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4-6-26 19:51
因叛国触怒宋庆龄的大企业家
因叛国触怒宋庆龄的大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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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和 今天 11:08
说起上海滩大名鼎鼎的公子哥儿姚乃炽，要从如今的上海西郊宾馆说起。西郊宾馆坐落在上海虹桥路1921号，其中的4号楼，乃是上海数一数二的美建筑，企业家姚乃炽得意之作，50年代公私合营，姚家人主动送给官家。日后，领导们经常在这里接待外宾，连赵本山这种人也花大价钱连续入住半月，每晚费用4万元有余。
说起姚家的企业版图，更是一串精彩故事。姚乃炽的父亲姚锦林，从小吃苦，饱尝艰辛，做童工、小工、小包工、包工，到1900年建起了属于自己的企业“姚新记营造厂”。之后生意越做越大，开洋行、办纱厂，在金融和工业两条路上打拼，民国10年，在南京龙潭创办中国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经几十年奋斗，终成中国水泥大王。
姚锦林能够成为大企业家，实实在在是向外国人学习的结果。他的英语能力，是在网球场当球童时学到的，他的建筑设计和建筑施工技术，也是跟着外国人有过科班训练。如今的上海和南京，依然有很多漂亮的老建筑，出自姚锦林之手。其中最为人所铭记的，乃是1926年主持建造南京中山陵。事实上，这是是他一生承建的最后一个大型项目。项目中标与孙科签约时，姚先生本着“抱一名誉观念、义务决心”的态度，精打细算，三年后工程竣工，姚氏家族企业亏损14万两银子，可谓奉献。
不仅如此，姚氏家族的企业在抗日战争期间，可谓出钱出力，做了大量的工作。江湖上传闻，1937年南京城陷落，一批国军士兵无路可逃，姚家的龙潭水泥厂于是挂出德国人的旗子，将2000国军士兵藏在工厂内，救了这批军人的性命。
在这个意义上，说姚氏家族既是民国时代的大企业家，又是大慈善家，向来是不过分的。在当时当地，姚家企业建构了一个以水泥生产为核心技术的清晰的市场分工链，建立了由企业家主导的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链，同时，在上海和南京，姚家人还通过自己的企业影响力，搭建起了一种有审美趣味的公共建筑生活，带给一个时代一种新鲜的生活方式。这正是企业家价值的边际效应。不过这一切，等到共产党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公私合营运动开始，便不复存在。
官方的资料如此陈述姚乃炽的公私合营轨迹：
“中国水泥厂的资本家姚乃炽等人认真学习总路线后，明确了水泥是重工业，迟早都要公私合营，与其被动坐等，不如主动申请，但在思想感情上，则既喜且忧。他们喜的是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生产上的许多问题都可以由政府解决，不必再烦神了，忧的是合营后个人的职位、薪金、股权、股息怎样解决没有底。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响应号召，于1953年底召开董、监事联席会，诚恳接受和完全拥护总路线，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搏浪前进——中国水泥厂史料专辑》，1995）
官方的这些说辞，说出的乃是一个事实。第一，形势逼人，姚家人只能主动参与；第二，虽然不得不参与，但心疼多年以来积累起来的企业财产，这是人之常情；第三，对公私合营到底走到哪一步，企业家并没有底，都是走一步看一步的心态。事实上，1953年9月7日，姚乃炽得知毛泽东在北京有一个关于公私合营的重要讲话，便让手下找来一份抄件，仔细学习了一遍，之后就召开公司的重要人员开会，说水泥行业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作用非常大，公私合营是大势所趋，并很快向南京市委递交了公私合营申请书。而到了1956年1月，毛泽东在南京接见了姚乃炽等南京市工商界人士，姚在座谈会上，主动站起来向毛主席表示拥护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向社会主义过渡（1953—1955）》，2009]
问题在于，是不是姚乃炽的这种主动申请公私合营的姿态，就是他真实的内心想法呢？大概一年之后，也就是1957年11月6日，台湾“中央社”报导：中共江苏政协委员、中国水泥公司总经理姚乃炽投奔抵台，三工商团体联合款宴。13日，陈诚召见姚乃炽。这样的消息传到大陆，共产党高官们十分不悦，要知道，姚乃炽能够有机会先去香港，再去台湾，是以处理公司的设备几十万外汇退款为理由提出的申请，当时无论是南京市委还是中央的有关领导人，都不批准，后来姚家人找到宋庆龄做担保，保证去了之后不接触台湾政要，也必须快去快回。不料想，姚乃炽人到了台湾，不仅高调和国民党要人会面，还决定不再回到大陆，丢下一家老小，还丢下企业，再也不愿意和共产党政府合作。据说宋庆龄非常生气，要查处与之相关的人，姚家的漂亮大房子也被贴上了封条，从此收归国有。后来姚乃炽又离开台湾，去了美国，一直当寓公，1986年姚氏回上海访亲，有关部门予以落实政策，说的是要把房子还给姚家，但姚氏看到房子已经被新修的西郊宾馆纳入，失去了过去独家庭院的韵味，因此将房子作价，卖给了西郊宾馆，改称为4号楼。尽管如此，这座房子依然美不胜收，美国国务卿基辛格、香港船王包玉刚等人都曾慕名前来下榻，评价很高。
可叹一代大企业家姚乃炽，到死都背着一顶罪名，当年他去到台湾，犯下的乃是叛国之罪。80年代回到大陆，领导们依然还不高兴，说这个人是有帽子的人，虽然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但背叛祖国的帽子不能摘，不能平反。姚乃炽虽然年事已高，也无言以对，落实政策的时候，老先生也不再坚持自己的利益，反而再次高声夸赞党和政府，感恩之情溢于言表。然后继续远走美国，直到人生终了。
作为一名企业家，姚乃炽在社会主义公私合营运动中的故事，需要做一些甄别。其一，从事实的表面看，企业家主动申请公私合营，反映出企业家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迫切之心，但以姚乃炽为例，则证明企业家更多属于迫不得已，不得不参加公私合营。或许这才是事实的真相，国家大趋势就是财产和企业公有制，私人企业无力抵抗，而企业家通常都是愿意妥协的阶层，所谓和气生财，这个时候选择合作，至少可以暂时保命。当时当地，姚乃炽显然看到了公私合营的后果，因此他很快改变了自己的信心，选择出走台湾，从此成为流浪者。其二，和那些主动申请公私合营的企业家相比，姚乃炽没有换来高官厚禄，没有跻身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行业，这也算是一个意外。事实上以姚乃炽在上海的影响力，以及毛泽东亲自接见他的经历，他是有可能走到这一步的。可惜他选择了出走台湾又去美国。有人分析，更大的原因，是姚乃炽对企业的理解，尤其是他的生活方式具有明显的布尔乔亚式审美倾向，这和共产党官僚的红色美学趣味的差异实在是太大了。第三，姚乃炽作为一名企业家的出走，或者是作为一名企业家的消失，带给企业史的损失是，上海或者是中国失去了一种鲜明美学倾向的建筑创新动力，建筑市场或者建筑生活失去了一种开放式的美学趣味。而中国水泥厂这样的大型现代化企业，由于失去了它的私人企业家，因此变成了一个官方的机构，从而也失去了创新和发展的动力，作为中国“水泥大王”，从此变成一个传说，一个在经济史和企业史双向叙事的维度上让人唏嘘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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