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4-6-20 09:11
【纽约客】新式间谍：是无心还是有意？
【纽约客】新式间谍：是无心还是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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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YUDHIJIT BHATTACHARJEE 编译/杜略思语 李想 徐典 仲欣媛 刘畅 苏珮珊 钟平 编辑/傅颖聪
2003年2月1日，“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坠毁的时候，钟东蕃（Greg Chung）正在家中。儿子杰弗里(Jeffrey)打电话告诉他：飞机返回地球时解体，机上七名宇航员全部遇难。“这可不能开玩笑，”钟说道。钟是美籍华人，和妻子王陵嘉一起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兰治市。他几个月前刚刚退休，此前一直为美国宇航局(NASA)的航天飞机计划工作。他的一系列工作包括帮助设计“哥伦比亚”号的乘员舱。意识到杰弗里说的是真的，他挂掉电话，潸然泪下。
1972年，美国航天局将航天飞机的设计开发外包给了洛克维尔公司(Rockwell Corporation)，该公司后来被波音(Boeing)收购。三十年来，钟一直都是应力解析组的结构工程师。虽然工作繁复，但他乐在其中。即使要喝咖啡他也很少离开办公室；他总是坐在桌前，运行计算机模型，预测机身在不同温度和压力下的承受能力。
在“哥伦比亚”号事故之后，美国宇航局要求波音加强下一代航天飞机的设计。钟曾经是组里最出色的分析师之一，他之前的主管希望返聘他做分包人。虽然年至古稀，但他非常乐意推迟退休时间。他又回到了以前的生活，很晚才回家吃饭，之后又工作到深夜。他并不是为了升职加薪，而仅仅是出于对工作的热爱。“他会告诉我自己为波音省了多少钱，”王陵嘉后来和我说，“我总和他开玩笑说：‘你家的波音，你家的波音。’”
2006年4月，两名联邦调查局(F.B.I.)特工来到钟的家中。奥兰治的房子是他自己设计的，包括一个他和王陵嘉搭的露天平台。在宽敞的前院，钟种了柠檬树和番茄，他用淋浴给它们浇水。两个儿子——杰弗里和哥哥谢恩(Shane)——和各自的家人住在附近。
钟身材高大，脸颊瘦削，面无表情，他让特工进到家里。特工问他有关麦大志的事宜，麦大志(Chi Mak)几个月前被逮捕，和钟是熟人。麦大志70年代从香港移居加州，在给海军提供配电系统的Power Paragon做工程师。多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海军舰队的现代化，联邦调查局怀疑麦大志是中国情报部门训练并派到美国的间谍。
麦大志被捕的前一年，联邦特工就开始跟踪麦大志，窃听他的电话。有一次麦大志和他的妻子正在阿拉斯加度假，特工深夜潜入他们家。特工非常小心，没留下任何蛛丝马迹——连客厅里的蜘蛛网在一番搜查之后都完好无损——他们照下了麦大志成百份的文件，包括一个通讯簿，上面写着几个美籍华人工程师的名字，钟东蕃就在其中。
钟东蕃40年前抵美后改名为格雷格(Greg)。他和联邦特工说，自己和王陵嘉每年会和麦大志吃一两次饭，但因为麦大志是电力工程师，而非结构工程师，他们从未谈过工作。特工向钟致谢后离开了。他们得到了一些有用的信息，但看不出钟有什么问题。
几周后，联邦特工再次搜查麦大志的家。在一堆旧的银行对账单里，他们发现了一封中国航空航天部官员顾伟豪的中文复印信，写在北京一家宾馆的信纸上。时间是1987年，收信人不是麦大志，而是王陵嘉和钟东蕃。
联邦调查局给我看了几份文件，在其中的一封信上，顾要求钟收集信息帮助中国发展太空计划。中国政府已经开启了建立地球轨道空间站的计划，顾正在寻找相关的技术知识。“如果你在收集或购买信息的过程中需要经费，我会想办法亲自付给你现金，你也可以带钱出境”,顾写道。他邀请钟到广州和他在一个很安全的“小地方”谈谈技术事宜。因为钟是美国公民，顾建议他申请旅游签证，申请表上写“到中国探亲”。顾最后写道，“能实现你奉献自己服务祖国的愿望既是你的荣幸，也是中国之幸”。
钟现在有了间谍嫌疑。联邦调查局在特工凯文·莫伯利(Kevin Moberly)的带领下开始了新一轮的调查，莫伯利四十出头，体格强健，短发，留着整洁的山羊胡子。2006年8月的一个晚上，莫伯利凌晨两点起床，穿戴整齐。他和另一位特工比尔•鲍尔金(Bill Baoerjin)开车前往奥兰治，停在了离钟家不到90米的 Grovewood 巷。他们在车上坐了20分钟，查看四周，让眼睛适应黑暗的环境。然后，他们用红色滤镜盖着手电筒，让光线不那么显眼，接着两个人翻遍了钟家大门外的两个垃圾箱。他们找到了一捆中文报纸，带回了办公室。
几页来自洛克维尔和波音公司的技术文件从报纸间滑出。莫伯利在加入联邦调查局前是空军的情报官，马上认出“O.V.”是“轨道飞行器”的缩写，“S.T.S.”是“太空运输系统”的缩写。没有证据证明钟想要建立一个情报秘密传递点，他似乎只是由于得知了麦大志的案子，想处理掉一些敏感文件，那时麦大志的案子已经报道了几个月了。
第二周，莫伯利和鲍尔金回到钟家附近展开新一轮调查。这一次，因为一个邻居凌晨四点开车路过，这些特工不得不躲在垃圾箱后面。莫伯利认为在路边翻箱倒柜太冒险了，于是他和收垃圾的人约好：从钟家的居民区到垃圾处理中心的途中，垃圾车会在一个事先安排好的地点停靠；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会从垃圾中选择并挑走他们所需的东西，并且不会泄露他们所调查的住户。
第三周日出后不久，钟推着一个大的可回收垃圾箱出门，把它放在了两个他昨晚推出来的垃圾箱旁边。然后他走进了前院的矮树丛，望着街道等待了一会儿才回屋。当特工重新取出垃圾箱里的东西时，他们发现了画着图标和线条的六百多页波音文件，其中几页上写着“专利所有”或“商业机密”。
九月，莫伯利和一名海军刑事调查机构的特工冈纳·纽奎斯特（Gunnar Newquist）一起去了钟的住所，进行了又一次讯问。这两名特工坐在一个白沙发上，钟坐在大咖啡桌的另一端，表情轻松。刚开始莫伯利随意问了几个关于麦大志的问题。一小时之后，他话锋一转，将谈话的内容引向了中国航空部官员顾伟豪。钟说他是在1985年回国的时候认识顾的，后来在九十年代初期又见了一次面。
“他有没有要求你做什么？”莫伯利问道。
“没有。”钟答道。
钟起身去厨房拿了一杯水。当他再次落座的时候，莫伯利拿出一封顾写的信，放在了咖啡桌上。他请钟用英语大声朗读信的内容。钟支支吾吾地翻译了那封信。
“你家里还有没有其他你不该有的文件呢？”莫伯利问。他递给钟一份搜查同意书，钟签了名。
莫伯利把待命了一早的特工小队召进屋来。王陵嘉刚刚带着他们的孙儿回家，于是，十几个特工在4000平米的房前屋后搜查，三个人在一旁沉默不语。
一名特工在屋后的露台上发现了一个被木头挡住的小门。他打开门，沿着木头阶梯向下，发现了一个只能匍匐前进的狭小空间向屋外延伸。一开始，他可以直立行走，但是往里走，那布满灰尘的地板向上倾斜。从房屋内部是无法到达这个地方的。它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未建完的地下室，连照明都用的是简陋的灯泡。其中一端被废弃物——旧床垫、三轮脚踏车和木料填满。面向前屋，木质刨花板隔断的背后，是一个小房间，里面有几个顶着天花板的落地木书架，书架上塞满了活页夹。
那个特工把莫伯利带到了下面的狭小空间。活页夹里有成百上千的文件，包括许多和美国军用飞机相关的设计手册——B1轰炸机，C17军用货机，F15战斗机，切努克47以及48直升机。“那简直就像走进了所罗门国王的矿藏”，莫伯利后来告诉我。他不知道钟是否违反了某些法律条款，但是他很确定钟确实触犯了某些底线。
莫伯利拿起一个活页夹，跑上楼，把它丢在咖啡桌上。“你为何不告诉我们你有这些东西？”他问。钟转过头，沉默不语。
电话响了，钟走进餐厅去接听。莫伯利的同事杰西·默里（Jessie Murray），搜查队伍里唯一一个懂汉语的特工，偷听到了钟在电话这头说的话。他正在和他大儿子肖恩（Shane）通话。“他们会来找你谈话”，钟说。“他们会问你关于学校组织去北京旅行的事”——1985年钟遇见顾伟豪的那次旅行。“告诉他们你不记得了。就说你什么都不知道。”默里抓过电话，一把挂断，警告钟说他可以因妨碍司法公正起诉他。搜查进行了一整天，特工们在壁炉里找到了被烧毁一部分的文件，还在楼上的办公室里找到了更多的文件。到了晚上，他们已经带走了150多箱文件。当莫伯利离开房子的时候，他说，他在路上遇到了肖恩。“我爸过分心系中国了”，肖恩告诉他，“他需要改变自己效忠的对象”。
钟出生于中国东北辽宁省的一个小镇。他曾经是一个非常内向的男孩，他爱收集东西：邮票，石头，牙膏盖子。他的父母都是教导他崇敬自然的佛教徒。他对花和树着迷，并且会指责那些压扁蚂蚁的孩子。
二战期间，日本军队侵略中国东北，钟全家和其他百万中国人一道被迫逃亡。在向南逃亡的路上遭遇了机枪扫射，于是他们躲在了玉米地里。一个农民掩护了钟家，给他们吃玉米面饽饽，还不收他们的钱。那个好心农民的举动深深地影响了当时只有八岁的钟。
钟的父亲，一位铁道部的土木工程师，同时也是一名国民党员。1946年，当毛泽东主义者为了掌权中国大陆而奋战的时候，钟家被迫搬到台湾，因为那里是流亡的国民党的政府所在地。当时同时存在着两个中国——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共产党统治，另一个则是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两个政党都声称自己代表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台湾的军事独裁者蒋介石鼓励宣传反共。同所有台湾的学龄儿童一样，钟被教导要鄙夷毛派政权，但在文化和民族方面，他依旧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高中时，钟接受过强制性军训。他曾在台湾海军短暂服役，当时他们的任务是把中国大陆从毛派的统治下解放出来。钟的一位兄弟说：“父亲觉得他学工程会更有前途。”于是钟考进了台湾最顶尖的台湾国立大学读书。毕业后他在台湾北部做一个大坝项目时，遇到了画家王陵嘉，当时她在一所幼儿园教书。他们很快结婚了。
钟热爱工程学，是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但是在台湾，他的职业发展受到了限制。和许多同龄人一样，他梦想到美国发展事业。在做大坝项目时，他向一位美方顾问的妻子学习英文。
1962年，他到明尼苏达大学读书，随后获得了土木工程专业的硕士学位，在费城的波音公司垂直起飞和着陆部做应力分析工程师，夫人王陵嘉学习画画。当时，中国不允许本国公民移民。钟东藩家虽然认识几位美国人，但大部分朋友还是从台湾来的移民。他们一起度假，到纽约旅游，参观博物馆，或者一起到特拉华海岸抓螃蟹。
钟东藩的一位儿时玩伴Thomas Xie，在新墨西哥州立大学读书时，向包括钟在内的几位朋友写信借钱——因为他刚被芝加哥大学的硕士项目录取，需要两千美金才能注册入学。当时钟东藩的存款也才只有两千多一点美金，但他立刻全数汇给了那个朋友。他的兄弟告诉我：“东藩总是乐于助人。”
王陵嘉是个外向的人，她想扩大自己的社交圈，所以夫妻俩加入了一个当地一个台湾同乡会。同乡会聚会的时候，钟东藩夫妻俩表示支持台湾大陆统一。他们好像对两地间划分国界很反感。王陵嘉后来跟我说：“我们觉得整个世界应该更加和谐。任何冲突和分裂在我看来都是没意义的。”他们的观点惹恼了同乡会的一些成员，那些人认为他们对台湾不够忠诚。
1972年，钟东藩到洛克维尔公司工作，那时公司刚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签下了制造第一台航天飞机的合同。他把家搬到了南加利福尼亚。当时钟和王陵嘉都已经是美国公民了。钟的事业发展迅速，而王陵嘉在社会上、艺术上都实现了自我。他们计划终身待在美国。和许多台湾移民一样，他们很好地平衡着自己中国人、台湾人、美国人的三种身份。
随着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一系列经济和政治改革，钟对中共的敌意逐渐消减。“突然，通向中国的大门打开了”，王陵嘉说，“我们对它很好奇并且想要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他们逐渐意识到国民党并不比共产党民主多少。钟的高中同学Ching Wang，是一位退休的加利福尼亚大学药物化学教授，他告诉我，对他们那一代台湾人来说，转变政治立场、转换对一个政党的效忠并不少见，尤其是那些后来定居在国外的人。他说：“我们开始反抗，对那些国家曾灌输给我们的东西嗤之以鼻。”台湾媒体总是把中国大陆描绘成脏乱又停滞不前的一滩死水，但在尼克松访华期间电视画面中出现的北京看起来干净又繁华。
钟信佛，这让他原谅了毛泽东政权犯下的罪过。“我们的亲人是被共产党杀的”，他的兄弟告诉我，但是那一代人早就过世了，“我们不能总是记仇。东藩应该也是这样想的”。
在他们快四十岁的时候，钟东藩夫妇渴望去了解他们在中国的根。“非去不可”，王陵嘉跟我说，“否则，你不过是个空心大南瓜——大，但是里面没有内容”。
1976年，钟在洛杉矶看完中国音乐家的一场演出后，买了一把二胡自学。夫妇俩开始收集中国大陆的文学作品，文革时期的宣传单，杂志上悼念毛泽东的文章， 并且在空白处做笔记。从五十年代开始，中国大陆的作家已经勾画出了一个精简版的中国。大部分台湾人仍然使用繁体字，但是钟东藩夫妇已经接受了简体中文。
1976年毛泽东的逝世标志着文革的结束，以及邓小平努力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开端。中国把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代表派到西方国家学习。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说到“科学救国”。钟关注中国科学，对其进步感到很骄傲，他在日记里贴了有关中国卫星发射的剪报，并且开始参加会见中国外交官和学者的活动。在1979年的一次论坛上，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一位工程学教授想要应力分析的教材，钟就影印了自己在明尼苏达大学一堂课的笔记，海运给了他。
在一封写给那位教授的信里，他写道：“我不知道自己可以为这个国家做点什么，我为祖国人民努力取得的成绩骄傲，同时也很遗憾没能贡献自己的力量。”
那位教授把钟的来信拿给哈尔滨的同事看，很可能中国的政府官员也听说了这封信。第二年， 钟受到邀请参加了在洛杉矶的一个宾馆举行的会议，会议的主要发言人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Aviation Industry Corporation of China) 的顾伟豪。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国企，在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破裂的时候就已经破败了，但如今在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有一丝复苏的希望。顾伟豪说中国下决心要掌握先进技术，尤其在航空领域。讲座过后，钟东藩详细地和顾聊了聊。中国需要加强航空飞机的机身设计，而这正好是钟擅长的领域之一。那次会上，钟东藩还遇到了已经开始为中国收集情报的麦大志，只不过当时他他对此并无所知。
上世纪50年代，中共开始从境外搜集战略信息。成立于1958年的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收集了成千上万份外国文件，并将之翻译为中文。中共的官员和学者参加在欧洲和美国举行的会议，在小组讨论中用纸条记下信息，和其他与会者攀谈，偷听他人的谈话，还时不时地顺走一些未发表的报告。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已经掌握了11000份外国期刊，500万份外国专利，以及数十万份研究报告，其中包括一些会议记录和专题论文。
毛泽东时期的中国政府最关注的是与直接军事应用相关的信息。他去世后，中共的关注范围愈加广泛。1986年3月，邓小平成立了国家高科技研究和发展项目，代号863，以此来标注成立的年份和月份。这个项目确立了七个目标发展领域：空间技术，生物技术，激光技术，信息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以及新材料开发。中国政府资助了在这些领域开展的研究，并成立了国营公司负责发展或进口相关的技术。
时机成熟时，这些国营公司通过与西方企业合作，或购买他们想要的知识产权，又或是通过逆向工程，来获得新产品。当上述方法都无法奏效时，中国政府便会采取间谍活动。中共下属的国家安全部和军事情报机构训练了大量的间谍，并将他们送往美国和欧洲。同时，他们也招募出生在中国，后移居国外的科学家，工程师，以及其他专业人才，尤其是那些拥有安全许可或能接触到贸易机密的。有时，这些科学家会接到获取具体情报的指令，但更多情况下，中国政府采取的是“广撒网”的方法：随机地收集信息，将不相干的信息聚合比对，等待更为完整、互相联系的全景形成。
C.C.Wang是一位已退休的药理化学教授，上世纪70年代时在默克公司(Merck)担任研究人员。在对土壤微生物进行了多年的研究之后，他和同事发明了一项抗寄生虫治疗的专利药物——伊维菌素。就在他们发布了一份关于这项发现的论文后不久，他接到了一名任职于中国东北的国有制药公司的职员打来的电话。这名职员要求他带着一份制造这种药物的微生物样本到中国去。“那个人完全不认为他正迫使我做一件可怕的事”，他说到，“更过分的是，让我自己买去中国的机票。我说我会考虑一下，便挂了电话“。
和C.C.Wang相反，钟则很愿意出这份力。到上世纪80年代早期，钟一家收入颇丰——他们在阿罕布拉拥有一家供出租的房产，在长滩有一家非常挣钱的汽车修理厂。然而他们仍然过得很节俭，为了省钱，家人互相理发。1984年洛杉矶夏季奥运会期间，钟一家获邀参加了为表彰中国运动员而举办的晚宴，他们是被精心挑选过的旅居国外人士中的一员。在旧金山中国领事馆的关照下，钟一家多次帮助新到美国的中国人在加利福尼亚州安顿下来，送他们去杂货店，或是赠送他们厨房用品。
1985年2月，钟收到了中国官员陈启南的来信，邀请他前往中国参加一个“技术交流活动”。在信中，陈启南提出了一些他希望讨论的话题，其中包括疲劳试验，即评估在重复荷载试验下飞行器会发生何种故障。
“七月份是最合适的时间”，之后钟给陈启南回了信。“我可以安排几周的假期，亲眼看看我的祖国。”后来他向洛克威尔公司请了7周的假。
钟保留了他收到的信件，以及回信的草稿。读着这些信件，让人很难看出谁更感激谁。在回复陈启南同事的一封信中，钟写到：“如果能为祖国的现代化做一些贡献的话，我会感到非常的荣幸和激动。”他的初衷似乎是出于责任感。“他对祖国非常忠诚，”他的夫人王陵嘉说到，“他胸怀宽广，能包容很多东西”。
陈启南和钟继续着通信。陈启南问了有关飞行器和直升飞机设计的问题，或许是为了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钟东藩主动谈到了他在美国宇航局航天飞机项目中的工作。“我的建议是，你可以着重谈一谈传统飞机的设计”，陈启南在信中写到。然而，为了不打击张钟的热情，他又指出关于航天飞机的信息也一样非常重要。
1985年6月下旬，钟和王陵嘉带着他们十几岁的儿子一同飞往中国。肖恩和杰弗里在北京参加一项浸入式语言项目的时候，钟和王陵嘉又游览了6个城市，包括飞行器制造基地——南昌，成都和西安。中共的航空部为他们的旅程做了安排，并包办费用。钟在公立工厂和大学做了演说，并展示了他在美国就准备好的幻灯片。在其中一张上，他讨论了美国宇航局航天飞机的设计，描述了航天飞机是如何相对于地球飞行。从技术上来说，他参观的工厂落后于他所工作的波音公司几十年，很多地方的设备自50年代后就再也没有更新过。
这是钟成年以来第一次回到中国，无论是从工作或是个人角度他都非常享受。在参观工厂的的间隙，航空部为他们安排了观光游览，钟东藩一家参观了他们自儿时起就渴望参观的地标建筑——乐山大佛，西安兵马俑和大雁塔。开车穿过乡间的时候，他们看到村民在泥里收割荷花。王陵嘉告诉我，钟东藩在冥想的时候，有自己对前世的一套见解，就像寺庙里的和尚一般。这一路上，他们一直在想哪里会有寺庙。
那年夏末，钟带回了一枚“西安飞机工业公司”的领带夹，一枚“中国工程院”的领带别针，以及写满问题的八页纸——即情报人员所说的任务列表—全部是由南昌飞机制造公司的工程师提供的。钟东蕃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研究这些工程师的要求，12月，他独自开车到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通过外交邮袋把材料寄回了南昌。若是当时美国政府看过钟东藩寄出的东西，必定会有所警觉：外交邮袋里有27本书一样厚的文件材料，其中大部分都是罗克韦尔飞机公司有关B-1轰炸机设计的工程手册。
“对于一家飞机公司而言，这简直就是摸清美国所拥有技术的一大制胜法宝”，莫伯利对我说。钟东蕃泄露的是罗克韦尔飞机公司花了几十年耗资数千万美元研发出的成果。“所有人都对你很友好”，王陵嘉对我说，“在中国，人人都会开口求人帮忙。‘呀，您是工程师？您能为我们国家做出贡献。’”
在接下来的一年半里，钟买了好几套房产。1986年10月，他们在加利福利亚的赛普拉斯买了一套独栋住宅。5个月后，他们在橘郡买了一英亩土地，价值近60万美元，全部以现金付清，手中剩下的钱还足够盖一栋新房子。尽管如此，他们在买车和穿衣打扮方面仍是毫不张扬，因此同事和邻居都不知道他们发财的事。
顾伟豪拜访了钟夫妇二人，并在他们的陪同下去了迪斯尼乐园和海滩游玩。中国政府拨给顾伟豪的旅行预算少之又少——包括各项杂费每天只有4美元——因此他们去迪斯尼和海滩旅游的钱，要么是钟夫妇出的，要么就是顾伟豪通过其他渠道找来的 。
1989年，钟一家搬进了新房子。每天晚上，钟东蕃用望远镜观测星空，研究中国古代天文地图上的星宿。王陵嘉在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获得美术硕士学位之后，把车库改成了绘画工作室。她在附近的社区学院教美术，专攻新表现主义。新表现主义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美国和欧洲兴起，风格抽象。“学生真的很喜欢她的教学风格”，王嘉陵的一个同事告诉我。
1998年，即波音公司收购罗克韦尔飞机公司的第三年，新的管理层决定搬迁办公室。员工收到搬迁指令：把要保留的参考资料装进专用盒子里，其余的烧掉。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钟带回家几十箱文件资料，存放在家中地窖的书架上。钟东蕃在中国的联系人曾让他收集任何可能派上用场的东西；现在东西这么多，足以喂饱他们好几年 。
2002年，钟退休的日子快到了，他便疯狂地打印波音公司的数据库文件。在每份打印稿上，他都用修正液涂掉了“禁止在公司以外传阅该文件”的警告；他还拟出了文件相关的工程师名单，标示出何人何时打印过文件。他把打印文件都影印了一份，因此可以将影印本送给中国官员，自己保存原件。这些材料数量庞大，莫伯利告诉我，钟“肯定用了好几百瓶修正液。”
2007年，在加州圣安娜为期六周的联邦审判中，检控方起诉麦大志为中国政府雇佣的间谍。他们指控道，麦大志非法收集的信息帮助中国建立了自己的神盾战舰版本。神盾战舰是美国的一种雷达系统，用于保护作战舰艇。陪审团宣判麦大志犯有间谍罪，判处有期徒刑24年以上，关押在联邦监狱。这是几十年来，美国最重大的华人间谍案。
麦大志的一个兄弟及其妻子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被捕，当场搜出一张CD，全是敏感信息，有些甚至属于机密信息。但是在钟的案子上，调查陷入了僵局。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人员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调查研究从他家中搜出的30万页文件，结果发现其中没有任何机密信息，也就是说检控方无法以向国外势力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起诉钟。虽然检控方可以证明他在80年代向中国官员泄露了贸易机密，但是那早已过了五年的出口管制时效。“他显然有地方做的不对”，莫伯利说，“只是我必须搞清楚他是否犯了法。”
莫伯利翻阅联邦法规时，看到了一段题为“经济间谍”的文字，其中提到1996年国会通过经济间谍法案，将其定为犯罪行为。莫伯利回忆起他在反间谍培训中的相关课程，课程很短，只有30分钟，因为美国当时尚未有过以经济间谍罪名定罪的案例。
经济间谍法案将经济间谍定义为“拿走、携带、藏匿”或“挪用”商业机密，意图以此协助外国政府的人。如果以该法案起诉钟，检控方无需证明他在过去五年里向中国传递了情报，他在家中地窖藏匿商业机密的这一事实就足以使他锒铛入狱。
钟的案件于2009年6月开庭，由此前判处麦大志的同一位法官科马克·J·卡尼审理。在作证时，前联邦调查局的反间谍专家罗纳德·盖林，介绍了中国情报人员是如何招募线人的。“他们的致力点和出发点全都是为了中国——‘你并没怎么损害美国的利益；你是在帮助自己的祖国’”，他这样说。“你可以无端端地打伤一个人，并告诉他们这么做是为了自己的祖国。只要给他们奖赏，给他们写信，为他们立牌匾，又或者是付给他们一大笔钱。”在钟的案件里，很显然中方负责人的花言巧语和阿谀奉承收到了极好的效果。控方没有任何证据足以证明现金已经转手。
辩方承认钟“以前的确干过蠢事”，但否认了他有泄露信息的企图。他简直就是一个收集信息的大老鼠。“他不是大老鼠，”该案起诉人格雷格•斯特普尔斯，在法庭上这样说道，“他是一只采集信息的大象。”
钟成为第一个在审讯中被定罪为经济间谍的美国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零9个月。此案之后，联邦检察官又相继侦破四个经济间谍犯罪活动，将另外五人定罪。
后来莫伯利告诉我，在审讯盘问钟期间，确实有有利的机密证据指证钟受贿。为了保护联邦调查局的调查线索和方法，就算是面对法官，他也没有透露这个证据到底是什么。但是这项指控是与顾伟豪在1987年写给钟的信件内容是一致的，信中谈及顾保证钟将被允许携带现金出境。而且，即便考虑到钟一向勤俭节约，他在洛克维尔公司的薪酬——在80年代中期还不到六万美元的年薪——竟然能让他同时拥有一家汽修店、一幢三层楼的出租公寓以及两套房子。“我从来不敢相信他做这些都是为了金钱”，莫伯利告诉我。即便如此，中国政府给出的酬金，可能成千上万美元的汇票里，会有额外的奖励。
钟对我要去监狱探望他的请求不予回应，而从来都奉公守法的王陵嘉，还是不情愿地接通了我的来电。一天下午，我把车子停在树林木巷的尽头，向钟家车道的铁门走去。门铃上已经布满蛛网。前院杂草丛生，车库附近有一辆翻倒的独轮手推车，看得出显然多年来无人使用。
我按响了门铃，钟的夫人王陵嘉走了出来，在前门和我挥了挥手。她穿着一件绿色的睡袍，头发凌乱不整。她邀请我进屋，在客厅的白色沙发上坐下。阳光透过窗户斜照进来，照得地毯上的补丁分外醒目。
王陵嘉递给我一杯水，在我对面坐下。她脸上挂着惨淡的笑容，回忆起了以前和她丈夫申请美国公民身份的时候，其中有张表格，问及他们是否愿意服从兵役。钟在那个问题上留了空白。但是面试官还是问了他是否愿意在战争中对抗中国。王陵嘉回想起钟当时的回答：“如果这一切真发生了，我会饮弹自尽。”
我们穿过客厅，来到了她的工作室。工作室与前院相通。巨幅的抽象派油画摆在地板上，或是靠墙立着。凌说，这里面许多画作花了她好几年时间。她指向一幅画，看上去像一束紫罗兰交叉重叠在紫色的夜空中。“这幅画的名称是‘45436-112’”，她说——这是她丈夫在北加利福尼亚的巴特内尔一所监狱里的囚犯号码，那所监狱的安全级别很低。她每隔几个月便去探望他。
王陵嘉的眼里含着泪水。“我们一见钟情，见面的第一天就决定相伴一生”，她说。这样的柔情一直相随着他们在一起的日子。一位世交告诉我，即使他们俩60岁出头了，“他们看上去还是像大学时代的恋人一般甜蜜恩爱”。凌说道，钟在波音公司上班时偶尔还会在办公室打盹，还抱怨是被她在唱歌的错觉吵醒了。“他总说，‘我老跟你说，不要在我耳朵边唱歌—我会睡不着的’”，王陵嘉告诉我，“在他的心里，他觉得我总是躲在他背后唱歌呢”。
我问她，钟对她的忠贞，是否与他效忠于中国的感觉是一样的，还有中国军方是否利用了他的忠诚。她静默不答。我再问她丈夫是否清白。“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她说。
她认为，检察官对他行动的观察实在太肤浅以至于根本无法理解其背后的动机。“他们只不过停留在表面”，她这样说。后来，她才又详细阐明了：钟的意图是帮助中国，而不是损害美国的利益。“事情没那么复杂”，她说。“你交了一个朋友，他们问你是不是工程师或艺术家，‘你了解这个吗？’然后你就把你所知道的告诉他们了。就那么简单。”
在我离开前，她给我看了一张纸，就贴在工作室门口附近的墙上。上面印着几行工整的汉字，是钟为她手抄的佛教戒律清规。我思忖着，佛陀的教义是否曾对钟东蕃效忠于美国和中国两者之间的冲突起到过帮助。我便问凌，她认为有没有可能同时在两国身份之间取得平衡。她双眼一亮。“我既是中国人，也是美国人”，她答道。“这不是很美妙吗？为何一定要对立？”。
作者：YUDHIJIT BHATTACHARJEE
编译：杜略思语 李想 徐典 仲欣媛 刘畅 苏珮珊 钟平
责任编辑：傅颖聪
原文选自《纽约客》5月5日杂志
原文地址：
[url]http://www.newyorker.com/reporting/2014/05/05/140505fa_fact_bhattacharjee[/ur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