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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基督徒商人

中国的基督徒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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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深厚商业基因的基督教，正在重塑一些中国商人的家庭、事业与人生。

　　吴建华总是穿着宽松西服，跟所有人说话都客客气气。他不抽烟、不喝酒，尽可能礼貌地拒绝一切应酬，把工作之余都花在妻子和3个孩子的家庭生活上。这位44岁的私立医院经营者，只有一件事显得格外高调：他的车牌号、手机号、家庭电话号的后4位都是“7”。“我的车牌号原来是3个‘7’，后来升级到4个，这让我多花了10万元。”他解释说，这么做都是为了表达他对“主”的虔诚——基督教做礼拜的星期天也是“7”。

　　如无意外，每周四晚上他都会出现在北京京开路12号的丰台堂—一个混合了“开屏的孔雀”、圆号、海螺设计元素，由政府修建的教堂里。18点30分，需要持门票才能入内的聚会准时开始。初次入场者被要求填写一张个人情况表格，需注明从事行业、企业特征、员工人数、注册资产。吴建华在这里遇到数百位与他身份类似的人——企业老板、公司高管以及律师、咨询师这样的专业人士。

　　整场活动将持续两个半小时。台上几个西装革履、手拿麦克风的人带领大家唱赞美诗。“请把一切交托给耶和华，我们的企业必定能兴盛。”一位主持人说。

　　“阿门。”台下节奏一致地默念。

　　又唱完一首赞美诗，主持人问台下：“1亿元能买到今天的喜乐吗？你们都问问身边的人？”

　　“不能！”一位女士接话，所有人哈哈大笑。

　　随后企业家、咨询师、律师上台分享，涉及企业领导力、案例分享以及如何经营基督教企业。与很多EMBA课堂一样，随后人们分成企业组（公司员工百名以上）、个体组（公司员工几人至几十人）、高管组、职场人士组，分组讨论。

　　上面的一幕是北京丰台堂工商团契的现场。“团契”一词源自《圣经》，指上帝与人之间、基督徒之间的亲密关系，而工商团契则是指有基督教信仰的企业家、公司高管之间的聚会。工商团契在靠近香港、台湾的深圳、福建等地最早出现，之后发展到北京、温州、沈阳等地，甚至安徽、湖北、四川等地也都成立了工商团契。无一例外的是，每个地方的组织都有企业家信徒牵头。

　　2013年12月12日，海南三亚，对于香柏领导力机构来说，这又是一年全国各地的工商团契带领人聚会的日子，他们把这个年度大会称为双十二节。

　　今年的聚会，安排在三亚的一家五星级酒店——铂尔曼度假酒店里举行。与会的两百多人从全国的十几个省份赶来，他们都是各个地方工商团契负责人及代表，其中不乏身价数亿的成功商人。

　　早上8点，在铂尔曼酒店的大会议厅，参会者都早早聚集在这里做起早祷告。在台上主持人和奏乐者的带领下，全场高唱赞美耶稣基督的歌曲：“我们高声呼喊，高举耶稣圣名。哈里路亚！赞美主，哈里路亚！赞美主，哈里路亚！……”场面非常热烈。

　　在为期两天的正式会议中，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的各路学者、牧师、商人，分享了他们的信仰经历和对基督教的见解。台上的人讲述时，台下不时响起“阿门”的呼喊。在茶歇交流时，这些商业大佬显得谦卑、和善，互相之间以兄弟姐妹相称，迥异于他们在生意上的极度自信。活动全场几次双膝跪地祷告。很多人走到白发苍苍的老牧师跟前，接受摸顶赐福。偶尔，还可以看到几组基督徒跪着围成一圈祷告，不少人都泪流满面。

　　来自哈尔滨的亿万富豪边书平，在台上分享了他的信仰和商业经历。他在台上展示了一张照片，那是他10年前的12月12日在三亚的海边接受正式洗礼的留影，香柏领导力机构的创始人赵晓和演员孙海英站在他的身边。他说，今天正好是他的“10岁生日”，他和其他基督徒一样，将接受洗礼当成了一次重生。

　　工商团契兴起

　　“从去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基督徒企业家开始走进教堂。”王海强是丰台堂的一名牧师，他读了4年的神学院。他说，在过去基督徒企业家大多不会表露自己的身份，一是担心教会怀疑其是否虔诚，另一方面自己的信仰有可能会给生意合作带来麻烦。

　　改变源自台湾、香港等地教会组织形式的影响。这些教会认为，教会不仅要接纳企业家，而且企业家还应被视为最优先选择的“火车头”，“教会正在改变之前‘赚钱之人都不虔诚’的观念，打开胸襟，帮助基督徒商人。”王海强说，丰台堂工商团契人数最多的时候，有近1000人。

　　这一明显带有精英色彩的基督徒群体也开始受到官方的关注。2011年8月10日，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会主席傅先伟赴福建罗源考察了已成立3年的真光堂商人团契。当时已经有150位基督徒企业家、生意人和专业人士参加团契。傅先伟评价称，罗源两会“工作思路好，方法有创新”。而在2013年10月10日，深圳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工商分会得到深圳市民政局正式授牌，成为中国首个基督教工商分会。在成立仪式上，杭州基督徒企业家孔庆生称深圳工商分会是基督徒企业家们的先锋和榜样，他所在的杭州也在筹办商人团契，并期待尽快争取到“工商分会”的授牌。

　　中国基督教两会在2008年的一次不完全调查表明，中国约有2000万基督徒，是新中国成立时的30倍。而从事基督教家庭教会研究多年的于建嵘，在2008年10月及12月在北京大学进行的两次讲座中，均提及三自教会人数在1800万至3000万之间，加上家庭教会，中国基督教信徒在6000万人左右。

　　这其中，商人基督徒的脉络与民营经济发展一脉相承。自从1866年9月，苏格兰人曹雅直将基督教传到温州，已过去150年。据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陈村富教授估计，约有10%至15%的温州人信仰基督教。香港大学助理教授曹南来在其专著中提到，温州约有100万基督徒以及超过2000家教堂。温州，因此也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

　　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先锋，温州是看清中国基督徒商人诞生的标本。福建基督教两会（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教务委员会）撰文称，基督教对于解决商人行贿投机、生活腐化、家庭问题有很大帮助。同时，在“商人团体中不乏社会精英和专业人才，只要引导得当，必能为教会复兴提供有力支持”。

　　“没有好的信仰所形成的商业伦理支撑，就会有工商而无文明，有贪婪而无禁忌，有财富而无幸福。”赵晓说，中国新一代企业家已经到了重建商业伦理的时刻。

　　“钱不能解决的问题”

　　在吴建华不久前参加的一次教会活动中，一位装修公司老板透露因自己没有跟员工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结果被告到劳动局。第一次参加活动的河南郑州的陶四合，曾经是一位开发商，还在郑州经营几家连锁酒店。但在其开发项目即将完工时发生200多人的“打群架事件”，为此项目中止，遭受事业最大的打击。此前，他还有很多类似遭遇。“为什么在我事业的最关键时期，总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他问道。

　　遇到了过不去的坎儿，是很多基督徒商人皈依的原因，也是他们皈依后的主要话题。坎儿有很多种，公司经营不正规带来的问题最为普遍。

　　过去十几年来，这些人正是适应了快速反应、打擦边球的野蛮生长才脱颖而出。而同时，伴随着财富积累而愈发膨胀的企业家们，破产甚至身陷囹圄的案例屡见不鲜。生意上的挫折是一个相对容易的问题，他们更难抵御的是一种极度成功后的虚无感。

　　在温州，李木勇1987年17岁时开始创业，专做学生服装，创立了“犀牛”品牌。3年后，李宁公司才创立。“赚钱太容易了，我18岁就认为我会成为亿万富翁。”他说。但此后经历了几次莫名其妙的大跟头后，李木勇开始反思自己之前的“太容易”。

　　吴建华一度认为自己挣了钱就要买房、买车、买地，且房子要盖得越大越好。“人赚了钱就很自大，也很疯狂，把任何人任何事都不放在眼里。”吴建华说。但当他生意上受挫、被骗，与妻子离婚，自己也患上很难治愈的慢性疾病时，他才意识到钱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商人成功之后很容易狂妄，因为赚了十辈子都花不完的钱。”赵晓说，在这个阶段，很多商人失去奋斗的动力，同时家庭也遇到了问题。“我们要让他们回到正常的家庭生活上来。商人不仅商业成功，家庭必须成功，不然就不算一个成功的商人。”赵晓说。

　　在解决这两个基本问题上，每个宗教都有自己的答案。在赵晓看来，基督教更适合回答商人的困惑。

　　首先是动力的问题。基督教“天职”概念中，神职人员并不比普通信徒更神圣，上帝可能呼召你去做牧师，也可能呼召你去做商人，做工程师，甚至做木匠——只要你努力做好自己的职分，就是“荣耀了神，具有了神圣的意义”。

　　在工作中取得了很大成就，比如合法经商赚了大钱是“受到了上帝的祝福”，这种祝福就是蒙“上帝拣选”的标志——这解决了“赚钱”原罪问题。更进一步，既然商业活动是上帝呼召，赚钱是为了“荣耀神”，那么显然也不应赚钱之后去挥霍无度，而应该节制欲望，保持简朴，扩大生产，服务社会。

　　在基督教之国美国有很多企业家像洛克菲勒一样，生活极为简朴，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没有任何不良嗜好，所有的生活就是赚钱、省钱、捐钱。宗教社会学学者杨凤岗认为，这种清教精神、资本主义精神，在当代美国社会仍“广泛存在，甚至是根深蒂固的”。

　　另一个是家庭的问题。暴发起来的富商很容易遇到家庭和婚姻的问题。而基督教会极其强调保守和传统的家庭婚姻观念，强调对淫欲的节制。对婚姻和家庭的不忠是基督徒们所不能接受的——很多工商团契都鼓励夫妻双方参加，并提供大量的婚姻辅导。在他们的信仰中，妻子是“姊妹”，丈夫是“弟兄”，他们要共同经营好家庭。在教会活动中，你经常能听到人说，是信教挽救了他们濒临破碎的婚姻，挽救了他们的家庭。

　　不行贿，不偷税，不包二奶

　　2002年赵晓在访美期间写下《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一文，他提出，中国市场经济转型只有一个基本的运行体系，甚至再加上宪政框架都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相应的伦理变革，而市场经济最终将从活跃的宗教组织中受益。这篇文章当年就被王石转到万科内部学习，冯仑则推到公司小报上，而华为董事长任正非则推荐给了公司所有高管。

　　赵晓在2007年创办香柏领导力培训机构，尝试用《圣经》培训中国企业家：《圣经》要人诚信，他就要企业承诺不做假账、不行贿；《圣经》戒奸淫，视婚外性关系为淫乱，他让企业家发誓“不包二奶”；中国企业家大多艰难中创业，认为财富都是自己的，捐赠文化淡漠，他希望企业家认识到一切财富都是“上帝赐予”，要按照上帝喜悦的方式支配财富，多多捐赠，死前不留太多财富，他还劝企业家舍弃中国传统成王败寇的功利性，不追求大和最终成功，而是追求过程中的“圣洁”。

　　这些理念最终成为香柏的一个固定入会仪式：“与上帝签约”。签约的内容就是：不行贿，不偷税，不做假账，不包二奶。

　　森鹰木窗董事长边书平，曾在香柏领导力活动现场完成了签约仪式。起初，当边书平公开自己信仰基督教的时候，森鹰木窗的股东都很高兴，因为他们看到边书平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好，人变得平和了。但2007年，当边书平签下了“四不合约”后，几大股东对边书平的行为表示无法理解，“不行贿这生意怎么做？”在多次沟通无果后，他们选择了退出。当他告诉销售经理自己与上帝的签约后，更是遭到了13个销售经理全部辞职的抗议。

　　无奈，边书平自己买下全部股份，开始清理公司。比如，卖给大客户的业务有时不得不行贿，那么就干脆将其砍掉；出口、自营等业务不需要行贿，那种就集中精力去做。

　　这样的震动，造成森鹰木窗一年直接损失了800万美元销售额。不过，其利润却开始呈增长态势。

　　2009年经济危机时，很多急于扩张的同类型木窗企业最终都倒下了。但由于边书平所拥有的多是优质客户，森鹰木窗在危机中活了下来。现在，森鹰木窗正准备上市。

　　“不行贿的生意到底能不能做？你行贿的话，别人也可以行贿，行贿会使成本堆得很高，最终大家都无路可走。所以一定要把这条路堵住，做点有竞争力的事情。” 赵晓说。

　　利润与《圣经》

　　在安全问题频出的食品、餐饮、医疗等商业领域，有基督教信仰的创办人最先表明了自己的信仰身份。教徒不作假的背书或许能给他们带来某些优势——至少有一部分人相信这个法则。

　　以经营有机茶生意谋生的高先春就是这样的基督徒商人，他给自己的茶园取名为“天籁馨”，意思是“依靠神种植馨香健康的茶叶”。而在茶园出产的茶叶包装盒上，有这样一段话：“俺是奉主耶稣的名，种植加工一点化肥、一点农药都没有的有机茶。”在高先春茶园加工厂的墙上则写着：“慈爱为本，诚实为先。”

　　上市公司梦洁家纺董事长姜天武则相信，信仰与利润有着某种必然的关系。因为梦洁家纺打造的家庭产品与基督教提倡忠于家庭的准则相吻合。所以，在梦洁家纺的营销、品牌推广等处处可见基督信仰的“身影”。

　　姜天武每天早晨6点30分起床，7点30分到公司，然后与高管们一起祷告、唱赞美诗、读《圣经》、开晨会。“愿基督耶稣能赐予梦洁家纺一个好的晨会。”在会议开始前，姜天武与高管们一起为公司祷告。

　　自去年开始，吴建华也公开了他自己的基督徒身份。与此同时进行的，是他对自己投资的医院的基督徒式改造。

　　位于北京潘家园南里附近，呈斜坡式结构的六层东方博大医院是吴建华与两位股东共同投资。福建莆田人号称一度掌控了中国90%以上的民营医院，以“擅长”治疗性病、肝炎、白癜风等各种疑难杂症著称，也堪称中国特色商人的一个代表流派。

　　这所医院拥有一家典型莆田医院的全部要素：以治疗妇科和男科为主；收入依赖于每月60万元户外和电梯广告；员工流失率超过20%；院长每天的重要工作就是处理各种医患纠纷；最关键的，它一直盈利。

　　此前，吴建华一直委托职业经理人进行管理。2011年吴建华重新回到医院就任总经理，发现乱得一塌糊涂，医患纠纷尤其频繁。在参加丰台堂工商团契活动中，他听到很多企业家分享案例，尤其是对企业战略的调整方面，他很是认同。过去各行各业都是野蛮生长，很多企业都存在着不少漏洞，“原来是赌博，出了事后我们去送礼解决。”吴建华说，他终于下定决定要彻底改造医院。

　　但当他朝着正规方向去做的时候，遭遇了重重阻碍。吴建华发现，从地下一层到六层的医院要全部装修，设备要更新，人员也要增加。他还计划把医院的业务模式也进行大幅调整：直接砍掉医患纠纷多的“男科”，付出的代价是每个月的收入减少80万元至100万元。 在吴建华的劝说下，最终股东们承诺，医院可以在3年内没有盈利任务，但不能亏太多。

　　得到董事会支持后，他又解决员了员工的住宿、食堂、福利、工作态度等问题。吴建华将电梯与户外广告缩减一部分，这部分的资金用来做基金，辐射到医院周围的社区。吴建华要求，高管们每个月都要捐钱，而中下层员工则每个月都要到社区去服务。

　　吴建华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一方面可以让医院拥有一个良好的口碑，另外也可以让员工通过参与来提高服务质量，解决医患矛盾。

　　博大医院入口处，一个易拉宝上醒目地写着10条承诺，其中几条写道：医院执行收费标准公开、拒绝接受患者及其亲友馈赠的财务与宴请等。而在医院，到处都可见到“诚信医疗”的标语。

　　在刚刚过去的3个月里，吴建华又开始向全北京的牧师、传道人送去免费体检表。这些做法甚至引来了一些基层员工的不满：“我们是私立医院，他到底在做什么？”

　　“对企业来说盈利是第一位的，但他对我没有盈利要求，反而希望我们充分利用这段时间，将医院的口碑与根基打好。”院长刘艳玲说。他们这样做收到了一些正面反馈：今年北京东方博大医院没有受到卫生部门的处罚，患者投诉也几乎为零。

　　一切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但对吴建华的挑战是，3年的不盈利期已经过去了2年。

　　“兄弟姊妹”的管理悖论

　　在公司里，吴建华建议员工多读《圣经》。在高管会议上，他也会分享工商团契的讨论。“现在员工有150人，但基督徒只有4个，我希望未来能有越来越多的基督徒员工。”吴建华说，他正尝试新招聘一些基督徒员工。

　　在距吴建华1500公里之遥的温州，伯特利集团总经理万建国在为员工们虔诚地祷告，希望他的员工们能身体健康，并顺利完成工作。在万建国的称呼中，员工们是“弟兄姊妹”。

　　在《圣经》中，“伯特利”是“神的殿”的意思。这家占地308亩的企业，是温州泵阀行业的龙头，有40%的阀门出口到国际市场。在“伯特利”1000多名员工中，有超过100人是基督徒。

　　每周一的早晨，伯特利高管们都会聚在一起为生意而祷告。而工厂里的员工们，每周均有一次机会被鼓励参加团契。

　　小林鞋材同样属于基督徒企业。“基督徒员工心地更善良，他们更负责任，在犯错误的时候，他们会感到有罪。”小林鞋材董事长蔡小林说，“这就是差别。”在小林鞋材的公司里甚至建有教堂。每天上班前，员工们都会在教堂里祷告。而教堂规模也比一般教会大很多，包括圣餐、小组交流等。这样的聚会一般会有200人左右参加，而公司所有员工是500多人。

　　让更多的基督徒进入公司，这似乎暗示由信徒组成的公司会更有竞争力，但事实往往并非如此。

　　汪国新的大部分家人都是基督徒，他本人则是一名职业传道者，曾在南方的一些城市传道多年。2003年，汪国新与哥哥汪国玉创办了城南香餐饮。现在，城南香仅在北京就有30多家分店。

　　按说汪国新比别人更有动力去推动企业基督徒化，但事实上他并不认同企业建内部教堂的做法，“企业做好企业的事情就可以了。”他说。

　　他甚至刻意限制基督徒员工的数量。因为很多基督徒到了企业里，没有转变自己的员工身份，一直称他为“汪兄弟”。他经常去的北京丰台堂里，有不少基督徒想去他的公司上班。但这给他带来很多麻烦，有些信徒总想享受某种特权，比如，他们想在机关上班，而不是在又累又辛苦的餐饮店；如果剩菜倒掉，他们就会谴责；而正常上班的星期日，他们希望能去做礼拜……

　　即使对基督徒青睐有加的蔡小林也有类似的困惑，他觉得会有不少员工因为老板是基督徒而功利性信仰。很多基督徒员工遇到问题会直接去找他反应，而不是其他高管，对他的管理带来不小的压力。

　　这在汪国新看来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企业有自己的制度与规则，只有角色不混淆才是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在我看来，商业与信仰是要分开的。”汪国新说。

　　在城南香公司内部，基督教氛围并不浓，只限于公司小范围聚会，为企业、员工进行祷告。汪国新也有矛盾的地方，在公司重要的职位，比如会计、出纳、助理等，他选择的都是基督徒。“潜意识里，我相信基督教信仰对他们是有所克制的。”

　　“圈子”里的杂音

　　汪国新这位曾经的传道人努力划清商业与基督教的界限，但在他控制范围之外，这二者不可避免地走在了一起。

　　中秋前，一位食品行业的基督徒将其滞销的月饼在丰台堂促销。在工商团契举行时，有的企业提供了免费水杯，但上面打上了其企业自身的广告。还有一些金融行业人士，会在教堂里向其他企业家推荐金融理财产品。“我们不想拒绝他们，但这样下去，工商团契肯定会受到伤害。”王海强说。

　　吴建华他们对此倒不太在意。他们在小组讨论时，每个公司都帮一家鞋业公司销售了一批货。“价钱便宜，这对买家与卖家都有好处。”吴建华说。王海强他们的底线是：不允许企业家之间借贷，因为借贷是《圣经》所不允许的。

　　在教堂之外，商业合作也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吴建华由于推广“传道人免费体检”活动，有一家“恩典久久”的健康科技公司主动找上门来与其合作。“恩典久久”创始人与大多员工均是基督徒。

　　在美国，如果基督徒拿着教会的介绍信去经商，会得到当地众多信徒在经济、人脉等方面的关照。而美国很多教徒如果提及自己的贵格会身份，那么消费者会特别信任他。也就是说，在美国已经形成了高信用的基督徒文化。

　　中国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对于商业道德而言，基督徒商人并不会明显比其他人高出一截。”参加香柏领导力的时大鲲是百事中国区董事长，他曾有过多家跨国公司的管理经验。他说，因为信仰可以促进商人之间彼此的信任。但是，也有人利用这种信任，别有企图。

　　时大鲲曾经投资过一个教会里结识的商人，因为看到对方热情很高，而且又是教友，所以没有经过很详细的投资调查就投资了，结果后来被骗得血本无归。

　　“教会里有人是变色龙，就是想通过教会圈子来做生意，或者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因为有企图，才进入教会，其实本人并不一定是真信。”时大鲲说。

　　森鹰木窗董事长边书平也有过类似经历。在经常聚会的一家教会里，他认识了一位企业陷入资金困境的商人，在做礼拜时，他对边书平说，企业只要300万元就可以度过难关。作为同是一个基督信仰的“弟兄”，边书平相信了他，自己出了200万元，并拉其他朋友凑够300万元帮他。但后来发现，那个人的债务远远不止300万元。而边书平的300万元，一分钱也没有收回来。

　　“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边书平说，如果因为教会内的圈子身份而相信对方有更高的商业道德，可能会给公司以及个人财产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

　　事实上，当商业与信仰紧密结合一起，也为一些人提供了利益空间，走入了死胡同。

　　香港《生命季刊》曾披露了自称基督教分支“张大卫共同体”在中国的一些活动轨迹。这一教派奉张大卫为“再来基督”，不读《圣经》而是学习张大卫自写的教义。张大卫教派利用大量的免费劳动力，也在从事商业活动。在中国，他有有文化、娱乐、出版、科技等多个公司，比如，上海的倍来通、北京的万锐科等。关于张大卫的个人资产尽管没有具体数字，但通过他在中国以及世界上的多家公司可以发现，其财力不可小觑。与之类似的例子并不鲜见，1990年代崛起，后被认定为邪教的“东方闪电”圈钱的路数与张大卫就如出一辙。

　　教会&基金会

　　中国的基督教与商业或许很长时间才会找到最佳距离，但身家以数十亿计的富人加入信仰基督教的行列后，首先带来的是资本上的迅速扩大和教堂等场所的几何式增长。

　　在沈阳，气势恢宏的“东北神学院”有20个祷告中心，还曾创纪录地举行过“万人赞美会”。该学院是由众多企业家捐献的1亿多元资金盖成，而餐饮企业沈阳华夏人集团创办人冯凯则为此捐献了50亩地。

　　在基督教商人云集的温州，处处可见造价上千万元的教堂。教堂内不仅有先进的投影设备，还有中央空调——这种现象甚至在农村也可见到。其中比较有名的是锡安堂，这座有四层高的教堂还附有三层楼、千余平方米的辅助房，而且在一层还设有停车场，宝马、奥迪、保时捷这样的豪车很是常见。

　　原本，企业老板基督徒经常在位于温州萧江镇的“萧江水井头教会”聚会，这所教堂是19世纪中期内地传教士所建。为了让教会有更好的发展，3名企业家信徒以及其他15名信徒出资重新选址，盖成了今天的锡安堂。

　　企业家信徒不断捐献资产的举动，并不让人例外，因为根据《圣经》要求，每个基督徒都要奉献自己的十分之一收入作为“十一奉献”，而多数富人信徒都会遵守这一法则。

　　不过，当大量资金涌入教会后，也会带来棘手难题。温州一位教会长老说，他现在不希望这些信徒再献金了，因为现在教堂多年都不需要重修，教会的账号上的金额足够未来5到10年的开销。

　　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企业家基督徒与美国的摩门精英颇有相似之处：由行业精英信徒组成，对虔诚信仰和伦理文化的极致追求，以及最重要的——掌控大量资金。

　　摩门教是美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尽管仅占美国1.4%的人口，但其人员大都由精英组成，且涉及房地产、媒体、保险（放心保）业等多个行业。据《时代周刊》1997年的估算，摩门精英的总价值达到300亿美元，而每年仅“十一奉献”就达到了50亿美元。

　　现在中国的基督徒企业家群体刚刚崛起，其实力还不能与摩门教的商业势力相提并论，但基督教商人的崛起或将催生美国摩门教式的宗教财富王国。随着大笔资金的涌入，如何更合理地管理这些资产，是一项不小的挑战。

　　现在，教会可以借鉴的例子是成立基金会。比如，北京丰台堂正在筹备成立基金会，其资助的对象是贫穷的牧师、残障人士、身边需要帮助的人以及其他社会慈善事业。

　　在此之前的2008年6月，华福基金会在温州成立。它是由20多位企业家共同捐资成立，成立之初，20多位企业家还签署了保证书，即不包二奶、不偷税漏税、不做假账、不行贿。

　　华福基金会秘书长周忠德介绍称，华福在初期有“助学、助残、助医、助老、救灾”五大救援计划，后来专注于眼角膜领域。2011年5月，华福与温州医学院附属眼视光医院成立“眼角膜复明基金”，连续5年拿出100万元进行救助。仅在2009年，华福就帮20多名白内障恢复光明；2010年4月，华福又资助了云南昭通地区的5例眼角膜手术。

　　也正是由于华福的成立，此后基督徒企业家成立了好几家基金会。

　　今年8月17日晚，一大批豪车停靠在瑞安市塘下超豪大酒店外，参加此次聚会的超过1000多人将会场围得水泄不通。在会场入口处，一个易拉宝上醒目地写着：捐款30万元以上可给予会长职务，10万元以上是常务会长职务，1000元以上则是会员。

　　这是“和平基金会”的成立仪式，来参加活动的所有人均会获得一把雨伞以及一本宣传册。宣传册上清晰地写着：从6月5日成立，截至8月8日，已募集资金230多万元。

　　眼下，冠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庄形龙已经在准备成立自己的基金会，他将之命名为“平安”，注册资金是200万元。“最近就准备启动，带着上帝的使命与要求去做企业，肯定会得到很多祝福的。”他说。

　　除了庄形龙，温州在今年年底前至少还会有两家基金会成立。而且，它们都专注某一特定领域。

　　“企业家信徒在增多，他们奉献的财富也越来越多。如果教会的财务资产达到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可能要聘用专业的CEO或专业公司来运作。”丰台堂牧师王海强说，他正在打听大学里的企业管理课程，准备去学习，以便更好地管理教会。

　　（应采访对象要求，李木勇为化名。本刊记者 卢隽婷对本文亦有贡献）

　　工商团契在各地

　　深圳工商团契

　　2006年1月成立，经常邀请基督徒企业家、学者及专业人士参加聚会。彼此之间互相勉励，将《圣经》教导应用于工作实践和家庭生活，力求实现职场与禾场为一、信仰与生活合一的目标。

　　香柏领导力机构

　　2007年12月成立，创建人赵晓。由于在经济圈拥有广泛人脉，赵晓迅速将这些基督徒企业家召集起来，每年举办两到三场活动，其活动话题涉及财富、家庭、领导力、企业管理等。

　　北京基督教丰台堂

　　每周四晚上均有活动，参与者基本在100人上下，成立已有两年，拥有广泛影响。最多的时候，有近1000人参与。

　　北京国际基督徒团契

　　现有2000多名会员，有将近一半的人从事商业活动，其中不乏精英企业家。

　　华福工商团契

　　在温州，由郑胜涛、蔡小林、周忠德等20余位企业家组成，依托华福基金会扩大影响力。

　　湖北省工商团契

　　2010年5月，在感恩堂正式成立。工商团契约有100人，于每周六上午9点聚会，活动主题大都是探讨老板与员工关系紧张、行业之间的竞争压力、经济不景气、家庭婚姻等问题。

　　企业大佬们还信仰这些宗教：

　　巴哈伊

　　潘石屹夫妻均信仰巴哈伊，甚至SOHO中国的高管也信仰巴哈伊。巴哈伊教创建于19世纪的波斯，现在遍布200多个国家，有逾600万信徒。巴哈伊教义的三个核心原则简单表述为：上帝唯一，宗教同源，人类一家。

　　佛教

　　曹德旺、李嘉诚、刘长乐、杨钊、杨勋等均信仰佛教。

　　天主教

　　黄光裕在1987年创办了国美电器。《105亿传奇》的作者曾在书中这样写道：“黄光裕是一名天主教徒。他出身贫寒，异常重视家庭亲情，努力把企业牢牢控制在自己的家族手中。”

　　基督教的商业基因

　　文 孙乐涛

　　公元33年左右，在圣城耶路撒冷，自称基督的拿撒勒人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公元50年，基督教史上最伟大的使徒保罗，终于踏上了欧洲的土地—爱琴海边的商业重镇腓立比。基督教征服欧洲，从此开始。

　　欧洲大陆第一个基督徒，据《使徒行传》记载，是富有的女商人吕底亚。欧洲第一个基督徒是商人，欧洲第一个基督教会产生于扼欧亚贸易要冲的商业重镇腓立比，并非偶然事件。此后的两千年里，基督教最终促成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现代企业制度的诞生。

　　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看到，基督教“通贯整个古代皆具有强烈的城市性”，与重农抑商、标榜“耕读传家”的中国儒家相比，基督教从一开始，如果不能说是一个商人的宗教，那么至少也算是一个市民的宗教、职工的宗教。

　　基督教源起于犹太民族。事实上，早在耶稣时代之前很久，犹太民族就已经城市化、商业化了，《新约》中的犹太民族，早就不是《旧约》中那个从事农耕、游牧的犹太民族。基督教的创立者耶稣是会做木匠活的小镇职工，保罗则是个帐篷制造匠。

　　近代以来的大量社会学实证研究表明，两千年来基督教的发展主要是一个“城市运动”，城市的规模越大，基督教信众的人数就越多。

　　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之后两三百年，基督教征服了庞大的罗马帝国。这样的奇迹，对安土重迁、人口与资源流动性很低的农业社会来说是不可能的。基督教之所以能实现这样的奇迹，完全在于基督教是借助于罗马帝国发达的商业交通渠道进行传播的。

　　这容易理解，犹太民族早就是一个商业民族，犹太人流落罗马帝国各大城市，从事商业、金融活动，犹太人的人际网络，就是罗马帝国发达的商业网络的缩影。保罗每到一处，首先就是寻找当地的犹太人、犹太会堂，在犹太人中传播“福音”，发展信徒，以此为根据，再吸引大量外邦人归信，这种传教途径十分高效。保罗的传教事业获得巨大的成功，他成为最伟大的使徒，很大程度上是拜犹太人遍布欧洲的发达的商业网络之赐。

　　到近代，基督教与商业的结合，迎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就是马克斯·韦伯的经典命题：新教改革促成了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诞生。

　　韦伯说，近代之前的人类对金钱的贪婪一点也不比现代人差，但他们并没有发展出理性的、系统性的、崇尚公平交易、通过不断创新来获利的市场经济制度。这是因为，对金钱的贪欲并不是资本主义精神。人的天性是通过投机、垄断、不公平交易来获利的，获利之后人们也乐于去挥霍。如果人们都抱有这样的心态，是很难发展出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

　　正是新教伦理中有关“神职”的概念—无论从事何种职业都具有神性，成功者都是荣耀了神—革命性地赋予现世商业活动以神圣的意义，并使人们以宗教般的热忱、严谨守纪、不知疲倦地去从事经营活动，并以勤俭、节制的态度去对待赚取的财富，不断扩大再生产，从而促成了理性的市场经济制度即现代资本主义的诞生。

　　基督教的《圣经》包括《旧约》与《新约》两部分，从名字看就是两部“契约”，即上帝与以色列人的立约、耶稣与人类的立约。人为的立约是对自然形成的血缘关系的超越。现代企业制度，是建立在契约精神之上的。基于契约精神的信任关系，使商业交往摆脱了对血缘、地缘关系的依赖，可以大规模扩展、高效率运行，企业也得以摆脱家族化的局限，成为依法治理的现代公司。.

中国的基督徒商人，真有那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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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

发表于2013年12月30日《财经天下》周刊的《中国的基督徒商人》，打破了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中的边缘话题地位。无论与作者有哪些分歧，至少《中国的基督徒商人》一文中的叙述是符合事实的。

     实际上，这篇报道若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是与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传播一脉相承。这本书从1987年首次发行开始，在中国大陆令人惊讶地被十来个出版社不断出版发行。“韦伯议题”不断被以讹传讹。关心基督教的人俨然能在这本书的标题中看到安身立命的道路，喜欢赚钱追求世俗成功的人则从中看到了自己在经济话题上的兴趣。

    为什么参加“工商团契”？

     团契是区别于教会的一种基督徒的聚集，其功能是周间聚会，而不是主日崇拜。顾名思义，大篇幅谈及“工商团契”的《中国的基督徒商人》一文的主要关注是中国的基督徒商人。韩牧忠实地叙述了体制内外两个群体是如何鼓吹或者参与到相关小圈子的舆论准备和组织运作中去的。

     第一个群体是自认为基督徒的一些企业主和企业管理领域的培训师。这个群体有其利益需求。对企业主来说，他们赚钱，需要把企业做大，需要有一个心灵的港湾，来证明自己的人生是有意义的。在《圣经》中，人的意义是被在十字架上舍死且三天后荣耀地复活的耶稣基督来赋予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是被基督所厌弃的。工商团契试图改变《圣经》的这个命题。去年9月，我以社会问题研究者的身份在温州做过一次“分享”，结论是当今不适合投资实体经济，结果是后面的自由发言时间在规则外被一些商人用来项目推销。“工商团契”参与者为了满足自身利益需求的“不择手段”，由此略见一斑。

     第二个群体是类似韦伯这样的高校内外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也有相应的需求。就其社会处境而言，一般知识分子的弱点在于在体制给的财政工资之外再拿取更多收入，无论是作为零花钱还是作为丰厚的收入。与企业主的结合，知识成为一种商品，是知识分子最便捷的致富道路之一。客观上，对中国文明转型、乃至于“市场自由推动社会开放，社会开放促进宪政转型”这样的强烈需求，进一步强化了这个群体参与“工商团契”的动力。

     当然实际需求更复杂。知识作为商品还是有正当性的。在一些“工商团契”中，他们交易的不是知识，是附庸风雅和名望财礼的交易。这种交易，在教会曾经外司空见惯。如今这种恶习，借着工商团契的平台，也进入了素称“保守”“传统”的中国城乡诸多教会。

    正是这两个群体的参与，“韦伯议题”在中国俨然有了实践性的社会基础。这个群体人数不多，主要集中在温州、上海、北京、成都等大中城市。但由于“韦伯议题”在一个启蒙运动时代的强大影响，使得“工商团契”在民间舆论上远远大于其组织影响。

     民族主义者韦伯不是悔改重生的基督徒。韦伯无论如何难以想到，“韦伯议题”会在亚欧大陆的另一端、在一个世纪之后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以至于在中国确立起了一种“世俗化神学”。话题的吊诡在于，无论对《圣经》的理解是多么地力不从心，韦伯至少是一个社会学家。在中国，这个实证主义者的精神粉丝，则是一群从来不知“实证”为何物的“市场功利主义者”，鼓吹一种没有“十字架救恩”的“有十字架的变革”。

    有一种假设看似过分，却极有讽刺意味。假如《圣经》坚持这种“世俗化神学”，《马太福音》的执笔人可能组建“税吏团契”，为福音在十字架上倒钉而死的彼得就会组建“渔夫团契”和“愤青团契”，卖主的犹大则会积极组建某种类型的“工商团契”和“地产团契”。这样人类史必然会重写。好在当时的使徒们宁死也要听从《圣经》要求走十字架道路。

     如果更深入观察，就会发现，工商团契首先发轫于官办的“三自”体系，逐步向独立于“三自”体系的“家庭教会”蔓延，但也受到了传统教会异常强大的抵制。

    功利主沦为拜金主义

     这里说的“功利主义”不是西方哲学史上由边沁、密尔等人发扬光大的“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而是在商业者身上司空见惯的“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圣经》明确说，人的心思若在“玛门”（金钱）身上，就不会定睛在基督身上。出于对永生的关注，归正的基督认信明确反对“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

     《中国的基督徒商人》一文忠实地写下了各地的“基督徒商人”为了金钱如何牺牲基督徒的信仰告白。在作者的采访调查下，北京某教会的工商业者聚会明确排除一些贫困的“弟兄姊妹”参与，各地企业里的那些基督徒商人试图将《圣经》作为管理哲学时力不从心以至于被迫在企业中限制基督徒员工的人数。这种功利主义追求难免会陷入失败。

     《圣经》没有一处文字说基督再来之前地上会多么美好；基督从来没有对他的信徒做过这种承诺。有“基督徒”认为有这种承诺，我们只能说他至少没读懂《圣经》。当然，根本原因在于这些人的关注不在天上，而在地上。道理其实很简单，正如我们看外在的世界，总会发现眼球的聚焦如果不在远方，就在近处，不可能两全其美。

     边沁、密尔主张的“功利主义”看似超越、看似崇高，在《圣经》的实际叙述中，因为拒绝了基督的“永生之道”，仍然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

     如今，在中国的民间团体中，哪有能力如高校学院那样悠然自得地讨论“功利主义”？桑德尔那种“正义”话题的大规模专业性讨论，别说在温州等城市不会发生，在北大清华也越来越是一个理想。那么结果可想而知，中国的“功利主义”计算，必然沦落为“拜金主义”。

    商人们组成的“工商团契”将传统的基督教会带入了巨大的试探。用一些牧师的话来说，教会不仅要和外边那些不信的人争论基督是否存在，如今还要和教会内部那些“受洗的慕道友”讨论基督实际要基督徒关注什么做什么；有一个无形的力量正在试图瓦解基督教会。

     因此，“中国的基督徒商人”组成的“工商团契”与其说是一群基督徒的聚集，不如说是一群既想谋求“永生”又想在地上拿到好处的人所组成的“熟人”或“半熟人”化了的“小圈子”。“熟人群体”和“半熟人群体”是社会学词汇，意思是他们还没进入现代性，通往“契约规则”和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规则”还有很远的路途需要行走。

     我们不想在道德等层面讨论这个群体，而是希望在制度经济学上加深对这个话题的探讨。由于中国各种“基督教会”和各种形式的“工商团契”难以注册为法人，这些小共同体走的是“非正式组织”的路子。若大家都坚持正确的信仰，问题即便发生仍严重不到哪里去；一旦信仰组织成为功利主义平台，无非是否民主法治，总会出现各种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温州借贷危机正是借着这样的小圈子而加速蔓延的。我们做过不完全的调查：据说2011年借贷危机的时候，温州90%的“教会”卷入了借贷危机，某些“教会”90%的“信徒”卷入了这种民间高利贷危机，甚至有“牧师”欠了几千万的账款试图要求教会帮忙还贷。

     信仰清晰的民间共同体有利于新游戏规则的培育

     韦伯所说的“新教”进入中国，如果从1807年马礼逊访华开始算起，已经走过了两百多个年头。基督教已经成为中国普通民众不难见到的生活方式。

     实际上，即便在西方世界，除了政教关系后来借着民主法治而走向相对平和，一些活跃人士把教会当成工具和教会内外的诸多矛盾，都是难以改变的事实。

     《圣经》说，外在地，“空中掌权者”与基督的争战不会因为制度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内在地，肉体和情欲也常常引诱人犯罪。由此，核心关注要清晰：不要把组织化的“有形教会”当成满足地上目标的工具，而是要在基督的独特救恩中认识到教会在福音中的属灵使命。

     对中国来说，还有较之西方世界更为复杂的问题。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说，“现代性带来稳定，现代化导致不稳定”。中国历朝历代，都没有解决好民间宗教信仰的公共参与这一老大难问题。近代中国更是在这个命题上打了场大败仗。

     基督教应该保持特色。有着两千年传统的基督信仰，如果因为缺乏核心关注而不讲实证，就容易退化为各种形式的打着“十字架”标签、却与经典中的十字架毫无关系的民间宗教。

     今天，就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范式而言，体制所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客观上也是80年代“四个现代化”之后的一个升级版。这个升级版正视了国家治理的政治性，其前后背景正是民间对政府的“压力政治”以及作为回应的“维稳政治”。

     如果说基督教会仅仅以传福音为使命，教会内外的争论容易限制在属灵层面。一旦“教会”过分关心地上的福利与世界的改变，就会卷入到与各种群体的利益冲突之中去。利益冲突很容易演变为政治社会学中的“群体性事件”。我不想在这篇文章中探讨这种事件的制度化解之道，而是试图指出，中国体制内外，在目前并没有找到和平化解这种冲突的常规机制，甚至普遍没有做好将这种冲突的良性化解提上议事日程的准备。

     就此而言，具有多重关注的“工商团契”如何转型，以及教会在未来如何克服“工商团契”的这种危害，政府如何理性地面对这些“新事物”，在这个社会组织日益多样化、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化的时代，已经成为社会治理理论的紧要话题。

     进一步地，相关逻辑更加清晰：对转型中的中国来说，以“永生之道”回应地上的躁动不安，核心关注清晰可见的基督教会及其“工商团契”有利于现代性的游戏规则的确立；反之，一旦这个群体随波逐流，地上的争斗就会无边无际地开展，以致教会内外承受双重损失。

【登于2014年1月9日《时代周报》；见报稿3000余字，网址为

[url]http://www.time-weekly.com/story/2014-01-09/132025.html[/url]；同时推荐《从社会管理创新看基督教家庭教会问题》（刊登于2011年11月15日《凤凰周刊》），见刊标题为《如何实现社会管理的创新》，网址为[url]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dfzl/2011/1118/49036.html[/url] 】

（作者系 芝加哥“制度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感谢主，不要低头专注地上风云，抬头定睛万能的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