波，他曾说过“为了党，我愿献出一切。”现在他实现了他的诺言……
        今天，我们都怀着沉痛的心情，埋葬了烈士。烈士葬在沙坪公园烈士墓里，我们向他发誓，要继承他的遗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接着，每人捧起一把泥沙，埋葬了烈士……
        一个英雄倒下去，万杆红旗冲天起。.

重庆红卫兵墓故事|领工资途中，遭学生练枪当活靶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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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记者 谢寅宗

2014-08-08 11:34

【墓志铭】何心贵
        “挥泪继承烈士志，誓将遗愿化宏图。”李、任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欠下的这笔血债是一定要彻底清算、彻底偿还的。
        战友们，安息吧。

墓园中有一座埋葬着31名死难者的墓穴，这31人中，何心贵或许是死得最冤枉、也最莫名其妙的一个。 澎湃资料

        重庆沙坪公园红卫兵墓园中，有一座埋葬着31名文革武斗死难者的墓穴。31人所在的武斗组织单位，是整个墓园中最复杂的，包括国营建设机床厂（简称建设厂）八一兵团、七三战斗纵队、基建八一五一建兵团等五个。
        这31人中，何心贵或许是死得最冤枉、也最莫名其妙的一个。
        何心贵当时是重庆建设厂的一名工人。虽然事情过去多年，但何心贵的儿子何阳（化名）依然记得父亲去世的那天是8月1日。作为党员，他当时并没有参加派系武斗
        事发当天，是何心贵所在的建设厂四十五车间发工资的日子。于是，何心贵便替车间工人前去领取薪水。
        在前往领薪水的途中，一颗子弹击中了何心贵。事后，何阳了解到，打死他父亲的是重庆三十五中一名17岁的学生，而他父亲所经过的区域，也并非战场。
        后来何阳进一步打听了解到，这名中学生当天打死其父亲，目的竟然是将他父亲当活靶练枪法。
        据何阳回忆，在父亲无辜丧命后，建设厂并未发一分钱抚恤。他家也因此失去了主要经济来源，生活水平一落千丈。
        对何心贵的死耿耿于怀的家人，从此开始辛苦地寻找仇人。经过一家人不懈努力，开枪的人被找到，此人后来仍在建设厂商务处上班。
        何阳得知这一情况后，1978年到北京上访，找到“文革办”反映。得到的答复是“依靠地方解决”。后来又说“过了追诉期”，法律上已无法追究。
        但何阳回忆说，他最先找“文革办”反应情况时，还没过20年期的追诉期。如今，杀害服何心贵的凶手照常提干，清清白白的像没事人一样。
        何阳认为，犯法者逍遥法外，含冤人不白于九泉。.

重庆红卫兵墓故事|内讧引发的连环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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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记者 谢寅宗

2014-08-07 23:22

【墓志铭】
        侯天林：红警区40中815兵团优秀勤务员，劳动人民出生，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于68年3月被砸派中一小撮阶级敌人预谋杀害。
        李宁远：红警区40中815兵团优秀战士，出生于一个工人家庭，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于68年4月5日在李子坝惨遭砸派中一小撮阶级敌人杀害，享年18岁。
        范荣惠：红警区815兵团优秀战士，出生于一个工人家庭。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为捍卫毛主席革命战线，于68年4月5日在李子坝惨遭砸派中一小撮阶级敌人杀害，享年18岁。

从激烈论辩到冷兵器再到热兵器的加入，武装起来的造反派们让斗争不断升级。

口述人：曾钟 整理人：谢寅宗
        侯天林、李宁远和范荣惠的死，是一起八一五内讧引发的连环悲剧，这在重庆文革武斗中并不多见。
        最先付出生命代价的是侯天林，他生前是重庆40中“红警区八一五兵团”一号勤务员，也即是红警区八一五兵团的一号掌权者。
        因为在文革期间，级别越高的人，职务称呼越是低下。勤务员的称呼，来自雷锋日记“做人民的勤务员”。
        侯天林死于1968年3月28日。
        这天，他驾车送朋友到重庆菜园坝火车站赶火车。送完朋友后，他在驾车返回学校途中，经过南纪门中学时，遭到拦车检查。
        由于当时重庆整个市中区（现称渝中区）除两路口被反到底派控制外，其余地方全是八一五派的地盘。
        后来一位知情人告诉我说，侯天林和南纪门中学的一号勤务员在事发前曾有过节。在一次八一五内部会议时，两人因观点不和闹得很凶，闹到最后双方都掏了枪。由于在场还有其他八一五高层，事态当时被没有扩大。
        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时的红卫兵都特别喜欢有一辆汽车，这既方便出行，也让人感到威风。因为一般武斗队出行时，都会在汽车头顶架着转盘机枪，两侧冲锋枪在列。南纪门中学当时也很可能是想抢车。
        所以侯天林选择强行冲卡，就在他冲卡过程中，一颗子弹从他张着的嘴里穿过，并在后颈窝炸了个洞。侯天林当场毙命。
        后来在调查中我了解到，开枪的人姓肖，因长得白白净净，绰号“白脸”，我第一次听到时误以为是“小白脸”。他在文革结束后也被判过刑。肖本人也承认是其开的枪。
        内讧导致一名首领死亡。侯天林的死，得到了市中区其他兄弟学校的同情，而南纪门中学的做法则让八一五派其他学校愤慨。
        这些学校就派出武斗队包围南纪门中学，并表态要报仇雪恨。
        但此时重庆八一五的高层全在北京参加“3.15学习班”。接到重庆40中的告状后，在京的八一五派高层，责成重庆市中区6中、25中、29中八一五派领导出面协调解决。
        这是因为当时重庆40中是单设初中，6中、25中和29中有高中部。高中生在处理事情时，比初中生更成熟、理智。
        于是，组织调解的三所学校便召集重庆40中和南纪门中学谈判。
        谈判过程中，南纪门中学辩称发生的血案是一场误会，在向40中道歉的同时，还答应赔偿2000元抚恤金。而死者侯天林，便葬在沙坪公园红卫兵烈士墓内。
        双方决定，安葬死者的时间，定在当年清明节。
        1968年4月5日清明节这天，双方如约进行了安葬仪式。
        40中红警区八一五兵团在回程经过李子坝（靠近重庆市体育馆）时，遇到重庆渝中区反到底的学生在此设卡拦截。
        由于对方持枪设卡，途经李子坝的公路又是一条独路，红警区八一五兵团无奈驾车冲卡。
        对方冲卡成功后，反到底派朝着汽车尾部开枪射击。
        红警区八一五兵团成员范荣惠大腿动脉不幸中弹，抢救无效死亡，时年18岁。
        和范荣惠一起遇难的李宁远更是倒霉，在对方开枪时，在车厢内卧倒的李宁远身上有人，他的身下还趴着一个人，但偏偏在中间的他不幸被子弹击中。
        这三人去世后，又衍生出两件颇具戏剧色彩的事情。
        其中之一是，由于南纪门中学没办法凑齐侯天林的2000元巨额抚恤金（注：当时工人工资一个月约30块钱，2000元相当于5年工资），武斗队为此持枪到渝中区的一些茶馆“抢钱”，不过抢到的钱很少，在两个茶馆只收获几块钱。
        另一出则是李宁远和范荣惠遇害后，重庆40中也没有经济条件为两名“烈士”修墓，重庆40中便向二建公司八一五派求助，决定用“几条枪”为交换条件，由二建公司为李宁远、范荣惠修墓。.

重庆红卫兵墓故事|师徒反目后，被公报私仇的钳工
澎湃新闻记者 谢寅宗

2014-08-07 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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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人：曾钟 整理人：谢寅宗
        鲍积贞的墓碑，虽然是1980年补立的，但墓碑上并没有墓志铭。这个单独的墓茔，在红卫兵墓园里显得格外特别。但更特别的是，鲍积贞还是这个八一五派的墓园中，仅有的两名反到底派成员之一。
        50余岁的鲍积贞，生前是重庆空气压缩机厂（简称：空压厂）钳工车间的技术骨干，是一名八级钳工，这相当于钳工工种中的最高技术标准。
        建国初期至60年代，当时并不像现在有很多职业技术学校进行职业技能培训。那时工厂的技术工培训，主要是由作为技术骨干的老工人当师傅，带徒弟学习，然后进行考核。
        鲍积贞作为厂里的技术骨干，自然而然承担着带徒弟的任务，并且他带的徒弟还比较多，有四五个。
        50年代的学徒，需要有3年学工过程，然后才能进行考工定级。
        考工定级在1956年才开始在我国出现，那年6月，周恩来总理签发的《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规定，要求全国按产业、部门逐步建立起涉及上万工种的技术等级标准，并开始全面推行考工定级和考工晋级制度。同时规定了技术等级的数目（通常八级， 或在八级之内） 以及各等级的技术要求。
        考工考核后所核定的技术等级，直接影响工人的工资标准。在五、六十年代，一次定级后，5到10年都难以加薪。所以每个学徒也很重视最后的定级。
        鲍积贞带的几个学生学工年满，也开始考工定级。其中一人因粗心大意，看错图纸，理解出错导致没能完成工件。鲍积贞是当天的主考人，于是徒弟提出延时做工。但鲍积贞坚持原则。这名粗心大意的徒弟，因成绩差被评为二级工。
        于是，师徒之间的梁子由此结下。
        文革武斗开始后，观点上倾向于空压厂反到底军工井冈山的鲍积贞，由于从不关心政治，所以并未参加武斗。但当年对他心怀不满的徒弟，则加入了空压厂八一五派的八一兵团武斗队。
        1967年8月1日，八一五派占领空压厂。这名徒弟以鲍积贞是反到底派的老骨干为由，邀约几个八一五派成员，将武斗时逃离单位到重庆上桥避难的鲍积贞抓走，并押送到八一五派的大本营重庆大学。
        在重庆大学教学楼内，这名徒弟和其他的八一五派成员，对鲍积贞进行毒打。在致其死亡后，将鲍积贞草草掩埋在重庆大学教学楼后面。
        由于鲍积贞在空压厂与人为善，口碑甚好。被抓走的次日，鲍积贞的家人便到派出所报案。同时找到重庆大学不依不饶，要求交人。
        但经调查，八一五派发现鲍积贞已被打死，属成员借机报复杀人。感觉理亏的空压厂八一兵团，主动向鲍积贞家人示好，并提出将鲍积贞埋葬在八一五派的烈士墓大墓中。
        对于八一兵团的妥协，鲍积贞家属并不买账。
        无奈之余，八一兵团同意在红卫兵烈士墓地中，单独为鲍积贞修建一座小墓。这才得到鲍积贞家属的认可。
        武斗结束后，鲍积贞那位公报私仇的徒弟，也被判刑。.

重庆红卫兵墓故事|40多年后，他依然记得女孩的模样
澎湃新闻记者 谢寅宗

2014-08-07 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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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志铭】
        梁自巧：一九五零年四月十八日，出生于工人家庭，共青团员，重庆红警区二十中八一五战斗团优秀战士。
        梁克厚：“挥泪继承烈士志，誓将遗愿化宏图。”李、任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欠下的这笔血债是一定要彻底清算、彻底偿还的。

口述人：曾钟，整理人：谢寅宗
        在红卫兵墓园中，有一对父女长眠于此。
        父亲叫梁克厚，作为职工埋葬在重庆国营建设机床厂（以下简称：建设厂）31人大墓中。女儿梁自巧，和她的6名校友共同葬于红卫兵重庆警备区20中红卫兵团墓穴。
        梁自巧1950年4月28日出生，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时，梁自巧已是重庆20中（现育才中学）学生。位于重庆谢家湾的重庆20中，离建设厂家属区不到2公里。
        梁自巧是一个文革活动积极分子，40多年后，负责处理梁自巧遗体的郑志胜，依然记得这个女孩的模样：矮矮的，白白胖胖、齐耳的短发用发夹别到脑后。见到熟人时总是微笑着，一堆圆圆的酒窝。
        梁自巧在学校加入了红卫兵重庆警备区二十中红卫兵团八一五战斗团，由此开始了她的革命道路。不过梁自巧的任务比较简单，基本就是领传单到大街上散发；抑或是发生武斗时，给前线的武斗队员送饭、救助伤员。
        受大环境革命浪潮的影响，1921年出生的梁克厚和女儿一样，也自觉不自觉地认同了建设厂八一五派观点，并由此成为其中的一员。
        父女俩不同的是，女儿死于武斗，父亲则不是。
        梁自巧的死亡时间，是在1967年8月5日到7日期间。
        那时，八一五派反攻建设厂，两派在建设厂制高点清水池展开大规模武斗，动用了坦克、高射机枪等武器。连续三天的武斗，致25人死亡，伤数十人。武斗中的小报曾用“尸横遍野、血肉横飞”的语句来报道此次武斗。
        而梁自巧很不幸的成为这些死难者中的一员。后来得到的消息有两个版本，一是说八一五和反到底派双方发生炮战时，梁自巧到前线阵地帮忙救助伤员，头部不幸中弹受伤，抢救无效死亡。
        另有一说是，她是在武斗期间去给守清水池的武斗队员送饭时，在建设厂三八宿舍附近罹难。
        梁自巧死后，并没有被及时下葬，而是被注入甲醛浸泡在福尔马林溶液中，当作反到底派的“罪证”保留下来。
        梁自巧去世不久，她的父亲梁克厚也不幸遇难。
        梁自巧家的邻居告诉我说，梁克厚是在为女儿送葬的途中身亡的。
        在运送梁自巧的遗体去下葬途中，坐在车上的梁克厚戴着的草帽被风刮落。于是他大呼停车，准备下车捡草帽。当时已经50多岁的梁克厚，在汽车尚未停稳时就跳下了车，年事较高且丧女之痛，汽车的惯性带动下，落地的他不慎跌倒，并头触地，当场摔死。.

重庆红卫兵墓故事|武斗队的“蔡傻儿”
澎湃新闻记者 谢寅宗

2014-08-07 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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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志铭】蔡亲锐
        生于一九四九年六月，男，十九岁，广东文昌县人，新二中八一五战斗团优秀战士，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不幸于一九六八年七月九日光荣牺牲。      

重庆武斗时，由于物资供应紧张，但参加武斗的人可以免费吃饭，每天还会发烟，偶尔也发白糖，所以很多人为此参加武斗。

口述人：曾钟 整理人：谢寅宗
        蔡亲锐是我的校友，但不在同一个年级。文革武斗前，他是重庆二中初三年级的学生。红卫兵组织之所以叫“新二中八一五战斗团”，而不是“二中八一五战斗团”，这主要受文革时间改名成风的影响。
        文革改名风气，源起伟大导师的毛泽东1966年8月24日为北京大学新校刊题字时，取名为“新北大”。
        为赶上政治时髦，所以很多红卫兵组织纷纷将自己学校的名字前面加一个“新”字，用以表示和过去不同。
        蔡亲锐的父亲是从事造纸研究工作，是一名高级工程师。1949年6月出生的蔡亲锐，是家里的独子，人称蔡傻儿。
        蔡亲锐的傻，有两个事例可以佐证。
        重庆武斗时，由于物资供应紧张，但参加武斗的人可以免费吃饭，每天还会发烟，偶尔也发白糖，所以很多人为此参加武斗。但家庭条件很好的蔡亲锐，从来不去武斗队吃喝。
        虽然不去武斗队吃免费的饭，但每当武斗队接到上级任务时，蔡亲锐都会准时出现在武斗队。那些吃免费饭的武斗队成员，却会找各种托辞不参加战斗。
        见证蔡亲锐死亡过程的，同样是二中校友，名叫陈世华。
        上山下乡时，我和陈世华在云阳南溪区无量公社插队。他给我讲述了整个事发过程：
        1968年7月9日这天深夜，新二中八一五战斗团组织四、五十人人的“加强排”，对反到底所占有的五一高级技工学校发起攻击，当时的作战行动是采取偷袭。
        遗憾的是，对方对此早有防备，新二中八一五兵团一开始行动就被反到底发现。
        当晚，陈世华和蔡亲锐是冲锋在最前面的敢死队员。陈世华第一个冲到教学楼下，并找到一个死角作为掩体。
        陈世华的身后，是蔡亲锐。在看到陈世华顺利抵达教学楼后，以为没被对方发现，便起身朝敢死队身后的同伴招手示意，准备发起偷袭。
        这时，寂静的夜被反到底的枪声划破。
        挥手招呼同伴的蔡亲锐中弹倒地。子弹打入蔡亲锐的左肩，斜着穿过他的身体后从右后腰穿出，并将蔡亲锐手持的半自动步枪枪托打断。
        看到蔡亲锐倒地后不断挣扎，密集的火力让尾随在敢死队后方的战友无法靠近，躲在教学楼死角的陈世华拼死冲了过去。
        幸运的是，在枪林弹雨中，陈世华毫发无损，并顺利将蔡亲锐救了回来。
        由于蔡亲锐的颈部血管被子弹打伤，抢救回来的蔡亲锐伤口处不断“咕咕”冒泡，最终，失血过多的蔡亲锐还未被送到医院就停止了呼吸。
        蔡亲锐去世后，他的灵堂设在重庆二中学校。曾参加过那次追悼会的同学后来告诉我，蔡亲锐那持反到底观点的姑姑让我记忆深刻。
        追悼会上，战友们看到蔡亲锐的爸爸、妈妈哭得很伤心，就安慰两位老人说：“我们一定会为蔡亲锐报仇！”.

重庆红卫兵墓故事|最惨烈的战斗中，援军迟迟未到
澎湃新闻记者 谢寅宗

2014-08-07 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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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志铭】曾永亮
        生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四川达县人。于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在潘家坪战斗中光荣牺牲。享年二十九岁。

口述人：曾钟 整理人：谢寅宗
        俗话说，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曾永亮的遭遇，便淋漓尽致地阐述着这一道理。
        1938年11月出生的曾永亮，原籍四川达县。1966年文化大革命兴起时，28岁的他已经是一名工人。坚持八一五派观点的他，加入八一五机械兵团重阀造反团。
        让曾永亮丧命的那场战斗，发生在1967年8月18日，那是重庆文革武斗中特别重要的一天。
        8月18日-20日期间，重庆文革武斗的八一五和反到底派，在潘家坪进行重庆武斗中最惨烈的一次战斗，史称“潘家坪战役”。
        潘家坪，位于重庆市市中区（今渝中区）西侧长江与嘉陵江之间的山脊上，是重庆大坪至石桥铺这一带相对平缓地区中一处略微凸起的高地。建于此处的高干招待所（今渝州宾馆），是这一带的制高点。只要控制了它，便有助于八一五派拿下河运学校、邮电器材厂，威胁反到底派控制的重庆医学院等单位，并对建设机床厂形成包围。
        在这种情况下，1967年8月16日上午，八一五派文攻武卫指挥部召开地区各单位负责人会议，决定攻打位于沙坪坝至市中区交通要道中的大坪、潘家坪一线反到底派据点。
        8月17日，配备无线电报话机、步谈机，肩挎枪械的八一五派武斗队员，在重庆大坪歇台子集合。
        战斗决定在8月18日打响，这一天也是毛泽东第一次检阅红卫兵的纪念日。
        曾永亮是此次战斗的尖刀班成员之一，他的任务是在8月17日深夜潜入潘家坪高干招待所发起偷袭。
        之所以选择偷袭，主要是因为八一五派的武器装备落后，同时处于制高点的高干招待所，早在1967年8月1日，就被反到底派控制，并以极强的火力封锁了道路。
        攻打潘家坪时，八一五派虽然出动了坦克，但因重庆生产的坦克质量差，同时坦克所需的弹药并不在重庆生产。以致使这个看起来很威风的东西，只能发射过期训练弹，显得“中看不中用”。
        而反到底派则不同，他们的武器则很先进。半自动步枪、127高射机枪、望江37炮、江陵37炮一应俱全，弹药充足。
        曾永亮和其他尖刀班的武斗队员，在夜色的掩护下，顺利潜入高干招待所。经与后方商议，决定对高干招待所这一制高点实施爆破，进而消除隐患。在爆破计划作出时，前后方沟通发现，尖刀班手上的装备，无法实施爆破。
        于是，八一五派指挥部紧急调动北碚区天府煤矿的八一五派系成员连夜赶往潘家坪支援，利用他们的专业爆破技术炸毁高干招待所。
        但中途不知发生了什么变故，天府煤矿的专业爆破队迟迟未能赶来支援。致使原计划在凌晨发起的冲锋，变为在中午进攻。
        武器、地理位置都不占优的八一五派，伤亡惨重。曾永亮也在战斗中遇难。
        这场战斗，重庆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死伤百人，也是八一五派文革武斗开始以后损失最为惨重的一役。.

重庆红卫兵墓故事|完全是意外，被路人坑死的烈士
澎湃新闻记者 谢寅宗

2014-08-07 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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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志铭】熊敦颜
        在归家途中罹难，遇路馆暴徒就义。

口述人：曾钟 整理人：谢寅宗
        和其他墓碑的墓志铭不同，熊敦颜的墓碑上的墓志铭非常隐晦，且简短。
        立碑人，是熊敦颜的一双儿女熊庄和熊辉。
        1993年清明节立的墓碑上，熊敦颜的儿女，用春秋笔法为亡父刻下“在归家途中罹难，遇路馆暴徒就义”短短14个字的墓志铭，隐晦地讲述了发生在父亲身上的故事。
        熊敦颜生前是重庆空气压缩机厂（简称：空压厂）工人。意外，发生在他外出回家经过重庆市中区牛角沱向阳隧道那天。
        向阳隧道，全称八一向阳隧道，于1973年1月建成，整个隧道连接了重庆市渝中区菜园坝地区和上清寺牛角沱地区。隧道之所以如此命名，主要是因为这条双向通行隧道左右两侧的施工方不一致。
        其中从牛角沱通往菜园坝方向的那条隧道，叫向阳隧道，是由重庆地方负责施工修建；而菜园坝通往牛角沱方向的那条隧道，命名为八一隧道，这也体现出它是由军队施工建成。
        八一向阳隧道的正上方，是重庆市中区交通要塞两路口。重庆文革武斗“全面内战”期间，重庆反到底派最高指挥中心——重庆工人革命到底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正是设立在两路口的市体委办公楼内。
        由于这里是反到底派根据地所在，所以重庆文革武斗期间，连通外界的八一向阳隧道经常会有反到底人员设卡检查过往人员，年轻力壮者往往会成为他们检查的重点对象，因为这样的人才有可能参加武斗，更有可能是反到底派的死对头。
        事发当天，经过向阳隧道的熊敦颜恰巧碰上反到底派人员设卡检查。走在他前面的，是一个年轻男子，两人相距大约10米左右。
        当他们到达设卡点时，熊敦颜身前的男子被拦下。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竟然带着一把制式手枪。
        因为熊敦颜就在身后，检查人员以为，熊敦颜和携枪男子同伙。由于携枪男子不是反到底派，于是他们都被押回两路口反到底的基地进行审问。
        审问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得而知。
        但第二天早晨，一名清洁工人在由两路口与鹅岭之间一处名叫“九眼桥”的地方，发现了熊敦颜的遗体。
        清洁工发现遗体时，并不能确定死者是谁。随后，他选择报警。
        警方到达现场后，在熊敦颜的身上找到印有了空压厂字样的菜票。在经过空压厂工作人员的指认后，才确认死者是熊敦颜。
        但在那个局势混乱的时代，到底是谁杀害了熊敦颜，却没有丝毫线索，最终这起案子被搁置。由此，熊敦颜的子女便为父亲写下“在归家途中罹难，遇路馆暴徒就义”的墓志铭。.

重庆红卫兵墓故事|“中央赴渝调查组”的“保卫者”
澎湃新闻记者 谢寅宗

2014-08-07 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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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志铭】江丕嘉
        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江丕嘉同志，1966年8月21日晨6点50分，为保卫中央赴渝调查组的安全英勇献身，年仅20岁。
        在文化大革命中始终不移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勇敢战斗。在斗争最前列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江丕嘉同志为革命而死，死得其所，重于泰山。


口述人：曾钟  整理人：谢寅宗
        重庆文革武斗死难者的碑文，大多有夸张成份，江丕嘉的墓志铭，夸张成份是比较大的。
        江丕嘉1949年9月5日出生在重庆小龙坎一个书香门第之家，他的父亲在重庆大学任教。
        1967年时，已年满18岁的江丕嘉，是重庆四十一中（现巴蜀中学）高三学生。一表人才的他，有“美男子”之称。
        对于1966年5月发起的文化大革命，江丕嘉有极高的热情。这年10月，江丕嘉加入中学生红卫兵。1967年3月，又加入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成为红警区四十一中东方红战斗团的一员。
        当江丕嘉一股脑投身于文革武斗时，他的父亲则显得异常清醒。在八一五与反到底派掀起炮战时，江丕嘉的父亲曾模仿毛泽东1933年写下的《菩萨蛮•大柏地》，写下一首打油诗：
        通宵炮声急，
        弹洞灶房壁；
        可惜好钢铁，
        不分友和敌。
        江丕嘉死于1967年8月21日凌晨6点50分左右。那天，他奉命驻守在重庆市市中区（现渝中区）的制高点枇杷山公园观察情况。
        凌晨6时许，江北区的反到底派向枇杷山一带开炮。
        当时，江丕嘉正背倚着一棵树睡觉，不幸被流弹击中身亡。而同倚此树的另一同学却毫发无伤。
        但是后来，在为他写墓志铭时，却有意拔高江丕嘉的事迹。恰巧，那天中央调查组来渝调查重庆武斗，于是江丕嘉的死成为“为保卫中央赴渝调查组的安全英勇献身”。
        但中央赴渝调查组到达重庆的时间，是在8月21日这天下午6点左右。这距江丕嘉死亡已过去将近12个小时。
        重庆反到底派一号勤务员李木森在其自述中描述说，中央赴渝调查组先是飞抵成都，在成都稍事停留后，又从成都直飞重庆白市驿机场。
        中央赴渝调查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调查重庆发生大两大派大规模武斗，其组长是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部军务部副部长陈彬。
        调查组到达重庆后，由成都铁道红色火车头公社负责人贺锡君直接送往驻扎重庆的五十四军军部。.

重庆红卫兵墓故事|倒霉的教师，死于停火交枪后的意外
澎湃新闻记者 谢寅宗

2014-08-07 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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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志铭】郑永淑
        四十四岁，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于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九日光荣牺牲。

以“红卫兵”、“东方红”、“造反者”等命名的“文革”群众组织自发创办报刊，遍及全国，其总量至今无法准确统计。  


口述人：曾钟 整理人 谢寅宗
        如果不是47年前意外飞来的那颗手榴弹，女教师郑永淑今年已是91岁高龄。
        当时，她是重庆红岩三中的教师，并不承担教学任务，而是负责分管学校伙食团工作。
        重庆红岩三中，在文革以前校名为重庆凯旋路中学，因为学校就坐落在凯旋路上。
        1966年文革兴起后，毛泽东在8月24日为北京大学新校刊题字时，取名为“新北大”。
        为赶政治时髦，很多红卫兵组织纷纷将自己学校的名字改名为新XX中学，或是改为比较有战斗意味的学校，这就比如凯旋路中学在文革中被更名为红岩三中。
        红岩三中的办学规模比较小，但在火红的革命年代，他们并不落后于人，有武斗队，也有枪支弹药。
        1967年的9月，已陷入热兵器火并的重庆文革武斗，迎来一个大的拐点。
        这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严禁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史称“九五命令”。
        “九五命令”中明确规定：“已经抢夺的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应一律封存，限期归还。”
        其实，在“九五命令”的下达之前，重庆文革武斗两大派系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就已经开始停战谈判。
        因为重庆武斗大量使用机枪、炮弹、坦克，造成极大的伤亡，早已引起中央的重视。1967年8月21日，以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务部副部长陈彬为组长的中央调查组，到重庆调查两大派的大规模武斗。
        8月底，在中央调查组和当时驻防重庆的五十四军主持下，重庆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各自派出10余名代表，进行停战谈判。
        因为有中央调查组的坐镇，谈判顺利进行。
        9月1日中午12点，两派达成《关于立即停止武斗的第一号协议》，商定于9月2日18时起，无条件全面停火，4日以前将各自拥有的一切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分点封存，然后全部上交。
        协议达成后，随着“九五命令”的到来，重庆武斗两大派系的基层组织也积极履行上级命令，开始整理各个基层组织的装备，统一上交。
        当时红岩三中的八一五派武斗组织——八一五红岩三中革命造反派战斗团，也不甘落于人后，人人交枪、交弹药……
        这些上交的枪支、弹药，当时都堆放在学校操场。
        谁都没想到，在这些军火装运过程中，一个好事的学生引发了意外。
        这个学生姓罗，绰号猴子，是红岩三中初一的学生。他在装运军火的卡车上拿着手榴弹玩耍，不慎将手榴弹的引线给拔掉。
        学校操场上堆着的都是枪械，这名拿着已经引燃的手榴弹的同学，无奈之余只好奋力将手榴弹朝操场边的围墙外扔去。
        飞在空中的手榴弹突然爆炸，恰巧从此经过的郑永淑老师不幸被弹片击中倒地，并死亡。
        和郑永淑一样不幸遇难的，还有一名南纪门中学初二的男学生陈其方（音）。与郑永淑不同的是，陈其方当时在红岩三中操场的围墙外走路。
        不过，在这场事故中，也有一名幸运者。他是红岩三中的另一名男性教师，锁骨被炸断的他幸免于难。
        后来，这名扔手榴弹的学生，也被判刑。
        在为郑永淑修墓时，还发生一个小插曲。
        由于当时红岩三中规模小，也没有多少经济实力，为郑永淑修墓成了一件困难的事。幸好当时重庆棉纺二厂有一个人是郑永淑的亲戚，重棉二厂的修墓工人，就抽取了部分材料给红岩三中为郑永淑修墓。.

重庆红卫兵墓故事|朱荣凡的两个死亡版本
澎湃新闻记者 谢寅宗

2014-08-08 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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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人：曾钟 整理人：谢寅宗
        朱荣凡同样是我的校友，他是重庆二中高二年级学生，同样是新二中八一五战斗团成员。他牺牲的时间，由于当事人记不准确，只能说大致是在1967年8月中旬。
        这年8月2日，重庆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在空气压缩机厂（以下简称：空压厂）武斗，死伤多人，并动用了坦克。
        空压厂当时由反到底派占领。空压厂八一五派武斗负责人方文正在久攻不克时，下令将反到底派占据的空压厂俱乐部烧毁。
        战败后，八一五派组织增援力量，准备再度进攻空压厂。手持大刀、长矛在化龙桥一带巡逻的朱荣凡，加入此次增援队伍。
        根据上级的通知，朱荣凡这批增援力量在重庆师范大学集中，随后统一前往空压厂。
        1967年的8月，重庆武斗已进入热兵器阶段，枪械开始大量使用。但当时的重庆八一五派武器奇缺，朱荣凡这批增援人员，也陷入没有武器的境地，他们的增援可以说是有力使不上。
        游韵权是当时和朱荣凡一起上战场的，他也是重庆二中高中部学生，和他们一起加入增援队伍的，还有另外几个高中生。
        据游韵权回忆，由于没有武器，当天朱荣凡并没有上战场。同时上级也没有撤退的命令，所以朱荣凡等增援力量都住在空压厂。当天晚上，游韵权和朱荣凡便找了个地方睡下来。
        由于反到底派的炮火猛烈，游韵权为保障自身安全，便在厂房屋檐下的一条干涸的排水沟中席地而眠。
        排水沟很窄，只能容纳下一人。朱荣凡就选择到离游韵权不远处的一辆大卡车车身下席地而眠。
        半夜时分，炮火连天。
        空压厂“八一兵团”成员背着枪来回穿梭，准备搬运子弹上前线进行支援。游韵权和朱荣凡都被吵醒了，游韵权当时并没起身，卡车下的朱荣凡则主动上前扛着子弹前往阵地。
        前往阵地的朱荣凡再也没有回来，这中间发生的事情，有两个版本。
        游韵权记忆中的那个版本，是朱荣凡扛着子弹上前线时，和大队伍走散。不熟路的他，误入反到底派阵地。
        进入地方阵地的朱荣凡，被反到底派发现，并被打伤，遭对方持刀砍死。
        游韵权记得，他见到朱荣凡的遗体时，发现他的头部有多道很深的刀痕。
        但在另一个参与此次战斗的八一五派成员庹玉林的记忆中，朱荣凡的死，却是另一个版本。
        事发当天上午八、九点钟，朱荣凡赤手空拳冲上前线，然后被反到底派打伤。
        由于反到底派火力强势，八一五派的进攻队伍撤回，负伤的朱荣凡却未能跟随大部队退回，朱荣凡遭刀砍死。
        八一五派随后组织第二波进攻，在两辆坦克的掩护下，抢回朱荣凡的遗体。.

重庆红卫兵墓故事|用生命为家庭换来的困难补助
澎湃新闻记者 谢寅宗

2014-08-08 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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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志铭】代树森
        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林德全、张银辉、代树森等十六位同志，壮烈牺牲在李、任死党及其一小撮同伙的屠刀下。血血血，财贸八一五战士的血，红卫兵小将的血，山城八一五派的血，染红了长江水！染红了山城的大地！
        血债要用血来还。我们、我们要向李、任死党及其同伙讨还血债！要向挥舞屠刀的罪魁祸首讨还血债！我们一定要为死难烈士报仇、报仇！
        永生的战友，亲爱的战友，你们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捍卫山城的红色政权，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战斗，在敌人的屠刀下，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你们为人民利益而死，比泰山还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虽死犹生，与世长存！你们不愧是伟大领袖的红卫兵，不愧为无产阶级的硬骨头。
        永生的战友，亲爱的战友，安息吧！你们的名字为山河添秀，为日月增辉，永远刻在我们心上。挥泪继承烈士志，誓将遗愿化宏图。我们一定踏着你们的血迹前进。扛起你们高举的革命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斗私批修为纲，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看今朝，我们已用战斗迎来了最后的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万丈光芒，已经普照山城的大地，使妖雾尽销、鬼蜮匿逃。烈士们，安息吧！战友们，前进呀！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投入最后的决战。
        死难烈士万岁！

47岁的代树森，是17名死难者中年龄最大的一个。但在这座坟茔（中）中，他也是参加武斗最积极的。 澎湃资料

口述人：曾钟 整理人：谢寅宗
        17名重庆财贸工人合葬的墓穴，是红卫兵墓园中埋葬文革武斗死难者人数第三多的墓穴。
        47岁的代树森是17名死难者中年龄最大的一个。但很难想象，代树森却是这座坟茔中，参加武斗最积极的。
        代树森是重庆黄桷垭供销社的员工。家中，爱人没有工作，但他们却有6个子女。女儿那时已在上高中。这样一个八口之家，每月只能靠代树森40元的工资过活，家庭经济十分拮据。这个家庭，对于社会救济的渴望可想而知。
        从上世纪50年代末，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随着国民经济全面恢复，社会救助由紧急性救济转向经常性救济。在1953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社会救济工作会议上，内务部（1970年撤销，相当于现在的民政部）公布了城市社会救济标准:以户为单位，按人口递增，大城市每户每月一般不超过5—12元，中小城市每户每月一般不超过3—9元。
        1966年文化大革命兴起后，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受到严重冲击。1969年内务部撤销，各地民政部门也被冲垮，社会救济一度处于混乱停滞状态。此时的城市社会救济主要依靠企事业单位组织实施。
        代树森无疑是幸运的，至少他自己是有单位的。但是，在文革期间，能不能拿到每月的几块、十几块社会经济，完全要看你在单位领导心中的印象来决定。
        所以，即使已经40多岁高龄，代树森仍积极投身于重庆文革武斗，成为黄桷垭供销社风火战斗队的一名一般成员。
        代树森在武斗中的表现，基本上可以用“领导喊干啥就干啥，组织指哪就打哪”来总结。他经常扛着机枪到前线冲锋。最终，在一次战斗中，死神降临，子弹夺走了持枪冲锋的代树森的性命。
        在碑文介绍中，年龄最大的代树森，被认定为“黄桷垭供销社风火战斗队优秀战士”。.

重庆红卫兵墓故事|抢枪不成反送命
澎湃新闻记者 谢寅宗

2014-08-08 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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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志铭】
        唐镇洋：重庆八一五优秀战士，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于八月三日光荣牺牲，享年廿三岁。
        彭德昭：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小兵，红岩战校八一五兵团最优秀战士彭德昭同志，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在一九六七年八三事件中，舍身营救战友壮烈牺牲，享年十五岁。
        张光耀：毛泽东主义战斗团优秀革命光耀烈士，男，廿岁，优秀共青团员，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于一九六七年八月三日壮烈牺牲于二十九中。

口述人：曾钟  整理人：谢寅宗
        1967年8月的重庆，武斗成了主旋律。一个月前，这个城市的武斗开始由冷兵器阶段向热兵器阶段转变。
        重庆的枪械、弹药，主要由军工企业建设厂、望江厂、江陵厂等生产，军工企业生产的武器精良。但这些军工企业，被反到底派掌握。八一五派的武器，主要是训练民兵用的一些老式枪械，陈旧落后。
        面对事关生死的武斗，八一五派对精良武器的渴望，可想而知。
        1967年8月初，八一五派组织重庆警备区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以下简称战斗团）得到一个消息：学校的反到底组织二十九中红一方面军，不久前从重庆建设厂领回一批武器弹药。
        重庆建设厂听起来虽然很平庸，但它的前身，却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汉阳兵工厂，“汉阳造”闻名天下。
        眼见嘴边有一块肥肉，但自身的装备实在太差。战斗团的成员经商量决定，既然独吞不下，那就寻求外援帮忙，共同拿下这批武器。
        经筛选，战斗团决定邀请重庆石油校武斗队来帮忙，因为两个学校相距不到10公里。
        抢枪的时间，定在1967年8月3日。迫于手中没有像样的武器，两个八一五组织决定选用偷袭。
        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偷袭人员刚到达学校操场时，二十九中红一方面军就发现了这起偷袭行动。
        既然敢来抢枪，红一方面军也丝毫不手软，拿出武器就开始射击。
        前来支援的石油校武斗队队员唐镇洋第一个中弹，被打翻在操场上。
        看着战友中弹倒地，同是前来助拳的红岩战校八一兵团红小兵彭德昭，急忙冲过去准备先把唐镇洋救回来。
        但遗憾的是，唐镇洋没能救出，彭德昭却是又挨了子弹倒地。
        受迫于红一方面军强大的火力，前来抢枪的八一五派武斗队，根本没有还手之力。两名中弹伤员的施救，只能是无计可施，一时间也无人再敢上去救人。
        僵持中，石油校赶来支援的武斗队队员开始埋怨战斗团。同时，石油校的几个女生跑到战斗团团部求救。
        张光耀恰好是战斗团勤务员（当时职位越高，职称越低。勤务员相当于一把手），在听过石油校几名女生的哭求后，转身就朝事发地走去。
        为了向同校持不同观点的红一方面军表示自己“只救人”的诚意，张光耀脱下背心、短裤，只穿个裤衩走向操场。
        但是，等他走到两名伤员跟前时，红一方面军再度开火，将张光耀也打倒在地。
        3名中枪倒地的伤员，因没人敢上前救援，终不幸遇难。.

重庆红卫兵墓故事|帮八一五派打仗牺牲的反到底战士
澎湃新闻记者 谢寅宗

2014-08-08 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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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人：曾钟 整理人 谢寅宗
        在沙坪公园红卫兵墓园里，朱本武的墓碑是比较特殊的几个之一，他的墓碑是在1994年补立的。立碑者，是他的兄妹。
        生前，朱本武是重庆江北字水中学学生，是现在的影视明星陈坤的校友。
        重庆江北字水中学位于江北区五里店，创办于1960年。这所学校的创立，是因为重庆市当时市中区（现渝中区）学校的规模，已经跟不上当时的人口增长率，接纳不了市中区众多的学生。于是，重庆市决定在市郊三个地方，新建三所学校，分流学生。这三所学校，分别是北碚朝阳高中、綦江三江高中、江北字水中学。
        和学校大多数学生一样，朱本武的家也在市中区，离家较远的朱本武只能选择住读。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在全国蓬勃开展。由于字水中学所在的江北区，通过一座石门大桥便可通往重庆八一五派的大本营沙坪坝区，所以当时八一五派在江北一家独大，几乎没有反对派。但朱本武却比较另类的选择了反到底派，并成为反到底九一纵队中的一员。
        朱本武的家靠近重庆临江门市政协大院。文革武斗开始后，字水中学八一五派武斗队住在市政协大院内，同时很多外地的武斗专线联络员，也住在市政协大院。
        由于朱本武经常去市政协大院玩耍，学校八一五派的一些人就认识了他。他本人虽持反到底观点，但他几乎不怎么参加派系斗争。
        有一天，他去市政协大院耍时，恰巧碰到长寿县八一五派到重庆求援，希望字水中学八一五武斗队开赴重庆市长寿县（现重庆长寿区）支援长寿八一五派武斗。因为当时长寿县武装部“逆重庆大流”，支持反到底派，八一五派在长寿处于弱势地位。
        于是，重庆八一五派决定帮助长寿八一五派，派出武斗队赴长寿讨伐反到底，朱本武也和武斗队一起出发。
        他们到达长寿的第一个战斗地点，是云台川东石油局气矿办公大楼。八一五派主攻，反到底派守护。
        重庆八一五派组成敢死队，一起去长寿的朱本武也加入敢死队中。战斗打了七天七夜，气矿办公大楼最终被八一五派攻克。但敢死队中的朱本武却不幸太阳穴中弹死亡，时年18岁。
        在清理死难者时，有人发现朱本武的身份不对，但由于他是帮助八一五派，于是云台八一五还是将他送回重庆，埋进红卫兵烈士墓地。
        朱本武的哥哥回忆说，弟弟身亡后，是他到长寿领的遗体。云台那一场武斗，死了几十个人，下葬时都是白绸裹尸，穿一身毛料国服。掩埋时，父亲曾来挖过土。墓坑铺条石，中间是空的，棺材悬在条石上。
        由于朱本武的身份不对，埋时没立碑，当时是一座土坟。
        1968年10月15日，两派组织奉命取消各自的总部，基层组织消失，关于朱本武的派性所属争论便毫无意义。
        一个戏剧性的情节是，70年代初知青上山下乡时，云台川东石油局进行清队运动过程中，由于要消除“资产阶级派性”，云台气矿当时经办朱本武葬礼用品的工作人员，被要求讲清白绸、毛料国服用途。由于朱本武属反到底派，工作人员讲不清情况，被迫找到朱本武的家人，希望他们写个材料证明这笔钱的确用在朱本武葬礼用品上，但遭到朱本武父亲的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