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4-5-25 14:56
借苏慧廉的酒杯，倒下一个世纪的歌哭
借苏慧廉的酒杯，倒下一个世纪的歌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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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员/沈迦
主持人让我一定躲在这个背景板后面，要像奥巴马夫人出场的样子。
非常感谢大家在雾霾这么大，明天还要上班的休息日，来到这里分享一本书。这本书出版已经有一年了，所以我早上做PPT的时候不知道今天的听众是什么样的人，是否读过这本书，是否了解苏慧廉？面对不同的听众，我讲座的内容应不一样。看来今天的听众大多都不太了解苏慧廉，那我就用一点时间讲苏慧廉的生平。这本书的题目叫《寻找·苏慧廉》，我今天讲座的题目也是《寻找·苏慧廉》。
大家看这张照片，非常漂亮，这是我家乡的一个教堂，今天仍在。
我家乡是浙江的温州，相信大家都知道温州，不过不见得都去过。以后大家去温州买皮鞋时可以去看看这个教堂。它在市中心，城西街。走到附近，你会被它的气场震撼。我的写作就始于这座教堂。
这个教堂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我小时候和我的祖母就到这里做礼拜。我的祖母1912年出生，如果今天活着也过百岁了。我很小的时候，祖母就领着我去这个教堂。我小时候就觉得祖母很老了，我今天仍很怀念她。这本书的扉页上，写着：“献给我的祖母。”
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是信仰，反正奶奶要我去，我就乖乖地去。这座教堂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大殿有六根黑色的柱子。中国传统文化中，柱子都是红色的，在我有限的印象里，好像只有这座教堂的柱子是黑色的。小时候的眼睛里，奶奶在做礼拜，做祷告，小孩子就东看看西看看，看来看去就看到那六根黑色的柱子。同时我听别人讲，这些柱子是外国运来的，是英国人建造了这座教堂。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英国是个特别遥远的国家，所以就很纳闷，怎么会有人从英国把这六根大柱子运过来？
我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自然会见到祖母的那些教友，他们在交流时，好像有讲外国人对他们怎么样怎么样，我童年就有这样的记忆。
这个记忆一直到2000年，我是1969年出生的人，2000年已大学毕业了，我大学的是新闻系，分配到《温州日报》当副刊编辑。2000年，好像全国媒体都流行做百年回顾。我们自然也不免俗，筹划类似的专版。
那时候有人告诉我，温州图书馆有两本英文书，夏鼐先生捐赠的。夏鼐是我的老乡，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说夏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一天在北京街头淘到两本与温州有关的英文书，后来捐给了温州图书馆。这两本英文书里有温州最老的照片。温州图书馆像宝贝一样把这两书保存在善本书库里，一般人看不到，我们媒体相对有点特权，于是就把这两本书找出来了。为做版面，请摄影记者把书中的图片翻拍下来。在手中翻这两本书，其实我的英文水平也不是看一眼就能看懂，囫囵吞枣地翻翻。我看到了书作者的英文名字，我突然想，这个外国人是不是就是我小时候听说的，那个把六根黑色柱子运来的人？童年记忆和青年的看见突然勾连起来。
因为是副刊编辑，对地方文化相对有点了解，于是就从地方史里找材料，找来找去仅有非常少的一点记载，也就两三百个汉字吧。讲这个人叫苏慧廉，从英国来，是传教士，在温州呆了多久，然后就没有下文了。那个时候我也非常忙碌，跟在座同龄人差不多。新世纪前后左右可能是中国最近一波改革开放最好的年代，我们忙着追求财富与梦想，就没把这件事放在心里。
这个名字再一次撞击我，一直要到2006年，那时我已移居加拿大。那一片土地跟中国土地的脉搏好像不一样。这里一天能干四件事，那里四天只能干一件事。生活节奏不一样。那里的天空也不一样，蓝天白云，不知雾霾是什么东西。那里的外国人聊天不谈论钱，也不论房子，也不跟人比，谁的车牌子更好。我突然有了大把时间，觉得我这种进入中年危机的人，也许还可以干点什么。当然，前提是加拿大也没生意好做。于是就想到，是否可以利用在国外的机会，来挖掘一下苏慧廉是什么样的人。因为他在国内只有三百个字的介绍，说得很不清楚。它写在温州年鉴上，或者抄来抄去的各种温州地方志书上。就这三百个字，抄来抄去还抄错了。不过，幸亏还有这三百个字，大家知道中国历史，总有意无意地屏蔽一些人。
我记得很清楚，这本书写了六年。正式开端是2007年3月的某一天，我太太开的车，一起去温哥华附近的一个卫星城吃饭。在国外，车都开得飞快，正好开到一座桥上，我突然有想法，于是对太太讲，我想写苏慧廉的传记。在我家大事都得领导批准，我觉得这属于大事啊！（笑） 平常申请报批，三件事有一件获批，已算不错了。没想到，今天就一件事，领导还马上同意了，并且补充了一句，“你有一个别人所不具备的条件，就是吃饱了没事干”。领导批准很重要啊！从此我就开始这个吃饱了没事干的工作。
我们在座的人，读过的历史中，传教士给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他们是文化侵略者，披着宗教的外衣，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我们的近代史好像就是这么写的。每个人也都读过毛主席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这就是我们对传教士的了解。
但问题是，这披了宗教外衣的人为什么还能在温州历史上有三百字的记载，因为这个人除了建教堂外，还建了医院和学校。他建的医院到现在还在运行着。他建教堂的事，我们可以把它抹掉，他传的宗教教义也给堙没了，但他建了学校你抹不掉，就像燕京大学永远抹不掉司徒雷登的名字，作为创始人之一，他的名字永存史册。所以实在没办法，还有幸保留着三百字。看这个人干了啥？
刚开始时，我只知道这张照片，这也是图书馆那两本英文书里的插图。这张照片好模糊啊，这还是高清扫描的。照片下面的说明没有讲这个人是苏慧廉。他太太的另外一本书，这不是两本书嘛，另外一本书里面有一句话提到，坐在人力轿子上穿白衣服的人是我的先生，由此我们知道这个人就是苏慧廉。他建过的医院和学校到今天都已经超过一百年，他们在百年庆典时会说百年历史，要说创始人叫什么，然后就把那三百字抄上来，头像则从这张图中截出来。这张图已够模糊，再截个头像，天哪！那能看得见啊！这个人离开温州以后，就以这样模糊的状态活在温州近代史上。从这一张模糊的面孔开始，开始寻找苏慧廉。
我觉得我是幸运的。除了吃饱没事干外，我还生活在国外，居住在温哥华。温哥华有一所在世界排名很靠前的大学，也是中国家长现在挤破脑袋也要把孩子送过去的大学，UBC大学，翻译成中文就是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它是世界排名前五十名的大学。
很荣幸，虽然我不是这所大学毕业的，但家就在这座大学边上，坐公交三站地就到了。那些好大学，没有校门，也没有围墙，没有说必须凭他们发的ID你才能到图书馆看书，它的门向所有人敞开。作为全世界最好大学之一的图书馆，它几乎有西方所有重要的图书，只要是经典的、著名的、它几乎都有。加拿大曾是英联邦国家，因此它有英国政府的公文、档案。该校还有亚洲图书管，我就在亚洲馆里读到很多中国读不到的台版书、港版书。所以我就在这两个图书馆里开始不花一分钱的基础寻找工作。我非常感慨。待会儿我还要谈到，我在中国的图书馆里找中文资料，比如民国的资料，不说复印，就拿数码相机拍照，拍一张要五块钱。我就觉得，外国的图书馆，跟我一毛钱都没关系，他一分钱都不要，还提供舒适的环境、免费宽带、咖啡（当然咖啡要付钱的）。并且它还非常欢迎你来做研究的工作。这两座图书馆，是我基础工作的图书馆，我能够把这本书写出来，还有个很重要的来源，就是后来联系到苏慧廉教会的母会，当年把苏慧廉派到中国来的那个教会——循道公会，现在它还在运作。我联系到循道公会，他们告诉我原来的档案资料还在，保存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善本书库里。我去了几趟英国，陆续把这些资料找出来，用这些档案复原了他的一生。当年传教士的工作非常严谨，可能老外就比中国人理性思维强很多，他每隔一段时间，比如半个月，必须写一份工作汇报：我干了啥？花了多少钱？现在的困难是什么？ 西方教会是一个类似NGO的组织，跟政府没关系，资金来自教徒奉献，所以每一分钱的花销都必须记录很清楚。这也是为什么这些档案能保存一百多年，让我们找到苏慧廉。
这张照片我们终于看见苏慧廉了。我从教会一堆档案中找出来的。它来自苏慧廉刚来中国时写给母亲的信中。那信属于私人物品，苏慧廉死后，他女儿捐给了教会，制成缩微胶片保存在教会档案中。我想这就是苏慧廉了，1882年从英国出发到中国来时的苏慧廉，启程时应就是这个样子，那时候他22岁。22岁，多年轻，竟就立志要做一番怎样的事业。
这个人，左边这个高富帅，不知道大家是否熟悉？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会熟悉，这个人改变了中国一百多年来基督教的历史。他叫戴德生，有一个外国人建立，专门帮助中国，他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帮助中国人，还不帮助非洲人，就只帮助中国人。1865年创立，仅向中国派出传教士，机构的名字叫内地会。这就是鼎鼎大名的内地会的创办人。
这个年轻人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他不仅自己死在中国，太太死在中国，孩子死在中国，他的家族到现在是第五代。这五代人，全部奉献给中国，第五代今天还在中国。当然中国政府不让他们呆在大陆，他们就在香港或东南亚，但是一直在默默地为中国做贡献。戴德生来中国的时候也就二十来岁。
很多人会以为，温州基督教新教历史从苏慧廉开始。当然苏慧廉很优秀，今天因了媒体宣传和这本书，苏慧廉还变得著名了。但我要强调，苏慧廉并不是第一个到达温州的新教传教士。
我要不断地强调，从晚清到民国，像苏慧廉这样的人物，一定数以万计。现在还没人去统计到底有多少传教士来过中国，服务于中国。我能看到的民国留下的资料，相对比较权威的资料，到1919年，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还有六千多人。由这数字推测，前后来过的人一定数以万计万，苏慧廉仅是其中的一员而已。
在苏慧廉之前到温州的传教士叫曹雅直。我今天不是讲这个人。我只是讲在那个年代，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在从事如此伟大的事业。曹雅直来中国之前是个老师，这个中学老师是个残疾人，有一条腿在年轻时就坏了，是瘸腿。戴德生建立内地会，向英国人招募，谁愿意与我一起去英国？这个瘸腿的老师就报名了。戴德生很惊讶，就问他，你这样怎么到中国去？意思是你自己尚需要别人照顾，你怎么能到中国去？那个时代，中国可是好远的国家。
这个人回答了一句话，我没看到两条腿的人愿意去。这句话，今天我们读来仍觉掷地有声。
这句话打动了戴德生，于是他被接纳了，并于1867年被派往中国温州。他是温州新教的开拓者。他在温州待了二十多年，他去世后，他太太还继续在温州服务了很多年。
这也是个英国年轻人，他的名字叫李华庆。传教士是由各自的教会派遣的，教会与国家没有关系，它可不像我们的孔子学院，是国家出资的。教会的钱来自教徒的个人奉献，从事的是自愿的工作。
李华庆是苏慧廉的前任。苏慧廉所在的教会叫循道公会，刚才说戴德生的叫内地会。晚清有两家外国的教会派遣传教士到温州。李华庆是苏慧廉所在的教会派到温州的第一个传教士。他到温州时23岁，但他在温州前后不到四年就去世了，去世的主要原因是水土不服。
大家不要用今天全球化、一体化的眼光来看待一百年前的世界。一百年前的中国跟今天的中国差别大不大？天地之差。一百年前的英国跟今天差别大不大？不大。他们好像除了没宽带，其他生活条件差不多。苏慧廉启程的那个时代，伦敦已经有地铁了。他们在伦敦是用抽水马桶的，到我们这里发现还是随地大小便。所以在那种物质条件下的人，愿意放弃它而来到这个地方，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水土不服是自然的。再说，中国南方那么潮湿，而且我们连个西医概念的医院都没有，只有几个现在称为中医的郎中。你怎么解决生活问题？还有西餐吃面包吗？不可能的事。据苏慧廉回忆录记载，曾叫他的厨子做面包，说做出来的这是面包吗？因为那时中国人只会做馒头。
我在读苏慧廉的档案时，看到李华庆的一个细节。1881年，他到温州的第四年，身体已非常虚弱了。那时有个女孩子竟然从英国来到了温州，这是他的女朋友。那个时代，坐船到中国要两三个多月，她来是举行婚礼的。她出发的时候，李华庆可能还没有病得那么严重，但她到达时，李已病入膏肓。他们已没有办法举行婚礼，于是她就护送着他的男朋友，离开温州来到了宁波。因为当时温州连一家医院都没有。《南京条约》签订以后，宁波就开放了。宁波的西方人来得更早些，当时已有西医的诊所或医院。但李华庆到宁波后不久，就去世了。
温州到今天，刚才那张照片里的老教堂，还是年轻人结婚的圣地。不管信教不信教，很多人喜欢到这里举行结婚仪式，或以此为婚纱照的背景。我那天看到这些档案时就想，如果一百多年前这个小姑娘在温州举行婚礼的话，她将成为这座城市里第一个穿上白色婚纱的新娘子。
因为李华庆的去世，所以苏慧廉来了。因为必须有人来填补空白。当时他所在的教会招募，谁愿意到中国去当传教士，于是苏慧廉报名了。不过，苏慧廉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他交上表格后就后悔了，他做祷告，说上帝啊，我可以做传教士，但不要派我到中国去，到日本去也比中国好，因为两个国家的物质条件差别太大了。第二点，在当时西方人的概念中，中国是一个特别现实的民族。我怎么向一个如此现实的民族来传达看不见的上帝。我们今天也还很现实啊！去拜一拜观音，最好明天就生孩子。生了病去拜一拜，最好马上就病好了。你要跟他讲一个上帝的概念，上帝在哪里？看不见啊！
但是，他说，上帝没有听我的祷告。最后揭晓，就是派我去中国、去温州。他在回忆录当中写，当我知道我必须去温州的时候，他说我这一生都没有后悔过。他来到温州，是1883年的1月，从此，就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
这是苏慧廉中年的照片，大概1900年左右。在座的可能都知道温州，温州是一个名声很大的城市，不过，好像臭名大于美名。温州过往二、三十年经济快速发展，小商品、炒房团、钱云会，三样东西最出名。现在再加一个苏慧廉？这是昨天一编辑对我说的。
大家可能不知道，温州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也很出名。世界的基督教学界，把温州叫做“中国的耶路撒冷”。这不是温州自己说的，温州人没敢这么说，他们仅说自己是中国的犹太人，没敢说是“中国的耶路撒冷”。这是西方基督教学界定的。好多老外，数字不会太少，在研究为什么温州会成为中国的耶路撒冷？举个例子，在今天，温州基督徒的比例是全中国最高的。温州760万人口，大概有100到120万的基督徒，也就是六个到七个人中有一个是基督徒，这个比例无疑是全中国最高的。温州为什么会成为“中国的耶路撒冷”？学术界到今天都还没有探究明白。但其中有一点是肯定，那就是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人一定有关联。
温州成为“中国的耶路撒冷”，并不是因为温州是中国最早向基督教开放的城市。《南京条约》是1842年签订的，被迫开放了五个口岸，这其中是没有温州的。后来不断有门户被开放，温州被打开，是根据1876年的《烟台条约》。到了今天会发现，那些所谓被迫打开的城市，正好成了以后一百年中国最好的城市。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务院批复的首批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无一不是当年被迫签订条约的城市。温州就是那时被迫开放的。
苏慧廉1883年才来，其实在1876年，这个城市就已经允许外来的基督教传播了。在那之前，是不允许传教的。但是有传教士偷偷地干，很多城市都一样。可以传播后，他们在城里建了学校和医院。苏慧廉在温州待了二十五年，建学校，建医院，建教堂，写他的书，带领很多人信教。
这是苏慧廉在温州建造的医院。这所医院叫白累德医院，是1897年创建的。大家知道我们今天医院的模式就是西医模式。挂个号，找个专科医生，有门诊，有住院，要化验。今天你如果去看中医，需要特别说我今天看了个中医。看西医已不需特别表明。但大家需要明白，西医的概念是传教士带来的，中医这个名词也是为了跟西医有分别才造出来的。苏慧廉在温州建白累德医院，无数的传教士在中国其他各地建了无数的医院。每一个城市里面，如果一座医院号称有一百年的历史，几乎没有跟传教士无关的。
有人问，他们来传教，为什么要建医院？外国人其实很明白，向中国人讲一个空泛的概念是很难的，他们会说你把上帝叫出来给我看看。于是他们就曲线传教，曲线传教，我们好像曾说“曲线救国”。
中国那时的医疗制度、卫生制度非常糟糕，那时中国人的寿命也很短。中医相对而言，疗效比较慢。特别在西方已发明抗生素的年代，西医是极其有效的。中医束手无策的病，西医打一针、吃一片阿司匹林可能就解决了。同时，因为他们是传教士，他们对穷苦人是免费的。在传教士的眼中，不管穷富，人都是平等的，因为在他们眼里人都是上帝创造的，没有贵贱之分。那时的穷人哪有条件看病啊，所以西医在那个时代，高效并免费治疗了大量中国人。中国人那时文化程度也相对比较低，如果说在这里把你的病治好了，中国人就会很感激，中国人在那个时代还是很感恩的。因为那些医生都是传教士，他会对你说一句颇标准的话：“是上帝派我来，把你的病治好的。” 那个时候，医院的规模不大，门诊候诊时，有人会给你讲讲道，唱唱赞美诗。中国人想法很朴素，既然免费，那就得认真听，有的还以为这是免费看病的一个部分。听完了多少有点概念，再加上病又治好了，那个时代，很多中国人就是这样走上信仰之路的。
白累德医院是1897年创建的，在晚清的年代已成为浙南地区最好的医院，并且这个最好一直持续到“文革”前。1949后它改称温州市第二人民医院，这座医院现在还在运行，很遗憾，从曾经浙南地区最好的医院沦落到今天的二、三流医院。
这是苏慧廉在温州建立的学校，名字叫艺文学堂，1878年创建的。
我们今天的教育是什么模式？ 就是西方的教育模式。分科，老师面对大家一起教，礼拜天不上课。为啥礼拜天不上课？因为要去做礼拜。还有男女同堂上课，这些都是西方传教士带来的。
苏慧廉在温州建学堂的时候，无数的传教士在中国允许传教和不允许传教的地方，建立了类似的教育模式。1905年废了科举，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那时西方人办的西学的模式，在中国已呈现蓬勃之势。废了科举后，整个中国的教育模式就全盘西化了。今天的教育模式、医疗模式仍就是全盘西化的。中国人的教育原来是私塾模式，一个老师啥都干。今天为什么有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的概念也是传教士带来的。第一家公共图书馆“文华公书林”建立在武汉。传教士带来的概念或模式，还包括今天的出版、新闻。
艺文学堂1878年创办，到民国已成为浙南地区第一流的学校。温州近代史上很多名人都毕业于此。1903年艺文建设了新的校园，要举行开学典礼，这张照片也是在英国档案里找来的，背后这个人就是苏慧廉，前面那个大胡子是李提摩太。马克思学说来到中国，就是在李提摩太办的《万国公报》上第一次被介绍。当年的马克思学说只是西方的一个学说而已。李提摩太跟别人一起翻译的时候，第一次把这个词翻译成今天的“马克思”。后来中国人学了马克思，结果把他赶走了。
1903年的这张照片，可显示那个时代，我们还蛮开放的，国际交流也蛮好的。
这张照片是辅仁大学的旧址。
苏慧廉在温州创办艺文的同时，前前后后很多传教士也在各地办学校。这也是传教士办的大学。辅仁大学是今天北师大的前身。辅仁大学是天主教学校，苏慧廉是基督教的。我们基本上可以下一个结论，如果你读的大学是中国的什么211，我相信百分之九十八会跟教会大学有关联。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母校的历史上溯不到教会大学，估计你的母校也不是全国重点大学。我们的历史就是这样残酷，教会大学与重点大学密不可分。
中国1952年有过一次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解放后把传教士赶走了，到52年时，基督教留下的十三所大学，天主教留下的两所大学，都给“关停并转”了。
现在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就是燕京大学的校址，燕京的校长就是司徒雷登。毛主席的一篇《别了，司徒雷登》给每一个中国人都留下印象。其实是别不了的司徒雷登。我前天去看辅仁大学的旧址，看到一个牌子“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看看树立的日期——2013年，2013年才成为文保单位啊！也就到今天，我们才知道它的价值。
建医院，建学校，建教堂，苏慧廉在温州二十五年，还建立了一百多家教会。李华庆那个时候，还只有十来个教徒，苏慧廉离开时，已发展到一万个教徒，包括慕道友。这个数字不得了。但是那些教堂我们后来几乎都拆掉了。
同时苏慧廉还学习温州话，把《圣经》翻译成温州话。温州话很难的，网上评选全国最难方言，温州话还没出过前三名，但苏慧廉学会了。他在回忆录中记载，到温州仅半年，就能用温州话讲道了。有人可能会说吹牛，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温州话堪称一流。他是1883年来温州的，1894年就把《新约》中的《四福音书》及《使徒行传》，非常重要的五卷书，翻译成了温州话，1894在英国出版。这本书在今天欧美还能看到，比如大英图书馆，美国康奈尔大学图书馆，我能查到大概有五六个地方，还保存着这本书。但中国没有了。这本书是用拉丁字母注温州方言的发音。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呢？因为当时教徒多不识字，他们很穷，是社会底层的人，连汉字都不认识啊，怎么叫他们读《圣经》呢？拉丁字母比汉字容易，用拉丁字母一拼，就能念出来。1902年，苏慧廉把整本《新约》全部翻译成温州方言。
全本的温州方言《圣经》，我在全国各地一本都没有找到。当年听说社科院有，编目里确实有写，我专门去找，仍是没有，基本确定整个中国一本都没有。后来我终于在剑桥大学图书馆找到了一本。为什么剑桥还有保存？那个时候《圣经》出版都是由英国一个叫大英圣书公会的机构资助的。他们资助过的《圣经》会留存一个样本，这本书就是样本。
我专程到剑桥就是为了看这本书，他们从库房里调出来，他们也很高兴，说这本书到这里这么久，至今没有一个人看懂过，你终于来了。他们不能读温州方言。
这几个拉丁字母拼写的字，就是温州方言“新约圣书”。
这张合影的背后就是剑桥大学的图书馆。我在剑桥还没进馆，就碰见了一个老乡。他以为我到谈生意的。他根本想不到我来干这个的。后来回到温州，还有老乡抱怨，说你去英国买房也不说一声，我们可以团购啊。这就是我的家乡啊！
苏慧廉在温州待了二十五年。1907年离开温州，去了太原。为什么离开温州，因为他收到一份邀请，李提摩太向他发出邀请：你愿不愿意到山西大学堂当校长。我在档案中还能看到苏慧廉当时写给母亲的信，他在做思想斗争，我离不离开温州去太原？
苏慧廉为什么会做山西大学堂的校长呢？绕不过去，一定要讲山西大学堂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山西大学堂是近代史上很著名的学堂，它的教育管理体制对整个中国的现代化高校教育是有启示意义的。晚清，中国只有三所官办大学，一是京师大学堂，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二是北洋大学堂，再就是山西大学堂。
山西大学堂创建的历史，是中国近代史想掩盖或回避的一段历史，也是今天要遮遮掩掩的历史。校史上有简略的记载，但个中详情就省略了。
大家知道义和团运动吧，教科书上写这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群众运动。我们的教科书至今都这么写。在西方人眼中，或者民国人眼中，哪怕我们自己的民国史、清朝史，又怎么写义和团？其实讲的难听点，就是一场恐怖运动，一场歹徒的暴动。比今天的昆明火车站事件，死伤人数还多。
其实这就是一场经济形态的革命。今天从实体经济到网络经济，也是这样。但在那个时代，我们把一场经济的革命，形态的革命，归结为外国的侵略。那外国侵略咋办，把就把洋人赶走呗，都是这些人祸国殃民！居然很多人接受了这个观点，还有人煽风点火。所以在义和团运动中，首当其冲的人就是外国人，要杀外国人。外国人有很多群体，商人群体、政治家群体、军人群体、传教士群体，哪个群体最乖？传教士群体。因为按照基督教教义，世界是要和平的。《圣经》说，别人要打你左脸，你还要把右脸给他。所以在暴力面前，他们是最软弱的一个群体。那个时代，各地都发生着杀害传教士的案件。
义和团运动1900年到达顶峰。山西就是李提摩太传教的地方。那里有很多传教士。当别的省份杀害传教士时，山西的巡抚毓贤，这是一个满族人，发了命令给各地的教会，说现在社会不安全，我官府有责任保护你们外国人的安全，你们到太原来，我的军队可以保护你。传教士于是就从各地来到太原。等他们都聚齐了，没有想到的是，等待他们的是一场集体的屠杀。
这一天是1900年的7月9号，毓贤亲自动手，杀掉了46个人，就是召集起来的传教士及他们的家属。46人中，其中34个人属于基督新教，12个属于天主教，全是外国人，中国教徒还不止这个数字。那个时代屠杀外国人可是一个很大的事件。一个晚上杀了46个人，其中甚至包括天主教山西教区的副主教，他在天主教徒中有很高的威望。他们当着母亲的面，把孩子杀掉，当着先生的面，把妻子杀掉，然后把所有人赶尽杀绝。
中国各地都在爆发义和团运动，但太原的教案是死人最多的，并还是官府亲自动手的。所以在那个时代，在西方世界，这可是比今天飞机找不到的事件不知大多少倍。你去查那个时代的《泰晤士报》《纽约时报》，都有报道。那时西方世界不可接受如此野蛮的事件，他们不理解怎么会有这样野蛮的事件。
太原血案的同时，北京的义和团在干嘛？攻打使馆。我们叫攻打东交民巷。东交民巷是使馆区，今天还是这样。按国际法，使馆属于外国领地，今天也如此。那时义和团不止攻打一个使馆，而是攻打整条东交民巷。使馆还是有一点自己的武装力量的，他们还有枪，所以联合各使馆的力量，抵抗对峙着，但是随时可能被攻破，一旦被攻破就是全体屠杀。这时慈禧还向几个国家同时宣布开仗。这就是1900年的那个夏天发生的事。
被围攻的使馆，本身武装力量是有限的。同时我的侨民在你的国家被杀，你还说要向我宣战，那我只能从我国家的本土派遣军队来了。有八个国家一起派遣军队，浩浩荡荡开到中国，他们自己的称呼是“中国解救远征”，英文直译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叫什么？八国联军。我们近代史只讲八国联军来了，从来没讲为什么来。有一个近代史的专家讲，八国联军是第一次来到中国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前几年伊拉克打成那样，我们作为负责的大国不也参加维和吗？林语堂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八国联军压进城，慈禧就带着光绪跑掉了。清朝的历史把那个逃跑叫“西狩”，到西边打猎去了。其实当时的条件下，清军怎么打得过八国联军。联军占领北京的同时，有一只军队大军压境山西，因为山西是杀人最多的地方。这时慈禧知道祸闯大了，便把毓贤杀了，叫赐死。他死了，就好说这些事跟我没关系，都是他干的。兵临城下之时，山西新任巡抚岑春煊该怎么办？根本打不过啊，谈判吧，但是懂英语的人都没有，传教士都死了。他突然想到了一个人——李提摩太。
那时李提摩太在上海。他说我们山西人都认识你，西方人也都认识你，你是一个最好的中间人，你能代表我们和他们和谈吗？面对这么多的生灵涂炭，李提摩太来到了太原。外国人与中国谈判，好像就两个事，你闯了这么大祸，两个解决方案，一赔偿，二惩治匪首。匪首就一个，其他人是被蒙蔽的，我们的目标不是要杀更多人，匪首处理一个就可以了。匪首是谁？毓贤。毓贤人呢？死了。山西不需要再有人付出生命的代价。还要赔钱啊，那么多家庭要给抚恤金。
那么多遇难家庭，第一个提出不要钱的，是内地会的人。他们第一个表态，这些传教士是为上帝殉道而死，我们不要中国人的赔偿。但不是每一个教会都像内地会这样。于是由李提摩太协调，最后达成，中国赔偿50万两白银。但是山西政府没那么多钱，他说没关系，分期付，一年五万，分十年给。但是，我们所有的家庭与教会，这笔钱一分都不拿走，我用这笔钱在山西办一所大学。你们为什么会杀人？不就是没有受过教育吗？不知道文明的规则吗？我要培养你们山西人，你们读了书，就知道了。十年内，这所学校由我办，你不能插手，教学大纲、师资力量，都不能插手。条约写好。十年后，连一张课桌我们都不带走，到时全部交还给你。因为十年后，你也有能力接办这个大学了。
1901年，山西大学堂创立了。这就是这所大学的来历，那么多人的血换来的，但今天我们的校史是回避这段的。
这就是那些死掉的传教士。这张照片是他们被杀前，山西的教会开年会时拍的合影，这里面的大多数人在那场屠杀中都死了。
我刚才讲的这段历史，已专门写了篇文章，叫《西斋十年》，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发表在2013年第2期《读库》上。
那些死掉的传教士，除了太原的46人，其实其他地方也有。有一个美籍华人，香港人，他叫黄锡培，前几年出了一本书《回首百年殉道血》，这本书国内读不到。他一一记录当年死掉的这些人的名字及当时情况。其实在民国时，上海还有死难者纪念碑，但现在老早就没了
山西大学堂1901年创办，这是当年留下来的唯一一栋教学楼，现也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了。
我去访问时，有人告诉我，“文革”时有人把这两个碑文砌在了墙里，外面用石灰抹平，所以才有幸保存到今天。这两个碑文，有一个上面就记着苏慧廉的名字。苏慧廉咋会在那呢？
1901年大学开办时，苏慧廉还在温州。李提摩太是个社会活动家，非常忙，不可能在那里当校长，他就从陕西叫了一个传教士，敦崇礼，也是英国人。他准备十年都叫他当校长。但是敦崇礼英年早逝，1906年死在太原。这时李提摩太想到苏慧廉，问他你愿不愿意来接这个班？这个学校最后在苏慧廉手上交还给了山西政府。这两块碑是当时山西政府立的，记录办学过程。那时李提摩太年纪很大，已回英国，不能来参加交接仪式。
太原人对他们很感念啊，到十年期满，山西大学堂已成为亚洲第一流的学校了。太原近代史上多少著名人物都是这个学校毕业的。他们仿照这两个石碑，做了两个小的铜牌，委托苏慧廉回英国时带给李提摩太。清政府给他们授功名，李提摩太是一品顶戴，苏慧廉是二品顶戴。由此可见，在清那个年代，还是面对自己的历史的，至少没有遮遮掩掩这段血腥的惨案。
一直到阎锡山接手这个学校。苏慧廉的女儿记载，1936年她到太原的时候，那时她爸爸已去世。她到太原就想看看年轻时住过的地方。她说学校专门派了一辆福特汽车去接她，为什么？因为你是苏慧廉的女儿。你们家族对我们这个城市是有贡献的。那个年代，汽车是很贵重的。她在山西期间，阎锡山还接见了她，也是因为她是苏慧廉的女儿。所以1911年，在举行交接仪式的时候，苏慧廉记载，整个山西，各行业的人，林业、矿业、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多少人都是我们培养出来的。
1911年2月，苏慧廉把学校交还给政府，7月离开太原。谁也没有想到，不论是李提摩太还是苏慧廉，几个月后辛亥革命就来了，清朝灭亡了。
苏慧廉在山西大学堂期间，还把《论语》翻译成了英文并出版。这本书是1910年在日本出版的，后收入牛津“世界经典丛书”。因为这个译本非常好，一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牛津的“世界经典丛书”里的《论语》还用这个译本。苏慧廉女儿讲，他爸爸非常喜欢《论语》。他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苏慧廉交接下了大学，他当然没有想到辛亥革命随后会发生。在他交下之前，有一所新的大学已聘他当校长。那个时代，苏慧廉已经成为了晚清西人圈子里很有名的“中国通”。聘请他的学校叫做华中联合大学。
我前面讲过十三所教会大学，这些大学其实都是某一教会办的。基督新教有很多宗派，刚开始时一个派别办一所。到晚清末期，他们觉得必须联合起来，为中国办一所更好的大学，第二个问题，这十三教会大学，基本上是美国血统，当然天主教的不是。那时的英国人觉得，我们也得在中国做点什么。我们先不讲它有什么政治企图，客观事实是英国要在中国办一所最好的大学，联合各教会，各宗派。他们组织了牛津剑桥联合计划委员会，联合世界上七所著名大学的师资力量，在中国办一所最好的大学。校地选在武汉。这所大学的校长，聘书明确发给苏慧廉，苏慧廉也上任了。大学校长的首要工作就是筹钱。苏慧廉用几年的时间，在英国奔走，筹集了30万英镑，30万英镑在那个时代是一笔巨款。场地选了，第一批老师也到中国了，开始前期的语言培训，正准备干一番大事业了。但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了。
一战，美国、英国全部卷入，谁也不知这场战争要打多久。所以这个伟大的项目就夭折掉了。如果没有这场战争，中国的历史上会诞生一所超过圣约翰、燕京的大学。当然，如果这所学校办成的话，也就轮不到我来写苏慧廉传了，他老早很出名了。历史就这样，阴差阳错。
苏慧廉在英国筹建华中联大的时候，他太太与女儿还在中国，住在北京。苏慧廉的女儿叫谢福芸，是牛津毕业的。她小时候出生在宁波，温州长大，后来在牛津上学，毕业以后就回到中国，她敬佩她的父亲，追随父亲的脚步，我也办教育。她在北京筹建了一所女子中学，是所贵族女校，名字叫做培华女校。开学在辛亥革命之前，后来清朝灭亡，他们在1912年离开了中国，这个学校就没有再参与了。但这个学校一直办到民国，其中培养出来的一个学生很有名，她叫林徽因。
几乎所有林徽因的传记里都有这张照片的，她穿的这身校服就是培华女校的校服。林徽因是有钱人家的女儿，能读得起这种贵族女校。
1914年的世界大战，打乱了全球的计划。大学办不成了，苏慧廉回到了自己的祖国英国。我们都知道中国是一战的战胜国，但我们一颗子弹没发，一只军队没派，我们凭什么成了战胜国？这是外交的高明之处：输出了中国最有特色的土特产——中国人，也就是中国的劳工。我们向英法前线输出了二十万到三十万的劳工，他们不打仗，但修地道，建铁路，挖战壕，就干这些劳力活。这些劳工来自贫苦人家，当时说给你在外国找份工作，他们就从农村到上海、到北京报名，来了先给你多少钱，供家里用。
这个人叫蒋廷黻，他在大陆名声不大。他在民国时当过清华大学的历史系主任，是国民党驻联合国的常驻代表，在民国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蒋廷黻当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听到这声召唤就去了。
这个人叫晏阳初，大陆名声也不大，我们好像也在屏蔽这些人。晏阳初当时在耶鲁大学留学，一声召唤也去了。当时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在那里教华工识字。做一年以后继续回校读书。晏阳初回去完成学业以后，帮组华工的这段经历，让他毕业以后一生都从事这个工作。他做平民教育，一直做到1949年，我们连平民教育都不让他做了。其实我们后来的扫盲运动，很多方法来自晏阳初。民国时代，有“南陶北晏”之称，陶就是陶行知。可能年轻人已不了解。
这个人是林语堂。林语堂也是当时义工队伍中的一员。那时苏慧廉就在组织这个工作。不论是蒋廷黻，晏阳初，还是林语堂，这些人其实都有一个共同背景，都是基督徒。
1918年，一战的炮火终于停息了。那些华工，死的也死了，活着回来的政府也不管。这一部分人带回来了什么？他们在西方学会了工会运动，知道工会的力量，带回了中国早期的工人革命。中国历史的错综复杂也在于此，后来有人利用了这批人。此后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乃至暴动，很多可以追溯到这批华工的归来。
1918年一战的炮火停息了。我们觉得苏慧廉总是这么年轻，可以干那么多的事。其实到这时，他已是花甲之年了。传教士在教会做事，做到六十岁也要退休。但他一直担任循道公会的海外差会的委员，作为传教士的工作是可以退休的，但作为教徒，信仰及侍奉是终生的。他在中国这么多年，这时已不仅仅是个社会活动家。比如还翻译了《论语》，他也是一个学术中人。
这个时候，他来到了牛津担任汉学教授。1920年，牛津宣布第三任的汉学教授是苏慧廉。牛津的汉学教授，筛选是极其严格的。我书上记载的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中国通”，跟他为了竞争这个职位，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选上的还是苏慧廉。
英式大学的设制，一个学科只有一个正教授，并且是终生的。就是你不死，下面的评不上。大家都知道另外一个很有名的研究中国的学者叫李约瑟，李约瑟是剑桥大学的。李约瑟这么大的贡献，到死时职称是什么？讲师。李约瑟前面的副教授还没死，他先死了，所以他一直是讲师。
苏慧廉在这个汉学教授的位子上，1920年到1935年，1935年他去世了，做了十五年。
这是苏慧廉所在的牛津圣三一学院的草坪。我拍的时候觉得，要能在这种地方读书，大概还要修行一千年。
这是牛津的汉学中心，也叫邵逸夫中心。楼不是邵逸夫盖的，邵逸夫出的钱，资助牛津的汉学。
这是汉学中心的图书馆。也是我用在封面上的照片，我向他们要的授权。他们也只有这一张原版照片。我说要这张，他们就派人把它拿下来，打开镜框，拿去扫描，然后做了电子版，寄给我。
苏慧廉在牛津的学术生涯，1920到1935，十五年间，他写了大量的书，还培养了一个很有名的学生，叫费正清，二十世纪美国最顶级的“中国通”。当时费正清跟着他读博士。苏慧廉写了很多关于中国历史的书，还翻译了佛经。我在教会给他写的材料里看到，他懂好几国语言，英语是母语，中文也非常好，还有法文、拉丁文、希伯来语、意大利语、梵文，因为研究佛教还要懂梵文。
苏慧廉在牛津时，还做了一件工作。1900年我们签订了《辛丑条约》。《辛丑条约》有一笔巨大的赔款，叫做庚子赔款，四亿两白银，每个中国人人赔一两。我们的爱国教育，说老外别有居心，以此羞辱每个中国人。清政府当时哪有那么多钱，于是决定分三十九年给，但这笔钱最后有没有给？
三十九年里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清政府一灭亡，民国政府就想耍赖，不是我干的，跟我没关。再后来俄国红色革命，你我一条战线了，这笔也可以不给了；一战后德国、意大利战败，我成了战胜国，哪有战胜利国给失败国赔钱的，这笔也不给了。其实我们真正付出的钱有限，同时很多赔款他们后来主动退回了。退回的背后当然有外交的考量，这三十九年世界发生太多变化。
第一个退回庚款的是美国，美国退回的钱干嘛了？清华大学与此有关。用美国的钱培养中国人，让他们去美国留学。胡适就是其中的一员。中国老一辈的两院院士中，百分之七、八十的人拿过这笔钱。清华大学可称民国的“新东方”。培训语言的，当时叫留美预备学堂。
民国时代，美国已经崛起了。美国崛起后，英国不甘居后。英国想，我也不能姿态太低了，人家这么高尚，我也要做点高尚的事。英国议会后来经过很多磨合，也决定退回更庚款。这是一笔大钱，怎么用？用在哪里？英国组成一个委员会，委员会有三个中国人、三个外国人，一起商量这笔钱的用途。具体办事得找一个懂中国、懂中文的人，英方找来的就是苏慧廉，跟他工作搭档的中方委员，就是胡适。
这是个巨大工程，苏慧廉是其中一个重要推手。那个年代中国民族主义已经很兴盛。当时他特别申明，庚子赔款退来的钱，教会一分不要。他自己作为宗教界人士，宗教界一分钱都没有得到。
为处理这事，他在晚年专程来到中国，1926年，随庚款调查委员会来到中国。
这是他跟胡适的合影。这也是我在国外图书馆寻找到的第一张苏慧廉的照片。它来自胡适的私人相册，香港商务出版，国内没见到。这也是我第一次正面看见苏慧廉。他的女儿作为秘书跟随他同行，他女儿在英国是作家，她先生曾经做过驻温州的领事，是个爵士，也颇有地位。他女儿写了很多书来记录在中国的生活，但都用的是化名，说这是小说。我也就在这本书里发现有一张照片，她说这是我的朋友，中国的哲学教授，这不就是胡适嘛？我也是这时才发现，胡适跟他们家有深度并密切关联。后来在胡适的材料里找到佐证。好几年前我写过一篇胡适与苏慧廉的论文，发在台湾的《传记文学》上，讲他们之间的交往。
他们在中国期间还专门回了一趟温州，苏慧廉觉得温州是他的第二故乡。1926年刚经历“五卅惨案”，民国时期， “五卅”是继义和团运动后的第二次民族主义高潮。1926年5月，他全家来到了温州。那时他当年建造的教会正闹分裂，中国人要自立，学校与外国人也没关系了，学校要驱逐外国人。1927年以后，民国政府开始规定，中国所有的学校不管是外国人办的还是中国人办的，必须上三民主义课。还规定宗教课不准上，法人代表必须是中国人，哪怕是外国人办的学校。董事会中国人要超过一定比例，用这些方法来排挤外国人。他来到温州这个年份，正好是民族主义闹得最厉害的年份。他的关于这次回温的文字中，没有留下关于教会与学校的一句话，只记载了医院，看到还有外国医生给人看病。中国人很有数的，医院最有用不赶你。其实他创办的艺文，在他这次离开后不久就就关闭了，是教会主动关闭的。
中国的教会学校，在近代走过三个坎坷。
第一个是1925-1927年之间的民族主义运动，大量的教会学校被关闭，不过这时被关闭的多是中等学校，规模相对小些。有些教会学校，你如果不让我教《圣经>，我宁可不办。你要我登记，一定不登记。此前，外国人办的学校是不需要登记的，很多的教会学校是在美国登记的。你不让我教《圣经》，不行，我办学的目的就是这个。所以有一批学校没有走过这个坎。其中包括苏慧廉创办的艺文学堂，1929年就主动关闭了。我看到他们教会内部的档案，中国人写的历史书上说，这个学校在1929年，在温州人民的唾弃之下关闭，洋人夹着尾巴灰溜溜地逃走了。这是我们近代史的写法。其实是他们主动关闭学校，我是一所教会学校，如果不开宗教课，违背我办学的意图，我办学的钱是教徒奉献的。
我前面讲到的十三所教会大学，都走过了1927。因为它们规模已经很大了。圣约翰一直顶到1947年才登记。
第二个坎坷是抗日战争。美国、英国都是日本的敌对国，外国老师带着中国的学生在流亡。十三所教会大学在八年抗战中全部保存了下来。但所有的学校没有走过1952年的院系调整，这是第三个坎。从此以后，中国就没有教会学校了。
我想到一句很好笑的话，一个瑞士诗人写的：“生于波登湖畔，死于肚子痛。” 生于波登湖畔，多么高贵、优雅，最后竟然死于肚子痛。生与死竟呈现如此滑稽的状态，这样的状态就在我们的近代史中不断呈现。
苏慧廉1935年去世，他的太太是1932年去世的。这是他太太的照片，他太太叫路熙。路熙1884年来到温州，苏慧廉1883年来。1884年温州发生一场教案，叫“甲申教案”，因为1884年是甲申年。温州一些人把城里六座跟外国人有关的建筑都烧掉了，其中就包括苏慧廉最早建立的城西教堂。当时他住在教堂里，还把其中一间房装修一新，等待新娘子来结婚。结果房子烧掉了，他自己也避难到上海，在上海他发个电报给未婚妻——你别来了，我们的新房没有了，我的命也不知在哪里？
他太太晚年写了本回忆录，记载自己到中国的开始。她说我收到电报时，正做着出发的准备，我在向苏慧廉的亲友告别，当时要做坐三个月的轮船才能到中国，那时我就二十多岁。这时我决定继续前往。如果我不去，这个年轻人什么都没有。她就这样来了。苏慧廉晚年笑她，说太想嫁给我了，暴乱都挡不住。这些都是真实的故事。我在读的时候，觉得那个时代年轻人的爱情原来是这样。我们今天没房子不嫁的，是吧？我们这个时代到底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他们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多年。1912年路熙离开北京，正好曹锟发动“北京政变”之后。她晚年写的回忆录，由女儿整理，去世后不久就出版了。回忆录的结尾写——我在中国的岁月，以暴乱始，以暴乱终。你问我后悔吗？我不后悔。苏慧廉在他太太去世以后，在这本书上签了名，寄给温州教会。同时签名的还有他的女儿。当时他也是垂垂老矣。这本书从遥远的英国寄到温州。他对温州非常有感情，早一年还把从阿姨那里得到的一笔遗产捐给温州。
这本书我是在哪里发现的？最后一个离开温州的传教士叫爱乐德，他是1951年被驱逐出境的。他带走了自己的私人物品，书啊、信啊，公家档案是要交给教会的。爱乐德1997年去世了，我到他家时已是2012年了
这是他的儿子朗召，他接待我。他从阁楼里找出父亲的遗物，我在里面找到了这本书。那本书里面，竟然还夹着苏慧廉给温州的一封信。这封信我估计他爸爸读过后，即从1932年收到，从此就再也没有人打开过了。那个别针一直在这个位置，已别了八十年。
他还拿出她妈妈的婚纱给我看，很多传教士在中国结婚生子。他说我妈妈结婚那天就穿这件衣服。1951年回英国时我爸爸把衣服带回来了，保存了一生。他妈妈1970年就去世了，他妈妈曾是温州白累德医院的护士长。我说你举着这身衣服，要在这张照片前面拍张照片。去年朗召也去世了。
1935年5月14日，苏慧廉在牛津去世，享年74岁。我本来有张照片，现在PPT坏了，看不见了。是他牛津墓地的照片，夫妇合葬墓，就一方小小的墓地，一片沙土，连个墓碑都没有。四条表面墓地范围的界石上，写着他们的名字，还有两句来自《圣经》的话，其中一句说，功业长存。
这就是苏慧廉的一生，跟中国密切相连的一生。
我用了六年的时间，走过三大洲，亚洲、欧洲、美洲，走过苏慧廉所有生活过的城市，找到了五、六十位跟他有关联的人物或后人，写成了这本书。由最早的三百个汉字跟一张模糊的照片，变成这本接近四十万字、近百张图片的书。
有人说，我们的档案馆里有材料，只是不开放而已。那这问题就更大了。在英国、美国查档案，随便你翻。其间有种坦荡，敢于面对自己历史。我们为什么不敢面对自己的历史？《老子》中有句话：“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茅于轼先生也说过一句话：“一个国家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穷而不知道穷的原因，更可怕的是错怪了穷的原因。例如，我们这里就有很多人把中国的贫穷归咎于外国的侵略，这是很荒唐的。”
我给大家看过那张李提摩太来温州参加开学典礼的照片，中国人和外国人坐在一起，很开放嘛。曾经的年代，跟我们今天非常类似。比如我们往往会以为，中国只有上世界七八十年代才迎来改革开放，从此走上正途。其实在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就开始改革开放了。
这本书一年前出版，首发式上，有个历史学家讲到一句骇人听闻的的话——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改革开放。听起来是偏激了点，但冷静思考，他讲的是事实。我们的经济改革，不是1978年或1992年“南巡”后才开始的，晚清中国就推动了经济改革。当年的洋务运动，干的跟今天叫“开放”的工作是一样的。开放是经济，改革是政治。戊戌变法，就在想推到政治体制改革。但可惜的是，过往的一百年，这些东西走了个轮回都失败了。我们的经济改革跟政治改革总是不配套。
也是在寻找、写作的过程中，我惊讶地发行，过往的一百年，跟今天的一百年，有时竟是如此的相似。
我们回看苏慧廉的时代，他是1861年，也就是咸丰十一年出生，当时正是中国结束与英法的敌对，以“开放”的姿态迈向“同治中兴”的开始。随后有洋务运动，常见的说法是迈开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改革步伐。1882年苏慧廉抵达上海时，经过“改革开放”的晚清政府，其GDP已跃居亚洲第一位。1898年苏慧廉去北方度假，不经意间亲历了标志着改良结束的“百日维新”。他离开北京的那个早晨，火车莫名延误，后来才知道是满城搜捕康有为。随后中国终于陷入革命的洪流，炸弹与改良开始赛跑。苏慧廉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年，离开中国是1911年的夏天，他当然不知道随后就发生了辛亥革命。1935年苏慧廉去世，那年中国的南方有遵义会议，北方有热火朝天的“一二九”运动。有史家将苏慧廉经历的这段历程称为中国第一波现代化，以别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第二波现代化。我在阅读写作的过程中，强烈感受到这两波现代化竟然是如此相似。它们都是以改革开放为导向，并且均在七十年代开始中兴，九十年代戛然而止。三十年间，政治与经济交织往返，缠缠绵绵，而历史只能以一种混沌的姿态向前寸进。当然，这不是我的发现，我仅是感慨并共鸣于这一发现。
于是我写这本书，就有点想试着借苏慧廉的酒杯，倒下中国一个世纪的歌哭，并期待苏慧廉及他的时代成为我们今人回首百年时一个可资分析和咏叹的角度。
这本书的扉页，我抄了《圣经》中的一段话：“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日光之下无新事，你懂的！这些才是我在寻找过程当中，总想寻找明白的问题。
中国的历史，太波澜壮阔了。读历史，似乎可以欣赏这种波澜壮阔，但生活于其中，就只有涕泪横流，家破人亡了。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西方有句谚语：“历史平淡的国家，人民是有福的。”我希望这本书给大家带来启示的同时，更希望作为个体的我们都能幸福。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