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完整版本: 丘成桐卓以和谈中国无诺贝尔奖:缺乏科学精神

丘成桐卓以和谈中国无诺贝尔奖:缺乏科学精神

南方日报7月29日报道

丘成桐：美国哈佛大学数学系主任、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卓以和：美国朗讯公司半导体研究副总裁、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到现在都还没获得诺贝尔奖？”7月26日，在第六届世界华人论坛上，61岁的丘成桐和73岁的卓以和在接受南方日报专访时不约而同地提出这样的问题。

“现在中国年轻的科学家和学者，不像我们这一代人，当年为了科研愿意拼命，从早到晚做研究。新生代研究者把工作时间限定为朝九晚五，休息时间就出去玩。”两位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对中国年轻学者的科学精神颇为担忧。

症结 中国学者缺乏科学精神

“中国目前缺少真正具有科学精神的尖端人才，学者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十分急功近利，取得一点点成绩就自我满足了。坦白说，在中国很少看到年轻人日以继夜地为了某个科研项目去努力。”丘成桐认为这是中国远离诺贝尔奖的主要原因。

丘成桐说：“得诺贝尔奖要作出有很大创新性的贡献，中国的创新人才还差很远，大学也没有形成创新的浓厚氛围。很多年轻教授想着怎么评上杰出青年等奖项，到了四五十岁又想着当院士。他们看到的是物质好处和社会地位，而不是发现科学精要时带给自己内心的快乐。”

丘成桐表示，中国家庭从孩子上小学就开始训练他们为高考做准备，在学校里老师帮学生猜高考题目，学生照着模型去练习，完全埋没了人的创新能力。

“最高尚的境界，就是中国有一群优秀年轻人真正为了人类求知欲望来做学问，探寻大自然的奥秘，能做到这个，很快就会有中国科学家拿到诺贝尔奖。”丘成桐说。

退步 名校生考不过哈佛入学试

“高考不考微积分，很伤害中国整个科技的发展。因为微积分是最重要的一门基础学科，文艺复兴第一个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牛顿和莱布尼茨发现微积分，后来全球科技才开始长足发展，”丘成桐说。

丘成桐介绍，中国高考为了标准化，担心很多学生学不懂微积分，就干脆不考。高考不考，学生也不学。但是，美国的中学是要学微积分的，学得好的大学生在20多岁就开始做相关研究了，而中国学生到了大学才学这门课，浪费了很多时间。“中国一定要培养一批精英学生，要跟全世界开展科技竞赛，人家能懂，你也要能懂，不能为了公平起见，大家都不懂。”

“近10年中国出去的留学生比20年前水平差了很多。以前来哈佛的中国留学生会轻松考过博士入学考试，而且得到很高分，但近几年中国名校的学生到哈佛却考不过入学考试。”

丘成桐说：“现在很多中国留学生到了美国，不是为了做很深入的研究，他们大多都想着怎么样在毕业之后到华尔街上班挣钱。”

“我在美国遇到很多中国去的人才，我问他们要是回国的话，什么是最要紧的条件？很多人回答我说，最要紧的是自己需要一个靠山。”卓以和说，“中国现在的问题是人才不够用、不适用、不会用的问题，有了人才怎样留住？应给他们提供一份稳定的薪水，还有稳定的研究时间。”中国要想留住人才，必须给他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怪象 名教授不屑给本科生授课

“在学校里要端正学风，教授和学生都要做到这样，”丘成桐说：“世界上抄袭别人的学者很多，但被发现后会受到很严厉的惩罚。但在中国，抄袭者被发现后还大摇大摆地走在学校里，真的是很奇怪。这让学生怎么看？教授在台上告诫学生要诚信，学生则在台下偷笑。一个老师面对几百个学生，一个校长面对一两万个学生，学生会想：老师、校长都能抄袭，我为什么不能做。学风不正，再怎么谈诺贝尔奖都是假的。”

“中国要大力提倡自主创新，首先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严惩抄袭者。不仅是工业创新，学术创新也是这样。一个好的创新研究动不动被人家抄去了，研究者情何以堪呢？不搞好这个，自主创新没法谈。”丘成桐说。

卓以和说，美国很重视从小对孩子进行诚信教育，在学界若发现有人抄袭，就将抄袭者解雇。

“中国很多有名的教授不重视教学生，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名教授觉得自己有名，要做研究，很伟大，教本科生显得水平太低。但是哈佛大学是全世界第一流的吧，哈佛就要求每个教授都要教本科生，中国学校太宠名教授了。”丘成桐说。


丘成桐介绍，美国的自然科学基金有很多人去申请，申请者要讲清楚自己对教学有什么贡献。有这个机制后，名教授也不得不花心思去教本科生。美国没有教授敢说自己是做研究的，不教书，但在中国常有人讲。在这方面，美国的机制值得借鉴。

出路 建中国的“贝尔实验室”

卓以和说，做实验需要和最好的科学家一起合作，尤其是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交叉在一起，产生了灵感，就是新发明的开始。

“所以我希望中国有这么样一个实验室，能够集中最优秀的研究者一起工作，像美国的贝尔实验室一样，将有力促进中国的自主创新。政府加大经费投入保持实验室的运营，不要给研究者太多的压力，不要规定他们一定要在三五年内出成果，有时候十几年才真正将一个发明发展成为一个产业，”卓以和说。

(本文来源：南方日报。 更多精彩内容，请登录南方报网 [url]http://www.nfdaily.cn/[/url] ).

首先需要钱，有了钱就可以养一大批科学家，而不是让一大批科学家来赚钱。
但是现在连国家都忙着赚钱，有了钱等着钱生钱，谁来做养科学家这件事呢？

所以有了钱应该解决怎么花的问题。如果国家还属于一穷二白，那就不说了。.

回复 1#小白鼠bb 的帖子

梦一样的境界哦。

真如其所希望的，一群**家们聚在一起，先得为职务忙、再为经费分配忙、再为花钱洗钱忙，再等着在成果或疑似成果上署名忙、还要为庆功评奖忙、为升官晋级忙，哪有功夫搞什么研究？顺路消费点烟酒而已。.

回复 2#redsun 的帖子

中国科研的最大问题目前不在于钱.

[quote]原帖由 [i]火车是运茶的[/i] 于 2010-7-30 15:34 发表 [url=http://www.ww123.net/baby/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7363343&ptid=4742698][img]http://www.ww123.net/baby/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中国科研的最大问题目前不在于钱 [/quote]
其实说到底还是没钱。.

“丘成桐说：“现在很多中国留学生到了美国，不是为了做很深入的研究，他们大多都想着怎么样在毕业之后到华尔街上班挣钱。””

前几天不是刚有个贴说：没钱做什么研究啊。.

[quote]原帖由 [i]火车是运茶的[/i] 于 2010-7-30 15:34 发表 [url=http://ww123.net/baby/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7363343&ptid=4742698][img]http://ww123.net/baby/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中国科研的最大问题目前不在于钱 [/quote]

是的.
一方面真正的科研缺乏足够经费, 另一方面是大量垃圾研究在烧钱..

说到底，是中国对教育的不重视，对科学的不尊重，重视什么尊重什么，就会引导人们去做什么。.

回复 1#小白鼠bb 的帖子

我们的下一代, 或者说"富二代"里面会出这样的人才的. 我们需要的是耐心. 一个时代造就一个时代的人才..

回复 9#rainbow123 的帖子

很难，因为我们从上到下都是为了制造---数据，不是工作，更不是追求真理。.

回复 4#火车是运茶的 的帖子

同意，民国时更缺钱，不是出了一堆像钱学森、华罗庚、陈寅恪这样的国际顶级大师吗？
最近在看《陈寅恪和傅斯年——大师之后再无大师》，更是让我彻底相信，钱和大师没有必然关系。.

回复 11#嗲虫妈 的帖子

这正是我想说的。

另外对富二代在科研领域能有什么突出作为深表怀疑。

富人搞科研有两条路。
其一，自己做科学家，亲自出马搞研究。这方面没看出来富人与穷人有什么根本区别。搞科研需要脑子，不是票子。
其二，资助科研项目。目前的富人大多不是靠科研、靠创新发明积累的财富，没有这种强烈的动机。现实中也没有看到这种事例。.

回复 1#小白鼠bb 的帖子

目前的社会风气就是一切向钱，于是造假不断，于是TF无穷，于是抄袭成风，于是只顾短期效应，于是只图眼前利益，于是医疗出现普遍的过度治疗，于是教育泛化为只求试卷风光，什么传道授业解惑，什么教书育人，统统被补课、考试、竞赛、填鸭所取代。如此这般，能出大师，能出诺贝尔奖就怪了。.

回复 4#火车是运茶的 的帖子

是的。现在真正搞出研究成果的，但到后来成果是领导的。所以，有谁还愿意真心地搞科研。.

钱伟长：清华之荣和清华之耻
[ur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471c80100kafx.html?tj=1[/url]
。“学校领导不以学术来讲话，而以某个人是否有群众基础来讲话；我们应该找有学术水平的人讲话，不要找不学无术的人哇哇地叫，今后如不再严格地处理学术水平问题，教学工作无法提高……从群众基础上、能说会道上来提级是不对的。助教开课起过一定作用，但不足以作为经验”。他批评“外行领导”、不尊重老教授、政治化和行政化等问题，反对通过苏联专家培养年轻教师来代替老教授，认为“清华对老教授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清华大多数系和教研组主任没有真正地当家作主，最多也只是陷在事务工作里。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教授这几年来就是挂个空名，从未过问系的教学。”“有人说，现在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样是很危险的。” 结果众所周知，在反右运动中，钱伟长成为清华大学最著名的大右派，被撤销一切职务，停止一切工作，教授职务从一级降为三级，其罪名是反对学习苏联，反对院系调整。当年的批判文章称“1949年和1952年期间，他曾经以种种手法抗拒院系调整，使清华大学的院系调整工作推迟；1952年到1956年间，他表面上拥护教学改革，但背后却散布不满意的言论。”1956年后，以“反教条主义”为口实，公开反对学习苏联“否定我们教学改革的成绩，企图拔掉我们的社会主义教育旗帜”。 划为右派之后，钱伟长被强制劳动改造，先做实验室助理，扫地劳动，后下放至农村、工厂，其子女被禁止上大学。在此后不断升级的阶级斗争中，清华大学成为越来越耀眼的政治明星
     新近辞世的钱伟长教授，又一次激起公众对大师的尊崇，以及对“三钱”这样近乎传奇的已逝学统的缅怀。然而，钱伟长人格之伟大和余绪之悠长，并不是著名科学家和优秀校长这样的描述所能概括的。人们或许会好奇，作为1931年毕业的“老清华”、曾在清华大学工作多年的钱伟长，为什么在80年代义无反顾地去了上海？他与清华大学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恩怨荣辱，是一段怎样的历史？

，而梅贻琦、钱伟长等的名字则销声匿迹。 值得认识和关注的是1979年夏天，在中共中央宣布对包括钱伟长在内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55名党外人士一律予以改正之后，清华大学却拒不落实这一政策，居然拖延、阻挠达三年之久，直到1983年1月，才给予钱伟长一纸“改正书”！ 当我们纪念缅怀学术大师时，正视这一段清华之耻，或许会领悟学统的回归和重建会是一个多么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引文见《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人民日报》，1957年1月31日。《钱伟长语重心长谈矛盾》，《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钱伟长的反动言论摘要》，载于《北京市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的巨大胜利》，北京出版社，1957年10月。） [1] 李酉山：《钱伟长要把高等教育拉回殖民地教育的老路》，《北京日报》，1957年7月27日。
，而梅贻琦、钱伟长等的名字则销声匿迹。 值得认识和关注的是1979年夏天，在中共中央宣布对包括钱伟长在内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55名党外人士一律予以改正之后，清华大学却拒不落实这一政策，居然拖延、阻挠达三年之久，直到1983年1月，才给予钱伟长一纸“改正书”！ 当我们纪念缅怀学术大师时，正视这一段清华之耻，或许会领悟学统的回归和重建会是一个多么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引文见《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人民日报》，1957年1月31日。《钱伟长语重心长谈矛盾》，《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钱伟长的反动言论摘要》，载于《北京市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的巨大胜利》，北京出版社，1957年10月。） [1] 李酉山：《钱伟长要把高等教育拉回殖民地教育的老路》，《北京日报》，1957年7月27日。


    清华大学的办学特色和传统，通才教育、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这“三大支柱”，是由老校长梅贻琦校长奠定的。上个世纪50年代初，在移植苏联模式的院系调整中，“旧清华”作为“半殖民地的教育传统”的典型，成为被批判改造的重点。曾拥有理、工、文、法、医五个学院的研究型大学，最终被改造为包括机械制造、动力机械、土木工程、水利工程、建筑、电机工程7系18专业的“多科性高等工业学校”，纳入培养“专才“的轨道。

     1952年任清华大学教务长、1956年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钱伟长亲历了这一过程，他坚持通才教育、教授治校的传统，成为对大学的学术性、精英性价值最后的维护者，与蒋南翔在办学方针上发生尖锐冲突。他反对按照苏联模式培养现成工程师的目标，认为必然导致课时过多，专业过细，负担过重，以及基础不牢，能力不强，就业不易，效率不高的弊端。在通才教育已经被批判否定之后，在整风运动中，他支持学生要求理工合校的签名。他批评院系调整、教师工作量等一系列的改革，无非就是“行政办法”。“学校领导不以学术来讲话，而以某个人是否有群众基础来讲话；我们应该找有学术水平的人讲话，不要找不学无术的人哇哇地叫，今后如不再严格地处理学术水平问题，教学工作无法提高……从群众基础上、能说会道上来提级是不对的。助教开课起过一定作用，但不足以作为经验”。他批评“外行领导”、不尊重老教授、政治化和行政化等问题，反对通过苏联专家培养年轻教师来代替老教授，认为“清华对老教授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清华大多数系和教研组主任没有真正地当家作主，最多也只是陷在事务工作里。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教授这几年来就是挂个空名，从未过问系的教学。”“有人说，现在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样是很危险的。”

。“学校领导不以学术来讲话，而以某个人是否有群众基础来讲话；我们应该找有学术水平的人讲话，不要找不学无术的人哇哇地叫，今后如不再严格地处理学术水平问题，教学工作无法提高……从群众基础上、能说会道上来提级是不对的。助教开课起过一定作用，但不足以作为经验”。他批评“外行领导”、不尊重老教授、政治化和行政化等问题，反对通过苏联专家培养年轻教师来代替老教授，认为“清华对老教授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清华大多数系和教研组主任没有真正地当家作主，最多也只是陷在事务工作里。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教授这几年来就是挂个空名，从未过问系的教学。”“有人说，现在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样是很危险的。” 结果众所周知，在反右运动中，钱伟长成为清华大学最著名的大右派，被撤销一切职务，停止一切工作，教授职务从一级降为三级，其罪名是反对学习苏联，反对院系调整。当年的批判文章称“1949年和1952年期间，他曾经以种种手法抗拒院系调整，使清华大学的院系调整工作推迟；1952年到1956年间，他表面上拥护教学改革，但背后却散布不满意的言论。”1956年后，以“反教条主义”为口实，公开反对学习苏联“否定我们教学改革的成绩，企图拔掉我们的社会主义教育旗帜”。 划为右派之后，钱伟长被强制劳动改造，先做实验室助理，扫地劳动，后下放至农村、工厂，其子女被禁止上大学。在此后不断升级的阶级斗争中，清华大学成为越来越耀眼的政治明星
    结果众所周知，在反右运动中，钱伟长成为清华大学最著名的大右派，被撤销一切职务，停止一切工作，教授职务从一级降为三级，其罪名是反对学习苏联，反对院系调整。当年的批判文章称“1949年和1952年期间，他曾经以种种手法抗拒院系调整，使清华大学的院系调整工作推迟；1952年到1956年间，他表面上拥护教学改革，但背后却散布不满意的言论。”1956年后，以“反教条主义”为口实，公开反对学习苏联“否定我们教学改革的成绩，企图拔掉我们的社会主义教育旗帜”。

    划为右派之后，钱伟长被强制劳动改造，先做实验室助理，扫地劳动，后下放至农村、工厂，其子女被禁止上大学。在此后不断升级的阶级斗争中，清华大学成为越来越耀眼的政治明星，而梅贻琦、钱伟长等的名字则销声匿迹。

    值得认识和关注的是1979年夏天，在中共中央宣布对包括钱伟长在内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55名党外人士一律予以改正之后，清华大学却拒不落实这一政策，居然拖延、阻挠达三年之久，直到1983年1月，才给予钱伟长一纸“改正书”！

，而梅贻琦、钱伟长等的名字则销声匿迹。 值得认识和关注的是1979年夏天，在中共中央宣布对包括钱伟长在内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55名党外人士一律予以改正之后，清华大学却拒不落实这一政策，居然拖延、阻挠达三年之久，直到1983年1月，才给予钱伟长一纸“改正书”！ 当我们纪念缅怀学术大师时，正视这一段清华之耻，或许会领悟学统的回归和重建会是一个多么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引文见《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人民日报》，1957年1月31日。《钱伟长语重心长谈矛盾》，《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钱伟长的反动言论摘要》，载于《北京市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的巨大胜利》，北京出版社，1957年10月。） [1] 李酉山：《钱伟长要把高等教育拉回殖民地教育的老路》，《北京日报》，1957年7月27日。
    当我们纪念缅怀学术大师时，正视这一段清华之耻，或许会领悟学统的回归和重建会是一个多么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回复 15#小白鼠bb 的帖子

钱校长走了。。。。.

转载：四位学术带头人现身说法：科学家为什么想当官

四位学术带头人现身说法：科学家为什么想当官
[url]http://www.sina.com.cn[/url]  2010年08月09日14:58  人民网-人民日报
　　采访对象
　　某中心主任 某211大学某研究中心主任，973项目首席科学家。

　　某常务副主任 某国立研究所研究员，某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

　　某院长 某985大学学院院长、教授，973项目首席科学家。

　　某副所长 某国立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隐去真实姓名——编者)

　　不久前，一项针对全体院士和相关科研人员的问卷调查显示，科技管理的过度行政化，是科学家们关注的热点问题。有52.4%的科学家认为管理过度行政化导致科研人员缺乏主体地位。

　　数十名副教授、教授竞聘学校的一个处级岗位，许多有潜质的青年科学家刚刚崭露头角就成了所长、院长……近年来，官本位思想在科技界日益泛滥，“研而优则仕”的现象日益突出，让有识之士忧心忡忡。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科学家当官给科技事业带来怎样的影响？如何刹住“研而优则仕”的风气？本报记者日前采访了四位曾经或正担任行政职务的科学家，请他们现身说法。

　　①官本位思想渗透，不少科学家都渴望当官

　　某中心主任：官本位渗透到科学界，是很容易理解的，也是现实存在的。但是这些年来，强烈的官本位思想，在科学界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有加剧的趋势，这大大伤害了中国科技的发展。在其他国家的学术界，是没有这种情况的，或者说远远没有这么严重。

　　某院长：在科学面前，职务和权力，按理说是不重要的，也不应该这样，否则对科学的发展是不好的。但是这些年，青年科学家愿意当官，确实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比如近几年，公务员报考异常火爆，有些岗位几千比一，很多人不愿意读博士，却愿意到政府部门做个小职员。在小小的权力面前，科学反而很弱势。

　　某常务副主任：真正的科学家是希望将更多的时间投入研究的，所以当官的欲望比较淡，但在目前科研行政化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不少科学家们都渴望能当上官。领导身份是个名片，没有这个名片，不能说寸步难行，但是很多事情很难开展。比如说一个校长、所长和一个普通教师去找你办事，你会一样对待吗？

　　某中心主任：如果不当官，别人就看不起你。你如果是领导，就具有了重要的无形资源和广泛的社会认可，这甚至比有形资源更可怕。比如吃饭、开会，中国都讲究排个座次，你要不是领导，只能排后面，只能当配角。就连项目申报和评审，如果没有挂头衔的领导或者院士参加，似乎就显得不权威了。

　　我现在不当校长了，就是一个科学家，但是每次别人介绍我的时候，总是先说，这是某某大学的原校长，这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仿佛曾经做过大学校长，就是一种地位和资历。面子、等级、人情，是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东西，恰恰这些东西，对于科学的发展是不利的。

　　②行政资源和学术资源交换，已不是个别现象

　　某中心主任：当了官，就会有很多行政资源，就有了工作交流平台，这就衍生出很多东西，也能够换取学术资源。比如当官以后，就能和其他掌握资源的人认识和熟悉，就能利用工作之便建立“人情圈”，这显然是很有作用的。在高校，如果不当官，很难进入学术决策层。比如职称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等，也很难在学术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一个年轻教师有没有职称，有没有项目，有没有奖励，都要靠“投票”，而有权“投票”的基本都是学校的高层和中层领导。如果你没有一官半职，就很难进入决策圈子，很难有话语权。即使你进入学术机构，也只是配角，什么时候开会，如何分配资源，都不是你能决定的。

　　某常务副主任：能当官为什么不当？当了官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我一个朋友，当官不到一年，好处多多，工资、奖金比单做教师时多了不少，住房大了几十平方米，参加会议、公款请客的机会多了，用车无论公事、私事，只要一声招呼……这一切好处，都不是一个普通教师和研究人员可以拥有的。就连孩子上学、看病等问题，你当不当官，情况也是很不一样的。

　　某院长：资源的交换，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潜规则。比如你帮我招个学生，我帮你报个奖项，你帮我做一件事，我也帮你一个忙。如果不当官，就没有这些行政资源。如果你连一点行政资源都没有，你能帮别人什么忙？别人又为什么要帮你忙？这都是很现实的。

　　③项目立项，领导常有实质性的决定权，专家评审机制容易流于形式

　　某常务副主任：领导会有更多的项目，这确实是事实。查一下中国的科研项目，几乎都是单位领导，或者是主管领导项目最多。在申请项目方面，领导有天然的便利。他参加各种会议，了解各种信息，能够与相关单位的领导建立良好的关系，在各种学术团体中兼职，还能以单位的名义发展关系。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现象：项目的评审基本上是领导说了算，项目给谁是领导说了算，最后的验收或成果水平鉴定也多是领导说了算。即便是专家组评审，专家也得考虑一下领导的意志。

　　很简单，专家组人选都是领导定的，如果不听领导的，那么对不起，下次评审就不叫你，你也就不是“专家”了。我就遭遇过这样的事。目前相对来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评审还是比较公正的，主要是专家说了算。但是一些部委和地方的科研项目，基本都是领导意志决定。

　　某中心主任：现在，我国科技项目立项，多是各级领导有实质性的决定权，专家评审机制越来越流于形式。如果你去调查就会发现，很多科学家在当领导前后，项目申请量是有很大差别的。还有这样的事情：你是领导，有的教授就会主动找到你，只要你帮着找项目，不用你干活，论文帮你写好，著作帮你完成，名多归你，我拿点利，你动心不动心？

　　还见过这样的事，有领导调离了原大学，离开了原来的行业，到了另外一个地区做另一类大学的校长，但是后来依然在原大学、原专业拿到了国家科技奖，也依然拿到了国家973重大项目。这个领导别说全职了，连十分之一的时间都不在原单位，却依然获得这么多利益，这不可理解。

　　某副所长：有领导的头衔，对申请项目有好处，在工程类项目里特别明显。项目评审时，有些评委一看你是所长、校长就高抬贵手，这是一种习惯行为。还有，领导往往在学术机构中兼任重要职务，最典型的是学会。中国的学会往往是纯基础研究，以会养会不可能，必须有单位来支持学会，包括资金、人员、活动等各个方面。单位支持学会，只有单位的行政领导有这个权力。领导为学会做了事，在行业中也有地位，评审的时候，适当被“照顾”是自然而然的。

　　④真正的学术评价不够，起决定作用的评委不少是行政领导

　　某中心主任：我国的科技评价体系，缺乏真正的学术评价，不看实质，不看成果的核心价值，而更注重量化的东西，看数字，看数量，看SCI论文，看获奖情况。具体评奖过程中，虽然有条条杠杠，但最后毕竟是靠人投票，最终是人决定的。起决定作用的评委多是有行政职务的领导。在各种评奖委员会，也基本是领导们说了算。而且，现在不少评奖，评委已经形成一个圈子，评委们交换资源也不是什么秘密，今天评审我，你关照；明天评审你，我自然会关照你。

　　某副所长：我国的评奖有个特点，多是以单位认可为前提的限额申报，报奖的信息都是单位领导先知道，而且也是单位领导最终决定的，一般研究人员没有这些信息，而且也没有申报权利。在这些以单位名义认可的限额报奖中，如果是规章制度比较健全的研究机构会好一点，可能会经过学术委员会讨论，但是如果单位领导比较强势，很可能就是领导拍板了。

　　某常务副主任：当官的话，确实更容易出成果。现在报奖越来越难，往往要整合力量，把多个分散的成果整合起来更有冲击力，谁来当整合成果的牵头人呢，往往是领导。不少领导因为这样得了很多奖。特别在产业部门，这种情况更严重，你看各部委的研究所，科研成果明显是领导牵头的多。还有些部长级官员，取得了那么多成果，甚至当选了院士，但是他哪有那么多时间搞科研。

　　⑤科学家当官未必都是坏事，但如果人人想当，谁去做具体的研究

　　某副所长：科研人员热衷当官的现象的确存在，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对于科学家当校长、所长甚至政府部长，我觉得应该区别对待，理性看待。如果有些优秀科学家，有很好的管理才能，是可以的，不应该一概反对。但有些学术带头人能做好科研，未必能做好管理。而且科学家都去做管理，也不利于科学发展。比如像陈景润这样的科学家，搞研究是顶尖人才，但教课也未必能教好，做领导恐怕不一定合适。所以对人才要区别对待，只有那些有管理才能的科学家，而且他本人也有意愿，才能让他做行政领导工作。管理也要出效益，一个重要的行政岗位，全力以赴都未必能做好，何况有本职研究工作的科学家。现在，有些科研院所的管理者不是很称职，属于三流的管理水平，工作没有个长远规划，经常靠临时拍脑袋，这也是一个突出问题。

　　某院长：对科学家当官的现象，我认为也不能一棒子打死，要分两面看。一方面，科学家中擅于管理、有大格局的人，当官未必是件坏事。毕竟当领导能够参加各种会议，有助于掌握各种资源和信息。中国也需要战略科学家，他不一定做具体的研究，但是要有大视野，能够宏观布局，比如让人才梯队成长起来。这样的科学家，就适合做科技管理工作，适合当校长和所长。但是这样的科学家毕竟是很少的，更多的科学家是做具体研究的，如果人人想当领导，都想搞战略，那谁去做具体的事情，谁去做研究？

　　现在人人争着去当官的风气很不好。比如学校公开招聘处长，以前教授们很少愿意去，现在反过来了，很多人报名，争着当。因为处长手里有点权力，掌握一些资源。学校的处长尚且如此，国家各部委的处长就更不得了，他们掌握着大量的资源。

　　科学应该不受行政化的影响，现在行政化过强的风气，我担心对年轻人的成长不好。总说中国没有涌现科学大师，现在的年轻人在这样的氛围熏陶下成长，怎能涌现出独立的科学大师！现在，甚至连院士，也不仅是头衔，也有了强烈的行政色彩，评上院士就享有了副部级待遇，而在国外，院士仅仅是一种荣誉，顶多奖励个车位什么的。 热衷当官的科学家只能说是个小科学家，科学界也有不热衷当官的例外，比如袁隆平，他坚持一线研究几十年，成为了让全世界认可的大科学家。

　　⑥不改变过度行政化，很难出世界级的科学大师

　　某中心主任：现在科技界有个说法，叫做项目越来越多，成果越来越少；论文越来越多，创新越来越少；教授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少。这确实让人深深忧虑，科技体制过度行政化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我当过校长，是非常消耗精力的，中国的校长和国外的不一样，国外高校管理有固定的班子，校长是虚职，而国内校长是实职，事无巨细都得管，是非常牵扯精力的。我当时想继续搞科研，就得把所有业余时间都拿出来，即使这样想出好成果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这也是我现在不当校长的原因之一。

　　某常务副主任：在欧美，做学术是兴趣使然。科技体制过度行政化的状况不改善，要出世界级的科学大师是很难的。纵观世界近代的历史，每一个高速发展的大国，都在多个领域出现过影响世界的大师。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发展很快，现在在经济上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让我们汗颜的是，别说在多个领域，就是在我们的优势领域，也没能出几个世界级的大师。如果这个方面不能取得突破，就不能说中国是世界强国。

　　某副所长：以我自身的经历看，做行政领导还是要付出很多的，我只是主管业务的副所长，就要花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时间处理行政事务。当官时间长了，科研要想出真正含金量的成果，就会越来越难。我希望，国家应采取措施改变科学家热衷于“当官”的现状，切实保证中青年杰出学者能够回到实验室和科研一线，而不必担心其利益受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才能保证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