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09-10-19 19:47
四海之外皆兄弟 王书亚
四海之外皆兄弟 《苏维埃的兴亡》
南方人物周刊
[ur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8629f90100fgx5.html[/url]
王书亚
二战后，苏维埃在立陶宛、拉脱维亚等地区，大量驱逐原住民，为改变人口结构，把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半个世纪后，这位拉脱维亚导演利用大量解密档案拍了这部纪录片。末尾说苏维埃政权杀了2000万男人和女人，这片子是为他们拍的。
最近也看了王康先生在阳光卫视的系列节目《苏维埃的兴亡》。王先生面容越发像列宁了，从他口中述说的专制苦难，历历在目，又恍如隔世。就想，什么时候唐国强上电视批判个人崇拜，必有振聋发聩之效。
相比卡廷森林事件，1932年冬的乌克兰大饥荒，我以往了解较少。1932年9月11日，斯大林写信给卡冈洛维奇说，“乌克兰局势严峻，我们若不赶紧采取行动，就将失去乌克兰。”几周后他做出决定，开始停止乌克兰的粮食供应。两位大饥荒幸存者描述，当年连咸菜、菠菜和种子都被没收，无数人在家里缓慢饿死。车站里头，过于消瘦的人被赶下火车。内务部的纠察队挨家搜集尸体，一具尸体可换200克面包。他们也将奄奄一息的人抬走了，因为不想明天又来。
1932年，乌克兰死亡人数是66万，1933年飙升到700万，次年降至48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说，现代史上，民主国家从未发生过大饥荒，而发生大饥荒的地方，没有一次是因为粮食不足。影片列出了数据：1929年，苏维埃出口的小麦是2.6万吨，1932年达到51.8万吨。这是一场不开枪、不用毒气的针对一个民族的政治屠杀。
导演采访了好些欧洲的学者。一位索邦大学的教授说，他在很多地方演讲，列出现代政治屠杀的源头，总让很多人惊诧。他列出的是1849年1月《新莱茵报》上恩格斯的一篇文章，其中谈到暴力的阶级革命是历史变迁的主要方式。但那些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落后地区，是不可能产生革命者的。恩格斯提到塞尔维亚等地，称这些地方是“种族的垃圾”，只可能被消灭在革命中。
近代以来，最可怕的政治思想，就是一部分人被公开地标识为需要被消灭的敌人。之前的欧洲思想家中，并未出现这种对现代政治屠杀的鼓吹。
这片子引人争议的是勾勒纳粹与苏维埃的相似与勾结。1939年的苏德协议倒是众所周知的，但内务部与党卫军的合作，尤其在消灭犹太人方面，还是叫人触目惊心。早期，纳粹很喜欢标榜和苏维埃的相似性。戈培尔曾赞美列宁是“世界上仅次于希特勒的最伟大的人”。德国进攻苏联之前，苏维埃的报纸，也常赞扬纳粹主义。
左派思想的可怕就在于抹杀了人的灵魂的平等与尊贵。因为他们否定了足以让人的灵魂平等和尊贵的支点。作家萧伯纳很典型。这位外形和大脑一样睿智的人物，就像说出真理一样说，“每个人认识的人里都有十二分之一是毫无用处的人，他们的存在是社会的负担，我们应该直接要求他们：请证明你存在的价值，你所创造的超过了你所消耗的。如果他不能，就不能再让他活在这个社会了。”1934年，他在报纸上撰文主张科学家发明一种“人道主义煤气”，让这些人毫无痛苦地死去。
10年后纳粹采纳了他的建议。艾希曼受审时还这样为自己辩护：集中营使用的毒气是“人道主义”的。
不过萧伯纳还是反对纳粹。作为一个左派，他认为为了社会进步杀人是必要的。但作为一个启蒙知识分子，他认为按“种族”杀人是荒谬的，按“阶级”或“智商”杀人才能被接受。列宁曾写下这样的文字——“抓住至少100名富农，杀死这些人质，让方圆100公里的人都知道并因此吓得发抖。”左派知识分子们有一种本事，似乎很容易把这里的豪情壮志和纳粹区分开来。可能因为纳粹的根基是错误的生物学理论，苏维埃的根基是错误的社会学理论。而左派知识分子们生物学都不太好，对社会学却比较自负。
一位法国女学者说，这两种制度都有创造“新人类”的野心，都不能接受人类卑微和罪恶本性的存在。他们希望以政治的方式、暴力的方式与人性作斗争。这就是极权制度的本质。这和阿伦特的解读有相似之处。只是阿伦特更多分析的是民众对极权制度的接受心理。她说这是人的内在孤独决定的。按《圣经》的表达可从两方面说，一是人的灵魂在罪性中有无法被填满的孤独；二是人的灵魂中天然有敬拜和交托的渴望，也就是宗教的渴望，永远都在寻求被填满。所以极权制度都具有伪宗教的性质，独裁者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在人类精神的熊市上低价收购一切丧失信仰的灵魂。
以民族、国家或阶级将人类区分，几乎是所有文明的特征。但现代极权主义是对这种区分的残暴而冷酷的宗教化尝试，是关于阶级、国家和民族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偶像崇拜运动。孔子说儒家的理想是“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个“四海之内”差不多就是今天的汉族区域。
杀人固然是错，但错得最离谱的，是连梦都做错了。亲爱的孩子啊，从你开始，和爸爸妈妈另做一个梦好吗？这次的梦想，是四海之外皆兄弟。你的肤色是一种款式，不是一种诅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