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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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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柝声
( Ni Tuosheng , Watchman Nee)
1901 ~ 1972
人物生平 资料来源 根据众多史料书籍记载，倪柝声的出生年月日为1903年11月4日，但他墓碑上所镌刻的生年却是1901年。其祖籍为福州，但他却出生在广东汕头，因为当时他父亲倪文修在汕头海关供职。他出生后，父亲给他取名叫"述祖"，即"光宗耀祖"之意。但他信主后，即改名为"柝声"。"柝"，即当时更夫手中敲打的梆子，"柝声"，即唤人警醒的"更梆之声"。他以此明志，要做一个时代的晨更守望者，以唤醒世人沉睡的灵魂。他年幼时虽然也取了英文名字叫亨利（Henry），但随其中文名字之意，其英文名字遂为"Watchman"（"更夫"或"守望者"）。此后他以"Watchman Nee"而闻名于世。

倪家是福州地区最早皈信基督的家庭，到倪柝声这一辈已是第三代基督徒。其祖父倪玉成是美国公理会（American Board Mission）的牧师，可说是中国最早的华人牧师之一。美国公理会于1847年（清道光27年）来福州设点传教，并于1855年开设教会学校。倪玉成受教于该校并接受了福音，不久在闽江受洗成为基督徒。毕业后四处传道，数年后成为闽北三大名牧之一。

因当时福建民风保守，信仰基督教者甚少。作为基督教牧师的倪玉成虽届适婚年龄，却难觅志同道合女性为妻。为信仰之故，他毅然打破福建人不与外省人通婚之习俗，从广东迎娶一位基督徒小姐为妻，婚后生活十分美满，他们共养育九个子女。

倪柝声之父倪文修排行第四，自幼接受良好教育。青年时参加科举考试，考中秀才，取得谋职为官之资格。后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林和平结为夫妻。林和平（倪母）原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困，从小被父母送人为婢女；不久又被转送福州一林姓商人为养女。幸好这对林姓夫妇视她为亲生女儿，疼爱有加，才使她苦尽甘来。按照当时传统习俗，女孩儿都要缠足。正当缠足之苦就要临到小和平之时，其养父突患不治之症，无可奈何之际，经一基督徒友人介绍，请来一位美以美会的牧师为其祷告，绝症竟得医治。林氏夫妇遂接受基督教信仰，不久偕养女一起受洗，成为美以美会教会的会友，小和平因此不仅免受缠足之苦，还被送往教会学校接受教育，成为一个有知识的女性。

倪文修夫妇共生养九个孩子，五男四女。倪柝声排行第三，六岁时，倪家搬回祖居地福州。虽然倪家是个大家庭，但在父母辛勤工作与操持下，家道还算富裕。父母为孩子们请来家庭教师，教他们识字习帖，学习中国古典文化。每逢主日，孩子们随父母到教会做礼拜之同时，还接受主日学教育，习读圣经，经历信仰之熏陶。这些启蒙教育为倪柝声及其兄姊奠定了良好的文化和信仰基础。

倪柝声从小就表现出其过人的聪明才智，调皮、好动的性情，以及组织与领袖才能。1916年，他进入英国圣公会所创办的福州三一书院（Trinity College）初中部读书。该校教员多为爱尔兰宣教士，校园环境优越，师资力量雄厚，科目繁多，堪称为福州一流的教会学校。倪柝声就学期间，各门功课（除体育课外）都十分优异，但在基督教信仰上他却兴趣缺缺。他虽然出生于基督徒家庭，自幼接受"儿童洗礼"；虽然三一书院宗教气氛浓厚，他也参加崇拜，修读圣经课，但基督教信仰一直没有进入到他的内心深处。

1920年前后，席捲全国各地的反基督教浪潮给基督教带来极大冲击，许多青年学生，包括倪柝声在内都深受其影响；加之教会内的一些现象以及有些牧师的形象都给他带来负面影响，甚至对基督教产生某些恶感。他在日后的个人见证中，曾提到当时教会牧师在他心目中的形象：那时他认为牧师很卑鄙，除了来募捐外，平时看不到他们的影子。他们的眼里只有钱，甚至人家把麻将桌上的钱给他们，他们也照收。此外，倪柝声还看到教会中有许多人是有名无实的基督徒。这些都使他内心产生怀疑与困惑，从心底里看不起这些"牧师"和"基督徒"。直到有一天，他参加了余慈度女士的布道大会，听了她的讲道之后，他的生命才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1920年，女布道家余慈度应邀前来福州主领新年布道大会，倪母因早年与她相识，故前去听她讲道。倪母此时只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每天热衷于梳妆打扮，沉溺于打牌等享乐；在丈夫与孩子们面前她也是说一不二。在这次布道会前不久，因家中她所珍爱的一只花瓶在孩子们玩闹中被打碎，她错误地认定是倪柝声干的，并且在怒气中重重地责打了他。但就在这次布道会上，她深深地被余慈度的讲道所打动，生命得到复兴。回家后，她放下长辈之尊，抱住儿子痛哭，真诚向他认罪悔改。此举让倪柝声大受震动，心中不禁纳闷是什么力量使母亲发生如此之大改变。于是第二天，他随母亲一道前往布道会聆听余慈度的讲道，因圣灵作工，他内心大受感动，悔改认罪，真心接受基督，并决志放下一切，奉献自己来跟从主。在1936年厦门鼓浪屿的一次聚会上，倪柝声曾亲口讲述自己蒙恩得救的情形："1920年，我十七岁时蒙恩得救......，我知道我的得救必须是双重的：一面接受基督做我的救主，一面要以他为主来事奉他"。

信主后，倪柝声大发热心，立志做个传道人。趁三一学院因内战停课之机，独自前往上海进入余慈度所办的圣经学校学习，但不久即被辞退，原因是因他贪爱美食和穿著，贪睡不能早起。这事虽然使他深受打击，但也使他认识到，生命的改变必然要带来生活的改变，否则无法很好地事奉神。

倪柝声重返三一书院继续其学业之同时，热心向同学们传福音，领人归主。他还把许多同学的名字一一列在自己的本子里，每天为他们祷告。因此他被人嘲笑为"传道先生"。但他不以为意，继续祈祷传道不止。结果，到他毕业时，在他所列70名学生中，除一人外，其他皆受感归主。

此一时期，对倪柝声灵命成长影响最大的当属来自英国的自由传教士和受恩（Miss Margaret E. Barber）。两人经余慈度介绍而彼此相识，此后和受恩成为他的属灵导师，在各方面教导倪柝声，指导他看书，帮助他解决属灵生活中所遇到的种种难题。不久，倪柝声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基督徒，如王峙和王载兄弟俩、王连俊、缪绍训和陆忠信等人，他们不仅仅在学校内传福音，还经常敲锣打鼓地到街上去布道、唱诗及散发福音单张等，在福州颇为轰动。此外，他们也时常利用节假日到四围乡村去传福音。

自1922年起，他们在王载家里开始了定期的祷告和查经聚会，并且举行"擘饼"聚会以记念主耶稣的受死。因人数不断增多，以致王载家容纳不下，他们就在福州十二间排地方租了房子作为聚会场所。

1922年底，倪柝声创刊《复兴报》，以文字布道，帮助信徒灵命成长。1923年，倪柝声以优异成绩从三一书院毕业。毕业后，他舍弃升学攻读学位的机会，甘心乐意奉献自己，成为一名基督福音的使者。

1924年，由于在教会观与教会实践诸多方面的看法不同，倪柝声与王载分手，各自按著自己的领受，走上不同的事奉道路。倪柝声离开福州，分赴中国各地主领奋兴聚会，并且还到南洋和日本等国布道。1926年5月回国后，居住在福州罗星塔，创办《基督徒报》和福音书局，借此将福音和自己的教会理念传往全国各地。1926年下半年，倪柝声不幸染上严重的肺结核，不得不停下奔波的脚步，遵医嘱卧床休息静养。期间，他阅读了大量教会历史上属灵伟人的著作，特别是那些神秘派、敬虔派和弟兄会的属灵作品，这些帮助他酝酿出自己的第一部著作《属灵人》。这本书写于倪柝声在福州和无锡养病期间，最后在上海完成出版的。

1927年底，倪柝声来到上海，与其亲密同工李渊如、汪佩真和祝康宁（Charles H. Judd）等人在辛家花园汪佩真家中聚会。在倪柝声领导下，聚会人数迅速加增，于是他们就在哈同路文德里租了房子开始聚会，称"基督徒聚会处"。倪柝声也把福音书局搬到这里来，改称为"福音书房"，从而成为其文字宣教和推展地方教会的基地。1928年2月1日，倪柝声在这里为来自各地的五、六十位同工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特别聚会，栽培、造就他们的灵命，为他们指明道路。

倪柝声在养病期间，有更多的时间思考其教会路线和宣教事工等问题，最后归结为四个方面的工作， 即，1）文字工作；2）定期举办得胜者聚会；3）建立地方教会；4）青年训练工作。待病好后他全力以赴，将这四方面的工作付诸实施。他借文字工作向各地信徒传递属灵信息和生命之道；借得胜聚会培养、造就信徒灵命，提高信仰素质；借青年工作培训新一代教会领袖；为反对、脱离教会内的宗派，他坚持建立不属任何宗派一地一方的教会。受其影响，许多信徒脱离原来的宗派教会，加入到地方教会中来。1931-33年间，倪柝声多次沿长江而上，到沿江各地，如南京、汉口等城市宣道；还北去北京和山东青岛、烟台等地主领聚会，所到之处，地方教会纷纷建立起来，逐渐自成体系。

因订购属灵书籍，进而书信往来，倪柝声与英国"闭关弟兄会"建立了联系。1932年，"闭关弟兄会"一行七人到上海专诚访问了上海基督徒聚会处。通过几天的交通与分享，双方发现在信仰与教会立场上有许多契合之处，聚会处的模式与倪柝声的讲道为客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1933年，倪柝声接受邀请，赴英国回访"闭关弟兄会"。几天的相处，对倪柝声的影响颇深。但因他在英期间和途经美国之时，顺访了其他教会，拜会了他所仰慕的、后来成为其灵性导师的史百克（Austin-Sparks）先生，而不被"闭关弟兄会"所容忍和接纳，终至两下分道扬镳，是为憾事。无论如何，该弟兄会对倪柝声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

1934年10月，倪柝声到杭州主领特别聚会。10月19日特会结束那一天，他与张品蕙小姐举行了婚礼。两人自小在福州一起长大，青梅竹马。长大后，张品蕙赴北京到燕京大学读书，两人关系曾一度中断。张品蕙毕业后回到上海，到文德里参加聚会，共同的信仰追求使两人重续旧情，终成眷属。结婚时倪柝声32岁。

1935年，倪柝声先后在山东烟台、上海以及福建泉州等地举行特别聚会，所到之地，给教会带来极大的奋兴。1936年，由于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的信徒人数猛增，不得不建立新的聚会场所。全体会众同心协力，热心奉献，新会所很快在南阳路落成。同年，倪柝声特别邀请在湖南长沙行医的俞成华医生回上海与他同工。俞成华果然不负重托，与倪柝声一起使教会工作更加兴旺。

由于聚会处的中国特色，信众之间的真诚相爱，以及领导同工的属灵领导能力，在短短几年内，聚会处得到迅猛、蓬勃的发展。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他们在全国三十多个城市建立了教会，而且还远播到南洋一些地方。许多大学的知识份子、医院的医护人员都被吸引到聚会处中来。还有许多基督徒纷纷脱离其他的宗派而转到聚会处来聚会，因而引起一些西方传教士以及宗派教会的不满，甚至称他们为"偷羊者"。

缪绍训是倪柝声早期在福州的同工之一，1931年移民菲律宾，在马尼拉华侨中间传福音，为那里的教会奠定下根基。应缪绍训之邀，倪柝声于1937年7月赴马尼拉，在那里举行了为期四周的培灵会，给当地华侨教会带来极大的激励。他原本打算由菲律宾经由新加坡等地转赴英国访问，但因抗战突然爆发，国内教会遭受冲击，他当即决定返国，与教会及其会众同赴国难，共度难关。在艰苦岁月里，他往返于上海与汉口之间，主讲有关教会问题的信息。日后，他这段时期所传讲的信息经张品蕙与李渊如整理成书出版，名曰《工作的再思》。倪柝声的"地方教会观"就此成形并系统化。

倪柝声根据圣经原则，设立不受薪，完全"过信心生活"的使徒，使徒的责任是宣道和建立教会，而各地方教会则由长老来治理。1938年，他差遣128使徒出去，到全国各地去传福音、建立教会。

1938年7月，倪柝声开始去欧洲之行。在英国期间，他拜会了其属灵密友史百克先生，与他有深刻的属灵交流。还结识了史百克的女婿金弥尔（Angus I. Kinnear），数周之内，二人成为知己，倪柝声给他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金弥尔后来为倪柝声写下一本传记《中流砥柱----倪柝声传》（Against the Tide: The Story of Watchman Nee）。

同年10月，倪柝声应邀赴丹麦主讲《罗马书》，这一系列讲章日后整理成书为《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海内外教会中影响甚大。丹麦之后，倪柝声又先后赴挪威、德国、瑞士和法国等地访问。他原本计划于11月回国，但因故推迟了归期。在英国滞留期间，他有更多的时间与史百克就圣经和教会问题做深入的探讨；同时他还和西方友人合作，将其《工作的再思》一书翻译成英文出版，在西方教会圈内引起很大反响。

1939年7月，倪柝声由英国乘船经印度孟买、科伦坡等地返回上海。经短暂休息后，他就开始举办一系列的特别聚会，重点向其同工和会众讲解"基督的身体"教会的奥秘等问题。不久又在法国租界内租房子，作为培训同工的新场所。由于倪柝声无论是在信仰上，解经方面，还是在组织与领导能力上，都十分杰出，无人望其项背，他在国际、国内声望日隆，人们对他倍加崇敬之同时，对他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但就在聚会处各项事工发展蒸蒸日上之际，却在四十年代初遭遇到意想不到的挫折。问题主要出在"生化药厂"问题上。

生化药厂为倪柝声之弟倪怀祖所创办，他是个化学家，但不擅经营管理之道，故很需要人襄助。作为家中长兄，当弟弟求助于他时，他不能坐视不顾；同时也为解决教会工作需要，已及同工就业问题之想，倪柝声就接下了经营药厂之责任。但要经营管理好一个偌大的药厂绝非易事，渐渐地，倪柝声把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药厂事业上。这样，他用于信仰追求，讲道和教会事奉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以至于造成教会同工和信徒对他的不满与疏离。久而久之，各种揣测与传言铺天盖地而来，使人真假难辨。有些同工，甚至包括一些他最亲密的同工都离他而去。在这种情况下，上海聚会处的几位长老于1942年底决定停止倪柝声的讲道。倪柝声没有为自己做任何辩解，将此视为神的管教而默认接受。

退隐后的倪柝声并非无所事事，经营生化药厂之余，他帮助、接济了许多战时被日军关入集中营的西方传教士。当生化药厂因战争影响被前往当时的大后方重庆时，他协助当地的江守道夫妇开展教会工作。无论是江氏夫妇，还是当地教会都因他大得益彰。日后江守道成为倪柝声的亲密同工，为聚会处在海内外的发展功不可没。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战争结束后，倪柝声从重庆返回上海。由于他和上海聚会处的关系尚未复合，他就回到自己的家乡福州，安静等候，寻求神下一步的引领，同时他也主动地致力于复合的预备工作。

先是上海教会居领导地位的俞成华医生发出复合的呼声，接著，烟台的倪柝声的得力同工李常受也受托前往上海促成复合之事。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在1948年4月，倪柝声重新回到上海聚会处，在众长老面前，他承认自己过去的失败，受到众人的接纳与欢迎。当他重新出现在讲台上时，许多人感动落泪，场面十分感人。

此前此后，倪柝声推出"耶路撒冷模式"，使徒握有更大的权责；同时他推行"福音移民"的主张。所谓福音移民，就是有计划的派遣成批的同工或信徒，去福音未达之地，拓展新的领域，建立教会。为配合"耶路撒冷模式"的教会路线，倪柝声在上海和福州两地连续宣讲"交出来"这个信息。所谓"交出来"，大致就是"工人"要交出来，在教会中配搭事奉，在工场上接受调遣；"工作"要交出来，不可将神的工作，当作自己的工作；信徒要将财物交出来，就如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记的那样。随后一场"交出来"运动在聚会处教会内展开。倪柝声身体力行，首先把生化药厂交出来，作为教会公产。在他的带动下，福州教会们于1948年3月，依"耶路撒冷模式"，把教会的一切都交出来，供使徒们调遣使用。接著，上海教会的同工与会众纷纷把自己的工厂和产业交出来，其中包括印刷厂、药厂和油墨厂等，教会的财产因之剧增，在教会中造成很大震撼。此时，倪柝声已在全国范围内的聚会处教会中高居领导地位。各地教会人数倍增，到1949年时，聚会处信徒人数达七、八万人，占全国总基督徒人数的十分之一。这一阶段可谓基督徒聚会处的黄金时期。

1948年6月，倪柝声在福州鼓岭开办长达四个月之久的同工训练聚会，共有来自南洋和全国各地七十多位同工参加。为应付时局的改变，倪柝声在聚会中传授了教会所面临的信仰上的、教会观方面的、解经方面的、基督工人的训练，以及信徒造就等许多实际问题，使与会者有茅塞顿开之感，皆称有很大的收获，蒙福匪浅。

同年冬天，倪柝声回到上海，此时，共产党将要接管政权似已成定局，面对教会可能遭遇的困难，他与其同工们已做最坏的准备。但无论时局如何演变，他坚持自己要留在中国，因他深知神对他的呼召是在中国，他说，政府可以撤退，但神的教会不能撤退。他也有计划地指派一些同工移居台湾、香港和东南亚国家，为聚会处在海外的发展作了富有远见的部署和安排。

1949年4月，尽管时局紧张，倪柝声还是在福州鼓岭举办了第二次同工培训聚会，这次参加者有百余人，至同年八月结束。接著他又去台湾、香港，差派同工在当地拓展教会，勉励造就信徒。1950年1月，他在香港九龙聚会处举行为期一个月的特别聚会，并按立长老、执事，帮助建立健全教会组织。在港期间，许多同工出于安全考虑，极力劝说他留在香港，均被他谢绝。他顺从内心的呼召和责任感，毅然于1950年6月返回上海。

1952年4月，倪柝声在去往东北处理生化药厂事务途中，被公安人员逮捕。被捕后并未被立即判刑，直到1956年6月，他才以多项政治和经济罪名被起诉。在正式宣判之前，由宗教局和"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组织发动各教会信徒对倪柝声进行控诉和批判。会前会后，在上海以及全国各地聚会处凡不妥协的负责同工系遭整肃或监禁，聚会处教会遭到沉重的打击。

1956年6月21日，倪柝声被作为所谓"倪柝声反革命集团"首犯，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但到1967年4月，也就是十五年期满之时，他仍没有被释放。虽然他在狱中多年，受过许多非人的折磨与苦难，更无圣经可读，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直到1972年6月1日，经过二十年的牢狱生涯之后，有消息传出，他死于安徽白茅岭劳改农场。当其亲属前往农场善后时，该农场官员向她们出示一张发现于倪柝声枕头下的字条，上书："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人类赎罪而死，三日复活，这是宇宙间最大的事实。我因信基督而死----倪柝声"。

资料来源：
金弥尔著，戴致进译，《中流砥柱——倪柝声传》，中国主日学协会，台北：1991年。陈终道著，《我的舅父倪柝声》，金灯台出版社，香港：1999年。陈则信著，《倪柝声弟兄简史》，基督徒出版社，香港：1997年。吴秀良著，《破殼飞腾——倪柝声的被囚与蜕变》，比逊河出版社，台北：2004年。查时杰著，《中国基督教人物小传》，中华福音神学院岀版社，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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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道
( Wang Mingdao )
1900 ~ 1991
人物生平 资料来源 中国教会著名基督徒布道家、作家；嫉恶如仇，刚正不阿，为信仰甘心受苦，宁愿坐穿牢底也不违背自己良心的基督徒铁人。

王明道于1900年7月25日（光绪二十六年）生于北京，正值庚子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年。其父名王子厚，在北京美以美会所开设的同仁医院做医生， 30岁时与李文义结婚。李文义年少时曾在伦敦会在北京所办的教会学校读书。婚后二人共育有五个孩子，王明道排行最末。不幸的是，其他三个孩子都先后夭折，只有长女和王明道得以存活。

在王明道尚未出生之前，义和团乱起，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四处追杀"洋人"，许多外国人和中国基督徒纷纷躲入东交民巷使馆区内避难，王子厚携着怀有身孕的妻子和长女也在其中。由于义和团攻击猛烈，使馆区岌岌可危。胆小的王子厚唯恐落入义和团手中，竟撇下母女二人和尚未出生的孩子，在花园中自缢身亡。此后不久，李文义在东交民巷生了王明道，为他接生的外婆给他取了个乳名叫"铁子"。不想，日后的王明道人如其名，一身铮铮铁骨，威武不屈。

在动乱中的孤儿寡母欲谋生计实在不易，王明道童年时经常忍饥挨饿，故身体孱弱，经常生病。在其生长的大杂院里，皆为社会下层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故其从小就体会到社会丑恶及人心之险恶，从而也造就出他嫉恶如仇的性格。

王明道自幼酷爱读书，在母亲的帮助下，入学前就已读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明贤集，还有圣经、天路历程，以及正道启蒙等基督教书籍。九岁时入伦敦会创办的萃文小学读书，母亲为他取了个学名叫"永盛"，即永远昌盛之意。小永盛每天除学习四书五经、算数和国文等课程外，还经常参加学校中各种宗教活动，如圣经课、崇拜聚会和祷告会等。由于母亲是伦敦会的教友，故亦经常带他到教会中参加崇拜等其他教会活动。由此可见，王明道童年和少年时期，一方面受到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一方面也受到基督教信仰的影响。

虽然如此，年少的王明道和当时许多学生一样，对宗教活动不大感兴趣。在其自传《五十年来》中，他说："我一直到十四岁的春季，从礼拜堂中不但甚麽也没有得着，而且看聚会是一件最令人头痛的事"（14页）。但他对生之追寻，对死之归宿等问题却自年少时就深为关切，而中国的传统思想观念却不能给他一个满意的答桉。故他在思想上十分彷徨，生活上随波逐流。直到1914年春，一位基督徒诤友对他的劝诫和带领，才使他的人生发生了转机。这位朋友敬虔的基督徒生活，以及对王明道生活上的过失"严厉的责备"，使王明道深为敬重。在他的带领下，王明道开始阅读当时基督教青年会书报部干事谢洪赉的着作，从而使王明道的思想产生极大的改变。"我开始明白人生的意义、人生的责任。我开始恨恶一切的罪恶与不义。我开始羡慕圣洁良善的人生"（同上，15页）。这是王明道属灵生命的开始。同年复活节，他在伦敦会的一所礼拜堂里受洗。这期间他经历了重生的经验，生命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与前判若两人，开始过着有规律的灵修生活，每天读经、祷告，热心参加各种教会活动。到中学毕业前，他已经是一个颇为正派的基督徒。

王明道当时所处的年代正值内忧外患，兵荒马乱的年代。和许多青年人一样，他也怀有一颗爱国心和远大的政治抱负。他曾以美国林肯总统为楷模，一心想成为一个政治家，救国救民。但不久他内心强烈感受到神的呼召，要他去作一个传道人。起初，他对这个呼召很抗拒，内心经历痛苦挣扎长达三年之久，因为要成为一个"高尚的"政治家和成为一个"卑微的"传道人，这两者间毕竟相去甚远，要让自己放弃作政治家的野心，谈何容易！所以他一直不肯对神的呼召让步。后来他相继罹患重病，1918年6月的一场大病，几乎夺去他的性命，当时他唯有向神悔改以求得医治。他说："如果我的病不能痊愈，我承认我应该死；但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我再不敢抗拒神了"（同上，26页）。

王明道从萃文中学毕业后，到汇文大学读预科班。1919年，因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学校变动，王明道一时求学无门，后经朋友介绍，到保定县长老会所办的烈士田小学任教。除教书外，他以德行感化学生，经常与学生一起聚会，教他们立身处世之道和基本的圣经知识，使学生们的生活发生很大改变，王明道也从中认识到改变人心之重要。同时，从他多年来对教会状况的认识与了解，深感教会需要改革，需要彻底的属灵更新。他将此视为己任，为神作工的愿望亦愈加强烈。

1920年夏，王明道完全放弃自己的政治野心，顺服神的呼召，决心以"明道新民"为己任，做一个"人心改革家"，拯救人的灵魂。此后，他改"永盛"之名为"明道"，意为"愿神用我在这黑暗邪恶的世界上，证明他的真道"（同上，37页）。同时为自己设定新的目标，立志成为一个大布道家。他打算先读大学，再入神学院深造，然后再去英国留学。

王明道在烈士田学校任教一年之久，期间在校内创立了基督教青年会，自任会长，引以为傲。但在1920年11月21日晚上，一位朋友与他的谈话却完全改变了他的思想、信仰和人生道路。这位朋友与他谈论罪的问题，指出骄傲是人生最大的罪恶，直刺王明道的内心，使他认识到自己的虚荣与骄傲。在同一位朋友的影响下，王明道对洗礼的形式亦产生了疑问，经过详细查考圣经，他确信浸水礼比点水礼更为符合圣经的教训，于是他决定请北京使徒信心会的朱鼎臣牧师前来为他施浸。这件事引起长老会和学校当局的反对，但他宁愿选择离校，也要"顺服神的命令"。最后，他和几位为洗礼之事一同退学的同学，冒着严寒，在保定城外护城河桥下的冰窟窿里，接受了浸礼。此举同样遭到母亲和姐姐的责难，一度使王明道内心非常痛苦。日后王明道忆及此时亦承认自己年青时"热心有余，智慧不足"。

此后三年之久，王明道效法圣经先贤们的旷野经历，过着读经、祷告、禁食、默想的属灵操练生活。这期间他曾到灵恩传统的使徒信心会和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聚会，并曾接受过灵恩运动的思想以及守安息日的主张。后来经一位瑞典基督徒毕胜道（Eric Pilquist）的指点，使他真正明白了因信称义的道理，对救恩也有了正确而全面的认识。

从1921年起，王明道开始其讲道生涯。从其早期事奉中，就可看出他对教会中那些没有属灵实质、形式主义的宗教活动，对那些不良传道人，以及谬解圣经的自由派新神学深恶痛绝，表现出他传道的热忱，对信仰的认真，以及他不妥协的性格。

1925年初，王明道在自己家中开始了家庭聚会，亦常应邀到全国各地讲道。在1925-26年间，曾先后到南京、杭州、上海、苏州、天津、福州和绍兴等地布道。他以耶利米先知的使命为己任，认为神要使他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他在讲道中，严厉斥责世界的罪恶，抨击教会中背道之事，呼吁世人速速悔改。他刚正不阿，对罪恶毫不妥协。他所秉持的态度是"宁可遭遇人的反对攻击，也不愿招来神的震怒"（同上，22页）。在二十几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去过全国二十四个省，在三十多个不同宗派中讲道。

王明道不仅主张读经，也主张"读书、读事、读人"。他的神学思想和讲道信息都非常注重现实生活问题，尽力帮助人认罪悔改，追求圣洁，以效法耶稣基督为最终目标，由生命带来生活上的改变。

1926年11月，王明道在杭州与刘景文订婚。1928年8月，二人举行婚礼，结为夫妇。婚后育有一子，取名"天铎"。

从二十年代中期起，王明道亦越来越重视文字工作，先后出版数册关于教会和基督徒生活的小册子。1927年，王明道创办《灵食季刊》，其中大部分内容都由他亲自执笔，除圣经基本要道和讲道信息外，还有关于基督徒生活，以及护教等方面的文章，特别对教会中那些受西方自由主义神学影响的"不信派"的抨击，不遗余力，为真理的道竭力争辩。1928年，季刊开始出版单行本，遍销全国二十八省，在信徒中颇有影响。

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教会经历了一场属灵的大复兴，其中的领袖人物包括宋尚节、计志文、倪柝声、贾玉铭、王明道等人。他们持保守的神学立场，高举圣经权威，讲道信息生动活泼，富有生命力。他们特别强调个人的重生得救和认罪悔改，注重成圣追求，关注实际生活和道德问题，使教会复兴之火烧遍大江南北。王明道是当时大有能力的传道人之一，因着他强有力的信息，跟随他的人甚多。

1930年，王明道开始在小报胡同四号葛嘉先生的地方举行聚会，每周定期两次。1933年春，由于聚会人数多起来，先后租借隆福寺街5号社交堂，和前炒面胡同甲23号举行聚会，每周聚会亦增至四次。为长久之计，从1934年8月开始，王明道鼓励会众为建堂之事奉献。1936年春，他们募足款项，购下史家胡同42号地方，开始建堂。1937年7月底新堂告竣，8月1日举行献堂聚会。王明道为其取名"基督徒会堂"（The Christian Tabernacle），向政府立案。这是二、三十年代中国教会自立运动的一个典范，其教会事工完全是本色化模式，在行政上与西方任何差会无关，一切经费全靠信徒自由奉献。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封闭了北京城内英美差会所设立的教会。为保教会安全，以维持教会日常工作，许多教会领袖在日军控制之下，发起组织一个"北京基督教维持会"。翌年1月，各教会联合组成了"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并且劝谏王明道加入。这是他人生中所面临的一次重大抉择，如果他不参加促进会，教会将会被日军关闭，自己的身家性命也难保。如果参加，他觉得违背圣经的原则，在信仰上通不过。因他一直主张政教分离，讲道、事奉从来不碰政治。在他看来"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是日军用来操纵教会的政治工具。此外，王明道觉得一个属灵的教会不可与属世教会为伍，认为在许多教会里有很多未曾真实悔改信主的教友和传道人，许多教会与世界联合，内中充满着背道之事。因此无论在道德或信仰上，他都觉得不能与其他教会妥协或合作。他也不愿意委曲求全，"不甘心作犹大的门徒"，更不想别人因他而跌倒。于是，他以圣经的话"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为依据，与其同工们决定不参加联合促进会，而且愿意为此承担任何可能发生的后果。当时王明道提出不参加的理由有两点：一、基督徒会堂是一所自立教会，不属亲英美的"敌系教会"；二、他的信仰和神学立场使他不能加入这样的联合组织。一位名叫织田金雄的日本牧师曾劝导他，晓以利害，但无济于事。

1942年8、9月间，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在日方操纵下，改组为"华北中华基督教团"，由日本牧师石川四郎为总干事。10月10日那天，王明道被召到日本调查官武田熙面前问话。武向王明道指出，华北教会联合是日本政府的政策，是势在必行的事。但王以宗教信仰的原则来回答他，说："我为顺服我所事奉的神，为要持守我所信的真理，绝不服从任何人所发的违背神旨的命令。我已经准备付任何代价，作任何牺牲，绝不改变我今日的主张。叫我和我所牧养的教会加入使团，是绝对办不到的"（同上，150页）。本来王明道为此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但后来日本人竟没有对他施加压力，迫使他加入。王明道将此视为神迹，是神的特别护佑与眷顾。

此后，王明道的《灵食季刊》也曾面临同样的难处，但都幸免于难。通过这些属灵的争战，使王明道养成了一种为道殉难的精神，坚定了他对教会与政治的立场，以及不与其他教会合作的作风。他说："我严格主张教会不能与世俗合流，神的工人不能受不信的人的支配。我严格主张笃信救恩的教会不能与不信派掌权的教会联合，神的真工人不能与假先知、假师傅合作"（同上，146页）。

抗战期间，王明道的基督徒会堂虽然经历许多危险与磨难，但皆化险为夷。即便在国共内战期间也有平稳的发展。到1949年底，例常聚会人数约有七、八百人。王明道接纳信徒采取"宁缺勿滥"的原则，要求非常严格。他的一贯作法是：在未清楚知道一个人是否真实悔改、信主、得救的经验之前，不予施浸。故此，从1933年到1949年十几年里，基督徒会堂受浸信徒总数不过570多人。

抗战胜利后，王明道有更多机会外出主领聚会，先后到重庆、成都、贵阳、昆明和西安等地布道。1946年，王明道从华西返回北京后，他的姐姐和母亲先后去世。

1949年，国民党政府被推翻，共产党接管政权。1950年5月，在共产党政府授意与支持下，一些主流教派的教会领袖在北京联名发表了"中国基督教宣言"。这是个政治宣言，清楚表明教会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政教要紧密合作；而且教会必须要"割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实行自治、自养、自传。"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由是而发轫。在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的领导下，教会内部掀起了规模空前的控诉运动，控诉"帝国主义传教士，及其在中国教会的代理人"。西方传教士被全盘否定，中国各教会和机构的领袖和传道人多遭批判和整肃。

王明道对新政府的宗教措施采取冷静的态度，一如既往地以信仰的立场来看待政权问题。他坚持两条基本的原则：一、神是世间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上的一切权威都出于他。信徒因为顺服神，所以顺服地上的掌权者。二、政治与宗教分立，不应彼此干预。他指出："掌权的人所发的命令如果与神的旨意不相冲突，我们应当为顺服神的缘故而服从他们；但他们的命令若与神的旨意不合，我们便只能顺从神，却不能顺从人了"（王明道："权柄在谁的手中呢？"）。在此等原则下，他秉持毫不退缩，绝不妥协的态度。

王明道从信仰立场出发，对三自革新运动提出质疑与批评。在其"真理呢？毒素呢？"和"我们是为了信仰"两篇文章中，王明道义正词严地指出该运动不合圣经之处。通过对三自革新运动所发表的言论分析，他认为该运动是"不信派"的杰作，是为"反对神的人效力，要从教会里面来消灭基督的福音"。他称这些"不信派"为"犹大的门徒"，并且坚决拒绝与他们合作。他分别与吴耀宗和丁光训等三自领袖进行辩论，坚持"信与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的立场。当然，三自运动的领袖们无法容忍他这种强硬的态度。

1954年7月，当全国基督教会议在北京召开时，三自当局曾希望争取到王明道的支持与合作，但遭到王明道的拒绝。同年9月，北京"三自会"组织召开控诉王明道大会，要求所有教会和基督教组织派员参加。当时控诉会场内气氛肃杀，有人扬声咒骂，有人静坐哭泣。王明道眼望天花板，一言不发，任人控诉、攻击和辱骂。

1955年5月，三自运动在北京召开年会，三自领袖们试图作最后一次努力来争取王明道，派六位代表去见他，但均被他拒之门外。最后，"三自"领袖们见争取无望，遂恼羞成怒，决定除掉这个三自运动的"绊脚石"，以儆效尤。7月30日，三自运动喉舌《天风》刊出"加强团结，认清事实"的控诉檄文，罗列出王明道"破坏三自爱国运动"、"与政府为敌"等罪状，号召全国各地教会举行会议，批判控诉王明道。

在同年8月7日主日崇拜聚会上，王明道最后一次讲道，题目是"人子被卖在罪人手裡了"。当夜凌晨，王明道与妻子刘景文被捕，控以反政府的罪名，同日被拘捕的还有十八位学生。不久，基督徒会堂被当局查封。起初，王明道被判刑十五年，被关押在北京市草岚子胡同13号看守所。很快，由于惧怕被枪毙，王明道竟否定了自己所坚持的信念。1956年9月底，在北京举行的一次特别集会上，王明道作了题为"自我审判"的检讨，承认自己是一个犯过许多罪的反革命分子，其中包括破坏抗美援朝运动，反对政府的三反运动，煽动信徒与非信徒之间的仇恨，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攻击三自爱国运动，以及敌视党和政府等罪名。之后，王明道获得释放。在释放前，王明道签署了一份悔过书并立功赎罪计划，保证出狱后，带领基督徒会堂，参加三自爱国运动。

由于严重的精神折磨与摧残，获释后的王明道精神几近崩溃。他时而说自己是彼得，曾多次否认主的名；时而说自己是犹大，出卖了爱他的主。无时无刻不受着良心的谴责。一年多后，他的信仰得到复兴，精神也渐渐复原。最后在良心的催促下，他与妻子自动走进公安局，否认先前的悔过书，否定所加给他的罪名。1958年4月，夫妇二人再次被捕下狱。王明道被判处无期徒刑，刘景文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他们先被关押在草岚子胡同看守所；1959年11月，迁往德胜门外的功德林看守所；1960年2月，再被转往北京市自新路看守所关押。1966年秋，王明道被押解到山西大同劳改煤矿；1968年4月，又被转押到山西省阳泉县的一个小镇荫营。王明道系狱后，人们还少知道他的消息。1971年夏，从国内曾传出他的一封信，内中说道："不要为我担忧，我比许多麻雀的价值要大得多"。除此以外，再没有其他任何消息。

在漫长的牢狱生涯中，虽然身边没有圣经和诗歌本，但王明道凭着熟记在心的圣经经文，不断获取属天的能力与安慰。这些经文包括林后4：16-18节；弥7：7-9节；太6：14-15节，以及罗12：19-21节等。他还经常颂唱圣诗以自勉，其中他最喜欢的有"安稳在主手里"、"救主领我"、"基督精兵"等诗歌。狱中他更学到极宝贵的一课，那就是饶恕之道。以前曾有人出卖他，控告他、迫害他，但后来他本着基督的爱都宽恕了他们。

1979年11月，由于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政府决定释放王明道。但当他看到释放证上注明他是反革命罪犯时，他不肯走出监狱。他坚持说："在上帝面前，我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但在国家的法律面前，我从未犯过任何罪"。1979年12月29日，山西省监狱当局使计，叫他搬到监外三间房居住，如此将他诱骗出监狱。1980年1月，其子王天铎赶去山西，将他接回上海平江路13号，与儿子一家同住。此前二年，夫人刘景文已获释放。至此，为了信仰和良心的缘故，王明道共度过长达近二十三年的牢狱生涯，其妻刘景文也付上了十八年的牢狱代价。出狱后的王明道已是八十高龄的老人，虽然容颜苍老，但精神充沛，声音洪亮。因患白内障，他双目几近失明；大部分牙齿已经脱落，双耳听力极差，与人交谈，需借助于助听器。王夫人右目失明，左眼也患有白内障，听觉失聪。1983年秋，王氏夫妇随儿子搬到上海武康路69号新房子居住。

王明道出狱后，前来关心、探访他的中外基督徒朋友络绎不绝。1981年春，著名宣教士艾德理（David H.Adeney）和妻子德忠玉（Ruth Temple）拜访了王明道。1988年4月23日，美国著名布道家葛培理（Billy Graham）在香港宣道会滕近辉牧师的陪同下，特地到上海看望了王明道。在讲述受苦经历时，王明道引用启示录2：20节的话"你务要至死忠心"。

回顾自己漫长的牢狱岁月，他对来访者说，他不是政府的罪犯，乃是像使徒保罗那样的"坐监者"。他认为是神保守了他多年的艰难岁月，使万事都互相效力，操练他，塑造他，让他属灵生命更加增长，使他的软弱变为刚强，失败转为胜利。他亦引用孟子之言自勉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也"。他自认"五十岁前作到前二语，五十岁后始作到第三点"。王明道不愧为中国教会的基督徒大丈夫。内地会传记作家赖恩融（Leslie Lyall）牧师在其着作《中国教会三巨人》中，把王明道列为中国教会三大属灵伟人之一。

1991年7月28日早晨，王明道为主耶稣基督忠心至死。1992年4月18日，刘景文也追随王明道而去。他们真正息了世上的劳苦，脱离了衰败的躯体，与他们终生所爱、所事奉的主同在了。


资料来源：
王明道著，《五十年来》，香港：晨星书屋，1975年。王长新著，《又四十年》，加拿大：福音出版社，2001年。施美玲著，《六十三年》，香港：灵石出版社，2001年。王约瑟著，《王明道见证》，中华福音服务社，2000年。林秋香、章冠英著，《受伤的勇士》，台湾：橄榄出版社，2006年。林荣洪著，《王明道与中国教会》，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1987年。陈福中编译，《王明道小传》，香港：基督徒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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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尚节
( Song Shangjie , John Sung)
1901 ~ 1944
人物生平 资料来源 宋尚节于1901年9月27日出生于福建兴化府莆田县凤迹村的一个牧师之家。由于基督教于十九世纪中叶即传入莆田，宋尚节之父宋学连成为最早接受基督信仰的信徒，并于16岁时得入福州神道学校接受神学教育，毕业后回家乡传道，此后担任美以美会的牧师达44年之久。宋学连25岁时娶亲，新娘为其父辈指腹为婚所定，原来自于一个笃信佛教的家庭，婚后在宋学连的引导下接受福音，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夫妇二人共养育孩子十一人，七男四女，但其中一兄一妹早年夭折。宋尚节排行第六，乳名主恩。宋学连是位信仰虔诚，为人正直的牧师，虽作为一个传道人，收入菲薄，但与妻子省吃俭用，除日常生活所需外，结余下来的钱都用来买书，久而久之，家中藏书颇丰，故宋尚节自幼即随父读书成习。

在信仰方面，宋尚节也受父亲影响极大。忆及此，宋尚节曾说："感谢主赐给我这位爱我教我喂我灵粮的父亲，不然怎有今日之我？......我虽是黑暗，却有光明的父亲照耀在我足前"。

宋尚节六岁时，全家由凤迹村迁往兴化居住，父亲宋老牧师出任兴化福音书院的副院长。每逢主日，小尚节都参加教会的主日学，信仰的种子由此播撒在他的心田。1909年，兴化教会举办大型奋兴布道会，盛况空前，给宋尚节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其日后布道生涯中，他常常提起那次布道大会，并以之为自己的动力和楷模。这次大会给宋学连牧师主持的美以美会兴化教堂带来了大复兴，历数年而不衰。会众由数百人一下子猛增到二、三千人，以致教堂容纳不下而不得不每主日分三次进行崇拜。宋尚节年少时就已充任临时执事的角色，为父亲分担些教会事务。1913年，宋尚节进入美以美会所办中学读书，在学期间，他也经常跟随父亲到乡村去布道或售卖圣书和福音单张。有时父亲因生病或外出时，他还要代父亲主领聚会或讲道，颇受信徒欢迎，因此博得"小牧师"和"小圣"之称。

由于父亲收入有限，子女多，故生活拮据，以致宋尚节读中学时，仍身着短衫，赤足上学。但他聪颖勤奋，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四年后，他以第一名的成绩高中毕业。为能够体面地上台领取文凭和奖品，他父母才节衣缩食，为他做了件长衫，这也是他生平第一次穿上长衫。

高中毕业后，宋尚节原本希望升入在南京的教会大学----金陵大学就读，但因政局动荡，学潮不断，难以潜心于学问，于是萌发去国外读书的念头。但却因经济上的缘故而遭到父亲的反对。后经美籍传教士鼎力相助，为其申请到美国俄亥俄州卫斯理大学及其免学费的奖学金；又得父亲朋友资助旅费，宋尚节终于如愿以偿，于1919年2月经上海启航，赴美留学。

宋尚节在俄亥俄州卫斯理大学主修化学，一边刻苦攻读，一边打工赚取学费，十分勤奋。1923年以优异成绩取得学士学位。接着，他进入俄亥俄州立大学继续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终于在1926年获得博士学位。

宋尚节的学识与干才受到其所在学校一位教授的赏识，有意推荐他赴德国继续深造；同时中国国内的一所医科大学亦欲聘请他为教授。正当他为前途面临选择之时，圣经中的一句话："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清楚地进入他的内心。次日，又有一位牧师来访，见面后就对他说："你并不像一个科学家，你倒像一个传道人"，并勉励他去读神学。经过一番思想挣扎后，他打消了赴德国求学和回国任教的念头，而决定去读神学。在那位牧师的帮助下，宋尚节于1926年9月进入纽约协和神学院学习。

入学后不久，他即发现该神学院所传授之神学课程与其信仰格格不入，这使他焦虑不安。1927年2月10日夜晚，宋尚节经历了属灵生命的更新，在其《我的见证》一书中，他称"那晚上是我生命中最值得纪念的我的灵性的生日"。自那日起，宋尚节的性情发生很大的变化，逢人就传福音，见证神在他身上所行之奇事。他时而高歌，时而低吟，时而欢乐感恩，时而流泪感叹。这些行为被人看为怪异，学校当局以为他患了精神病，遂强行将他送进疯人院。他共计在疯人院里度过193天，这段日子对他的个性与脾气确实是个极大的试炼。但也就在这段特殊的日子里，他把圣经读过四十遍，获益良深。后经好友力保，以及中国领馆人员的交涉，他才得释放。获释后，他先在辛辛那提小住一个月，然后经西雅图搭船回国。途中，他做出惊世骇俗之举：将其所拥有的学位证书及荣誉奖章等，皆抛入海中，以示其决意效法使徒保罗，轻看世界名利地位，献身传道的决心。

1927年11月，宋尚节抵达上海，旋即返抵故乡兴化。初始时，他一面在教会学校教书，一面传道。1928年，他辞去教学工作，开始全职传道生涯。同年，他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余锦华女士结婚。因其长年奔波于各地传道，故婚后二人聚少离多。

在1928-30年间，宋尚节外出传道的脚踪由近及远，先是在附近沿海一带的城镇乡村，再扩展至厦门、漳州和泉州等地，足迹遍及闽南、闽北及近海岛屿，声名远播。

1930年冬，宋尚节被教会差往北方考察平民教育运动。他先赴湖州参加华东基督化家庭大会，期间，经广学会西籍女传教士梅立德夫人（Mrs. F. R. Milican）的发现与推荐，他受邀在大会上演讲。此后一发不可收拾，湖州各教会、学校和医院等纷至沓来，邀他前去布道，由此打开了宋尚节远赴各地巡回布道之门。湖州之后，宋尚节继续北上，先后到杭州、上海、南京、北京、保定等地访问，最后到达河北定县，拜访了著名平民教育运动领袖晏阳初。虽然他对晏阳初的工作十分敬佩，但他却认为此等运动并非乡村教会之必需。归途中经上海时，宋尚节又应邀到各教会讲道，他还特意拜访了石美玉和胡遵理所创立的伯特利教会。此时的宋尚节在讲道内容上，已不再是风行一时的社会福音，而是紧紧扣住"十字架"、"重生"和"耶稣宝血"等基本要道。宋尚节的布道恩赐与风格深得伯特利布道团的赞赏，彼此甚为相契相通，这些为他们日后的同工合作奠定了基础。

宋尚节回兴化后不久，即应邀到江西南昌、九江等地主领奋兴会。自那时起，他的讲道锋芒所向直斥人的痛处----罪。凡前来听他布道之人，无论教牧人员，还是普通会众，无不为其所感，认罪悔改者不计其数。宋尚节的声名也随之远播。

1931年5月，宋尚节应邀参加伯特利布道团。该团共由五人组成，其他四位是计志文、李道荣、林景康和聂子英，计志文任团长。他们巡游全国各地，举行奋兴布道会。时常在一天当中有三、四场布道或查经聚会，他们按着各自的恩赐，分工合作，配搭事奉，通常由计志文和宋尚节担任讲员，主领聚会，其他三人带领唱诗或充当翻译。在差不多三年时间里，他们的足迹遍及东北三省、西南各省、山东、河南、山西、内蒙古、上海、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北、北京、天津等十三个省区，一百多个城镇，行程约五万多哩，带领十万人归主。

1934年，宋尚节离开伯特利布道团后，作为一个独立的自由布道家，先后到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北、广东和福建等地布道，所到之处，点燃属灵奋兴之火，归信基督者甚众，其影响远播海内外。

从1935--1940年期间，宋尚节马不停蹄，海内海外四处奔波布道。1935年，应南洋华侨教会之邀请，前往菲律宾、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和苏门答腊等地主领奋兴聚会。1936年，他应邀赴台湾，在台北、台中和台南等地布道。在他人生最后几年里，他跑遍中国的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先后到厦门、汕头、兴化、南京、太原、温州、西安、信阳和上海等地；他的足迹也踏遍东南亚，如缅甸、马来半岛、沙捞越、越南、泰国和印尼诸国，向各地华人华侨布道，为各地教会带来极大的奋兴，可谓果实累累，且效果长存，经久不衰。至今在老一辈中间，尚有多人声称他们是宋尚节当年所结的果子；甚至许多老牧师和教会领袖是因当年宋尚节的奋兴激励，奉献自己的一生给基督。

宋尚节被人称为"一根蜡烛两头点"的人。他本来身体就不太好，工作、布道起来又很拼命，从不顾惜自己，久而久之他的精神和体力严重透支。1940年，他终于旧病复发，卧床不起，终于1944年8月17日在北京德国医院安息。王明道先生为他主持了追思礼拜和葬礼，赞其为"诚实正直，毫无虚伪"的一代属灵伟人。逝世后，他被安葬在北京香山。


资料来源：
查时杰，《中国基督教人物小传》，中华福音神学院岀版社，1983年。利未，《失而复得的日记》，宣道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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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德生
( Dai Desheng , Hudson Taylor)
1832 ~ 1905

一、戴德生的祖辈
戴德生（Hudson Taylor）于1832年5月21日出生于一个基督徒世家，其曾祖父名叫戴雅各（James Taylor），原居住在英格兰南约克郡的洛士顿（Royston, South York）。在他结婚之日早晨，圣经中的一句话：“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约书亚记24:15）进入他的内心，使他大受感动，生命得到重生。从此后，这句话就成为戴家与神之间所立的约，世世代代一直守约到今日。
戴雅各夫妇婚后，移居到邦士立（Barnsley），成为戴家世居之地。不久，戴雅各成为邦士立循道宗教会的传道。1786年，83岁的约翰卫斯理到邦士立布道时，就住在戴雅各家。五年后，戴雅各带领当地信徒，在附近针叠山（Rinfold Hill）上建立了循道宗礼拜堂。

戴德生的祖父戴约翰（John Taylor）是长子，父亲去世后即担负起家庭重任，以纺织为业，养家糊口。戴德生的父亲戴雅各（James Taylor）年轻时开始学医，19岁时即担任循道宗教会的传道。24岁学成后回乡开设药房。1831年与贺雅美（Amelia Hudson）结婚。婚后，两人在信仰上共同追求，并读过一些关于中国的书，包括贺尔舰长（Captain Basil Hall）所写的《游记》(Narrative of a Voyage)，由此便产生出向中国人传福音的愿望。他们在祷告中许愿：如果神赐他们一个儿子，愿将他献上为神使用。结果神遂其所愿，赐给他们儿子戴德生。从孩提到年少，父母对戴德生的成长影响很大，戴德生后来追述说：“就我自己和我对神所委身的工作而言，我对我的双亲有着不可言喻的感激之情。如今，他们都已进入安息，然而，他们对我的影响却永不磨灭”。

母亲贺雅美于1881年出生在一个牧师家庭，16岁时即外出担任家教。同戴雅各结婚后次年，即生戴德生。其后又生二男二女，惜两个男孩先后夭折，只有两个女儿存活下来。母亲敬虔的榜样，为戴德生和两个妹妹打下了良好的属灵根基。

戴德生年少时，就时常跟随父亲到附近乡间传道，从而使其对穷人富于同情心。父亲还常常带领家人一起阅读巴彼得（Peter Parley）所著《中国和中国人》（China and Chinese）一书，其优美的文字和插图深得孩子们喜爱，故戴德生自年少时起就立志长大后到中国去传福音。




二、戴德生的得救与献身

戴德生年少时也曾经历不信与反叛，为此，母亲和大妹贺美（Amelia Hudson Taylor）常为他迫切祷告，甚至贺美立志每日三次为哥哥祷告，直到他得救为止。1849年6月的一天，母亲到五十哩外的巴顿（Barton-on-Humber）拜访自己的妹妹Mrs. Mary Hudson。午后，她为戴德生得救的事恳切祷告，并决意除非蒙神应允，绝不停止祷告。数小时后，母亲内心得到平安，禁不住讚美神。同一时刻，刚满17岁的戴德生正在家中书房读一福音单张，被“基督所成就的救赎之工”一文所感动，日后他说:“圣灵的光照入我心中，使我豁然开朗，明白再无可作的了，只有跪下接受衪的救恩，不住的讚美衪”。又说:“两周后母亲回来了，我告诉她，我有好消息报告给她，她说她已知道，并已高兴了两周，因为神已经告诉了她”。

重生得救后的戴德生，内心充满了极大的喜乐，并急迫地要将一切奉献给神。多年后他回忆说:“我清楚记得，我是何等地喜乐！我将我的爱倾倒在神面前，一再向祂表明，我对衪的感激之情。当我无望之时，祂已为我作成一切。我求祂让我为衪作一些事，以表明我的爱与感激；一些捨已的事，无论多么艰难、多么渺小的事，只要能得衪的欢心。我清楚记得，当我将自己毫无保留奉献在祭坛上时，一种神圣庄严的感觉，深深地临到我，我确知衪已悦纳了我的奉献。神的同在，成了不可言喻的真实与祝福。我深深记得，当我俯伏跪在衪面前时，那不能言说的敬畏与喜乐充满了我。我虽不知衪要我作什麽，我却深深知道，我已不再属于自已，这感觉直到如今不能磨灭”。

这一重生得救的经历，成为戴德生一生的转捩点。1849年9月，大妹贺美开始到寄宿学校读书。同年 12月的一个夜晚，戴德生写信给贺美(Amelia Hudson Taylor)，说他极其渴慕过圣洁生活。当夜，他在神面前表明心愿：无论神把他领往何处，无论遭遇什么事情，他都愿意为主摆上。日后他回忆说:“我永远不能忘记，我在全能神面前与衪立约，我几乎要退缩，但已是不能，……从那时候起，我深信我已蒙召到中国，直到如今，这信念不曾离开我”。从那时起，他听到主的声音对他说:“你为我到中国去”；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为中国而活。他母亲说:“从那一时刻开始，他的决心已定。他的追求、他的学习，无一不以此为目标；也不论遭遇任何困难，他的志向总不动摇”。

从立志献身之日起，戴德生将自己所有的舒适用品送给别人，以度简朴生活；加大运动量，以锻练身体；外出佈道，慰问病人，以操练爱心。当他读过宣教士麦都思（W. H. Medhurst）所写的《中国：现况与展望》（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pread of the Gospel）之后，得知医药对中国宣教的重要性，于是决定学医。19岁时，戴德生离家到赫尔(Hull)，从师于哈迪医生(Dr. Robert Hardey)，同时学习度一种简单、刻苦的生活。母亲为其健康担忧，他回信说：“每年一千二百万中国人去世，没有神，没有希望。…… 我们岂可置之不理? ……我觉得若不替中国作一点事，就不能活下去”。一年多后，戴德生转到伦敦医学院，专攻外科。一次，在解剖尸体时，戴德生不慎感染猩红热，医生判定他必死无疑。他后来作见证说: “我起先觉得忧愁，因为不能到中国去；一会儿又觉得我在中国有工作，不会死的。我向不信主的教授作见证说，我欢喜离世见我的主，可是因为我有使命在中国，无论病况如何严重，我必能脱险”。结果正如他所相信的，竟至痊癒。

促使戴德生远赴中国宣教的另一推手是德国宣教士郭实腊（Karl Frederich August Gutzlaff, 1803-1851）。郭氏原为“荷兰宣道会”(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所差派，到爪哇宣教，不久他脱离该差会而独立。1831-1835年，当中国仍门户紧闭时，郭实腊穿华服，操华语、七度游历中国沿海各省，派发数十万福音单张和圣经小册。1844年他创立“汉会”(Chinese Christian Union)，专门雇用华人深入内地散发福音单张及书册。同时他为欧美各种报刊撰文，介绍中国，鼓动宣教，从而在欧美掀起来华宣教浪潮。1850年，郭实腊返欧期间，于伦敦创办并发行了《海外布道杂志》(The Gleaner in the Missionary Field)，戴德生从始至终都是这一杂志的忠实读者，并深受激励。1852年5月“中国传道会”(The 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成立。1853年9月19日，戴德生成为该会所差派的第一位宣教士。日后，当戴德生创立“中国内地会”时，他曾如此说: “郭实腊乃中国内地会之祖”。




三、早年中国宣教经历

1853年9月，戴德生接受“中国传道会”的差派，准备启程前往中国宣教。为此他不得不与未婚妻韦玛莉（Marianne Vaughan）解除婚约，因为玛莉的父亲不愿意把女儿远嫁到中国去。9月19日，戴德生在利物浦码头登上“敦费士号”（Dumfries）轮船，启程前往上海，母亲前来为儿子送行。多年后，戴德生忆述当天的情景:“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从母亲内心绞出来的哭声，像刀刺透我。直到那时，我才完全明白: 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的意义之重大”。母亲日后也回忆说:“戴德生看见我的痛苦，特地跳上岸来安慰我，说: ‘亲爱的母亲，不要哭，这只是一个短短的分别，很快我们就会再相见的。想一想，我离开您，不为名、不为利，乃为一个荣耀的目标——引领中国人认识耶稣’”。

经过156天的海上航行，“敦费士号”终于在1854年3月1日抵达吴淞口。戴德生登岸后，暂时住在伦敦会雒魏林医师（Dr. William Lockhart）家中。半年后，他才在北门外租到房子，开始宣教工作。但仅三个月，租屋就被炮弹炸毁。当时正逢“小刀会”起义军占据上海，与清军对峙。戴德生身处战火之中，不但生活艰苦，生命也时常受到威胁。1854年10月19日凌晨，他在睡梦中被火光惊醒。黑暗中，他迅速穿好衣服，祷告祈求神的护佑。当他爬上屋顶察看时，眼见火藉风势，就要烧到他所住的木屋。在这危急时刻，天竟下起雨来，这才使他幸免于难。日后戴德生回忆这段艰难的岁月时说:“(那时我)寒冷、飢饿、在危险的黑夜守望无眠、甚至感到完全孤立无助。……但有什么比这样的环境，更能显出神话语的甘甜、神同在的真实，以及神帮助的可贵呢？事实上，这正是我倒空自己，学习谦卑的时候。经历这些，不是叫我蒙羞，乃叫我信心更加坚定，在祂带领之下，勇往直前，并经历衪应许的可靠……”。

1854年11月，“中国传道会”差派巴格尔医师（Dr. William Parker）夫妇到上海与戴德生同工。在1854-1857年间，戴德生以上海为基地，曾18次到江浙两省旅行布道。在其第八次，临去杭州湾宣教之前，为便于接近中国人，他特地叫理发师为他剃发染发、编辫子，并穿上华服。不出所料，这次布道效果果然明显。在他给妹妹的信中，谈到这次剃发、梳辫的经历:“生平第一次剃光头是件痛苦的事，尤其是皮肤容易长痱子的人，……染发五六个小时，……到梳头之时，痛苦达于极点。……就因为受苦，才显出这条辫子的可贵”。

戴德生也曾与宾惠廉牧师(Rev. William Burns)同工，到江浙及广东汕头布道。他尊宾惠廉为其属灵的父亲；宾惠廉也受他影响，改穿中国服装，二人成为莫逆之交。

1856年10月，戴德生离开上海前往宁波，与那里的“中国传道会”宣教士祝恩赐（John Jones）同住、同工，和他一起学习过“信心生活”，二人在基督里结为至交。不久，戴德生因与差会在某些理念和原则上发生分歧，又得知差会出现赤字，遂于1857年5月，脱离“中国传道会”，开始独立传道。其楼下会堂两侧悬挂着两幅对联: “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必为我们预备)，“以便以设耳”(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表达出他们凭信心宣教的理念。

在宁波宣教期间，戴德生遇到了女宣教士玛丽亚（Maria Dyer），并与之相爱。玛丽亚于1853年到宁波，在艾迪绥女士(Mary Ann Aldersey)创办的教会女校中任教。她的父亲台约尔（Samuel Dyer），也是一位早期的来华宣教士。他改良了中文活字，提高印刷效率。1843年病逝于澳门，葬于马礼逊墓旁。1858年1月20日，21岁的玛丽亚与身穿中国式长袍，脑后垂着一条长辫子的戴德生，在宁波英国领事馆内举行婚礼。婚后，二人同心在宁波继续宣教工作。次年7月，长子戴存恩（Grace Dyer Taylor）降生。同年8月，巴格尔医生返回英国，戴德生接替他掌管宁波医院。他凭着信心，和八个当地教会的中国基督徒，一同服事病人，一同经历神的信实。1859年底，共有六百多人门诊，六十多人入院，其中多人因听信福音而接受基督。

长期劳累使戴德生的身体大受亏损。1859年底，他因气管炎导致呼吸困难而住进医院。1860年新年，他在病榻上度过。2月l4日他写信给父母，请求他们在循道会中发出呼吁，盼望能有五位青年基督徒，献身前来中国宣教。他写道:“希望父亲同意我这一点愿望，……此地人民不断沉沦，神却不断祝福我们的工作，只是我们已经筋疲力尽，需要人来帮忙。……父亲啊！您既已奉献了您的儿子，请您再奉献您的影响力!”同一天，他也写信给新婚的妹妹和妹夫，就是在这封信中，记下了戴德生的一段名言:“假使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是中国，乃是基督。这样的救主，我们为衪所作的，会嫌太多吗?”




四、创立“中国内地会”

1860年7月19日，戴德生和玛丽亚带着未满周岁的小存恩，搭乘“禧年号”轮船从上海启程回英国。同行的还有宁波教会的王来君弟兄，负责在航程中照顾身心俱疲的戴德生。到英国后，还要协助戴德生翻译圣经。当他们抵达伦敦后，戴德生立即着手洽谈印刷宁波语新约圣经、讚美诗及福音单张等事宜。三周后才踏上返乡之路，探望阔别七年之久的父母。

1861年1月，经伦敦医院克拉克医师（Dr. Andrew Clark）诊断，戴德生的肝脏、消化系统和神经系统都已严重受损，必须留在英国休养，几年内不得出国远行。因此，戴德生只好遵医嘱留在英国有四年半的时光。但他一点都没有闲着，这段时期反成为他重新得力，重整旗鼓的时期。在此期间，戴德生成就了数件大事：（1）1862年，顺利通过考试，取得英国皇家外科学院会员资格，成为合格的外科医生。同年秋天，又取得皇家外科学院助产资格证书，成为合格的产科医生。（2）1861年5月，完成宁波语《赞美诗集》，1863年10月，与高富牧师（Frederick F. Gough）合作，在王来君的协助下，翻译、修订罗马拼音版“宁波语新约圣经”。（3）如其祷告所求，于1862-1865年间，先后有五位宣教士奉差去宁波宣教，他们是宓道生夫妇（James & Martha Meadows，仅一年后宓夫人因霍乱死于宁波），乐曼小姐（Miss Jean Notman），白克敌（Stephan Paul Barchet），江郎笔（George Crombie）与未婚妻施金娜（Anne Skinner）。

但最重要的莫过于“中国内地会”的创立，此举可说是戴德生人生的里程碑。从1864年底开始，戴德生和玛丽亚花了半年多时间，完成《中国:属灵的需要与托付》（China: It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一书的写作。但就在此时，他发现英国各差会在华宣教士数目却由115人减至91人，而且全部集中在中国沿海五口城市中，无一人在中国内地宣教。看到这种情况，一想到在中国每月都有百万人死亡，却无机会听信福音，以致灵魂不得拯救，便忧心如焚，彻夜难眠。1865年6月下旬，戴德生到柏莱顿海滨（Brighton Beach）度假。6月25日，在参加一次福音聚会之后，他独自到柏莱顿海边沙滩上散步，再次想到中国那千百万失丧的灵魂，心灵痛苦至极。后来，神的安慰与启示临到他，使他内心得到空前的释放，以至于他完全降服于神，并恳求神为他预备24位宣教士，与他共赴中国，为扩展神的国而争战。从柏莱顿海滨回伦敦后，戴德生以“中国内地会”之名在银行开了个户头，存入十磅英金，“中国内地会”于焉成立。接着，戴德生到英国各地传递“中国内地会”之异象。在1865年9月第三届“苏格兰基督徒灵修大会”（Scotland Christian Convention），他引用箴言24:11-12:“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将被杀，你须拦阻”，与会众分享信息。1865年10月25日，戴德生的《中国:属灵的需要与托付》出版，并在第二届“密尔美灵修大会”（Mildmay Conference）上分发，引起很大迴响。1866年3月12日，第一期《不定期报》（Occasional Paper）创刊，报导内地会消息。直到1866年5月26日“兰茂密尔团体”启程之前，戴德生仍到各处传递异象。

1865年10月，戴德生差派差范约翰夫妇(John & Ann Stevenson)与曹雅直(George Stott)前往中国，会同先前所差往宁波的5位，共计有8位，成为中国内地会的先驱。1866年5月26日，戴德生夫妇携四个孩子，与16位宣教士启程前往中国，史称“兰茂密尔团体”(Lammermuir Party)。




五、“中国内地会”在华事工

中国内地会在华事工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865-1875）：扎根时期。戴德生率“兰茂密尔团体”于1866年9月30日抵达上海后，稍事安顿即前往杭州开拓新的宣教基地与工场。11月，他们搬入杭州市新街弄一号，内设礼拜堂、诊所、药房、办公室和印刷室等。从一开始他们就入乡随俗，身着中国服装，男束发辫。虽然因此曾被人嘲笑为“猪尾巴宣道会”，他们仍坚持如此行，尽力与中国百姓认同。

在杭州教会发展的同时，曹雅直于1867年12月奉派去温州宣教。由于他只有一条腿，当地人以“独脚番人”称他，但他凭着对神的信心，以及对人的爱心，把福音带给当地人。1868年他为一位名叫叶钟杰的鞋匠施洗，使之成为温州第一个基督徒。同年，他兴办一所男校——崇真小学。1870年结婚后，其夫人又兴办一所女校——育德女学。1880年，他们又创办一所西医院，此乃温州最早的西医院。藉着学校和医院，使福音逐渐广传于温州。到1889年曹雅直去世时，福音已在温州扎下根来。

1868-1871年间，戴德生来往奔波于镇江与扬州之间，此期间发生了一连串令戴德生刻骨铭心的大事，先是扬州教案；接踵而来的是三个年幼儿女以及爱妻玛丽亚之死。

扬州教案起因于法国宣教士金缄三（Joseph Seckinger）所开设的育婴堂。1868年育婴堂内有数十名幼儿相继夭亡，导致谣言满城流传，激起民众反教浪潮，殃及内地会宣教站。8月23日，大批民众冲入内地会教会，焚屋劫财，造成李爱恩（Henry Reid）、路惠理（William Rudland）、白爱妹（Emily Blatchley）、玛丽亚四人受伤。当时玛丽亚已怀孕六个月，急难中跳楼求生，失血甚多。事发之时，戴德生不求助于英国领事，反求助于扬州官府，骚乱方得平息。乱后，两江总督曾国藩负责承办此一教案，调查结果曰：“…… 婴孩死伤虽多，并无挖眼挖心之弊，是医生与乳妈之咎，并无教士之过。育婴乃法国教堂之事，尤非英国教士之过。……扬城百姓之疑可释，而戴教士之冤可伸矣!”事后，戴德生和内地会以基督之爱化解仇恨，无任何报复之念，亦不寻求赔偿。但英国政府与英国领事麦华陀（Walter Henry Medhurst Jr.）以此事为藉口，以炮舰政策对付中国，却使戴德生蒙受不白之冤。此举实违戴德生本意，戴德生于事发之时不求助英国领事，而求助扬州官府，正是他不愿意英国政府介入之故。

江浙一带，每到夏季酷暑难耐，百病丛生。西教士与其家属，往往因气候或水土不服而丧生。1867年8月，戴德生长女戴存恩因患脑膜炎而去世；1870年2月，六岁幼儿存礼因肺病死于江船上；3月，刚刚诞生诺尔又不幸夭折；而更为不幸的是玛丽亚产下诺尔后染上霍乱，于7月23日告别了这个世界。戴德生忍受着巨大的丧妻之痛，将爱妻埋葬于镇江，墓碑上刻着她与三个早夭儿女的名字。为拯救中国人的灵魂，他把自己的妻子、儿女献于祭坛上。戴德生只有在信中向母亲倾吐心中的痛苦与灵性挣扎:“惟衪知道我爱我妻的程度，我眼里的光，心中的乐都在乎她。她在世最后一天，我们互表历久弥新的爱情。她为我所作最后一件事，就是将一臂搂抱着我的颈项，一手放在我头上，我想她是要给我祝福……。当我独处房中，久不见爱妻身影，不闻在英儿女之脚步声，恐怖的空虚感向我袭来，至此我方明白为什么主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恐怕一天有二十次，不分昼夜，当我的心一再渴了，我向衪呼求，祂就火速来到，安慰我。……我对神的同在与安慰有如此真切的领受，有时我不禁好奇:玛丽亚在主的怀中，是否也能有如我这般深刻的体会?”

1871年8月，戴德生返英探望三个孩子，同行的有福珍妮（Jennie Faulding）和宓道生夫妇等人。福珍妮是“兰茂密尔团体”中人，已在中国宣教五年，当时是杭州教会的重要同工。她与戴德生在船上相处日久，感情日深。抵英后，福珍妮征得父母同意后，于1871年11月28与戴德生在丽晶教堂举行了婚礼。

1872年11月，戴德生再度来华。此时他致力于使内地会在各地建立的教会本土化，着力培养中国教牧同工，使教会不再依赖于外国差会，达到自立、自养、自传。任柽园牧师就是其中的一位。由于他忠心爱主，勤恳作工，带领许多人信主，故被称为浙江教会的使徒。1874年1月，戴德生看到中国内地的更大需要，在祷告中求神再预备五十或一百个中国传道人，以便开发浙江省四府四十八县福音未到之地；也求神差派更多宣教士来打开那福音未到的九省之门。1874年5月底，戴德生与祝名扬（Charles Judd）进入武昌，拟以此地作为进入九省的根据地。

据统计，“中国内地会”在第一个十年中（1865-1875），已在江、浙二省、内陆二省(安徽、江西)，建立了28个教会，56个宣教站与布道所；拥有36位西国宣教士，76位中国同工。王来君成为华人在内地会出任监督的第一人，负责统管浙北教牧事宜。

第二阶段（1875-1885）：内地拓荒时期
1874年6月，戴德生因脊椎受伤不得不离华返英疗养，病重时几至瘫痪。到1875年4月，戴德生的健康逐渐恢复，他坚信神一定会带领他重返中国。他每天对着墙上的中国地图，迫切为九省祷告；更祈求神亲自差派18位“大有信心、真诚奉献、火般热心，乐意为主生活、为主工作、为主受苦，甚至为主而死”的宣教士去中国。结果神给了他24位，包括已在中国宣教的6位，共30位，从而掀开中国西南宣教开拓史的一页。

1876年9月，戴德生率队启程来华，神此时也为他们打开内地宣教之门。1876-1877一年半之内，大约二十位宣教士深入中国内地，总行程三万哩路，创下诸多个“第一”：戴亨利（Henry Taylor）是第一个进入九省的宣教士；福珍妮（Jennie Faulding Taylor）是第一个深入内地的女宣教士；赐医生（H. A. Schofield）在山西太原建立了内地会第一所医院；金辅仁夫妇（George & Emily Snow）是第一对定居于内地（陝西汉中）的夫妇；麦卡悌（John McCarthy）成为第一个进入云南的基督教宣教士 ……。

1876-1879年，中国华北发生前所未有的大旱灾，整整持续了四年，同时伴有蝗灾与瘟疫的发生，其中尤以山西灾情最为严重。巡抚曾国荃如此描述说: “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大祲奇灾，古所未见”，甚至在许多地方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内地会宣教士秀耀春（Francis James）和德治安（Joshua J. Turner）于1876年到山西开拓宣教工场，适逢大旱，遂投身于赈灾事宜。随后，内地会与另外三个差会合作，共有69位男宣教士全力投入赈灾行动。因急需从事妇孺工作的女宣教士，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戴德生只好让自己的妻子珍妮前往山西赈灾。当时珍妮已有两个孩子，但她把他们托给戴德生的妹妹戴贺美照顾之后，便带着两个年轻的女宣教士奔赴灾区，不久在太原成立了一所孤儿院，救助孤儿、弃儿。

1879年戴德生在山东烟台养病期间，感觉到那里依山傍水，气候宜人，遂萌生创立学校之念，以供内地会子弟就读。后与祝名扬一起购置土地，购买建材，建造校舍及修养所。1881年1月学校正式开学，名之为“芝罘学校”，当时学生只有祝名扬的三个儿子。1882年招收学生14人； 1886年增至100人，分男、女、预校等三个部门。学校授课一律采英国学制，高中毕业须经牛津考试，及格者可升入英国任何大学。数年后，芝罘学校成为苏彝士运河以东最好的英文学校。至1942年，芝罘中学男女两校，共栽培学生2,116人，其中内地会子弟756人，毕业后献身宣教者有152人。

1942年，珍珠港事变后，芝罘被日军关闭，校产为日军接收，全校师生被关入山东潍县集中营，其中包括戴德生儿子戴存仁(Herbert H. Taylor)牧师和奥运短跑冠军李岱尔(Eric Liddell)。在二年多时间里，老师们以他们全部的爱关心、照顾着学生们的学习与生活，直到1945年8月战争结束。

从1879年开始，戴德生不顾自己的病体，经常到各地巡视工作，探视深入内地各处的同工。所到之处，给同工们带去具体的帮助与关爱。在不到四年的时间裡，他已行过一万五千哩以上的路程。虽然舟车劳顿，十分辛苦，但他内心却充满了极大的喜乐， 1880年7月他写信给母亲说:“看到福音传到中国最偏远的地方，我心中的喜乐不可言喻。这事工值得我们为之生，为之死”。

1881年11月，戴德生在武昌召开会议，探讨内地会的事工与策略。会议决定再次征召77个宣教士。为此，戴德生特地于1883年3月返回英国。在任职伦敦内地会的妹妹戴贺美和妹夫海班明（Benjamin Broomhall）的协助下，到1884年共有76位应召成为内地会宣教士，其中包括海班明的长女A. Gertrude Broomhall和长子海国禄（A. Hudson Broomhall）。姐弟俩同日启程赴中国太原，成为日后“海家班”在华宣教的先驱者。

至1885年时，除原有沿海二省(浙江、江苏)、内陆二省(安徽、江西)外，“中国内地会”已进入福音未至之内陆九省，远至云南、西藏。根据海恩波在《中国内地会五十年史》一书中的统计，内地会至此共建立45个有组织的教会，141个宣教站或布道所，学校16所，宣教士137人，中国同工106人，受洗的中国基督徒1,764人。

第三阶段（1885-1895）：国际化时期
在这一阶段，内地会开始走向国际化。先是由戴德生和美国布道家慕迪共同促成的“剑桥七杰”之献身，在英美造成轰动；后有北美内地会之成立，差派宣教士来华；接着又有欧洲差会加入，成为伙伴差会。同时内地会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苏格兰、美国和澳洲等地，成立谘询委员会，从而使内地会成为一个超宗派、国际化的宣教机构。

“剑桥七杰”，即何斯德(D. E. Hoste)，施达德(C. T. Studd)，司米德(Stanley P. Smith), 章必成(Montagu H. P. Beauchamp)，盖士利(William W. Cassels)，杜西德(Cecil H. Polhill-Turner)，与杜明德(Arthur T. Polhill-Turner)。他们之中，有出身贵族、巨商，有运动明星、皇家军官，又皆为剑桥大学高材生，却为基督福音的缘故甘愿放弃锦绣前程，甚至放弃巨额遗产，于1885年2月启程来到封建落后、充满敌意的中国内地，把他们的青春、才华与爱奉献给中国人民。他们抵华后，数十年之久，深入山西、四川、甘肃，甚至西藏，拓荒布道，建立教会。何斯德和司米德在山西与洪洞县的中国传道人席胜魔成为亲密同工。席胜魔原系一秀才，吸食鸦片成瘾，后由英国宣教士李修善牧师(David Hill)带领信主，不但自己戒掉鸦片，还广设“天招局”，助人戒烟。1885年夏，何斯德、司米德等人来到平阳，席胜魔得益良深。1886年当戴德生来山西时，亲自按立席胜魔为平阳、洪洞、大宁三区的主任牧师。席胜魔与何斯德同工十年之久，成为主内至交，直到1896年离世为止。

1886年6月戴德生在上海召集同工，为购地建立内地会总部祷告。会间有一位名叫荣晃熙(Archibald Orr-Ewing)的青年人，刚刚在英国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后来到中国，准备加入内地会。祷告会上，他受感奉献为建造总部所需的全部费用。1890年2月，内地会总部落成，门前纪念碑上刻着:“为神的荣耀，并在中国拓展祂的国度而建”。此后四十年间，这三幢楼房充分发挥功能。到1929年时，内地会宣教士由当年的360位增至1,200位，楼房不敷使用，遂将之变卖，另建新楼于新闸路，并于1931年举行了奉献礼拜。

1886年11月13日，戴德生在安庆召开会议上，正式成立“中国谘询委员会”，任命范约翰(John Stevenson)为内地会副主任，巴子成(James Broumton)为司库，宓道生(James J. Meadows)为浙江省监督，卫养生(James Williamson)为副监督，顾正道(William Cooper)为安徽省监督。此外还作出两项决议: (1)征召一百位新的宣教士；(2)在安庆成立语言训练学校。为征召宣教士，戴德生于1887年1月第六次返英，四处奔波呼吁，足迹遍布整个英国。是年底，共有102位宣教士应召踏上中国宣教之行程，再次超过戴德生所想所求。

戴德生在中国多年，深深感受到鸦片对中国人民造成的危害。1888年6月，在伦敦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宣教大会”上，戴德生提出抵制鸦片贸易的动议，并获得一致通过:“本大会在此，义正严词表达我们的看法，我们谨呼吁政府竭尽所能，全面压制邪恶的鸦片贸易，否则不足以为那已造成、并且还继续造成，对中国人民身体、道德与社会，无可计数的伤害，担负起责任”。戴德生的妹夫海班明，多年从事反鸦片活动，不遗余力。他在内地会任职期间，担任“反鸦片协会”干事一职，编辑《全国正义》杂志，并著有《吸食鸦片的真相》(The Truth of Opium Smoking)，与《英国的罪恶与愚蠢》 (Britain’s Sin and Folly)等书。在教会、宣教士和其他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促使英国政府终于在1917年全面禁止对中国输出鸦片。

1887年11月，一位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美国青年霍亨利(Henry W. Frost)来到伦敦，邀请戴德生到美国讲道，传递内地会的异象。1888年7月，戴德生在次子戴存义(Howard Taylor)陪同下，到慕迪举办的学生夏令会及尼亚加拉湖畔退修会上讲道，结果竟收到足以支持8位内地会宣教士的奉献。由此戴德生觉得成立内地会北美分会，接纳北美宣教士的时候到了。他继续在北美领会一段时间后，志愿加入内地会的青年竟超过40位之多。经遴选后，最后选定14位，由戴德生亲自带领，于1888年9月从多伦多启程前往中国，史称北美“兰茂密尔”团体。1889年戴德生第二次到北美，主持成立“北美谘询委员会”于多伦多。到1893年底，北美分会共差派出39位宣教士赴华宣教。

1889年10月，戴德生为《亿万华民》杂志撰文“传给万民”，呼吁一千位宣教士到中国去传福音。此后他的北欧之行，以及在1890年5月上海第二次“中国宣教士大会”上，他都一再分享这一信息，结果导致了内地会与其他差会之间的伙伴关系，并且酿成千名宣教士征召运动。1890年8月戴德生在章必成陪伴之下，应邀前往澳洲主领聚会，内地会澳洲分会遂应运而生。至1890年11月，共有12位宣教士加入内地会，跟随戴德生前往中国。1891年1至4月之间，来自欧洲、美国、加拿大的七队人马，共78人抵达上海；另有北欧来的北美瑞挪会两队50人也赶来加入到中国宣教行列，他们都在千名宣教勇士之列。

此时，内地会几位资深宣教士的第二代兴起，步其父辈的后尘先后来到中国。首先是戴家: 继戴存仁于 1881年到中国之后，戴存爱(Maria Taylor)、戴存义(Howard Taylor)和戴存信(Ernest Taylor, 1875-1945)也先后加入内地会。

其次是海家:包括后来嫁给何斯德的长女Gertrude、长子海国禄、四女海懿德(Edith Broomhall)，次子海恩波(Marshall Broomhall)，以及四子海文启(Benjamin C. Broomhall)，先后加入内地会来到中国。不但如此，海家的第三代，包括海国禄的两个女儿海宽爱(Mary Gertrude)和海宽厚(E. Marjory)，以及海文启的儿子海恆博(Alfred J. Broomhall)，也分别于1921、1924与1938年加入内地会。戴、海两家的第二代，被分别派往江西、河南与山西宣教。

再次是金家: 也就是戴德生的好友Grattan Guinness的儿女们。先是长女金乐婷（Geraldine Guinness）于1888年来到中国；1894年她与戴存义结婚，此后，国人以戴存义师母称之。她擅于并勤于写作，为内地会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历史。她的弟弟金纯仁医生(Dr. G. Whitfield Guinness), 于1897年到河南行医传道，成为开封著名的金大夫，后因感染斑疹伤寒殉职。他的儿子金立时(Henry Guinness)也曾在河南及台湾等地服事。

此外，宓道生、路惠理（William Rudland）、鱼爱光(Charles Thomas Fishe)、鲍康宁(Frederick W. Baller)、卫养生、祝名扬，与麦卡悌等人的子女也陆续跟随他们的脚踪，加入内地会。其中，麦卡悌之子麦有德（Frank McCarthy），曾担任芝罘学校校长达35年之久；祝名扬的两个儿子，祝康宁(Frederick Judd)与祝家宁(Charles Jr.)，还有孙女祝美兰(Kathryn Judd)，也都成为内地会的宣教士。

截至1895年底，中国内地会共有宣教士604位，中国同工417位，福音站121个，会堂233所；教堂149所，学校46所；中国受洗基督徒7,173位。在组织建设上，先后在加拿大、美国和澳洲等地设立分会；更有挪威、瑞典、芬兰、德国等各国伙伴差会加入，从而使中国内地会成为不分宗派，不分国籍，在基督里真正合而为一的国际性差会。

第四阶段（1895-1905）：世代交替时期
在这一阶段中，中国经历了中日甲午之战，戊戌变法以及庚子之乱，政局瞬息万变。中国的一败再败，激起愤怒的浪潮，仇外反教之情日烈。戴德生为各处宣教士的安危，时常焦虑。他的身体，也因长期透支而日益衰退，内地会新老交替不可避免。

1895年，戴德生任命年轻的顾正道(William Cooper)为助理主任，协助处理行政及巡迴探望。1896年5月戴德生将所有事务交给顾正道，然后与珍妮返回英国。虽然年老体衰，戴德生在英国仍然马不停蹄四处奔波，为要把传福音给万民的异象，继续传递下去。同时他探望各个部门，为交接班作准备。他说:“我的目标，就是让各个部门没有我，仍然可以运作”。

1898年1月，戴德生第十次来华。刚抵上海，病痛就又发作。待稍微好转后，他于同年11月即启程赴重庆，参加1899年1月“华西宣教士大会”。会后病重，珍妮为他跪祷祈求，竟获痊癒。1899年9月在戴存义夫妇陪同下，戴德生又远赴澳洲，推行“前进运动”。1900年4月，戴德生应邀到纽约联合宣教士大会上主讲“宣教工作的能力之源”，届时美国总统和纽约州州长亦出席欢迎他。同年5月到波士顿主领聚会，会间突然体力不支，思绪中断，这是他身体严重耗损的结果。

1900年6月，戴德生和珍妮由戴存义夫妇陪同，前往瑞士休养。正当此时，在中国爆发了“义和团之乱”。7月初，顾正道在保定被拳民杀害，成为内地会首先为主殉道者。7月9日太原宣教士47人全体遇难。在整个义和团之乱中丧生的宣教士，山西126人，蒙古22人，直隶19人，浙江11人，山东、湖北、河南及北京、上海共11人，合计为189人。单内地会被害者就有79人(成人58人，孩童21人)之多。中国基督徒殉道人数更高达两千多人。

当消息传到瑞士，戴德生心如刀割，几乎支撑不住。他说:“我不能看书，不能思想，甚至不能祷告，但是我能信靠”。是年底，他开始写信安慰受难家属。1901年1月委任何斯德为代理主任。虽然内地会的生命财产蒙受极大损失，但戴德生与其同工仍决定本着基督之爱，持守不索赔、不怀恨、不报仇的原则，即使中国自愿赔偿亦不接受。休养期间，戴德生心系中国，渴想早日返回宣教工场，未料跌倒背伤重犯，以致不能行动。1902年11月，戴德生辞去总主任之职，1903年1月由何斯德继任为第二任总主任。

1904年7月30日，戴德生夫人珍妮因癌症竟先他而去，葬于瑞士。1905年2月，戴德生在戴存义夫妇陪同下，启程前往中国——他心中眷恋的第二故乡。他们于同年4月17日抵达上海，适逢“中国谘询委员会”召开春季大会，故得以会见何斯德、范约翰、宓道生等主要同工。随即前往扬州，度过复活节后，又前往镇江，到教士公墓看望了玛丽亚和孩子们的墓。然后乘船到汉口，与好友丁韪良（W. A. P. Martin）、杨格非(Griffith John)会面，并留下珍贵镜头，当时三人在华宣教时间合为156年。5月1至31日他们一行三人前往河南，探望教会与同工，所到之处，深受欢迎与爱戴。6月1日戴德生来到长沙，亲见福音在祷告了三十年的土地上生根，心中倍感欣慰。两天后他在长沙去世，享年73岁，归葬在早他而去的爱妻与三个早夭儿女的墓旁，并他所深爱的中国土地上。当他离世时，内地会宣教士已由当年的24位增至825位；中国同工增至1,152位；中国受洗基督徒已达18,625人；有组织的教会有418个，宣教站、布道所与会堂合为1,424个，学校150所。而且中国内地会所奉行的信心原则，例如不募款、不举债、无定额薪资等，皆成为后来许多信心差会的典范。因此戴德生不仅被称为“中国内地会之父”，也被视为“信心差会之父”。

1853年戴德生带着基督的爱来到中国，52年后，他带着中国人的爱，归返天家。然而，这爱的故事并未因他的死而完结，乃是透过千千万万的宣教士、中国传道人、信徒，以及他的儿孙，直到如今一百四十多年来，从未中断，并且还将持续下去。戴家每一代都有人献身于中国宣教。戴德生之子戴存仁在华宣教时间长达64年之久；他的儿子戴永冕（James II）也终身奉献给中国教会，先后在河南、陝西、台湾等地，拓荒布道，建立教会，开办圣经学校，为教会培训人才；他的儿子戴绍曾（James III）于1929年出生在开封，珍珠港事变后，曾被关入山东潍县集中营。他的儿子戴继宗（James IV）于1959年出生在台湾，现在已成为台湾人的女婿。他正如其名“继宗”一样，继续事奉祖宗所事奉的神，继续关心祖宗所关心的中国。如今华人的血已融入戴家，他们的第六代正在成长。几年前，戴继宗与妻子带着年幼的儿子戴承约，来到镇江戴德生的墓碑前，向神祷告，求那大大感动戴德生的灵，继续感动承约，盼望他也像先祖一样，愿意奉献自己的一切给中国人。神的爱，藉着戴德生、他的同工和他的后世子孙，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资料来源：

张陈一萍、戴绍曾、戴继宗、吴望华、姚陈惠芬、余吴丽清合编，《惟独基督——戴德生生平与事工图片纪念集》，香港：海外基督使团。2005年。
史蒂亚著，梁元生译，《戴德生——挚爱中华》，香港：福音证主协会。1990年。
戴德生著，陆中石译，《带着爱来中国》，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