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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喇叭开始广播了之听曹灿叔叔讲故事

在我的童年时代,是听小喇叭和星星火炬的,当一听到熟悉的声音,嘀嘀嗒,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就觉得非常神奇,康英和曹灿是两个听的最多的名字.今天突然想了解声音背后的人,就上网搜了,呵呵,还真是了解起的大家呢.


曹灿
　　曹灿，1932年12月生于江苏南通，中国国家话剧院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消费者协会理事、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老艺术家委员会副主任、四代艺术团副团长、北京市语言学会朗诵研究会会长、北京市老艺术家协会理事、北京市关心青少年教育协会理事、北京市东城区第十、十一届人民代表、曹灿艺术学校校长。
　　曾在四十多部话剧中担任角色，在话剧《雷锋》中扮演雷锋，在话剧《开荒牛的迪斯科节奏》、《流放中的回忆》、《小平，您好！》中扮演邓小平；在电影《乱世郎中》里扮演法院院长高华堂；电影《大漠紫禁令》中扮演大唐宰相白敏中；在电影《拔哥的故事》、《你好，太平洋！》和电视剧《特区冒险家》、《千里跃进大别山》、《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东方巨人》、《左权》、《上海沧桑》中塑造了邓小平的艺术形象。他扮演老年时期邓小平的形象、受到中央领导和戏剧评论家的好评，被誉为“形神兼备”为此曾获山东省艺术节专业演出表演一等奖、上海佐临话剧表演最佳男主角奖。他从20世纪50年代起涉足广播领域，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中为孩子播讲了几百个故事，深受孩子们的欢迎，“曹灿叔叔”这个特有的称号已被两代人所接受；在中央和地方广播电台播讲的长篇小说达三十余部。他善于运用自己的嗓音特点和演员职业特长把朗诵和传统评书结合起来，创造出自己的演播风格，他播讲小说亲切口语、节奏鲜明、拟人状物，绘声绘色。他播讲的中篇小说：《向阳院的故事》、《大帆船的故事》、《野蜂出没的山谷》；长篇小说：《艳阳天》、《播火记》、《李自成》、《地球的红飘带》、《少年天子》、《暮鼓晨钟》、《鸦片战争演义》等深受广大听众欢迎：1984年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列为“十大演播艺术家”，1991年被评为“听众最喜爱的优秀演播艺术家”。他为电视台录制的《西游记》、《新三字经》影响广泛，并出版了《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谁最聪明》等录音带和《三毛流浪记》、《三毛从军记》、《西游记》等光盘，成为广大读者收藏的珍品。他关心青少年教育，热心推广普通话工作，曾获“全国少年儿童校外教育先进工作者”、“全国语言文字工作先进工作者”称号。.

曹灿: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8-10-24　　发表评论>>

76岁的曹灿精神矍铄，这或许应该归功于他播讲了50年的《小喇叭》

见到曹灿之前，记者一直在怀疑传闻的真实性———网络上查到许多关于他的资料、报道，写作者多用惊叹的笔触描写这位76岁长者的容貌，说他看起来是如何年轻，甚至连白头发都没有。把这句话转述给他，曹灿哈哈笑着摸头：“还是有一些的。”

他的确精神矍铄，黑发茂密，会用电脑，也能用手机熟练地发短信。这些，都不像年过七旬的人，更不像一位癌症患者。

2004年，曹灿仍然频繁登台演出，多的时候一天三场。某天突觉胳膊疼，到医院检查，确诊淋巴癌。后来的事情，他写了首《患癌有感》：“上天眷顾，赐我癌症，恶性淋巴，腋下谋生，切掉主恶，尚遗小凶。入院化疗，一个疗程，小凶逃逸，无影无踪……”大病居然就这么好了，曹灿得意地又赋诗一首，总结自己的养生经验：胡吃闷睡，没心没肺，与世无争，活着不累……

这样开心的生活，也许和他的工作有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王牌节目《小喇叭》开播50多年，他也当了50多年的“曹灿叔叔”。整天给孩子们讲故事，与欢笑童真为伴，曹灿的格言是“嘻嘻哈哈，多活几岁”。

曹灿.1932年12月生于江苏南通，著名播音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上个世纪50年代起涉足广播领域，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中播讲过数百个故事，被孩子们称为“曹灿叔叔”。在中央和地方广播电台播讲的长篇小说达三十余部，如《艳阳天》、《播火记》、《李自成》、《少年天子》等。1984年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列为“十大演播艺术家”，1991年被评为“听众最喜爱的优秀演播艺术家”。

50年不改口的“曹灿叔叔”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这句清亮的童声开场白，几乎每个人听到都会觉得耳熟，因为《小喇叭》开播至今，已经悄悄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时光。

1956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决定筹办一档少儿节目，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话剧演员曹灿就在此时加入了节目组，成了业余时间来客串的播音员。当时新中国的广播事业还处在起步阶段，电台频道少，节目也少，几乎没什么新闻之外的内容。电台的工作环境也很简陋，“录音条件很差，”曹灿说，“在西单附近的石碑胡同，夏天很热，就靠一个呜呜响的电扇降温，录音时就得关了它，满头大汗。”

曹灿负责在节目里给小朋友们讲故事，做这项工作的播音员还有孙敬修和康瑛。孙敬修是播音界的老前辈，“解放前他当老师，就给孩子们讲故事。”曹灿说，“孙老比我们年纪大很多，当然就是‘孙敬修爷爷’。”康瑛比曹灿也大几岁，在节目里叫“康瑛老师”，也叫“故事阿姨”。辈分排到20来岁的曹灿这里，就有了后来成为标志性符号的“曹灿叔叔”。这称呼一直喊到现在，趴在收音机前听故事的小朋友都换了几拨儿，曹灿还是“曹灿叔叔”。

“我跟节目组提过，我说原来叫我叔叔的人都当爸爸了，他们的孩子还叫我叔叔，这辈分不对，得改改。”曹灿乐呵呵地说，“他们说不行，孙敬修是爷爷，你这个叔叔不要变，顶多给你升一格叫伯伯。可伯伯跟叔叔也是一辈的，干脆就不改了。”

1956年9月4日，《小喇叭》正式开播。每天下午16时开始，全国的城市、乡村，无数台收音机和当年遍布街头的高音喇叭，都会传出曹灿叔叔讲故事的声音，这让曹灿颇有成就感。早期的故事主要取材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传说，后来慢慢加入一些现代童话和寓言，还有革命英雄事迹。“我们的思路就是对孩子进行道德品质培养，选择的故事基本都要求有一定的教育意义。”曹灿说，“比如古代有很多和小孩儿有关的动人故事，司马光砸缸、孔融让梨等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当时有二三十个人，负责编辑、采访、创作，很多故事就出自他们笔下。曹灿一般下午去录音，一次录四五个故事，留着慢慢播。上午和晚上，他还要在剧院里排练、演出，“电台的工作也不能算兼职吧，当时叫聘请，就是临时约你去录音。开始偶尔去录，几次以后他们觉得这人讲得不错，听众欢迎，就经常叫我去，慢慢固定下来。”每次拿到的故事稿五花八门，曹灿说他比较喜欢播讲的是“打仗的故事”。“有枪有炮，可以用口技模拟那些音效，机关枪突突突的，类似于现在的动作片嘛。这类故事比较好玩，孩子也爱听。”

《小喇叭》伴随了近三代人的成长，在五六十年代是中国大陆惟一的少儿广播节目，其覆盖面和影响力极大。节目内容除了故事，还有儿童歌曲、广播剧等，一些家喻户晓的文学作品和历史故事，如《西游记》、《老革命家小时候的故事》、《高玉宝的故事》等，都曾经通过《小喇叭》传播到千万少年儿童心里。



1981年，曹灿为孩子们表演讽刺诗《爱说大话的公鸡》

《小说连播》火爆民间

曹灿的播音生涯，除了和《小喇叭》有关，还有一档同样著名的节目，就是《小说连播》。

《小说连播》的历史更加悠久，可以追溯到1947年，东北解放后，便有播讲书籍的语言类节目出现在广播电台发送的电波里，有广播文艺史的研究者认为这就是最早的《小说连播》。到了十年浩劫时期，电台被政治宣传口号占据，《小喇叭》和《小说连播》都停播了。“我们都下乡改造去了，大喇叭里一天到晚都是最高指示，过去大部分文艺节目都是毒草。”曹灿说，《小喇叭》也成了“毒草”，因为里面讲过很多古典文学故事，算是“封建主义思想”，于是很多节目磁带都销毁了。“书架上也只能有一本书，就是《艳阳天》。”

“所以你可以讲这个书嘛。”记者说。

“后来我就开始播《艳阳天》了。”曹灿大笑，“不过那还不是最早的。林彪垮台后，电台开始松动，可以讲故事了，最先恢复播出的文艺节目是《小喇叭》，后来才是《小说连播》。”当时正跟随部队劳动的曹灿接到通知，让他去接受上级审查。“看曹灿这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什么问题没有，审查完了发现我不是造反派，身家清白，就可以恢复工作。”《小喇叭》复播的第一个故事就是曹灿讲的《半夜鸡叫》，“给孩子听的，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不过由于文艺节目太少，很多大人无聊时也跟着听。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曹灿就开始在《小说连播》里播讲《李自成》、《艳阳天》。

80年代是《小说连播》最火爆的时代，群众娱乐形式单调，没有歌厅、舞厅，连电视机都罕见，只有收音机最时髦。有人跟曹灿开玩笑，说你把电台都包了，曹灿茫然，后来发现到大街上一走，家家户户都能听见自己的声音。原来《小说连播》在中央台和北京台都有，每天中午12点半中央台开讲，下午13点整北京台接上，到16点换回中央台听《小喇叭》，18点30分还是《小说连播》，其他时间北京台也有重播。“可不是一天到晚都听我的嘛，碰巧了。”

在曹灿看来，《小说连播》跟评书不一样，在广播节目里属于两个不同的品种。“评书是用表演者自个儿的话来讲，我们播小说得按照原作者的本子来，尊重人家著作权。”不过在表现手法上，曹灿吸收了评书的一些技巧，把朗诵和评书结合起来，表现力更强。“叙事时用‘说’的方式，描景抒情用‘诵’，比较适合中国听众的胃口。”曹灿认为，这是自己总结出的一条“民族化”道路，雅俗共赏。

为了流畅通俗地播讲，曹灿下了很多案头工夫，他起身去书房拿来一本当年播音用过的书稿给记者看，书页上用红笔密密地勾画着很多标记，有删掉的段落，也有修改的词句。比如“心中的”改成“心里的”，“尚有三四里处”改成“还有三四里的地方”。“听书和看书不一样，你可以慢慢看书，可一听你啰嗦人家就烦了。”

曹灿成了播音明星，收入倒没享受到“明星”的好处。“搁现在可不得了，肯定赚足了，当时哪有挣钱那一说呀。”曹灿说，录一期节目能有两三块钱的劳务费，这钱还不能立即到手，需经电台编辑做单子，报财务科审批，批下来再通过邮局汇款，几经周折，好容易拿到钱，还经常上交。“交给剧院啊，为了表现自己积极嘛，想的是国家已经给我工资了，这个播音是额外的钱，应该上交单位。”曹灿笑言，单位领导说这钱先“搁着吧”，最后还是又退回到自己手里。

“曹灿叔叔”的童年，是在日寇铁蹄下度过的，这使得他经常在少儿节目里对孩子们感叹：“你们的生活太幸福了。”

上世纪30年代在南京，曹灿家住的地方属于商业区，沦陷后日军对老百姓生活的骚扰倒不敢太多，只是那种压抑屈辱的感觉很强烈，“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抬不起头，日本人反而高你一头。”学校里也有日本小孩，很是嚣张，经常欺负中国学生。等到日本战败，小曹灿们就开始反击了：“以前他们欺负我们，日本投降以后就倒过来了，我们看见日本小孩就打。”小曹灿还做过最危险的事，就是跑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墙外，书写抗日标语。“宪兵司令部对面有一个照壁，前面有一排小松树林子，我们钻灌木丛里玩，就偷偷往墙上写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写完就跑。”曹灿说，“幸亏没被逮到。”

1951年，曹灿考进了位于北京的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这是当时设立的一所专门培养干部的学校。因为建国初期急需人才，这所“大学”学制只有7个月，毕业就分配工作。“我们也不分专业，学的就是思想改造，让你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用这些基本知识武装起来，就派到全国各地去搞建设。”曹灿在学校里是文艺积极分子，能唱会跳，结果别的同学都“当官”去了，他就被分到了文工团。.

“演邓小平需要悟性”

2003年，曹灿在激情朗诵。　新华社资料图片

1998年，曹灿在话剧《流放中的回忆》中饰邓小平

作为专业演员的曹灿，塑造过的经典舞台形象，一个是雷锋，一个是邓小平。

在话剧《雷锋》里饰演雷锋，是曹灿第一次出演主角。在此之前，由于个子矮，他只能跑龙套。没想到1963年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剧院急需将雷锋形象搬上舞台，挑来挑去，演员里只有1米62的曹灿最合适。1979年，曹灿又在电影《拔哥的故事》里首次饰演邓小平。后来一发不可收拾，在话剧《开荒牛的迪斯科节奏》、《流放中的回忆》、《小平，您好！》，电影《你好，太平洋！》，电视剧《特区冒险家》、《千里跃进大别山》、《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东方巨人》、《左权》、《上海沧桑》里，曹灿都把邓小平这一伟人形象，塑造得惟妙惟肖。

“我不算特型演员。”曹灿说，“但是演邓小平还是需要一点悟性。”除了苦练四川话，他还用心琢磨邓小平的言行举止，看所有出现邓小平的新闻录像，采访邓小平身边的工作人员。“比方说，邓小平讲话时，手指头是稍微弯着一点的。”曹灿伸出手掌比划着，“他跟撒切尔夫人讲，主权问题，不能谈判！说这句话的时候，邓小平有个特殊的挥手动作，一下子就显得很严厉。”从邓小平身边的警卫人员口中，曹灿还了解到邓小平“绵里藏针”的性格特点。“我们看他平时特慈祥，关键时刻其实很凶。”曹灿说，“曾经有个小战士，把刘伯承的怀表不小心摔坏了，他就说，吓死了，幸亏不是邓政委的表———如果是邓政委的表怎么了？一定要被骂死的。”

“邓小平本人看过你演的邓小平吗？”

“看过，但是他没有评价。”曹灿说，“邓小平特别低调，他也不说演得好不好，像不像，光说剧情的历史背景。他看我演的《千里跃进大别山》，一边打着桥牌，一边扫一眼电视，说，这个时候前方打得正紧……”

■ 人物对话

曹灿谈《小喇叭》：现在的情况不太正常

电台现在比较“危险”

新京报：近年来广播媒体的影响力，似乎不如从前那样大了，您怎么看？

曹灿：对呀，电台现在比较“危险”，它的效益不如电视台好，拉广告很费劲，所以很艰难。有的电视台的人去电台工作一段时间，说哎哟，我知道电台穷，可没想到这么穷。工作条件比以前当然是好多了，但发展潜力不够，很难像电视台那样，投入巨大的成本去做节目。以前我们这一代人录节目，经常是给钱很少，文革期间就不给钱了，就给你个本子、钢笔什么的，意思一下。现在不能不给人家钱了，所以制作成本肯定要高，只能到处去拉赞助。早年的电台也是没有广告的，改革开放以后，才有了新的思路和做法。

新京报：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

曹灿：这个行业本身就比较弱，经济基础差。再说现在电视多厉害呀，家家都有电视机，都很少出门看戏了，更不要说听广播了。电视这个东西有时候特别讨厌，弄得一家人都难得坐下来好好聊天。我看过有个文章就讲突然停电的好处，电视机没法看了，家里点起蜡烛来，一下子感觉生活这么温馨。不然一家人平时各看各的电视，谁也不理谁，所以电视不是个好东西。

《小喇叭》只剩三个工作人员

新京报：有什么办法可以再去推动一下广播、戏剧的复兴？

曹灿：这要看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我觉得希望还是有的。现在大家还处于刚富起来一点的程度，比较浮躁，很多地方基本生活保障还没有解决。等到物质条件基本满足了，人们就该追求精神生活的充实了，那时候才有艺术上的真正繁荣。

新京报：说到青少节目，现在有怎样的变化？

曹灿：过去偏重教育，娱乐比较少。现在重视娱乐，就是玩，想方设法让孩子高兴，教育方面又少了。应该是要寓教于乐，尤其现在独生子女这么多，怎么培养他们的爱心，克服以自我为中心的习惯，这是需要少儿工作者认真考虑的问题。你看如今无论电视还是广播，少儿节目都萎缩得不成样子，这不是好现象，凡事要从孩子抓起嘛。

新京报：这几年仍然能在“小喇叭”里听到您的声音。

曹灿：我们这行当，没有退休这一说，有活儿就还能干。我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少儿部有个不成文的约定，他们有需要的事随时可以找我，而且是无条件的，我随叫随到，不带二话。我主要是觉得现在的状况特可惜，以前那么大阵容，二三十个编辑为这一个栏目忙活，给孩子们编故事，去学校了解情况。现在少儿节目普遍萎缩，《小喇叭》只剩下三个工作人员，播出时间也少了，我觉得不太正常。

■ 关于《小喇叭》

记忆里的声音

1956年9月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响起了清脆的童声呼号：“小喇叭开始广播啦！”伴随着这个声音的响起，新中国广播史上第一个学龄前儿童节目诞生了！

《小喇叭》吹响50年，生生不息。孙敬修、康瑛、曹灿、徐文燕、王羽、晓澄、郑晶这些不同年代的故事员、播音员、主持人是孩子们心中最闪亮的名字。而孩子们印象最深的是故事员：孙敬修、康瑛、曹灿等等。他们每个人的播音风格都不一样，孙敬修擅长播讲民间故事，康瑛擅长生活故事，曹灿则适合播讲革命故事。

记忆里面的，还有儿歌和童谣，“我在马路边拣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这首名叫《一分钱》的儿歌在《小喇叭》广播后，传遍全中国、传唱了几十年。50年间，类似这样的由《小喇叭》组织录音、播放并流传全国的少儿歌曲有500多首。至于童谣，很多孩子是从《小喇叭》第一次听到《马兰花》这些传统童谣的。

上个世纪60年代，木偶人物“小叮当”出现在《小喇叭》中，为孩子们解答来信中提出的问题；小栏目《万能的手》专门给小朋友介绍各行各业的劳动，比如“冰棍是怎么做的”、“纽扣是怎么做的”；《小戏台》播出儿童广播剧、童话剧；《小小唱片转一转》教小朋友唱歌。

1978年后，《小喇叭》在开发幼儿智力、增强幼儿参与性方面有所突破。《和爸爸妈妈一块听》以家庭教育为主要内容；《悄悄话》为小朋友倾吐心事提供了场所。1990年，《小喇叭》办起了与小听众直接联系的《小喇叭》录音电话，这是我国第一个与幼儿直接通话的节目。知识性栏目《可爱的中国》带小朋友游览名山大川；《听音响，编故事，画图画》充分发挥孩子的想像力和创造力，深得小听众的喜爱。

2000年以后，关于《小喇叭》，我们听得越来越少，只有2006年，《小喇叭》开播50周年的时候，一台“声音里的童年”文艺晚会让我们重新回到《小喇叭》里面。

采写/记者 武云溥 实习生 熊寥  摄影/记者 孙纯霞.

“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
真亲切啊
顺带回忆了下童年
真是无忧无虑啊.

怀念童年时光.

嗒滴嗒、嗒滴嗒、嗒嘀嗒——嗒——滴——；小朋友，小喇叭节目开始广播啦!
鸡蛋皮小帽白光光，桔子皮作我的红衣裳，辣椒是我的灯笼裤，蚕豆皮鞋喀喀响,(唱)你要问我是哪一个?我是小木偶，,(唱)名字就叫-小-叮-当！我是小叮当，工作特别忙，小朋友来信我全管，我给小喇叭-开-信-箱
叮叮当，叮叮当，自行车也会把歌唱，我是人民的邮递员，我给小喇叭送信忙！”
[em01] 我难忘的童年[tt5] [tt5].

现在电视有哈哈少儿频道,电台却没有专门少儿频道

我女儿眼睛不好,如果有专门少儿电台就好了.

新闻会客厅：我为《小喇叭》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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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http://www.sina.com.cn[/url] 2006年11月22日22:30 央视《新闻会客厅》  




　　央视《新闻会客厅》11月22日播出节目：我为《小喇叭》讲故事，以下为节目内容。

　　李小萌：您好观众朋友，欢迎走进《新闻会客厅》。现在是一个多媒体的时代，孩子们获得娱乐，获得信息的渠道丰富多彩，但是对于80年代中期以前出生的人来说，有一个广播节目却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那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针对学龄前儿童的广播小喇叭节目，每当一个非常甜美的稚嫩的声音响起，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这个时候几乎所有听到这个声音的孩子都会被吸引到广播跟前来，即便现在我想起那个时候，收听小喇叭节目的感受，依然是如沐春风，小喇叭节目1956年9月4号开始播出，到现在整整走过了50年。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嗒滴嗒、嗒滴嗒、嗒嘀嗒——滴——嗒”

　　相信每一个在80年代中期之前出生的人，都会对这段熟悉的声音难以忘怀。这就是我国第一个面向学龄前儿童的广播节目《小喇叭》的开头。如今小喇叭迎来了它的第50个生日。

　　1956年9月4日，为了能让学龄前儿童听到适合自己的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创办了《小喇叭》节目，由于节目定位准确，生动活泼，在很短的时间内，它就成为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最受欢迎的“十大名牌栏目”之一 ，小喇叭节目当中，孙敬修爷爷、曹灿叔叔、康瑛老师都成为孩子们心目中一个个亲切的形象，他们讲的故事也成为同年共同的回忆。50年里，它伴随了几代人的成长，在一段时间内甚至是中国大陆唯一的少儿广播节目，是中国大陆覆盖面最广、影响最大的一档少儿节目。

　　50年来，可爱的“小喇叭”为几代人的童年注入了欢乐和憧憬，当年的小听众已经长大成人，而当年的小喇叭的主持人和编辑们也都步入了老年，50年里，广播节目在变化，孩子们的生活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那么可爱的小喇叭又走过了怎样的历程，当年小喇叭的叔叔阿姨们，他们现在还好吗？

　　李小萌：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两位嘉宾可以说是一直伴随着小喇叭节目的成长，我们来做一个介绍。曾经担任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副主任的贾玉芝老师，欢迎您。旁边一位是在小喇叭节目里面给小朋友讲了几十年故事的曹灿老师，欢迎您。听到您的名字我们首先会反映曹灿叔叔，从一开始讲到现在，不管您的年纪怎么变化，大家都会叫您曹灿叔叔是吗？

　　曹灿：对，我现在应该是曹灿爷爷了，74岁了，我曾经申请过，那时候管我叫叔叔的孩子现在都长大了，他的孩子听我的故事还叫叔叔，这辈分不就乱了吗，我说给我长长辈，还是不行，没长上去，最后长了半天叫曹灿伯伯吧，还是差一辈。

　　李小萌：那个时候给小朋友讲故事都是像孙敬修爷爷、康瑛阿姨，后来叫奶奶，曹灿叔叔。

　　贾玉芝：叫康英老师比较多。

　　李小萌：曹灿老师能不能用在小喇叭节目里讲故事的语气跟我们说几句话，让我们回味一下。

　　曹灿：这也很不容易了，那个语气一开始的时候，那个故事大概也就是五分钟吧，我就录了将近一个多小时。

　　李小萌：那就是好几遍。

　　曹灿：就是找不到感觉，给小朋友讲故事的感觉始终找不到，后来怎么办？我就在我们院把小朋友都找到跟前，我就给他们讲，照着稿子讲不行，还得离开稿子，特别口语地跟他们讲，就是小朋友们，今天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贪心的王老大。要不然照本宣科的话，一个字都不动，就特别书本化，书面的语言特别多，所以跟小朋友讲都得把它变成很生动的语言，这么来讲。

　　李小萌：所以贾老师是不是一个好的朗诵演员不见得就一定能够给孩子讲好故事。

　　贾玉芝：对。根据给孩子讲故事，当然特别著名的孙敬修老师在小学当老师的时候，他就开始给孩子讲故事，后来就到电台讲，解放以后还在电台讲故事。他已经有一个独特的风格了，我觉得曹灿老师讲故事有他的特点。我印象最深的是你讲的鸡毛信，你还记得吧，非常生动。

　　李小萌：您觉得这些老师当时讲故事能够吸引收音机前的小朋友最主要的一条是什么呢？

　　贾玉芝：亲切、自然，很口语，因为我们作为编辑工作来讲，也非常注意这个问题，都是通过这种故事、文艺形式去潜移默化地对他进行某一方面的教育。

　　李小萌：那时候讲的故事不仅仅是现成的文学作品，有很多是你们自己创作的是吗？

　　贾玉芝：那个现成的文学作品根本就不够用，小喇叭节目没有一篇报纸上的或者是刊物上的东西拿来以后就给播音员，播音员到那儿就念，没有一篇。有些东西真的是编辑创作的，我举一个例子，有一篇稿子叫小辫子阿姨，这是报纸上一个大概几行字，提到汽车上的一个售票员，就是在她的岗位上工作很出色，就是这么两行字，编辑就给它变成一个小辫子阿姨的故事，就讲这个售票员怎么样为顾客着想，在她的岗位上怎么样去热心地给孩子服务，这也可能有名字，有人物，人物也要做一些形象上的描写，梳着长长的辫子，大大的眼睛，这个就等于是一个虚构的人物，这个故事也得有一定虚构的成分，但是它是根据报纸上的一个线索来的。这个故事可以说是编辑创作的，真的是编辑创作的。包括小孩吃药嫌苦，不爱吃药，编了一个果果吃药，也是这样的，很短的一个小故事，但是有人物，怎么不爱吃药，怎么跟他说，怎么讲道理，后来怎么样就把这个药吃下去了。

　　李小萌：您播讲过这些编辑们创作的这些故事吗？

　　曹灿：我播讲的故事都是他们创作的。有时候我自己还编过，我还编过一个贪心的王老大，那是我自己编的，讲哥儿俩，老大比较贪心，老二比较诚实，最后分家的时候老大把所有的家产全都弄到他身上了，把老二赶出去了，赶出去的老二很难受，一个老鹰就说你晚上到这儿来，我带你到月亮上取东西，结果到了月亮上取了很多珠宝回来，结果老大知道了，也假装穷得不得了，老鹰又把他带到月亮上，他装了好多好多，死气白咧不肯回来，最后冻死在月亮上了，月亮上面旁边有个黑影，就是贪心的王老大，就是对孩子有教育意义的东西，都是用一些故事来给他讲，不要贪心，用这种东西跟他讲，而绝对没有什么成套的理论，贪心对人有什么什么不好，不是这样的。

　　李小萌：曹灿老师，您的本职工作是话剧演员，那时候您给小朋友录制这个故事，是怎么样的工作状态呢？抽空就去？

　　曹灿：是有节目的时候就找我，给我打电话。

　　李小萌：随叫随到吗？

　　曹灿：随叫随到，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年轻人都不愿意闲待着，因为受保尔柯察金的格言，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为碌碌无为而悔恨。被中央台发现了以后，我等于又有了一个施展我的本事的天地，另外你还可以跟小朋友经常接触。我一播以后，很多的小朋友来信，很多小朋友的来信对我也是一种鼓励，我讲的故事，有的小朋友说我原来考试成绩不好，我听了你的故事以后，怎么好好努力学习了，我觉得不错，挺高兴，所以我很乐意做这个事情，实际上等于我们就是一个业余的爱好者。

　　李小萌：虽然您前面说过，第一次录的时候要找状态，但是对于话剧演员来讲，讲故事这件事儿是不是还是相对简单轻松呢？

　　曹灿：不简单，我觉得还是不简单，因为话剧在舞台上好办，就是面对面地进行交流，可以这么来演，但是你一到广播间里，前面就是一个话筒，什么人都没有，对着话筒要有很多人坐在你面前听故事这个感觉就找不到了，就没有人了，你在舞台上可以有观众，也可以有对手，到了播音间，什么都没有了，就全靠你自己的语气里边要讲出来那个感觉。

　　李小萌：也因为这个给小朋友讲故事，特别多的人知道了您。

　　曹灿：对，没有小喇叭就没有我，而且我也通过这个交了一些朋友。我记得有一个小朋友给我写信，完了问我什么问题，我就给他回答，一直通信，我就以为是个男孩子，叫孙钺，他叫曹灿叔叔，有什么问题请教我，我说你怎么了，我给他讲学习上面，到最后她说你说我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我说怎么突然出这个问题，那肯定是女孩子，因为我以前一直是对男孩子说的话，就这样我们就成了很好的朋友，其实她比我也小不了多少岁，那时候她管我叫叔叔，现在她管我叫大哥，现在还一直有联系。

　　除了讲故事，小喇叭还每周开设了一个固定栏目，叫小叮当信箱，这个栏目也让很多人耳熟能详。

　　1959年12月，“小喇叭”栏目在广播中提出要全国的小听众对栏目提出意见和建议，结果在仅仅半个月的时间里，“小喇叭”节目就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三万八千多封。小喇叭节目组迎来了最繁忙的一段时期，每天拆信，回复，邮寄礼物成为他们工作之外最大的快乐。

　　李小萌：贾老师刚才讲，小喇叭鼎盛时期工作人员43个，在鼎盛时期在孩子当中的影响力、号召力大到什么程度？

　　贾玉芝：有一次好像60年代初或者是50年代末吧，我们搞过一次征求意见，当然这个征求意见是两个节目同时的，星星火炬和小喇叭，孩子的反应信一麻袋一麻袋的，多得不得了，编辑部的人拆那个信都来不及，然后就发动我们编辑部有的同志的小孩，小学生，把信剪开，剪开以后把那个信拿出来跟信封别在一起，就干这个很简单的劳动，来帮忙，那个信就多到这样的程度，可见这个节目在孩子当中的影响有多大。另外就像曹灿老师讲的那样，跟小听众之间的交流，我们也有很多这种很有意思的故事，我觉得我现在印象比较深的，大概是60年代初吧，我们收到一封家长的来信，我记着家长姓王，名字我不记得了，他是从新疆寄来的，他原来在北京工作，在北京的时候，这个孩子在北京长大，他就天天听小喇叭，特别喜欢小喇叭。后来他调到新疆去工作，全家到新疆去了，到了新疆以后，听不见小喇叭，这个孩子就特别着急，就找不着小喇叭了，结果有一天，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他忽然在收音机里听到小喇叭了，他高兴得不得了，他就说小喇叭来了，小喇叭来了，然后他爸爸也很激动，就给我们写了一封信。他爸爸的文笔很好，很打动人。当时我们小喇叭组的人都激动得不得了，这个小孩这么喜欢小喇叭，这封信就单单回一封信不行，说要不咱们怎么办，咱们买几本书给他寄去吧，买几本小孩的儿童图书寄给他了，然后就不断地有信来，就跟这个家长通信，孩子自己不会写信，由家长代写。有一次新疆有人到北京来，他爸爸托那个人带来了一包葡萄干，带来一包叫漠河烟，这个漠河烟有点像咱们的旱烟一类的。这就说明小听众跟小喇叭的这种感情，他们反映也特别让我们搞编辑工作的人特别受感动，就觉得也很受鼓舞。比如说著名的作曲家潘振声，潘振声跟我们的关系很好，他20多岁的时候，我记得他跟我说，他有一次出差，到什么地方去，在招待所里头听到小喇叭，听到小喇叭以后，他就写了一个“宝宝爱唱红旗歌”就寄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看这个歌还不错，就找幼儿园小孩录，录了以后就播了，这个当然对他也是一个鼓励，给没给稿费不知道。最有名的是“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现在潘振声自己说，他身边那些孩子们管他叫一分钱爷爷。

　　李小萌：小喇叭那个时候不仅是一个传媒，它自己有很多创造力创造了很多东西。

　　贾玉芝：绝对，有几个歌都是这么出来的，比如说“我的好妈妈”这个歌，当时我们的初衷就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了，1978年就恢复广播，恢复广播那时候就强调国家要建设，要搞四个现代化，后来想给小孩进行四个现代化的教育，怎么讲，要想办法，后来就把这个题目出给潘振声同志，跟他联系很多是这样一种联系方式，就打个电话给他，说要一个什么样的歌，有时候很急的歌他就从电话里传过来，连词带曲就唱，我们这边就记。

　　李小萌：您说这个“我的好妈妈”我好像有印象。

　　贾玉芝：我的好妈妈，下班回到家，劳动了一天多么辛苦呀，妈妈妈妈快坐下，妈妈妈妈快坐下，请喝一杯茶，让我亲亲您吧，让我亲亲您吧，我的好妈妈。

　　李小萌：对。这首歌是这么一个背景来的。

　　小喇叭走过了50年，节目播出的内容大都有一个特点，就是通过讲故事来告诉孩子一些做人的道理，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在当下似乎渐渐远去。让孩子们开心，似乎成了很多儿童节目的一个追求和目的。如何看待寓教于乐，如何寓教于乐，小喇叭的老编辑的观点如何？新闻会客厅即将播出。

　　李小萌：有的观点说只让孩子开心，让他把天性发挥出来，可能是相对于寓教于乐这种观念的一种进化或者进步，您怎么看呢？

　　贾玉芝：我觉得当然孩子有一个欢乐的童年是很好的，我总是能看到一些孩子，或者了解了一些现在的孩子的情况，我觉得真的有些令人担忧的这样一些问题，因为现在国家在进步，经济在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在提高，现在又是独生子女，不像我们那一代，大多数都是多子女，我有的时候就从电视里就能感觉，有些孩子特别懂事，特别能干，这样的孩子多半是家庭非常清贫的孩子，家里很富有的孩子，我看到他们，他们用的东西、玩的东西，都是非常高级的，那些东西都是不便宜的。可是他们知道不知道这些东西怎么来的？他们知道它的价值吗？他知道爱惜它吗？不一定。在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讲这个东西是怎么来之不易，你应该怎么去爱护它，不一定，但是我觉得总的来说要对他进行这方面的教育。

　　李小萌：您觉得应该有引导，那通过广播的形式，通过讲故事的形式能不能起到这样引导的作用，在现在这个时代来看？

　　曹灿：也能起到作用，一样能起到这个作用，经常有很多人，我到外地或者在北京见到很多的以前我的听众，他一见到，曹灿老师，我们是听您的故事长大的，您说我到现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到现在我不做坏事，特别简单，特别朴素，就说明我们当年给孩子讲故事说的那些东西在他身上起作用了，所以我觉得一方面要有这种开发孩子智力上开心，过好美好的童年，但是也不能够光是这个东西，应该允许这种寓教于乐的东西也要占一定的分量，不能够全是这个样子，特别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经常听他们编辑部的老师们就讲，现在孩子怎么怎么样，什么独生子女，特别是谈到了现在的孩子们缺乏爱心。那天我听钟晓东讲，有的孩子就在树底下抓虫子，说我杀死你杀死你、杀死你，他说这怎么办？所以现在有时候我看到网上或者有时候报纸上经常讲，有些学校里女生就能够对女生采取暴力行为，打耳光，甚至于很下流的动作，对待自己的同学，恶狠狠的，这种东西将来怎么办，我就不知道这个孩子如果再不对他们进行这些方面的教育，我觉得发展下去确实是很难很难的。

　　李小萌：您刚才说，听众说是听您的故事长大的，最大的收获是长大了不会做坏事，这毕竟是那个年代长起来的人，那个时候的各种获得信息的渠道也相对少，现在这个时代，能不能还通过广播的形式，听故事的形式，让孩子有好的引导？

　　贾玉芝：我是那么看的，你是搞电视的，我是搞广播的，我觉得电视有电视的优势，广播有广播的优势，我就想到孩子他就在小喇叭的这个节目，像这个年龄阶段，他是要思维在发展的阶段，你要帮助他发展他的想象力，推动他的思维能力的发展，我觉得广播在这方面有它的优势，就是他看不见这个形象，他凭听，他可以有他的想象。刚才曹老师谈到这个爱的问题，我想来想去，将来这个节目，当然可讲的东西很多，你要贯穿着一个什么？我觉得要贯穿一个爱心，一个孩子，现在很多的孩子只关心自己，他不关心周围的人，包括他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最近的人他不关心，他只是以我为中心，我觉得如果说我们下一代都是以我为中心这样长大的，我觉得我们国家真是太让人忧虑了，我们老说我们国民素质要提高，怎么提高？要构筑和谐社会，怎么去构筑和谐社会？自己一个个都是自私，都是想着自己，不要说爱祖国，爱人民，你连你身边的人都不爱。

　　曹灿：连自己的爸爸妈妈都不爱。

　　贾玉芝：就是，你还爱什么呢？

　　曹灿：我觉得完全可以在这些方面多想一些办法宣传宣传。

　　在小喇叭走过的50年里，中国的社会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孩子们的生活也在发生着变化。近年来，随着电视、网络等新媒体的兴起，孩子们可选择的空间也越来越大，“小喇叭”也开始仅仅出现在人们对童年的回忆里。

　　《猫和老鼠》、《天线宝宝》、《智慧树》，从现在的孩子嘴里说出的无一例外都是动画片、电视节目，而广播则早已不存于他们的生活，对于孩子来说，形象生动的画面和缤纷的色彩，远比收音机里虚无缥缈的声音更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小喇叭等一批名牌广播节目都面临着新的调整。

　　李小萌：小喇叭50年，作为一个栏目来讲，其实已经是很长寿的一个栏目了，对于现在它的现状，您是可以非常平静坦然地看待，还是说有担忧，有忧虑？

　　贾玉芝：我应该说还是有些忧虑的，像后来这样逐渐滑坡，是不是会有一天就支撑不下去了呢？

　　李小萌：作为广播这个形式，它的优势，像电视不能替代的，其它方式不能替代的，它得发挥出来大家才知道它存在的必要性是什么。

　　曹灿：现在有些偏远山区有些地方还是电视看起来有困难的，广播还是很起作用的，有很多地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空间，有些贫困山区听广播这个机会还是很多的。

　　贾玉芝：我真是觉得广播有很多的想象空间，另外就是节目本身要办好，你要扬长避短，我现在想到一个是讲故事，小孩最爱听讲故事，听不够的，你不办广播，家长肯定给孩子讲故事。另外我觉得音乐节目要加强，音乐是要听的，音乐不是看的，当然电视里，比如现在中央台音乐频道也挺好看的，但是不看也可以，我不看我听，因为我觉得音乐本身真的就是要听音乐，没有人说看音乐的，音乐描写了什么，如果说小喇叭节目，它可以有很形象的东西，不是我们过去也有过音乐故事吗，音乐故事，交响乐演奏的一个作品，这一个故事，故事有人物，有动作，拉小提琴的是个小姑娘，拉大提琴的可能个小熊，或者那个大贝斯可能就是一个大象，有它的主题，挺有意思的。如果小孩还不能理解，你可以给他一些语言上解说，简短的解说给他一些提示，让他听着音乐，真是这样的，狗熊是那样走，大象是那样。

　　曹灿：我听她讲我都被吸引了。

　　贾玉芝：真的，我觉得这个音乐节目办好了太好了。我就是觉得现在要恢复到能让它像当年那么辉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办节目的人要了解孩子，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掌握你的听众对象，因为四岁到六岁的孩子毕竟跟大孩子有很多的不一样，什么样的东西他会感兴趣，你需要给他讲什么样内容的东西，你用什么样的语言去给他们讲，

　　李小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我们小的时候，都是唱有儿歌，有孩子唱的歌，可是现在的孩子，我们经常听到他们唱大人的歌曲，为什么小孩都被成人作品抢走了，是因为他们没有儿歌可唱吗？

　　贾玉芝：我觉得一个是在创作方面，优秀的儿童歌曲比较少，真是比较少，所以现在不是特别强调新儿歌，要抓这个作吗，这是一个方面。另外我觉得真的是传播的工具也不够。

　　李小萌：其实小喇叭的影响力在减弱，不仅仅是一个广播节目的影响力减弱了，可能是方方面面的投入和关注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