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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中的教育(李大同博客)

第十章 危机中的教育（李大同博客）　
　
1．我为孩子讨说法
　
　
1998年的第一篇《**》就是《不仅仅是语文》。持续热烈的读者反应和最高当局的快速反馈，都让人心情愉快。其实，每一年开始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种多少近乎绝望的心情，因为一年52期的“轮回”又开始了，可它们都在哪儿呀！

《**》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眼瞅着已经“断顿儿”了，编着第二天要见报的稿子，下一篇在哪儿还不知道。那时候脑子里真是一片空白。可往往我觉得要开“天窗”的时候，先前布置下去的稿件又会在两三天里一古脑儿地交来，让我又有两三周的喘息时间。
虱多不痒，债多不愁。有时候我也觉得很奇妙，这世界上好像总有突然冒出来的事件，为《**》“排忧解困”。
1998年4月上旬，我接到一位从云南到北京出差的女士的电话。她在电话里说：她是云南某大学的副教授，同事们要求她到北京来时，一定要给编辑部打个电话，表示感谢。我问：“有什么好感谢的呢？”她说起了《不仅仅是语文》。她说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她自己就复印了五六十份，送给同事和朋友看。大家都认为，只有《中国青年报》才敢发表这样的东西。我觉得有点“贪天之功”。尽管我在编者按里已经说明了这是转载《北京文学》的报道，可还是没有什么人注意到。
这位女士在表达了谢意之后感叹：“唉，现在教育的问题实在是太严重了。”出于职业本能，我追问了一句：“你们那里有些什么严重的事情呢？”这位女士沉默了几秒钟，开始给我讲她上小学的儿子的遭遇，说着说着就哭了。我只听了一个故事，就明白“来货了”。

我问这位女士什么时候离开北京，她说已经买了当晚六点的飞机票。我又问她在北京住在什么地方。她说住在林业大学宾馆。我告诉这位女士不要外出，我们的记者立刻就会到她那儿去。显然，我的这个反应让她非常惊讶。她迟疑了一会儿说：“那好吧。原来准备抓紧时间采购些东西的。”
我看了一下表，已经是上午十点。抓起电话，我通知王伟群，让她立即赶到林业大学宾馆采访这位女士。
晚上八点多，王伟群打来电话，说一直采访到将够去飞机场的时间。我问故事怎么样，王伟群说：“简直是骇人听闻。不过这位母亲真是太了不起了。”
　


这位身为大学老师的母亲姓梁，还兼任某报社的记者，有一个8岁多的儿子，曾经在昆明市一所是省示范学校的企业子弟校上学，现在已转到郊区的一所小学读书。之所以从众人瞩目的示范校，转到名不见经传的郊区小学，全是由于她儿子原来班主任的所作所为。

梁女士说，儿子那一级8个班，家长们都传说A老师最好，是优秀班主任，她的班学生平均分最高。大家都托关系找门子，就想往那个班里挤。她也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那个班。但她没想到，这是个巨大的错误。

一年级上半学期的一天，儿子放学回家后问她：“妈妈，什么叫‘有娘养无娘教’？”她一愣，“你从哪儿听来的这句话？” “A老师说的。”母亲的态度显然使儿子有些迟疑。“A老师说谁？”“说我们全班。”“……”梁女士说，她不知该怎样向一个刚刚迈进学校大门的孩子解释这句有侮辱性的话。

梁女士是“被耽误的一代人”，后来拼命学习，上了大学，又读了研究生，可她没想到，她儿子上学后，她辛苦学习得来的学历竟成了她和儿子的耻辱，成了儿子卸不掉的十字架！
当儿子做错了事，A老师便教训道：“你妈还是研究生，怎么教育你的……”“你这个研究生的儿子怎么会……”

于是就有别的孩子奚落他：“你妈是研究生？你妈是研究臭豆腐的吧？”孩子回答：“你妈才研究臭豆腐呢！”对方又说：“我妈又不是研究生。”然后双方开始骂脏话……
这位老师曾经对梁女士说：“我们班所有孩子的家长，包括我本人在内———我只是中专毕业，你的学历最高，你的知识面最广，可是你的孩子……”

A老师对孩子伤害最大的，是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一次，梁女士去接孩子，看见他坐在教室最前面一排、惟一一张靠墙的桌子边。“看，老师多关心你，让你一个人坐最前边，免得上课讲话。”梁女士一半讨好地说道。

“那是惩罚座位，班上最差的才坐那儿呢！”当着教室里的许多人，A老师毫不留情地甩过一句。

无奈，梁女士想给儿子转班。婉转地向A老师表达后，A突然打断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自此，A老师更是经常在课堂上骂梁女士的儿子：“有娘养，无娘教。”“去告诉你妈，你已经无可救药了！”

儿子被安排和班上一个经常挨骂的女生坐在一起。他们俩坐在一起老动，老是说话。在一次放学的时候，A老师又极不耐烦地向梁女士抱怨他俩怎样不守纪律，怎样爱讲话。梁女士小心翼翼地说：“老师，你看，他们俩都爱说话，是不是把他们俩调开？”

“调什么调，他们既然爱说话，就让他们在一起好了，让他们俩都烂掉，免得影响别的同学！”

“……”梁女士被呛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最让人无法容忍的是，A老师竟然在课堂上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奚落梁女士的儿子和那个女孩子：“看看你们俩，你摸摸我的大腿，我摸摸你的大腿，就像一对儿，亲热得很嘛！”班上哄地一声笑开了。

A教师是班主任，班主任不喜欢的孩子，久而久之在其他老师那里都不得好。

梁女士去接孩子时，几次遇到别的同学无端地骂他，甚至指着他的鼻子欺辱他，而她儿子只是满脸的无奈与漠然。当梁女士问儿子别人为什么这么骂他、而他为什么又不争辩时，儿子的回答竟非常简单：“老师就是这么骂的！”

原来，一次他当堂数学作业做得太慢，全班都做完了，他还没写完。老师就骂他“你这个老黄屎”！然后这个外号就传开了。

孩子无力反抗，只能逃避，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厌学。一个简单的“看图写话”，他能做一个小时；手工课本是他最喜欢的课程，但是A老师教的，上个学期只得了30分——因为有3次手工作业他做了，却放在抽屉里，不愿意交给老师。

梁女士后来才明白，儿子已经对A老师产生了极度的厌恶。只要一上A老师的课，他就不可遏制的感到要解手。梁女士夫妻俩作了很多努力使他养成了早晨解手的习惯，但是一上A老师的课仍然无法控制。甚至早上已经解了手，上课仍然拉在了裤子上，而上其他老师的课就很少发生上厕所的事。

一位儿童心理学专家对梁女士说，这是因为孩子对于老师和她所教授课程的厌恶，已经从他的心理反应变成了一种无法自控的生理反应——只要能逃避A老师，他宁肯呆在臭哄哄的厕所里。

梁女士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去找了校领导，希望能在校内转一个班，回答又是完全否定的。说是要照顾到现任班主任的感情以及和各班主任之间的关系。

梁女士终于下决心把孩子转走了。她在给孩子办转学的时候，一点也不敢给他透风。害怕他一旦知道一点点风声，就会不顾一切地要求转走。但当时梁女士还没把握能不能办成。

当告诉儿子要转学的消息时，他那个高兴啊！梁女士告诉他，转学后，住的房子很差，没冰箱、没电视、没管道煤气、没太阳能热水器……儿子马上打断她，“没关系没关系，没电视我就可以更好地学习，没冰箱我就可以减肥。”他生怕妈妈改主意。

办转学要填一个单子，要求原班主任老师签字。可这个优秀班主任，鼻子里哼一声：“哼，转走了，转走了好哇。”

梁女士说：“A老师，孩子转走了，您看我有些想法能不能交流一下，我希望能有个时间和您谈一谈。”

“不用谈了，人都转走了，还谈什么，过去发生的事就烟消云散了。我教你们孩子也算是我遇着了。”

梁女士觉得，不论是作为一名教龄14年的大学教师，还是作为一名家长，都应该为自己的儿子讨个公道。

在A老师那儿，“讨个说法”极为艰难。

由于云南省电视台的介入，梁女士终于才和这位班主任面对面坐在了校长办公室里，同时在座的还有校长、书记。谈话从早上进行到下午4点，A老师多次被梁女士问得哑口无言。

然而她却气愤地说：“我千错万错，错就错在严格要求学生。”她直指着校长质问道：“校长，你们说，我这样做错了吗？如果错了，我明天就改！”

梁女士马上问道：“A老师，我今天绝不是要和你讨论是否应该严格要求学生，严格要求学生是不是错。我想问问你，在严格要求学生和侮辱学生人格、摧毁学生自尊这二者之间，有没有第三条路？”她无言以对。

A老师最后说：“嗯，我说过有娘养无娘教，我向你承认错误，对不起，还有什么？摸大腿，对不起，还有什么，你说什么我都承认。行了吗？”
梁女士拒绝接受这样的道歉。

一个月后，该企业教育处处长约见了梁女士。他认为上述发生的事情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她现在已经和你没有什么利害关系了，所以她没有必要和你谈了。”
在新的学校，梁女士的儿子却完全变了样。

新的班主任老师年轻，有爱心。孩子去了以后，连做了三篇作文，都被老师当作范文在班上朗读。每天孩子放学回来都特别高兴，说“我今天又被老师表扬了！”

孩子上学的时候，舅舅给买了一个很好的书包。两年用下来，那个书包坏了，梁女士要给他再买一个。他说不用，补补还能用。到了三年级，已经破得没法用了。梁女士又说要买个新书包，就要要付款时，儿子还是打算不要了，说：“妈妈，咱们把那个旧书包找出来，补补还能用。”他要把钱省下来给与他们结对的“希望工程”姐姐。回家后，梁女士把旧书包找出来，在大洞上绣一朵大花，小洞上绣了一朵小花。

儿子把这事写了篇作文，说：“上学第一天，舅舅给我买了一个新书包，很漂亮。它不仅漂亮，还带着舅舅对我的希望。我就背着这个书包走过了两年半坎坷的岁月……”作文写完了，梁女士看到“坎坷的岁月”一句时，觉得，那两年半对幼小的儿子来说，可能就是一场噩梦……
　

与其说孩子变了，还不如说孩子本来就是好孩子。

我真是很难想像，一个孩子竟能害怕老师，到了在课堂上大便失禁的程度。这是何等的淫威啊！这位母亲也确实了不起。我知道，绝大多数孩子在学校受到老师不公正的对待，回到家里告诉父母，没有哪个家长敢于去向学校老师讨个说法的，甚至有些家长会对孩子说：“老师这样做是为了你好。”家长的考虑是功利的，他们知道孩子的命就捏在老师手里，“小不忍则乱大谋”啊。但是，这会在孩子的心灵里种下什么种子呢？——没有对错，只有强权。正因为如此，梁女士要求老师当着全班同学向孩子道歉，并对孩子做出公正的评价的做法，才是正确的。我决定，尽快编发这篇稿件。

我考虑了一下，如果用真实的学校和老师的姓名刊发，以《中国青年报》的影响，很有可能会给这个老师带来毁灭性影响。这是一种教育现象，我相信是普遍存在的，需要改变的不是某个人的行为。我最后决定，对事不对人，隐去这所学校和A老师的姓名。




见报的前一天晚上，我突然接到梁女士的电话，要求不要发表这篇东西。我问为什么。她说她在四川的亲友们纷纷劝她，不要发表，因为她孤身一人在云南，丈夫又在这家企业工作，闹不好会陷入更大的困境，连大人都活不下去。

我能理解她的退缩。但告诉她，大样已经付印，不可能再撤版了。梁女士听我这样说，反倒如释重负：“那就豁出来了，我本来也不怕什么！”

1998年4月28日，这篇报道见报，标题是《我为孩子讨说法》。

万万没想到，这篇报道的反应几乎是“震荡”式的，比《五叔五婶》有过之而无不及。见报之后，大量电话涌来，应接不暇，倾诉他们的深切感受，许多人讲着讲着已泣不成声。
这些被报道所激动的人中多数是母亲，几乎个个与报道中的母亲有过同样的经历和感受。

大连市一个幼儿园园长说她是流着泪读完报道的。她说，我是幼儿教师，尽职尽责，我爱孩子，但是我忽略了自己的孩子，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工作上，当他说“我是全班最差的孩子”，老师让同学们打他时，我只是告诉他要尊重老师；他的老师病了，我走好几里路去看望；却没有想到老师的专横对孩子的心灵造成了多么大的伤害。我真是后悔极了。现在他已经是中学生，但自信心严重丧失，他的化学曾考了全班第一，仍认为自己什么都不行……心灵的创伤是没有办法补偿的。从你们的报道中我才深深感到，素质教育的危机已经严重到了什么程度。这并不是一家两家的问题。

一个国家经贸委的官员说，20年来没有看到这么深刻反映教育内部问题的报道了。这是一个普遍而又严峻的问题。她说，“这些年我们强调重视教育，大力办学，强调尊师重教，却没有注意到关爱孩子心灵这个早该重视的问题。”

北京一个母亲告诉我们，“那天我到学校和老师就孩子教育问题谈了两句，孩子回来告诉我，老师进教室后竟对全班说，这是一个混蛋学生的混蛋家长。我真是没想到和老师交换一次意见竟然会有这样的结果。”

　　武汉一个痛哭失声的母亲告诉我们，她的儿子非常聪明但就是调皮，因此动不动就被罚在外面站着。不得已转了学，但新学校老师竟叫全班同学都不理他。现在孩子视学校如虎狼，竟几次下跪恳求妈妈不再去学校。

广西一个建筑工程师打来电话，他说，这个让许许多多家长困惑了很久的问题，确实到该好好解决的时候了。多年来，人们麻木了，习惯了妥协，遇到麻烦就回避逃避。这篇报道帮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误区。希望能展开讨论使更多人早一点走出误区。

关注这一问题并打来电话的还有大中小学教师、将做父母的青年和国家公务员等等各业人士。人们不仅诉说自己的体验，更希望报纸对目前中小学教师师德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给予关注，就此展开大讨论，人们认为这已是严重的社会问题。

《山东教育》编辑部一副主编在电话中说，他们将全文转发并在为此加的编者按中写道：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向广大教师推荐这篇报道。素质教育第一条就是应当尊重学生的人格，关注学生的心灵，培养学生的个性。没有尊严、没有个性也就没有了创造性和开拓精神，如果我们培养教育的是这样一代青年，我们这个民族就会失去自我。
一个和报道中的母亲有着同样经历和体验的女士认为，这类问题之所以普遍，是许多老师虽有良好的愿望却因错误的方式而导致的。希望报纸能展开讨论，老师也参加，来搞清楚究竟应该怎样做。这个有着研究生学历也曾在大学任教的女士说，她的一年级男孩在家里背书背诵得十分流畅，一字不差，但到老师面前声音小得像蚂蚁叫。当她和老师谈孩子有心理障碍时，老师大惑不解，只认定是孩子没认真做功课。对于六七岁的孩子，老师没有给他们足够的接受大量知识的适应期，更忽略了孩子间的差异。据悉，这个学校一年级的语文教材比普通学生生词量多一倍。

有个读者谈起自己的体会，她的孩子是幸运的，总得到表扬，成绩很好。快过年了，班里同学互相送贺卡，一个调皮的男孩因成绩不好，老师总是在班上骂他。他从没得到过同学一张贺卡。母亲问他自己怎么看那男孩，一说，竟说出男孩许多优点。母亲说，即使为了友谊，你也应该送他贺卡。第二天那男孩意外地收到第一张贺卡，高兴得要命。后来这个母亲又鼓励孩子在一篇题目叫《我敬佩的一位同学》的作文中写了这个“坏男孩”。“坏男孩”得知是写他时，在课堂上突然像变了个人，静静地听讲，没有一个小动作。可老师在班上讲评时说：“这篇作文的用词、结构、表述都是最好的，但是选材错了……”“这么好的教育契机就这么被老师轻易毁掉了!”
“哪一个孩子不是正在成长之中？哪一个孩子不需要鼓励!”许多读者都谈到，“师德问题是育人的核心”。“我们应该承认还有一些老师，不知道哪些是他不能做的，不懂得对学生的尊重意味着什么，这是教育的悲哀。”

我们接到天津一位先生的电话，他讲述了自己几乎与报道中的男孩同样的故事。
　　“20年前老师对我那蔑视的眼神，对我的人身伤害和侮辱，给我当时弱小的心灵造成的伤害太深太深了。以至今天他们的表情还历历在目。那时我淘气得没边儿，功课并不很差，老师们却说为了不影响全班考初中，让我留级。对老师的作法妈妈只是一再忍让。从此我再也没好好读书，考的是全市最差的初中、最差的高中，没考上大学。我到处打工，蹬三轮车挣钱，我感到对不起妈妈。后来我终于醒悟了，又捡起书本，考上了南开大学外语系。参加工作后，我曾去看望我的大学、中学老师，但却再也没迈进小学的门槛，因为想起他们我就不寒而栗。”

我们还接到一些孩子在国外上小学中学的家长的电话，讲述完全不同的情况。

在德国曼海姆市一个中学，刚刚从中国来到这里的女孩被老师的讲课方式惊呆了。老师倒立着绕教室两圈，孩子们开心地大笑起来，以后的课自然与这场“演出”有关，老师让学生们着了迷。

　　一个中国孩子初到澳大利亚，家长去学校给孩子办入学手续。班主任老师一边问着她的新学生的情况，一边在电脑上打出她写给孩子的欢迎信：“每一个学生都是我最尊敬的客人。我为能成为你的老师感到骄傲……”在这里，对孩子的鼓励在见到孩子前就开始了!

　　在美国，一个6岁来到异国他乡的孩子第一次面对陌生的老外小外们，听到的是真诚的鼓励，他结结巴巴讲出的“作文”，被老师赞扬“有自己独到的观察”，他弹奏的短小练习曲排上学校音乐会的节目单，虽然比起别的孩子他弹得并不好。在这里，孩子们都常常听到赞扬，都感到被“重视”。

许多读者指出，我们再也不能无视教育内部存在的严重问题，现在不是要求老师应当做到什么，做得多么好，而是要求老师不能做什么……

　 媒介反应亦是前所未有，除《文摘报》、《报刊文摘》、《文摘周报》等立即予以转发外，通知我们已经转载和联系转载的省市日报、晚报、杂志不下二十几家。新华社一位编辑告诉我，当天早上他一看完报道，马上就寄给了教育部长陈至立。我们没有版面，不敢说展开讨论，可短短半个月里寄给我们的讨论稿件厚达盈尺。
其后不久，我被“焦点访谈”叫去帮助策划一个专题时，制片人告我，他们已经收到好多让他们继续作这个题目的电话和信件…….

[em01] [em11] 这篇太好，太沉重，太需要思考，太需要大家共同认识问题！谢谢LZ转了这篇文章！！[em01]
我想起自己小时候，在上海借读的情形，由于听不懂半句上海话，而被老师同学歧视，美术本来是我最最喜欢的课，但是由于听不懂老师要求，让老师以为我蔑视她，竟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掰断了我的直尺！我很委屈，回去和爸爸哭诉，爸爸领着我去找校长理论，校长好象也蛮重视的，就让老师来和我们道歉了，从此之后，知道么，上这位老师的课我都得罚站[em02] ！也不敢再回去告诉爸爸[em02] ！！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从小就不太喜欢上海也是那个时候开始有的情绪！唉，痛苦的半年借读生活啊，这个也成为我一直不主张家长们给孩子转学的一个原因吧[em02] ！.

真的希望教育系统的人和老师们都来看看！其实老师也是辛苦的，但是真的希望老师给孩子们多点时间和空间，孩子的成长需要一个宽松的环境！.

好沉重。
作为家长我要更好的与孩子沟通，作为老师我一直善待我的学生。
我常对孩子说的是“有你们真好！”。我常对学生说的是“你们很棒！”
孩子和学生都是我的财富，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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